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奥运会之“无声消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奥运会论文,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1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90(2014)01-0001-12
1 狄奥多西一世、狄奥多西二世、君士坦丁：谁废除了奥运会?
“圣水纯净，金牌似火，夜空闪耀，如启宝库；追逐荣耀，我心歌唱，星辰灿烂，颗颗骄阳；奥林匹亚，不畏艰巨，赛得更高，众生庆祝。”①
——品达(Pindaro)：《奥林匹克》I，1-12
这是品达《奥林匹克》颂诗的开篇②，诗人赞美奥林匹亚，极尽夸张，将运动会之神圣与大自然的基本元素——水、金、火和炙热的太阳——相比拟③。在公元前476年的第76届④奥运会期间，品达谱写了这曲凯歌，此时正值波斯战争结束之时，人人皆在欢庆胜利。
现在，距离人们推测古代奥运会结束的日期，已经有千年之久了。就古代奥运会最终被镇压的原因，阿纳尔多·比斯卡勒蒂(Arnaldo Biscardi)进行了一个重要的研究[1]。他采纳了阿勒尔(Haenel)的材料，后者对《狄奥多西法典》之外的一些法律原始文献进行了汇编[2]，依照这份材料，比斯卡勒蒂主张古代奥运会的废除源于公元393年狄奥多西一世(Teodosio I)专门颁布的谕令⑤。据阿勒尔所述，狄奥多西一世决定废除奥运会这一史实来源于乔吉约·切德勒诺(Giogio Cedreno)，他是生活在公元11世纪末12世纪初的拜占庭历史学家⑥，写过从创世纪到公元1057年的世界历史的编年史⑦。比斯卡勒蒂认为，更准确的时间是公元393年的圣诞节，该年的纪念活动专门庆祝废除奥运会谕令之颁布，因为奥运会最为集中地表达了异教崇拜。古代奥运会的废除也与安布罗乔(Ambrogio)大主教有关，在其促成下，罗马皇帝狄奥多西宣布忠于基督教会，禁绝任何其他教派⑧，并颁布了废除奥运会的法律。事实上，切德勒诺在介绍史实前，还首先赞美了米兰主教安布罗乔，他引导罗马皇帝宽恕了基督徒：对那些烧毁君士坦丁堡犹太教堂的狂热反犹者，狄奥多西撤销了本应有的罚金刑⑨。
实际上，在同时代的法律和文学原始文献中，并无镇压奥运会的叙述。特别是，根据比斯卡勒蒂并未考虑到的证据来看，认为古代奥运会被废除于公元393年这一观点，并非毋庸置疑。路奇安(Lucinao)作品中的两个评注显示，古代奥运会是被狄奥多西二世废除的，而非狄奥多西一世，前者烧毁了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庙，严重地影响了奥运会的庆祝活动。修士卡利尼科(Callinico)的证明则更让人迷惑，他生活在公元5世纪，是苦修者伊帕茨欧(asceta Ipazio)的门徒，叙述过后者的生平与著作。卡利尼科提到列翁茨欧(Leonzio)的一份事迹，此人于公元434年至435年任君士坦丁堡城市长官(praefectus urbi)，卡利尼科指出列翁茨欧希望在卡尔切多尼亚(Calcedonia)剧院恢复奥运会，而奥运会本来就已经被前朝皇帝——特别是君士坦丁皇帝(Costantino)——所废除了⑩。
究竟是谁废除了曾经如此荣耀、举行过几乎三百届、时间跨越千年的古代奥运会?是君士坦丁，狄奥多西一世，还是狄奥多西二世?由于缺乏相关原始文献，而既有文献相互矛盾，这问题着实让人难以回答。在这三份原始文献中，唯一的共同点是，认定废除奥运会的决定来自一位基督教皇帝，并出现于异教徒和基督教徒严重对立的时期。这一宗教对立伴随着古代史的终结而达到顶峰，并产生了戏剧性的结果。在这一时期，原先是受害方的基督教会，受到了皈依基督教的政府的帮助，而从防卫方变为迫害方。因此，奥运会之废除体现了众所周知的宣示意义：作为宣扬神性观念的新兴宗教，基督教敌视表演活动。在基督教看来，竞技运动完全是可憎的异教行为——偶像崇拜，无疑是与魔鬼世界沟通的桥梁(11)。
现在，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这并非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需要根据不同原始文献呈现出的极为复杂的状态，来确定古代奥运会终结的时间。那些历史学家的解决方案完全不同——说实话，他们或多或少都是附带地考察这一问题的——他们给出的日期并不一致(12)。而且，首先还需核实比斯卡勒蒂所依据的文本是否为真，是否因此真的存在着合理的理由，可以证明在公元393年的12月确有一份将奥运会废除的法律文书。最后，我们还需通过原始文献的处理技术，核实狄奥多西留下的法律，经过如此校勘，以最终整理出古代奥运会终结的史实。
2 记录奥运会之废除的切德勒诺文本：疑幕重重
首先，我们需要分析乔吉约·切德勒诺的证据。比斯卡勒蒂阐释了切德勒诺的文本，并认为确有废除奥运会的法律：
“然后，奥运会的庆典终止了。它每四年举行一次，自玛拿西(Manasse)成为犹太王时肇始。它消失在狄奥多西的统治下。在奥古斯都大帝统治时期，奥运会开始根据15年一期的小纪纪年法(indictiones)纪年，该词来自indictio，是为了纪念奥古斯都在亚克兴角的胜利。”(13)
切德勒诺谈到，在安布罗乔的劝告下，狄奥多西皇帝宽恕了基督徒，取消了本来要施加的罚金刑。此外，皇帝还颁布了一项法律，禁止犹太人在拜占庭设立教堂，并禁止他们公然宣示信仰。伴随着“然后”一词，这位编年史作家叙述了奥运会之终结。首先，他指出奥运会每四年举行一次，这肇始于玛拿西成为犹太王之时；然后，他确认了如下事实，即在狄奥多西大帝治下，奥运会被废除；最后，他指出了具体的时间，从那时起，小纪纪年法才被确定为纪年法。
文本中有好几处含糊不清，着实令人困惑。比斯卡勒蒂试图加以证明并澄清。首先，奥运会的开端被追溯到犹太王玛拿西王朝时代，这观点极为特别，众所周知，奥运会肇端于公元前776年，历史学家公认那年举办了首届奥运会。比斯卡勒蒂这样为切德勒诺观点辩解[1]：为切德勒诺所优先考虑的，是宗教史而非世俗史的叙述方式。“修院—俗众”之两分，这是某些编年史文学作品残篇的特色，切德勒诺的编年史正如这些残篇，他将玛拿西王朝置于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四大帝国依次相继的背景中。另一个模棱两可之处是小纪(indictio)一词。切德勒诺此处应该希望通过小纪纪年法确定奥运会被废止的时间(14)，因为此时奥运会纪年法已消失。令人惊讶的是，按切德勒诺的说法，这一新历法的始点无疑是奥古斯都大帝当政的首个十五年，小纪(indictio)一词来自inactio，后者则为了纪念屋大维(Ottaviano)的亚克兴角(Azio)大捷。现在看来，这种说法无疑是荒谬的，因为普遍认为，小纪纪年法源于公元312年，并非为奥古斯都所创，而是君士坦丁皇帝的创造。事实上，认为奥古斯都开创小纪纪年法的观点没有任何旁证[1]。我们特别难以想象，小纪纪年法居然会提前三百多年产生，奥古斯都在亚克兴角对战安东尼(Antonio)与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并取得的胜利，但这与小纪纪年法毫无关系，故切德勒诺的观点无异于痴人说梦。
然而，比斯卡勒蒂无视切德勒诺文本中的种种疑点，而是盲目地将这个编年史上的错误日期认定为废除奥运会的时间。比斯卡勒蒂还从文本中推论：狄奥多西皇帝在公元393年底颁布的一项谕令废除了古代奥运会[1]。皇帝惯于在圣诞节颁布谕令：“难道圣诞节不正是以获胜的基督教之名义，纪念对集中和普遍地表达异教崇拜的奥运会之镇压吗?这与406年后神圣罗马帝国复兴者大卡洛(Carlomagno)之加冕同等重要。”(15)为了证明这一事实，即狄奥多西于公元393年年底颁布了废除奥运会的谕令，比斯卡勒蒂引用了梭克拉德(Socrate)的《基督教会史》(Ecclesiastica Historia)一书(16)。但事实上，这位生活在公元5世纪，并赠书历任罗马皇帝的基督教历史学家，叙述了公元439年戴克里先(Diocleziano)皇帝的退位，也叙述了狄奥多西对欧根尼奥(Eugenio)的胜利，却从未讨论过镇压异教崇拜的话题。
在研究反犹太人谕令时，安东勒拉·德·玛伍萝(Antonella Di Mauro)调查了比斯卡勒蒂在重述中出现的疑点[3]。实际上，把奥运会之废除归于公元393年圣诞节，这一假设主要依据的是从反犹太人谕令中透露出来的信息，根据切德勒诺的记录和阿勒尔的重述，狄奥多西正在这一时期颁布了谕令。但谕令当真颁布过?玛伍萝认为那根本没法确定。事实上。由切德勒诺叙述(17)——并由玛伍萝加以论证的(18)——拜占庭犹太教堂的火灾重现了著名的卡利尼科(Callinico)事件，该事件为安布罗乔的《书信集》(Epistulae)(信40和信41)与保利罗(Paolino)撰写的安布罗乔传记所证实(19)：公元388年底，在位于今日叙利亚拉卡城(Ar-Raqqah)埃芜弗拉特河(Eufrate)左岸的军塞卡里尼科(castrum di Callinicum)，有些修士纵火烧毁了一个瓦伦廷教派(valentiniani)的教堂——该教派被基督教视为异端，而在主教的教唆下，这些修士很有可能还掠夺并烧毁了犹太教堂。对如此排斥宗教异己的行为，狄奥多西的反应是要求处罚罪犯并归还赃物，另要求主教付费重建犹太教堂。安布罗乔知悉此事后，给罗马皇帝写了封著名信件(信40)(20)，在信中，他坚持认为主教不应服从该命令，找出种种理由要求皇帝宽恕，其话语甚至绵里藏针：这是去重建伪神之殿(templum impietatis)，其严重性比它是用基督徒的手来修建的这一事实更甚。狄奥多西开始希望维持原判，除了免除主教重建犹太教堂的义务外，重申无论如何，违法行为都将予以处罚。然而，最终他同意撤销对基督徒的一切指控(21)。该事件遂成君权从属于教权的几大典型事例之一。
