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特征对产业国际化进程的影响——以跨国并购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论文,为例论文,进程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前言
产业国际化的涵义比较广泛，可以理解为一个产业的产品销往国际市场或向国际标准靠拢，也可以理解为某个产业的资源在国际范围内的分配和流动，以及产业内企业的国际直接投资、跨国经营或全球扩张，或是产业的研究与开发的国际化及国际合作与交流，等等。本文所指的产业国际化是产业内的企业生产和经营的国际化。实际上，产业国际化是产业内的企业国际化的结果，产业国际化的水平代表一个国家的某一产业在国际分工与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过去中国产业的国际化主要表现为通过引进外资和对外贸易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这种国际化模式可称为内向型的产业国际化。在这一阶段，中国产业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事加工贸易，积极投入国际垂直分工的下游制造环节，获取贸易收益。在这一阶段，吸引外资和扩大对外贸易对中国产业的国际化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这一阶段的产业国际化使中国产业成功地进入了国际生产体系，提高了产品生产和管理水平以及技术发展水平，促进了经济增长，显著增强了国力。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单一的内向型国际化模式逐步显示出其局限性。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技术、资源和结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产业必须改善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提升国际化的水平，从而增强国际竞争力。为此，外向型的国际化显得越来越重要。所谓外向型的国际化是指企业通过直接投资或战略联盟的方式进入国际市场和参与国际竞争。我国近年倡导和鼓励企业“走出去”，便是顺应这一形势变化而制定的国际化战略。从企业的角度来说，“走出去”是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为了寻求更大的市场、获取更好的资源、实现更高的利润而采取的国际化战略。从国家的高度来说，鼓励企业走出去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走出去”战略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开拓国际市场，利用国外资源，获取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弥补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内市场、资源和技术的不足。在“走出去”战略的指导下，不少中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迅速进入了跨国公司的行列，使中国产业的国际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有多种。根据在海外建立企业的不同过程，对外直接投资可分为并购和绿地投资两种方式。前者是指母公司直接收购或者兼并国外已经存在的企业，将其纳入母公司的运营体系，后者是指企业通过在海外建立全新的企业，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并购相对绿地投资的一大优点是“迅速”。通过并购能够快速进入当地的销售渠道、获取资源、技术和管理经验等。从理论上来说，海外收购是发展中国家企业获取战略资产(strategic assets)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有效途径(Deng,2009; Child and Rodrigues,2005)。所谓的战略资产是指不可交易的、稀缺的、合适的和专门化的能给企业带来卓越绩效的资源和能力(Amit and Schoemaker,1993)。它包括信誉、与供求方关系、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研发能力、品牌、知识和技术等(Teece,Pisano and Shuen,1997)。从实际来看，海外并购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方式。据商务部统计，以海外并购方式实现的直接投资占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2007年为四分之一，2008年为二分之一强，2009年为三分之一①。从金额上来看，海外并购尽管在对外直接投资中比重波动很大，但根据汤姆森金融公司(Thomson Financial)的并购数据库的数据来看，中国海外并购的意向数和成交数从1985年以来一直呈上升趋势，并从2001年以来呈高速增长(见图1)。海外并购的不断增加意味着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企业有能力跻身国际并购市场竞购合适的外国企业，为国家和企业获取必要的战略资产。的确，许多海外并购的案例表明，中国企业通过海外并购可以迅速有效地获得品牌、核心技术、研发能力(如上海汽车工业公司收购英国的罗孚公司、哈尔滨量具刃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收购德国凯狮等)、能源和矿产资源(如中石油收购哈萨克斯坦PK公司、五矿集团收购澳大利亚的OZ Minerals公司部分资产)、管理技能和销售渠道(如TCL收购德国施耐德、中集集团收购荷兰博格和德国T G E等欧洲公司)等，从而提高产业的国际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资料来源：汤姆森金融公司的并购数据库。
