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政策分析的发展趋势*
张清敏
【内容提要】 作为一个分支学科，对外政策研究最初以建立宏观比较对外政策理论为目的，被称为比较对外政策；后来转变为探讨影响对外政策的不同变量及其与政策结果关系的分析模式，并在不同模式的指导下分析对外政策的决策机制，被称为对外政策分析。近年来对外政策分析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趋势，包括不断与其他相关学科的成果特别是宏观国际关系理论和历史学研究融合，借鉴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紧扣对外政策实践，增加理论模式的政策价值；摆脱对外政策分析模式的“北美偏见”，把更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政策纳入研究和分析视野中，建立一个适用范围更为广泛的对外政策分析理论。在这个过程中，在国际舞台上日益活跃的中国的对外政策自然成为对外政策分析理论建设关注的焦点。中国对外政策研究要抓住这个重要的机会，为建立更具普遍意义的对外政策分析理论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
【关键词】 对外政策分析 中国特色理论 比较对外政策 中国对外政策
宏观国际关系理论多关注和解释体系层次或其他少数几个层次变量之间关系的规律和特点，变量关系相对简单，容易理论化，多种理论互相竞争，推动了学科的繁荣，因此在国际研究(international study)领域一直占主导地位。相对而言，对外政策研究因涉及的变量多，难以理论化，一直处于从属地位，依附于宏观国际关系理论。由于不同国际关系理论对对外政策有着不同的理解，因此对外政策研究在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所处的地位也有所不同。
作为国际研究领域的一个分支学科，对外政策研究早期的意图是建立可以比较的宏观对外政策理论，后来转变为探讨不同的对外政策分析模式或框架，并用这些框架分析对外政策的影响因素及其如何作用于对外政策结果。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对外政策研究学科不断扩大，成为美国国际问题研究学会(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ISA)下属最大的分支之一，有了自己的学术阵地和专业刊物[注] 美国国际问题研究学会下属的对外政策分析分会所办刊物《对外政策分析》(Foreign Policy Analysis )网络版可见https://academic.oup.com/fpa，访问时间：2019年2月10日。，学科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本文在简要回顾对外政策分析学科的发展历史和特点的基础上，探讨这个学科的最新发展趋势，并对建设中国特色对外政策理论提出几点思考。
一、 从比较对外政策到对外政策分析
对外政策研究的核心问题与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研究一样，都是战争与和平问题。从对外政策角度看，每一场战争或是邪恶对外政策的结果，或是特定政策决策机制运作的结果。战争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推动了国际关系学科的产生以及对外政策研究的发展。对于战争何以爆发以及如何避免战争再次爆发等问题，人们在不同时期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并据此开出了不同的政策处方。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和新成立的苏联领导人列宁批评了旧的外交传统，并提出了消除战争的思路。虽然他们在主张公开外交和民族自决等方面的主张具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在对战争根源的认识和如何避免战争等问题上，却提出了不同的思路，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威尔逊认为国内民主和国际制度是消除战争的途径；列宁则提出帝国主义就意味着战争，只有通过革命消灭帝国主义，才能避免战争。前者后来发展为“民主和平论”，后者则是中国人熟悉的“帝国主义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现实主义认为，国际格局及其变化是对所有国家都施加影响的冷酷无情的力量，战争是国家间关系的常态。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被看作单一的(unitary)、不可分割的(monolithic)理性行为体。国家在国际体系里的行为取决于国际体系的性质和各国的实力对比，而不是国内政治因素。对外政策决策过程被认为是一个理性选择的过程。这种视角几乎主导了冷战初期的对外政策研究。例如，冷战双方在看待对方阵营的行为和政策时，都将对方阵营的成员看作理性行为体。博弈理论、安全困境、威慑理论、胁迫外交等都是以理性行为模式为基础的。
江苏高考这几年作文题的材料聚焦于一到两个核心语词，行“话题作文”之实，写作者需要围绕核心语词，即“话题”，来构思行文。但也许有人会说，言论型材料基本都含有两三个核心词语或关键概念，构思行文理应围绕它们来写。但我们要注意的是，江苏高考作文题中的核心语词是独立存在型的，而非彼此联系。即使是2014年的“青春”，出题人的立足点也是“青春不朽”这一面，所以，实际上是以“青春不朽”这样的短语形式构成了一个独立的单位，而16年的“个性”或“创新”，两者之间也不一定非要发生关联。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研究取得了很多成就，但在建设中国特色对外政策理论方面仍然任务艰巨，还有三个问题待解决。
