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学史上的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浮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上论文,日本论文,里程碑论文,浮云论文,作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叶亭四迷（1864—1909）是日本文学史上一位占据着重要地位的作家。他的文学理论和小说创作奠定了日本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基础，开辟了日本近代文学的发展道路，他因此而成为日本近代文学的创始人之一，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先驱者。 他的代表作品《浮云》（1887 —1889）被公认为日本文学史上的里程碑式的作品。
一
作者原名长谷川辰之助，“二叶亭四迷”是他的笔名，意为“你给我死掉算了”，自嘲之中表现出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愤慨之情。1864年5月10日，二叶亭四迷诞生于东京一个小官吏家庭。 其父原是封建领主的家臣，明治维新后担任地方官。二叶亭四迷从小接受汉学教育，崇尚中国儒家思想，把为人正直，“俯仰无愧于天地”当作自己的座右铭。1881年，他考入东京外国语学校学习俄语，其目的是为日后做外交官做准备。在学习期间，他接触了19世纪俄罗斯优秀文学作品，开始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量阅读了莱蒙托夫、果戈理、冈察洛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作品，以及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文学理论家的论著。他们的作品，尤其是别林斯基等人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对他的人生观和文艺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形成了“国士之风”和“救世济民”的思想，成为彻底的“为人生而艺术”的信奉者。正如他自己所说：“对我来说，我并不象一般文学家那样爱好文学，使我感到极大兴趣的，毋宁是从文学上来观察、剖析、预测俄罗斯文学家所处理的问题——俄国的社会现实。”（《我半生的忏悔》）又说：“可能是由于国家的具体条件和日本不同吧，俄国的一些重要的小说家都有一种国士之风，内心充满着救世济民的宏大的经伦……因此，俄国的小说家在小说中通过不同人物来表现时代精神。”“小说家的职责是要道出人生的真谛”。（《作家苦心谈》）上述这些谈话，充分表达了二叶亭四迷的文学观点，即文学必须反映社会现实和时代精神；文学必须启示读者去认识人生，了解社会。
1885年，二叶亭四迷结识了日本近代资产阶级文学开拓者坪内逍遥（1859—1935）。从此，两人成了挚友。1886年，二叶亭四迷在坪内逍遥的鼓励下，以冷冷亭杏雨的笔名在《中央学术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学评论《小说总论》。在这篇论文中，提出了比较完整的近代现实主义理论。他针对当时文坛上占主导地位的游戏性文学和单纯模仿现实的创作方法，提出了作为文艺的一种形式的小说，应是直接表现和宣传真理的手段的主张，首先倡导在文学创作中使用现实主义方法，强调“现象是本质的表现，本质通过各种偶然现象表现出来。因此，写小说的目的不只是单纯地描写那些滑稽可笑的现象，而在于运用新颖的表现手法和条理结构，在偶然的现象中刻划出现实的本质。”这些论述精当地阐明了现象与本质的辩证关系，揭示了文学创作应当遵循的基本规律。这些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理论，显然是与别林斯基等人的影响分不开的。除《小说总论》外，二叶亭四迷还写有文学论文《扫集落叶》及其他一些评论文章。
1885年4月，坪内逍遥开始发表连载小说《当世书生气质》； 同年9月，发表文学论著《小说神髓》。 这两部著作被称作是“明治维新后打破沉睡的日本文坛之晓钟”。二叶亭四迷在坪内逍遥的著作和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和促动下，于1887年，在他年仅23岁时，发表了成名作《浮云》，从而成为日本文学史上第一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在此之后漫长的二十年中，再没有写过一篇小说。在这个阶段，他先后当过内阁官报局新闻翻译，陆军大学、东京外国语学校及海军大学的俄语教授，任过大阪《朝日新闻》的记者，还曾在中国清朝的北京警务学堂工作过。
