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世界杯足球赛全景时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全景论文,巴西论文,时评论文,世界杯足球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68X(2014)04-0017-08 2014年国际足联世界杯(2014 FIFA World Cup)落下帷幕，有太多的行业与技术问题需要反思，避免更多的新锐观点遗弃在历史的垃圾桶里。采用“学术时评”这一非常规的研究类型，侧重于新认识、新观点、新评论，力求拉近理论与实践的距离，为实践问题建立快速反馈的解释机制。在更广泛的发展理念、社会和文化意义上，分享新的研究想法和观点，为后继实证研究提供更多的认识基础。 1 关于欧洲豪门小组出局 本届世界杯赛冷门迭出，让人深深感触到竞技不可预知的本质和无穷的魅力，至少不是霍金那种“科学化”的数学公式能够解释的，科学发展尚且没有达到解释人类主体性这一复杂系统的地步，也从一个侧面影射出人类认知和社会文化的丰富性和多元化存在。世界职业足球五大联赛国家中的三个国家代表队，也有普遍说法为世界职业足球四大联赛(除法甲)，即英格兰、西班牙、意大利队小组赛淘汰出局。尤其是世界职业足球第一联赛国家、霍金预测本届世界杯赛冠军英格兰队，2010年世界杯和2012年欧洲杯双料冠军西班牙队，小组赛提前一轮淘汰出局。四大联赛国家仅剩德国队小组出线。排除赌球操纵、球队内讧、职业赛事引发球员疲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从运动员跨国流动的视角，能获得一个崭新的解释。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认为，当前层级化的世界体系是历史积累与演变的结果。全球职业足球市场的层级结构是由核心区(五大国家联赛)、半边缘区(荷甲、葡超、巴甲、阿甲、土耳其超等)、边缘区(瑞士超、丹麦超、俄超、J联赛、中超等)、外部区域(伊朗甲、沙特甲、卡特尔甲、突尼斯甲、芬兰超等)。世界范围内的精英球员由核心区向外部区域依次完成不同层制的资源分配过程，球员突出的竞技表现是晋级更高级别联赛市场区域的“资本”。核心区代表了更多的商业利益，更高的竞技荣誉。世界上最优秀的球员聚集在五大国家联赛市场，抛开薪酬、语言、关系网络、价值观等跨国流动因素的影响，球员梦想站在更高的联赛平台上证明自己的竞技实力和社会价值，由此也引发了外籍球员和本土球员之间的社会争议。 外籍球员的大量涌入挤占了本土球员的生存空间，一方面联赛市场的商业价值得以飙升，另一方面本土优秀球员的匮乏，使国家代表队的竞技实力止步不前。英超联赛和英格兰代表队就是典型的案例。英超联赛誉为世界足球第一联赛，曼联、切尔西、阿森纳、利物浦等豪门俱乐部过度依赖外籍球员的作用和贡献，或许曼联的锋线永远是留给世界上最有才华的球员。英超联赛将赛事最核心的人力资源环节(运动员和教练员)外包给世界范围内具有足球运动天赋的人，无须在本土球员培养方面付出大量的基础性工作，便能让英超联赛具备充盈的精英球员储备，降低了品牌赛事高昂的成本投入，运用最经济便利的方式赚得盆满钵满。这种结果只能属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权，由殖民历史和后殖民主义建构的科层化世界体系。 或许历史是公正的，世界是公平的。外包可以降低成本，但也相应弱化了外包环节的自我生产能力。豪门俱乐部甚至整个国家联赛的利益共同体趋利避害，奉行“拿来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路线，消解了本土球员的生产能力和民族防线。英格兰队的本土锋线后继乏人，除了鲁尼还是鲁尼，鲁尼的大赛表现成了“萎靡”的代言词。竞技必须分出胜负，非此即彼，社会却有多种选择，多彩人生。职业体育(Professional Sports)和精英体育(Elite Sports)不是非此即彼的两条路线，而是可能存在交集的一条道路，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就好比北京奥运会后，学界对中国精英体育改革发展的争论，既要保持北京奥运会积累的精英体育发展优势，又要大力发展职业体育、大众体育、学校体育、体育产业等社会领域，大国崛起完全有能力在涉及体育行业的多个专业领域全面开花，中国有基础、有能力、有自信去完成这样一个自身定位，而非极端的认为精英体育淡化了，大众体育才有生长空间。