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与南亚地区间经济关系及发展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亚论文,东亚论文,发展趋势论文,区间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0年第二季度，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持续的高增长表明中国与东亚一些中小经济体一样有可能在较短的时期内以工业的持续高增长完成工业化，而中国巨大规模潜力的焕发已具有改变东亚地区经济结构、同时使东亚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发生相应调整的能力。从已有的趋势看，东亚有可能在中国的影响下调整形成相对独立的地区经济结构；同时延续东亚已有的产业转移关系，向东亚区外继续进行产业转移，而转移的首选目标是南亚地区，由此将形成东亚的“西扩”进程。
在南亚居主导地位的印度近年来以面向欧美的外向服务业为主导产业实现了经济的持续高增长。由于这类强飞地性质产业对印度国内和南亚地区产业的直接联带能力较弱，使这种以服务业带动巨大型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进程并未促进印度与周边国家以至地区关系的发展，南亚整体经济规模仍远远小于东亚。印度已开始调整其发展战略，在保持服务业出口优势的同时，启动工业化进程，这将对印度与周边及东亚关系产生相应影响。因此，印度重提其“东向政策”，并将目标从东盟向东亚扩展，希望借助东亚工业化的成果带动自己的工业与经济发展。这一调整有可能弥补印度前阶段以飞地型产业主导增长对发展地区间经济关系的不足。
东亚与南亚都以第三方为目标市场的外向型主导产业的迅速发展并未给双方经济关系的发展提供交集，而东亚的“西扩”与南亚的“东向”将可能改善这两个非对称(也可称为极不对称)的地区间现有的经济关系。
一、东亚与南亚两个非对称地区间的经济关系
(一)东亚与南亚非对称经济现状
东亚与南亚①之间因发展阶段不同而形成较明显的发展差距，特别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在经济结构、收入水平等多方面显示其已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基本特征。这种发展差距已导致东亚和南亚成为两个经济差异巨大的非对称或极不对称的经济区域。
1.经济规模差距
东亚多数经济体进入高速发展期的时间要早于南亚国家，因而在总体规模上，东亚远远大于南亚。只是近几年印度发展速度很快，超过除中国之外的东亚绝大多数经济体的增速，使南亚与东亚在实力比较上有了一定的增长。
东亚与南亚经济规模的巨大差距成为影响这两个地区间经济关系的基础条件之一，由此使东亚在双方经济关系中如市场规模、投资与贸易能力等诸多方面都居于优势地位，特别是在贸易、投资等方面会因地区间重力(或称引力)关系的作用而出现单向的流动。
2.发展阶段决定的产业结构差异
东亚部分经济体已完成了工业化进程，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已在工业比重下降的同时发展服务业，经济中服务业比重都在60％以上。而中国和东盟部分国家正处在工业化的上升或高峰期，其重要标志是经济中工业比重都在40％以上，只有菲律宾较低。与之相比，南亚国家尚处于工业化初期，工业比重较低但已超过农业，农业和服务业比重相对较高。
3.收入水平差距
收入水平变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结果与衡量指标，也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重要的要素竞争力指标。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等都会发生相应的调整变化。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结构变化的影响也会向周边地区扩散，导致国家或地区间关系的调整转变。东亚与南亚主要经济体在人均GDP上的指数级差距从根本上显示了两个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见表2)。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人均GDP在万美元级别上，2009年，在1.6万美元至4万美元之间；中国和东盟一些人口大国大致在千美元级别上，分列数千美元范围内；而南亚地区重要的人口大国人均GDP相对很低，印度刚刚跃出百美元级别，大致在1100美元，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则处于百美元级别。不过从劳动力成本角度看，南亚则是具有绝对的潜在优势，若其他条件适宜，南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空间很大。
