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史学名著《柱间史》的初次发现与抄本传承考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藏族论文,抄本论文,史学论文,名著论文,发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738(2009)04-060-06
当敦煌藏经石窟中的古藏文历史文书因机缘而未能公诸于世，当古藏文石碑与摩崖文字依然在风吹日晒中无人问津，当《底乌教法源流》与《娘氏教法源流》等史料可靠性较强的分裂割据时期文献被人为地漠视而未能广为流传时；从公元十世纪后半叶佛教在吐蕃本土再度兴起，一直到佛教史观在藏族传统史学领域内完全确立且占主导地位的纵横几百年中，历代藏族历史学家们在研究、编撰吐蕃王朝时期的历史时，引经据典的史著不外乎就是《柱间史》、《玛尼宝训集》、《巴协》和《莲花遗教》等这几本在原有母本上几经被后人篡改、修订过的古文献。这些文献将‘赭面食肉’的藏族人的历史从吐蕃王朝时期重“人文”倾向的史学观念生拉硬扯到佛教神学史观的轨道上，从而对后期长达9百年的藏民族历史文化观留下了深深的宗教烙印。岁月如梭、沧海桑田，以更敦群培大师(1903-1951)的《白史》为藏族现代史学的界碑，自此藏族史家的史学观与研究方法有了划时代的转折。
本文研究西藏分裂割据时期中期(北宋时期)发现的藏族史学名著《柱间史》，亦称《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传—遗训金鬘》(srong-btsan-sgam-povi-rnam-thar-bkav-chems-kser-gyi-vphreng-ba)或《松赞干布遗教》(bkav-chems-ka-khol-ma)，立足于对《柱间史》原著及其成书时代相接近的各种藏文史料的较为深入的挖掘分析，着重探讨这部史料的初次发现即开掘成书年代与原著抄本的传承情况。
一、阿底峡(A-ti-sha,982—1054年)到西藏弘扬佛法
《柱间史》的发掘者古印度著名佛学大师、被藏人广泛称为至尊吉祥阿底峡于公元982年诞生在孟加拉国超越城(Vikramapura,今达卡地区)，与赤松德赞时期前来吐蕃传法的寂护大师同为萨霍尔(za-hor)王族。其父王名为善胜吉祥，母后名为吉祥胜光，位列三兄弟之二，俗名月藏(zla-bai-snying-po)。幼年时已显露出非凡的宗教禀赋与气质。11岁在那烂陀寺师从觉贤学习佛学，18岁时，到超戒寺(bi-kra-ma-la-shlv-la)从北门守护者——那若巴(na-ro-ba)学习密法。29岁割舍红尘，在印度金刚座玛底毗哈热寺(rdo-rje-gdan-ma-hav-bo-dhvi-gt-sug-lag-khang)随小乘大众部的西拉热其达大师剃发出家，取法名为迪邦嘎热室利加那(Div-pam-kav-ra-shriv-inyav-na，意译为吉祥燃灯智)。后航行13个月来到金岛(kser-kling,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跟随金岛法称(Dhar-ma-kir-ti)大师学法12年，回到印度后出任超戒寺的上座经师并成为兼通显密二教的佛学大师，持中观应成宗见。阿底峡这一称谓乃古格王所赠，意为“殊胜的、寂静的、俊美的”。