如果说从决策机制和过程的角度对对外政策进行研究的思路挑战了理性行为视角把国家看作单一的、不可分割的行为体的假设的话，借助政治心理学的方法对决策的研究则挑战了国家是理性行为体的假设。用心理学方法研究对外政策的决策，表明决策者并不总是理性的(rational)，或者理性是有限的(bounded)。决策者的成长经历、决策者与环境的关系、决策者认知或处理信息的方式等因素都可能对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和结果产生影响。[注] Harold Sprout and Margaret Sprout, The Ecological Perspective on Human Affair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Alexander L.George and Juliette L.George, Woodrow Wilson and Colonel House :A Personality Study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64);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影响对外政策的因素是多元的，不同的学者往往只关注其中一个方面。针对“对外政策分析缺乏全面的、可以检验的、概括性的、系统性的……理论”[注] James N.Rosenau, “Pre-theories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in R.Barry Farrell, ed., Approaches in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98-99.的状况，罗西瑙(James N.Rosenau)在20世纪60年代呼吁建立一种宏观、简洁、普遍适用、可以比较并能经得起科学检验的解释对外政策的普遍理论(general theory)。[注] Ibid., pp.98-151. 罗西瑙的呼吁启发了不少研究报告、博士论文以及教科书向这个方向努力，使比较对外政策研究成为大学的一个学科，美国国际问题研究学会还成立了比较对外政策分会。
但是，这种建立宏观比较对外政策理论的努力并没有像罗西瑙预期的那样产生被广泛接受的对外政策理论成果，因为对外政策的宏观理论必须是一种系统、简洁、普遍适用的理论，要比较就需要将众多不同类型的国家纳入其中，探讨不同国家对外政策的细节。世界上国家众多，影响对外政策结果的因素更多，研究越具体和详细，就越难以概括和找出共性，这种方法对于建立宏观理论无异于南辕北辙。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国家间相互依存的加强，比较对外政策研究逐渐式微。到了20世纪80年代，对外政策研究放弃了建立比较对外政策理论的努力，进入了对外政策分析的阶段。
建立宏观比较对外政策理论的努力以失败告终，是由对外政策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一般都是单一层次的理论，但是影响对外政策的因素是多元的，涵盖国内和国外两个领域。从领导人的人格特点、对环境的认知和对信息的处理、政府的机制和决策过程、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历史文化特点等，到国际力量的平衡和外部行为体对本国行为的可能反应等，都可能成为影响本国对外政策的因素。这些因素都是分析对外政策决策过程所不可忽视的，而且理论不能仅限于各种事实和因素的罗列，还需要考虑多种变量之间的关系并将它们有机整合为一个逻辑严密的体系。然而，在研究对外政策的具体操作层面，只能集中研究某个具体的影响因素或自变量对政策决策过程和结果的影响，这使得研究中的变量是情势性的。对外政策的这些特点导致对对外政策研究进行理论化十分困难。
在认识到建立一种跨国界的、普遍适用的对外政策理论不可及之后，从事比较对外政策研究的学者转而将目光瞄向建立一种介于一般国际关系理论和具体对外政策行为或地区研究之间的中程(middle range)理论，通过研究特定对外政策实践，概括或提炼出特定层次的因素影响对外政策结果的模式，并用不同的模式对这些因素影响特定政策的过程和结果进行分析，而不是全景式地展现对外政策决策过程和结果。这也是因为，在现实的对外政策研究中，研究者不可能把事件整个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全部描述清楚，符合逻辑的解释要求研究者找出与事件发生相关的和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以相关的证据和材料为支持，探讨分析这些因素与政策结果之间的联系，提出分析对外政策的概念模式，帮助研究者在解释复杂的对外政策决策时，找出其最主要的特点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
本研究针对茶尺蠖分别采取了3种诱捕器进行诱捕试验，筛选最适合鄂东南茶区茶园性诱杀虫平台，确定最佳投放间距和高度，以供茶叶生产管理参考。
