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史研究中的一些“新观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现代史论文,观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几年，在近现代史领域的研究中涌现出一批“新观点”，对我国史学家多年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而形成的一系列观点提出质疑或予以否定。许多近现代史上的重大问题便都有了新的说法。这里，仅将一些新的观点稍加归纳如下，为人们鉴别、探讨提供些方便。
一、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是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有些论者提出，在近代，帝国主义只是破坏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但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他们认为，辛亥革命前的中国是封建社会，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或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辛亥革命之前和之后都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要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提法从根本上加以否定，以突破现存的近代史的框架，重新建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理论基点。
这里不能不使人回忆起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那场大论战。当时，一些托派分子就认为辛亥革命后中国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还有没有呢？据说还有一点，那只是由于海关制度不好，搞个海关革命就行了。基于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这种错误看法，在他们的笔下，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没有了，革命当然也就是多余的了。
正确地判定中国社会的性质，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根据。铁一般的事实证明，正是由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时间的奋斗和探索，认识了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才正确地确定了近代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动力和前途，从而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可以这样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是建立在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分析之上的。如果否定了这种正确分析，那就意味着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理由。不仅如此，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认识，还是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总的观点，背离了这个总的观点，研究必然走上邪路。
二、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否有理甚至有功？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是否多余甚至错误？
对此，一些人持肯定的意见。理由大致有三：
一曰：中国衰弱，打不过人家，抵抗一次，即失败一次，即签订一次不平等条约，加速了中国的沉沦，这叫自食“苦果”。例如，对鸦片战争，有人认为，清朝迎战必败，应当尽早与英国缔结一项对己相对有利的和约。对中法战争，有人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对越南没有好处，对中国也没有好处，其结果是中国沦落。对义和团的反帝运动也有人说，当时中国衰弱，既然打不过人家，就不要打了，每打一次的结果都是更加沦落。总之，抵抗不可取，任人宰割才是明智的。笔者不想对此高论加以评论，因为除了满脑子洋奴思想的人以外，真正的中国人都会不以为然的。
二曰：要“信守条约”，不能“违约”。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强盗行径说成天经地义，而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正义斗争倒成了“违约”，这种话若出之于侵略者之口是地地道道的强盗逻辑，而出之于被侵略之口，则只能说是汉奸逻辑。对于帝国主义以武力强加于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中国人民完全有权反对，有权要求废除，何来“违约”之有？况且，事实上，就是你想“守约”，帝国主义分子也是不会“守约”的，他们无止境的贪欲促使他们随时违约，逼迫被侵略国签订比旧条约更为屈辱的新的不平等条约。想当年清政府不是也梦想信守《南京条约》以保所谓的“万年之和”吗？但终于被英法联军的炮火将梦想打得粉碎，就是一个明证。所以，孙中山明确指出，不平等条约“就是我们的卖身契”。他直至去世前还反复强调：我们中国人“如果还不想振作国民的精神，同心协力，争回租界、海关和领事裁判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我们中国便不是世界上的国家，我们中国人便不是世界上的国民。”（《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87页）
