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描述性模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模型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P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05X(2005)01-0066-05
理论界在盘点近来经济状况时，出现了对于经济形势的两种判断即当前的宏观经济是否已经过热。总结各家意见主要观点可以分成5种[1]，可以看出对于当前经济是否过热，学界的态度比较谨慎，目前基本只是对“是否会出现过热”的趋势给出预测。关于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是经济学界一个常炒常新的主题，因为经济形势很少会保持理想的总需求与总供给均衡的状态。在1992～1994年这一经济上升期，经济界也曾热烈地讨论过这个问题，现在也是如此。在关于经济形势的判断和预测方面，最能体现宏观经济学界意见纷呈的特点。最近，市场出现了一系列的物资短缺或涨价（如汽油、农副产品、钢材、水泥、电力等）现象，有人认为这些都是经济过热的实际表现，进而得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因此有必要对这个问题作深入全面的分析。本文不以给出对现时经济状态的判断为目标，而是试图指出认识这一问题的基本层面，并给出一个描述性模型作为研究中国宏观经济增长问题的一个新维度。
一、经济“过热”的特定含义与表征
当我们在热烈争辩经济是否过热这个问题时，必须首先清楚地定义“过热”的准确含义和它的表征。在这里，有必要对以往的研究作一个综述。理论界曾对是否将“五快二紧”作为经济过热的特征进行过讨论。“五快”是：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快、工业增长速度快、信贷规模增长快、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快、进出口增长快。“二紧”是：交通运输紧，能源、原材料紧[2]。也有学者考虑到经济效果总是滞后于经济活动的规律，建议对速度与效益、均衡的关系，特别是对投资的性质和结构以及资金来源进行分析。提出尽管总供给与总需求基本平衡，但如果供需结构是非均衡的，即使总量增长在供需总量上表现为大致相等，经济增长也不可能是健康的，因为这仅仅是总供给与总需求在货币形式上的相等。这种“均衡”不仅不足以说明经济增长是正常的，而且也会由于结构的恶化而再度遭到破坏。理论界曾对我国经济的适度增长率进行过广泛的讨论，试图确定一个比较的基准，以便简单地将实际增长率与之比较后得出经济是否过热的判断。如有建议把适度经济增长率直接等同于长期平均增长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这种理论忽略了经济发展的动态性特点，也就是国民经济阶段性跳跃式发展，概要地说是指在某个阶段国民经济以超越常规的形式和相对较高的速度实现的持续增长。跳跃式发展的动力来自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其核心内容则是经济结构的优化和进一步高级化。这种观点因其没有脱离计划经济的思路而未被接受。也有观点把通货膨胀作为经济过热的一个重要特征（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国家统计局综合司宏现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1993年和1994年经济形势预测与分析》，载于《经济研究》，1993年第5期。），这种看法也是将直接原因归为主要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又不能适时适度地自行调整和缓解，根本原因则在于制度机制方面。所谓机制问题，主要是缺乏通过市场进行资源合理配置的机制，或者这种机制作用不强；所谓制度问题，主要是指经营管理体制、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界定、收入分配等方面的不合理。
有学者认为经济过热通常是指经济运行中同时出现了经济增长速度过快，总需求过度膨胀、结构性矛盾加剧、物价上涨过猛等诸多问题，认为总需求过度膨胀是经济过热的最本质特征，并将过热的类型根据过多货币的发出渠道的不同，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如财政赤字主导型的经济过热、贷款膨胀主导型的经济过热等。另一种方法就是根据总需求各部分的膨胀情况来划分。将总需求膨胀区分成三种情况：消费需求膨胀、投资需求膨胀和投资—消费需求双膨胀。相应地，经济过热也区分成三种类型：消费膨胀的经济过热、投资膨胀的经济过热以及投资—消费双膨胀的经济过热（注：在这次关于经济是否过热的探讨中，有人提出2004年前3季度投资增长速度过快，并将其作为一个过热的征兆。对此也有相反的说法指出，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1992年增长率为40.4%，1993年为61.8%，虽然2004年前3季度达到了30.5%，但全年预计可能只有23%左右，远低于上次经济过热的指标（见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宏现经济分析课题组：《中国经济：步入增长新周期》，经济观察报，2003年12月1日）。）