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视域下国内外对中国主观幸福研究进展评述
李冬冬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2488）
摘 要： 增强国民幸福感是中国社会发展目标之一。双重印象下的中国，即中国国民是否越来越幸福，幸福又取决于什么，这些问题一直以来是国内外学界探讨和争论的热点，不同阵营的观点对立性明显，尚未有文献对分歧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本文通过对“幸福”问题、幸福经济学进行简要回顾，在广义“幸福”问题层面对经济学视域下国内外主观幸福研究进行严格的界定，以此说明“幸福”问题的起源与发展。进而对主观幸福测度与数据来源研究进展进行说明。最后对相关观点进行总结与评述，对未来幸福领域的研究提出建议。
关键词： 主观幸福；经济学视角；双重印象；国民幸福感
一、引言
习近平同志在“二○一八年新年贺词”中指出“广大人民群众坚持爱国奉献，无怨无悔，让我感到千千万万普通人最伟大，同时让我感到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中国政府坚持在探索提高民众幸福感与增强民众幸福感可持续性的道路上不断前行。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中国正处于衔接“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与“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阶段，提高国民幸福感、增强国民幸福感的可持续性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亦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更是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做出的庄严承诺。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人民生活的物质条件不断改善，中国居民生活应是越来越幸福。然而，伊斯特林在研究中国国民幸福感的过程中，发现1990-2010年间我国国民幸福感并未随着经济发展而改善。刘军强则认为2003-2010年间我国国民幸福感随着经济发展得到了显著改善。两种结论形成鲜明的对立。无论前者还是后者更接近中国的实际情况，我国国民幸福感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是毋庸置疑的，提高国民的幸福感是未来我国社会改革奋斗目标之一。
二、对“幸福”问题的简要回顾
“幸福”问题在我国古代哲学体系中是一个较为关键的研究领域。早在春秋时期，古代哲人对“幸福”问题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不同学派对“幸福”存在不同的理解，儒家学派强调幸福感与自身道德修养的联系，认为幸福感是来自于内心世界的体验，而非外部因素的刺激。正如“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所言，儒家学派否认了幸福感与物质满足之间的关系，“攸好德”是儒家学派所认可获得幸福感的关键途径，即便是“一箪食，一瓢饮”，只要德行修炼，人一定可以获得充分的幸福；道家学派强调“天人合一”的幸福观，“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祸福的关系是相对的、辩证的，每个人所处的状态就是最好的安排，幸福来自节欲与满足，不幸福来自于欲望的膨胀；墨家学派强调“明天志”、“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即在“义”的基础上肯定了在追求幸福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鼓励民众在道义的范畴内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追求幸福。墨家学派的思想明显有别于儒家、道家，前者肯定了追求物质、欲望对幸福感提升的重要性，这与现代社会强调的绝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相类似。后者则强调节欲对幸福感的重要作用，否定了物质对幸福的作用，幸福感来自于道德的修炼与欲望的克制，这与现代社会强调相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类似。