公元841年吐蕃末代赞普赤达磨乌佟丹(dar-ma-vu-dum-btsan)，815—843)强制实行禁佛运动，赤松德赞赞普曾经明令规定的正统佛法(见依龙树中观宗，行依六波罗蜜)失去了王权的约束，导致雪域藏区的佛教文化思想史上出现了百余年的①的极为混乱局面。
公元10世纪末，西藏正处于既无完整的教理系统可依，也没有一贯的修行次第可循；以至于僧俗四众对教法充满了疑惑。修密者轻视显教，重戒者毁谤密法，彼此相互争斗不休。
阿里三围之古格王朝的首领柯热(vkhor-re)出家后取法名为拉喇嘛·益西沃(lha-bla-ma-Ye-shes-vod，意为天喇嘛智光)②一直致力于恢复吐蕃先祖赞普时代的正统佛法，他久仰阿底峡的高名，很想请他到古格来传教，可惜未能如愿。益西沃侄孙拉喇嘛·强求沃(Byang-chub-vod，菩提光)为继承其遗愿于公元1037年特地派遣纳措译师·崔成杰瓦(nag-tsho-tshul-khrims-rgyal-ba,1011-1064)携带重金去迎请尊者，并详述西藏佛教混乱之境况，以及益西沃王为宏法忘躯请法的事迹。阿底峡深受藏人求法的热忱所感。1040年末，年届59岁的燃灯智大师从印度启程途经尼泊尔住一年，1042年下榻于阿里古格托林寺。答疑著书，尤其是1044年所著《菩提道明灯》在当时和后期藏传佛教领域成为纲领性的指导文件。1045年初，阿底峡正打算返回印度时，康丹玛地区的色尊·勋努旺秋(se-btsun-gzhon-nu-dbng-phyuk)大师门下“库俄仲三杰”③之仲敦巴·杰瓦炯乃(vbrom-ston-pa-rgyal-bavi-vbyung-gnas，1005-1064)特意前来拜会阿底峡大师，并极力祈求促成大师前往卫地传法。于是阿底峡前往桑耶寺、唐波且寺、拉萨等地朝圣，随后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弘法大师鲁梅·西饶崔成的首席大弟子四柱八梁中四柱之一俄·强求炯乃(rngog-byang-chub-vbyung-knas，纪年不详)将其迎接到叶巴静修地的巴让神庙传教授徒；嘎瓦·释迦旺秋④又将其迎接到彭波地方的兰巴庙(vphan-yul-lan-pa-spyil-pu)；后来庞敦·强求坚赞(纪年不详)又将其迎接到聂塘居住了整整8年。1054年，在聂塘圆寂，享年73岁。
二、阿底峡从大昭寺伏藏开掘出《柱间史》
从印度启程时超戒寺的主持仁纳阿嘎热(rad-na-a-ka-ra)只允其在藏地逗留三年，且让纳措译师发誓保证。故来到阿里三年期满，阿底峡意欲返回印度却因尼泊尔发生内乱而受阻，仲敦巴就更加借机促其前往卫地。在羊卓雍措湖畔出身于吐蕃军旅豪门世家的俄氏[rngog]家族并且对当时拉萨大小昭寺具有掌控能力的俄·勒贝西饶(rngog-legs-pavi-shes-rab，纪年不详)将阿底峡大师迎接到大昭寺参观朝佛。极欲了解大昭寺由来的阿底峡在一名拉萨疯婆子的指引下，于1049年从大昭寺宝瓶大柱子附近挖掘出三卷文书即：记载松赞干布臣子业绩之《饮光明月》(zla-bai-vdod-vjo)、王妃业绩之《圣洁素绢》(dar-dkar-gsal-ba)以及松赞干布本人的传记《遗嘱首卷录》。其中松赞干布的传记遗嘱是用金汁书写在蓝色绸缎上。⑤阿底峡当场命令以南交瓦阿弥·强求仁青(rnal-vbyor-ba-a-mes-byang-chub-rin-chen，1015-1078年)⑥等四名在当时具有“敦巴”(教导大师)⑦名号的弟子当日转抄在纸张上，抄完后将母本依原样放回原处。据说当天因条件有限抄写时使用了相当劣质的笔墨，造成原始抄本字迹模糊不清。
