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政学方法论分析：2000—2004，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中国论文,行政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方法论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我国行政学界在短短的近二十年时间里，在引介国外行政学理论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近来方法论的问题也为学界同仁所重视。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我国行政学研究中的方法论概况到底是怎样的，目前还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来显示，没有相关的统计。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将2000年来中国行政学界的研究成果中的方法论问题作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抽样调查，以期反映其中可能呈现出来的某种趋势以及可能存在的问题，并且进一步分析这些情形之下的原因。本文将会把这一问题放在国际行政学研究的背景下作一个横向的比较，为中国下一阶段的行政学研究提供一个参照资料。
一
本文关注的焦点是中国大陆地区的行政学研究现状。由于近几十年来社会科学研究传统与问题意识的差异，中国各地区行政学研究已经形成不同的话语体系，因此本文所关注的行政学研究问题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并没有把香港、澳门以及台湾地区包括在内；此外，本文的“行政学”范围严格限定在与传统政治学相区别的公共行政学学科之内——虽然这种区别常常很难渭泾分明地呈现出来——因此我们选取样本的标准是，只有当一篇跨学科研究的论文具有明显的行政学学科理论取向与问题取向时，我们才选取它作为调查的样本，如果论文的学科界限不甚明显，则将之排除在本次行政学研究调查之外。同其他学科——如法学或者经济学——的跨学科研究论文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我们也同时注意到有些行政学研究的文章是其它学科的学者由于跨学科研究的原因所作出的，如在社区公共管理方面的研究就有社会学家参与进来。
显然，对于什么是方法论(methodology)这一词汇的具体含义，到目前为止不太可能有一个公认的定论。在社会科学中，“方法论”这一术语其实已经超越了方法本身的重要性，而成为学科研究中的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内容。具体到本文的方法论概念，我们认为方法论就是在一个学科研究当中与基础理论有着内在联系的自成系统的研究方法体系。这里要明确方法论有几个重要的特征：第一，方法论是以行政学研究的哲学基础作为前提的；第二，方法论是成系统的理论研究方法，此处的“研究方法”一词采用陈向明的解释，具体指“从事研究的计划、策略、手段、工具、步骤以及过程的总和，是研究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程序和准则的集合”（注：参见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5页。）；第三，方法论可能包括不同的层次，它存在于宏观、中观与微观的研究层次中，分别涉及基本理论体系、成系统的研究方式以及具体的研究技术。
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分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可以在宏观的层次展开，也可以在较为微观的层面展开。目前国内外社会科学研究中都没有统一的分类标准。针对本文的主题，我们可以认为方法论在实质上是存在两种趋向的：一个是理论研究性质的分析的方法论，另一个是实证调查式的解释的方法论。并且我们还可以在这个分类基础上再进一步将理论性质的方法论分为概念式的理论研究与问题式的理论研究，前者指的是理论研究方法以分析某一行政学概念为主，要么涉及概念的产生，要么涉及概念的内涵，或者涉及这一概念与其他概念的比较等等；后者指理论研究方法围绕着某一现实问题展开，可能涉及对问题原因的分析，或者问题的表现形式，甚至提出对于解决问题的方案等等。这两种方法都不以经验材料为得出结论的基础，而以纯粹逻辑上的分析作理论的建构。我们将实证性质的方法论分为定量的实证方法论与定性的实证方法论，前者指研究结论直接来源于对于研究对象的测量或者计算数据；后者指基于经验事实，强调研究者个人与研究对象互动关系的研究方法。无论是定量还是定性都极为重视现实世界所发生的事件对于研究的意义，都以源于经验主义的实证主义哲学作为其基础。因此，我们将方法论大致分为两个大类中的四种不同的方法论取向，以此作为本次调查报告的基本指标。两大类是指理论类与实证类；而四个取向是指理论与实证方法分别可以再分出共四种行政学方法论——属于理论类的方法、关于概念的方法与关于问题的方法，以及属于实证方法的定量实证方法与定性实证方法。