实际上，在切德勒诺《历史纲要》(Historiarum Compendium)一书中，作者在叙述卡利尼科事件时，很可能歪曲了一些事实。不同于安布罗乔在其书信中的叙述，作为拜占庭的编年史学家，切德勒诺引证的处罚事实上仅针对拜占庭的犹太教堂焚烧事件——而非卡利尼科事件。切德勒诺还据此认为，安布罗乔不仅设法撤销对基督徒的罚金，而且也要求在君士坦丁堡的犹太人既不能拥有神庙，也不能公开举行宗教活动。不过，在君士坦丁堡禁止犹太人的宗教信仰无疑属于重大历史事件，但为何安布罗乔的传记作家保利罗对此只字不提?况且，我们甚至怀疑是否真有对犹太人的处罚，因为这与狄奥多西的各种谕令并不一致，在流传至今的《狄奥多西法典》中，并没有针对犹太人的镇压活动(22)。
很明显，要得知切德勒诺在何种程度上、用何种方式编造出这些与史实不符的故事，这当然并不容易。然而，该问题在此处并非微不足道。切德勒诺很可能混淆了卡利尼科事件和拜占庭的犹太教堂毁坏事件——后一事件很可能发生于狄奥多西二世时代(23)。有一点相当重要，即切德勒诺对拜占庭事件的叙述带有改编自卡利尼科事件的明显痕迹。事实上，在叙述拜占庭冲突和反犹太人法令时，切德勒诺很有可能有倾向性地混合了其他相关事件——这种写法在11、12世纪颇为稀松平常，切德勒诺还很有可能夸大了安布罗乔的作用。由于使宗教理由凌驾于公共秩序之上，安布罗乔成为一个成功的教会人物，此事流传至今，让他更具有强烈的传奇色彩[3]。但无论如何，此处之重点是：切德勒诺对拜占庭犹太教堂事件之叙述就像“石芯试纸”(cartina di tornasole)，证明他在一方面叙述事实，另一方面又插入对其他时间、空间事件的转述，故其论说缺乏一致性。
简短分析了这些臆测的反犹法律，结论让我们几乎不能相信乔吉约·切德勒诺的论证。那么，如果关于犹太教堂火灾的记录——那与奥运会之终结一道流传至今——是有疑问的，或者，无论如何，记录都不精确的话，同样，切德勒诺关于奥运会终结的文本，我们也并不能将之当作绝对的历史事实，而相当有必要去与之商榷。此外，切德勒诺用古代编年史书中常见的方式获得信息，但这些信息并不能为其他史学家所印证，他惯常于在字面上誊抄之前的论著，完全没有随着信息与研究的更新而扩大视野，仅自我局限于在文献、书面、逸闻和来自修士与民众建构出来的记录中进行排列组合。特别是，切德勒诺所使用的原始文献(24)出现于狄奥多西、特奥法勒(Teofane)[4]、乔吉约修士[5]和克洛尼科·帕斯卡尔(Chronicon Paschale)[6]等人所处的各个历史时期，但其中没有一处显示关于奥运会终结的记录。很难说这位年代史编纂者是否掌握了专门的原始文献，但是可以推定，他是流于表面的教条主义者，即使他有原始文献，他也不知道怎样加以识别。(25)
3 有关奥运会终结的其他证明
现在将拜占庭编年史家的文本放在一边，我们来考察一下其他有关古代奥运会终结的证明，这些证明同样为数不多。
我们肯定都知道，古代奥运会有确切记载的最后一场胜利发生于公元369年，优胜者是著名运动员林迪亚·弗拉德尔菲亚·菲鲁门罗斯(Philumenos di Filadelfia di Lidia)[7]，他是摔跤比赛(lotta)——也可能是拳击比赛(pugilato)或者混斗比赛(pancrazio)的获胜者，记录于CIL.VI.10154中的碑铭文献证明，他先后被瓦伦丁尼安一世(Valentiniano)、瓦伦斯皇帝(Valente)和格拉蒂安皇帝(Graziano)授予伟大的摔跤手(或者拳击手抑或混斗士)称号。但是，无确切时间记载的最后一位获胜的伟大运动员是瓦拉兹达特(Varazdat)，他是拳击比赛的冠军，并在公元374至378年间成为亚美尼亚(Armenia)王：有人认为瓦拉兹达特在公元369年的第287届奥运会上获得冠军[7]，但也有人认为这个时间应是公元385年(26)。
过去人们很少把奥运会举办时间当成问题，然而，最近的考古发现却启发了人们思考这一问题。在1994年，在奥林匹亚东南区域的考古现场，发掘出了一块青铜餐盘，其上记录了一份在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385年期间的奥运会优胜者名单，并附上了比赛规则和日期(27)。这个餐盘是古代奥运会末期的一份重要证据，因为那证明了奥运会在经历了日耳曼人——即赫卢利人(Eruli)(28)入侵的灾难后继续存在着的假设，甚至还证明不仅奥林匹亚所在的伊利斯(Elide)的居民继续参加奥运会，而且整个希腊地区[比如阿提卡(Attica)或者博伊兹阿(Boezia)]甚至小亚细亚都贡献了运动员(29)。特别是——这也是更重要之处——餐盘之发现表明一直到公元385年奥运会还存在，因为餐盘中的文字提到了公元385年第291届奥运会的混斗比赛冠军——来自雅典的M.阿尔·佐皮罗(M.Aur.Zopiro)，他也很可能是赢得公元381年第290届奥运会同一项目比赛冠军的M.阿尔·埃乌卡皮德(M.Aur.Eucarpide)的弟弟(30)。因此，尽管瓦拉兹达特的胜利并没有准确地出现在编年史记录中，但我们可以从最近的发现推断，直到公元385年，奥运会还确定存在。只不过遗憾的是，这届奥运会优胜者的名字无处可寻。
现在再来检查一项证据，这证据认为古代奥运会终结于狄奥多西二世时代(31)。事实上，在对路奇安作品《修辞学规则》(Rhetorica Praecepta)第九册的评注中，出现了狄奥多西二世的名字[8]：
“奥运会始于希伯来人，持续至狄奥多西二世时代终结；奥林匹亚神庙的火光，终结了伊利斯人的庆祝活动。”
根据评注，奥运会每四年举行一次，始于希伯来人时期，终于狄奥多西二世。后者命令烧毁了奥林匹亚宙斯神庙，这标志着这项伊利斯人古老庆祝活动的终结。
还有份评注同样谈到了这个历史事实：
“奥运会肇端于希伯来人时代，结束于阿卡狄奥斯(Arcadio)的儿子狄奥多西二世时代。奥林匹亚宙斯神庙的一次火灾，彻底终结了伊利斯人以及奥运会的庆祝。”
根据这份评注，几乎在同一时期，随着神庙被烧毁，伊利斯人——或者更准确地说——奥运会的庆祝活动终止了。
现在，对这两份评注所记录日期的真实性，我们似乎没有理由怀疑。为了历史地解读这些记录，有必要考察《狄奥多西法典》中的一份谕令。这份谕令要求摧毁所有尚保持完整的异教徒神庙(32)：
“狄奥多西和瓦伦丁尼安皇帝致禁军长官伊斯多洛：禁止灵魂罪恶的异教徒进行一切祭祀或与其相联系的古代活动，这些皆为官方禁止，违者受罚。我们命令摧毁所有的神庙和圣坛，即使是完整地留存下来的；要净化这些地方，代之以基督教的标志。所有人都需知晓此项谕令，如有违抗且被不可辩驳的证据所证明者，处以死刑。453年11月14日于君士坦丁堡，狄奥多西和瓦伦丁尼安担任执政官。”
这封于公元435年11月14日写给伊斯多洛(Isidoro)长官的谕令，证明了狄奥多西二世对异教徒采取了激进的立法政策。事实上，伴随着“灵魂罪恶的异教徒”这一尖锐表达，该谕令首先在伦理上否定了异教(33)，继而禁止异教徒从事祭礼或者任何类似的活动，如有违反，则可能面临极其严重的刑罚，甚至死刑。同时——这可能更为重要——该谕令还命令毁掉所有幸存下来的神庙：“我们命令摧毁所有的神庙和圣坛，即使是完整地留存下来的。”另外，因为基督徒认为这些神庙是邪恶魔鬼的藏身地，谕令还要求在这些地点的废墟上以十字架形式进行纯洁的“禳解”(piaculum)仪式，以消除过去的罪孽(34)。
故而，路奇安《修辞学规则》评注提到的是狄奥多西二世的命令，宙斯神庙因此命令被烧毁，但该命令并无确切日期。而在自公元435年流传至今的《狄奥多西法典》中，的确有一条谕令规定毁掉所有现存的异教神庙。在我看来，评注中提到的命令就是公元435年的狄奥多西谕令。事实上，从一方面看，毁掉所有现存异教神庙这一谕令，可以避免在异教徒和基督徒之间发生冲突，因为对基督徒而言，毁掉异教神庙就是传教活动，故而异教徒会经常面对并反抗基督徒入侵；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是官方对待所有异教崇拜的最终态度。如果接受这观点，那么，我们可确认，宙斯神庙被烧毁的年份就是公元435年(35)。很明显，一旦最重要的神庙被毁掉，奥运会也不可能再进行下去，因为神庙是举行仪式之所，在比赛前，所有运动员应对神宣誓。因此，评注中的证据可以让我们推论出较为真实的日期，即在公元435年以后，奥运会将不复存在。
不过，我们在此也不能忽略另一项证据，这证据我之前提到了，即卡利尼科修士的证明(36)。他是《海帕西娅传记》的作者，该书叙述了在公元434年至435年间任君士坦丁堡城市长官的列翁茨欧，怎样在卡尔切多尼亚剧院恢复奥运会的事迹(37)。苦修者伊帕茨欧反对这项行动，他是卡利尼科的老师，生活在大约公元366年至446年间。在《海帕西娅传记》33.1中，卡利尼科这样叙述道：
“列翁茨欧长官试图恢复卡尔切多尼亚剧院并重新举办奥运会。奥运会已经被以前的主权者及君士坦丁所废除，这项伟绩值得永远纪念。”[9]
文中，修士描述了他的老师为了避免奥运会在卡尔切多尼亚剧院复辟，如何竭尽全力威胁罢免这项提议的倡导者列翁茨欧长官。他的老师将此事视为最危险的宣示，因为偶像崇拜的狂热足以使无知的基督徒误入歧途，并使他们重新陷入异教的包围中(38)。作者还补充道，奥运会已经被此前的皇帝及君士坦丁废除。
现在，有必要问问这条记录是否可靠。我们已经看到，在公元385年，就奥运会的举办，还有较真实的证明(39)，这年也是狄奥多西一世当政的第六年。因此，即使我们怀疑切德勒诺《历史纲要》中的证明，也不能斩钉截铁地说是狄奥多西之前的皇帝，比如君士坦丁，废除了奥运会。事实上，作为基督教的狂热保护者，君士坦丁皇帝这一形象是同时代传记作品的必写之处，而且，从公元五世纪至今，在教会体的文学作品中，他一直拥有至高无上且被封为圣徒的典型基督教皇帝形象[10]。
最后，根据这些为数不多的原始文献，本文推论出的年份可说明以下问题：根据整理出来的文献，最后一次有确切日期记载的奥运会举行于公元385年，而在公元435年以后，奥运会绝对不再存在。那么，需要考察人们是否相信在公元385年以后还有奥运会，同时还需验证发生于公元385年至435年期间的其他版本。如果忽略切德勒诺在编年史中提供的信息，这将是一甲子悄无声息的时光。特别是，尽管无人知道这时期是否还有奥运会，但有个众所周知的事件：约公元395年，阿拉里克(Alarico)率领的西哥特人(Visigoti)劫掠了伯罗奔尼撒半岛(40)。虽然无人知道他们毁灭性的狂攻最终到达了哪里，但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很可能也洗劫了奥林匹亚(41)。
4 狄奥多西一世是否专门立法废除了奥运会?