20世纪初叶，日本文学进入了繁荣时期，出现了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作家和作品。1905年，“在近代文学史上确保了最高文学性的作家”夏日漱石（1867—1916）的《我是猫》问世，“这是一部在阴暗的现实生活中打开了窗口的讽刺小说”（市古贞次语）。作品因其对社会现实所作的嬉笑怒骂的批判而深受广大读者欢迎。1906年，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岛崎藤村（1871—1943）出版了成名作《破戒》， 这是“自然主义发出了值得纪念的第一声呐喊”（市古贞次语）。小说突出了“觉醒者的悲哀”，并紧紧围绕着部落民（最受歧视的阶层）来展开对各种社会矛盾的批判。翌年，田山花袋（1871—1930）发表了《棉被》， 这是一部表现作者自己的爱欲生活的小说，其中大胆的自我暴露与露骨的官能描写对当时的文坛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正是在这些作品相继出现的促动下，二叶亭四迷重新拿起了他那支搁置了20年之久的笔，于1906至1907年，先后在《东京朝日》上发表了《面影》和《平凡》两部长篇小说。
《面影》以知识分子在天皇专制主义的重压下必然失败为主题，与《浮云》有近似之处。小说围绕着男女主人公小野哲也和小夜子的恋情活动展开故事情节。小野哲也出身于静冈县一个贫苦家庭，靠全家省吃俭用到东京上了大学。但在入学刚一年多的时间，家中已无力再给他寄学费了。为了完成学业，以便将来改变家庭的困境，他到小野家当了养子（赘婿），由小野家供给他读完大学的全部学费。大学毕业后，哲也担任了一所私立大学的讲师，微薄的薪金和不显耀的社会地位，无法满足养母（岳母）泷子和妻子时子的虚荣心和奢侈生活。夫妻本来就存在着的隔阂日益加深，这时他却与守寡回家的表妹小夜子发生了爱情。这种爱情为家庭和社会所不容。小夜子在姐姐的逼迫下离开了哲也。为了逃避现实，哲也到中国一所专科学校任教。由于长期的精神折磨，他的性格也由原来的克制谨慎变得放纵粗暴，终因殴打教务主任而离开了学校，在中国过着凄惨的流浪生活。这个“当年以毕业论文博得高材生之名、多少人瞩望着他将来不知要作出一番什么事业的法学士”，最后对一切都“没有希望了”，变成了一个穷愁潦倒的酒鬼，消失在异国的茫茫人海之中。哲也是一个表面刚强，实则懦弱，优柔寡断的知识分子，他想摆脱养母家的“监狱生活”，同他根本不爱的时子离婚，同他所爱的小夜子结合，但他“意志不坚，用情不专”，其结果既害自己，也害了他所爱的人。小说通过对哲也的不幸的身世，爱情的悲剧，希望的破灭，以及背井离乡，沦落天涯等一系列生动描写，对明治社会的专制制度、封建习俗的养子制度进行了有力的揭发和控诉，并对社会的黑暗作了广泛的批判。小夜子是作者塑造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她是其父小野礼造与使女的私生女，一坠地就寄养在外人家里、稍大后才接回家来，出嫁不久丈夫就死去了，只得回到娘家过着寄人篱下的孤苦伶丁的生活。哲也对她的同情、关怀和爱恋，使她对生活有了希望。但是，传统观念的羁绊使她始终未能迈出人生的重要一步，终于在姐姐的威逼下远离了哲也。但她毕竟是一个敢于爱，敢于行动，敢于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新型女性。在她身上，有着《浮云》中一向以”新女性“自诩而实则浅薄轻佻的阿势所无法比拟的新一代女性的品格和风貌。
《平凡》是二叶亭四迷发表的最后一部自传性长篇小说。在这部作品中，他故意模仿风行一时的自然主义小说，假托一个平凡人的回忆，用第一人称叙述他的平凡的一生。此人出身于外县一个小职员家庭，从小受到祖母的溺爱。中学毕业后入东京某私立法律学校学习，寄宿在一个在内务省当股长的远房亲戚家中，除了食宿费照交外，还得象奴仆一样听从老爷的使唤。在这里，他坠入情网，爱上了雪江小姐。直到她订婚以后，他才愤然搬到公寓里去。这时，他因交不起学费而被校方开除学籍，于是，索性进入文坛，写了一两部应时作品，博得了一点小名气，又和公寓老板娘的侄女阿系厮混。父亲死后将母亲接到东京立了门户，和阿系断绝了关系。这时，他对写小说也已厌倦，终于脱离了文艺界，到衙门里供职。从此老老实实地过起日子来，娶妻，生子，奉母送终，以了此平凡的一生。小说用夹叙夹议的手法，对明治社会腐败的官僚制度，教育制度，黑暗的政界，资产阶级的庸俗生活，以及当时的社会风气和文学界的状况，进行了讽刺和嘲笑，表现了作者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厌弃。