三曰：经济发达国家侵略落后国家在客观上是帮助了落后国家的发展，所以是一种进步。较有代表性的一段话是这样说的：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西方近代对落后民族的殖民化是一种进步，殖民化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现代化的进程。殖民化打开了一个个封闭的地域，开拓了一个个商品市场和文化市场，使整个世界、特别是东西方不再相互隔绝，而是相互开放。更重要的是，殖民化把原来只属于西方人的人权、平等、自由、民主、竞争带给了世界，形成了国际性的自由竞争。没有殖民化就没有世界化、国际化。也有人说：如果没有近代西方的殖民征服，人类，特别是东方各民族所有优秀的自然资源将永远沉睡，得不到发展。更有甚者，公然鼓吹西方国家来中国是帮助中国发展的。有些文章还编造了一些数字说，袁世凯时期，或者后来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时期，都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结论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情况下，不反对帝国主义，中国照样可以发展经济。所以有人说，中国近代的问题不是民族独立问题，而是接近西方文化的问题，只要接近西方，问题就解决了。这种观点，全然无视帝国主义侵略给近代中国带来的极端的贫困和无穷的灾难，根本背离了历史的真实。据有关方面统计，鸦片战争以后，我国的战争赔款达一千多亿两白银，使中国的现代化缺少资金难以起步。而这笔资金，却加速了西方现代化的进程。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侵略有功的调子早就被帝国主义唱滥了。所谓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不就是这类货色吗？在工人运动中参加帝国主义这种大合唱的也大有人在。三十年代托派分子严灵峰就宣扬过，帝国主义在中国“整个方面是推动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长进”的，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决定作用的。
在这种所谓的“新观念、新理论”开路下，就出来了对历史事件的大翻案。有人说，如果西方列强提前三百年打开中国大门，中国早就现代化了。因此，他们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现代文明。还有的文章认为，帝国主义在上海等一些城市的租界，给中国带来西方先进文明的场地，是“封建大沙漠”中的“绿洲”。有人甚至鼓吹不如亡国还可以得到西方的恩惠，说：中国要富强康乐，先得被殖民一百五十年。或说：让中国当三百年殖民地，就可以现代化了。有的提出，香港不割让出去哪有今天的繁荣呢？有人主张，如果中国当时执行一条‘孙子’战略（不是《孙子兵法》的孙子，而是爷爷孙子的孙子），随便搭上哪一条顺风船，或许现在的中国会强盛得多。比如追随美国，可能今天我们就是日本。有的文章说，殖民主义对东方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唯一的一次良机。还有的人不无遗憾地说：历史不会再给中国人这样的机会了，没人会愿意再背中国这个包袱。
在这种“侵略有理，侵略有功”的理论下，反侵略自然成了多余，甚至是错误的。有人提出了反侵略战争究竟有没有必要的问题。比如，有人说，“三元里抗英”搞错了，是干了蠢事，因为英国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清政府是个落后的封建王朝，落后不应当反抗先进，先进可以帮助落后，所以，让它进来，就可以带动中国现代化。有人还说，抗日战争也没有必要，甚至是错误的。他们不顾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自然资源和物质财富的疯狂掠夺，不顾建起的一些工交项目主要是为掠夺所需要的事实，宣扬什么在伪满洲国日本人搞了工业、铁路，如果不去抵抗，让日本人进来，也许中国今天已经现代化了，跟日本差不多了。有些持这种观点的人把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说成是“排外”，并说这种“排外”的深层次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因素造成的，它抗拒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文化，是妨碍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阻力。有人说，“阶级斗争、反侵略”史观，对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的确带来了很大的灾难。总之，在他们看来，近代中国的反帝斗争错了，反侵略有罪，甚至是反动的。涉及史学研究，有一篇文章说：解放以后的近代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对异族侵略者的口诛笔伐的感情宣泄上，大大淡化了我们的理论色彩。还说：过去讲的西方的殖民主义造成东方的普遍落后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历史批判的天平倾斜了，资本主义向世界体系拓展打上了非正义的侵略的烙印，东方封建国家和落后地区对资本主义所做的抵抗却涂上了正义的反侵略的金粉。
三、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斗争是否不如改良？
有人认为，过去纯粹讲革命、讲阶级斗争的搞法不对，造成中国落后，要是渐进，搞得慢一点就好了。所以，他们对反封建的农民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一律给予否定，斥之为政治激进主义。对政治激进主义的批评，成为近年来的时髦话题。比如：
对太平天国革命，有人认为是一种“破坏”，是“反动”，不是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而是拉向后退；而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倒是成功地阻止了中国的后退，是他的一大贡献。还有人说，太平天国同清政府的战争不过是两个封建集团之间的搏斗，给经济造成破坏，给人民带来苦难。有的著者认为，太平天国闹了十几年只是一个“笑话”，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只有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才是进步的。其实这种观点在旧中国就是被反动统治阶级广为散布的流行观点，解放后经过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上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史学工作者的批判，几乎没有什么市场了。没想到，这么一个陈腐观点在今天却又有人当作新观点来宣传。
当然，我们并不讳言，农民起义受到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不可避免地带有封建性和落后性，而战争本身也难免会有破坏的一面。但问题在于，站在什么立场看待农民起义。站在反对封建主义的进步立场上，自会得出与上述新观点相反的结论。孙中山曾从反清革命出发自称“洪秀全第二”，认为自己是继承太平天国的未竟事业，批评曾国藩等镇压太平天国是陷于清政府“以汉攻汉”之策。他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对待太平天国革命的反封建斗争是持赞颂的态度的。