图1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数量1985—2009年
然而，通过海外并购获取战略资产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仅有资本还远远不能实现并购的目的，企业的国际动作能力、产业特征、东道国的经济政治因素等等都会影响并购的进行。随着中国海外并购的增多，已经有一些学者对中国海外并购的动机和成败因素等进行分析(Cui and Jiang,2010; Deng,2009; Boateng et al.,2008; Rui and Yip,2008; Young and Chen,2010; Unctad,2006; 张建红等，2010)。这些研究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中国企业在国际化的过程中需要通过海外并购获取战略资产，有哪些因素影响并购的成功。可是，很少有学者从产业国际化和产业升级的角度对海外并购进行分析，即从产业层次而非仅限于公司层次来研究海外并购。事实上，一个企业向外投资所需要具备的企业所有权优势(ownership advantage)不仅取决于企业层面的比较优势，而且取决于这个企业所处的国家的产业要素禀赋特征(Luo and Rui,2009)。因此，有必要从产业层次来研究海外并购。从理论上来说，产业特征与产业国际化之间应该存在一种必然的相关性。不同的产业其国际化的潜力不同，企业的国际化战略应该服从产业特点(Yip,1992)。同时，这种相关性是双向的：一方面，产业的特征与发展阶段决定产业的国际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另一方面，产业的国际化进程也会影响产业的发展，比如日本的汽车和电子等行业的发展十分受益于其外向型的国际化战略(Newman,1990)。深入认识这一相关性对于制定正确有效的产业政策十分重要，对于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具有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主要涉及这一相关性的前一方面，研究的中心问题是产业特征如何决定产业海外并购的步伐。
二、理论与假设
产业国际化实际上是产业内的企业国际化的结果，因而研究产业国际化应该以跨国公司理论为出发点。西方传统的跨国公司理论主要是基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的行为特征而建立的。传统理论和分析框架的一个重要假设是：企业国际化的目的是充分发挥企业自身拥有的所有权优势。因此，传统理论认为企业国际化的一个重要的条件是企业必须拥有特定的竞争优势以确保足够盈利来抵消海外经营所带来的额外的成本和风险(Buckley and Ghauri,1999)。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发展十分显著，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兴趣。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与发达国家在竞争优势和国际化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不同(Dunning,2000; Dunning et al.,1998)，比如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可能并不具备传统理论中所指的所有权优势，传统的理论和分析框架对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的解释能力受到质疑。于是一些比较新的观点和分析模型孕育而生，比如Matthews(2006)提出的LLL(linkage-leverage-learning)分析框架，Peng等人(Peng,2002; Peng et al.,2008)提倡的制度观(institution-based view)，邓宁也对其早在70年代提出的OLI(ownership-location-internalization)分析框架(Dunning,1977)不断进行补充和完善。新的理论和分析框架比较强调后来者的学习能力和灵活性(Matthews,2006)，同时也比较重视制度对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影响(Scott,2001,Peng,2002; Peng et al.,2008; ,Deng,2009,Rui and Yip,2008)。尽管如此，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OLI)一直是解释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最有影响的理论之一，尤其是通过后来不断的补充和完善，对发展中国家的跨国企业的解释能力不断增强。