除以上三部长篇小说外，二叶亭四迷还写有一个短篇《茶筅发》。这篇小说从维护妇女的权利出发，再现了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束缚，提出了妇女再婚这样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尽管二叶亭四迷一生中创作的小说并不多，但却都是“为时而发”的，鲜明地体出了“为人生而艺术”的原则。他还针对在他之前日本翻译界普遍存在的翻译随意性，意译盛行，任意增减，误译多见，以及译文使用汉语文言等倾向，提倡翻译要忠实原著，译文使用清新的日本现代口语，且身体力行，翻译了屠格涅夫等俄罗斯作家的作品。此外，他还写有日记、回忆录、杂文和随笔等。
1908年，二叶亭四迷以《朝日新闻》特派记者的身份前往俄国首都彼得堡。1909年，在归国途中病故于航行在孟加拉湾的日本邮船贺茂丸上，时年46岁。
二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也和理论思维一样，“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恩格斯：《自然辩论法》）。因此，要准确地理解一部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和深刻意义，就必须了解产生它的历史条件。
1868年的明治维新，结束了日本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政权——江户幕府，建立了以天皇亲政的地主资产阶级联合政权，这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个大的转折点。明治政府进行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为日本的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开辟了道路。但是，明治维新后的现实和改革的结果使广大人民大失所望，农民仍然生活在极端的困苦之中，工人阶级处于惊人的贫穷和政治压迫之下。于是，从70年代后期开始，掀起了争取自由和人民权利的运动。70年代末80年代初，运动达到了巨大的规模，广大人民群众踊跃参加。尤其是1882至1884年运动具有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性质，这就是日本近代史上著名的“自由民权运动”。在农民武装暴动、工人罢工斗争和自由民权运动的压力下，明治政府被迫让步，做了一些改革，承认了人民的某些基本政治权利，如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由民权运动的成果。但是，正如许多日本进步历史学家所指出的，这次运动具有浓厚的改良主义色彩。1884年，这场自由民权运动终于在明治政府的镇压和离间分化下，在右翼领导人的妥协和背叛之下遭到了失败，从而巩固和加强了天皇绝对主义政权，人民的一切民主自由权利被彻底剥夺了。这对于深受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熏陶的青年二叶亭四迷来说，不能不引起强烈的反响，《浮云》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他从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深切感受到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遭到扼杀后日本社会气氛的异常窒息。因此，他要在自己的小说中，通过艺术形象，表现自己对这种窒息气氛的强烈不满，揭露明治社会的反人民本质，反映人民要求真正的民主自由的愿望。
《浮云》共分三部十九回，第一部发表于1887 年， 第二部发表于1888年，第三部发表于1889年秋的《都市之花》杂志。小说紧紧围绕着主人公知识青年内海文三的失业、失恋这个中心线索来展开故事情节。作品采用章回小说的结构，第一部和第二部各回加有标题，每回的标题点明本回的中心内容，第三部取消了标题。第一部包括一至六回，主要写内海文三到东京求学，步入仕途，与阿势的恋爱，被撤职后的苦闷心情，以及和婶母阿政的矛盾。第二部包括七至十二回，主要写本田升涉足园田家，阿势产生情变，开始倾心于本田升，文三和本田升发生冲突，和阿政的矛盾激化，初试与阿势和好。第三部包括十三至十九回，主要写文三面对在园田家的艰难处境和阿势的情变所产生的进退维谷的心理活动，以及试图对阿势作最后的规劝。全书以“文三终于这样下定决心，回楼上去了”结束。按照作者的构思，小说还有本田升抛弃阿势，同他的上司科长的小姨子结婚，文三气得发疯等情节，从而使故事的结局更富于悲剧性。但这些都未形诸笔墨。