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存在之遗忘还是信仰之失衡——海德格尔与莫尔特曼对现代性危机回应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莫尔论文,海德格尔论文,现代性论文,危机论文,特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16.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05)04-0041-06
思想家以各自的思想方式面对现实问题孕育思想，激发思之活力，显现思之风格。考虑到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对现代性危机的关注及其哲学思考方式的影响，考虑到当代神学家莫尔特曼(Jurgen Moltmann 1926-)对现代社会问题的神学关注所昭示的回应方式，本文试图以海德格尔与莫尔特曼对现代性危机的思考为例，从一个侧面彰显哲学与神学面对现实问题所作出的现代解释方式。
一、探索现代性危机的两种途径
在文艺复兴的人文精神和近代科学精神的熏陶下，伴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脚步，立足于笛卡儿所确立的主体性原则与启蒙运动所彰显的自由、平等的思想，拉开了西方走向现代化的序幕。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创造了极为丰富的物质财富，带来了观念上的变革，作为新兴阶级的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历史进入一个生产力巨大进步的时代。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剧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开始引起思想家的警觉，理性的自负与人类平等、自由的理想在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了重创。人类盲目发展带来了生态危机，核武器直接危胁人类的生存。于是思想家开始严肃地思考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危机。仿佛刚刚还是阳光灿烂，转眼就乌云密布。其实，西方近现代社会的危机不是偶然的，它是西方文化危机的反映。德国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与德国当代神学家莫尔特曼对现代性危机各自作了分析。
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海德格尔把现代性危机的直接思考落脚于对现代技术本质的追问。他认为把现代技术仅仅看作比古代技术更有效的工具的流行观点是极为肤浅的，根本未触及技术的本质。在海德格尔看来，人类技术不仅仅是人之工具，它更是存在论意义上的人的生存方式，开启着人之生存世界的某种敞开形式：如果说古老技术的敞开性所昭示的存在者具有存在者的多样性和丰富性，那么现代技术所开启的世界由于现代技术对存在者的单一对象性功能化要求，促使世界本质上成为剥夺了存在者的丰富内涵，只展示为功能性材料的世界（注：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参见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924-976页。）。那么，现代技术的本质与现代性危机有什么关系呢？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的存在论性质决定了它所产生的种种问题，根本上是现代人的生存危机的反映。同时，把存在者限定强求为单一性对象的技术性思考方式，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正如海氏所说，“在今天这个时代里存在并且增长着一种危机，就是科学技术的思维方式伸展到生活的一切领域上”（注：海德格尔：《现象学与神学》，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759页。）。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展示了现代技术本质的普遍性。