因此，现在该回过头来分析比斯卡勒蒂的推测，他认为狄奥多西大帝曾颁布废除奥运会的谕令——而我们并未看到该谕令。事实上，在公元393年颁布了谕令一事完全让人怀疑。我们看到，要不是有乔吉约·切德勒诺，这一记录将无法在其他地方得到证明。我们也已查明，在切德勒诺提及奥运会时，他引用的小纪纪年法存在问题，他叙述的犹太教堂火灾事件——该事件就发生在讲述奥运会终结的同一记录之前——亦不确切。故而，切德勒诺文本的历史真实性存在疑问。
现在我们从另一个方面分析。在此问题上，如果我们不能深入地考察这时期所有的历史事件，那么至少应注意其中的标志性事件：在公元392年8月22日，阿尔博伽斯德(Arbogaste)宣布弗拉维·欧根尼奥(Flavio Eugenio)代替于5月15日驾崩的瓦伦丁尼安二世(Valentiniano II)，出任奥古斯都(即管辖罗马帝国西部的皇帝——译者注)。欧根尼奥为了使其共治皇帝的身份被承认，向狄奥多西派去了一个代表团，但狄奥多西拒绝了他，并在确定公元393年的执政官时，没选择欧根尼奥，而是选择了一名他手下的将军作为同事，一起担任该年的共同执政官。在察觉和谈可能失败后，欧根尼奥接受了异教徒的拥护，在其手下禁军长官尼可马可·弗拉维阿诺(Nicomaco Flaviano)的指导下(42)，整合力量，举行了极其庄严的异教徒式登基仪式(43)。这为一场真正的宗教战争之爆发创造了条件。经过大量准备，在公元394年的夏末，狄奥多西将其子阿卡狄奥斯留下，并在路斐罗(Rufino)的协助下管理帝国东部，自己则与提玛热奥(Timasio)和斯提里科勒(Stilicone)一起，率领大部分由蛮族和雇佣兵组成的军队，开始了向西部的讨伐战争。战斗在弗累基多(Frigido)河——也就是今天伊松佐(Isonzo)河的支流维帕柯(Vipacco)河——某个今天已经无迹可寻的地点持续了两天，在9月6日，狄奥多西在神奇的布拉风(亚得里亚海东岸的一种干冷东北风——译者注)的帮助下，取得了对敌人的全面胜利。欧根尼奥先是被俘虏，然后被士兵所杀。两天后，阿尔博伽斯德被杀，而尼可马可·弗拉维阿诺在真正的战役打响之前，就先行去世了。
现在，基于历史视野，我们的疑问是：如果公元393年春，就是特雷维里(Treviri，欧根尼奥政权驻地——译者注)和君士坦丁堡确切决裂之时；如果公元394年9月之前，在帝国西部，欧根尼奥、阿尔博伽斯德和尼可马可·弗拉维阿诺等人曾力图恢复异教；那么，在公元393年，狄奥多西是否有可能颁布坚决反对异教且与奥运会相关的谕令?须知，奥运会发端于希腊，风行于西方，曾被普遍接受。如果帝国西部的政权还在异教徒手中，如果必须要与欧根尼奥进行一场真正的战争才能达到目的，狄奥多西怎么可能有效地运用一项如此重要的谕令，去废除已持续千年的奥运会?同样难以想象的是，怎么会有一份比斯卡勒蒂推测出来的谕令会在罗马帝国西部(pars Occidentis)生效?总而言之，在反异教的谕令与同一历史时期意大利如火如荼的恢复异教运动之间，要找到一条协调之道。
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审查另一份反对比斯卡勒蒂推测的资料。在切德勒诺的文本中，“
π
óβη”在句子中被用作谓语动词，用以确认奥运会之终结。该词来自“ποóβννυμι”，它是希腊语语法中的不定过去时，意思是“熄灭”(si estinse)、“停止”(cessò)、“消失”(svani)。的确，这个动词表达的就是熄灭、不在之意。但比斯卡勒蒂把这个术语翻译成“被镇压”(fu soppressa)，这并不合适[1]。因此，从上下文来看，我们更应将其翻译为“终止”而非对奥运会——它是一个庄严的、节日般的、迎接所有人的聚会——之“立法镇压”。可见，从切德勒诺文本中的这一片段，得出狄奥多西治下曾专门立法以废除奥运会——这种假设该被放弃了。
总之，应慎重对待切德勒诺编年史中透露出来的信息(44)，认为公元393年有立法废除奥运会，这观点与这时期的史实矛盾，也不符合这位拜占庭编年史学家行文中的表达。切德勒诺从未承认这一史实，即狄奥多西一世曾立法废除奥运会，而只提到奥运会是在狄奥多西一世时代停止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皇帝曾为此专门立法。
5 古代奥运会“无声消亡”的多重原因
至此，观察即有研究，我们得到了一幅颇为混乱的场景，就像一个非但未解开、反而缠绕愈深的线团。从其他层面进行的补充考察则使事情更加复杂。事实上，对古代奥运会之终结，同时代之原始文献(这些文献我们现在差不多都能找到)皆闭口不言，这让人颇为意外。我个人发现不了同时代作家对此事的关注。这种沉默正是我借用阿纳尔多·莫米里阿诺(Arnaldo Momigliano)“无声消亡”(caduta senza rumore)一词的理由[11]。故而，即便出于本能，人们也会询问：没有任何喧哗与回响，这流传千年的传统是如何全然消逝的呢?