《浮云》发表后，在当时落后的文学环境中，未能得到公正的评价，二叶亭四迷也对自己是否具有作家的素质产生了怀疑，因而舍弃了文学创作，《浮云》在写作的中途搁笔，成了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尽管如此，《浮云》在日本文学的发展中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是得到了公认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越来越为日本文学界和广大读者所重视。日本文学研究家西乡信纲认为：《浮云》“不同于逍遥等人来自上层的文学改良的作品，而是从下层进行了文学革命，成了日本近代文学的里程碑。”（《日本文学史》）“战后派”作家野间宏（1915——）说：“二叶亭四迷的文学到了战后更加光辉灿烂，它今后还会日增无减。”（《二叶亭四迷的〈我和社会〉》）
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就在于它是通过艺术形象来反映社会现实。因此，在文学作品里，特别是小说这类叙事作品，塑造人物形象就成为它的中心任务。小说《浮云》，正是通过作者精心塑造的内海文三、本田升、阿势、阿政等几个人物形象，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明治时代的社会现实和本质特征。
内海文三是明治时代一个有民主倾向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个没有宏图大志，安于平凡生活的小人物。他出身于静冈县一个破落的藩士家庭，早年丧父，靠母亲辛劳度日。15岁时，他投奔到东京叔父园田孙兵卫家。从此，“他在冷酷无情的人海的惊涛骇浪中，拼命地挣扎着，好容易才漂进了这个宦海”，做了个委任官。他生活中唯一的愿望就是凭着自己勤恳、诚实的工作和俭朴节省，积蓄一些钱，把长期在家乡过着孤独、贫穷生活的母亲接到东京来享几天晚年之乐，和阿势结婚，建立一个“幸福”的小家庭，过一种与人无忤，与世无争的平静的小康生活。这是普通人所向往的最基本的要求和愿望。但是，他生性正直，不谙世故，受过新教育，具有近代个性觉醒的意识，维护人格的自尊心，因此他从不与旧势力同流合污，不肯卑躬屈膝，匍匐在权贵的脚下，象本田升那样，用阿谀奉承等卑劣手段去讨上司的欢心，所以他鄙视地称本田升是个“被人骂作奴才还不以为耻的狗……猫狗不如的东西。”文三被撤职后，本田升当着阿政母女的面告诉他，被撤职的人中，有两三个可能复职，要他去顶头上司那里疏通关系，还说愿替他斡旋一下。文三不肯屈服专制政权的压力，断然拒绝，而且鄙视那些被留下来的人，“为了微不足道的一点薪金，不惜卑躬折节，简直跟奴隶一样。”很显然，文三的这种品性是为专制制度所不容的，他因此而被官僚政府排挤了出去，他仅有的一点卑微的生活愿望也被明治社会粉碎了。马克思说过：“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而这个原则比其它很多原则好的地方，就在于它不单是一个原则，而且还是事实。”又说：“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兽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天皇政权要求全体日本人民“忠君爱国”，“灭私奉公”，其实质就是要全体人民绝对服从，摧残人的价值，扼杀哪怕是最小的一点人性萌芽，成为没有头脑的奴才。文三的悲惨遭遇说明，在明治社会专制政权的严酷统治下，谁要敢于对统治阶级表示不满，不愿做他们的忠实奴才，他就必然为“兽性”所毁灭，即使正直做人，诚实生活，清白廉洁，勤恳工作，满腹经纶，也都无济于改变自己的命运；而要想加官晋级，飞黄腾达，就必须象本田升那样，出卖灵魂，溜须拍马，赢得上司的青睐。小说在表现文三不肯与现实妥协的同时，还揭示了他在现实面前无力摆脱困境，改变厄运的矛盾、苦闷、迷惘的心理。文三被撤职后，不顾婶母的指责和劝告，坚决不肯去向科长求情，可是当他面对婶母“说不定马上就会打消她原来想把阿势嫁给他的主意，说不定会强迫地把她嫁给别人”的现实时，他又幻想“以前也有过被撤了职，不久就复职的人，明天也许会接到复职通知书。”但他立刻就否定了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且下决心“即使（复职通知书）真来了，也要把它退回去。不管谁说什么，也要断然拒绝。”接着，又对这个决定动摇了，“这样是不是欠考虑呢，如果接到复职通知书，还是去复职吧！？”文三在园田家受尽了阿政母女的百般折磨，曾多次下决心搬到公寓去住。但是，眼看阿势在本田升的诱惑下，逐渐堕落下去，而叔父又不在家，阿政“虽有爱女之心，却不知爱女之道”，他认为在这个时候离开这个家是“违背道义的”。然而，他有救阿势之心，却没有救阿势的办法。他被疑虑、空想折磨着，终日陷入了茫然不知所措的思索、苦闷之中。内海文三的形象，概括了自由民权运动失败后，在天皇专制主义政权的压制下，具有民主倾向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变革现实无能为力的苦闷、迷惘、失望的心理和愤懑的情绪。他的悲惨遭遇，揭露和批判了明治社会官场的污浊和世态的炎凉。