根据邓宁最早提出的OLI分析框架，企业只有同时具有三种优势才能进行国际直接投资，即所有权优势(O)—企业所拥有的相对外国企业的特定优势；区位优势(L)——投资地区的优势；内部化优势(I)——企业在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其资产或所有权内部化过程中所产生的优势，也就是企业将拥有的资产通过内部化转移给国外子公司，可以比通过交易转移给其它企业获得更多的利益，企业选择资产内部化还是资产外部化取决于利益的比较。所有权优势(O优势)最初的定义是指企业所拥有的相对外国企业的特定优势，包括品牌优势、技术与创新优势、规模优势、组织管理优势、资金优势以及市场销售优势等(Dunning,1988)。这些优势后来被定义为静态优势(static advantages)。针对跨国公司在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些新的重大变化，邓宁不断对OLI模型进行修正，对O优势进行重新释义。O优势不仅包括跨国公司固有的所有权优势(静态优势)，而且还应该包括企业创造和获取新的资源并将其转化为自身的优势，即动态优势(Dunning,2000)。同时，邓宁还引入了制度优势，即与制度有关的竞争优势。这种优势源于企业文化、企业的激励机制、与企业相关的外部价值观和政策等(Dunning,2008)。不断完善的OLI模型为我们解释中国企业国际化提供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理论框架。
除了前面提到的跨国公司理论，波特的产业竞争理论(Porter,1980; Porter,2008)也是我们借助的另一项分析工具。波特的五力模型被广泛地用于产业分析和企业发展战略分析中。该模型框定了产业竞争优势的五种主要来源：供应商和购买者议价能力、潜在进入者的威胁、替代品的威胁以及来自目前在同一行业的公司间的竞争。根据波特的竞争理论，这五种力量交织在一起决定一个产业的市场结构和竞争压力，而每一个产业独特的市场结构和竞争压力必然导致独特的产业发展方向和产业内企业的发展战略。因而，不同产业的国际化潜能不同，而产业内的企业需要采用与产业本身的条件相符合的战略来国际化(Yip,1992)。这一理论意味着，由于竞争的状况不同，有的产业的国际化程度必然高于其他产业，而且不同产业的国际化方式和进程各不相同。比如，Kobrin(1991)认为，计算机、通讯设备、电子和汽车工业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四个产业。
运用上述理论，我们对影响产业海外并购的因素分析如下。
1.产业收益率与市场结构
产业的盈利能力通常能反映产业内的企业的经营能力，可以将其看做是企业所有权优势(O)的一个方面。根据邓宁的理论，具备企业所有权优势是对外投资的一个先决条件。李春顶(2009)在新—新贸易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扩展的理论模型也表明，生产效率最高的企业(产业)的国际化路径应该首选包括海外并购的直接投资而不是出口。我们由此可以推论，盈利能力越高的产业，海外并购的动机和能力也越强。同时，企业的盈利还受市场结构的影响。比如从理论上来说，垄断性比较高的产业，竞争程度较低，企业的利润也会比较高。实证研究也证明了产业的垄断性与利润的正相关关系(比如Clark,1986; Molyneux and Forbes,1995; Feeny,2002)。垄断性高的产业资金比较雄厚，通常也容易得到政府的支持，海外收购的动机和能力也比较强。因此，我们提出假设1a。
假设1a：边际效益越高的产业，海外并购的动机和能力比较强。
但是，从竞争的另一个角度看，国内产业竞争越剧烈，企业向外扩张的动机也越强(Hall,1980; Fernhaber et al.,2007)。根据波特的竞争分析框架，潜在的进入者的进入是决定产业竞争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一个产业不断有新的竞争者进入，意味着市场准入门槛低，那么这个产业的竞争会越来越剧烈。剧烈的竞争降低了产业的利润率和企业的生存能力，迫使企业寻求新的出路。由此可以推断，如果一个产业的新的进入者越多，那么企业向海外扩张的动机和能力也越强。因此，我们提出下面的假设1b。
假设1b：新的进入者越多的产业，海外并购的动机和能力越强。
2.产业的要素构成
产业的要素特征是影响产业发展和战略的重要因素。邓宁在对OLI进行释义时强调，企业所有权优势不仅包括跨国公司固有的所有权优势，而且还应该包括企业创造和获取新的资源并将其转化为自身优势的能力(Dunning,2000)。企业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和并购来加强和创造企业特定优势(Dunning,2008)。这对解释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尤其重要。中国企业为了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就必须提高其所有权优势。通过海外并购获取战略资产便是一条有效的途径(Deng,2007,2009)。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长期以来主要表现在动力密集型的产业。相对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使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可以在国内获得有效的资源(比如，廉价的劳动力)，然后通过出口发挥其比较优势，所以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海外并购的动机和能力相对较弱。相反，中国的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与发达国家相比还相对落后，技术创新的能力也相对较弱。为了提高产业的竞争力，企业需要充分发挥后来优势，充分吸收已有的国际先进技术。技术密集度越高的产业，向外并购获取技术的意向和能力也越强。因此，我们提出下面的假设2a和2b。