或者说即使把主要精力从职业体育抽离，大众体育也不一定能发展得更好，这是一种互为掣肘、相辅相成的关系。好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念，整个国家体育系统也应该根据行业内的资源禀赋条件，走经济便利的优先发展战略。精英体育的崛起就是一个社会示范工程，一个占据高地摇旗呐喊的士气鼓动者形象[1]。 职业足球(联赛层面)和精英足球(国家队层面)“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典范，无疑是巴西世界杯足球赛冠军德国队。德意志的灵魂在巴伐利亚，巴伐利亚的心脏在慕尼黑。德国足球的塔尖在德甲，德甲的核心在拜仁慕尼黑。由拜仁慕尼黑俱乐部为班底组建的德国队主力阵容，不仅彼此熟悉、能力超群、配合默契，主力锋线全部来自拜仁团队，也有力传承了现代德国的严谨性、纪律性、顽强不屈和精耕细作的日耳曼民族精神。德国队是近几届世界杯赛成绩最稳定的队伍，以体力充沛的年轻球员为主，很难想象在本届世界杯赛上，德国队主力球员精湛的技术和强大的中场控制能力，迫使以脚法细腻、艺术足球著称的巴西队、阿根廷队打起了长传冲吊。德国队不懈学习、渴望进步的精神造就了一个完美的技术神话，身材高大、战术多元、脚法细腻、配合娴熟、全攻全守、富有激情，德国足球博采众长，取得了长足进步，也终于硕果累累。德国体育在青训体系、联赛体制、职业体育、体育科研、信息搜集等各个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和努力[2]，这种短期不见成效的基础性工作夯实了德国足球的可持续发展根基，也否定了英格兰足球那种凭借后殖民便利条件，疯狂掠夺全球精英球员资源，“有便宜不占白不占”的商业心理和行业行为。 法国队算是一个特殊案例。法国队凭借移民归化球员的优势，维持了较高的国家队竞技水准，也折射出世界足球功利性的一面。巴西世界杯赛上的归化球员或改籍球员呈井喷式发展，阿尔及利亚、瑞士等国家代表队大量归化移民球员，以便短期内提高比赛成绩，足球移民改变了世界足球原生态的竞争格局，让世界足球发展充满了功利性和商业色彩。历史依然是公正的，世界依然是公平的。正如南非世界杯足球赛上演的“国歌门”事件，归化球员抱以某种功利的目的，很难放弃原初的民族认同和家乡情感，很难融入到新的国家文化和社会生活中，逐渐蜕变为崇奉族群文化的“沙拉碗”，为移民迁入国平添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不付出艰苦努力，妄想占尽便宜，哪来这等好事。职业足球联赛球员外包的商业后果，导致国家代表队后继乏人，欧洲豪门纷纷小组出局也便可以理解。德国队夺冠的最大启示无疑是人类普适的价值认知，即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世界总是公平的。 2 关于亚洲球队全军覆没 2002年韩日世界杯赛之后的亚洲足球获得了长足发展，尤其是日本队、韩国队的进步有目共睹，本届世界杯赛上日本队有10人、韩国队有10人、澳大利亚队有5人、伊朗队有3人在五大联赛踢球，日本队和韩国队足以组建一支国际豪门纵队。日本国内舆论将出征本届世界杯赛的日本队誉为史上最强，主力锋线本田圭佑更是豪言勇夺世界杯冠军。然而，想象与现实之间总是差距甚大，赛前预测也无法掩盖亚洲球队全军覆没的事实。关于输球原因分析，大致有球队内讧；战术打法落后，过于追求控球率，进攻效率偏低；多数主力球员在海外踢球，磨合时间不足，准备不够充分；比赛中缺乏“侵略性”…… 世界足球整体在进步，那么相对而言，止步不前就是一种退步。进步幅度小的比起进步幅度大的，相对而言也是一种退步。在言必称“全球化”的时代，这种现象以及引发的结果日趋普遍。以亚洲男子篮球运动为例，中国男篮的霸主地位开始瓦解，亚洲篮坛格局突变。2013年8月13日，中国男篮结束了菲律宾男篮亚锦赛征程，名列第五位的成绩也成为中国男篮一队征战亚锦赛历史上的最差战绩。中国男篮兵败马尼拉的原因、实践意义和未来走向，是需要球员、教练组、管理层、业界、学界共同反思的问题，以期在经历后痛定思痛，惨败后深入反省，沉沦中迅速警醒，触底后强势反弹，再铸辉煌。缺少姚明的中国队沦为亚洲二流水平，虽说姚明的作用无可替代，却也不是颠覆性的。缺少姚明的中国男篮同样获得了2011年亚锦赛冠军，取得了2012年伦敦奥运会比赛入场券。 