纵观西方哲学史，同样对“幸福”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种观点，即犬儒派、斯多葛派所代表的禁欲主义，伊壁鸠鲁派所代表的享乐主义，犬儒派强调习惯于一种艰苦的生活，利用节欲而免于匮乏，通过抑制欲望和放弃占用财产获得肉体的得救，进而免除对世俗利益的依赖，以便在这个世界中可以生活；斯多葛学派是犬儒学派的一个分支，强调只有德行的实践才能保证获得幸福，幸福与物质所带来的快乐是不相干的，这与我国儒家学派所倡导的极其相似，但这个学派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接受了对财富的追逐与占有；伊壁鸠鲁虽然同样强调节欲，但是他肯定了欲望的满足带来的快乐，肯定了物质的满足所带来的快乐，他倡导商品无多，便以少为满足，鼓励人去追求最大限度的快乐，这又与我国墨家学派所倡导的思想有几分相似之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上述理论的思想根源，它们的共同点是强调节欲的重要作用，然而伊壁鸠鲁肯定了物质、欲望所带来的快乐，预示了两千年后的边沁思想。
有学者认为幸福经济学起源于1974年“伊斯特林悖论”的提出，笔者认为幸福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史中具有悠久的历史。幸福经济学强调人的感受，它的思想根源本质是效用理论的发展。学界对效用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入，这种深入程度可以依据学者对心理事实与价值之间关系的理解程度进行判断。效用理论起源于亚里士多德，哲学家用“效用与稀缺”分析价值与价格，这个繁琐的哲学学说流行的同时，达万萨蒂等学者教授发展了效用价值理论，直至亚当·斯密时代，经过加利亚尼、吉维西、约翰·劳等学者不断深入研究，随着价值悖论的提出，效用理论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发展的程度可以以孔迪亚克对价值悖论的解释加以说明，其提出用呼吸空气和饮水所费的气力来解释空气与水的效用，可以清晰的看到理论的发展尚未彻底意识到心理事实，即人的直接感知对价值的影响，仅意识到了心理事实与价值的间接关系，对价值的解释仍停留在“心理”的门外。A.A.瓦尔拉、W.F.劳尔德、理查德·詹宁斯明确提出边际效用概念，将欲望与效用价值的关系进行了一般性的论证，进一步拉近了价值与“心理”的距离，之后的莱昂·瓦尔拉、戈森、杰文斯、马歇尔虽然在是否接受边沁的功利主义、是否接受“快乐与痛苦的计算”并引入“反效用”等方面存在分歧，但他们都承认了效用是一种通过反省可以知道的心理事实，至此，确立了心理事实在经济理论中的地位，这也是幸福经济学的理论起源。
三、经济学视域下主观幸福的界定
本节主要目的是:首先，界定什么是主观幸福；其次，说明什么是经济学视域下的主观幸福；最后，对主观幸福感的数据来源与测度等方面内容进行简要说明。
1.主观幸福的界定
幸福理论的研究由来已久，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古老，是因为，在最早可考证的学术研究中就有对幸福理论的探索；年轻，是因为，近年，幸福理论与多门学科交叉，形成了诸多对解决现实问题意义重大的新研究领域。国内外对幸福理论的主要分歧在主观幸福与客观幸福理论之间的争执。
左室心肌肥厚程度 与假手术组比较，模型组LVS-BW 比和 LVS-RV比显著增加 （P＜0．05）。与模型组比较，Rut低、高剂量组和阳性对照组LVS-BW比和LVS-RV比均显著降低 （P＜0．05），见表2。
心理学及神经科学领域中幸福的研究侧重于生物层面机体内在因素（例如，基因、激素、人格特质、体质体格、大脑结构）对幸福感的影响。心理学认为人的幸福来自于生物机体内在的多种因素综合反应，借助于神经科学，寻找那些在本质上完全自然的或者物理的知觉属性的神经解剖学（即结构上的）和神经生理学（即激活性的）与幸福感的关联物。心理学及神经科学对幸福感的干预主要通过药物、心理疏导等手段，其认为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努力对幸福感的提升只能事倍功半。他们甚至通过大脑扫描、解剖学等技术确定了脑左前额叶皮层是控制幸福感的大脑结构区域。
pH计在1～10pH 以外不具备良好的线性关系, 在强酸性溶液中易形成大量水合氢离子(H3O+)，使到达电极表面的氢离子数目相对减少，pH 值增大；而在强碱介质中的钠离子也会参加溶液中的氢离子与电极水化层上的氢离子的交换过程(钠差)[5], 导致玻璃电极电位升高，致使pH值偏低，应在实验过程中注意。
SP调查则要求基于幸福的“基本方面”，引入权重、非市场商品价值对主观幸福感进行更为全面的测度。SP调查与SWB调查相结合，产生了类型丰富的国民幸福感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包括:第65届联合国大会确定的国民幸福总值（GNH）、美国密执安大学调查中性的经济福利指数（IEWB）、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人类发展指数（HDI）、欧洲晴雨表调查指数（Euro-barmeter）、幸福生命预期指数（HLE）等。
