1970~2010年国际比较教育研究的演变：基于科学知识地图方法的实证分析_聚类论文

1970—2010年国际比较教育研究之演进——基于科学知识图谱方法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图谱论文,科学知识论文,方法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5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469(2011)09-0037-08

自20世纪50年代起，尤其是进入60年代后，比较教育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研究规模迅速扩大、研究方法层出不穷、研究成果大量增加、研究领域不断延展。有学者将这一阶段的比较教育研究概括为比较教育发展的“社会科学方法时代”。[1]然而，对于快速发展的比较教育研究，这一概括似乎稍显笼统。20世纪60年代至今，世界比较教育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呢？本文试图借助文献计量方法、数学统计方法以及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综合(PEST)分析方法系统地回答这个疑问。

本文研究采用的分析工具(CiteSpace)软件是美国德雷塞尔大学陈超美(Chaomei Chen)博士开发的信息可视化应用软件，该软件适用于多元、分时、动态的复杂网络分析，它已成为近年来在全美信息分析中最具特色和影响力的信息可视化软件。CiteSpace软件的功能主要包括作者合作分析、关键词共词分析、机构合作分析、作者共被引分析、文献共被引分析等。[2]在国内教育研究界，运用统计软件和词频软件对教育类研究文献进行计量分析已经成为新兴的研究领域，但利用动态可视化分析的成果尚不多见。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全部来源于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简称ISI)创建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SSCI)数据库。ISI是目前国际上最重要的，也是最有学术权威性的引文信息源。笔者以比较教育领域在《期刊引用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简称JCR)中近5年始终排在前两位的顶级核心期刊《比较教育》(Comparative Education)和《比较教育评论》(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为数据期刊源，选取SCI网络版——Web of Science检索系统中该两种期刊连续40年(1970-2010)的1192篇社会科学文献索引数据。旨在通过这些文献的计量分析和可视化分析，揭示40年来国际比较教育研究领域的演进历程。

一、40年来比较教育研究热点主题的演进

研究热点是指在某一时间段内，有内在联系的、数量相对较多的一组论文所探讨的学问或专题。[3]运用CiteSpace2.2R9进行关键词共现和聚类分析(见图1、表1)可以透视研究主题和热点的演进。关键词是学术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大都体现论文的精髓。研究者不仅可以利用关键词检索文献，还可以通过关键词了解文献涉及的领域和内容。通过对高频主题词的聚类，可以发现某领域的研究热点。图1中各个圆圈的大小表示该关键词出现频次的多少，圆圈越大说明相应关键词出现次数越多。Citespace软件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可以显示出关键词共词程度的高低(即关键词的中心性)。图1中关键词文字的大小体现的就是该关键词中心性的强弱，字体越大表明相应关键词的中心性越强，同时表明该关键词在共现网络里的影响力越大。中心性越强，该关键词与其他关键词共同出现的几率就越大，相应地该关键词在共现网络中的影响力也就越大。从知识理论的角度看，中心性高的关键词一般都是一段时间内众多研究者共同关注的问题，也就是研究的热点。[4]

图1 关键词共词网络图谱

从图1和表1可见，40年来比较教育研究的热点非常广泛，学校、成就、社会、分权、改革、选择、分层、公民、政策、贫困、全球化、第三世界国家、欠发达国家等都曾是研究的热点。这其中，学校、成就、社会、分权、改革、贫困、选择等热点处在整个比较教育研究热点领域的中心地位。从时间上看，热点的转换也较为频繁，20世纪60-70年代的热点关键词包括学校、成就、贫困、女孩、第三世界国家、肯尼亚、拉丁美洲等；80-90年代的热点关键词主要有教育、世界、国家、转型、分层、改革等；2000年之后，热点领域明显增多，社会、分权、膨胀、公民、全球化、女性等都是热门关键词。此外，从时间上看，也有相对持久的研究热点关键词，比如教育、学校、成就，当然不同时期各自的研究侧重不同，后文将结合文献予以详细论述。

比较教育具有理论多源性的特点。也有学者认为教育包括比较教育都没有自身标准的方法论，[5]这从图1和表1中也能看出来，多数关键词都是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术语，比如分权、全球化、贫困、社会、改革等。

20世纪60年代以来，比较教育的研究范式和方法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更迭。从重视历史、文化转向社会科学化，方法论上更注重实证研究。之后随着教师培训、教育管理、学习过程等教育实践的推进，行动研究的方法开始回归，学校教育受到普遍重视，比较教育的研究转向更强调本土化。总体而言，比较教育从最初的制度研究转向关注教育实践，从国别研究转向问题研究，从宏观层面转向微观层面研究，因此“学校”、“成就”成为这一时期持续被关注的热点关键词。