当然，现在还没有到全面分析导致奥运会终结的各项原因的时候(45)。我在这里只想强调，不能把问题简单化，即排除其他的原因，而将国家的宗教政策视为奥运会终结的唯一原因。任何历史学家，在确定一个历史事件时，都会找出多个原因，同时也知道在考虑某个单独因素时，应不与其他因素相混淆(46)。当然，我这样说，并没否认这种可能性，即存在导致奥运会终结的宗教措施，我只是强调，还有其他因素导致这项精彩盛会日渐衰亡。很可能从公元3世纪起，这条消亡之路即已肇端(47)。除了一些外部因素——特别是赫卢利人在公元267年的入侵和劫掠，奥运会之消亡还有许多其他的原因。当然，这些原因极为复杂，当然不可能在此深入讨论，也不可能从编年史的视角，一一呈现这些原因。总而言之，首先可以探讨的是经济原因。城市东南部有些于公元3世纪初修建的温泉浴场，我们观察这些浴场的修建方式，可知奥林匹亚曾经历严重的经济萧条，随之而来的就是奥运会的衰落(48)。还有一些自然原因，比如人口逐年减少；奥运会曾凝聚各希腊城邦的种族精神，此时这传统已荡然无存；为祖国而战的竞技热情，曾燃烧了数个世纪之久，此时同样随风飘散。所有这些，都可以从奥运会优胜者名单上得以推断，这体现了运动员社会阶层的变迁和籍贯地的变迁。一段时间之后，居然有更多的运动员来自希腊外围地区，他们长途跋涉，来参加这项竞技活动(49)。还有一些内部政治原因，同样导致奥运会消亡，这既发生在古希腊城市内部，也与古代末期国家结构解体有关：比如，政治文化生活的重心迁移到了希腊世界外围；城市丧失了自治权；希腊的乡村化；罗马帝国的君主制带来了个人自由，但这些自由只是表面文章；世界主义与奥运会曾统合全希腊的力量，此时这功能也不见了(50)。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形态文化学上的(morfologico-culturale)周期性衰败，因此，继古风时期(periodo dell'ellenismo)，对体育竞赛的狂热经历了首次衰退后，在古代后期又进入了新的衰退周期(51)。仅就体育而言，奥运会之终结还与以下因素有关：体育功能本从军事锻炼中发展而来，但当时这一本质业已灭失；出现了职业运动员，其职业形象变异了古希腊的体育精神；另外，十分明显的是，运动员的比赛热情是建立在古典生活理念之上的(52)，但这种古典生活理念却未能留存。
如上种种因素，使我们不能将奥运会终结问题过度简单化。需要警惕的观点是：奥运会之终结是某个单独因素作用的结果，如一项宗教性的立法政策。此外，我们手头只有极少原始文献专门解释了奥运会受到的镇压，认为是官方原因导致了奥运会之终结，但这很可能只是夸大了反异教罗马皇帝的基督教捍卫者角色。还需理解，决定奥运会消亡的因素是相互依赖并交错影响的，但认识到这点并不能解决问题，也不能解释为何人们认为是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狄奥多西一世、狄奥多西二世——颁布了最终废除奥运会的法律。
要解决此问题，关键证据很可能来自卡利尼科修士。在公元447年至450年间，卡利尼科写了部有关其导师伊帕茨欧的作品，后者卒于公元446年(53)，因此，不管怎样，这时离路奇安作品评注提到的宙斯神庙烧毁事件(可能发生在公元435年)还有十多年(54)。435年，这年份是历史学家推导出来的——依据的是列翁茨欧担任城市长官的年份——即公元434年或435年，这意味着作为圣徒传记作家，卡利尼科叙述的有关列翁茨欧的信息，与另一事件的时间或多或少重合，因为据说在同一年，狄奥多西二世下令毁灭了所有留存的异教神庙，当然也包括矗立于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庙。但是神庙之烧毁与列翁茨欧重建奥运会，两者相隔并不遥远，卡利尼科是其大部分所述事实的见证人，根据他的叙述，可以推测，卡利尼科记得如下事实，即在奥林匹亚火灾事件也就是公元435年之前，有过旨在废除奥运会的立法活动。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55)，他想到的人物是君士坦丁皇帝。然而，认为是君士坦丁皇帝废除奥运会，这推测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在公元337年君士坦丁皇帝死后，奥运会仍然存在。如果更仔细地分析，卡利尼科使用的是这样一个句子：“奥运会已经被以前的主权者及君士坦丁所废除”。他的确提到了君士坦丁，但实际上概括指代的是古代诸皇帝。也可以推定，修士记载的是一些以前的事件，这些事件与狄奥多西二世下令摧毁还留存的所有异教神庙有关。故而，绝不能认为君士坦丁颁布了废除奥运会的谕令，只能猜测，卡利尼科对这一事件不太清楚。我们只能确定，在狄奥多西二世之前，有位伟大的基督教君主干涉了奥运会，这样的话，就只能是狄奥多西一世。
6 狄奥多西一世时期的异教镇压和奥运会之消亡
行文至此，尽管我们认识到切德勒诺所提供的证据不甚可靠，需要斟酌分辨，但我们也因此得到机会，并完成以下两项任务：第一，重新审视奥运会在狄奥多西一世治下被废除的假设；第二，仔细审读狄奥多西一世为数不多的谕令，这些谕令通过《狄奥多西法典》呈现在我们面前，据此，人们认为在公元393年前后异教曾被镇压。最著名的是发生在帖撒洛尼卡(Tessalonica，希腊城市——译者注)的屠城事件，狄奥多西为了镇压该城的叛乱，一气之下，将人们尽戮于城内的竞技场。安布罗乔知悉此事后，责令皇帝悔过。人们并不清楚狄奥多西是马上就屈服了，还是抵抗了一段时间。但众所周知，在公元390年的圣诞节，狄奥多西在米兰大教堂就其过错公开悔罪，瞬即被教会重新接纳。尽管有美化教会之嫌，但这一传闻仍然极为重要。一方面，这证明“天主之法”(legge di Dio)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另一方面，确认了教会有权处分或赦免罗马皇帝。就这点而言，我们不得不承认安布罗乔显著影响了狄奥多西皇帝的宗教政策(56)。
狄奥多西于公元391年2月24日颁布了一份谕令(C.Th.16.10.10)，禁止举行任何异教活动：
“同上(瓦伦丁尼安和狄奥多西皇帝)致禁军长官阿尔比诺：禁止杀牲祭献，动物是无辜的受害者；禁止进入圣所与神庙，参拜以人为原型的神像。违者视为犯罪，将受到来自神界和人界的处罚。如果有法官从事这些渎神仪式，或是进入路边与城内的神庙参拜神灵，他们将被立即处以15磅金币的罚金；如果其下属在场，也应受到同等处罚，除非下属当众反对。行政官及其下属的罚金是6磅；监察官和督军则为4磅，同样的处罚也适用于他们的下属。391年2月24日于米兰，他提安和叙马库斯担任执政官。”
这是一份颁布于米兰，并发送给阿尔比诺(Albino)长官的谕令——从谕令的字面上看，他是名禁军长官(prefetto del pretorio)，但在389年到391年期间，他实际上担任罗马城市长官(praefectus urbi Romae)职务(57)。这份谕令既禁止杀牲祭祀，理由是动物是无辜的牺牲品，也禁止人们进入神庙并参拜以人为原型制作的神像。谕令里并未详细说明违反禁令后的处罚方式，只威胁存在着来自神界与人界的制裁(58)。如果地方官员有这些渎神的祭祀犯罪行为，谕令也规定了处罚：法官(giudici)需被罚15磅金币(pondo auri)，行政官(consulares)的罚金是6磅，监察官(correctores)和督军(praesides)则是4磅。这些官员的下级也要被罚与官员同样的罚金，除非他能证明其上司在从事这些行为时，他并不在场或已当众反对。
这项谕令的题名出现了“同上”字样，而颁布该谕令的皇帝，其名则并未出现。在《狄奥多西法典》中，位于这项谕令之前的谕令所标明的颁布者是格拉蒂安(Graziano)、瓦伦丁尼安二世和狄奥多西。事实上，格拉蒂安早已在8年前——公元383年——去世，故而“同上”一词如果包括他，则必定错误，其实，格拉蒂安的名字与C.Th.16.10.10并无关系。无论怎样分析，都应认为这项谕令是狄奥多西颁布的(59)，当时，他正在米兰，并在意大利逗留了3年。随后，在公元388年，他与篡位者马西莫(Massimo)开战(60)。认为是他颁布了这项谕令的原因是，这时狄奥多西和瓦伦丁尼安的关系极不平等，一些学者认为，年轻的瓦伦丁尼安甚至被狄奥多西送到高卢，长期居住在特雷维里(61)。这个谕令的剩余部分还显示了安布罗乔的影响，显然，安布罗乔影响的是狄奥多西而非瓦伦丁尼安二世。
还是在西部，还是同一年，即在公元391年的6月16日，还存在一份于阿奎里亚(Aquileia)颁布的谕令。C.Th.16.10.11记录如下：
“同上(瓦伦丁尼安和狄奥多西皇帝)致埃及行政长官埃瓦格雷奥：严格禁止祭祀，禁止进神庙及参拜圣所。进入渎神之所或从事渎神活动皆无法得到任何宽宥。法官在其任期内，如果利用其特权，进了这些堕落之地，他将被视为渎神者，处以15磅金币的罚金上缴国库。其下属如果不当场强力反对其行为，也将被处以同等制裁。391年6月16日于阿奎雷亚，他提安和叙马库斯担任执政官。”
这份谕令很可能与在亚历山大发生的异教徒聚集暴动事件有关，该事件为特奥斐罗(Teofilo)主教所记录(62)。狄奥多西此时正在阿奎雷亚，该城地处从米兰回君士坦丁堡的路上(63)，该谕令就是狄奥多西对此事的答复。在这份谕令中，题名只有瓦伦丁尼安二世和狄奥多西，并没有格拉蒂安，后者已在公元391年去世。
该项谕令发给了埃瓦格雷奥(Evagrio)，他是埃及的行政长官(Augustalis et Romanus comes Aegypti)(64)。这项谕令重申了禁止异教崇拜，包括禁止祭祀、访问神庙及参拜圣所。然后，这项谕令明确指出，禁止异教崇拜及禁止祭祀仪式，这没有任何例外，皇帝绝无可能对此网开一面。另外，正如在C.Th.16.10.10里提到的那样，应当注意法官违反该条谕令的情况，重申在此情况下应对其处以15磅金币的罚金。对法官下属，也应处以同等处罚，除非他们已全力反对法官的行为。
在短短几个月内，颁布内容几乎相同的谕令，这可能让人最初有些惊讶。但考虑到古代世界的执法状况不比现代国家，法律约束力相对较弱，出现这种情况也就并不奇怪了。为了让法律被更有效地执行，皇帝要依赖地方官员的执法。但地方官员有时并不理睬这些法律，或者因为缺乏热情，或者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该项罪行的同谋者(65)。事实上，众所周知，针对宗教异端，法律规定的处罚大都较为抽象，最后的实际处罚或者根据政治—宗教权威的偶然态度，或者根据行政官员的贯彻落实情况，而经常发生的情形就是，官员们作出的处罚并不相同，这往往取决于他们对政治环境的判断(66)。这也就能解释，为何在短短时间内连续出现两个有关的谕令。其中一个发给了罗马的城市行政长官，另一个发给了埃及的行政长官，内容几乎相同，都是关于异教镇压的。从一方面看，该项禁令针对的是所有异教崇拜行为；从另一方面看，这也严厉处罚了部分官员，这部分官员自以为受到其尊贵职位之保护，从而向异教表达过敬意，他们并未意识到这两项谕令的重要含义：实际上只是出现在不同文本中、颁布于不同日期、传达给不同长官的同一条谕令，是一条“重要性加倍”的法律(67)。
对异教崇拜更加全面和纯粹的处罚发生于公元392年11月8日颁布的C.Th.16.10.12中，这是一条在君士坦丁堡颁布的极为著名的谕令：
“狄奥多西、阿卡狄奥斯和霍诺留皇帝致禁军长官霍诺留：任何人，无论来自何种等级与阶层，无论地位何其尊贵，无论来自何处，皆禁止杀死无辜的动物进行祭祀，禁止用这些赎罪的牺牲品祭拜罗马守护神，禁止用醇酒祭拜浇祭神，禁止用香料祭拜灶神，禁止祭拜私人家庭保护神，禁止点油灯、焚香和悬挂花冠。1.任何胆敢进行动物祭祀或者为了预言活动而掏取动物内脏之人，将以忤逆罪予以制裁。即使这些行为并未威胁皇帝的生命健康，仍然适用该罪名。凡试图撕裂天道法则之行为皆足以构成本罪：这些行为包括从事非法调查、揭露秘密、进行非法活动、探查人类末日并让人们轻生崇死。2.任何有焚香拜祭凡人制作的圣像这一荒唐之举之人、对这些圣像充满恐惧之人、系带子于树上之人、在草地上竖立祭坛之人、捐赠无用的圣像之人，其用以举行这些异教迷信活动的房屋和财产，将皆被没收。一切被证明用于从事焚香祭拜之所，将皆被没收并充入国库。3.任何在神庙、公共圣殿、家中或瞒着物主在他人的土地上祭祀之人，皆将被处以25磅金币罚金的制裁。共谋者和实际执行者受同等处罚。4.各地的法官、地方行政官和市政秘书有权监督本谕令的执行。地方行政官和市政秘书对这些非法活动进行核实，将其提交法庭审判，并负责指控。法官负责判决。如果发现地方行政官或市政秘书包庇或玩忽职守，将被提起诉讼并由法官或行省长官予以处罚。法官如果拖延判决，将被处以30磅金币的罚金。392年11月8日于君士坦丁堡，阿卡狄奥斯和路斐努斯担任执政官。”
