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家成长之路--论吴文俊早年_数学论文

数学家成长之路--论吴文俊早年_数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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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2月19日,吴文俊和袁隆平一起获得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02年8月,国际数学家大会在北京举行,吴文俊任大会主席。对于记者和公众来说,吴文俊这个名字似曾熟悉实则陌生,或许这正反映出吴文俊埋头实干,不事张扬的科学家的精神境界。

“读、学、懂”学习法

吴文俊的老家在浙江嘉兴。因受太平天国战事的影响而举家迁往当时的江苏省青浦县朱家角,吴文俊的籍贯也就写为青浦。吴家是个知识分子家庭。吴文俊4岁时就被送到里弄的一所小学上学,读了7年。学校功课对吴文俊来说,比较简单,幸好他父亲的大量藏书引起了他的兴趣,他从书籍中寻找到乐趣,逐渐养成了爱好读书的习惯。

高中时期对青年人成长至关重要,对吴文俊也不例外。事情缘自高中时的一位几何教师,这位教师是福建人,教学十分认真。或许是因为浓重的乡音,讲课不怎么受学生欢迎。这位几何教师看到吴文俊勤奋好学,就把自己积累起来的许多几何题交给他,要他在课外独立完成。这些几何题,远远超出课程的要求,却对吴文俊产生很大的吸引力。吴文俊的脑子很灵,令人冥思苦想的难题,他能很快给出解答。证明平面几何定理要求学生有很好的创造力,它需要奇思妙想。也许正是这个把学生分成两部分,多数学生应付,而少数学生解题的兴趣越来越浓。吴文俊就属于后者,题目越难越吊他胃口,非解出不可。这是吴文俊走向数学的第一步。

1936年秋,吴文俊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日本军队狂轰滥炸、烧杀抢掠,给上海及其周边地区造成极大的破坏,相对平静的学习生活也被打断。没想到,在这种非常恶劣的环境中,吴文俊的学习生活发生了重要的转机。在大学三年级和四年级短短的两年中,吴文俊打下了现代数学的基础,对他以后的事业至关重要。在大学三年级时,武崇林讲授的实变函数论,使吴文俊对数学,特别是实变函数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成为他数学生涯的一大转机。

在这关键的两年中,吴文俊不仅自学了一系列的数学知识,更重要的是他为自己规定了一套科学而有效的学习方法。吴文俊说,他在学习皮尔邦特的《实变函数论》时,每一个定理都至少学习三遍。第一遍是“读”:按照书上叙述的先后,了解概念的引进,给出的定理证明等等。第二遍是“学”:合上书,自己把概念和定理默诵出来,证明由自己推导出来,同时要做大量习题,这样可以掌握和学会书中的技巧和要领。第三遍是“懂”:他称为宏观的考虑,也就是理清概念与概念之间的联系,思考这个定理与其他定理之间的关系,领悟某个概念或某个定理所处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甚至要探索这些新的概念和定理与其他数学学科的关联。吴文俊认为,这第三遍最为重要,也最需要花力气,只有这样才不仅从微观上,而且从宏观上全面地掌握一个理论,一个学科。吴文俊通过这种学习方法,打下现代数学的坚实基础,使他在学业荒置5年之后重新走上现代数学的前沿,并作出骄人的贡献。

三次转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时,吴文俊走上大学的讲堂,开始了一生至关重要的转折。1945年到1947年,是吴文俊迈上数学新台阶的第二个黄金时期。第一个黄金时期是大学三四年级,吴文俊学了几门普通的大学数学课程,通过自修站到了当时数学的前沿。但是,5年的学业荒置,对于任何未来数学家而言,都可以说是致命的。幸好,机遇再一次向吴文俊招手,短短两年时间,他完成了三次转折。这三次转折为吴文俊铺下成为数学家的成功之路。

第一次转折是由中学任教走向大学任教。大学的环境与中学完全不同。吴文俊又有可能接触最新的资料,同时,他也结识了当时一些国内最有成就的数学家。吴文俊的好友赵孟养以及别的数学家经常传给他最新的消息。1945年9月新的学期开始后,吴文俊到之江大学代过几个月的课。1945年末,又到上海临时大学任郑太朴教授的助教。1946年春,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招考中法留学交换生。吴文俊并不知道这个消息,是赵孟养告诉他的。同时,郑太朴教授也风尘仆仆找到吴文俊的家里,急切地告诉他这个消息,并鼓励他报考。据赵先生回忆,吴文俊当时对此事并不积极,他似乎觉得还会有机会,可以再等一年。要不是赵孟养的督促,郑太仆的鼓励,这个机会可能就会失之交臂了。1946年夏天,吴文俊前去应考,考了第一名。次年春季发榜,他考上了。这成为吴文俊的第二个转折。

对吴文俊的数学事业影响最大的是陈省身先生。陈省身是世界著名的微分几何大师。他于1946年4月初回到上海,筹备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这对中国数学发展至关重要。而对吴文俊来说,的确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吴文俊经过赵孟养的安排,由西南联大的学生钱圣发伴同吴文俊一起去见陈省身,直率地提出想去数学所工作。当时,陈省身不置可否,但是送他出门时却说:你的事我放在心上。果然,陈省身慧眼识英才,不久就通知他去上班。这个决定,使吴文俊走上数学研究的康庄大道。

法国岁月

赴法国留学期间,是吴文俊的数学生涯中取得前期业绩的一段时光。在法国,他跃上一个新阶段,不仅影响了以后拓扑学及其有关领域的发展,而且开辟了新方向。这些方向,直到21世纪初还有人继续在做。20世纪50年代,世界许多数学家都在关注吴文俊的工作,他成为中国大陆最有国际声望的数学家之一。

吴文俊到法国原计划是跟嘉当学习,但当他来到斯特拉斯堡时,嘉当已去巴黎任高等师范学院教授,因此,他就换了一位导师埃瑞斯曼。埃瑞斯曼是布尔巴基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吴文俊到了法国,一开始对布尔巴基式的数学抽象很不习惯,也十分不理解,有些不适应。经过埃瑞斯曼等人的指点,吴文俊很快理解他所熟知的具体对象与布尔巴基们所讲的抽象结构如何对应起来,很快搞清楚抽象名词背后的具体几何内容。这道关一破,吴文俊就像过去一样,很快取得了跳跃式的进步。到了1948年,吴文俊已经陆续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有个成果,在拓扑学界引起不小的震动。特别是,当时拓扑学界的大权威霍普夫知道吴文俊得到若干个惊人结果之后,以为靠不住,于是对埃瑞斯曼“兴师问罪”,以为这是吹牛。不久,霍普夫亲自来到斯特拉斯堡,见到了吴文俊,两人就坐在大学校园的石桌旁谈起来。谈到最后,霍普夫完全信服吴文俊的见解是正确的。吴文俊的博士论文于1949年7月通过答辩,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

在巴黎期间,吴文俊在示性类方面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有人说,那几年是数学,特别是拓扑学的一次地震。而引发这次地震的是在法国工作的四位年轻数学家,他们是这样排序的:塞尔、道姆、吴文俊、保莱尔。塞尔是菲尔兹奖也是沃尔夫奖的获得者,道姆是菲尔兹奖的获得者,保莱尔后来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教授,他们都是公认的国际一流大数学家。由此可知吴文俊在当时国际数学界的知名度。1951年,普林斯顿大学的聘书寄到巴黎,这时吴文俊已经在回国的船上了。

刘芸摘自《科学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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