比较教育研究热点的演进折射着社会发展和理论的发展。20世纪60-70年代是个社会大变革时代，民族独立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非洲和南美洲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与此同时，美国、英国等国内民权运动、反战和女性解放运动也空前高涨，社会上经历着新旧价值观念的巨大转变，年轻人更崇尚自由、追求平等。思想上，70年代以来社会民主主义政治思潮、民主主义、绿色和平主义、女权主义、后行为主义、后现代主义纷纷兴起，思想变革剧烈。这种社会和思想变革也反映在比较教育的研究领域，从图1可见，这一时期“贫困”、“女孩”、“第三世界”、“肯尼亚”等成为比较教育研究的热门关键词。80-90年代，苏联解体，两德统一，亚洲新兴经济体崛起，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多极世界逐渐形成，国际合作和多元化思潮开始流行。在教育领域，1983年美国发表了《国家处在危机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1988年英国颁布《教育改革法》；1985-1987年日本发表了临时教育审议会的4个咨询报告；1993年中国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尽管背景和原因各异，但教育改革实践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展开。比较教育研究的热点关键词“世界”、“国家”、“转型”、“分层”、“改革”等很好地反映了这一时期比较教育研究内容的变化。

2000年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知识经济的兴起，经济和政治分权思想开始流行，教育被认为是全球化进程的重要部分；同时教育研究受到越来越广泛群体的重视，比如政策制定者，他们更关心教育对社会以及对经济的影响。这一时期比较教育的研究热点“社会”、“分权”、“全球化”、“公民”等也反映出这一变化趋势。

二、40年来比较教育研究前沿的演进

某个领域的研究前沿就是由科学家们积极引用的文章所体现的该领域的思想现状。普赖斯(Price)最早提出“研究前沿”的概念，用它来描述研究领域的动态本质，他观察到科学家似乎倾向于引用最新发表的文章，并将其称为即时因子(immediacy factor)，他认为，某个研究前沿大概由40-50篇最近发表的文章组成。陈超美强调研究前沿是“一组突现(“突现”测度的是文献被引频次或关键词出现次数等的变化率)的动态概念和潜在的研究问题”。[6]我们可将研究前沿理解为，在某一时段内，以突现词(burst terms)为基础的一组文献所探讨的科学问题或专题。对研究前沿的把握，必须在分析突现词的基础上，结合对突现词所在文献的分析，进行综合判断和探测。CiteSpace可以准确快速地辨识和探测研究前沿，[7]为比较教育的分析提供重要依据(见图2、表2)。

图2 突现词与被引文献的混合共被引网络

图2中根据连线颜色的不同，明显区分为3簇①，这说明比较教育的研究前沿具有明显的时期聚类特点，这和我们在上一节对关键词按不同时期分析的结果非常吻合。图2中深黑色外沿的圈代表该文献在共引网络中具有很高的中心性，是整个共引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共出现了7个关键节点，分别代表了比较教育前沿理论领域中的代表人物及其重要作品(见表2)。从图谱的结构看，英克尔斯(Inkeles)和弗莱雷(Freire)在图谱的下方，从颜色上看，处于浅色连线的聚类中，是图谱中最早达到共引阈值的聚类群。与弗莱雷相连的是一个较为深色聚类，这个聚类相对比较松散，聚类中的关键节点是詹克斯(Jencks)、科尔曼(Coleman)和拉米雷兹(Ramirez)。绿色聚类左边是黄色聚类，它是三个聚类中时间最晚的，关键节点是卡诺伊(Carnoy)和贝纳沃特(Benavot)。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黄色聚类左上角分离出一个小聚类，分离处的关键节点是戴乐(Dale)，说明戴乐可能引领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后文将予以详述。科尔曼、弗莱雷、詹克斯和卡诺依处在整个聚类网络图谱的中心位置，在时间顺序上也是相连的，说明其相关的代表理论之间具有逻辑上的密切联系。

根据图2，基本可推断比较教育的研究前沿是按时期顺序演变的。我们在上一节对关键词的分时期分析中，已经结合历史、政治、经济背景进行了阐述。通过关键文献检索和分析，我们还发现，比较教育的研究前沿和它的研究热点都具有按时期聚类的特性。根据图2中的颜色聚类以及表2和表4关键节点的文献聚类，可以看出各聚类文献主题和研究内容存在不同，我们定义三个聚类分别为：受社会科学理论、实证方法和人力资本理论影响的20世纪60-70年代聚类；平等观念、世界体系理论和教育实践影响的80-90年代聚类；全球化理论、知识经济理论和新市民社会理论影响的“2000后”聚类②。以下分阶段阐述各聚类的主要思想、关键文献及形成背景。