比赛成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球队的竞技实力，此外也要考虑心理、裁判、运气等不可控因素的影响，却不可以与球队进步幅度画等号。本届世界杯赛上英格兰队、意大利队、西班牙队、日本队小组出局，只能说明同组对手实力更强，或者同组对手运气更好，无法纵向比较得出英格兰队、意大利队在开历史倒车。同样的道理，中国男篮兵败马尼拉，日本男足兵败巴西，并不能说明中国男篮、日本男足在退步，或者说较小的进步幅度不足以取得跨越式的比赛成绩。唯有更合理的解释：不是我们不努力，不追求进步，而是对手太强大，进步太快。 2013年男篮亚锦赛中，归化球员担当了绝对主力位置，诸如韩国的埃里克·桑德林、日本的JR-樱木、中华台北的昆西·戴维斯三世、菲律宾的马库斯·多希特、卡塔尔的贾维斯·海耶斯、哈萨克斯坦的杰里·约翰逊、巴林的切斯特·贾尔斯、约旦的吉米·巴克斯特，相对于引进归化球员直接提升竞技实力，中国队原地踏步就是一种退步。曾几何时，林书豪代表中国出征的网络舆论此起彼伏，最终沦为茶余饭后的笑谈。网络舆情的见解也不无道理，如果中国男篮归化一名“姚明式”、“林书豪式”球员，必然重回亚洲霸主地位。事实上，新加坡女子乒乓球队依靠中国归化球员的贡献，迅速成为世界女乒强国。同样的道理，在本届世界杯赛上日本队、韩国队的进步幅度远不及对手，与日本队同组的哥伦比亚有13人、希腊有11人、科特迪瓦有13人在五大联赛踢球，与韩国队同组的比利时有17人、阿尔及利亚有13人在五大联赛踢球。两相比较，日本队、韩国队的海外球员毫无优势可言。尤其是本届世界杯赛上阿尔及利亚归化球员达到14人，全部来自法国，而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赛上高达17人。阿尔及利亚完全是法国队的翻版，与阿尔及利亚同组的韩国队，即使取得了长足进步，输球也在情理之中。 借此延伸讨论中国精英体育发展问题。总体上而言，世界诸国对举重、跳水、体操、乒乓球、羽毛球等市场价值偏弱的项目逐渐失去了发展动力，而对足球、篮球、网球等市场前景广阔的项目逐渐加大了资源投入，这是全球化和民族性冲突与调适的结果，更多的民族国家需要在全球化浪潮中证明自身的存在价值和国家身份，西亚“金元体育”和东亚韩日足球的崛起，为传统意义上的亚洲社会融入全球化进程发出了强烈信号，在国际主流的高竞争力项目中彰显民族国家的影响力和合法性，借此确认自身的民族自信和国家身份。值得提出的是，中国与国际脱轨的战略选择，来源于近代寻梦“奥林匹克”的民族经历，以及改革开放之后体育行业的资源禀赋条件。 当今世界唯有俄罗斯、加拿大、美国、巴西、澳大利亚、印度等大国有能力全面投入奥运项目竞争，没有哪个国家愿意耗费更多的资源进行全面投入，中国重点投入所有的“软金牌”项目，也是市场价值偏弱、较低国际竞争力、世界诸国不愿投入更多资源的项目，诸多的“软金牌”凑成了“航空母舰”，借此为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优越性提供持久、坚挺的辩护证词。正如中国男篮、日本男足失利的隐喻，中国取得夏季奥运会强国的地位，只能说明在举重、跳水等不被他国重视的软金牌项目上具有比较优势，而不能纵向证明这些软金牌项目的进步幅度，也要考虑到刘翔、姚明等特例球员(百年难遇的历史馈赠)的影响，更无法证明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优越性和继续存在的合法性。这就是一揽子奥运争光计划追求的目标，深谙只要凑够金牌数、奖牌数便能为“举国体制”创造合法性，也使“举国体制”的触角伸向并长期控制大众体育、职业体育、体育产业等社会领域，以维护既得利益格局化。 在今天，任何给当代中国的现实下定义，做概念上的和规范性的总结的企图都必定无效，但我们的确可以指出许多名与实之间的错位。这种存而不论的态度里面也许有一种实用主义的智慧，但也许有一种争论也争论不清楚，不如先这么混下去再说的玩世不恭在里面[3]。正如一个世纪悬而未决的体育概念之争，每个人的心里都放着一个大尺度的体育想象，夏季奥运会强国一不留神就成了竞技体育强国甚至无所不包的体育强国，有关竞技(Sport)的讨论一不留神就成了“游戏”(Game)，步子再迈大一点就成了“玩耍”(Play)，斗鸡争雄好不热闹，或许将概念争论留给下一代人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是当下最负责任的选择。离题甚远，话说回来。本届世界杯赛亚洲球队全军覆没，不是韩日不进步，而是对手太强大。中国登基夏季奥运会强国，不是中国太强大，而是对手不进步。 