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与机制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机制创新论文,代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论及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时，提出要建立健全科学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正确有效地推进机制创新，已经成为践行“三个代表”要求的崭新课题。
机制创新是与时俱进的动力源
机制，原指机器的构造和动作原理，后被其他学科类比借用。机制创新是指从新思想的产生，到形成新机制的政策、制度和法规诞生并运行的能动过程。
纵观历史长河，机制创新以其无与伦比的伟力，改变了一个又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18世纪末，英国率先爆发了工业革命，使英国取得了世界工业和世界贸易的垄断地位。然而，早在此前的14世纪，产生英国工业革命的所有条件，即当时先进的技术、优秀的人力资源、雄厚的资金，在明代是中国都已经存在了。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源于中国？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提出的这一发人深省的拷问，世称“李约瑟难题”。
历史仿佛走了一个轮回，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相对技术水平较低、人力资源匮乏、资金短缺的中国，却成功地进行了生产力革命，给破解“李约瑟难题”提供了一把钥匙。今天，从制度和机制因素分析这一视角来透视“李约瑟难题”，便不难看出，工业革命之所以兴于英国而与中国无缘，根本原因是在工业革命前夕，英国制定了保护和激励技术发明的专利法，确立了继承权完全无限制的土地所有制和保护私有财产的制度创新，为推动经济增长开拓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而当时的中国没有建立起一套有效的保护创新、调动人的积极性的产权制度，因而无法发挥利益驱动的力量，形成推动生产力解放的强劲机制。
这使我们想起了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里的一份年轻而珍贵的文物——那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21名村民，不惜“坐牢杀头”，于1978年写下的分田到户的生死盟约。按着21个鲜红手印的“小岗契约”，无疑是中国联产承包责任制诞生的标志。作为一种适应特定时期生产力要求的制度雏形，“小岗契约”引发并见证了农村资源配置形式改革给中国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就是在资源配置上机制创新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与历史上其他阶级政党和统治集团迥然不同，它在拿起机制创新这个武器的同时，从一开始就把人民的利益作为最根本的利益。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人民的利益是机制创新的强劲需求和深厚动力。80年风雨历程，党始终把着眼人民利益推进机制创新，作为安身立命之基和发展进取之本。早在党初创和红军时期，党就提出了“一切权力归农会”和“打土豪、分田地”等鲜明的政治口号，把革命的发展同人民的切身利益紧密联系起来，促使星星之火迅速形成镣原之势。解放战争中，党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形成了解放和凝聚亿万农民群众的强大动力机制，对加速中国革命的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20年来，党的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进入了最为活跃、成效最为显著的时期，使中国社会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续写了机制创新的光辉篇章。从一定意义上说，党的奋斗史，就是不断为人民谋利益而推进机制创新的历史。以正确的政策制度及其形成的机制造福人民，这种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伟大反哺，正是党生生不已的力量之源。
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竞争如火如荼。勿庸讳言，同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国在许多方面尚处于“负赶超”状态。只有充分发挥机制创新的杠杆作用，保持强劲的发展动力和较高的发展速度，变尾追式发展为跨越式发展，才能实现后来居上，真正立于不败之地。实践“三个代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时而变不断推进机制创新，是一条基本要求。要使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就必须不断寻求完善和创新现行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途径，使党源源不断地获取新的生机和活力。
我军作为党领导下的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作为以特有职能践行“三个代表”要求的社会群体，历来重视发挥机制创新在部队战斗力提高中的跃升和突变作用。“支部建在连上”以崭新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开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先河；1964年大比武，为在和平时期通过竞争比武机制促进战斗力提高，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启迪；依托国民教育培养新型军事人才机制的形成，使我军在世界新军事革命的变革中，铸造了人才建设的新模式。今天，我军正面临着实现信息化和机械化双重跨越的挑战，面临着做好现实军事斗争准备，完成祖国统一历史任务的挑战。伟大的变革呼唤着伟大的创新。新的使命、新的任务，要求我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要注重发挥机制创新的作用。在新世纪的伟大征程中，我军要与时俱进，就一刻也不应该放弃机制创新这个法宝，就要切实把机制创新作为推进改革、建设和发展最稳定、最根本的动力源。