早期的比较教育研究重视对各国教育制度的描述和比较，重视分析决定各国教育制度的因素，关注各国特定国情对教育的影响。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社会科学理论和实证方法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到比较教育领域。学者们开始借鉴社会科学研究的标准方法来改造比较教育，从比较教育的研究程序、内容、目的、方法都进行系统改进。这一时期比较有影响力的方法论文献有安德森(Anderson)的《比较教育方法论》，贝雷迪(Bereday)的《教育学中的比较方法》，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认为比较教育只是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只需利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即可，而后者则认为比较教育学应该有自己独立的方法论体系，两者恰恰代表了比较教育方法论的两个主要流派。诺亚和埃克斯坦(Noah & Eckstein)的《走向比较教育科学化》则试图开发出一套严格基于实证的比较教育方法论，他们和贝雷迪一样都属于独立方法论流派。

60年代社会科学理论对比较教育的影响突出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结构功能主义思潮，以及民权主义和女性主义思想。1966年的科尔曼报告对不同种族、肤色、宗族学生的平等教育机会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造成黑人和其他弱势少数族裔儿童学习水平低的原因主要不是学校的有形条件，而是学校的社会构成，即学童的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科尔曼认为教育的平等受制于社会经济平等，反过来也影响社会经济平等，从而把教育平等问题提高到改造社会的整体目标上。詹克斯等(Jencks et al，1972)的《不平等：对美国家庭和学校教育影响的重新评价》分析了科尔曼报告的数据，得出了和科尔曼同样的结论，甚至认为学校教育对学生成绩不起任何作用，“儿童在学校学习上的差异，主要取决于他们带到学校来的差异”。[8]科尔曼和詹克斯等的研究对70年代后的比较教育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图2的共被引图谱中，二者的核心位置就是很好的体现。围绕社会经济背景差异是否导致学生成绩差异，学者们进行了长久的验证及争论，一直持续到90年代中后期。

60年代中后期比较教育研究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受到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人力资本理论的深刻影响。以舒尔茨(Schultz)的“人力资本投资”为开端，人们逐渐认识到教育对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作用。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教育被认为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这种思潮对比较教育产生了极大影响，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代表文献包括哈比森(Harbison)的《教育、人力资源和经济》、安德森和鲍曼(Bowman)的《教育与经济发展》等。

70年代以来，比较教育研究的观点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冲突理论和功能理论应运而生，出现了一些以批判性范式为主题的新研究，标志文献有科林斯(Collins)的《教育分层的功能论和冲突论》，鲍尔斯顿(Paulston)的《社会和教育变迁中的冲突理论：一个类型综述》。在美国，由于高等教育入学率下降，学校预算状况随着经济危机的到来而恶化。与此同时，之前美国和国际机构赖以依靠的“教育带动发展的理论”也被多数第三世界经济体教育投入巨大但经济未能起飞的事实“击毁”。以伊里奇(Illich)的《非学校社会》和弗莱雷的《受压迫者教育学》为代表的文献抨击传统的学校教育，他们认为传统的教育机构是压迫的工具而不是自由，图2中弗莱雷的重要位置恰好表明了它在比较教育这次转型中的核心地位。重要的批判性研究还有科林斯的《文凭社会》。70年代另一个对比较教育产生重要影响是现代化理论，关于教育促进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文献越来越多，其中的关键文献有亚当斯(Adams)的《亚洲的教育和现代化》，英克尔斯的《走向现代：六个发展中国家的个人变化》。信息和创新扩散理论也对比较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是有力促进了教育信息化的相关研究，典型文献是林(Lin)和布尔特(Burt)的《创新扩散过程中信息渠道的差异效应》。在70年代，由于国际组织对于国际教育数据库建设的不懈努力，比较教育的实证研究得到了极大地发展，并且逐渐趋向成熟，一系列跨国实证研究文献相继产生。这其中较有影响力的有沃克(Walker)的《国际教育协会六个主题调查：对21个国家教育的实证分析》、帕绍(Passow)的《国家案例研究：对21个教育体系的实证比较研究》。