公元392年，这条谕令(68)从君士坦丁堡发给禁军长官路斐罗(Rufino)(69)。因此，与前两次完全不同，这次谕令颁布于帝国东部，无论从谕令接受方的角度，还是从对帝国领土的辐射角度，都可以看出，这谕令全面禁止了异教崇拜。事实上，该谕令目标指向的是帝国境内的所有人民，无论他们处于何种社会条件，都无一例外禁止参拜异教，任何城市都不能举行异教活动。谕令禁止祭祀、敬神、竖立祭坛，不仅禁止祭拜罗马守护神(lari)、浇祭神(geni con libagioni)和灶神(penati)，也禁止哪怕是私人传统中对家庭保护神(numi familiari)的崇拜，还禁止点油灯、焚香和悬挂花冠。以祭祀或预言为目的而掏取动物内脏的行为，甚至有史以来首次被列入忤逆罪(crimen maiestatis)。“即使这些行为并未威胁皇帝的生命健康”这句话就是要明确指出：该罪是从叛逆罪(crimine di lesa maestà)类推而来的，尽管情况与君主本人并无直接关系，但仍然被纳入这项罪名。异教徒去祭祀，意在发现禁止查看之物、揭露秘密、进行非法行为、探查人类末日并让人们轻生崇死。这项谕令规定，这些行为全部都为自然法所禁止，违者构成忤逆罪：“凡试图撕裂天道法则之行为皆足以构成本罪”。
对以下行为——比如崇拜凡人制作出来的圣像并对其充满恐惧、将带子系于树上、在草地上竖立祭坛、捐赠无用的圣像——的处罚是没收房屋和财产。一旦出现异教崇拜行为，家产将被立即充入国库。如果在神庙、公共圣殿、家中或瞒着物主在他人土地上祭祀，罚金同定为25磅金币。
谕令第四部分将执法权分别授予同一个市的法官、地方行政官(defensores)和市政秘书(curiales)，并区分了三职位各自管理的案由。如果法官发现了异教祭祀行为但不处理的话，他将被处以30磅金币的罚金；而如果发现地方行政官或市政秘书包庇或玩忽职守，将被提起诉讼(commotio iudicialis)，并由法官或行省长官(rectores provinciae)予以处罚(70)。
最后，在谕令结束处还提到了谕令之约束力问题，现在这已正式成为一项罪名，由治安官员负责法律的执行。
总之，此项谕令废除了私人对异教的崇拜，与以前所有法规相比，此谕令精确地说明了异教崇拜的情形。不仅专门说明这项谕令的效力扩及整个帝国领域，而且具体界定了异教崇拜，使用了sensu carentia和mortali opere facta等相当精确的术语。异教形象被妖魔化，比如，异教徒被描述成这样的人，他们甚至恐惧自己创造的形象(metuens subito quae ipse simulaverit)。当然，最重要的是，此项谕令首次把异教的祭祀崇拜当成了完全违反自然法的行为，违者将以忤逆罪予以处罚。
现在可以确定，正是这项严厉管控异教的法律导致了古代奥运会之消亡，因为奥运会是典型的异教崇拜仪式。该假设很容易招致异议：这份在君士坦丁堡颁布的法律是送给东部的路斐罗长官的，而此时奥林匹亚毫无疑问属于帝国西部(71)。故而，很有必要研究这一问题：从君士坦丁堡颁布的法律——即C.T.h.16.10.12——是否也在帝国西部生效并因此连带影响到奥运会?
这里，我们不得不讨论每个研究者都要面对的棘手问题，该问题涉及《狄奥多西法典》里收录的众多被法典编纂者选入的谕令。我们需要厘清：适用于帝国某处的谕令在帝国其他地方是否也会发生同样的效力?此问题涉及帝国领土的分分合合，一直困扰着二战后的罗马学研究者。已有权威学者作如下解释(72)，即自君士坦丁诸子登基始，无论行政部门，还是立法部门，都陷入了各自为政的状态，帝国法律只在皇帝管辖的那部分地区有效。比如，其中一位皇帝颁布了法律，但这并不会在其共治皇帝处生效。故而，今天我们应特别关注这种“立法权分离”(partage législatif)现象。事实上，尽管我们必须承认，的确有些法律仅适用于某些地区，但是，在两个共治皇帝之间，其权力分配往往并不均衡。有时，更强势的一方会更多地干预(73)。无论如何，正如郜得芒(Gaudemet)所言，瓦伦丁尼安二世和狄奥多西的共治只是象征性的，因为权力并没有分离，狄奥多西“能够把自己当作整个帝国之主”(74)。可以推测，在这一时期，法律不仅在帝国东部有效，也在帝国西部适用，狄奥多西拥有绝对的影响力，能够在重大政治—军事事件中支配年轻的瓦伦丁尼安二世。
现在我们再看这条于公元392年11月8日在君士坦丁堡颁布的谕令，这颁布于瓦伦丁尼安二世逝世后六个月，这时，狄奥多西仍然保持着对西部的影响力。但是，我们也讨论过(75)，同年8月，欧根尼奥宣布自己为西部的共治皇帝，而狄奥多西对此并不承认，欧根尼奥立即在异教徒元老的支持下，向基督徒皇帝狄奥多西开战。如果不考虑罗马异教徒贵族对C.Th.16.10.12的反应，我们就无法解决该谕令是否在西部有效的问题。如果正是因为罗马异教徒贵族的反对，导致该项法律只能在帝国东部生效的话(76)，那么对谕令文本中该法适用于帝国全部领域的文字而言，只能理解为是立法者的主观愿望——他并不想承认欧根尼奥政权。而根据其他研究者的说法(77)，这谕令本就只属于君士坦丁堡，这只是针对异教徒的褊狭政策，因此必然招致罗马贵族的抵抗。因为该谕令剥夺了这些罗马贵族元老的传统和象征，于公于私，这都会让他们全力支持反对消灭他们祖先宗教的政权。当然，要确切地说明该项法律在帝国东西部的效力，这并不容易，但很明显，其在西部之适用肯定会遭遇抵抗，并且直至公元394年9月欧根尼奥战败，这谕令方有可能在西部适用。
然而，我们并不知晓这项谕令是如何在西部传播的。一方面，我们可以认为西部地区的法院会适用这个在两年前就已经颁布的法律；但另一方面。也可以猜测新颁布了一项有关异教崇拜的规定——当然，这并没有流传至今，这项规定是适用于帝国西部，或者，“也”是适用于帝国西部的。这很可能只是现代法学家的想法，以便设法找到专门的法律，也即具有最终执行力的措施。众所周知，认识任何历史现象，都需要主观重构，在解读同一现象时，往往存在着歪曲和异化之危险。故而，法律史学家要力图准确地解读过往的法律文献，以免曲解历史事实。事实上，正如今天考古所示，关于异教崇拜，不太可能有个新禁令以适用于帝国西部，狄奥多西从未显示这样的立法动机。自狄奥多西对战欧根尼奥和异教徒凯旋之时，其意志只能是将此前的谕令自动适用于帝国全境。这一不太明确的时间段开始于公元394年9月6日——这是谕令于全境适用的始期，即弗累基多战役胜利的时间，结束于公元395年1月17日——这是谕令适用之终期，也即狄奥多西驾崩之时。
实际上，很难说狄奥多西驾崩之日就是谕令适用的终点，因为同时期的原始文献清楚地证明，是狄奥多西皇帝在帝国全境最终废除了异教崇拜。即使在《狄奥多西法典》中可以发现更多反对异教的法律，同时代的人也都普遍认为，狄奥多西不仅与异教作战，而且是打败了他们(78)。比如，在狄奥多西死后，安布罗乔写了《论狄奥多西之死》(De obtiu Theodosii)一书，在该书的4.35部分，他写道：“他遮蔽了部落之神，也用自己的信仰遮蔽了所有其他的偶像崇拜，抹去了所有异教庆祝活动。”在4.38部分，他写道：“他去除了那些所有陷入错误的信仰，关闭了他们的神庙，毁掉了他们的塑像。”(79)奥古斯丁也同样如此，在《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的5.26部分，他这样写道：“各处的部落崇拜皆被推翻，因为魔鬼不能留存于这片土地，而只能被天主所取代。”皇帝的高大形象与其反异教事业密不可分，在392年，狄奥多西于君士坦丁堡颁布了内容详尽的谕令，若这谕令最终并未在帝国西部生效，他也不可能在史书中获得如此繁多的殊荣，因为无论是安布罗乔还是奥古斯丁，他们显然更熟悉、更关心帝国西部而非东部的情况。因此，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才可断言，从394年9月6日至395年1月17日，在这一期间内，所有异教崇拜，当然也包括了古代奥运会，无一例外地陷入了最终灭亡的命运。
7 结论
现在总结以上一系列话题。我的第一个结论是，就公元393年狄奥多西一世专门颁布了法律以废除奥运会的观点，缺乏原始文献依据。唯一记载了确切时间的事件是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庙毁坏事件，发生于公元435年狄奥多西二世治下。但是，如果要相信卡利尼科在《海帕西娅传记》中的说法，即在狄奥多西二世之前就有位基督教皇帝废除了奥运会，那我们只能回到乔吉约·切德勒诺的观点。但由于狄奥多西一世并没有颁布废除奥运会的谕令，我们只能认为奥运会是在狄奥多西一世治下消亡的。而且——如果人们认同此说法——就应发现，公元394年，狄奥多西对西方异教徒的胜利间接导致此时地处西方的奥运会消亡，君士坦丁堡谕令的实际用途是：并未指明要废除奥运会，但是随着该谕令之执行，之后应于公元397年举办的下届奥运会，将不再可能被举办。
然而，认为有某个一般性的谕令，将包括奥运会在内的一切异教通通消灭，这种观点立即受到了批评。如果这份君士坦丁堡的谕令使奥运会消亡了的话，人们会问为何安提阿运动会(Giochi olimpici di Antiochia)还幸存着。这是德·奥罗(Dell’ Oro)的意见，他支持比斯卡勒蒂文本，他认为奥运会是被专门的法律所废除的，这项法律只用以废除奥运会，而并非在一般意义上对付所有的异教崇拜事务(80)。实际上，安提阿运动会从奥古斯都时期就一直存在，此时继续按照以前的模式举行(81)，并逐渐成为帝国最重要的运动会，直到公元521年的优士丁尼皇帝时期，才被一项规定天主教基本原则的法律所废除(82)。我们可以查阅《狄奥多西法典》，我们也可以从中发现安提阿运动会存在的证据：霍诺留和狄奥多西二世于公元409年2月25日颁布的谕令，即C.Th.15.9.2，确认了安提阿运动会的组织机构(83)。事实上，这项运动会并不是地方性的，而是聚集了来自整个希腊—拉丁世界的运动员(84)，但这项运动会并没有奥运会的宗教性质，因为奥运会要求所有运动员在宙斯神庙前宣誓(85)。从此处可以看出，宗教因素是奥运会与其他运动会的本质区别：很可能正因此，其他的运动会才未因废除异教崇拜的法律而消失(同样，尽管狄奥多西二世颁布了毁掉所有神庙的命令，但这些运动会并不会受其影响)(86)。
总之，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时间是：在狄奥多西二世统治期间，随着所有异教神庙被摧毁，奥运会最终废弛。但我们并不能推测：狄奥多西一世专门颁布了谕令以废除古代奥运会。另外，如果我们接受这种观点，即在狄奥多西二世时期，在奥林匹亚宙斯神庙火灾之前，古代奥运会就终止了，唯一的可能就是，奥运会消失于君士坦丁堡谕令所导致的风暴，该谕令要求灭绝所有异教信仰。谕令颁布于公元392年，但事实上在公元394年才在帝国西部实施。如果这是真的，公元393年举办的是最后一次奥运会。我们并不能说在公元393年奥运会遭受了被废除的命运，而只能说那年举办了古代世界的最后一届奥运会。
赵毅，贵州师范大学 历史与政治学院，贵阳550001；赵毅，厦门大学 法学院，博士生，厦门 361005。
注释：
①就本段之翻译，参见L.LEHNUS，Pindaro.Olimpiche，Milano，1981，p.7。(品达颂诗的原文为希腊文，汉译文译自原文正文引文中的意大利文——译者注)
②对品达的这首颂诗，存在着数量庞大的专题研究文献，这里我只参阅了D.E.GERBER的专题研究，见D.E.GERBER，Pindar's Olympian One：A Commentary，Toronto，1982。