本田升是明治社会卖身投靠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极端利己主义者。他出身于东京一个极微末的士族（明治维新前武士的后裔）家庭，在某部任委任官，是内海文三的同事。此人精明强干，能说会道，生性狡猾，善于逢迎，尤其是很会逢迎他的顶头上司科长。事事都合着科长的心意，从来没有违抗过，不仅动作、声音，就连咳嗽的样子，打喷嚏的方法都模仿科长，因而深得科长的赏识，称赞“这小子有出息”。当他的同事一个个被撤职的时候，他却青云直上，加官晋级，甚至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侮辱身处逆境的文三，破坏他与阿势的关系。他贪色好淫，不择手段地勾引阿势，使她走向堕落。根据原来的计划，还要写他玩弄阿势后将她抛弃的卑劣行径。文三骂他是“蚊蝇之辈”，“禽兽不如的人”，“假仁假义的伪君子”。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卑鄙轻狂，不知廉耻之徒，凭着出卖灵魂而成了明治社会的得意者。正如作者所说：“在新思想界，象文三这样的人物当然算是进步的，但我认为现在的日本，为数众多而且飞黄腾达的仍然是本田升这类人。”（《作家苦心谈》）本田升的形象与内海文三形成了强烈的对照，两人在宦海的沉浮，充分暴露了明治官僚机构的腐败和黑暗，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对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僚和卖身投靠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的憎恶和批判。
阿势是园田孙兵卫的长女，内海文三的堂妹。他自幼被父母当作掌上明珠宠爱着，养成了骄纵任性的性格。她天资聪慧，学、艺兼优，自从开始学习英语以后，她的穿着打扮也变成时髦了：穿上了洋装，唐人髻（日本少女发式）也改成了西式发髻，脖子上系着围巾，脸上戴着眼镜，读点宣传男女平权的《女学杂志》之类的书刊，处处以“新女性”自诩，而实际上是个浮华轻佻，用情不专，没有思想的女人。阿势这个人物形象，典型地反映了日本近代“文明开化”的肤浅性和虚伪性，表达了作者对明治社会西化倾向的否定。阿势的母亲阿政，原是园田家的一个佣人，后来同孙兵卫勾搭上后，成了他的继室。她精明能干，收租催债分毫不让；她行为放荡，举止轻佻，难怪人们总在背后议论她，说“这个娘儿们，大概是好色蛇脱生的吧！”她为人刻薄、狡诈虚伪，两面三刀，嫌贫爱富，趋炎附势。文三尚未谋得一官半职时，她对他冷嘲热讽；文三当上委任官后，又对他温情脉脉，把他“当作亲生儿子一样看待。”“象珍宝似地爱不释手”，还要把阿势许配给他；文三被撤职后，又骂他是“窝囊废”，千方百计要把他撵走，不准他接近阿势，要阿势嫁给卑鄙小人本田升。阿政与阿势，虽然年龄不同，相貌各异，但都是沆瀣一气的庸俗的势利小市民。由她们组成的这个园田家，只要剥去罩在表面的一层华贵的外衣，“所剩下的只是个肮脏的私欲、贪婪、淫秽、寡情和不义的臭皮囊而已。”人与人之间，既没有同情心，也没有真诚的爱意，每个人都只顾自己，尔虞我诈，互相猜疑，干着形形色色违背道德的事。这个家庭实际上是腐败、黑暗的明治社会的一个缩影。
《浮云》是日本文学史上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它为日本近代文学开创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这种开创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运用
二叶亭四迷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率先在创作中运用现实主义方法的作家。但是，他不是一个自发的现实主义者，对日本现实生活的观察和研究，别林斯基等评论家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影响，屠格涅夫等作家的现实主义作品的熏陶，使他成为一位对现实主义文学有着明确的理论见解的自觉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曾在论及人物创造时说过：“当然并非偶然发现一个模特儿，就觉得它很有趣；而是首先在自己的脑海里，对当时日本青年男女倾向产生某种模糊的、抽象的观念，然后考虑为了使它具体化，究竟描绘什么样的形象好呢？