对大多数在高校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学者来说，他们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和解释国际关系的基本规律，成就感来自于知识的积累和对真理的追求。他们关注、研究甚至批评国家对外政策，但无意影响政策。国际关系学界影响最大的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沃尔兹、温特和米尔斯海默等理论大家，都很少直接参与政策制定。究其原因，就在于他们试图仅仅用一个变量，或权力结构，或政权性质，或观念，来揭示国际关系的规律或对外政策现象，他们的各种理论来自于关注不同变量与国际关系或对外政策的关系。但政策制定者在解决具体问题时，需要同时将相对能力、国内政治、规范和信念等多个因素纳入考虑，而且还受到自身的心理因素和特质等个人要素的影响。学术研究的理论太简单、太抽象、太简约，不能直接为政策制定者所用。
从这个意义上看，概念模式类似于日常生活中的导游图，只要把最主要的地标画出来就可以指导旅行者顺利找到要去的景点。一项对外政策的研究若要穷尽对外政策决策的每个细节，需要将整个决策过程重复一遍，正如一张导游图若要包含一个地区的全部详细内容，需要和这个地区一样大。重复决策过程每一个细节的研究就像和实体一样大的地图，没有价值。
近年来，对外政策分析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一是与国际关系理论的融合越来越密切，在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结合上表现得尤其显著。国际关系理论自身的反思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对国际关系理论和对外政策分析的传统假设提出了共同的挑战，成为推动二者融合的动力。二是借鉴历史学研究的方法，或与历史学研究结合，注重档案材料的运用。三是在宏观国际关系理论和地区研究或比较政治研究之间发挥桥梁作用，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发挥纽带作用。四是致力于将对外政策研究的视野扩展到亚非拉国家，试图建立超越美国或西方国家边界的对外政策分析模式。
二、 对外政策分析与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融合与借鉴
每一个学科都有其特定的研究范畴和研究对象。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的不同决定了学科之间的差异。国际关系理论与对外政策研究主要的区别就在于研究对象的差异。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把国际体系作为研究和解释对象，属于体系层次的理论，又称宏观理论。不同体系理论的共同目的在于描述、解释和预测国际关系体系的规律和特点，如国际局势的紧张或缓和、战争的增加或减少、贸易保护主义的上升或减弱、人道主义干涉行为的变化等，而不是描述或解释国际关系中不同行为体的偶然个案或具体国家的具体对外政策。结构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沃尔兹(Kenneth Waltz)曾强调自己的理论不是对外政策理论，冷战结束以后兴起的建构主义代表人物温特(Alexander Wendt)也明确地说，他和沃尔兹一样，感兴趣的是国际关系而不是对外政策。[注]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页。 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概念清晰、变量单一、解释简约等特点。
对外政策分析是一种中程理论，研究对象和因变量是国家对外政策。对外政策分析在方法论上重视具体的单个案例，研究对象一般是在某一特定时间范围内和特定背景下，国际体系的一个行为体对另一个行为体在什么时候、在某一个具体领域做了什么、怎么做的。与体系层次的国际关系理论相比，对外政策分析强调国内政治的运作和个人的作用，因提供影响对外政策因素的详细清单而缺乏简约性。与现实主义把无政府状态当作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的一种常态或对外政策的常量有所不同，对外政策分析突出强调情势性要素的作用，把无政府状态当作一种变量，并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地解释对外政策。
国际关系理论试图揭示国际关系的总体规律，对外政策分析关注的则是具体行为体的对外政策。从本质上来看，两者之间的联系是一种整体和个体、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国际关系的变化是不同国家行为体的对外政策互动的结果，单个国家的具体对外政策是国际关系规律的个案，而国际关系的规律又是由众多个案组成的，不同对外政策个案集中起来所表现出来的规律应该和宏观理论所解释的规律一致。两者的不一致必定意味着理论的错误，或理论的前提条件需要修改或限定。对外政策分析虽然并不致力于建立宏观理论，但提出和完善对外政策分析的模式，并试图把这种模式运用于其他对外政策实践的研究，这本身就是对对外政策规律的承认。