3 关于门线技术无瑕表现 引入技术辅助比赛裁判过程已经不是新鲜事，网球比赛“鹰眼”系统，足球比赛门线技术，以及伴随电视媒体的普及而来的视频回放技术，都在改变着原生态的比赛格局。引入技术辅助比赛裁判过程引发了长期的争论，结果毁誉参半。职业网球四大满贯赛事、部分重要板球赛事、美国职业冰球联赛等职业赛事均启用了技术辅助裁判系统，国际足联在2013年联合会杯赛和2014年世界杯赛上正式启用门线技术，由于世界杯足球赛的全球影响力，有关技术辅助比赛裁判的社会激辩达到了顶峰。 面对来势汹汹的全球技术流，国际足联抱以保守主义的态度，一直在是否启用门线技术问题上来回摇摆，国际足联官网曾经发布拒绝使用门线技术的观点认为[4]：(1)引入门线技术会破坏足球比赛的简单性和普遍性(在任何条件下的比赛都是一致的，这是足球运动的流行和成功之处)。(2)会影响足球比赛的流畅性和节奏感。(3)也要对其它裁判技术系统“敞开怀抱”。(4)球迷们喜欢讨论争议性的判罚，享受由人为错误所提供的娱乐价值。(5)球门线技术尚不成熟，可靠性还有待检验。(6)门线技术会削弱裁判的判罚质量。(7)门线技术的成本昂贵而难以推行。(8)门线技术的测试成本过高。国际足联的这8大反对理由，除了第4条值得深化讨论之外，其他的理由都是无关痛痒的“小问题”。国际足联是典型的“土豪”，嫌贵估计没人敢相信。裁判放弃门线判罚的权利丝毫不会影响到其主体性和权威性的体现。基层比赛同样难以实现标准化的裁判资源配备，足球比赛的简单性和普遍性是相对而言的。相比于裁判员的延迟吹哨，仅1秒的门线技术反应时间，不会影响到足球比赛的流畅性和节奏感。 人类是一种天然有缺陷的动物[5]。2010年南非世界杯淘汰赛英德大战中的“兰帕德冤案”再次触碰到球迷认知的底线，人类认知和感官能力的局限性又捅了一个大娄子，该事件直接引发了国际足联支持推行门线技术的决心和立场，接下来的局面有目共睹，门线技术的表现完美无瑕，从此再不会有门线“冤案”。李力研说出“人类是一种天然有缺陷的动物”这句话后，紧接着还有一句话是，“体育的意义之一则在克服这种缺陷”[5]。这是针对人类体质、体能的身体本能而言，竞技在于个体意义上且尽最大努力去克服身体和心理的缺陷。技术替代了人类劳作与生活中的若干部分，或者说人类身体和意识行为的若干环节外包给技术予以实现，美其名曰“人类意识的延伸”。健硕的身体在日常生活中失去了功能性和审美性效用，大腹便便和审美扭曲占据了人类的想象空间。 正是竞技这种消耗能量，且持续做着社会“无用功”的人类行为，为克服人类功能性退化提供了机会和可能。门线技术拥有的100％精确判罚能力，彻底颠覆了裁判员的主体性和权威性。面对万能高效的辅助裁判技术系统，裁判员在门线判罚这一认知范畴中的思维意识表现显得幼稚、多余，实质上裁判员让渡了门线部分的判罚权给技术系统，裁判手表发出振动(球体越过门线提醒)就吹哨，纯属“机械运动”，从此“高枕无忧”，人类可以“停止门线思考”了。这是一个技术万能论甚嚣尘上的时代，也是技术逐渐替代人类功能性的过程。本届世界杯赛上的裁判喷雾器、医用“502”缝合胶、飞猫摄像机系统、门线技术、视频回放技术、MAGAM比赛技术分析系统……甚至开幕式上出场亮相的那位借助仿生助力机器衣系统“重新行走”的残疾人平托，犹如影视大片中频繁的广告植入，比赛中的高科技产品植入无所不在。 技术对人工的取代一旦到了某个极限，就很可能引发资本主义长期甚至是无法消解的危机[6]。至少从慎重应对未来技术危机这个议题上，国际足联充分考虑并坚守人类主体性的历史遗产，实践中奉行保守主义路线，具有某些社会根源和理论依据。在缺乏对未来世界足够的判断和控制力的局面下，选择保守姿态至少比激进政策要来得平稳。国际足联官网有关启用门线技术的第3点担忧观点不无道理，正如普罗米修斯盗火的现代性隐喻，以及一系列可以预见的技术失控性后果，门线技术已经让“技术火种”在人类主体性主导的竞技活动中燃起，人类无法承诺能够控制火势蔓延而不被吞噬。犹如全球核武器扩散问题，各国政治家没有一个不知道核战争可以毁灭世界，可悲就在于没有人要发动核战争，可是没有人能保证不会发生核战争[7]。 保证比赛公平竞争是启用门线技术唯一值得信赖的理由，也是技术解决人工裁判局限性甚至裁判腐败问题的合法性根源。技术已经彻底解决了门线争议，而且做到极致完美。例如，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法国对阵洪都拉斯的比赛中，本场法国队第2个进球，守门员在门线处侧身压球，无意间碰球过门线，裁判员的站位盲区和感官能力无法为正确判罚提供依据，只能凭借裁判经验做出想象性选择，这就沦为赌“大”“小”的博彩游戏，人类认知和感官能力的局限性必然导致“门线冤案”。