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选取五种在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中有代表性的学术期刊，它们分别是：《中国行政管理》、《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以五种学术刊物上刊载的行政学研究论文为中国行政学研究的代表，将所有行政学领域的论文作一个统计，了解中国行政学研究中方法论意识与方法论运用的现状。显然，这不是一次随机抽样调查，不足以完全毫无偏差地反映中国行政学研究的全貌，我们不如将这个抽取看成一个个案研究性质的调查，因为这是一个有地域代表性与学派代表性的抽样选取，因此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表明行政学研究现况。实质上由于这五种杂志在行政学研究领域的声望与地位，在这些杂志上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更为典型地突出了中国行政学研究中的问题。从时间段上，我们所关注的时间是从2000年到2004年上半年为止的行政学研究论文，时间跨越4年6个月；从内容上，我们只关注学术研究性质的论文，因此对于综述性质、情况通报性质的文章，政策解释性质的文章没有选取。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是千差万别的，并且研究者自己也不会在论文中明确表明自己的方法论——甚至有时候不会有意识地使用上述方法论工具，这更使得判读论文的方法论类别存在难度。因此为了符合分类所需要的“排他”与“充分”的标准，我们将所有论文都假设为只使用一种方法论工具，归入某种方法论的标准是作者较为倾向于使用某一方法论工具。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通过对于中国行政学研究中的相关论文的调查，得到中国行政学研究中的方法论概貌，以了解目前可能存在的研究方法趋势，在这个基础上分析可能存在的最直接原因，并进一步提出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中需要加以重视的深层问题。
二
经过对自2000年1月至2004年6月发表于《中国行政管理》、《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五种学术期刊上所有的行政学学术研究论文进行的调查，在方法论上依据前文已经提及的四类方法论进行划分，我们得到了如下数据。
符合我们关于行政学研究标准的总共有855篇学术论文，其中以理论分析方式作为方法论基础的论文占了绝大部分，达794篇之多。再细分下去，概念演绎的有479，大约占总数的56％；属于问题分析性质的论文有335篇，大约占到855篇总数的39.2％。在实证方法中，定量研究的论文有5篇，定性研究的有36篇，分别占到总数的0.58％与4.2％。数据排列详见表一。
表一：2000—2004上半年方法论统计
方法论划分 方法论
总计
论文总数概念演绎 问题演绎定量实证 定性实证
2000-2004年论文
479 335 536 855
占论文总数百分比 56.02％ 39.2％ 0.58％4.2％100％
通过这个统计数据，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几点。
第一，我国行政学研究在最近几年已经出现了相当多的成果。仅以论文观察，在五种学术刊物中已经达到了855篇之多，数量上已经非常可观；并且根据我们的研究，这些论文所涵盖的研究面从主题上来说也大大地较前拓宽了，从国外理论的引介到自身理论架构的建立，从理论到实证，都有相应的成果。
第二，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我国行政学研究存在明显的“不平衡状态”。所有调查范围内论文中的85.22％的论文都是以理论演绎与针对现实问题的分析方法为主，其中尤以对于理论体系或者概念分析为主，这一种方法论运用占到一半以上；而在另一极，基于数据的定量方法用得最少，只有5篇。图一是关于这一比例的直观图。
图一：2000—2004中国行政学方法论分布直观图
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行政学本身是一种基础学科，也由于行政学目前在我国还处于一种大量引介的阶段，我国行政学者主要还是从理论演绎的角度来论证自己的课题，少有实证方面的方法论拓展。此外，行政学学科性质决定了行政学研究不太可能如经济学或者社会学这样的社会科学进行较为确定性的定量分析，对于某些行政学需要的深度分析(in-depth analysis)而言，定量分析无能为力。不过我们不可忽视的问题是，目前我国行政学研究中方法论太过单一，这其实显示出我国行政学教育中学科内容平面化，学科结构单一化的深层次问题。
与第二个问题紧密相关的是，我国行政学研究关于理论与概念方面的演绎方法为学界同仁最为广泛地运用。如果算上综述性质的研究文章，以及一部分半学术性质的文章，则这一类理论研究方法所占的比例还要高于我们表中所列的数值。这一情况表明虽然我们在议题上已经大大拓展，但是我们的行政学研究从方法上仍然没有取得太大的突破，仍然是受到我们传统上使用的方法论体系的巨大影响。究其原因，一是因为我国行政学研究是源于从前的哲学与政治学研究，从方法论上仍多以概念分析与理论建构为重，并以之为分析现实问题的依托与重心所在；再一个原因是目前我国行政学教学中并没有注重实证科学方法的系统训练，从而使公共行政学专业的学生——无论是本科层次还是到了博士层次——基本上没有进行实证操作与研究的能力。相反，他们在理论演绎方面，在基础理论的开拓方面具有较强的能力；如果我们还要从文化的领域寻找原因的话，或许可以列上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即我国社会科学受到我国长期以来的人文传统的深刻影响，在概念演绎与理论分析上见长，却缺少科学主义的实证思维方式，这种科学主义思维的缺乏不是行政学一个学科的问题，而可能是整个社会科学教学与科研需要面对的问题。