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解释自然或社会现象的规律，并对这些规律予以理论化的解释。理论化程度似乎是一个学科成熟程度的标志。由于对外政策分析自身的研究特点决定了提高其理论化程度的困难，在宏观国际关系理论占主导地位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对外政策分析被认为“太强调个人”的作用、“太实证”(ultra-positive)、“不够简约化”[注] Juliet Kaarbo, “A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Perspective on the Domestic Politics Turn in IR Theo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 Vol.17, No.2, 2015, p.19.,只能给“宏观理论和历史的案例研究做些脚注”[注] Steve Smith,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An Historical Overview,”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 Vol.12, No.1, 1986, p.13.关于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的关系还可参阅：Vendulka Kub
lkoved.,Foreign Policy in A Constructed World (Armonk, NY: M.E.Sharpe, 2001).，在国际研究领域只能处于少数派的地位，在一般国际关系的教材中几乎看不到有关于对外政策分析的内容。
行为主义和科学主义是推动政治科学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研究的主要方法。对外政策分析把对外政策当作一种人类社会行为的客观结果，把对外政策行为看作这种行为的客观表现，所以才按照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探讨对外政策的客观规律，主要任务是借助一定的模式进行实证主义的分析，描述和解释具体国家的对外政策，探讨和解释对外政策规律的内在逻辑关系。
需要关注的是，冷战结束后对外政策分析与宏观国际关系理论的联系在加强。这种结合的趋势首先表现在关注变量的趋同和研究群体的融合。传统上一直关注体系层次的结构变化而不关注对外政策的现实主义也开始关注国内政治因素。如沃尔兹在冷战结束前表示，虽然国内因素影响对外政策，但国际体系的“竞争压力比意识形态的偏好或国内压力要重要得多”[注] Kenneth Waltz, “A Response to My Critics,” in Robert O.Keohane ed., New 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329.。冷战后他稍有缓和地表示，“只有将外部和内部的条件联系起来才能解释对外政策”[注] Kenneth Waltz，“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8, No.2, 1993, p.79.。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则更明确地提出，进攻性现实主义是一个关于国际关系结果的理论，是对外政策理论。[注] John J.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 (New York: W.W.Norton & Company, 2001), p.422, note 60.
随着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兴起，现实主义理论与对外政策分析之间的融合趋势表现得更加显著。新古典现实主义者将目光投向国内，强调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的联系，不再致力于构建一种关于国际关系的一般性理论，而是专注于对具体国家对外政策和行为的解释，包括国家的大战略、军事政策、对外经济政策、结盟偏好以及危机处理等。[注] 关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研究，可以参阅：陈志瑞、刘丰主编：《国际体系与国内政治：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Steven E.Lonell et al.， eds., Neoclassic Realism ,the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由此，新古典现实主义将体系诱因与国内政治相结合，将体系、国家和个人等不同层次联系起来，构建贴近现实且更具解释力的层次分析框架。这些趋势与对外政策分析的新方向不谋而合，推动了对外政策研究群体的扩大。现实主义理论和对外政策分析的融合使从事对外政策分析的学者不再着眼于如何使这一学科成为一个学科，而是提出该学科的研究主体是“一个致力于更全面理解对外政策的学者所组成的广大的学术群体”[注] Laura Neack et al., eds.,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Its Second Generatio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95), p.10.。
针对当前大数据时代的高维复杂数据的处理问题，经典的AP聚类算法已经难以满足其需求.IOCAP算法用粗粒度的思想初步简化数据集，然后结合类内和类间距离的概念对AP聚类算法进行改进，极大地提升了算法的精度，后基于MapReduce模型实现并行化的改进AP算法，提高了算法对大规模数据的处理能力和聚类的效率.对于复杂的大数据集进行聚类，可明显看出IOCAP算法的优势.下一步将探究当大数据的结构和时空关系较为复杂时，并行粒子粒度的最佳选取及聚类的运行提速问题.