由于现实原因所致，主观幸福与客观幸福的界限并不清晰，主观幸福与客观幸福是两个有交集的集合，主观幸福不能完全摒弃客观幸福所强调因素，客观幸福也无法避免掺入主观因素，主观幸福更倾向于happiness，而客观幸福则倾向于well-being。客观幸福的单一化难以适应当今的文化多元化，加之，统计成本较高，在研究中很少被学者采用，而主观幸福以其自身的便利与包容性，在研究中被广泛采用。需要强调的是现如今我们所采用的幸福指标是一种倾向于主观幸福，但仍然包含客观幸福的混合体。
2.“经济学视域”的界定
上一节已经详细论述了主观幸福与客观幸福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在此基础上，本节基于学科分野差异，解析经济学、心理学及精神科学、社会学、环境社会学中幸福问题研究的特征。
一个城镇的产业发展对一个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城镇的产业是一个城市得以快速发展的基础。城镇化发展要求一个城市的第一产业发展水平比较高，我们知道第一产业是为一个城市提供茶、米、油、盐。只有保证一个城市的基本吃穿，一个城市才能不断往高方向的发展。而一个城市的发展靠第一产业难以带动，必须大力发展第二、三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是带动城市经济发展的钥匙。但是武夷山民族地区，现在的发展还是主要靠第一产业带动，第二产业还明显依靠粗放型的加工为主，第三产业旅游业虽有所发展，但力度明显不足，传统的饮食业、商业仍然是其发展的主要方向。
上文已对经济学中幸福问题的研究进行探讨，为了勾勒出较为全面的研究图景，在此需要做必要的补充，边沁与杰文斯提出广义效用论到萨缪尔森的幸福方程（幸福=效用/欲望），效用概念已经摒弃了道德的内涵，发展成为数字层面福利最大化的追逐。卡罗尔·格雷厄姆针对萨缪尔森效用理论的局限性，提出了互存效用、程序效用等扩大后的效用理论，以便测量相对收入、通胀、失业等方面的福利效应。幸福效用的测量围绕着基数效用论与叙述效用论争论不休，幸福效用的测度是幸福在经济学领域研究的重点，瓦尔拉与庇古主张基数论，帕累托的福利经济学则建立在序数论的基础上，上世纪90年代阿马蒂亚森与黄有光分别提出了“可行能力”效用观，“最小可感知效用量”支持序数效用理论。
主观幸福强调主观体验与内省，人的幸福由其自身所关注的事物所决定。主观幸福理论已经形成了快乐论、欲求满足论、生活满足论、情感状态论四个主要分支。以古希腊昔勒尼学派的亚里斯提卜为代表的快乐论，与前面已经提到接受边沁学说的效用理论相似，其主要通过比较快乐与痛苦的多少评价幸福感。随着诺齐克“情感体验机”的提出，学界意识到了快乐论的局限性，随之发展了欲求满足理论。欲求满足理论强调主观幸福不是简单快乐的体验，而是一种欲求的满足，并将道德因素引入欲求是否合理的判别，从而克服了诺齐克提出的“虚假快乐体验”。帕菲特针对欲求满足理论局限性，利用“成瘾药物”对其进行反驳，鉴于前两者面临的困境，主观幸福理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产生了生活满足理论、情感状态理论。生活满足理论强调主观幸福感知的整体性，人的主观幸福感知来自于对某个时段内发生的喜、怒、哀、乐各个片段的整体评价，片段的感知不是主观幸福感的来源。感情状态理论则强调将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划分为“核心因素”与“边缘因素”两类，主观幸福感来自“核心因素”的影响，“边缘因素”的影响只能通过“核心因素”作为中介传导给主观幸福感。
个人特征多是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幸福感的研究当中，研究者对中国居民个人特征与幸福感之间关系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是，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得到幸福，幸福感与年龄、非正式护理时间呈现“U”型关系，良好的家庭关系有助于提高幸福感，改善健康状况能提高幸福感，受教育程度与幸福感呈现正相关关系。需要特别提到的一个有趣的最新研究，陆方文等在第一胎子女性别对父母幸福感影响的研究中发现，子女在读书阶段，其性别对父母幸福感影响不显著，在结婚生子阶段女儿带给父母的幸福感比儿子高。
为了对幸福感测度方法进行较为全面的介绍，需要提及一种实验室测度方法，其通过电子仪器对被访者的幸福感定期进行测度，跟踪数月，最终对数据进行统计整理。该方法极大提高了测度的准确性，克服了传统方法中存在的对测量诸多不利的影响，但是效率低、成本高，专业性较强，可行性较差，很少被一般研究目的所采用。
近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绿色、可持续发展越发受到民众关注，有学者认为有必要将绿色创新和绿色发展提升到法律法规层面去推进，从而有效促进绿色发展转型。可见环境保护成为社会发展评价的关键因素，环境质量在影响公民幸福因素集合中的权重不断增大。环境领域中对幸福的研究强调，经济社会可持续性、社会各界对环境保护贡献、环境保护意识、对环境现状的满意程度等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主要研究成果有“娥妮指数（ERHNI）”、“快乐星球指数（HPI）”。现阶段环境领域幸福问题研究集中于幸福的可持续性问题，学者正在探索一种可以测度环境压力的物理指标，将环境因素引入幸福可持续的研究当中。