因此，现代性危机根本上表现为世界已经彻头彻尾地成为技术化的世界，更为重要的是技术化过程中作为技术人员的人由于缺乏反思危机的能力或者说本身也是这种充分技术化世界的一分子，丧失了反思现代性的可能，这成为比原子弹爆炸更为可怕的现代性危机中的最大危机。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莫尔特曼对现代性危机的关注侧重于对生态危机的神学思考。莫尔特曼不局限于对生态危机作事实性的描述、例举，而是试图揭示生态危机的本质和根源。在莫尔特曼看来，生态危机实际上是现代社会的危机，即属于现代性危机的表现形式，而现代性危机根本上是人类因谋求对自然支配和征服所形成的人类信仰危机。他认为生态危机不仅仅是人利用技术和科学对自然的剥削所造成的生存环境的恶化，而且是全部生命系统在工业化世界中的危机。由此，他甚至认为用“生态危机”来描述人类现代性危机也是不确切的，因为这个词仅仅表明了对人来说生存环境的危机。实际上，人不但使自身也使作为世界整体的自然陷入了危机（注：参见莫尔特曼著：《创造中的上帝——生态的创造论》，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中心（香港），1999年，第35页。）。莫尔特曼把生态危机表述为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协调、不和谐关系的鲜明体现。他对与之相联系的现代社会思维的特点作了形象分析：现代思维的目的是把对象还原为可能最小的不能再分的构成要素，并由此出发加以建构体系，这成为以物理学为模式被设计成精确科学的所有现代学科的趋势。从而，在思维形态上我们对越来越小的对象性东西知道得越来越多，对关系着人之生存的重要东西却知道得越来越少（注：参见莫尔特曼著：《创造中的上帝——生态的创造论》，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中心（香港），1999年，第9页。）。
作为哲学家的海德格尔把现代性危机的渊源归于传统形而上学遗忘存在的危机，这种遗忘存在的西方传统存在论的历史命运一直影响、制约甚至决定着现代性危机的性质和渊源。海德格尔对现代性危机的思考试图要说明现代性危机实际上是传统存在论的危机，是发源于“雅典”的认知方式的危机：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土多德奠定了西方哲学的基本基调，近代哲学家笛卡儿直接提出了对近代思想具有重大影响的主体性的认知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存在”作为认知对象，最终掩盖了对存在的更为本源的显现，计算性思维为特征的现代技术不仅仅以传统对象性认知方式为其产生的根本条件，而且是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遗忘存在的现代典型。因为对象之为对象具有作为对象的自身性、反抗性和相异性；现代技术通过计算、评估、预测，使对象甚至不再是传统意义下的认知对象了，认识进一步退化为以材料的提供者的方式在场（注：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参见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924-976页。）。
海德格尔把现代性危机集中于对现代技术作本质的分析，从中揭示传统形而上学对象性思考方式是导致技术化世界产生的根源，而对象性思考方式说到底是传统哲学遗忘存在的历史命运。在海德格尔那里，就存在本真的显现自身来说传统哲学对存在的历史性遮蔽昭示了我们还不会“思”。学会“思”就是以现象学的“面向事情本身”让存在显现自身的路子出发，海德格尔把解决现代性危机的方式归于存在的本真显现所显示的思的明晰。具体说来，海德格尔通过对日常物品的解释、对荷尔德林诗作的分析、对语言重新阐述等来昭示本真性存在境域（注：参阅海德格尔的《物》《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语言的本质》等，见《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