假设2a：劳动密集度越高的产业海外并购的动机和能力越弱。假设2b：技术密集度越高的产业海外并购的动机和能力越强。
3.出口导向
根据邓宁的理论，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不仅体现在企业层面，而且也体现在国家层面，比如来源于制度的企业的所有权优势(O)(Dunning,2008)。企业的所有权优势的来源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源于企业的比较能力优势；二是产业的国家要素禀赋的特征(Luo and Rui,2009)。从基本的国际贸易理论来看，出口导向型的产业通常在国际劳动分工中具有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可以看做是该产业的企业共同具有的比较优势。已经有研究发现，跨国并购更多地发生在出口比较多的产业(Girma,2002)，或者说是具有出口比较优势的产业(Feliciano and Lipsey,2002; Brakman et al.,2008)。根据前人的这些理论研究和实证结果，我们假设中国的出口产业比较优势是构成企业的所有权优势的一个重要来源，对于产业的海外并购有积极的影响。同时，从企业的国际化进程来看，出口通常是先于对外投资的一种国际化方式，出口可以为企业对外投资积累国际经验。出口越多的产业，进行对外投资的条件越成熟。综合前面的分析，我们提出假设3。
假设3：出口强度越大的产业海外并购的动机和能力越强。
4.规模经济
从并购的原理来看，并购的最基本的动机之一就是为了实现规模经济。从波特(Porter,1980; Porter,2008)的产业分析角度来看，对规模经济要求高的行业可以通过企业规模的扩大来降低成本、提高与上下游企业议价能力、防范新企业进入。为了实现最优的营运规模，就需要提高生产规模和扩大销售市场。并购是实现这一目标最快捷的方式。通过并购目标市场已有企业，利用目标企业的资产、市场地位、生产能力、销售网络等，企业可以快速扩大生产规模，同时可以迅速进入和占领目标市场，扩大企业销售范围，从而实现规模经济。对规模经济要求越高的产业，向外并购的动机和能力也越强。尤其随着我国国内市场的不断饱和，国内竞争异常剧烈，寻求海外新的市场和实现更高层次的规模经济便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出路。因此，我们提出假设4。
假设4：企业规模越大的产业，海外并购的动机和能力越强。
5.产业的所有权结构
企业的所有权结构对企业国际化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国际化的模式都有显著的影响(George,Wiklund and Zahra,2005)。由于转型经济的特殊性，所有权结构对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具有更为特殊的意义。具体而言，私有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便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相对于国有经济而言，私有经济的发展和私有企业的发展战略受市场的影响相对较强，而国有经济的发展和国有企业的发展战略则受制度的影响相对较多。Zhou(2010)的研究也揭示，私有经济的比重越大，市场对直接投资的作用越明显；国有经济的比重越大，制度对直接投资的作用越明显。从产业的角度来看，国有经济所占比重较大的产业，制度的影响也会相对较大。对海外并购来说，政府“走出去”的政策影响是比较显著的。在对外收购的过程中，国有企业在外交、资金和行政等方面比较容易得到政府的支持。此外，国有经济比重较大的产业往往是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产业，如果这些产业的海外并购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提高国家竞争力，政府会从多方面支持。因此，我们提出假设5。
假设5：国有经济比重大的产业海外并购的动机和能力较强。
三、分析方法和数据
本文所采用的海外并购的数据来自汤姆森金融(Thomson Financial)并购数据库，产业特征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CEIC(CEIC Data Company Ltd.)新兴市场数据库，国家层面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the PRS Group。时间跨度是2003—2009年，涉及的产业主要是矿业和制造业，共36个中国统计年鉴常年统计的工业产业。
1.变量
因变量：衡量产业海外并购的动机和能力。本文采用两个因变量均为计数变量(count variable)：一个是产业海外并购的意向数(即产业内所有所公布的拟进行的海外并购交易的个数)，表示产业海外并购的愿望和动机；另一个是产业实际完成的、已成交的海外并购数，表示产业海外并购的能力。
主要解释变量：根据前面的假设，我们选择如下变量：
产业收益：表示产业内的企业的收益情况，用产业内企业平均利润率衡量。
企业净流入数：表示产业的净进入企业的个数(即新进入企业的个数减去退出企业的个数)，该指标可用来衡量整个产业的竞争状况②。
劳动密集度：表示产业内企业的劳动密集度，用产业内企业每个职工的平均销售额衡量。