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伴随世界格局的演变和国家关系的发展，比较教育主要受到世界体系理论、依附理论和新殖民主义理论等超越民族国家界阈的理论的影响。[9]以卡诺伊(Carnoy)、阿诺夫(Arnov)和拉米雷兹为代表的世界体系分析框架，超越了一个国家的范围，考察国与国、洲与洲，以及种族、阶级之间等不局限于疆界的因素，以此来分析和解释教育现象。他们认为，一国教育制度受到外部力量的影响往往大过本国内部的影响，比较教育研究的重要任务就是探讨这些外部力量。代表文献有卡诺依的《作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教育》，阿诺夫的《比较教育和世界体系分析》，拉米雷兹的《比较教育：现代世界体系的社会建构》。需特别指出的是，表2中的两篇关键文献：葛兰西(Gramsci)和布尔迪厄(Bourdieu)，前者的“霸权意识形态观点”和后者的“文化与社会再生产观点”是引领世界体系分析方法的重要先驱文献。80-90年代的比较教育研究对平等问题也很关注，注重研究教育平等和社会平等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这种倾向主要是受到了科尔曼和詹克斯的影响。随着各国教育普及程度的不断提高，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深入，提高学校教育质量开始受到关注，特别是国际上大型的教育质量监测项目对各国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学者的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研究学校教育、学业成就、大众教育问题的成果愈加丰富起来。代表性文献有海尼曼(Heyneman)的《学业成绩的影响因素：对乌干达与先进国家的比较分析》、《小学质量对29个高收入和低入国家学业成就的影响》，福勒(Fuller)的《什么学校因素会提高第三世界国家学生的学业成就》。

90年代后期至今，比较教育研究受到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理论的重要影响。在世界范围内，教育被认为是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推动力量和组成部分。戴乐的《全球化对国家政策的具体影响：基于机制视角的分析》是这个重要方向转变的引领文献。在这一时期另一个值得重视的趋势是大众教育受到广泛关注，新市民社会理论和公民意识使得教育本土化研究更增添了人文精神和关怀。这一转向的关键文献包括勃利(Boli)的《对大众教育膨胀的解释》以及贝纳沃特(Benavota)的《公众教育的形成与法律：1785-1954年》。

三、比较教育的知识基础及其演进历程

知识基础是一个更有利于明晰研究前沿本质的概念，“从文献计量学来看，引文形成了研究前沿，被引文献组成了知识基础”。[9]如果我们把研究前沿定义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发展状况(如研究思路)，那么研究前沿的引文就形成了相应的知识基础。[10]我们通过CiteSpace的共被引文献(表4)和共被引期刊聚类(表3)来分析学科的知识基础。由于此前图2对比较教育研究前沿演进的背景和关键文献的分析，也适合此处对作为知识基础的文献(表4)的分析，此处不再赘述。

从图3和表3可推断，比较教育学科基础在60-80年代逐渐趋于稳定并基本成熟，这一时期基本形成了以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为主，部分应用心理学、哲学和历史学相关理论和方法的比较教育学科基础。这和我们之前对关键词和研究前沿的分析基本一致。也有学者认为，欧洲的比较教育研究较北美更注重历史和哲学传统，在北美，比较教育研究受到新兴社会科学诸如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的影响更大。[11]值得一提的是，比较教育作为教育的分支学科，它的研究和行为科学，尤其是心理学有着紧密的联系。比如对学业成就的研究就是基于心理测量学和教育心理学文献。因此，心理学和行为科学也是比较教育的重要学科基础。表3的结果也基本验证了上述推断，从表3中可见，教育学类期刊是整个共被引期刊网络的中心，其次是社会学类和经济学类。

四、比较教育的主要影响人物及其贡献

通过对比较教育研究作者的图谱分析(见图3、表5)，我们可以看到：1)从作者结构上看，国际组织，尤其是世界银行(World Bank)、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整个比较教育研究体系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而且从时间上看，这些国际组织的影响从20世纪60年代一直持续到现在。60年代后，一些大型国际组织相继成立专门的教育研究部门，并持续关注世界教育发展，这是跨国界的比较教育研究重要的机构保障。2)从作者之间的联系看，围绕着一些核心国际组织和核心作者又组成若干小聚类，说明这可能代表着比较教育不同的观点；但是小聚类没有形成严格区分的大的聚类，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比较教育并没有观点截然不同或对立的流派。3)从主要影响力人物上看，亚当斯(Adams)、卡诺伊、阿诺夫、梅(Meyer)、法雷尔(Farrell)、弗莱雷、阿尔特巴赫(Altbach)等都是比较教育界深有影响力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