③参见P.A.BERNARDINI,Olimpia e i giochi Olimpici:Le fonti letterarie e la critica,in Nikephoros.Zeitschrift für Sport und Kulur im Altertum? X,1997,p.179 ss。凯歌是庆祝用的歌曲，是授予在比赛中获胜运动员的不朽荣誉，也参见EADEM,L'attualità agonistica negli epinici di Pindaro,in Pindare.Entretiens sur l'Antiquité classique,XXXI,Vandoeuvres-Genève,1985和Introduzione,in P.ANGELI BERNARDINI cur.,Lo sport in Grecia,Bari,1988,p.XXIV。
④众所周知，对古代奥运会的记录始于公元前776年，这也是传统上认为第一届奥运会举行的日期。就古代奥运会及各届优胜者的详细介绍，参见L.MORETTI，Olympionikai，i vincitori negli antichi agoni olimpici，Roma，1957。
⑤BISCARDI，Una costituzione，p.373。另外，A.DELL'ORO在Giustiniano：manifestazioni sportive e tifosi，in Atti Accademia Costantiniana，VIII，Napoli，1990，p.624中也分享了比斯卡勒蒂的观点，认为从切德勒诺的证据推测，狄奥多西一世无疑颁布过专门废除奥运会的谕令。
⑥就切德勒诺之生平，人们所知不多，只推测他可能是个修士。他的编年史开始于圣经中的创世纪，目的在于书写犹太王、一些东方君主和罗马帝国君主的历史，至拜占庭皇帝结束。参见 K.KRUMBACHER,Geschichte der byzantinischen Literatur von Justinian bis zum Ende des ostr? mischen Reiches(527—1453) 2,I[rist.1897],New York,1979,p.368 s.e H.HUNGER,Die hochsprachliche profane Literatur der Byzantiner,I,München,1978,p.393。
⑦我们都知道，该份编年史写作使用了某些历史编纂学的老套路，重在描述拜占庭的修道生活。其中既有修士的，也有民众的，既有阅读和教诲，也有奇闻轶事，但它们依据的皆是编纂过的作品，包括了原始文献和二手材料，而缺乏对历史事实的解读。参见HUNGER，Die hochsprachliche profane Literatur，cit.，p.243 ss.
⑧这就是于公元380年2月27日颁布的著名的《帖撒罗尼迦敕令》(Editto di Tessalonica)： C.Th.16.1.2 IMPPP.GRATIANUS,VALENTINIANUS ET THEODOSIUS AAA.EDICTUM AD POPULUM URBIS CONSTANTINOPOLITANAE.Cunctos populos,quos clementiae nostrae regit temperamentum,in tali volumus religione versari,quam divinum Petrum apostolum tradidisse Romanis religio usque ad nunc ab ipso insinuata declarat quamque pontificem Damasum sequi claret et Petrum Alexandriae episcopum virum apostolicae sanctitatis,hoc est,ut secundum apostolicam disciplinam evangelicamque doctrinam patris et filii et spiritus sancti unam deitatem sub parili maiestate et sub pia trinitate credamus.1.Hanc legem sequentes Christianorum catholicorum nomen iubemus amplecti,reliquos vero dementes vesanosque iudicantes haeretici dogmatis infamiam sustinere nec conciliabula eorurn ecclesiarum nomen accipere,divina primum vindicta,post etiam motus nostri,quem ex caelesti arbitrio sumpserimus,ultione plectendos.DAT.III KAL.MAR.THESSALONICAE GRATIANO A.VET THEODOSIO A.I CONSS.
⑨关于此处，随后会在下文详述。
⑩卡利尼科在《希帕蒂娅传记》(Vita Hypatii)中同样提到了这一内容，本文将于第三部分对此详述。
(11)德尔图良(Tertulliano)在《论表演》(De spectaculis)18，1—5中有一个极为著名的片段，将在体育场进行的体育活动——不仅有自由式摔跤，也有赛跑、投掷和跳跃运动——当作魔鬼的宣示： Quodsi et stadium contendas in scripturis nominari,sane obtinebis.Sed quae in stadio geruntur,indigna conspectu tuo non negabis,pugnos et calces et colaphos et omnem petulantiam manus et quamcumque humani oris,id est divinae imaginis,depugnationem.Non probabis usquam vanos cursus et iaculatus et saltus vaniores,nusquam tibi vires aut iniuriosae aut vanae placebunt,sed nec cura facticii corporis,ut plasticam dei supergressa,et propter Graeciae otium altiles homines oderis.Et palaestrica diaboli negotium est:primos homines diabolus elisit(…)。有关基督徒对待表演活动、竞技比赛和运动会的态度，参见R.A.MARKUS，La fine delle cristianità antica，Roma，1996[tr.it C.NOCE，The End of Ancient Christianity，1990]，p.136 s.
(12)有关奥运会的研究文献汗牛充栋，出于本研究力求达到的有限目的，这里我只引证一些或多或少直接提到古代奥运会终结的作品。有学者明确指出：要精确定位奥运会被废除的时间，这颇为困难，如L I.WEILER,Der 'Niedergang' und das Ende der antiken Olympischen Spiele in der Forschung,in F.STOESSL-G PETERSMANN-F.F.SCHWARZ,W.P
TSCHER hrg.,Grazer Beitr
ge.Zeitschrift für die klassische Altertumswissenschaft,12/13,1985—1986,p.257:《Somit lsst sich auch über den letzten olympische Spiele keine endgültige Auskunft erteilen》和K.LENNARTZ,Kenntnisse und Vorstellungen von Olympia und den Olympischen Spielen in der Zeit von 393—1896,Stuttgart,1974,p.13 ss,后者认为当时可能是公元394年，但也有可能——说实话这是一个颇为冒险的假设——在这之后奥运会仍然举行过，依据是一枚在体育场垒墙中发现的霍诺留(Onorio)时代的钱币，这证明在狄奥多西的禁令之后，奥运会仍然可能举行过(该观点的意思是：这枚钱币是被奥运会的观众抛下的)。另外， M.I.FINLEY-H.W.PLEKET，I Giochi olimpici.I primi mille anni，Roma，1980，p.23认为在公元391年，狄奥多西下令关闭了所有异教场所。还有学者对此持暧昧态度，并未在此问题上过多纠缠(D.WILLERS，v.Olympia(Agone)，in Der Neue Pauly，Enzyklopdie der Antike，VIII，2000，c.1184)，但更多学者坚持认为当时是公元393年：L.ZIEHEN，v.Olympia(Sptzeit).in PW，XVIII.1，1939，c.40断言，在393年第293届奥运会开幕之际，狄奥多西废除了奥运会；M.AMELOTTI，La posizione degli atleti di fronte al diritto romano，in SDHI，XXI，1955，p.156则认为在公元393年奥运会并非受到了镇压，而只是被最后举行而已；A.FUGARDI，Storia delle Olimpiadi，Rocca San Casciano，1958，p.51认为是安布罗乔明确要求狄奥多西废除了奥运会；在其有关狄奥多西的重要研究中，J.ERNESTI，Princeps christianus und Kaiser aller Rmer.Theodosius der Groβe im Lichte zetgenssiseher Quellen，Paderborn-München-Wien-Zürich，1998，p.66 e 75则认为，在狄奥多西众多反异教徒的政策中，包含公元393年废除奥运会的法律。
(13)该片段之拉丁文出处为：Georgii Cedreni Historiarum Compendium,in Corpus Scriptorum Historiae Byzantinae,I,I.BEKKER cur.,Bonn,1838,p.573:Tum Olympiorum desiit festivitas,quarti cuiusque anni exitu solita celebrari,instituta eo tempore,quo Manasses Iuda rex fuit,et usque ad imperium Theodosii perduta,coeperuntque numerari indictiones,quorum principium in 15 annum imperii Augusti.nomen habet indictio ab Actiaca victoria.(原文中，正文该片段引文为希腊文，汉译文根据注释所列拉丁文翻译而来——译者注)
(14)indictio一词最初指的是官方征收的税，后来泛指在一个特定年度内所有需要缴纳的税赋，由税政年度进行纪年的方法最初起源于埃及，后扩及其他行省，参见O.SEECK，Indictio，in PW，IX.2，1916，c.1327 ss.e P.PESCANI，'Indictio'，in NNDI，VIII，1962，p.604。
(15)BISCARDI，Una costituzione，cit.，p.373。切德勒诺在介绍反犹太人谕令的话题时，正好提到了圣诞节，参见Georgii Cedreni Historiarum Compendium，cit.，I，p.571-572。
(16)Socrates Scholasticus,Ecclesiatica Historia,II,Oxford 1853,rist.Hildesheim-New York 1992,§ 5.25.