当代“经济学视域”下的幸福问题研究并非仅仅指狭义的经济学领域研究，其主轴是收入、相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分支中包含社会学、环境学的全部和生物心理学的部分内容，例如已有经济学者基于“幸福圈层论”研究社会网络、环境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亦有学者将上臂肌围纳、高血压、营养状况指数（BMI）等生物体征因素纳入幸福问题的研究当中。
3.主观幸福感的测度与数据来源
总体而言主观幸福评估可以分为两类，即可评估幸福与体验幸福两类，可评估幸福测度个体对生活的满意度，体验幸福测度个体体验到的积极或消极情绪。其分类意义在于对生活满意的群体并不代表其幸福感高，例如收入高的个体幸福度可能较低。主观幸福感测度具有SWB调查与SP调查两种形式，SWB调查多基于三点或者五点式，例如询问被调查者“总体而言你是否感觉幸福”，选项设置为非常幸福、幸福、不幸福为三点式，选项设置为非常幸福、幸福、一般、不幸福、非常不幸福为五点式。
测定肝胆期内各时间点(打药后5～60 min)肝脏SI，计算肝胆期内各时间点肝脏的相对强化率(relative enhancement，RE)[RE=(肝胆期SI-平扫SI)/平扫SI)]。绘制肝胆期肝脏RE-时间曲线，计算获得3 min与60 min的RE差值(RE下降=RE3 min-RE60 min)。由于Gd-EOB-DTPA的消除过程学符合一级动物消除力学，对各期RE进行对数曲线拟合，得到Gd-EOB-DTPA消除曲线，计算获得肝脏信号降低一半的时间(elimination half-life of RE，TRE1/2)。
客观幸福强调幸福的客观真实性及生活的价值，由于主观体验和内省对主观幸福感造成了不稳定性，一些学者认为主观幸福感波动较大、不可靠，从而支持客观幸福感。客观幸福感强调，幸福对人是善的，是不会因为个人体验差异而改变的。因此，有必要区分纯粹的主观感受与客观的真实需求。将主观的欲望从影响幸福感的因素中剥离，保留非快乐也非欲望满足并且符合人类本性的要求的因素，形成一种客观的善目，从而得到稳定、纯粹的客观幸福。然而，客观善目的选择无法避免主观性，其变成了主观的罗列。
现阶段研究领域多采用SWB方法对幸福感进行长期连续性调查，专门研究幸福感的问卷较少，其多是依附于大规模综合型研究问卷设计中。幸福数据主要来源于国际数据库如盖洛普调查（1-4）、亚洲民主动态调查（1-5）、世界价值观调查（1-10）等，国内数据库例如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1-5），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1-5）等。
受地质沉积环境的影响，二2煤层厚度及顶底板岩性变化较为复杂。河南登封区域山西组二2煤沉积前期为滨海浅湖泊环境，陆源碎屑主要来自隆起地带，二2煤底板多为砂岩，部分为砂质泥岩，继而形成泥炭沼泽相，发育了二2煤。
（3）环境因素也是影响变压器温升的一个方面。当夏季气温达到最高的时候，电气负荷也达到了最大值或短时过负荷，可能由于空气流通不良，周围设备较多，环境温度较高，这样导致的变压器温度快速升高。
四、经济学视域下国内外对中国主观幸福的研究进展
1.主观幸福经济学研究主线
主观幸福在字面上有多种表达方式，主观幸福感、幸福感、满意度、幸福、效用、福利通常在研究文献中可以交替使用。正如上文介绍，对幸福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然而直至20世纪中期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才逐渐受到关注，在研究初期，Moore，W.（1946）、Roterus，V.（1946）、Frost，N.（1945）、Wilson，W.（1967）、Brickman.P.&D.T.Campbell（1971）等人进行了开拓式的研究，为后辈主观幸福感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正统主观幸福经济学始于伊斯特林在1974年对主观幸福感在美、日、英、法、德等11个国家间的跨国研究。伊斯特林对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跨国宏观层面与个人微观层面的深入研究，最终得到三个结论:首先，个体层面，收入高的群体幸福感较收入低的群体高；其次，国内纵向对比，国民幸福感未随着本国经济总量增长而得到改善；再次，从跨国层面，国民平均幸福感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间并未呈现出显著相关性。