(二)两地区间经济联系薄弱
1.双方贸易规模差距
与经济规模存在巨大差距相同，东亚与南亚的贸易规模差距也非常大，特别是在商品出口方面，以出口导向为发展战略特征的东亚占了两地区商品出口总额的94.5％。不过，2005年以来印度的对外商品贸易增长很快，增速超过除中国之外的东亚其他经济体贸易增速，使印度在两地区商品贸易中份额已有明显上升，相应将南亚的份额提升。
东亚与南亚的服务贸易总量虽也存在巨大差距，但与商品贸易有明显不同。从总量看，以印度为主的南亚服务贸易在两地区服务贸易总额中所占份额(12.4％)明显超过东亚在商品贸易中的份额(7.4％)，主要原因是印度服务出口占两地区服务出口总额的份额达到15％。从服务贸易平衡看，南亚服务贸易平衡是顺差，东亚是逆差；与之相反，在商品贸易中南亚是逆差而东亚是顺差。
2.双方商品贸易联系
南亚贸易总额远低于东亚的现状意味着南亚与东亚区域间的贸易额更小。以南亚从东亚的商品进口为例，南亚四个主要贸易国家2009年从东亚进口1078亿美元，它相当于东亚对南亚的出口，这一千多亿美元的贸易额仅相当于东亚总出口的3％左右。这样两个拥有约37亿人口的区域之间的贸易量这样小，既表明两地区间现有经济联系是十分薄弱的，也表明两区域间经济联系尚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实际上，从东亚进口已成为南亚国家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最突出的是孟加拉国，其进口的73％来自东亚地区，相对低些的印度在其进口中也有29％来自东亚。最弱的是南亚对东亚的出口，这对以出口为导向的东亚来说就是从南亚的进口，四国贸易总额只有474亿美元，其中437亿美元是印度完成的。
3.外国直接投资
2000年以来，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极快，从其自1980年起的累计额看，2009年的1640亿美元已是2000年的十倍。印度外资的迅速增长导致南亚外资累计在东亚与南亚外资总额中的份额同期从2.6％上升至7.4％。不过，尽管南亚外资有明显上升，但它与东亚的24342亿美元累计额相比仍有巨大差距。
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虽然都已进入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但它们对印度以及南亚的直接投资并不踊跃。在2000-2010年印度累计1263亿美元的外资中，来自东亚的投资累计约190亿美元，所占份额为15％。②
应当注意的是，在东亚与南亚FDI累计中地区金融中心的作用：东北亚的17444亿美元中，香港特区就占了9122亿美元；东南亚的6897亿美元中，新加坡占3436亿美元；即使在印度外资累计中，来自毛里求斯的投资就占42％。这些金融中心的投资模糊了其投资的实际来源。
二、两地区间经济联系薄弱的原因
东亚与南亚地区因发展差距很大而形成了两个在规模和水平上非对称的经济区域集团，目前两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相对较弱。从理论上看，区域间经济联系薄弱是区域经济发展不成熟或不完善所致。
(一)区域经济的向心力不足
1.区域经济增长产生经济向心力
将众多区域经济空间或布局理论综合整理后，可以对区域经济发展得出一个相互衔接的理论描述。根据累积因果理论，某一地区或某些产业因初始优势而比别的地区发展得快一些，其后可依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逐步形成地区经济中心；而根据中心—外围(或称核心—边缘)理论，地区中心与其外围周边会形成二元结构，随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作用，中心与外围的差距会逐步缩小，形成增长极理论所说的增长极。而从更大地区范围看，若干增长极之间可依据点轴理论建立相互间的联系通道，从而形成更为宽泛的增长轴或增长带。当这种联系通道从交通发展到包括交通网、通信网等能够承载商品、资金、技术、信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流动的区域网络时，就形成了较完善的区域发展模式，区域经济也进入成熟阶段。