作为神学家的莫尔特曼只把现代性危机根本上看作传统基督教的信仰危机。在莫尔特曼看来，现代西方社会的生态危机是在传统基督教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在传统基督教流行的创世信仰中，人作为上帝的形象具有特殊性，对世界具有支配和获取的优先权；强调上帝与被造物的本质差异具有神性的属灵的自然被消解为卑微的物质。这意味着现代技术武装起来的现代化过程有理由对自然采取支配、获取、任意利用的方式。因为这种对自然界的态度已经隐含在流行的传统基督教的“创世说”之中了。提倡环境保护的美国历史学家怀特在1967年的一篇题为“我们的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的论文中，作了与莫尔特曼相类似的分析。他说，西方文明对大自然掠夺的文化根源就在于犹太—基督教传统的理解。因为根据这两种神圣教条，人是大自然的主人，由于人是上帝的形象创造的，是属于灵性和有望获得上帝拯救的唯一存在物。人高于其它生命形式，其它生物仅仅为人的利益而造的（注：参见［美］纳什著：《大自然的权利》，杨通进译，青岛出版社，1999年，第111页。）。因此，莫尔特曼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传统基督教所理解的那种上帝创造论对生态危机的产生负有责任。
在莫尔特曼看来，生态危机不可能在其内部得到解决，因为问题本身源于对基督教信仰的误解，补救的方式也必然是宗教信仰的重新理解。莫尔特曼是在上帝创造世界的信仰中解释“生态的创造论”的。上帝创造世界是体现为“圣父”通过“圣子”在“圣灵”中创造，他认为世界属于上帝而不属于人类，而且世界作为上帝的创造物与人一样具有同样的神圣性的一面。因为自然世界作为上帝创造物，虽然其存在有偶然性，但其存在性就体现了受造物中“三位一体”的上帝中属灵的一面，从而使受造物以其自身的方式与上帝相关联。再说，人不过是上帝创造物中的一员，他没有征服自然的权力。当然，作为上帝创造过程中的最后创造物和按上帝形象所造的创造物的“人”不同于其他创造物。他具有双重角色：一方面，代表世界显示上帝的荣耀，另一方面代表上帝管理大地。因此，在这种背景下，人与自然是和谐统一的关系而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信仰上帝，就是尊重上帝的创造物——自然。这是解决生态危机为特征的现代性危机的出路。
二、两种探索方式的相关性
两种探索走着极为不同的思考路向，但作为对人类自身触及的思考，两人对现代性危机的解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哲学与神学两种思考方式的相关性。
海德格尔对现代性危机的思想渊源——传统形而上学的剖析，指出这种存在论所蕴含着的价值失衡。在海氏看来，正是传统形而上学的思考方式才导致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因为传统对象性思维发生并不是简单的认知方式而是以对象性方式进入整个存在者世界的存在论，从而当上帝被看作对象性的存在者——纵然作为具有最高价值的存在者，也不过是人的价值认知规范所把握的并赋予某种意义的存在者。作为最终的最高价值的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存在者——上帝只是作为理性对象被认知推论的产物。上帝的形而上学化就是传统形而上学对象性思维方式中极为重要的文化现象。在对象性认知方式下，“甚至上帝也可能对表象而言丧失了一切神圣性和崇高性，也可能丧失了它的遥远的神秘性。”（注：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944页。）虽然尼采敏锐地感觉到西方文化的问题即传统形而上学可能造成超感性世界的缺位，作为理性对象加以推论的产物的“上帝死了”，但他试图以“超人”代替原来理性化上帝曾经占有的位置。海德格尔对现代性危机的思考表明克服传统形而上学也包含着对传统神学的理性上帝观的责疑。海德格尔曾说，对作为第一推动因的上帝“人们既不能祈祷也不能为此献身。在第一推动因面前，人们既不能出于羞愧而下跪，也不能在这种上帝面前载歌载舞。”（注：转引自刘小枫著：《走向十字架的真》，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263页。）
海德格尔在其探索现代性危机，以召唤本真的存在的显现中，表现出他力图克服形而上学、期待诸神之临在的努力。这种召唤不可能列出某种存在的本真状态，然后说：“喏，这是思的本真之处，请享用吧！”追问本身只是促使人注意被传统形而上学所遮蔽的问题，让人通过被问及的东西去倾听、去体验。
他在《物》《筑·居·思》等演讲中对此作了精彩的阐述。譬如他对“桥”的分析便是如此。通常，我们只认为桥不过是在河岸两边架起的一种交通工具，这种工具仿佛是外在的设置在现存的河岸上，而河岸以其固有的位置摆在那里，桥不过是把河岸静态的空间位置连在一起。但在海氏看来，这是日常的对象性思考“桥”的典型看法。因为桥并不是把已经现成的河岸连接起来。在桥的设置中，河流、河岸和陆地进入相互的近邻关系，桥通过河岸使大地聚集为河流周围的风景，桥让“终有一死者”的人提供通向教堂和村子的道路，人在匆匆赶上教堂的途中筑起了对神的敬仰，桥进入期望诸神的过程之中。海氏以这种现象学方式描述了桥以场所的方式聚集了“天、地、神、人”四重整体。