至此，伊斯特林的三条结论形成了著名的“伊斯特利悖论”，成为长期以来学界争论的焦点，主观幸福经济学的研究有了中枢系统，在收入、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范式、基础上，学者将消费、人口特征、宗教、社会资本、政治环境、公共政策、自然及周围环境、劳动力市场等要素引入到主观幸福的研究当中，后者所列举的研究分支与前者之间具有一定的从属关系。这种从属关系可以通过以下两个例子加以说明:消费方面，经济学家达特在对消费与幸福感的研究过程中发现，消费能够促使幸福感提升，原因在于消费具有经济驱动力的特性，主要通过两个方面影响人的幸福感:其一，消费通过促进贸易和创新促进经济总量水平的提升；其二，消费带来总需求的增长，改善了社会的就业状况。消费与幸福感的研究是建立在收入这条研究主线之上的；个人特征方面，年龄、受教育程度、性别、性格、健康对个人的绝对收入能力与相对收入均有直接影响，因此必然存在个人特征因素通过收入向幸福感传导的潜在路径。例如，霍克斯利用相对收入说明年龄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伊斯特林在说明社会阶层、受教育预期对人在青少年时期幸福感影响时同样采用了相对收入观点。社会资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公共政策均存在通过收入向幸福感的潜在传导路径，其与收入间的从属关系不再一一解释。
学界对多点式的测度方法提出两点质疑。首先，如果没有对幸福潜在分布形态进行强假设，一些人的幸福程度会较难识别，例如利用三点式评价幸福感的过程中，选择“非常幸福”的人可能是非常幸福，也可能是只比幸福多一点，故无法对此类人群进行排序、识别，邦德等人在对57个国家进行幸福排序过程中发现，预设幸福分布是正态或者左偏的，会得到完全不同的排序结果。其次，由于存在文化、信仰、种族的差别，是否可以对多点式的测度结果进行个体间、地域间的比较。罗宾森论证并肯定了简单评分方法测度幸福感的可靠性与可比性。
现代主观幸福研究包罗万象，研究目的、方式呈现多元化特征，微观层面多采用多元回归、离散选择模型（Logit）、广义线性模型（Probit）、面板计量模型等计量方法，宏观层面多采用时间序列、面板计量模型等计量方法。现有研究已涉及了所有数据类型，即截面数据、时间序列数据、面板数据。绝对与相对、微观与宏观、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是目前该领域研究中应该把握的关键要素。
2.国内外对中国主观幸福的研究进展
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研究集中于收入角度，从该角度进行研究，能够探究我国社会体制运行的状况，以及民众对体制的满意程度。刘军强认为中国居民在21世纪前10年发展过程中，中国居民幸福度从3.27上升到3.77，自感幸福人数从37.3%上升到72.6%，中国经济总量提升了国民主观幸福感，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伊斯特林通过研究6种国内外对中国幸福感权威调查数据，发现我国1990-2010年间中国居民幸福感呈现“U”型变化趋势，1999-2000年间幸福呈现下降趋势，2000-2005年达到幸福感平均值的低谷，2005-2010年间幸福感有所回升，然而2010年居民幸福感平均值小于1990年居民幸福感平均值，2010年幸福度较1990年低了约0.35个百分点。希尔克·布罗克曼、约翰·奈特、小盐隆士得到了相似的结论。邢占军、赛克斯（Sacks）则认为中国经济总量与幸福感之间不存在显著的计量关系，相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较大。
针对不同的结论，相关学者提出了相应的解释，伊斯特林认为中国从1990年最具平均主义倾向的国家转变成为2010年的不讲求平均主义的国家是影响中国国民幸福感提高的主要原因。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就业市场环境恶化。随着1994年国有企业重组以及2004年国有企业裁员，失业率上升，放开了农村人口流动限制，城市就业市场环境恶化，导致失业者与就业者均感到不安；第二，宏观形势不稳定。通货膨胀、出口需求萎缩，中国经济增长阻力较大；第三，“铁饭碗”、“微型福利社会”开始解体，医疗等资源分配出现单极化趋势，养老金替代率与失业救济金替代率降低，社会保障网络萎缩；第四，贫富差距增大，快乐水车的作用机制，相对收入削弱了绝对收入增长所带来的幸福感。布罗克曼则认为由于贫富差距扩大，相互比较对中国人的幸福感影响最大，社会失范与政治不满对中国人的幸福感影响较小，相对剥夺理论中“失意的成功者”能够恰当解释中国人幸福感的骤然下降，即相对收入是阻止幸福感上升的主要原因。刘军强等认为，改革开放实现了经济增长和物质生活改善，多年来我国政治稳定、大众媒体所反映的国泰民安，可以充分佐证我国公民幸福感得到了提高。然而，我国亟需改变以刺激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中国经济增长好比自行车，如果放缓将失去平衡。