又比如，持“新观点”的论者把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都贬斥为“激进主义”，说这些革命使中国长期动乱，中断了中国近代的正常发展，甚至一直影响到中国当代的正常发展。对戊戌运动这样一个进步的革新运动，他们说，是超前的政治改革、浪漫的政治理想主义，没有考虑改革的实际承受能力，必然打断中国的正常发展。而张之洞撰写的《劝学篇》，认为“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把当时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传播斥为“邪说暴行，横流天下”，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以维护封建伦理纲常，反对戊戌变法，并在书中列出清朝封建统治者十五项“仁政”为清政府歌功颂德的那一套理论，却被他们视为更合乎中国现实的需要，说若按张之洞的搞法，可能中国的情况就不同了。对辛亥革命这样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现在有些人说，其结果是中国出现军阀混战，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根源就是孙中山。还有人说，当时清政府虽然腐败，但这个形式很重要，一下搞掉，就会引起混乱。还说慈禧太后在本世纪初推行“新政”，又搞了“立宪”，如果孙中山不革命，照这样慢慢进行下去，从清末以来按部就班地发展下来，不仅军阀混乱等局面不会出现，而且中国可以走上民主的富强的道路，中国今天也就现代化了，而辛亥革命的结果，却是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在他们看来，辛亥革命真是罪莫大焉，孙中山则是“罪魁祸首”，正是这些革命把中国搞坏了。对五四运动这样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现在也有人提出，它把民族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东西截断了，一切民族虚无主义、一切灾难都是从五四运动来的。有人说，五四运动是一个感情用事的非理性运动。还有人说，五四运动是救亡压倒启蒙的畸型历史，而救亡也只是救了一个旧文明。有些论者认为，从孙中山到毛泽东，都是激进的，谭嗣同是近代激进主义的源头。
他们由此得出革命不如改良的结论，甚至贬斥改良（如赞扬张之洞反对戊戌变法之论）。并得出一个所谓规律：凡以大革命形式实现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变的国家，均不能保持强国的地位，在转型过程中往往动乱频仍，国无宁日；而凡通过改良转入现代化轨道的国家则能保持稳定的发展。有人说：改良比革命更适合中国的国情，国民党搞的是温和的、渐进的国民运动，具有建设性；而共产党搞的是激进的革命，破坏性更多一些。共产党不如孙中山，孙中山不如康、梁。总之，在他们看来，辛亥革命推翻了腐败的清政府，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更是“搞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更是“搞糟了”。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都搞错了，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在他们眼里是不堪回首的历史大倒退。他们对待革命的这种观点，完全是封建王朝卫道士的历史观，是彻头彻尾的唯心史观。历史唯物主义认为，革命，决非什么人想搞或者煽动搞就可以搞起来的。人们往往是在改良无法解决矛盾，改良的路走不通时才选择革命的。革命差不多总是统治阶级逼出来的。我们研究历史，就是要通过研究革命发生的背景、原因、过程及后果，总结历史的经验，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不是凭自己的想象和意愿，对历史做一番假定，毫无意义地宣布历史应该是另外一个样子。
还有些论者不分青红皂白，把侵略和反侵略斗争、统治阶级的镇压和人民的反抗，笼而统之地都说成是“斗”，然后把中国近代不发达的原因统统归咎于动荡，一直在斗。这种说法貌似公允，实则也是反对推翻旧制度的革命运动。
总之，在到底怎么认识近代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问题上、在如何看待革命的问题上，出现了历史的大颠倒，即：帝国主义的侵略成了进步的而反侵略斗争成了历史发展的阻力，反封建的革命也阻碍了历史的进步。这种历史的大颠倒，带来的必然是对历史人物评价的是非颠倒。
四、对历史人物作颠倒是非的评价
许多以往被肯定的历史人物现在受到某些人的批评，从林则徐、洪秀全、孙中山到鲁迅、毛泽东，无一不受到攻击；以往受到批评或基本否定的人物，现在则受到称赞、颂扬，慈禧太后、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都有人来为他们作翻案文章。给反动人物翻案也成了某些人的一种时尚。
比如，以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人所共知，清末以后被主流舆论称颂为“中兴名臣”。建国后，我国的史学家站在人民立场上对他们进行了应有的批判，也没有全部否定，例如在批判左宗棠时，也如实地肯定了他从外国侵略者手中收回新疆的爱国正义行动。当然，现在对那时批判中不妥的地方加以纠正是必要的，但要整个翻案则是不对的。比如有人评价一本给曾国藩作传的书时说，这是从政必读的教科书，它的最重大意义，是中国文学敢于突破狭隘的阶级偏见，自觉走向理性、良知和责任的新里程碑。有人要求推翻范文澜加给曾国藩的所谓诬蔑不实之词。这里并非说范文澜对曾国藩的研究文章不可以讨论，也并不是说对曾国藩的一生不可以有与以往不同的认识和评价，问题是要不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进行阶级分析，判定他们从基本上说是进步人物还是反动人物。
又如，对几十年来一直遭世人唾骂未曾有人愿意为之翻案的袁世凯，现在也有人对他称颂有加，说他推行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和他的政治、外交、文化等政策，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说他兴学重教，开通民智，对教育的重视和投入，前无古人。有些人甚至给袁世凯复辟帝制做辩护，说：在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君主是中国秩序和谐与社会稳定的保障和象征，它的功能不仅仅是有助于确定政治秩序，而且有助于社会公众理解人生和世界整体意义的秩序。所以，面临辛亥革命后权威丧失，社会秩序大乱的局面，袁世凯尊孔读经，复辟帝制，用纲常名教整合社会、维系人心信仰，是在一定程度上找到了中国问题的症结，不失为合乎中国国情的一种选择。还有的文章把“坚决抵制和反对二十一条”的功劳也加在了袁世凯的头上。更滑稽的是，还说李大钊、陈独秀、胡适、蔡元培、鲁迅等，甚至毛泽东、周恩来等，都是在袁氏北洋政府前无古人的教育思想和政治上的宽松政策下成长起来的。如此赞美，恐怕连袁世凯本人都会感到受之有愧。