《柱间史》原手抄本题名为“bkav-chems-ka-khol-ma”，“噶切母”(bkav-chems)是“遗嘱”之意，而“噶阔玛”(ka-khol-ma)则是“抽出编为噶部”，整个书名为“从遗嘱中抽出编为噶部”，意译为“遗嘱首卷录”。内容共分16章，与后来库顿·尊追雍仲(khu-ston-brtson-vgrus-gyung-drung,1011-1075)之亲传弟子格西查巴恩歇坚(dge-bshes-graw-pa-mngon-shes-can)在大昭寺另一处发掘的著名“伏藏”典籍《玛尼宝训》(ma-ni-bka-vbum)中的《法王松赞干布传》和《松赞干布21行状》所记内容基本一致。其前七章叙述藏族的始祖与族源、吐蕃王统世系、释迦族来源及族系、观世音降生转世为藏王松赞干布等内容。从第八章开始叙述松赞干布一生的丰功伟绩，包括创制藏文、迎请印度本尊佛像、迎娶尼泊尔赤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入藏、兴建大昭寺及108座佛殿、留遗嘱、埋“伏藏”等等。书中所载藏族始祖由观世音菩萨点化的猕猴与岩魔女相配衍生之神话传说与藏族最初源于四大氏族之说；第一代赞普—聂赤赞普来自于印度释迦族系之说；赞普王统世系；松赞干布一生宏扬佛教的事迹等内容先后被蔡巴·贡嘎多吉的《红史》(成书于1363年)、雅砻觉沃·释迦仁青岱的《雅砻觉沃教史》(1376)、喇嘛当巴·索南坚赞的《西藏王统记》(1388)、班觉桑布(即大译师·嘉卜却巴桑)的《汉藏史籍》(1434)、巴卧·祖拉陈瓦的《智者喜宴》(1564)等后世众多著名史家参阅并在各自的史籍中或多或少引用，成为公元14世纪以来藏族史家建构西藏古代历史的基本素材之一。由此可见《柱间史》对后世治吐蕃历史的藏族学者的影响和传统史学思想领域的影响是极其广泛而深刻的。
三、阿底峡所掘《柱间史》抄本的传承
这是关联到判定《柱间史》成书的年代与抄本内容的真伪性问题等方面的重要线索。由甘肃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毛兰木嘉措先生依据北京民族文化宫图书馆藏《柱间史》手抄本，与拉卜楞寺藏《柱间史》手抄本影印件相对照后铅印出版的《柱间史》原著后序结束文中写到：“此遗教第一手抄本是由阿底峡传给庞敦，此后依次由庞敦传给堆隆巴，堆隆巴传给京俄瓦，京俄瓦传给内乌素巴，内乌素巴传给直贡巴，直贡巴传给嘉玛瓦，嘉玛瓦传给热振瓦(raw-sgreng-ba)，热振瓦传给衮桑(dkonbzang)，衮桑传给多吉崔成，多吉崔成传给我。”⑧
《柱间史》原著抄本的这一传承人中可以确定的庞敦是指庞敦·强求坚赞(bang-ston-byang-chub-rgyal-mtshan)，他是阿底峡的亲传弟子，其人生卒纪年不详，名列卫地十一大“敦巴”之中，是迎请阿底峡到聂塘传教的发起人。堆隆巴是指堆隆巴·仁青宁布(stod-lung-pa-rin-chen-snying-po，1032-1116)，他是京俄瓦·崔成拔(spyan-snga-ba-tshul-khrims-vbar，1038-1103)⑨的弟子，曾于1103年创建堆隆赞卓寺(btsan-vgro-dgon,今堆隆德庆县兰巴乡兰巴村)，⑩故此处传承顺序可能系抄错颠倒。应该是京俄瓦在前，堆隆巴在后。