技术密集度：表示产业内企业的技术密集度，用产业内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在销售额中的比重衡量。
出口强度：表示产业内企业的出口强度，用产业内企业的出口在销售额中的比重衡量。
企业规模：表示产业内的企业的平均规模，用产业内企业总职工数除以企业数来衡量。
国有比例：表示产业内国有经济的比重，用产业内国有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衡量。
控制变量：本文引入两个国家层面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一是国家的制度质量。理由是国家制度的改善有利于企业的海外并购③；二是对外直接投资的总量。理由是海外并购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总量相关，对外直接投资越多，海外并购也会越多。
2.模型
前面已经提到我们所要考察的因变量是计数(count)变量，是非负的整数随机变量。计数数据一般服从泊松(Poisson)分布，④其概率密度函数为：
由于计数数据通常会存在过度离中(overdispersion)问题，即方差大于平均值，需要使用比泊松模型更具灵活性的负二项式(negative binomial)模型来估计期望参数λ。该模型为泊松模型的一般形式，假定数据服从负二项式分布(即泊松分布和伽马分布的混合型)，⑤可以克服数据过度离中的问题。
由于我们使用的是面板数据，所以我们用负二项式的面板数据模型来估测参数。为确定随机效应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我们进行Hausman检验(Hausman,1978)。检验结果表明随机效应模型优于固定效应模型，因而我们采用随机效应负二项式模型进行估计。估计方法为最大拟然法(详见Hausman,Hall and Griliches,1984)，使用Stata 10.0程序包进行估计。
四、结果与讨论
在对模型进行估计之前我们对所有的自变量的相关性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除了企业规模和企业收益之间有较高的相关系数以外，其它的相关系数都低于0.7的临界值(见表1)。为了解决共线性问题，我们将这两个变量分别引入模型进行分析。然后，我们运用方差膨胀因子值(VIF)对所估计的模型进行共线性检验，结果所有模型中的VIF值都在1～2的范围内，远远小于10的临界值，因而在我们的模型估计中不存在共线性问题。为了避免系列相关的问题，我们在模型中引入因变量的滞后项。
表2给出了模型估计结果。模型1和模型2是以并购意向数为因变量，模型3和模型4是以并购完成数为因变量。从估计结果来看，企业收益的系数在两个模型中都是正的，而且分别在5％和10％的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支持了假设1a的成立。新企业的系数在所有的模型中都是正的，与假设相符。但是，该系数在所有的模型中都不显著，因而估计结果不能提供充足的证据支持假设1b的成立。劳动密集度的系数在所有的模型中都是负的，而且都十分显著；密集度的系数在所有的模型中都是正的，而且都十分显著。这一结果充分证明了假设2a和假设2b的成立。出口强度在所有的模型中都是正的，与假设相符，而且在模型1、模型2和模型4中都是显著的。这一结果从很大程度上支持了假设3。企业规模的系数在两个模型中都是正的，而且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支持了假设4的成立。国有比例在所有的模型中都是正的，与假设相符，但在所有的模型是都不显著。因此，没有充足的证据支持假设5的成立。在两个控制变量中，制度质量系数为正，与预期相符，但不显著。对外直接投资系数为正，与预期相符，并在模型1和模型2中显著，这说明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与产业海外并购的意向有比较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从上面的结果来看，有两个问题值得在此展开讨论。
第一，关于并购动机(愿望)与并购能力的问题。分析结果表明，影响产业海外并购的意向和实际完成的并购的因素基本是一致的。比如，产业的企业规模、产业的边际收益和要素密集度三个变量在所有的模型中都十分显著，说明它们既显著地影响产业海外并购的企图，同时也显著地影响产业海外并购的完成，但是对意向并购和实际并购的影响是有差异的。总的来看，这些影响显著的变量对产业海外并购意向的影响要比对海外实际并购的影响要强一些。这说明海外并购的意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的特征，但是否能实现并购的意愿，还有很多其它因素在制约。最近有一些研究(比如，张建红和周朝鸿，2010；张建红等，2010)分析了影响中国海外并购成败的因素，表明海外并购的意愿是否能够实现取决于诸多因素。比如，并购双方所在国家的经济关系、制度因素、对产业的保护程度以及中国企业本身的国际化经验等等。