那么，底线、边线、越位、禁区、中场等判罚争议怎么解决?人类竞技的下一个站点是尽早对其他裁判技术系统“敞开怀抱”。裁判员的主体性和权威性荡然无存，最终沦为裁判机器人世界杯赛。人类对克服自身缺陷失去了信心，主动放弃了在竞技的自我锻造中实现救赎的机会，竞技世界没有了喧嚷和争议，无聊感和孤独症倾袭而来。 科学技术的强势地位正挤占人类的主体性空间，如果技术异化提前散布开来，人类就不存在历史和记忆，更不会有马拉多拉“上帝之手”的经典争议。或者毫不夸张地说，机器、系统和程序必将终结人类的情感世界，以承认人类存在某种天然的缺陷为认知基础，这对于人类主体性而言是扼腕叹息的大事件。诚然，这里必须排除假球、黑哨的特例情况，也可以映射到本届世界杯赛上频发的裁判争议事件，正如竞技体育公平竞争道德规范中的“尽全力赢得比赛”原则，裁判员已尽全力而不能做得更好，是因为人类的某种局限性和场上的特殊情势，而不是出于人类性格的阴暗面，难以填满的欲壑主导的人为判罚因素，这就值得做出谅解和宽恕。球迷应该庆幸至少还存在越位争议、禁区争议、中场争议，在喧嚷社会和吐槽空间中驱赶心灵的空虚和无聊。门线技术攻陷最具全球影响力的运动项目，这一历史地标性的裁判结构性变革必须立此存照，作为今后人类遭受历史审判之时，控诉科学技术吞噬人类主体性的证据。至于我们这一代体育人，坚守住竞技世界中人类主体性的最后防线，或许是一辈子为之抗争的人类权利事件。 4 关于体育英雄并未退场 尼采发出“上帝死了”的呼喊，迎来了信仰覆灭的大众文化时代。这是对泰罗制工业化、“人是机器”、“单向度的人”等现代社会异化的批判，也是对历史上各类英雄“退场”的挽歌。大众这一社会群体的出现，及其“价值削平”的文化理念，必然使“英雄无用武之地”，明星则是作为英雄“退场”后的替补物和填充物“出场”的，英雄真的“死了”[8]，明星替补“出场”，俨然成为学界的共识。然而，精英体育中挥之不去的民族情绪现象，不断撩拨着学人的神经，本届世界杯赛上的苏亚雷斯、德罗巴、梅西、罗德里格斯、内马尔等球员流露出的浓烈民族情感，在黯然泪下的感人场景之外，更不能简单的定性为英雄“死了”，抱以视而不见的学术态度。中国球迷能够为“他者”的民族情绪感染，能够感同身受流出珍贵的眼泪，将不平静的内心情感转化为歇斯底里谩骂和讽刺的社会行为，其背后蕴涵的民族、社会与文化价值问题值得列入社会学的研究议程。如果真的是“明星”出演的赛事，博君一笑也便作罢，娱乐之后各奔东西，更无须为“他者”付出真感情。如果真的是“商业”主导的赛事，中国男足输球还是赢球谁在乎，日进斗金是正解，哪来铺天盖地“唾骂”中国队的话语。 随着近年来地缘政治冲突的愈演愈烈，民族主义问题的回潮，英雄似乎“复活”并走向了“前台”，宣告新一轮的“出场”演绎。或者说福山的“历史的终结”是资本主义冷战阵营应激过度、无病呻吟的产物，历史是延续的，英雄从未“退场”，只是在物欲横流的全球化社会景观和纸醉金迷的个人欲望追求中，人类的内心世界遗忘了英雄的存在。夏季奥运会、世界杯足球赛是典型的精英体育赛事，以民族国家、民族主义、民族情绪为核心动力源泉，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理念，很好契合了资本主义利益最大化、民族解放、民族自决等全球大事件的精神诉求，犹如世界历史那永不停息的车轮。裹挟民族情绪一路前行的世界杯足球赛，聚集了全世界的目光和人气，赚得盆满钵满，赢得了世界首要赛事的荣誉称号，也沦为近代“想象的共同体”滥觞并泛滥中的民族国家极力证明其政权、社会与文化合法性存在的彰示物。每个民族都渴望获得世界的尊重，渴望站在世界欲望的中心，绞尽脑汁琢磨，不惜资源投入。以卡塔尔“金元足球”战略为最，成立Aspire足球青训学院，培养年轻一代的本土球员；重金打造Q-League联赛系统，引进国外优秀运动员和教练组，提升卡塔尔足球在西亚地区的影响力；注资比利时K.A.S足球俱乐部，为本土球员的欧洲发展提供“跳板”，为提升国家队竞技水平提供条件等一揽子国家体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9]。 竞技的巨大魅力在于比赛过程的扑朔迷离和比赛结果的不可预知，亦不是历史旋律的翻唱机，不仅需要付出与回报、量变到质变的默默耕耘，也需要历史机遇和比赛运气的眷顾。如果将国家的支持和全面投入喻为“技术系统”，那么球员就是技术标准化生产线下的特殊产品，一些完美的甚或不合格的“技术产品”在赛场上驰骋，人类主体性引领下的个人足球天赋熠熠生辉，成为人类超强意识能动性的代名词，也为体育英雄情结的回潮提供了孕育土壤。