从区域空间理论看，区域经济发展过程是围绕一个抽象或具体存在的经济中心进行的，也就是说是一个向心发展过程，相应的要素也主要是在区域内流动。
2.东亚与南亚以第三方为主要目标市场的双方经济缺乏向心力
东亚的持续高增长依赖的是外向型加工工业，主导南亚前阶段增长的是印度的外向型服务业，这些产业都是以第三方外部市场为主要市场，实际上就是美欧等发达国家市场，这是两地区相同之处。但也正因如此，东亚与南亚之间的联系却并不一定因这些外向产业的发展而增强，因为东亚提供的基本上是最终消费品，印度提供的是咨询等最终消费服务或是计算机软件程序，这些产品虽然都面向相同的市场，但在生产消费过程中没有衔接与交集，因而对双方的经济联系没有直接的增进作用。也可以说，东亚和南亚都没有形成一个自己的终端市场，因此在双方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尽管各自发展速度都很快，但却没有强烈的相互引力或向心力，因而也就没有增进双方经济联系的内在动力。
(二)区域间缺乏具有较强外向辐射能力的关联产业
1.产业发展产生经济向外辐射的影响力
从产业发展角度分析区域经济的发展，主要包括要素差异和生产阶段差异分析。
要素方面的分析是根据国际分工和贸易理论，比较两区域间要素禀赋的基本差异，从而确定双方经济联系的基本性质。要素比较理论的发展是从绝对比较优势、相对比较优势演进到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其要点是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相同要素具有的优势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就给后发国家提供了参与国际分工发展本国经济以至追赶先发国家的可能与机会。不过，在国际劳动力要素不能流动的前提下，要素的比较优势将导致生产的移动，从而可以带动新的地区的经济增长。
生产阶段方面的分析是根据以工业生产生命周期为基础的梯度转移理论，研究双方因所处不同生产阶段而形成的相互间转移替代关系及其影响。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工业产品都要经历创新、发展、成熟、衰退四个阶段，其生产过程也就处于相应阶段，该理论在区域经济学中用于确定区域经济结构的发展阶段即发展潜力。当区域经济以创新和发展阶段的产业为主导产业时，区域经济属于高梯度结构，发展潜力大。在保持这种具有发展潜力的高梯度产业结构的努力过程中，不断有新的创新产业成长起来，而一些进入成熟或衰退阶段的产业将会向外转移，其结果是带动了低梯度区的发展。这一过程的循环递进将使整个地区经济保持持续的增长。
产业发展理论可将区域增长的过程描述为一个产业的发散过程。随着产业的转移，更多的国家或地区以其优势要素参与竞争，获得快速发展的机会。应当指出的是，产业转移的实质依据是成本的比较优势，它包括规模成本即相对成本，也包括低工资、低地价等绝对成本。绝对成本会随经济和收入的增长而逐步丧失，之后就要靠规模成本竞争。因此，转移产业常伴有大规模的生产出现，相应会伴有大规模的资本、中间产品、成品等要素在地区间流动，区域间经济也因此而扩展。
不过必须注意到，产业转移对移出地区是有贸易转移效应的，移出地区必须同时发展上游产业与移出产业衔接，以新的贸易创造替代贸易转移，这样才能保持在区域经济中的地位与联系。
2.没有以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作为关联产业使区域间缺乏贸易创造能力
东亚的外向型加工工业有较强的与本地产业直接连接能力，但还没有向南亚大规模延伸。东亚主要经济体的工业化初期是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主要外部市场，随着东亚区域内产业转移的进程，这些加工工业逐步扩大了对东亚内部市场的开拓，尽管其中有较大部分是以中间产品的形式在区内贸易流转。也就是说，这些制造业向其上下游的关联发展能力很强，可以延伸出较长的产业链，在区域内形成愈益密集的生产网络，并且还会对当地的基础产业形成较大需求。这样，它们在转移到新的地区时可能是飞地性质的产业，但随后即有可能与当地或周边地区相关产业衔接，最终使当地产业与外部链接而完成整个地区产业链的延伸，相应创造更多的贸易活动。不过，这种产业转移与产业链的延伸尚未发展到与南亚地区链接的阶段，因而它对两地区间经济联系的拉动作用还无从展现。