第二，出口与海外并购的关系问题。从本文的模型估计的结果来看，产业的出口强度基本上是与产业的海外并购成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然而，出口与对外投资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一个问题。从理论上来看，它们既可能表现为互补关系也可能表现为替代关系。为了进一步研究出口对海外并购的影响，我们就出口对产业要素密集度的调节作用进行了深入分析⑥。其结果表明，1)在一定的范围内⑦，出口对技术密集度的影响有正的显著的调节作用(见图2)。也就是说，出口强度越高的产业，技术密集度对海外并购动机的正面影响越高。当出口强度高到一定程度时，这种调节作用变得不显著。这一结果说明，由于出口而获得的国际化经验使技术密集度高的产业更有意愿向海外并购以获取战略资产。但是，如果产业的出口强度高于一定程度，说明这一产业国际化的动机主要是获取国际市场，如果通过出口能达到或已经达到这一目的，其向外并购的动机会相对较弱。2)出口强度越高的产业，劳动密集度对海外并购动机的负面影响也越大(见图3)。也就是说，出口对劳动密集度的影响有负的调节作用。这一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比较优势。如果国内的要素价格短期无很大变动，这一类产业会沿袭以出口为主的国际化方向，因而向外并购的动机比较弱。这里涉及到国际经济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即出口与对外投资的关系问题。从理论上来说，当企业国际化的目的是获取国际市场时，对外投资(包括海外并购)与出口之间会是一种替代关系(Markusen and Venables,1996)。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国际化的目的往往以获取国际市场为主，因而这种替代关系在这一类产业会表现得比较明显。本文出口对劳动密集度的调节作用的实证结果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替代关系。然而，当企业国际化的目的是获取战略资产时，对外投资与出口之间会有一种互补关系，因为出口所获取的国际化经验对直接投资(包括海外并购)会有积极作用。由于技术密集型产业国际化的目的往往是以获取战略资产为主，因而这种互补关系在这一类产业会表现得比较明显。本文出口对技术集度的调节作用的实证分析结果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这种互补关系。因此，本文的分析使我们对出口与对外投资的关系有了一个清楚的认识，同时也给实证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不一致的研究结果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图2 产业出口对产业技术密集度的调节作用
图3 产业出口对产业劳动密集度的调节作用
五、结论与启示
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目前全世界关注的问题，国内外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来分析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源泉和推动力。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国的经济增长经历了数量增长阶段和结构增长阶段，现在应该逐步向技术增长阶段发展(刘伟和张辉2008；张军和陈诗一，2009)。实践和研究都已经表明，前一阶段的产业的国际化，即通过引进外资和对外贸易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的内向型的产业国际化，对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的作用(如：黄玖立和李坤望，2006; Yao,2006)。至于企业通过直接投资或战略联盟的方式进入国际市场和参与国际竞争的外向型的产业国际化，从理论上来说会对中国下一阶段的产业结构转变和经济可持续增长产生较大影响。当然，这一影响的范围、深度和强度都有待通过时间和中国的发展实践来进行检验，这暂不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分析产业特征对海外并购的动机和能力的影响，帮助我们确立指导思想和政策方向，以“加强以提升产业结构为目标的对外直接投资，借助外部市场和资源推动国内产业结构调整，进而实现产业升级”(人民日报理论版2010年3月3日)。
本文运用2003—2009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数据对36个产业国际化与产业特征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产业规模、产业收益、产业要素构成和产业出口强度对产业的海外并购的意向和完成有显著的影响。本文主要结论与启示如下。
第一，收益高的产业海外并购的动机和能力都比较强。根据产业经济学原理，高收益一方面可能是来自产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可能是来自产业的垄断。查看我们的统计数据得知，我国收益较高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金属采矿业、医药、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等。显然，这些产业垄断性也比较高，并多为国有垄断行业，而国家从发展战略的高度(比如能源安全和原材料的获取)考虑，也需要对这些行业尤其是资源类的行业的海外并购给予支持。因此，产业高收益与海外并购的高发生率之间的相关性，既来源于产业特征，也与政府行为联系在一起。国内外的不少案例已经表明，在产业国际化的进程中政府的正确引导十分必要。这就需要我们在充分研究和清楚认识产业特征的基础上，重视政府对海外投资的引导和扶持作用，完善相关政策和协调措施，促进我国产业的国际化沿正确的方向发展。