内乌素巴的徒众中没有在名字前面冠以直贡巴(vbri-gung-pa)三字的弟子，根据前后传承关系看，应是缮写抄本时对杰尔贡巴(dgyer-sgom-pa)三字的误写。杰尔贡巴·勋努扎巴(dgyer-sgom-pa-gzhon-nu-grags-pa，1090-1171)即是内乌素巴(乌素巴·益西拔snevu-zur-pa-ye-shes-vbar,1042-1118年)(11)的亲传弟子，又是嘉玛瓦(嘉玛瓦·勋努炯乃rgya-ma-ba-gzhon—nu-vbyung-gnas,1138-1210年)的伯父兼上师，(12)于1119年创建嘉玛仁青岗寺(rgya-ma-rin-chen-sgang)，寺址在今墨竹工卡县嘉玛乡。嘉玛瓦·勋努炯乃的尊称有桑杰汶(sangs-rgyas-dbon)或桑杰汶顿(sangs-rgyas-dbon-ston)，于1182年建新嘉玛寺(rgya-ma-rin-chen-sgang-gsar-ma)，因为他是斯里兰卡的一名阿罗汉委托克什米尔大班智达释迦室利(kha-che-pan-chen-shavkya-shri,1127-1225)带来的四朵花的受赠人之一而更加闻名。(13)当《柱间史》原著的手抄本从嘉玛瓦·勋努炯乃开始其传承脉络就变的越来越模糊不清了。首先下一个传承人“热振瓦(raw-sgreng-ba)”是谁？在嘉玛瓦的弟子中没有发现名称前面冠有“热振瓦”的人。虽然在创立新噶当派的宗喀巴·罗桑扎巴(1357-1419年)的高徒中有一名叫强僧热振瓦·释迦索南(byang-sems-rwa-sgreng-ba-shavkya-bsod-nams)的人，但在传承年代上有所不符，是否中间忽略了几个传承人？在下来的传承人衮桑(dkon-bzng)和多吉崔成(rdo-rje-tshul-khrims)就目前笔者所见史料而言根本无法考证，更遑论去判定最后一位“我(ng)”是何许人也。
有关《柱间史》第一手抄本手稿传承的另外一个线索出现在仲敦巴·杰瓦炯乃编写的《噶当祖师问道语录》中：“阿底峡传给南交瓦，南交瓦传给京俄瓦，京俄瓦传给恰域瓦，恰域瓦将其中有关观世音菩萨业绩的一部分转送给大昭寺的香灯管理师(dkon-gnyer)，其余部分就放在灵塔中。”(14)此段记载正好与《柱间史》原著后序结束文中所载：“《柱间史》另一母本是南交瓦将第一手原著抄本传给了京俄瓦，京俄瓦传给恰域瓦，恰域瓦自己手抄一份放在灵塔中并将原件装藏在一尊塑像中”(15)相吻合。
如果综合考证比较这两处记载，我们碰到两个疑点：1、恰域瓦将南交瓦所传《柱间史》原著抄本放在哪座神殿哪尊塑像中？2、恰域瓦自己缮写的第二手抄本又放在谁的灵塔中？对于第一个疑问，目前找到的更确切的线索是噶玛噶举派高僧贡追·元旦加措(1823-1899年)编著的《百名伏藏师传》。该传写到：“恰域瓦用蓝纸金汁缮写的手稿副本放在灵塔中，原件母本放在殿堂马头明王塑像中。”(16)
对于第二个疑问，就得关注恰域瓦本人的生平史料。恰域瓦·勋奴沃(bya-yul-ba-gzhon-nu-vod,1075-1138年)，出生在堆隆奎阔陇(stod-lung-gol-go-lung)，姓氏为虐(gnyos)，俗名本达(vbum-stag)，十一岁在堆隆擦陀寺受戒出家，初服侍其娘舅堆隆巴·仁青宁布，二十岁时受京俄巴·崔成拔的青睐成为其贴身弟子长达九年。1113年创建芒热恰域寺(mang-rwa-bya-yul-dgon)，聚集两千五百名僧众，寺址在今墨竹工卡县尼玛江热乡，该寺曾在1285年被止贡万户烧毁。