印度的外向型服务业是前阶段经济发展的主导动力部门，但它与当地其他产业的直接链接能力相对较弱。在2009年印度服务业1042亿美元出口额中，与本地关联密切的是交通与旅游，约234亿美元，占22％；计算机与信息服务为490亿美元，占47％；其他商业服务为218亿美元，占21％。其中最被称道的计算机与信息服务所占份额最大，它与本地有较大关联的是基础设施相关产业，显然它所需的基础设施规模要小于制造业所需基础设施规模，而它对其他产业的直接带动或关联能力更低于制造业。这种明显具有飞地性质的外向产业对本地的产业直接关联小，相应引起周边国家的产业关联就会更小，贸易创造也会很小，因而这种外向型服务业不具备作为两地区间增强经济联系的纽带产业的条件。
(三)区域经济中的外向经济成分薄弱
1.非对称地区间经济联系扩展的规模约束
两地区间经济联系由双方经济开放的程度与能力决定。应当指出的是，区域经济封闭状态并不意味着对外经济为零，它必需的进出口等最低对外经济活动仍需进行，因此封闭区域的对外经济关系水平相当于其外向经济能力的下限。
当两地区经济整体水平相同时，地区间的经济联系由双方的经济开放程度与各自的外向经济能力决定。即双方都开放时，区间经济联系的上限由任一方外向经济部门的能力上限决定；双方都封闭时，区间关系由任一方外向经济能力下限决定；一方开放一方封闭时，区间关系由封闭方外向经济能力下限决定。
当两地区经济整体水平差距巨大，大区域封闭时的对外经济活动下限也高于小区域开放时其外向经济能力上限，此状态即为两区域经济极不对称状态。经济极不对称区域之间的经济关系基本由小区域的开放度与能力决定：当小区域开放时，无论大区域是否开放，两区域间经济关系都由小区域外向经济能力上限决定；当小区域封闭时，显然两区域间经济关系要受小区域外向经济能力下限决定。
2.南亚经济发展水平低使其扩大与东亚经济关系的能力不足
南亚工业发展水平较低，因而它的对外经济部门的外向竞争能力不足。即便有比较开放的政策环境，其外向经济的发展能力也较低，难以扩大与东亚的经济联系。贸易依存度可以显示实际的外向竞争能力。南亚与东亚相比，其出口竞争能力有较大差距。东亚2009年贸易依存度为51.2％，南亚为32.6％。双方主要差距在出口依存度上，东亚同期为27％，其中东北亚地区为23.3％，东南亚地区为55.5％，而南亚地区只有12.6％；与出口相比，东亚与南亚进口依存度分别为24％和20％，并没有太大差距。
南亚出口能力不足是与其处于工业化初期水平的工业生产能力直接相关的，如表2所示，南亚工业比重远低于正处于工业化高峰或上升期的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因此，南亚产品进入东亚市场的主要障碍应是其生产能力不足而不是东亚市场的开放程度，这一情况应与表6中的极不对称区域间的小区域上限约束相同。
三、两区域发展趋势对区域间经济关系的影响
东亚与南亚已有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结构不同，其发展途径与趋势也不同，因而双方的继续发展对两地区间经济关系的影响也会不同。不过，目前两区域间已出现了克服上述影响区域间关系的障碍的发展趋势。
(一)东亚产业链延伸与东亚的“西扩”
1.东亚产业链的延伸与中国的链接
东亚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特征是在发展过程中各经济体之间形成了相互衔接并可以延伸的产业链，其目前的基本结构是日本为首，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次之，而后是中国。产业链对接的主要最终市场是美国市场。这种链状结构与一般描述东亚的“雁行模式”和生产网络的重要差别特征是，东亚产业链形成后各环节依次产生逐步扩大的贸易顺差，最终在对美国贸易中形成巨额顺差。