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认为[10]，神明英雄、先知、诗人和教士，都是旧时代英雄的不同形式，他们产生于极其遥远的过去，其中有些早就失去存在的可能，但对英雄的崇拜总是不断变化的，各个时代有不同的形态。技术扫清了鬼神，和平抚平了创伤，“时势造英雄”亦当重新定义和抒写。竞技是和平时期最大的“冷战”博弈，足球则是“中心战场”。足球与某种国家强大的特质连接起来，与某种民族成长的性格联系起来，赋予了更多的民族叙事和国家认同的内容涵义。 人类对意识能动性的膜拜和超能力的赞叹是一如既往的，明星球员精湛的技术表现总能赢得满堂彩。然而，明星球员不可能一直保持良好的竞技状态，又有多少明星球员在事关国家荣誉的重大比赛中发挥失常。人类借助“技术系统”长期获利，改变了国家与社会发展状况，却又从内心深处排斥这套拥有自主进化能力的“技术系统”，“技术系统”强大的改造能力和控制欲望正在消磨人类渴望自由的天性，人类渴望超越“技术系统”魔咒的个性表达和能力发挥，并以某种形式的人类领袖或英雄形象站出来代表他们的意志。卡莱尔认为[10]，社会是建立在英雄崇拜的基础之上的，一个英雄从各方面来说都是英雄，首先是他的灵魂和思想。老迈的德罗巴是非洲“象牙海岸”最励志的传奇人物，是非洲年轻一代的明星偶像，更是解放科特迪瓦人内心世界的民族英雄。本届世界杯小组赛科特迪瓦对阵日本队的比赛中，第62分钟替补登场的德罗巴发挥了奇兵功效，是主教练临场变阵智慧的体现，也是德罗巴的灵魂和精神感召力使然，这种场上的渲染力和威慑力无形激发了本队球员“勇敢”和“淡定”的情绪，两次成功的边路传中破门犹如神灵附体，无量变基础却发生质变，这就是足球比赛中“一球定乾坤”逆袭的独特魅力。 正是由于民族主义甚嚣尘上的全球弥散氛围，让以足球比赛为表现形式的这种参与国家间竞争的情绪推向了高潮。尤其是处于“世界体系”中的亚非拉落后地区的国家人民，就更狂热地相信球员凭借个人足球天赋和通灵表现能够将他们从这片贫瘠的土地中拯救出来，只不过是以赢球之后精神世界的充盈形式。体育英雄必须具备超人的技术、非凡的勇气、“特别能战斗”的精神意志，这就是罗德里格斯、苏亚雷斯等民族英雄迎接挑战时表现出的无所畏惧的品质。卡莱尔认为[10]，人们必须摆脱恐惧，否则一事无成。一个人的首要责任是征服恐惧。勇敢是人的责任，是永久的责任，古今同理。勇猛仍是有价值的。一个时代的历史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接受伟大人物的方式。凭人们的直觉会感到在伟大人物身上总有某种神一般的东西。体育英雄以大无畏的竞技形式，对全民精神世界实现一种驯服、聚合和皈依，英雄终于出场，民族性走向前台，唯有“疯狂”是最后一件需要做的事情。2006年德国世界杯决赛上的齐达内撞人事件，本届世界杯赛上的苏亚雷斯咬人事件，这种严重违反奥林匹克精神的恶性侵犯行为，在受到国际媒体广泛谴责的同时，也受到体育英雄所在民族国家球迷的辩护。苏亚雷斯遭到严厉的禁赛处罚，回国后仍然受到球迷们英雄般的狂热拥戴，远远超出了理性认知的范畴，或许体育英雄采取的种种民族实践方式，是为全球化中压抑的民族性提供一种得以躁动的理由。 如果想象的尺度可以再大一些，本届世界杯赛德国对阵阿根廷的巅峰对决，是国家“技术系统”与人类“超强意志”的碰撞，是“科技足球”与“赤脚足球”的比拼。德国队球员技战术能力相当，没有绝对的英雄式球员，球员具有严格的纪律性和团队意识，犹如技术支撑系统中的螺丝钉，强大的体育科研系统、科学训练团队、后勤保障团队、大学生信息分析智囊团等，这是精细化到原子，象征“一切尽在掌控中”的科学技术系统的胜利。而阿根廷队的最大希望无疑寄托在梅西身上，梅西的竞技表现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比赛结果。或许历史总是不完美的。随着技术逐渐控制人类世界，贝利和马拉多拉之后再无球王。在强大的“技术系统”压迫下，球迷幻想和期待中的梅西神灵般竞技表现并未如期而至，这是对人类主体性的呼喊和渴求，竞技对人类主体性的救赎终于烟消云散。正如卡莱尔所说，任何时代的英雄都难于做得尽善尽美[10]，孔子、释迦牟尼、默罕默德、毛泽东、邓小平等一代伟人都有未尽的人类事业，梅西是阿根廷国家的民族英雄，却无法成为一代球王，一步遗憾，咫尺天涯。人类历史不也是充满惊喜，又充满遗憾，这就是历史和人生本真的色彩。 5 关于中国足球未来想象 “凯泽斯劳滕现象”、“切尔西现象”、“恒大现象”代表了对职业足球发展规律的一种实践解释，而在精英足球发展领域，是否存在“恒大现象”这种“直通车”模式。