先进文化是机制创新的基础和灵魂
伟大的创新必然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在文化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资源，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重要组成部分的今天，先进文化理所当然地担负着为创新提供思想先导、方法路径、内在动力和环境氛围的重要功能。先进文化所蕴涵的价值观念，不仅是建立各种社会制度的价值源泉，而且也是新社会建立一系列道德规范的价值尺度，从而成为机制创新的基础和灵魂。
以科学理论为指针。创新是对客观事物的科学认知和能动改造，唯物辩证的思维须臾不可离开。日本理论物理学家坂田昌一，根据恩格斯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创立了著名的基本粒子“坂田模型”，从而印证了恩格斯的著名论断：“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坂田昌一临终前写下肺腑之言：“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在我40年的研究生活中经常地授给我珠玉般宝贵的光辉。”这一史实，令人信服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中的唯物辩证法，完全可以给予创新以方法论的指导。坚持代表先进文化与推进机制创新的统一，坚持先进文化对机制创新的统领作用，是机制创新的内在要求。在东西方文化相互激荡的时代环境中，要牢牢把握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趋势和要求，必须坚持以人类先进文化的核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保持创新正确的方向，赋予创新科学的方法，使机制创新始终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为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为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服务。
以思想解放为先导。中外发展的实践反复证明，思想解放是机制创新的伟大引擎。历史上，那些对推动社会变迁和发展产生深刻影响的新政策、新制度和新机制，都是革故鼎新、解放思想的结果。欧洲十五、十六世纪的三场思维变革，即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后的制度变革，作了最好的准备。“五四”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对于民主科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成为制度变革的机制创新的先声。1978年，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极大地解放了人民被禁锢的思想，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冲破“左”的束缚，为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改革和机制创新，打开了成功的道路。相反，思想禁锢必然形成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的桎梏。英国是经典科学的理论基础——牛顿力学的发源地，但是，英国的近代技术革命，靠的是作坊和手工场中的工匠，粗陋的技术和落后的产业对精密科学的需求并不强烈。面对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时错位这一假象，在偏狭的功利驱使和保守的思想观念主宰下，传统的牛顿力学始终将科学家束缚在理论力学和数学框架内，致使科学研究与工业革命严重脱节，难以形成科技产业化的机制。到1830年，当英国工业革命宣告完成时，世界科学中心却从英国先后向法国和德国转移。英国一些科学精英曾撰写《英国科学的衰落》和《无首领的科学》等专著，对英国由于思想僵化从世界科技高峰跌落进行抨击和反思。历史的借鉴值得注意。当前，我国正面临着新的思想解放的契机。我们只有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统一，坚持求真务实与勇于创新的统一，坚持以鲜活的思想作为创新的源泉，才能在机制创新中有新的更大作为。
以文明兼容为母体。江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我们都要积极继承和发扬。”借鉴人类文明先进成果的创新思路，可以避免从头摸索中走弯路。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府为使日本“脱亚入欧”，把封建的日本尽快改造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于1871年派出40人的大型使节团，用近两年的时间考察了美国等12个欧美国家，随后制定了“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和“富国强兵”三大政策，建立了完整的近代学校体制，形成了笃学厚才的崭新风尚和育才用才的良性机制，使日本从封建落后国家一跃而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明治维新的当代启示是，正如一个国家和民族在与世隔绝和封闭中很难发展起来一样，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也不可能离开世界文明大道而将自己封闭在一个独立的文化圈中，而必须建立在广泛借鉴吸收人类文明先进成果的基础上。我国古代的丝绸之路，曾经把灿烂的中华文明传播到西方，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先进技术，成为推动西方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的酵母。实现中华民族新的伟大复兴，必须善于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中汲取营养，借鉴先进国家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的经验，在兼收并蓄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中推进机制创新。作为军队，特别要学习借鉴外军加强人才培养、优化指挥体制、提高装备水平、完善战时动员机制等方面的有益经验和做法，提高机制的质量和效益。