这种链状结构的形成机理首先是美国等发达工业化国家在完成工业化进程中，逐步将一些失去竞争力的产业淘汰或向外转移，由与之在经济或安全战略格局中具有密切关系并且具有该产业竞争潜力的地区承接该转移产业，转移产业的最终市场仍是美国。当这些转移产业发展的规模超过美国市场需求或美国不愿继续承受巨额贸易赤字时，美国便以压迫转移产业生产国或地区的货币升值、取消贸易优惠条件等诸多手段削弱其竞争力，迫使其逐步退出美国市场并将该产业依前述条件继续向外转移，从而导致产业链向后延展。美国对东亚产品的抑制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此后东亚在美国市场上的份额便由上升转为停滞而后有所下降，它表明美国留给东亚的市场份额已趋稳定，东亚必须相互竞争来获得这一市场份额。
在这样的链状结构中，由于转移产业的本质是成熟产业，基本没有技术优势，只能靠规模优势和成本优势参与竞争，因而拥有最终市场的美国对产业链的发展与走向具有很大的控制权，这也是产业链的产业转移与延伸的根本原因。对东亚来说，能够在美国市场获得份额的竞争要素就是大规模生产带来的规模成本相对优势和低收入劳动力带来的低成本绝对优势。与之相应，大规模生产带来的环境和社会成本对规模成本优势构成约束，人均收入的普遍提高是对劳动力成本优势的约束。在美国市场设限后，东亚先发经济体最终因成本上升而逐步被迫减少在美国市场份额，由后发经济体替代其失去的份额，从而完成产业链的延伸。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加入东亚产业链。中国不仅迅速发展自己的经济，而且也利用产业链的最终汇聚作用，将东亚生产能力与自己链接再连接到美国市场。这样，尽管中国承受了对东亚的巨大贸易逆差，但也因为与东亚经济的全面对接而获得了对东亚经济发展的影响能力。中国巨大的生产能力已使美国不堪忍受由东亚汇聚到中国而形成的巨大对美贸易顺差，而且美国也希望在经济上和安全战略上抑制中国影响力的上升，因而美国自2000年以来不断施压中国提升币值并采取多种手段制造贸易摩擦，希望迫使中国抑制其在美市场的扩展从而相应抑制中国对东亚的影响力。由此可见，美国实际上已开始着手对东亚产业链进行新一轮的转移与延伸操作。
2.东亚产业链“西扩”及影响
能够对中国构成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周边地区是东南亚的低收入国家和南亚国家。从东亚角度看，低成本生产向印支地区以至可能向南亚地区的延伸，是东亚以出口导向为发展战略的经济增长模式向西的扩展，由此出现东亚“西扩”的可能趋势。显然，产业链的延伸会导致沿线地区经济贸易关系的扩展，因而它对东亚与南亚区域间经济关系的发展将会起到扩大作用。这样，东亚的“西扩”就将是继西欧“东扩”、北美“南扩”③之后世界区域经济发展的又一重大发展趋势。
东亚产业链结构“西扩”延伸所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将削弱中国在这一产业链上的地位与影响，如果中国未及时完成产业升级并掌握一定的中间产品和技术，就有可能被这一产业链旁路。实际上，这种可能性在90年代前期中国加入东亚产业链时，已在东盟国家出现过。当时东盟正从中国发生“六四”风波而受西方国家制裁的格局中获益，承接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转移产业，经济迅速发展并超过了“四小龙”的增速，但随后因高速发展催生大量经济泡沫，1997年爆发金融危机后即一蹶不振。中国则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坚持大幅度开放政策后，大量引入外资，经济迅速发展。中国因此全面接入东亚产业链，东盟则因产业未升级、没有中间产品和技术优势而被旁路。可见，东亚产业链的延伸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对处于产业链末环的经济体并不有利，甚至会造成其发展停滞。
目前，东亚的“西扩”已进入初期。在中国之后接入东亚产业链的是越南，它从中国的进口从2000年的14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132亿美元，而同期对美国的出口从7亿美元上升到119亿美元。不过越南的经济规模远小于中国，不足以承接东亚产业链的汇聚压力，因此东亚真正的“西扩”应是与南亚的链接过程，尽管目前还处在启动前的准备过程中。与之相应，东亚与南亚之间的区域制度建设也未起步。东亚自己还没有完成区域经济制度化的进程，与之相应的东盟加中日韩(10+3)自贸区的合作进展并不顺利。东亚与南亚也没有相应的区域合作构想，最接近的合作设想是印度2003年提出但未获响应的“亚洲经济共同体”(10+3+印度)。由此可见，东亚与南亚之间的经济联系不仅在实际经济层面比较薄弱，而且在区域制度建设层面也未被提上日程。