(17)恰域瓦的著名弟子有塔布·夏瓦岭巴，杰尔贡巴·勋努扎巴，于1137年建岗岗寺(kam-kam-gtsug-lag-khng)，在今墨竹工卡县唐加乡)的冲协瓦·仁青僧格(1100-1170年)，在嫩地(snon，在今墨竹工卡县嘉玛乡)修建佟布日寺(dum-bu-ri)的佟布日瓦·达娃坚赞，修建墨竹杰顶寺(mal-gro-rgyal-steng)的楚普瓦·旺秋坚赞，恰域寺第二任座主藏巴仁波齐多吉米觉(1077-1161)等等。所谓“手稿放在灵塔中”一说，会不会是他的弟子们将手稿放在恰域瓦本人的灵塔中？恰域瓦圆寂后，其上半身塔藏、下半身火葬(108颗舍利子放在堆隆奎阔陇的银质灵塔中)。笔者曾前往芒热恰域寺，并查阅了该寺珍藏的一本古旧手抄寺志《mang-raw-bya-yul-sde-bzi-rab-rgyas-gling-dgon-gyi-dkar-chag》,其中述及恰域瓦的灵塔时写到：“bya-yul-ba-chen-povi-dngul-gyi-gdung-khang-bkra-shis-vod-vbar,vdivi-sbyin-bdag-dpon-rin-chen-vod-kyis-mdzad-nas,lha-bzo-pho-ro-rgys-seng,vdi-yi-nang-na,bya-yul-ba-chen-povi-sku-stod-ril-po-zangs-kyi-gavu-vi-nang-du-bzhugs……”等等，并未发现装藏有《柱间史》手稿的任何记载。
四、小结
公元11世纪中叶——13世纪，正是藏传佛教教派林立，各教派学者竞相宣传本派的主张和教义，思想活跃，形成百家争鸣的时期，同时也是封建割据，许多大农奴主争霸一方的时期。在争鸣中，各自利用文学、史学著书立说宣扬佛教世界观。在这—社会历史大背景下由印度佛学大师阿底峡开掘后经其亲传弟子——噶当派的高僧们代代相传，反复缮写、修订和保存，因传承时间跨度大，保存环境变化大，所以《柱间史》究竟可时定稿成书，确切时间目前无法下最后结论，但值得肯定的是其最后一次抄写修订成书应不晚于12世纪后期。因为该书由宁玛派掘藏大师娘·尼玛韦色(1124-1192)在撰写《娘氏宗教源流》时被视为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献而列入其首选参考书目，(18)并其中关于藏族的始祖由观世音菩萨点化的猕猴与岩魔女相配繁衍之说与藏族源于四大氏族之说；聂赤赞普来自于印度释迦族系之说等观点被直接引用。(19)说明此时《柱间史》手抄本不仅定形成书，且在社会上流传。此后，噶当派的高僧奈乌班智达·札巴门兰洛追(Grags-pa-smon-lam-blo-gros)写成于1283年的《奈巴教法史-古谭花鬘》(sngon-gyi-gtam-me-tog-phreng-ba)一书中也提及此书。进入14世纪后，噶举派和萨迦派等各教派高僧学者如：蔡巴·贡嘎多吉、雅砻觉沃·释迦仁青岱、喇嘛当巴·索南坚赞、巴卧·祖拉陈瓦等众多史家先后编撰《红史》、《雅隆觉沃教法史》、《西藏王统记》、《智者喜宴》等史书时都曾参阅过此书并其佛家的观点或相关内容或多或少被直接或间接引用。由此可见，此时《柱间史》对藏族史学思想领域的影响是极为广泛而深刻的。