国外对中国消费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研究文献较少，在国内也只是散见于一些影响度不高的文献，其原因由两点导致，其一，正如上文论证，消费对幸福感的直接传导作用较小，多是通过间接路径作用于幸福感。其二，消费与幸福感的研究意义的延展性有限，只能局限于理解个人的消费行为，或对商业营销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对社会发展的意义有限。有学者认为，消费对幸福的影响较收入对幸福的影响弱，消费所带来的幸福感与收入、受教育程度、经济社会阶层呈负相关关系。曾寅初等认为人情消费与幸福感呈现倒“U”型关系，其拐点在人情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23.64%，人情支出容易给收入能力低的群体带来不幸福感。贾小玫认为文化消费是高层次的精神消费，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其将对提高国民幸福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陈炜从商业营销角度论述了消费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社会学则侧重于研究社会网络对幸福感的影响，社会学认为对人的幸福感的研究不用局限于心理学领域的人格特质与经济学领域的经济变量，其认为人与外界的沟通亦是决定幸福的关键因素，这一点不容忽视。有学者通过研究证明丰富的社会交往是前10%最幸福的人共同特征，更有学者通过“影子定价法”将良好的社会关系折算为一年85000英镑的隐性收入，这个收入是当时社会人均实际收入的9倍。由青年基金会支持的英国“幸福行动”通过幸福社区构建实践阐明了影响所在社区决策、邻里往来、掌控当地发展运行情况的信心三方面对居民幸福度提升的重大影响。
在社会资本、宗教方面，吴丽等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失地农民的幸福感与健康水平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陈振环、张梁梁、李平基于CGSS调查数据在整体层面针对社会资本对我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进行研究，他们均得到相似的结论，社会资本有助于提升我国居民幸福感。李平特别强调，社会资本对城镇外来居民和独生子女带来的幸福感较本地居民与非独生子女高。雷卫认为宗教信仰与居民幸福感呈现正相关关系。郑风田则认为宗教信仰对幸福感影响不显著，公共宗教活动能提高幸福感，私人宗教活动降低幸福感。张淼认为男性穆斯林幸福感高于女性穆斯林幸福感，封斋态度宽容能提高幸福感。
首先，升学考试对英语习得有一定的负面反拨效应。由于中考、高考的英语科目主要考察句型、语法规则、单词等固化知识点，语言创造性应用的分值比例不大，所以，中小学阶段的基础英语学习重心主要集中于机械式记忆（胡钰衎,2016），缺乏个性化和乐趣，较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观能动性。
生态环境方面，李梦洁、郑君君、武康平均基于CGSS数据针对生态环境对我国居民幸福感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李梦洁从环境污染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绝对剥夺”与“相对剥夺”视角研究了环境污染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污染通过对居民身体健康、生活质量和社会活动造成的负面影响对居民幸福感产生了绝对剥夺效应。环境污染对收入较低的群体造成的负面影响较收入较高群体大，从而对经济状况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产生了相对剥夺。环境规制能抑制环境污染对居民幸福感的绝对剥夺效应和相对剥夺效应；郑君君则认为客观环境污染通过经济增长传导效应提高了居民的幸福感，然而主观感知的环境污染因素则降低了居民的幸福感。客观环境污染对东、西部居民幸福感影响无显著差异，然而在东部却存在着城乡差异，对年轻人的影响较老年人高；武康平通过交叠模型研究发现，环境污染会提高家庭消费支出，环境污染对环保意识强群体的幸福感负面效应较大，环境保护意识会影响环境支出意愿，空气污染较其他污染对居民幸福感负效应大。
此外，还有政治、经济、制度环境、劳动力市场等方面，在收入方面研究进展中已经涉及，而且在幸福问题领域单独对这些方面研究文献较少，故不再单独列出。总而言之，幸福问题领域的研究涵盖范围广，虽然现阶段学者对该领域问题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仍存在许多争议，并且出现了用幸福感指标替代经济总量指标来衡量一国发展水平的趋势，笔者认为该领域研究潜力巨大。