三
我们已经对于中国大陆地区行政学研究中的方法论层面作了一个数据的统计与分析，在纵向上了解到了中国行政学方法论某些特征与比例分布，为了更加充分了解眼前的问题，不妨再作一个横向的比较。
我们选取了英语行政学界较有知名度的学术杂志之一《美国公共行政评论》(The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作为一个横向的参照数据。由于在本文写作过程中，存在着文献资源不足等等方面的客观条件上的限制，我们只是从《美国公共行政评论》中选取2003年的全部论文作一抽样调查。虽然21篇论文不足以完全无差别地显示出该刊物的方法论结构特征，但是从基本比例上我们认为一年的论文已经足以具有其代表性，足以代表海外主流行政学研究中的主要方法论特点。该刊物2003年共出版了4期，去除综述性质文字与书评，共取得21篇论文作为论文样本。通过对于这21篇论文的方法论分析，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结果：发表在《美国公共行政评论》2003年1到4期上的21篇论文中，采用概念演绎方法的共3篇，问题演绎方法的3篇，定量实证的有5篇，而定性实证的达10篇。其分布结构如图二所示。
图二：2003年《美国公共行政评论》的方法论分布直观图
这一分布结构显然与我们在进行中国行政学方法论的调查结果是不一样的，把《美国公共行政评论》2003年全4期的调查所得同我国中国行政学研究的方法论分布作一个比较，可以看得出二者在结构上的重大差异。见表二。
表二：中美行政学研究中的方法论比较
方法论划分方法论 总计
论文总数概念演绎问题演绎 定量实证
定性实证
2000-2004年论文 479（56.02％）335（39.2％）5（0.58％）36（4.2％）855
ARPA2003年论文 3（14％） 3（14％）5（24％） 1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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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中国行政学研究中的方法论与我们所采集到的海外英语行政学研究中的方法论数据显示出了较大的差异。首先，我国行政学研究中太过偏重理论演绎的方法，而轻视了实证研究的重要性，相比之下，美国行政学研究中的绝对多数(多达72％)是以实证研究展开的；（注：类似的结果也出现在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PAR）上。据詹姆斯·L·帕里与肯尼斯·L·克拉默对甚至更早时期的1975到1984年美国《公共行政评论》中的研究方法进行的批评性研究，在所采得的289篇论文中，即使不算上定量研究，基于经验的研究方法也占到了52％。参见詹姆斯·L·帕里与肯尼斯·L·克拉默：《〈公共行政评论〉（1975-1984）中的研究方法》，载于J·怀特等编：《公共行政研究》，刘亚萍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其次，即使在理论演绎方法中，国外行政学研究并没有特别的倾向于概念演绎，对于现实问题的分析仍然是重要的，概念演绎没有多过问题的分析。然而，两者也存在一些相同点，如在实证分析当中，都是定性分析多于定量分析，事实上在所有的定量分析中，也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定性分析方法。这一共同的特点是由行政学自身的学科性质决定的，在公共行政学研究中的相当多的议题里，学者们难以运用定量的方法。
这种差异本身已经显示出我们的行政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们的首要问题是，几乎没有真正有效地运用实证的方法来检证自己的理论假设，没有有意识地将这种国际上最为通行的方法与理论加以匹配。行政学具有庞大的理论基础，有相当多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但是行政学首先是一门“科学”，需要科学的方法与意识来支撑，也需要大量通过科学方法获得的经验数据来充实基础理论；而且行政学是一门行动中的科学，是需要解决现实问题的科学，定量与定性的实证方法没有得到运用的话，行政学永远只能是一门死的学科，而不是是活的科学。
我国公共行政学研究中的基础理论研究相当大程度上仍然是在引介国外的行政学与政治学理论，甚至有时候仅仅是在引进概念，而没有引进其理论内核。这种做法造成的结果就是不少学者在进行简单的重复劳动——大家都在从自己接触到的文献中来解释刚引进的名词。因此，我们的概念演绎方法与问题演绎方法也仍然没有达到其应该有的理论分析能力，没有具有强大的解释功能。
实证方法的稀缺让我们隐隐感觉到行政学教学与科研中存在着的更为严重的问题。前文已经述及，方法论不是一种简单的表达工具，而是作者理论思维的一部分，一种方法论的缺失反映出来的有可能是一种理论上的“贫血症”。我们在公共行政学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方法论上的“结构性失衡”，让我们看到的是，我国行政学界基础理论的“结构性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