海氏在本真的原初的存在境界中包含着对诸神临在的期待，即真正本真的存在具有神性境界。另外，仔细的读者会注意到海氏没有给出一个肯定性解决现代性危机的办法。他在一次演讲中指出，从技术到思缺乏过渡性路径（注：参阅《什么召唤思》，见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海氏通过对形而上学上帝观的质疑，实际上为现代性危机的克服开启了一条通向神之信仰之路。联系到他在晚年接受《明报》记者的采访所说：“哲学将不能引起世界现状的任何直接变化，不仅哲学不能，而且所有一切只要是人的思索和图谋都不能做到。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注：海德格尔：《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1306页。）表明其更加明确地把思的最后出路寄托于神。海氏对现代性危机探索最终归结于对上帝的期待，将来的思是期待上帝的思。因而，海德格尔思想中的神学背景是理解海德格尔不可或缺的。
莫尔特曼认为迄今为止，神学传统偏爱双重措词的二元结构，即“创造”与“救赎”、“自然”与“超自然”等。在这种框架中，创造被看作一次性的奇迹，因果关系的思考习惯把上帝规定为超验的第一因对世俗世界起作用。“关于绝对主体的一神论，上帝日益丧失了他与世界的联系，世界也日益被世俗化。结果，人类——因为他是上帝在地上的形象——就不得不把自己看作认识和意志的主体，并且必然作为世界的统治者来面对他的世界。”（注：参见莫尔特曼著：《创造中的上帝——生态的创造论》，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中心（香港），1999年，第8页。）从思维方式看，这是以人为中心的主体形而上学在作祟，反映了二元对立的主体性传统思维方式与传统基督教创世神学的解释方式的相关性。莫尔特曼对传统神学中传统思想的批判与同时代的现代哲学家对传统主体性思维模式的批判相映照。
莫尔特曼在六十年代对现实政治回应的《希望神学》、七十年代的《被钉十字架的上帝》到后来八十年代所著的对生态危机作回应的《创造中的上帝》，从中可以看出对现实问题的神学解释受西方哲学方法的影响。在他的成名作《希望神学》中，针对传统末世论解释所造成的此岸与彼岸的割裂，他重新提出了基督十字架和复活的矛盾关系。十字架代表尘世的罪恶和上帝的离异，而复活事件代表了彼岸性的期盼、上帝的荣耀和临在。耶酥死在十字架上表明上帝并没有回避今世的罪恶，而耶酥复活则是对实现明天的期盼的预示。莫尔特曼的辩证基督论正是通过布洛赫的希望哲学的启发，让我们看到了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影响（注：Moltmonn,Theology of hope,tr.James w.Leiteh,New York:Harper Collins,1991,pp.190-216.）。神学是对上帝信仰的言说，无论如何还是人之思，与哲学相关联。对生态危机的神学关切也明显地吸收了黑格尔、布洛赫、海德格尔等哲学家的思想。他在论述生态危机的主要著作《创造中的上帝》中指出“本书的目的是要揭示上帝在他创造的万物中的真正临在，是要在创造的自然共同体中看到产生生命的圣灵。……尊重上帝在万物中的临在。”（注：参见莫尔特曼著：《创造中的上帝——生态的创造论》，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中心（香港），1999年，第18（序言）页。）莫尔特曼以圣灵论的上帝观来回应现代性危机，特别是生态危机。圣灵论的核心是为纠正传统神学只强调世界由上帝创造，从而把创造者与创造物想对立的倾向，指出上帝创造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过程，包括上帝最初的创造，历史中的创造和完成的创造。“生态创造论包含关于上帝的新思考方式。这种思考方式的核心不再是对上帝和世界加以区分。它的核心是承认上帝存在于世界之中和世界存在于上帝之中。”（注：参见莫尔特曼著：《创造中的上帝——生态的创造论》，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中心（香港），1999年，第4页。）每一个创造阶段都要从上帝整体的创造去理解。当上帝创造天地，他就决定成为天地的创造主，这种决定不是外在的规定，创造一个与他不同的世界，而是创造显示其爱和荣耀的世界。在这里，上帝就在世界之中，亦超越于世界之外，上帝不仅以他的超验性面对创造物，他还进入创造物之中，即创造物从圣灵中产生，存在于圣灵中。也就是说，一切存在着的事物都显示了这种神圣的源泉——圣灵的存在。