。引起我国经济过热类型这种转变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宏观调控当局行为方式的变化。从宏观调控当局的角度来看，经济过热的原因可以区分成宏观调控当局的扩张冲动和宏观调控体系的失效（注：主要是考察货币投放量、社会固定投资增长速度与GDP增长速度的比率，以及物价指数变化情况。）。由于经济过热的类型多种多样，因此，治理经济过热必须根据各次经济过热所存在的问题采取不同的措施，而不能简单地沿用紧缩贷款和紧缩投资的办法。也有学者对我国经济的自然增长率进行了估计（注：估计中国经济的自然增长率为11%。），认为判断经济是否过热，不仅要看短期的经济增长率是否高于自然增长率，而且要看作为出发点的基期的经济是过冷还是过热。
笔者认为对“经济过热”的定义应该加以明确界定，具体应区分为中观经济过热和宏观经济过热两个范畴。所谓中观经济过热是指个别产业或区域出现了过热的一些特征，而宏观经济过热仍指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过热的特征。目前，在投资品和部分产业比如汽车、钢材、房地产等领域出现的快速增长和价格上涨应该是中观经济过热，而不是宏观经济过热。这种区分对于我国这样一种长期存在发展结构性问题的复杂大型经济体是有现实意义的。中国的经济总量越来越大，内在结构越来越复杂，支撑力量越来越多元化，认识和把握它越来越困难。如果在这种发展极不平衡的状态下，不是有针对性地分析各个中观范畴的经济状况，而过于拘泥于宏观经济指标，会成为一种表面化和浅层的认识，有一叶障目的危险。
进入2003年后半年，我国经济发展强劲，投资增长迅速，在部分行业出现了过热的迹象，笔者引述了学界对此轮增长的5种观点。（见表1）
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或预测应该建立在对宏观经济有显著影响因子的综合作用的研究之上，同时这些显著影响因子集也是对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判断的特征因子集合。从表1可以看到，学界对于作用于宏观经济的显著因子以及判断经济运行状况的特征因子的观点是很不同的。
现在笔者尝试将所有的因子汇集起来，稍作取舍并进行分类。（见表2）
笔者认为这里汇集的因素部分是属于中观经济研究的范畴，部分是传统意义上的宏观经济研究的范畴。既然应该区分中观和宏观，也应该按这个标准分别对待这些因素。需要指出的是，理论上认为总需求远超过总供给时，宏观经济就是过热的，但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水平很难测算，因此把对它的估计具体为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在宏观经济学理论中也有认为总投资大于总储蓄时，认为宏观经济将要或已经过热，鉴于笔者的观点，未采用其作为表征。
对于宏观经济是否过热，有下列因素或表征：
表1 2003年后半年关于经济增长的5种论点
表2 特征因子汇集与分类
1.GDP的实际增长率是否超过潜在增长率
2.是否出现显著的通货膨胀（注：也有人将主要商品是否存在供给需求的缺口列入考量，见卢中原：《我国经济没有过热》，《粤港信息日报》，2003年10月9日。笔者认为，主要商品存在这种缺口时会首先反映出中观经济层面的过热，不应作为对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判断的表征。）
这个定义在操作上有一些问题，如潜在增长率不易测算，也会有变化，一般会增大；如何定义显著的通货膨胀水平。另外，如果在等到实际结果已形成时，再去判断经济形势是不利于预测和及时调整的，这也是本文认为应将重点转向中观经济对于宏观经济动态作用研究的原因之一。为克服这些缺陷，可考虑运用时间序列分析和统计过程控制的方法来预测GDP增长率的走势，同时还应加强对不同中观经济增长和总体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动态分析和研究。为使讨论简化，这里略去了对国际贸易和汇率因素的考虑，货币流量和增长率等因素被认为是与投资、国际收支以及汇率等因素相关的（注：货币供应的增加并不一定导致贸易商品价格的大幅上涨，见巴曙松：《中国不会重现恶性通胀》，《国际金融报》，2003年11月20日。目前货币供应量增加主要部分是外汇占款。当然这种情况也会逐渐改变，但目前还是以此为主。）。
对于中观经济过热，笔者主张对下列因素加以考虑：
1.该部门或区域的投资增速（注：最近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存在投资性经济过热现象，但不能确定是否属于整个宏观经济过热，见www.qianlong.com引经济学家杂志：《中国经济已出现投资性过热》。这是一个新的没有明确定义的概念，笔者认为该文的这一提法不够科学。）
2.该部门或区域的价格水平和增速