第二，技术密集度越高的行业，海外并购的意向数和成交的并购数越多；相反，劳动密集度越高的行业，海外并购的意向和实际完成的并购数越少。这一结果证明技术密集型的产业通过海外并购获取战略资产的动机和能力很强。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海外并购，一方面是在国内、国际市场竞争的压力下企业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获取恰当的技术资源，以快速提升自身的技术能力和创新能力，从而增强企业竞争力；另一方面，产业内有条件的企业的这种集体“走出去”，可以为产业获取和积累产业升级发展所必需的关键技术，并带动和提高产业内企业的整体研发创新能力，从而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积极鼓励与支持这类产业“走出去”不仅符合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发展战略，而且有助于产业逐渐积累技术战略资源，改善和提升产业结构，实现可持续发展。日本的汽车行业之所以能在70年代和80年代迅速升级到世界先进水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通过海外并购迅速获取并购目标的技术，然后在其基础上进一步研发形成自己特有的技术优势(Kogut and Chang,1991)。我国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在国际上已经具有很强的比较优势，内向型的国际化(即通过出口)可以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的优势。不过，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外向型的国际化也会逐渐成为必然。这一类行业向外投资的动机主要是获取市场和降低成本，其投资的方式是绿地投资还是海外并购，应该根据不同投资目的和投资地点等进行权衡。通常绿地投资对投资企业的所有权优势的要求相对较高(Mata and Portugal,2000)。因此，产业国际化的方式应该因产业特征而异。
第三，对规模经济的要求越高的产业海外并购的意向和成交数也越多。这一结果与产业竞争理论(Porter,1980)相符。要实现规模经济对市场的规模要求比较高，而目前我国很多产品的国内市场正逐渐走向饱和，而且不少产业存在着产能过剩。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产业的发展。在此情况下，要保持产业的活力需要不断地开拓市场和创造新市场。这里所谓的开拓市场特指扩大海外市场，创造新市场是指通过创新扩大市场潜力。海外并购可以迅速进入和占领目标市场，扩大市场潜力，保证规模经济的实现。因此，海外并购可以作为振兴这一类产业和提升产业竞争力途径之一。
第四，从总体上看，出口与海外并购两种国际化方式基本上是相辅相成的，没有表现出显著的替代关系。但是，出口对要素密集度的调节作用的分析结果表明，出口的作用也取决于产业国际化的目的和产业的特征等因素。具体来说，出口对影响海外并购的其它因素(即要素密集度)有明显的调节作用。出口使劳动密集度高的产业的海外并购动机减弱；相反，出口使技术密集度高的产业的海外并购动机增强。这一结果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各种国际化方式之间的关系，理顺各项政策措施，避免政策之间的相互拮抗。
产业国际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影响因素以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等问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本文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和现实意义，但仅对中国产业国际化的一种方式即海外并购的交易进行分析，还有更多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例如，产业和企业特征如何影响企业并购之后的绩效；产业和企业特征与国际化途径的动态关系；海外并购与绿地投资对母国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如何根据产业特征和企业优势正确选择国际化途径；东道国的社会经济环境对产业国际化的影响等等。这些问题对于研究产业国际化十分重要。
注释：
①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om.gov.cn。
②Lau(2003)认为该指标可以作为衡量产业发展、演化的一个重要指标。
③制度质量是一个综合指标，它包括政府稳定性、社会经济条件、投资环境、内部冲突、外部冲突、腐败、军事与政治、行政体系等各方面。本文采用PRS group的数据，并通过因子分析的方法将多个变量整合成一个综合变量(详见Zhang et al.,2010)。
④泊松分布的一个重要性质是随机数据的方差等于数学期望，即Var(Y)=E(Y)=λ。
⑤负二项式分布的一个重要性质是，允许方差大于数学期望值，即E(Y)=λ，Var(Y)=λ(1+λσ[2])。当σ=0，Var(Y)=E(Y)=λ，负二项式分布还原为泊松分布。因此，泊松分布实际上为负二项式分布的一种特例。
⑥关于调节作用的分析方法详见张建红和周朝鸿(2010)。
⑦只有当置信区间的上界和下界都同时大于零和小于零时，调节作用才显著。图1表明当出口强度小于0.52时，出口强度的调节作用是显著的。在此范围内的样本占总样本的92％，说明这一调节作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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