国际关系理论和对外政策研究融合的最大推动力是国际关系研究中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新进展所启发的研究方法上的趋同。理论产生于实践，实践推动理论发展。理想主义、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以及制度主义等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都是不同时期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发展需求的产物。随着冷战的缓和并最终结束，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开始相向而行，出现了融合和趋同的趋势。但是，它们在解释新的国际政治现象时仍然力不从心。现实的需要推动了不同理论视角对传统和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和反思，反思理论由此而生，包括规范理论、批判理论、女性理论、后现代理论等。反思理论对主流国际关系的基本理论框架、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方面提出了挑战，也直接影响了对外政策分析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一致的研究方法和思路。
对外政策分析的本体论、方法论以及具体的研究方法与国际关系理论出现了共同的趋势。从本体论看，早期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的研究基础是物质主义的一元论或整体论(holism)，把国家间的关系以及国家对外政策当作与自然现象一样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认为物质结构影响和决定了人类的行为，采用研究自然现象的科学方法对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进行研究。[注] Walter Carlsnaes and Stefano Guzzini, eds.,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 Vol.1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 2011), pp.xxvi-xxvii.这种认识的出发点是把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区分开来，将研究者置身于被研究的对象之外，通过观察、描述、分析、评估等步骤，揭示作为人类行为的国际关系的规律，解释和检验变量之间有规律的因果关系。这种规律往往被认为是客观、唯一和现实存在的，因而也是可以被重复证实或证伪的。
但是，对外政策与国际关系理论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对外政策分析强调理论的可操作化，不同的对外政策分析模式也被称为可操作化的(operationalized)国际关系理论。这在自由主义理论范畴表现得更为清楚。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归属上看，对外政策分析属于自由主义或多元主义理论范畴。因为与现实主义相比，自由主义本质上是国内政治理论，把国际政治看作国内政治的延续，把国家对外政策当作国内政策的延续，其核心概念是个人权利、私有财产和代议制政府等。这与对外政策分析从个人、政府、社会等层次要素分析国家对外政策的方法是完全一致的。
建立在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或二元论基础上的本体论认为，包括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在内的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有所不同。自然世界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的世界。在自然科学中，研究人员可以在设定的情况下进行实验，找出可以重复的规律。对外政策是代表国家的人或单独或集体制定政策的结果，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并非先于人而存在的外部力量，因此与自然世界不同。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本身就包含很多由研究者自身建构的事实，研究者事实上也是一个局内人，因而无法像自然科学家那样脱离于研究对象之外来抽象规律和建立因果模型，只能是置身事内去理解或解读研究对象。每一种理论对客观事实都可以有不同的定义以及根据这个定义进行的解释。不同理论的解释不同，不存在一个客观公正的解释。
反思主义挑战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的客观存在性，也就否定了用科学方法对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进行实证研究的可能性。反思主义认为，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的对外政策研究无法区别研究的客观事实和主观价值，无法分离研究主体和研究客体；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所研究的问题不是“为什么”，也不是要寻求社会现象内在的因果关系，而只能回答这些现象是如何发生的，或者说这种内在的逻辑关系是如何被研究者所建构的。这种思路推动了对外政策分析的两种发展趋势，一是把对外政策当作外部体系或社会因素与施动者互动的结果[注] Walter Carlsnaes, “The Agent-Structural Problem i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 Vol.36, No.3, 1992, pp.245-270; David Patrick Houghton, “Reinvigorating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Toward A Constructive Approach,”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 Vol.3, No.1, 2008, pp.24-45.，二是对观念因素与对外政策结果之间关系的研究[注] 戈尔茨坦、基欧汉主编：《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刘东国、于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Albert S.Yee, “The Causal Effects of Ideas on Polici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 Vol.50, No.1, 1996, pp.69-108.。