这次可供参考研究的《柱间史》原著版本也只有一部，就是甘肃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依据拉卜楞寺和北京民族图书馆各自收藏的两卷手抄本相对照校订，由甘肃民族出版社于1989年铅印出版的藏文版原著。但是如果还能发现《柱间史》原著的其他标准的早期手稿写本，那么在前言后跋和正文的字里行间就有可能找到新的线索，再结合对正文的编排与内容的分析研究就可以推动《柱间史》的史学考证，使其呈现出崭新的局面。所以敬请前辈、同辈和后辈们的不吝赐教，我辈有识之士应该为藏族史学史研究雪中送炭，共享研究之乐趣，不因“我执”而私藏研究线索。
注释：
①公元841藏历铁鸡年达摩赞普禁佛后，寺庙关闭、僧人逃散，一直到鲁梅·崔成西饶(915-？)于公元949年在拉萨河上游创建拉摩神庙，收徒授戒，为佛教在卫藏地区再次复兴的标志。东嘎·洛桑赤列先生对此问题另辟蹊径，进行了独特的年代学考证，参见“对于后宏期纪年考证”载于《东嘎·洛桑赤列文集》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噶当派纳塘寺的高僧扎巴美朗罗追于公元1283年所著的《奈巴班智达教法史——古谭花鬘》中认为鲁梅大师返回西藏后传教的第一个据点是叶巴巴让[yer-pa-ba-rang]。多部史书以978年鲁梅等人前往桑耶寺收徒授戒为后宏期之兴起点。
②对于吐蕃后宏期佛教步入大乘正统轨道做出过巨大贡献的阿里古格—普兰王室拉喇嘛益西沃的俗名柯热或另一说松额(srong-nge)与其身份转变及其王室传承情况在各种藏文史籍中记载不一。笔者此依据收藏于哲蚌寺的五世达赖喇嘛搜集收藏并加盖其印章的古史料中发现的《天喇嘛耶希沃编年大事记》手写卷(原件残存页)并娘·尼玛韦色的(1124-1192)《娘氏宗教源流》、菜巴·贡嘎多吉的(1309-1364)《红史》、喇嘛当巴·索南坚赞(1312-1375)的《西藏王臣记》等史籍中所载相关内容相吻合。
③色尊·勋努旺秋(se-btsun-kzhon-nu-dbang-phyug)是后宏期下律传承之喇钦·贡巴绕色的弟子楚木·益西坚赞的得意门生，因楚木·益西坚赞本人持戒严谨，而且门规森严，被称为“尊派”(btsun-rgyud)意为清规派，传承嫡系弟子的法名前多冠以“尊”(btsun)字。阿底夏的大弟子中库顿·尊追雍仲和俄·勒贝西饶、仲敦巴·杰瓦炯乃都曾先期拜师于色尊大师门下，“库俄仲三杰”(khu-rngog-vbrom-gsum)之大名亦发端于此。仲敦巴·杰瓦炯乃于1044年离开色尊前往阿里拜见阿底夏，俄·勒·贝西饶与库顿·尊追雍仲亦于次年返回卫地。
④嘎瓦·释迦旺秋(ka-ba-shavkya-dbng-phyug)系后宏期卫藏十二人中创建兰巴神庙之巴尊·罗追旺秋的亲传弟子，1044年仲敦巴·杰瓦炯乃为迎请阿底夏特意寄给卫藏地区各酋豪大德的那封著名书信是直接寄到他的手上并由他来转交或通知其他头面人物的。
⑤(印度)觉沃阿底峡.柱间史(藏文版)[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4，319.
⑥南交瓦·阿弥·强求仁青是继仲敦巴·杰瓦炯乃后成为热振寺第二任法座。“南交瓦”意为成就师，“阿弥”是当时对康区高僧的一种尊称。
⑦敦巴[ston-pa]是藏地佛教后宏期对下律传承中的大师级别人物的尊称，意为导师，相当于民间旧密咒师额巴[sngags-pa]。
⑧(印度)觉沃阿底峡.柱间史(藏文版)[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320.