创造过程说显然受黑格尔辩证法的过程学说的影响，而强调属灵的上帝在世界之中又明显地受到海德格尔对世界的现象学分析的影响。这显示了神学思想需要哲学思想方式的对话和启迪。
三、信仰与理性的现代言说
海德格尔与莫尔特曼分别以不同的方式来回应现代性的危机这种差异是明显的。海德格尔对现代性危机的回应所昭示的是哲学家对西方社会思想方式的理性审察，以“面向事情本身”的现象学展示存在之澄明性和真理性，从而揭示西方传统思想遗忘存在的现象，表明作为思想危机的现代性危机。与之相反，莫尔特曼对现代性的回应所昭示的是神学家通过基督教信仰的重新言说来说明现代性危机及其成因。他不是针对宗教信仰本身，而是针对信仰具体解释上的偏颇，重新确立在他看来正确的信仰。因此，莫尔特曼不是去证明信仰是否可能，而是告诉人们当今信仰的途径，从中指出作为信仰危机的现代性危机。哲学与神学分别以理性与信仰的不同方式展示着其存在性意义。如果说在哲学中一个历史事件（如基督教中耶酥被钉十字架）不拥有无可怀疑的至上性与神圣性，那么在神学中这种至上性与神圣性正是神学的秉性。理性的省察是哲学自身乃以自立的方式，对神的信仰是神学能够言说的基础与归宿。“神学的真正任务是去寻找一种有能力呼唤人们走向信仰，坚持信仰的语言。”（海德格尔语）这种差异性构成了思想文化碰撞的前提，构成了思想之间对话的张力。
作为西方文明的双重源头，“雅典”的理性精神和“耶路撒冷”的宗教信仰之间构筑着西方文化思想的双极。可以说西方文明的生命是存在于这两种密码之间的生命，是雅典和耶路撒冷交融与矛盾中产生、发展和实现的。西方文化内在地隐含着宗教和哲学两种传统，西方哲学与宗教发展的轨迹表明彼此在相互影响着对方，在某种程度上相互规定着对方，可以说绝大多数西方哲学家如果没有宗教的文化背景，其哲学就会与现在大不相同。从形式上看，哲学是一套概念范畴所组成的体系，从根本上说哲学是人对自身与世界的理性反思；从实际的西方历史看，显然这种思考是对存在于宗教信仰背景中的人的理性思考，因而这种思考关涉到对宗教神学的反思。西方哲学中内隐着神学的品性，亚里士多德的最高实体、康德通过理性的分析为信仰留出地盘，便是这种反思的明证。即便是哲学与神学完全相背离，宜称无神论的哲学家正是对宗教信仰的否定性的利用来规定其哲学思想，显示了无神论与有神论的内在相关性。同时，基督教思想若没有哲学家的刺激也不会是现在的形式。神学的基础当然是一种信仰，如基督教神学无论有多少种不同的派别都是以对上帝的信仰为基础的，但仅仅有信仰还不能构成神学。当虔诚的教徒说：“我的主啊，我的上帝”时，这确实用语言在表达信仰但不是神学。信仰寻求理解，神学需要以理性的思考和清晰的表达来言说信仰。“神学作为一门学科指的是用一个特定时期里所有知识工具对基督信仰作公开的阐释，并从基督信仰出发运用时代的知识。”（注：莫尔特曼著：《被钉十字架的上帝》，阮炜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76页。）事实上，西方历史上的基督教思想的主流与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神学也总是从哲学思想中寻找养料。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利用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来证明上帝存在。
我们不能就个别神学家的分析得出一般结论，但我们可以从神学家在面对现代性危机的分析所表现出来的特点，昭示某种新的迹象和可能。
应该注意的是现代社会中的哲学与神学言说并不是说在许多问题之外还有一个现代性危机问题。相反，现时代的神学家只有以不同方式面对时代特征的现代性作出无可回避的回应，才显示出其是现代的思想家。哲学与神学在某一时期所面临的问题有所区别，如果说在西方传统历史上，哲学与神学直接在对神的信仰或理性的认识产生分歧，并各自在自己的言说方式下去包融或反对对方。所以，我们有以神学为典型特征的中世纪时期，也有以工具理性为特征的近代资本主义时期。但进入现代社会所发生的根本变化是现代性危机所带来的问题已经危及到人的存在乃至地球上生命的安全问题。哲学思维与这样两种不同的探索路向如此强烈与集中地关注着同一个严峻的根本问题。海德格尔从“此在(Dasein)”出发显现存在转向中后期重点关注对技术本质的沉思，莫尔特曼从希望神学转向人类生态问题的神学思考，这都不是偶然的。