因此，对外政策分析不可能是一种解释性(explanatory)的实证研究，而是一种诠释(interpretation)或理解(understanding)。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强调的是对社会现象内部客观存在的规律的发现和解释，后者认为这种所谓的解释或者得到的结果最多也只是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前者认为对外政策的内在规律是可以解释并被证实或证伪的；后者认为对外政策是不能够证实或证伪的，只能进行理解，对外政策分析就是一个研究者理解特定对外政策的过程。每个人(研究者)的立场不同，导致他们提出的问题不同；回答问题时采用的研究方法不同，所产生的知识性的研究发现即结论也就不同，每个人的解读都可能是不一样的。按照这样的观点，对外政策就不是可以分析的对象，而是一个不同的人试图去理解的对象，“对外政策分析”也许应该改名为“理解对外政策”。这种趋势推动了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对决策者话语的分析逐渐成为对外政策分析的主要方法。[注] 刘永涛：《话语政治：符号权力和美国对外政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孙吉胜：《语言、意义与国际政治：伊拉克战争解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现实主义开始重视国内政治、决策机制和过程以及决策者的信仰、人格和认知过程的作用；自由主义本身就是建立在“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是国内政治的延续”的基础之上的，始终重视社会制度、公众舆论等国内因素对国家对外行为的影响；建构主义强调观念、文化以及主体间作用。宏观国际关系理论所关注的这些因素正是对外政策分析多年来所一直研究的内容。作为一种中程理论，对外政策分析不仅可以在宏观理论和区域研究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而且宏观国际关系理论可以也需要借鉴对外政策分析的成果。这是对外政策分析发展的趋势，也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趋势，只有通过这种相互借鉴，才能增加对于国家间行为规律的认识和了解。[注] Juliet Kaarbo, “A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Perspective on the Domestic Politics Turn in IR Theo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 Vol.17, No.2, 2015, pp.189-216; David Patrick Houghton, “Reinvigorating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Toward A Constructive Approach,”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 Vol.3, No.1, 2008, pp.24-45.
三、 对外政策分析与历史学研究的联系和融合
从学科归属上说，对外政策分析和国际关系都属于政治学，是社会科学的分支。历史学则是人文科学的一部分。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的研究在新中国早期历史里属于历史学的范畴，比如中国国际关系学会1980年成立时的名称是“中国国际关系史学会”，其成员以从事历史研究和教学的学者为主，其代表性成就是该学会理事长王绳祖主持编撰的《国际关系史》。[注]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1648—1979)》，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第1—10卷，1996年；第11卷，2004年；第12卷，2006年。
上述3个环节的设计是为了打开学生的思路，灵活应用乘法分配律和乘法结合律，从多个角度来理解小数乘法的含义.
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逐步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国际关系研究的影响，注重对国际关系规律的总结和解释，其间有大量国际关系理论著作被译为中文。2000年，中国国际关系史学会在成立20年后更名为“中国国际关系学会”，标志着国际关系研究朝着社会科学方向转化，成为政治学的一部分。政治学的目的在于揭示政治或政治行为的共同特点，揭示表面现象下的最本质规律，提出关于政治行为最基本的或常识性的东西。对外政策分析作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目的就在于实证描述、揭示和解释对外政策的内在机制和规律。
历史“是关于在时空运动中的人类现象的研究”。历史学家最重要的目标之一是用他们的智力捕捉人类世界中的“变迁、异常和创造”。[注] 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423—425页。 历史学家关注和回答的问题往往是某一人类活动的历史发展过程，是对过去的研究。过去是确定无疑的，但过去既看不到，也不能感受到，需要历史学家依据已经积累的庞大知识库，或发现新的档案文献和其他证据，选择素材、组织史料、阐述意义、重新建构历史。历史学家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时不仅重视历史规律和普遍性的发展，也重视历史的偶然性和特殊性，认为历史的发展是独特的，很难简单地概括。历史学家把捍卫这种历史研究的独特性作为自己的事业，反对简单地从一个历史事件推广到另一个历史事件，认为这不仅肯定会出错，而且是非常危险的。