从伦理学的角度看，深层生态学的生态自我本质上是追求生命的至善或真善。斯宾诺莎认为“追求至善就是追求人的心灵与整个自然相一致”。[6]15每次Pi欣赏海洋的时候，都会感到几分平静，然后一份来之不易、受之无愧、合情合理的希望在心中燃起。“我情不自禁地要把自己的生命和宇宙的生命融合在一起！”Pi在漂流中理解了自然，尊重了自然，在自然中获得了力量，与自然进行了心灵的交流，[7]37达到了“生态自我”的境界，改造了自己的精神世界，获得了灵魂上深层次的愉悦与满足，完成了深层生态学提倡的自我实现。
不同的农药针对不同的虫害或者病害，作用机理一般不同。即使有同类的农药作用会累加，也还是根据其“残留量有多大”，而不是根据“有多少种”来判断是否有害。也就是说，如果每种农药的残留量都低于国家标准，那么危害就可以忽略；如果残留量超标，那么即使只有一种农药，也是不合格产品。
四、总结与讨论
中、西方哲学家对“幸福”做了大量开创性的研究，不同学派的分歧无非两点，即幸福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幸福是注重对现期物质的满足还是更应注重长期生命意义的思考。从幸福本质的探究到幸福经济学的出现，共经历2000多年的历史，幸福经济学的起源本质是经济学与心理感知融合的过程，直到莱昂·瓦尔拉的效用理论提出，为幸福经济学奠定了扎实的理论根基。现如今幸福经济学领域多采用主观幸福指标进行实证研究，但由于主观幸福指标与客观幸福指标之间没有清晰的分割线，故所采用的幸福指标是一种倾向于主观幸福感的混合体。当代幸福经济学研究并非狭义的经济领域研究，其以收入研究为主线，研究范围较广、分支极其丰富。
国内外对中国幸福感的研究争议集中于收入方面，涉及微观个体层面研究与宏观区域层面研究，看似矛盾的结论其实是对此领域研究的相互补充，伊斯特林认为中国居民幸福感在1990-2010年幸福呈现“U”型变化，2000-2005年是幸福感的波谷，总体而言中国经济总量增加并未对居民幸福感起到良性作用。刘军强重新核算了2000-2010年间中国居民的幸福感，其认为该时段幸福感随经济总量增加而大幅度上升，且超过1990年中国居民幸福感整体水平。刘军强等的研究佐证了伊斯特林对2000-2010年中国居民幸福感变化趋势的判断，希尔克的研究时段为1990-2000年间，其认为在这段时间中国经济总量变化与居民幸福感变化发生了背离，其研究结论佐证了伊斯特林对1990-2000年间中国居民幸福感研究结论。伊斯特林基于有偏的调查数据，比较2010年与1990年幸福感平均值，草率地得出了中国国民幸福感没有随着经济发展而得到改善，这个结论明显是有缺陷的，因为伊斯特林低估了2000年后中国国民幸福感上升的潜力，刘军强等的研究证明了21世纪初期我国通过一系列社会改革，提高了国民幸福感的上升潜力，中国政府正在积极为公民发展营造越来越公平的发展环境，新世纪的中国社会体制较旧世纪发生了显著的改善，社会正在向越来越完善的方向发展。
对于消费、个体特征、社会资本、宗教等方面的研究争议较少，前文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分析，在此不再赘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未来幸福领域的研究应更加侧重于幸福的可持续。主观幸福感的可持续，即个人与社会的幸福感建立在不剥夺同代其他人与后代的福祉的基础之上。这个概念极大地丰富了幸福感的内涵，它突出了人类繁荣与生态恢复能力之间的协调关系，将社会可持续发展融入到幸福问题的研究当中。主观幸福的可持续性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性的具体体现，研究主观幸福感可持续性目的在于论证主观幸福感驱动力结构是否具备可持续特征，即幸福感能否通过收入、消费、能源消费等“消耗式”主要途径获得增长？或是通过公共服务保障特征、社会资本特征、生态环境特征的结构优化等“可持续式”途径获得增长？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即实现财富合理分配、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要任务；社会资本特征，即完善社会诚信体系，打击不诚信行为，改善诚信环境，降低社会运行成本，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途径。生态环境特征，即当代人的幸福感获得不以牺牲后代人的生态环境为代价，强调人类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恢复不相冲突，以及“绿水青山”的科学内涵，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主观幸福感可持续性体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科学发展观”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理念。主观幸福感可持续性强调通过社会制度优化内生途径而非资源或资本消耗外生途径的主观幸福感增长模式，这个社会“量”增长到一定阶段无法回避的问题，必然要回到社会“质”的发展来实现主观幸福感的增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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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Progress on Chinese Subjective Well-be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s
LI Dong-dong
（School of Marxism，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Graduate School），Beijing 102488，China）
Abstract: Strengthening national subjective happiness is one of the goals of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Under the double impression of China，whether Chinese people are more and more happy，or what happiness depends on，these problems have always been a hot topic in academic circle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The contrariety of opinions in different camps is obvious.There has not been a literature that has made convincing explanations for differences.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review the happiness and the happiness economics briefly，and to strictly define the domestic subjective well being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s in the broad sense of happiness.So that，we can illustrate the history and status of happiness.Second，we explain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the measurement of happiness and data sources.Third，it introduce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n China’s happiness in China and abroa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s.The main focus is on income research at this stage，also including consumption and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The research scope is wide and the branches are rich.Finally，we summarize and review the relevant views，then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happiness.
Key words: Subjective well-being；Economic perspective；Definition；Measure；Double impression
中图分类号： F0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292X（2019）09-0103-06
收稿日期： 2019-03-2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8AGJ00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5CGL03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李冬冬（1992-），女，江苏连云港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幸福经济学，政治经济学。
（责任编辑：ZYN）
标签：主观幸福论文; 经济学视角论文; 双重印象论文; 国民幸福感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