(17)这一犹太教堂的火灾也被 Zonara,Epitomae Historiarum,XIII,19-24,in NIEBUHR cur.,Corpus scriptorum historiae byzantinae,III, p.87 ss.以非常类似的语言复述过，但对奥运会之终结，并无任何提及。
(18)F.TRISOGLIO,Ambrogio negli storici e nei cronisti bizantini,in LAZZATI cur.,Ambrosius episcopus.Atti del convegno internazionale di Studi Ambrosiani nel XVI centenario della elevazione di Sant' Ambrogio alia cattedra episcopale,II,Milano,1976,p.370已经谈论这种假设，即拜占庭的犹太教堂火灾事件不过是从卡利尼科事件改编而来。
(19)Paulinus Mediolanensis,Vita sancti Ambrosii a Paulino eius notario ad Beatum Augustinum conscripta,XXII.1.3 ss.对该事件的专门研究，可参见L.RUGGINI,Ebrei e orientali nell' Italia settentrionale fra il IV e il VI secolo d.Cr.,in SDHI,XXV,1959,p.198 ss.; M.SARGENTIR.B.BRUNO SIOLA cur.,Normativa imperiale e diritto romano negli scritti di S.Ambrogio,Milano,1991,p.94 s.e da ultimo,ERNESTI,Princeps christianus,cit.,p.162 ss.
(20)Ep.XL,22-23; Paolinus,Vita Ambrosii,cit.,XXII.3.14.
(21)Ep.XLI.28；Paolinus，Vita Ambrosii，cit.，XXIII.4.23：在这封写给其妹玛契琳娜(Marcellina)的信件中，安布罗乔叙述了他是如何向狄奥多西施加压力，以赦免事件当事人的。在一个皇帝参加的、他作为皇帝赎罪人的宗教仪式上，他拒绝举行弥撒仪式，除非皇帝明确宣布撤销对卡利尼科事件中诸人的处罚命令。
(22)为了证明这一点，我还想引述一个同样颁布于公元393年，目的是保护犹太教堂免遭非法亵渎的谕令，即C.Th.16.8.9，这条谕令通过titolo VIII De iudaeis，caelicolis et samaritanis流传至今。该谕令由君士坦丁堡发往阿德奥(Addeo)负责东方事务的行政和军事长官(comes et magister militiae per Orientem)，处罚那些在基督教的保护下毁坏和抢夺犹太教堂的行为人；根据DE GIOVANNI，Il libro XVI del Codice Teodosiano.Alle origini della codificazione in tema di rapporti Chiesa-Stato，Napoli，1985，p.111的说法，这个规定很可能也是卡里尼科事件的后果；对此，更谨慎的立场，可参见G.DE BONFILS，Gli schiavi degli ebrei nella legislazione del IV secolo.Storia di un divieto，Bari 1993，p.184；在公元4世纪至5世纪前十年间，有法律禁止干涉犹太人的自由和特权，对其概述性研究，可参见 A.M.RABELLO,Giustiniano,Ebrei e Samaritani alia luce delle fonti storico-letterarie,ecclesiastiche e giuridiche,I-II,Milano,1987-1988,p.55,p.688。
(23)此处，可参见J.JUSTER，Les Juifs dans l' Empire Romain.Leur condition juridique，économique et sociale，I，NewYork，1914，p.471；也可参见TRISOGLIO，Ambrogio negli storici，cit.，p.370 s.之推测，后者认为，切德勒诺同时采用了保利罗(他提到了在狄奥多西一世统治时期的卡利尼科事件)与乔吉约修士(Giorgio Monaco，他提到了在狄奥多西二世统治时期的拜占庭犹太教堂事件)的文本，这本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件，但由于两者都提到了犹太教堂的重建，皇帝的名字也一样，故而切德勒诺生涩地将之搅合在了一起。
(24)Cfr.KRUMBACHER,Geschichte der byzantinischen Litteratur,cit.,p.368 s.
(25)这是里卡多·马易萨诺(Riccardo Maisano)教授的观点，他现在正在编纂一本关于切德勒诺《历史纲要》的批评性文集，感谢教授事先告诉我这位编年史作家的整体写作特点。
(26)参见L.ZIEHEN,v.Olympia,cit.,c.40 e K.LENNARTZ,Kenntnisse,cit.,p.13.
(27)有关这一发现，可参见J.EBERT,Die beschriftete Bronzeplatte,in U.SINN,G.LADST
TTER,A.MARTIN,T.V
LLING cur.,Bericht über das Forschungsprojekt 'Olympia whrend der rmischen Kaiserzeit und in der Sptantike' .III.Die Arbeiten im Jahr 1994,in Nikephoros.Zeitschrift für Sport und Kultur im Altertum,VII,1994,p.238 ss.,IDEM,Zur neuen Bronzeplatte mit Siegerinschriften aus Olympia(Inv.1148),in Nikephoros.Zeitschrift für Sport und Kultur im Altertum,X,1997,p.217 as.e P.SIEWERT,Die Inschriften Olympias der letzten 100 Jahre und ihr Beitrag zur Kenntnis der Olympischen Agone,in Nikephoros.Zeitschrift für Sport und Kultur im Altertum,X,1997,p.246。
(28)在赫卢利人入侵以后，奥林匹亚已不复从前。从现在的遗址中，人们可以发现古代后期一堵建造于公元260至270年之间的防卫墙，由其他建筑物上拆除下来的部分所构成，目的是为了保护宙斯神庙和里面的菲狄亚斯(Fidia)的宙斯神像免受劫掠。参见WEILER，Der‘Niedergang’， cit.，p.261。
(29)EBERT,Zur neuen Bronzeplatte,cit.,230.
(30)EBERT,Zur neuen Bronzeplatte,cit.,230.
(31)参见上文第一部分。
(32)几世纪以来，异教神庙一直是公共生活的标志性建筑，装饰华丽，艺术珍品云集其中，因而要将其摧毁，总非合宜之举。针对异教神庙立法政策的整体并富有成效的概述，参见DE GIOVANNI，Il libro XVI，cit.，p.131 s.
(33)这是《狄奥多西法典》中典型的立法语言，它通过荒谬的逻辑与“毫无理由”的定性，对善和天主的敌人统一命名.参见ZUCCOTTI,'Furor haereticorum' .Studi sul trattamento giuridico della follia e sulla persecuzione della eterodossia religiosa nella legislazione del Tardo Impero Romano,Milano,1992,p.111 ss.
(34)参见ZUCCOTTI，‘Furor haeretieorum’，cit.，p.260。
(35)参见DE GIOVANNI，Il libro XVI，cit.，p.158。
(36)参见上文第一部分。
(37)在公元434至435年间，有两份发给他的皇帝谕令均称呼他为君士坦丁堡城市长官：一份是公元434年11月26日的C.Th.14.16.3 IMPP.THEODOSIUS ET VALENTINIANUS AA.LEONTIO PRAEFECTO URBI(C.11.24.2 IMPP.THEODOSIUS ET VALENTINIANUS AA.LEONTIO PU.),另一份是公元435年8月3日的C.Th.16.5.66 IDEM＜IMPP.THEODOSIUS ET VALENTINIANUS AA.＞LEONTIO PRAEFECTO URBI(C.1.5.6 IDEM＜IMP.THEODOSIUS A.ET VALENTINIANUS C.＞LEONTIO PU.)。有关列翁茨欧的研究，可参见 A.H.M.JONES-J.R.MARTINDALE-J.MORRIS,The Prosopograph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PLRE),II,Cambridge,1995,v.Leontius 9,p.669。
(38)在希腊奥林匹亚之外的其他地方。比如希腊的殖民地和小亚细亚，也举办过奥运会，但并无在卡尔切多尼亚举办的记录。参见J.WIESNER，Olympia(in Hellas)，Olympia(Kleinasien)，in PW，XVIII.1，1939，c.45 ss.
(39)参见本部分前文所述。
(40)西哥特人入侵希腊、劫掠雅典、纵火科林斯(Corinto)，阿卡狄奥斯皇帝授予阿拉里克“军事长官”(magister militum)职位以换取和平。对此的综述，参见O.SEECK，v.Alaricus，in PW，1.1，1958，c.1286 s.