不过越南的实例又一次表明，东亚产业链的延伸仍是扩展相关区域间经济联系的重要途径。由于东亚具有明显的发展优势，这种产业转移构成的新增区域间经济联系的基本产业构成、发展进程等都将受到东亚的主导性影响。
(二)中国重组东亚市场以提升区域市场的向心力
中国全面接入东亚产业链并处于其末环位置后，即开始着手调整自己与东亚其他经济体的关系，以求减少产业链约束造成的负面影响。中国在不影响东亚产业链运转并尽量扩展在产业链上所获利益的前提下，利用自己不断扩展的新增市场规模，发展以自贸区为主干的中国与东盟经济关系。中国东盟自贸区已从2005年7月开始运行。中国如此而行的战略意义在于，利用东盟被东亚产业链旁路的徘徊机会和中国的市场潜力引导建立东亚自有或独立的最终市场。中国的措施已产生了一定影响，中国东盟自贸区迅速扩大了与东盟的贸易；日本、韩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或地区也在中国之后同东盟签订了自贸区协议。中国也在积极推动以东盟为主导的东亚区域合作，力求使东盟成为东亚区域合作的平台。实际上东南亚地区也正在起着衔接东亚与南亚经济合作的平台作用。
在东亚地区，日本和“四小龙”等先发经济体以及东盟都曾因缺乏本地区独立市场支持而受到东亚产业链延伸的冲击，但又都不得不持续依赖美国市场，因为东亚一直没有相对完整的地区市场。中国加入东亚产业链后，同样也面临缺乏本地区市场的问题。中国已在努力构建东亚市场，但因实力有限而不能独立完成。不过，随着中国全面接入东亚产业链，东亚大量中间产品最后在中国汇集而形成最终产品输往美国等外部市场，这样的地区贸易机制使东亚可以认为中国已然成为地区的准最终市场。同时，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使中国市场本身也成为东亚增长的主导动力之一，中国已成为日本、韩国等地区贸易大国的首要贸易伙伴即为实例。
在东亚有了自己相对独立的区域市场时，区内的产业转移仍会发生，此时主要原因依然是生产成本的差异，但是转移产业的目标市场已不全是东亚以往转移产业锁定的美国等第三方市场，而是包括了东亚自己的市场。也就是说，东亚独立市场的形成使东亚转移产业有了两个基本市场，一是传统的东亚外第三方市场，另一个就是逐步扩展的东亚自有市场。而从发展角度看，东亚自有市场是在不断扩张的市场，而外部第三方市场是相对稳定的市场。这样，东亚的独立市场就能给东亚与南亚区域间经济关系的发展提供一个逐步增长的市场向心力。
(三)南亚工业化趋势有助提升发展两区域经济联系的能力
南亚最大的国家印度前阶段以外向服务业为主导部门带动经济增长，从目前情况看，这一增长模式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以支持印度的增长，但是这种外向服务业的强飞地性质使其对印度的相关上下游产业带动能力很差，它对经济的带动途径主要是通过收入转化为消费后，对相关消费产品产业的拉动。以此带动发展的制造业从本质上看是进口替代型产业，对周边国家的带动能力也很差。因此，印度外向服务业的发展并不能给南亚地区带来连带性的增长。从2009年印度的进口看，其中从南亚的进口只占0.6％，几近为零。
印度近几年来在保持服务业发展的同时，已开始其发展工业化的前期准备，表现突出的是投资率持续保持在较高水平上。自2002年起，印度的投资即持续以15％以上的增速增长，直至2008年遇到国际金融危机而停顿下来，这就使其投资率在2007年达到38％的历史峰值，2009年回落为35％。④这一时期的投资方向重点是改善基础设施，它既是服务业收入引起其他相关部门的联带发展，也是为工业化的发展提供前期准备。
印度还宣称将其“东向政策”的目标地区从东盟扩展到东北亚地区。1992年印度推出其重点发展与东盟关系的“东向政策”，其背景是苏联解体后印度必须重新构建其外交关系格局，而东盟正值接入东亚产业链之初经济前景正好之时。印度调整在冷战时期因阵营不同而与东盟不睦的关系，即有改善其周边政治关系之意，也有借以缓解经济困难之需。不过当时东盟初入东亚产业链，目光盯住产业链两端的美国和日本，对印度的姿态未做充分响应。近年来，印度在其经济持续高增长的支持下，重提“东向政策”，意图以东盟为平台，将目标范围扩展至包括中、日、韩等东北亚国家在内的整个东亚以至大洋洲的澳、新。此次东盟回应积极，将自己作为衔接南亚与东北亚的枢纽，而将印度作为其外交格局中平衡东亚的力量。这一通道的建立，表明了南亚欲与东亚增强区域间经济联系的开放态度。