⑨京俄瓦·崔成拔，1038年出生在碾地之朗热岗[nyan-gyi-snang-ra-sgang](在今拉萨市达孜县唐嘎乡罗寺附近)，父名韦·释迦多吉和母名里女·益西珍(可能和来自西域和田的家族有关，在下律传承后藏罗敦·多吉旺秋一系中也有一个叫里·罗追勋努所创“里措”[li-tsho]的支系)，本名达曹巴尔。18岁在堆垅擦托寺[tsha-thog-dgon]从卫藏十二人之一巴·崔成罗追的弟子梅·喜饶森巴受沙弥戒，取名崔成拔。20岁来到热振寺随仲敦巴学法八年，在修持方面受其秘密教授，得其真传。因长期服侍仲顿巴左右，遂称眼前人即“京俄”从而成为藏族历史上获得京俄[spyan-snga]这一名号的第一人。又拜同门师兄南交瓦·强求仁青、衮巴瓦·曾·旺求坚赞(1016-1082年)和南交瓦·西饶多吉为师，进一步修炼菩提道。他对梵语颇为精通。特别重视诵咒，供佛和静修。1095年，建罗寺[lo-dgon]，收徒众多，开创噶当教授一派。1109年去世，享年七十一岁。其著名弟子有堆垅巴·仁青宁布，恰域瓦·勋奴沃，纽荣巴·尊追坚赞等人。对于京俄瓦·崔成拔的生死纪年方面甘丹寺第十五任座主，《新旧噶当教史》与《新红史》的作者班钦·索南扎巴(1478-1554年)认为生于1033，并于1093年建罗寺。
⑩郭·迅鲁白.青史(藏文版)[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347，348.
(11)内乌素巴·益西拔，噶当教授派[bka-gdams-gdams-ngag-pa]之祖师级大师。出生在内乌素的推巴地方[vphan-yul-dar-spras-rong-gsum-las-sprs-snevu-zur-gyi-sa–skor-thod-pa-skang](在今林周县松盘乡[gsum-vphrang])，母亲是著名的阿妈热吉玛[a-ma-ra-gcig-ma]。26岁时前往热振寺拜第三任座主衮巴瓦为师，衮巴瓦去世后又拜波多瓦为师，后建内乌素寺[sneau-zur-dgon]。
(12)郭·迅鲁白.青史(藏文版)[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377，384.
(13)斯里兰卡的一名阿罗汉给克什米尔大班智达释迦室利的弟弟一个宝盒，说道：“你的兄长即将前往雪域藏地，请委托他随身携带这只宝盒。其中有四朵花，一枝要奉送给“直”[vbri]地方的一个叫仁青贝[rin-chen-dpal]的人，此人乃龙树大师的化身；一枝要奉送给热纳古支寺[rtna-ku-ti-ste-rin-chen-sgang即仁庆岗寺]的一位高僧，此人系印度远古时代具缘车[skal-ldan-shing-rta]菩萨之化身；一枝奉送给底巴吉[指楚普译师，diw-bha-gi-ste-khro-phu-lo-tsav-ba]；还有一枝请将其供奉在底巴吉塑造的米勒大佛[khro-phu-byams-chen]胸前。后来大班智达释迦室利依言各自奉送。
(14)敦巴·杰瓦炯乃，等.噶当祖师问道录(藏文版)[M].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1994：181.
(15)(印度)觉沃阿底峡.柱间史(藏文版)[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321.
(16)贡追·元旦加措.百名伏藏师传(藏文版)[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7：119.
(17)恰域瓦[bya-yul-ba]与恰域[bya-yul]曾因历史地名的混淆而引起了诸多误解，出生在恰域寺所在村落(今墨竹工卡县尼玛江热乡芒热一村)的拉巴平措副教授为此特地撰写了“噶当格西大德恰域瓦创建的恰域寺及其地名考证”一文，发表在《西藏大学学报》(藏文版)2009(1)：44-51.
(18)娘·尼玛韦色.娘氏宗教源流(藏文版)[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501,144-156，158-159.《娘氏宗教源流》结语中
娘氏向读者交代其参考书目时名列首位的是由阿底峡在拉萨大昭寺柱间发掘的《国王遗嘱》(rgyal-po-bkav-chems，指《柱间史》)，并说明该文献如何珍贵之理由专有一段阐述。
(19)札巴·门兰洛追.奈巴教法史——古谭花鬘.西藏史籍五部(藏史版).拉萨：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90.19；王尧，陈践，译注.奈巴教法史——古谭花鬘.中国藏学[J].1990(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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