在这里，还有一个关于中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互动的假设，笔者认为在整个经济体中不同的中观经济体发展对于整体的影响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如果以产业部门来分，在某一被考察的时间段内，可能能源和基础设施、生产资料等部门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会比其他部类更大，但也许是某些消费行业作用更大。如果从投资、消费、政府支出、净出口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大小来看，目前仍以私人投资和政府支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政府投资）为主要拉动力量，具体理论模型有待深入探讨。同时对于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哪一方面过快增长对宏观经济产生整体的影响，也更值得深入研究。
这个因素见表2。应该讲，即使统统考虑，也未必没有遗漏的重要因子，何况其中有些因素间并不是独立而是有内在的联系。但是，总体看来，如果对于因素范围考虑得过小，那么得出片面结论的可能性会越大。比如，仅以货币供应量（率）增长状况衡量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状况，显然是不够慎重的。
二、对于中国经济的判断与对经济研究的建议
当仔细审视各家之言的时候，会看到强调“过热”论的观点多把注意力集中在目前已很突出的部分行业，在那里存在明显的过度投资和价格飞涨现象（注：从目前行业数据来看，部分行业过热和部分行业过冷是并存的，这种不同步现象也可能成为一种常态。林毅夫甚至直接使用局部过热与局部紧缩分别指称这种冷热不均的现象。）。也有的认为货币增长过快、生产资料价格增长以及GDP增长等趋势预示着过热即将发生，这一类说法因为缺少证据而缺乏说服力。笔者估计2004年GDP也不会超过以前估计的潜在GDP水平。至于对近来出现的初级产品和一些农副产品涨价的根本原因应进行深刻分析而不能简单地看做来源于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尽管由此可能引发价格指数攀升，至于是否会严重到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有待对通货膨胀的形成机制进行深入探索。目前，我国居民价格消费指数达到1%～1.2%，比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通货膨胀信号要低（注：一般CPI超过5%才被看做有通胀，见王长胜：《宏观经济平稳走出通缩》，《深圳商报》，2003平12月8日。2004年部分月份CPI超过了5%，但该指数上冲乏力，已在回落之中。）。以我们对宏观经济是否过热的两个特征来看，现在的整体经济没有过热（注：作出这样的结论不得不承受心理压力。近来农副产品和一些工业投资基础产品大幅涨价，有些媒体甚至惊呼“通货膨胀这个‘强盗’正在敲门！”尽管我们对通货膨胀的惧怕心理是很重的，但是仍需客观和科学地对待这个问题。）。
但是，从中观层面来看，在多个行业部门，确实发生了过热现象，有的甚至相当严重。因为尚未明了中观经济过热对宏观经济的具体影响，不能武断地讲这些中观过热经济不会对宏观经济的过热带来决定性作用。随着经济发展，一些大型企业的经济状况也可能对中观和宏观经济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比如，电力企业基本由国家控制，在即使正常水平电力也很紧张的状况下，又面临2004年部分耗能产业快速发展造成的电力紧缺的局面，更加突显了电力企业和国家电网存在的问题，也体现出部分行业或地域出现的过热现象。也就是企业层次上，某些问题已突出到影响宏观和宏观经济发展的程度，但不能简单地以这个现象论证宏观经济过热。我们应该认识到，宏观经济学研究面临着一个机会和挑战，即对中国这样一个转型中的、还不完全依靠市场经济机制运作的、各地区各部门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复杂经济体，如果简单地套用以成熟发达的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的宏观经济学的主流理论，有可能无法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深化理论的契机在于对中观经济层面着力研究（注：余永定在《总供给函数的推导》（发表于《经济研究》2002年9月）一文中尝试了通过企业层次的研究建立总供给曲线的方法，并认为在微观单位和宏现总量之间还存在这一块十分广大的“中观”领域，认为对这一中间地带的研究必将大大丰富现有的宏观经济理论，见余永定：《尽志不至可无悔矣》，《读者》2003年第1期。），并通过中间层次对整体经济制约的机制研究，加大调整和把握，从而起到有效调控增长幅度和延长增长周期、减少经济波动的目的。
三、中国经济发展特点与对理论建模的思考
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分水岭，中国宏观经济发展具有投资驱动的明显特征，而因为现行制度因素，社会固定投资的主要部分来自政府和政府宏观调控下的信贷政策渠道。居民储蓄量大但对消费的拉动很小，因政策和产业发展状况所限，个人投资的出路主要是进入工业领域，形成重复低效益投资的不合理结构。这一轮增长与以前不同之处在于，在多年的通货紧缩情况下，对通货膨胀因素的考量可能有所调整（注：国家统计局姚景源提出，2004年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走工业生产增长强劲，工业对GDP的增长率达到65%。投资增长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并且以企业更新改造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民间投资增长快以及外企投资比重大为特征，但全社会经济格局仍呈现供大于求。见《2003年中国经济走了一个V型》，《深圳商报》，2003年12月22日。）。