在这种酝酿过程中，我就会在某处见过的人、或者自己过去认识的人中，发现多少与自己的抽象观念血脉相通的人。于是便以这个人为基础创造典型。”（《我半生的忏悔》）这就是说，文学创作要达到典型化的高度，不能靠对现实生活中有什么就写什么的自然主义式的临摹，而是要抓住典型性，不是偶然现象。在《浮云》中，他依据现实主义典型化原则，创造了不肯向社会恶势力屈服的内海文三，出卖灵魂的极端利己主义者本田升，庸俗、势利的小市民阿势、阿政等几个倾向不同、性格各异，富有时代特征的艺术典型，并通过他们在平凡生活的交往过程中引发出的各种矛盾冲突，反映了明治时代的社会现实。但是，以《浮云》为代表的新兴的现实主义文学，并未为当时的文学界普遍接受，形成象19世纪欧洲文学、俄国文学那样的占领文坛的主潮，而是断断续续的、起伏交替的、在不同流派作家的创作实践中不同程度地继承下来的。它反映了现实主义在日本近代文学中的历史命运和独特的积淀方式。
2、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关注
19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小说还处于相当落后的状态。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多半还局限在外部描写上，从而削弱了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关注。二叶亭四迷在《浮云》中，从客观描写深入到内心世界描写，把人物复杂、矛盾的心理状态作了细致入微的刻划，使人物的性格特征更加鲜明突出。这种心理描写在小说中频频出现。如内海文三，他被撤职后，既不愿卑躬折节，去向科长求情，又盼望收到复职通知书；既想顺从婶母的心意以解决纠纷，又不肯违背自己的宿愿；既对婶母的趋炎附势深恶痛绝，又不忘她的养育之恩；既想同阿势一刀两断，又难于割舍与她的恋情；既想离开园田家，又为“人性”、“道义”所羁绊；既想报复本田升对自己的侮辱，又无行动的决心等矛盾复杂的心理，作了真实、生动、细腻的描写。有的（如内海文三被撤职后，既想把此事告诉婶母和阿势，又怕引起婶母恼怒和阿势变心的矛盾心理）甚至用了一千多字的篇幅来描写（第四回《说不出的苦衷》）。如果说在第一部和第二部中还用了较大的篇幅来作外部描写和人物对话，那么，第三部的重点已完全转移到人物心理的描写上。这些都充分表明作者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极大关注。对此，我国有的评论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二叶亭四迷在《浮云》中“开辟了从‘只需旁观摹写’（《小说神髓》）进到深入内心模拟、从非审美的再现到审美的表现、从低层次的写实——现实主义进到高层次的心理现实主义、从前近代进到近代的方向。”（夏刚：《日本文学中的意识流》）
3、采用清新的日本现代口语
日本明治初期的文学，基本上为江户文学的末流所左右，表现在文学用语上就是仍然沿用那个时期的文言文或通俗文学的套语（戏作调）。二叶亭四迷甘冒“粗杂冗长之嫌”（《文谈五则》）率先在《浮云》的创作中采用口语文体，把由田口卯吉（1855—1905）等人倡导的文章和国语改良运动具体化了，使《浮云》成为日本近代文学史上“言文一致”（口语）体小说的开端。后来，他在翻译屠格涅夫的小说《幽会》（《猎人笔记》中的一篇）和《邂逅》（即《三次会见》）等作品中，把口语文体进一步完善起来。口语文体生动、通俗、清新、活泼。无论是人物对话，叙事抒情，还是写景状物，都达到了完美的境地，从而增强和扩大了小说的叙事功能。所以《浮云》又被认为是开创日本现代白话文学的先驱。但是，《浮云》的这种先驱性在当时并未得到文学界的广泛承认，直到《浮云》问世十八年后，口语文体才逐渐为日本大多数作家所采用：1905年的采用率为百分之七十八；1906年为百分之九十一；1907年为百分之九十八；到1908年，已为百分之百的作家所采用。（山本正秀：《近代文体发生史研究》）
综上所述，《浮云》虽然是一部没有完成的作品，而且本身也确实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它在现实主义方法的运用、典型人物的塑造、人物心理的描写、现代口语的使用等方面，都是二叶亭四迷的前辈所不及的。列宁曾经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评经验浪漫主义》）《浮云》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开创性，正是在于“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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