这些情况表明，印度作为南亚经济的主导，已有了发展与东亚关系的基础和政策等方面的准备，但真正的发展还要看印度制造业能力的提升。
其他南亚国家在印度没有表现出要倾力发展南亚地区经济合作时，已各自向区外寻求合作伙伴。实际上，已有南亚国家开始承接东亚的转移产业，其典型贸易特征是大量从东亚进口而没有相应地对东亚出口(参见表4)，出口的主要方向是欧美国家。
南亚区域内经济体联系涣散，因而在它们发展与东亚的经济联系时，主要以国家间双边合作为基本途径，难以构成区域性的统一进程。从经济方面看，这与印度这一区域大国的经济实力不足有关。目前印度既无力整合区内市场，也无力引领南亚共同开展对区外的经济合作。因此，当印度等主要国家经济实力和经济的外向性有较大提升后，南亚对区外的经济联系才能有较大发展，相应对东亚与南亚两区域间经济联系的发展方向与进程产生主动的影响。也就是说，目前双方经济联系的发展方向应以东亚为主导，产业转移是快速发展双方经济联系的主要途径或形式。
东亚与南亚因发展水平上的巨大差距而形成了两个极不对称的经济区域，虽然它们在人口规模上十分接近。目前两区域间的经济联系比较薄弱。
导致两区域间经济联系薄弱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是双方主导经济部门都是面向第三方市场的外向经济部门，因而两地区经济发展缺乏相互间的向心力，使双方经济联系的扩展缺乏内在动力。第二是没有以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作为区域间的关联产业。东亚的增长主导部门是加工工业，尚未向南亚转移；南亚的主导增长部门是外向服务业，它本身的对外产业关联作用较小而不适宜作区域间的关联产业。第三是南亚外向经济部门规模较小，尚无大规模扩展对东亚经济联系的实力或能力。
目前两区域间已出现了克服上述影响区间关系的障碍的发展趋势。第一，东亚产业链已开始向印支转移延伸，继续向南亚的延伸将形成东亚的“西扩”，转移产业将构成两区域间关联产业的主干。第二，中国正努力与其他东亚经济体共同建设东亚最终市场，此举不仅可提升东亚与南亚之间的市场向心力，也可降低产业转移对中国产生的贸易转移冲击，又可减少东亚经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第三，印度正在准备其工业化进程，同时也保持其已有的外向服务业的地位。印度的工业化将密切南亚地区内的经济联系，而南亚的增长将为其与东亚地区间经济联系的发展提供更多的需求和更有力的支持。
南亚与东亚都已是世界经济中增长最快的地区，但双方目前并不属于相同的区域经济体系，这是双方之间经济联系薄弱的根本原因。东亚向南亚可能的产业转移将密切双方的经济联系。中国应利用东亚产业链对最终市场的严重依赖性，依托国内市场和两地区市场的巨大潜力，倡导构建东亚与南亚新的区域经济体系，以降低两区域经济的对外依赖程度，提升经济的稳定性，实现世界经济中这两个高增长地区的结构性连接和共同发展。
注释；
①本文的南亚包括阿富汗、孟加拉国、不丹、印度、尼泊尔、马尔代夫、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南盟8国；东亚包括东北亚的中国、日本、韩国、中国香港特区、中国台湾地区等5个经济体和东南亚的文莱、柬埔寨、印尼、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等东盟10国，共23个国家和地区。
②印度工商部：印度FDI统计月报(Ministry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FDI in India Statistics)。
③西欧“东扩”是欧盟自1995年扩展到15国后逐步吸收包括原苏东集团的国家在内的东南欧国家入盟的进程，目前已达27国。欧盟由此获得新的发展活力和巨大的集团影响力，但也带来一系列内部融合、协调等问题。北美“南扩”是美国90年代初设计的建立美洲自贸区进程，第一步先建立北美自贸区(NAFTA)，之后再着手与南美国家筹建美洲自由贸易区，意图在2005年底形成含美洲34国的区域经济集团(FTAA)，但南美部分国家并不满意美国的主导，一些国家还先后发生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导致建区谈判几经周折而搁浅至今。
④亚洲开发银行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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