把机制创新作为跨越式发展的助推器
机制创新的根本着眼点是确保我军“打得赢”和“不变质”。在保持我军性质宗旨、影响部队战斗力生成的关键要素和问题上探索新途径、实践新方法，是机制创新的必然选择。
——探索理论创新的有效机制。战争史反复证明，当新的军事思想和理论创立时，未来一些由此主宰的战争的胜负就已悄然决定了。美国在发起海湾战争的前10年，就已经对“空陆战”的理论和战场图景有了深入的研究。海湾战争爆发时，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夫妇从传媒上看到的作战样式和战争画面，竟同10年前美国将军给他们演示的幻灯图片惊人地一致。在知识战争日益走上世界舞台，知识在战斗力构成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的今天，理论创新能力是决定一支军队能否登上世界军事斗争制高点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建立激发和推动我军理论创新的有效机制，首先要形成理论牵引发展的崭新理念，把军队建设纳入科学理论的轨道；要按照产、学、研结合这一知识创新的最佳模式，加强部队、院校和科研院所的横向联系，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寻求理论创新的最佳选题，实现理论创新的最大价值；要在交叉渗透中推进理论创新，打破学科壁垒，跨学科进行交叉培训、跨领域进行信息交流。另外，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维护知识持有者的权益，把理论创新的成效与个人切身利益挂起钩来，形成激发理论创新的动力机制。
——健全人才培养的有效机制。人才培养机制的创新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创新。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当务之急是转变旧观念，确立新模式。要着眼军队现代化建设跨越式发展要求，实现人才由传统的管理型、经验型向现代的知识型、专业型转变；要着眼做好现实军事斗争准备需要，把德才优秀、群众公认、实践锤炼的要求作为举贤用才的根本指导思想，通过优才准入、岗位轮换、绩效评估、多元激励和制度选入等措施，尽快完善人才选，训、用、管一体化的动力机制，形成靠素质立身、靠政绩进步的良好氛围。同时，要着眼军人职业牺牲性、奉献性突出的特点，认真解决优秀军事人才劳酬失衡的问题，把军队人才培养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轨道。
——建立联战联训的有效机制。联合战役是未来作战的主要样式。对于我军而言，由于缺乏联合作战的经验，联训联演协调并非易事。联战联训需要共识和相通的知识素质作支撑。陆海空军要依据不同的任务建立指挥关系，在战役进程的各个阶段，自觉转换角色，牢固确立联合致胜的作战思想。陆海空军指挥军官要交叉培训、交叉任职，提高联合作战素质。要探索联战联训中干部管理权与指挥权兼容的有效方法，增强联合作战指挥的权威性，从管理体制上确保联战联训畅通。目前，制约联合作战的因素不仅在军队内部，而且广泛存在于社会，必须通过联训联演，加强军地间的协调和畅通，切实解决人力动员、物资征集、军地协调、联合指挥等问题，使蕴含在社会中的巨大战争潜力，能及时转化为战斗力。
——营造热点化解的有效机制。群众关注的热点，应当是贯彻“三个代表”要求的着力点。当前，解决部队中影响风气、影响党的先进性的一些热点问题，需要调整和转换思路，标本兼治，通过机制创新从源头上加以根治。近年来，不少单位通过增强干部选拔透明度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增大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有效纠正了干部选拔任用中的不正之风；积极引进市场竞价机制，由基层官兵参与，对主要副食品实行“阳光采购”，防止采购中的“暗箱操作”，维护了广大官兵的切身利益；在建立社会化保障机制中对部队实行集中供暖，既保证官兵用上清洁的热能，又解决了过去有些单位购煤质次价高和容易吃“回扣”等问题；建立司务长、团生活服务中心主任、机关助理员等管钱管物人员定期轮换机制，减少了经济犯罪和违纪问题的发生；健全部队干部住房社会化物业管理机制，解决了调离人员收缴房租费、水电费、煤气费难的问题……实践证明，机制创新是化解热点、正本清源的有效途径。坚持完善具体业务工作的自我约束机制和强化群众民主监督机制的统一，就能充分发挥机制创新在正风气方面的杠杆效应，逐步铲除不正之风滋生的土壤，切实把官兵的思想和情绪理顺。
——形成制度创新的有效机制。机制创新从属于制度创新。改革开放20多年来，在党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核心的领导下，我国已经有了广阔的制度创新的空间。江总书记“七一”讲话作为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理论创新，必将引发中华大地出现制度创新的新格局。按“三个代表”的要求推进机制创新，就要高度重视发挥政策工具的作用，加强政策制度的研究与改革，拓展和丰富机制的创新源。创新是观念的更新，也是利益的调整。没有法律的支持和保护，就难以协调各种利益矛盾，就不可能形成稳定而宽松的环境。古人说：“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机制创新需要完善立法，但立法之后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更重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防立法和新出台的军事法规有上千项之多，这是机制创新的重要环境资源。自觉强化法规意识，坚决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是推进机制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