如果借鉴阿尔及利亚队打造“法国二队”的发展模式，中国足协既然可以为卡马乔豪掷上亿元的年薪和违约金，斥资归化11名主力球员自然不在话下，可以向巴西、阿根廷招募二线队员，打造中国版的巴西或阿根廷二队，实现“冲出亚洲”目标立竿见影。况且因为阿尔及利亚等国对放开球员跨国流动政策的诉求，国际足联放宽与修订了球员体育国籍变更规则，让球员跨国流动具有更多的可能性。诚然，足球发展往往不是资本单因素作用的结果，中国男足被媒体和球迷指责“急功近利”，但在较长时期内不会选择归化球员这一“拔苗助长”的发展模式。因为中国是典型的民族国家，民族“纯洁性”和民族情绪始终是社会文化成长的第一法则，也是维护中国梦社会凝聚力和国家意识形态领域安全的第一诉求。 毋庸讳言，精英足球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选择本土球员自主培养战略进而提升国家队竞技水平，需要付出长期不懈的投入和努力。如果排除历史机遇的影响，一是中国举办世界杯赛东道主晋级，二是类似于韩日世界杯赛历史契机重演。笔者认为中国男足(国家队层面)不可能在半个世纪内崛起、更不可能成为精英足球的亚洲强国。看看亚洲精英足球强国日本和韩国，看看西亚“金元足球”，再看看整个亚洲精英足球的发展，付出了多少努力，做了多少基础性工作，在东欧、南美、非洲诸国更大的努力和自信前面，不也是水流花谢，尽付阙如。中国既然在精英足球领域难有作为，按照传统套路发展职业足球领域进展迟缓，何不放空民族野心，丢掉大国包袱，尝试走“第三条道路”。 “恒大足球现象”是一种“曲线救国”的策略，以职业足球发展带动精英足球成长。如果最终精英足球的目标未能实现，至少中国还存在职业足球的伟大成就，经济与社会发展是人民幸福生活和福祉来源的基础。如果不能明辨当下足球“世界体系”面临的严谨形势和格局走势，不充分考虑中国足球发展的资源禀赋条件，一味地投入精英足球领域，冀望在国家队层面上获得更多地聊以自慰的“为国争光”效应，这本身就是社会功利化观念的投射。到未来骑虎难下、无法回头的时候，才蓦然醒悟，我们这一代人没有留下任何的足球遗产，这才是最大的历史遗憾。不如创造一个中国版的“曼联”神话，为国家叙事和地方认同建立一些历史文化遗产。 这是一个“小时代”，人人享有平等的权利，人人享有出彩的机会，也就意味着个人权威和影响力的分化趋势。马云是中国互联网商业的传奇一代，选择投资恒大俱乐部这一职业足球发展领域是由其身处的商业背景和企业战略布局决定的，人的能力和精力总是有限的，不能说马云没有投资精英足球、草根足球、青训足球等领域，就批评中国新一代企业家没有社会责任感。按照这套“玩概念游戏”的逻辑，万达集团赞助精英足球领域(国家队层面)，而没有对职业足球、草根足球、青训足球等领域的全面重点投入，似乎也是没有社会责任感的表现。这不是许家印、马云和王健林的问题，而是某些人偷换“体育”概念的产物。中国足球这个盘口非常大，需要各行业优秀企业家们的共同关注、联合发力以及一代接一代人的努力，每位有远见的企业家尽其所能去分担一份中国足球的发展责任，中国足球的未来发展才能更美好。 “恒大足球现象”的成效立竿见影，荣誉等身，有目共睹，也进一步说明“恒大模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有其充满智慧的一面。唯有新媒体炮制出的“土豪”一词能够贴切地形容“恒大足球现象”，也没有比“土豪”一词更能形象描述“恒大地产”的迅速崛起。“土豪”这一称谓是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造就的暴发户的一种形象描述，拆分来看，有“豪”的一面，也有“土”的一面。将“恒大足球现象”上升为一种特殊发展道路、模式和理论的解释，笔者暂且这么提出来，“恒大足球现象”是一种植根中国社会环境并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的“土豪足球”发展模式。土豪足球模式中的“豪”，学界多有评论，这里不多赘述，总结起来就是“一掷千金”的办事套路，妄想达到“高端大气上档次”的目标效果，就必须大投入、顶级配置、高消耗，舆论噱头必须高于产品价值本身。值得提出的是，“恒大模式”原本是地产界对恒大集团短时间内跨越式发展的一个概括[11]，代表了恒大地产崛起的“中国道路，广州速度”，也在某种程度上象征了中国经济“大干快上，抢位争先”的跨越式发展道路。恒大女排、恒大足球的崛起只是“恒大地产模式”的翻版，也是恒大集团回报社会的一种反哺形式，“恒大足球现象”并没有特别的模式创新和管理创新意义。 