如果说现代的宗教神学与哲学之间有什么现代特征的话，那么，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直接地关注着人类生存危机为特征的现代性危机。现代世俗社会中，哲学与神学作为一门学科相对于传统的影响似乎都不再成为社会中的显学。但现代哲学与神学以对自身自觉的分析，严格划出各自的领域，海德格尔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是对哲学自身的历史形式的深刻反思。海氏对神学不作肯定式的正面表达，不是表明他否定神学，而是认为宗教信仰的言说已经超出哲学范围。维特根斯坦则认为对不可说的要保持沉默。现代神学家也不再试图以宗教来替代科学、哲学。罗马教会对伽利略的平反就是自觉划出科学与宗教的界线。两者之间的对峙与紧张不再直接表现为彼此说服对方或拒绝对方的方式，而是在对人类乃至生命生存发展所凸现的问题面前，各自从自身的视野和思想资源寻找合情合理的解释和启迪，在解释中昭示出差异性和相关性的张力。
因此，究竟是存在之遗忘还是信仰之失衡呢？这个问题孰是孰非，若不考虑该问题所属的提问视野，其本身将成为假问题。若考虑该问题所提的各自的思想前提，那么这种反问各自都将得出肯定的回答。这里关心的是通过这种设问所导出的思考路向及其探索，表明莫尔特曼与海德格尔以各自的方式为现代性危机营造了形式上相类似、内容上各有特色的探索路径。
海德格尔指出其哲学的自觉言说方式：“与各门科学由其确定对象规定相比，哲学不仅没有什么对象，哲学本身没有对象。哲学是一种境遇，这种境遇任何时候都必须（在其所领有的敞开境界中）全新地获致它的存在。”（注：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85页。）海德格尔不断开启某种存在境遇，展示了对当今社会迫切问题的关注和深思。莫尔特曼的神学言说方式也强调情景性，自觉拒绝建构神学体系的企图，强调任何神学著作对基督教理解的暂时性。莫尔特曼的神学起点是他的被囚经验中领悟上帝的存在，正是这种情景性的遭遇中的言说信仰使他的神学具有开放性。这显示了现代神学与哲学的言说方式的现代特征之一。
在分析现代性危机产生之原因和解决方法时，现代哲学与神学都立足于西方各自文化之源来修正现代文明中存在的问题。通过溯源来澄清概念的原始含义从而发现对未来的正确期待，这成为回应现代性危机的一种重要思想资源。海德格尔说：“一切基本概念的阐明恰恰都致力于在其原始整体中去洞察那原初的、自足的存在关系——所有基本概念都以此存在关系为指归——并且不断地把这种存在关系保持在眼帘中。”（注：海德格尔：《现象学与神学》，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747页。）
海德格尔以“面向事情本身”去发现古希腊源头的真正的思的境域，从而来修整被形而上学“污染”了的本源性思想。当然，这种修整并不是对西方文明的抛弃，而是一种哲学的对话。海德格尔认为，思想的转变需要求助于欧洲传统及其革新。思想只有通过具有同一渊源和使命的思想来改变。求助于禅宗佛教等东方世界观是无济于事的。因而海德格尔对现代化危机的另一种维度就是与西方传统哲学的对话来开展其思想之路。同样，莫尔特曼在他的《创造中的上帝》中试图寻找基督教的思想之源来分析当前基督教“创世说”理解上的弊端。莫尔特曼的解释所反映的基本上是现代神学家的典型言说方式：重新发现《圣经》中的未被重视的圣言来解释现实。譬如他对“创造”的分析就是如此。指出《旧约》中，叙述“创造”的篇章（诗：104等）所表达的创造是感谢和赞美创造主的圣恩。因而创造中蕴含着感恩存在。对“Bala（创造）”这个词的分析表示“Bara”原义指“神圣的创造”，使这种无条件的创造显示了上帝的绝对性和世界对上帝的依靠性，从中阐发出：一切创造物作为上帝创造的神圣性，又作为上帝偶然创造的卑贱性为世界之中的人与自然的和谐提供了神学基础。
总之，海德格尔与莫尔特曼对现代性回应的比较分析关涉到人的生存处境。正是这种人的生存危机成为两种方式的交接点。哲学与神学在现代性背景下，以各自的思想资源结合现代性的处境开展着对话。没有宗教所开启的信仰维度，人的生存中就没有对关怀的终极期盼，没有哲学的理性反思所开启的思考维度，那将无法区别真伪信仰。哲学与神学在不同层次和不同视野上的现实问题的回应，可以说构成了西方文化的主要脉络之一。如果说各自对现代的回应有什么新的学科特征，那就是在传统思想中出现过的否定对方被宽容、民主的对话所取代。哲学与神学以其特殊的思考方式，展示了对现代西方社会中人类处境的共同关注和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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