对于使用特征经济量／率因子和增长经济量／率因子应该采取审慎态度。这是因为经济的动态性不易把握，对于以总量为参照的数值，可能因为经济变动而发生变化，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制度限制被打破后可促使经济产生飞跃式发展。对于判断多高的增长量／率是正常的，如果我们仍然局限于以前的经验数据，很可能对变化中的经济增长产生错误的估计。此两方面作为评估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依据当然是十分重要的，但其意义仅存在于我们能够准确定义合理的特征经济量／率因子和增长经济量／率因子数值的前提之下。
对于以哪种经济理论作为研究经济是否过热的基础，笔者认为不宜再使用过于“宏观”的模型，如总需求是否与总供给基本平衡，或者总投资是否与总储蓄基本平衡。这里并不是要降低这些模型的理论价值，而是认为过于宏观的数据将一些微观上的实际差异掩盖了，因此应更多关注产业结构和发展等更微观的方面，同时考虑制度性变革的影响。笔者将这一观点借助于类似固定轴转体的物理模型表达。（见图1）
图1 调整宏观经济的杠杆作用
将整个宏观经济看做是一个固定轴物体，以该物体绕轴转动的速度来衡量宏观经济的表现，当转速超过一个上限时，认为出现了宏观经济过热问题。在轴体上有若干个柄，可以分别代表投资、消费、政府支出、净出口、制度变迁等驱动力量，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有效作用增加进来。每一方面都对整体经济的表现有所贡献。其产生的驱动力量，取决于每一方面的合力矩大小。
为便于说明，将表示合力的箭头面成垂直于转柄，可以看出各方面对于整体经济贡献的大小（力矩）取决于着力点与轴心的距离以及有效合力的大小。笔者认为对于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而言，不同方面的贡献区别是很大的，不能一概而论，在不同的经济体里，它们的实际作用是不同的。在中国，投资对GDP的影响达到60%以上，消费的影响只有不到40%，而美国却正相反。在主流理论的国民经济核算恒等式中，投资就是指私人投资，而且这部分不受政府干预，完全由市场信号引导，投资的领域也没有太多限制；在中国，投资的限制很多，而且政府投资有替代和挤出私人投资的倾向。对于这些区别，不能简单地认为只是程度的不同。另外，经济体因为复杂的内部结构间有机和动态变化，在不同的阶段，各方面的对宏观经济的贡献也可能有很大差别。更进一步讲，每个方面的合力实际是分散施加的各个力量的综合。以投资方面为例，各个产业部门投资所产生的力无论从大小还是方向上都是不同的，比如能源、原材料等基础生产领域的投资状况与上游产业相比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就更为显著。（见图2）
图2 不同行业投资的影响分析
KLEIN采用类似PRINCIPAL COMPONETS方法估算中国1980～2000年GDP增长率时，进行了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中国GDP增长率与电力、煤炭、原油和粮食产量有显著线性关系，拟合程度很好，而其他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小。近期对造成CPI超过5%的现象，主要判断是电力、粮食、某些原材料的价格猛涨引起的传导作用和翘尾因素，也说明某些经济体中的某些因素确实具有很强的引导和拖动效果，在传导机制里具有显著作用。令人欣慰的是，经济界中有更多人开始关注经济结构中的不合理因素了。
在每个行业进行投资产生的驱动力由不同的箭头来表示。不同行业的投资效果差别是非常大的，而这一层面的问题就是中观经济研究的重点。如果根据统计数据能够得出投资对于中国经济的驱动力最显著，那么就有必要深入到中观层面去研究各力量合成的机制。如果我们集中注意力在观察重要的趋势和差异量因子上面，再根据政策进行微调，在一个小区间里控制这些因子的滞后影响的大小，还是有可能在局部或短期内预测宏观经济走势并使经济变化保持在我们可以基本接受的范围内。长期的总体预测不如技术层面的短期监控和必要调整对中国宏观经济的意义更大一些。这就是采取抑扬结合的行业调控措施，达成令人满意的合力效果，进而达到调整宏观经济表现的杠杆作用的现实意义。
笔者并不认为宏观经济研究应该降低到中观经济层面，除了从宏观经济总量层面考虑外，另一个应该考虑的方面在于考察中国宏观经济内在的发展规律和相互作用，也就是研究上述各方面对于整体经济的影响程度、产生影响的原因、影响因素之间的作用机制以及演进规律。这方面的研究至少可以指导我们确定不同时期里各方面在整个经济中的权重，并趋利避害地使整体经济稳步健康地向前发展。
虽然笔者判断现时的经济还没有“过热”，但这并不是说“过热”的经济离我们还很远，同时应该将对“过热”趋势的判断和现时经济是否过热的判断区分开。至于宏观经济状况到底如何，这取决于对这个模型的深入的实证研究，在此之前，应避免泛泛地讨论或预测宏观经济。
收稿日期：2004-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