如果将“恒大足球现象”定义为一种成功的职业足球发展模式，诸如严格高效的管理体系，引进国际外援的策略，有效的激励和遵循足球发展规律，注重青少年的培养等[12]普适的成功法则，与法甲巴黎圣日耳曼现象、英超曼城现象、西甲马拉加现象、俄超安郅现象等种种金元要素刺激下的职业足球崛起模式相比并不二致，无法彰显“恒大模式”的特色和本土化管理创新的价值。土豪足球模式中的“豪”是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关键还在于“土”。以恒大足球俱乐部“五必须、五不准、五开除”纪律规定为标志，种种方式方法简直“土掉渣”。“恒大模式”用中国人最舒适的接受方式和治理思路，走出了一条“全球化了的”(Globalized)本土性特色发展道路。正所谓“斯文”治“绅士”，“土法”治“土鳖”，对症下药，立显奇效。犹如中国人那股“吹牛皮”的劲头做派，欲望可以放大一点，规划可以整大一点，报道可以夸大一点。也犹如中国人那股“打擦边球”的生活智慧，“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不管土不土，事情办成了就不“土”。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转型炮制了恒大地产的崛起，恒大地产的成功炮制了恒大女排，恒大女排炮制了恒大足球，恒大足球炮制了恒大冰泉，由此喊出了“一处水源供全球”这个媒介传诵的“土豪”语录。 从职业体育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恒大足球“一骑绝尘”的局面及影响整体上是利大于弊。恒大足球引擎产生的“火车头”效应，对中超联赛品牌和球市、公共文化精神产品供给、恒大集团的媒介影响力、城市观光旅游、食宿、娱乐和购物等产业或社会领域均有不同程度的拉动作用，最大的贡献无疑是对中超联赛品牌价值的提升效果。本届世界杯赛中有6名球员在中国联赛踢球，分别为中超5人，中甲1人，证明了中超联赛日趋进步的全球影响力。也有媒体戏称，在中国联赛踢球的外援代表的国家队均遭小组淘汰出局，说明中超联赛尚存在巨大差距。也有批评观点从“资本原罪”和竞争平衡理论视角指出，资本市场从来不讲道德，恒大足球的资本强势，将会对中小俱乐部的生存和中超联赛的生态造成毁灭性冲击。这些反垄断制裁的呼声往往忽略了中超联赛不充分竞争和低水平竞争的前提条件，可以毫不忌讳的说，职业联赛竞争平衡理论是黑板经济学炮制的十足假象，一些发展中国家案例和算法被“四舍五入”了，更无暇顾及职业体育实践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处于竞争平衡理念主导时期的中超联赛就是一本“活教材”，俱乐部串通一气，不思进取，“假球”、“黑哨”泛滥成灾，局内人一起低水平，一块不作为，这也算是一种变态的“竞争平衡”理论了。 中超联赛墨守成规的促平衡，只会浪费和流失大好发展时机，使其长期在低水平竞争平衡上徘徊，应践行“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非均衡发展战略[13]。如果将广州恒大足球俱乐部誉为中国的“巴萨”，那么唯一不完美的是，缺少一支中国的“皇马”与之强强对话。原本阿里巴巴注资中超联赛俱乐部这一公共事件可以有一个更精彩，更富于想象力的结局。许家印代表中国地产经济，马云代表互联网新经济，恒大和阿里巴巴、许家印和马云、“巴萨”和“皇马”、一南一北的想象张力，爆棚的中超联赛球市即刻浮现眼前。可惜阿里巴巴无法全资收购另一支中超俱乐部，失去了缔造中超神话的机会。 对于中国足球未来发展而言，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没有比跌破“发行价”还得搭上“老本”更痛心疾首的事情。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恒大足球现象”拨开了漫天的雾霾，冲破了尘封的枷锁，就怕“土豪”来搅局，更怕“土豪”有文化，逆转未来，值得期待!标签：足球论文; 巴西世界杯论文; 巴西足球论文; 门线技术论文; 足球青训论文; 巴西历史论文; 巴西奥运会论文; 世界杯论文; 足球精神论文; 竞技体育论文; 中超裁判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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