总之，现在一些人是两个宽容、两个苛求：一是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传播资本主义物质文明所起的作用极力夸大，对它们的罪恶极力缩小，给予宽容；对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斗争的意义却极力贬低，对其缺点加以苛求。二是对某些封建主义代表人物的某些政治作用极力夸大，据有人统计，现在给戴上“中国近代化的第一人”帽子的，至少有五、六个人是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对其镇压人民的罪行极力为之辩护，予以宽容；而对革命者却非常苛求、苛刻，一点缺点都不放过，甚至加以夸大。
以上这些都是近几年来在近现代史研究中出现的一些所谓“创新”的观点。当然，同其他科学一样，历史科学也必须创新。事实上，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确有不少真正属于创新的观点提出来，它们或者纠正了前人某种不科学认识而达到了新的科学的认识；或者站在历史巨人的肩上，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往前进了一步。这些都是有利于学术发展、推动了学术发展的。但上面提到的这些“创新”理论却不然，第一，严重违背历史事实，或用不正确的观点来分析、评价历史事实，得出了不正确的结论，于历史研究有害而无益；第二，新论不新，差不多都是老掉牙的，有的是几百年来流行于西方的资产阶级史学观点，有的是流行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主义的史学观点，还有的是二者的大杂烩。所以有同志写文章引用一首诗中的一句来比喻这种情况，曰：“把老祖母的嫁妆翻出来，可以开一爿时装店”，是很恰当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否可举出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从客观上讲，改革开放后，国内外及海峡两岸学术交流活动增多，西方各种思潮、人文科学和社会学说大量涌进。这对于活跃我国的学术空气，促进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有积极作用。但对于其中一些明显错误的东西，甚至于别有用心蓄意篡改或伪造历史的著述的出版、传播没能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有效的分析批判，管理也不够有力，对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
第二，从主观上说，有个立场问题，学风和研究方法问题。有些论者不是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中华民族的立场上维护劳动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而是站在同劳动人民，同中华民族相敌对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立场上，为他们的罪行歌功颂德。更多的是学风和研究方法方面存在问题。有些人不是通过深入的研究得出科学的认识，而是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指望靠翻案来出名。其做法常常是，不顾历史条件地用今天的一些观念来衡量历史事件的是与非，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从而既美化了中国人民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榨的旧中国的历史，又否定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
第三，学术指导思想的问题。历史事实是客观的，对它作何评价是主观的，主观的评价合乎客观的事实，得出的结论才是正确的。如何作到正确分析历史事实从而得出正确结论，只有运用正确的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指导。现在有些史学研究者的马克思主义信念淡薄了，似乎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已没有必要。不少人认为，也有人公开说，现在来讲马克思主义指导未免显得可笑。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不是什么指导思想也不要了呢？那是不可能的。列宁说过：“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此，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3版，第327页）
历史学有很强的社会功能。江泽民同志近来多次提出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这对从事社会科学的人同样是适用的。历史科学就是一门政治性很强的学科。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教育群众和干部，可以增强他们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觉悟，激发他们满怀信心地投身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去。歪曲历史，只能起毒化干部和群众思想直至瓦解我们党和国家的作用。国内外敌对势力要搞垮我们，重要的一着就是丑化和否定我们党的领导，丑化和否定我们的新中国。所谓“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龚自珍语），苏联、东欧的演变早已说明了这一点。目前正在流行的这些颠倒是非的观点，如果不能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把它纠正过来，很快就会泛滥起来，造成危险的后果。我们一定要珍惜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以来，中国人民光荣的革命传统，把被一些人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特别是要自觉地维护来之不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尊严和荣誉，同一切糟蹋、损害新中国的言行进行坚决的斗争。这是使我们的国家长治久安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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