以同为历史学和政治学研究对象的战争为例，就可以看出两者的区别。历史学家把某一场或某一类战争作为研究对象，尽最大可能找到关于研究对象的所有材料，详尽地掌握所研究的战争的发展脉络和过程，如早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代的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一位研究者可以成为某场战争的专家，在这个领域知识渊博甚至无所不知，但不一定也不需要成为另一场战争的专家，或者成为一个笼统的战争史专家。他们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可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朝鲜战争或越南战争、冷战史等。
同样是研究战争，政治学家或国际关系学者则把历史上的每一次战争，不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者其他任何战争，都当作众多战争的一个案例。他们试图通过一些综合性资料，例如建立战争的数据库，来发现战争的一般规律，如战争的起源、战争的升级、战争的损失和伤亡等，并建立一种能够解释战争内在逻辑的理论。他们关注和回答的主要问题是战争的根源是什么、国家为什么采取军事行动、国家为什么结盟或转换同盟、如何理解国际冲突与合作，等等。
历史学和政治学研究的目的不同，研究方法和路径也有所不同。历史学家强调历史的不可重复性和偶然性。他们在研究对外政策的时候，反对任何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式或观念偏见，主张让事实说话。政治学家则更关注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并试图解释这种必然的规律。对外政策研究作为政治学分支，在解释对外政策行为和揭示其中规律时，也曾试图提出一定的模式，并以这种或这类模式为工具去研究或分析同样类型的对外政策。
历史学家汤因比说：“思想只要一启动，就会把现实打得粉碎，但马上又会把现实加以重新组合。”[注] 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423页。 历史科学发展的本身说明，事实并不会说话，对历史事件的界定，对史料的选择、解读和分析，每一个环节无不借助史学家基于经验和知识而形成的思维定式，并受到这种思维定式的影响。任何一次范式革命和思维方式的改变都会导致对历史的重新认识和解读。比如，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带来了用阶级分析解释人类社会进程的新视角，推动了中国史学界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催生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社会建构主义范式的产生，推动了历史学对观念作用的研究以及对历史事件的重新解读。真正有价值和有意义的历史研究不在于已被掌握的历史事件本身，而是那些改变了人们思维方式和旧有观点的历史事实，以及由这些历史事实所引发的观念和认识的革命。
有先哲提出：“政治科学乃历史之果实，历史即政治科学之根基。”[注] 刘达人：《外交科学概论》，北京：中华书局，1937年，第31页。 对外政策分析绝不排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这是由对外政策分析学科的特点所决定的。对外政策分析的主要模式正是以历史上主要的对外政策研究为基础提炼而来的，没有对这些政策的历史过程的详细追踪和研究，就不可能有可信的分析模式产生。对外政策分析理论发展的历程是提出分析对外政策的新模式，并运用这种模式对已经有所研究的政策重新分析，从而不断完善分析模式，不断增加对特定对外政策的理解。
换句话说，对外政策分析的任何一个分析框架或概念模式都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建立在对历史上已有的对外政策深入扎实分析的基础上的。没有对具体对外政策背景的全面了解，没有对政策实施过程的掌握，就不可能提出任何有价值或有意义的对外政策分析模式。有了一定的分析模式和视角后，没有对相关国际关系的背景知识和分析对象国的充分了解，没有相关决策过程的详细资料，只是把从其他国家对外政策实践基础上得出的理论模式生硬地搬过来套用，无异于削足适履。这样的对外政策分析就会犯常识性错误，谈不上有说服力，也绝不会有任何学术价值。
不同学科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有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边界，有各自的研究规范和特点。但是，对外政策分析的特点就要求其借鉴和吸收其他学科的特点。好的史学研究除了对档案和史料的掌握，也需要借鉴和利用其他学科所取得的新进展和新突破。同样，好的对外政策分析研究也要借鉴历史学的方法，掌握并充分利用历史档案材料作为支撑。比如，不管是对冷战起源的研究，还是对冷战期间重大对外政策的研究，都有充分的历史资料作为基础。这种类型的研究，既是对外政策分析的经典，在历史学科中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四、 对外政策分析与对外政策实践的关系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一直是国际关系学界所关心的重要问题。中外学者在这方面都有不少的论述[注] Raymond Tanter, “The Policy Relevance of Models in World Politic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 Vol.16, No.4, 1972, pp.555-583; Martin J.Rochester and Michael Segalla, “What Foreign Policy Makers Want from Foreign Policy Researchers: A>* 本文是作者所著《对外政策分析》(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中结论的一部分。感谢《国际政治科学》编辑部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文中存在的问题由本人负责。
【作者简介】 张清敏，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教授兼系主任。
电子邮箱： zhangqingmin@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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