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裔文学：旧矛盾与新困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华裔论文,困惑论文,矛盾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华裔文学的中坚作家汤亭亭、谭恩美等从嘲弄、戏谑汉文化转向重新宣扬中华文明，并分别以《女勇士》、《喜福会》等文本成功杀入美国“主流”文学。汤亭亭被称为“当今在世的美国作家之中，作品被各种文选收录率最高、大学讲坛讲授最多、大学生阅读得最多的作家之一”；而谭恩美处女作《喜福会》因为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独特观照引发了许多美国主流社会读者、美国华裔及其后代的极大兴趣，出版后即位列全美最畅销小说达9个月之久，并先后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国家图书批评循环奖及1991年最佳小说奖。其第二本小说《灶神之妻》一经问世也立即成为美国最畅销小说之一。两位女性作家的成功被视为美国华裔文学走向繁荣的标志。那么“中国形象”在向着中华文明重新皈依的华裔创作中呈现出怎样的面貌呢?是否可以说华裔文学创作中的“中国形象”已经全然焕发出发了新的光彩?
美国华裔文学(注：华裔文学主要指非汉语创作，不同于华文文学)走过的漫漫长路正是其在美国主流文化中曲折潜行的映像。从一个半世纪前美国西部淘金热吸引第一批数百名华人移民直到20世纪中叶，中国移民一直处在美国社会的最底层，而“中国形象”在美国主流文化中则被异化为女性和弱者。西方人眼中的东方永远只能是一个“他者”，而他者的地位就理所当然地退居边缘。在美国主流文化的压抑下，华裔文学创作曾经一度出现了对中华文明的背离，如王玉雪在《华人阿五》中通过母女之间的代沟和格格不入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嘲弄；黄哲伦在《蝴蝶夫人》中则对中国形象进行了妖魔化的处理。
20世纪后半期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兴起引发了整个美国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大变动，“女权运动”、“反越战”、“少数族权益”等一系列思想潮流汇集成为一种反传统、反权威、反中心的后现代思潮，这对于一直处于传统、边缘、弱者地位的中国形象引起美国主流社会关注有所裨益。加之从70年代开始，中美关系有所缓和，而全球一体化的理念正渐入人心，因此华裔文学以中国文化为创作视角和主题意蕴在反权威、反中心的意义上被广泛接受。另外，作者的独特视角、表现手法在中华文明所提供的寓言性和历史性的丰厚土壤中生发出强烈的异质性与新鲜感，较容易引起美国读者的兴趣。
不过，华裔文学作者毕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对于美国文化与文明来说，他们是中国人，承续着中华文明的衣钵；而对于中国文化来说，他们又是一个“异类”，难免在描述“中国形象”时发生偏转与“误读”，而且他们难以摆脱来自美国主流文化的认知范式。这种矛盾使他们在双重的“他者”身份上对自我异质性进行充分发挥和运用，以迎合所置身其中的主流社会的文化思潮和审美习俗的流变。
因此，一方面，“中国”在西方人眼中并没有摆脱“他者”、“弱者”形象；而另一方面，华裔作家在宣扬中华文明时却于不期然中呈现出捉襟见肘的尴尬和两难。这一点已经在不少文本中显露出来。例如作为对中华文明的弘扬，中国的父母希望生长在美国的孩子能够成为“美国环境和中国性格”的完美结合(《喜福会》)，并不同程度地陷入这种焦虑中，但是这种教育方式势必会使下一代从小便身处两种文明的游移徘徊和自我矛盾之中。汤亭亭在《女勇士》第一章就明确指出该书的目的是为了填补她祖先与她自己成长之间的鸿沟，“我不停地进行分类：童年、想象、家庭、村庄、电影、生存”，造成了孩子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困惑。另外，许多中国父母津津乐道的“中国性格”主要是指传统儒家的伦理道德观，比如孝道、谦逊、父权中心等等，与美国现代性生活方式相背离，与其个性自由信仰更是格格不入。让一个小孩子从小接受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怎么能养成良好的性格?怎么能保持精神的一致性?而且对孩子来说，他的父母谆谆灌输的东西因为没有感性印象而变成了鬼怪，因此，中华文明在他心中反而是非常怪异的，令人恐惧的。比如汤亭亭就渴望从母亲的鬼怪故事中脱身出来，投入一个没有鬼怪的世界。因此，中华文明作为一个母体安慰着远在异乡儿女的同时又容易引起恐惧和不安，从而在两代人中间造成了种种紧张、矛盾和困惑。
同《喜福会》一样，谭恩美的新作《正骨师的女儿》也以女儿对母亲及其所代表的历史文化的逐渐理解为主旨，但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仍然是横亘在两人之间那挥之不去的精神隔膜。这些作品为母女冲突用心良苦地最终安排了大团圆的“和解”结局，但显然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
严歌苓在这一方面则做出了富有代表性的思考。其《也是亚当，也是夏娃》以亚当、夏娃来分别比拟中、西方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处境、地位及其冲突。作者没有回避这样一个现实：作为“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在“全球村”中不可避免地被定义为一个弱势(女性)形象，进而站在人性的角度对这两种文化进行了双重解构，给人留下了深刻的思索。
显然，“中国形象”在本质上是两种文明在历史文化语境中的碰撞的表征，美国华裔文学无疑处在这种文明碰撞的最前沿，因此在全球一体化语境中如何对中华文明进行全新反思已经是华裔文学乃至整个华文文学必须解决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