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国企改制迷途还是方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沙论文,迷途论文,方向论文,国企改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规范的退出和退出的规范
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提出了原则性意见，调整国有企业布局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无疑为国有企业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原则。对此，各界人士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尤其是政府官员、企业家和学者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在此基础上，许多地方政府在这个大原则下加快了国企改制的步伐，采取了多种方式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革国有企业。一些中小型、亏损严重或者微利企业的退出早已司空见惯。然而，长沙市三家较大规模、效益比较好的国有企业通过资产评估，实现了“两个置换”，却在社会上引起强大的反响，赞同者有之，观望者有之，怀疑甚至反对者亦有之。新闻界对此也给予了广泛的关注。
长沙的国企改革之所以引起人们如此浓厚的兴趣，当然首先与其实现“两个置换”超常规的，大胆的改革举措分不开，同时也与这三家企业是典型的“靓女先嫁”有关。这三家企业效益好、规模大，在全国同行业中都有一定地位，通常被认为“没有改革必要性”。然而，当改革进入到攻坚阶段，延续只有经营困难、资不抵债的“半老徐娘”才可出嫁的思维，显然已受到怀疑。改革的实践也充分证明，国有企业只有大胆改革，及时规范地退出竞争性行业，发展的机会才不会贻误。另一个争论的焦点是，国企退出过程中怎样保证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怎样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因而，国企要实现规范退出，无疑需要在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总的原则下有一个退出的规范。
长沙三家改制企业作为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退出是无可厚非的。这既符合党的政策，又是现实所使然。改革的深化已经使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企业为政府带来的只是利益，毫无风险可言。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激烈竞争，企业亏损破产倒闭已成家常便饭，国有企业总体业绩不佳就足以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尤其是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给政府带来的不仅是利益，更多的是商业风险。它不再是政府实现诸如就业、社会稳定目标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却经常成为沉重的包袱和额外的负担。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国有企业的改制和退出已从过去单纯的解放企业，让其具有更大发展空间的单一目标转变为给企业松绑，就是给政府自己松绑，就是解放政府自己。政府直接经营国有资产，事倍而功半。政府从繁杂的，或者说从自己管不好的事情中退出来，专注于自己应尽的职责，搞好公共管理，当好“裁判员”，为企业发展创设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制度环境，是大势所趋。但如此众多的国有企业如何规范地退出，不仅涉及到国有经济的战略重组，而且关乎着企业的未来发展。长沙三家国企改制，人们议论最多的就是退出是否规范，包括国有资产的界定方式、企业资产量化到人的原则以及经营者持大股问题，更重要的，是企业内部改制还是以公开的方式实行全社会的参与改制。另外，国有资产退出后，如何处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国有资产上的关系，也是深层问题之一，关乎着中央与地方的改革利益，以及改制方式能否有效推广。纵观长沙三家国企的改制方案的设计，是以中共长沙市委、市政府出台的《关于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问题的意见》（长发[1999]29号）为前提的。在操作上，他们制定了比较详细的转制方案，基本上考虑到各方面的利益，并针对企业的实际情况，坚持劳者有其股、经营者持大股的原则，充分调动了企业经营者经营好企业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职工的合法权益，保证了企业发展的后劲。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们的退出是规范的。
但是，对于长沙市委、市政府的29号文件的一些规定，议论也颇多。文件提出：“按照‘谁投资谁所有，谁积累谁所有’的原则，对拟改制企业的产权进行界定，以1984年实行‘拨改贷’的时间为界”区分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这无疑为政府如何退出国有企业提出了一些新的课题。作为国有经济战略重组的重要步骤，国家有关部门应该就国有经济退出的一些重大问题制定出退出规范，一方面能够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保持社会的公平和稳定，另一方面，有利于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当然，我国地域辽阔，国有企业的情况又千差万别，对国有企业的退出规范不可能制定得过细，但随着国有企业尤其是一部分经营管理、经济效益都比较好的企业进入改制的攻坚阶段，许多重大问题是必须要作出明确回答的。
首先就是国有资产如何界定问题。由于1984年“拨改贷”的实施，企业的资金大多来自于银行的借款，以后经营所得大体应该按照一个什么比例在国家和集体之间分配？1984年以前的国家投资所形成的国有资产按照哪一年的价格计算？以当年投入的价格计算，还是按照改制当年的价格进行重新评估？
其次，国有资产在退出和转换过程中，如何确定政策优惠的范围和幅度。国有资产要退出竞争性领域，从有利于企业发展及补偿对职工的历史欠债等问题出发，国家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和国有资产价格上的让利是必要的，但这一幅度到底多大为宜，值得探讨。像长沙市国有产权由职工一次性买断可实行50%的优惠，在封闭运行、缺乏市场竞价的情况下，是否便宜了一些？这一幅度到底如何界定，国家应有一个原则性意见。与此相关，更有人从社会公正以及定价合理的角度提出，应彻底改变这种囿于单个企业内国有资产转换方式，实行国有资产向社会公开拍卖的办法，这的确是最具社会公正和合理定价的思路。但国外经验表明，国有资产的市场价位前景并不乐观，尤其重要的是难以发挥原国企内部职工和经营者的积极性。
再次，经营者持大股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是必然的选择，但经营者通过什么方式产生，经营者持大股的比例是多少，中层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人员以及普通职工应如何持股。这些问题极为敏感，必须慎之又慎。
最后，置换后的国有资产的归属与用途问题，所有权属于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这既涉及各方利益，又牵涉到是否能保证国有资产发挥最大的效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是必须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许多专家指出国有资产并不属于某个具体国企，其利益不能只被改制企业单独享有，是有充足理由的。考虑到从整体上看，像长沙三家国企这样，国有资产净值为正的只是少数，即国有资产整体是欠债大于净资产的状况，变现后的国有资产显然必须拿出相当部分用于亏损国企的改制还债。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中央政府给予综合考虑，并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而不能长期停留于“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否则问题将越积越多，矛盾将越来越复杂。
无论如何，长沙市的三家国企改革，从根本上说是具有积极和深远意义的，那就是改革所表现出的危机导向。他们虽然经济效益很好，但并未陶醉其中，强烈的忧患意识促使他们大胆创新，以保证企业持久的竞争力，这是需要勇气的。有鉴于此，在企业改制和退出过程中，如何发挥好服务和导向功能，保证改制中的公平和效率的有机协调就严肃地摆在各级政府面前。
标签：国企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长沙经济论文;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