(41)参见LENNARTZ，Kenntnisse，cit.，p.14。
(42)PLRE,cit.,I,v.Virus Nicomachus Flavianus 15,p.347.
(43)有关狄奥多西和罗马元老院关系之破裂，以及欧根尼奥充当阿尔博伽斯德和罗马的异教徒贵族间中间人的角色，参见H.BLOCH，La rinascita pagana in Occidente alia fine del secolo IV,in A.MOMIGLIANO cur.,Il conflitto tra paganesimo e cristianesimo nel secolo IV,Torino,1975[tr.it.A.DAVIES MORPURGO,The Conflict between Paganism and Christianity in the Fourth Century,1963],p.204 ss.
(44)参见前文第二部分。
(45)这里，我无法一一详述众多学者对这问题的研究.而只能请读者参见WEILER，Der‘Niedergang’，cit.，p.235 ss.的介绍，对最近150年来有关这问题的各项专题研究，他做了综述《über die unterschiedliche Begründungen des Untergangs der Olympischen Spiele》。
(46)请看E.H.CARR，Sei lezioni sulla storia，Torino，1966[tr.it.C.GINZBURG，What is history?，1961]，p.96就历史因果关系所做的评论。
(47)例如，可以参见FINLEY—PLEKET，I Giochi，cit.，p.23。
(48)WEILER,Der 'Niedergang' ,cit.,p.259.
(49)WEILER,Der 'Niedergang' ,cit.,ibidem; 也参见H.W.PLEKET,L'agonismo sportivo,in I Greci.Storia,cultura,società L Noi e i Greci,Torino,1996,p.532.
(50)WEILER,Der 'Niedergang' ,cit.,p.259-260.
(51)WEILER,Der 'Niedergang',cit.,p.260.
(52)关于这个观点，参见AMELOTTI，La posizione degli atleti，cit.，p.156。
(53)参见BARTELINK，Callinicos，Vie d’Hypatios，cit.，p.12中的介绍。
(54)参见上文第三部分。
(55)参见上文第三部分。
(56)此处可参见GAUDEMET，La condamnation，cit.，p.254。就狄奥多西和安布罗乔的关系，以及安布罗乔如何将教会凌驾于国家之上以避免帝国的干涉，相关研究，参见B.BIONDI，Il diritto romano cristiano.I.Orientamento religioso della legislazione，Milano，1952，p.92 ss.
(57)I.GOTOFREDO,Codex Theodosianus cum perpetuis commentariis,VI,Lipsiae,1843,p.306 nt.c; A.CHASTAGNOL,La préfecture urbane a Rome sous le Bas-Empire,Paris,1960,p.162 e PLRE,cir.,I,v.Ceionius Rufius Albinus 15,p.37 s.; E.MAGNOUNORTIER cur.,Le Code Théodosien.Livre XVI et sa réception au Moyen Age,Paris 2002,p.376,nt.25。有关这项谕令提到的动物祭祀情况，可参见C.CASTELLO,L'umanesimo cristiano di Stilicone,in Atti Accademia Romanistica Costantiniana,IV,Perugia,1981,p.68 nt.3,p.70 nt.12,S.MONTERO,Política y advinación en el Bajo Imperio Romano:emperadores y harúspices(193 D.C.-408 D.C.),Bruxelles,1991,p.139。
(58)后帝国时代反对宗教异端的立法，并不意在规定并实际适用那些刑罚，主要目的在于制造“恐怖的气氛”，这是个更容易也更实际的方法，可以有效震慑那些妄图污染正统信仰的人，并使得基督教帝国变得更为纯净。参见ZUCCOTTI，‘Furor haereticorum’，cit.，p.186。
(59)就此处，参见 GOTOFREDO,Codex Theodosianus,VI,cit.,p.307; GAUDEMET,La condamnation,cir.,p.254 e DE GIOVANNI,Il libro XVI,cit.,p.128 nt.79。
(60)马西莫和狄奥多西的军队在阿奎雷亚(Aquileia)附近的佩多维(Petovio)城[也就是今天的普图伊(Ptui)]开战，后马西莫逃到阿奎雷亚，被残部所杀，并交给了刚到达此城的狄奥多西。参见S.WILLIAMS-G.FRIELL,Teodosio.L’ultima sfida，Genova，1999[tr.it.S.SIMONETTA， Theodosius.The Empire at Bay，1994]，p.103。
(61)参见GAUDEMET，La condamnation，cit.p.598 nt.7。该书也描述了瓦伦丁尼安和狄奥多西一起出现在米兰的情况。
(62)参见De GIOVANNI，Il libro XVI，cit.，p.128。此时，基督教的反对者们主要生活在埃及，参见J.GAUDEMET,La condamnation des pratiques palenne en 391,in Epektasis.Mélanges patristiques offerts au Cardinal Jean Daniélou,Paris,1972,p.599,ora in 
tudes de droit romain,I,Napoli,1979,p.255 nt.19.
(63)此处，可参见GOTOFREDO,Codex Theodosianus,cit.,VI,p.308和GAUDEMET,La condamnation,cir.,p.599。
(64)PLRE,cit.,I,v.Evagrius 7,p.286.
(65)此处，参见DE GIOVANNI，Il libro XVI，cit.，p.137。
(76)有关帝国后期宗教正统性的问题以及中世纪教会法——它创造了“掩饰”(dissimulatio)的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相应的参考书目，参见ZUCCOTTI，‘Furor haereticorum’，cit.，p.132 ss.e p.147。
(67)就这一议题，可参见GAUDEMET，La condamnation，cit.，p.599 ss.
(68)对这条谕令的研究，数量繁多，无法一一列举，我只想提请读者参见F.MARTROYE,La rěpression de la magie et le culte des gentils au IVe siècle,in RH,IX,1930,p.697 ss.,B.BIONDI,Il diritto romano cristiano.I,cit.,p.334,F.DE MARTINO,Storia della costituzione romana, VI,Napoli,1975,p.544,C.CASTELLO,Una voce dissonante nella Roma cristiana di Onorio:il panegirico di Claudiano del 404 d.C.,in Atti Accademia Romanistica Costantinana,IV,Perugia,1979,p.189 nt.121,J.GAUDEMET,L'eglise et l'etat au IVe siècle,in Studi in onore di Biscardi,I,Milano,1982,75,IDEM,Politique ecclésiastique et législation religieuse après l'édit de Théodose I de 380,in Atti Accademia Romanistica Costantiniana,VI,Perugia,1986,p.8 nt.40,O.BUCCI,Intolleranza ellenica e libertà romana nel libro XVI del Codice Teodosiano,in Atti Accademia Romanistica Costantiniana,VI,Perugia 1986,p.394 ss.,G.NOCERA,Cuius regio eius religio,in Atti Accademia Romanistica Costantiniana,VI,Perugia,1986,p.317 nt.25,S.MONTERO,Política,cit.,p.140 ss.,R.KLEIN,Distruzione di templi nella tarda antichità.Un problema politico,culturale e sociale,in Atti Accademia Romanistica Costantiniana,X,Napoli,1995,p.143。
(69)PLRE,cit.,I,v.Flavius Rufinus 18,p.778 s.
(70)此处，请参见GOTOFREDO,Codex Theodosianus,cir.,VI,p.311。
(71)总所周知，奥林匹亚位于罗马帝国的第六个行政管区马其顿(Macedonia)境内。马其顿和达契亚(Dacia)组成了东伊利里亚(Illirico)。从379年至狄奥多西一世上台这段时间.因为军事安全方面的考虑，该地区被划归帝国东部管辖。囿于主题，此处不能深入研究这个古老话题(对古代后期行政区划问题的综合研究，参见D.VERA，La carriera di Virus Nicomachus Flavianus e la prefettura dell’Illirico orientale nel IV secolo d.C.II.L’Illirico dopo la battaglia di Adrianopoli：Tra Oriente e Occidente，in Atheneum，LXI，1983，p.390 ss.)。对这地区归属东部后的管理情况，我们并无太多信息。至于由东部管理的期限是一两年，还是持续到公元394年，亦或要到格拉蒂安之死(此处可参见VERA，La carriera，cit.，p.393 ss.e IDEM，Teodosio I tra religione e politica：i riflessi della crisi gotica dopo Adrianopoli，in Atti Accademia Romanistica Costantiniana，VI，Perugia，1986，p.230 s.)，这些都不重要。然而，这很快就成为帝国西部的两个行政管区，这是因为帝国重新划分了管理体系，此时整个帝国存在着三个宫廷，每个宫廷都统管一个行政大区：狄奥多西统管西部，瓦伦丁尼安二世负责中部，马西莫管理高卢。公元395年。随着狄奥多西一世将帝国划分为东西两部，马其顿由负责伊利里亚、意大利和非洲的禁军长官管理。在帝国一分为二时，霍诺留掌管整个东部，阿卡狄奥斯则统治高卢、意大利和巴尔干地区。巴尔干地区此时由一名负责伊利里亚和达契亚的禁军长官管理。直到公元437年，西罗马帝国才决定统一这两个行政管区，参见 VOGT，Il declino di Roma，cit.，p.215.p.484 s.
(72)J.GAUDEMET,Le partage législatif dans la seconde moitié du IVe siècle,in Studi De Francisci,II,Milano,1974,p.319 ss.=in tudes de droit romain,I,Napoli,1979,p.131 ss.和M.DE DOMINICIS,II problema dei rapporti burocratico-legislativi tra 'Occidente ed Oriente' nel Basso Impero romano alia luce delle inscriptiones e subscriptiones delle costituzioni imperiali,in Rendiconti dell' Istituto Lombardo di scienze e lettere,LXXXVII,18,serie III,1954,p.329 ss.。此处，还可参见J.GAUDEMET,Le partage législatif au Bas-Empire d'après un ouvrage récent,in SDHI,XXI,1955,p.319 ss.,ora in tudes de droit romain,I,Napoli,1979,p.169 ss.。
(73)对这种个人立法措施，将其置于颁布的具体历史时刻，方有批评性审视之可能，参见G.DE BONFILE，Omnes…ad implenda munia teneantur.Ebrei curie e prefetture tra IV E V secolo，Bari 2000，p.65s.，对帝国后期立法权的统合与分离，该书提供了详尽的参考书目。
(74)GAUDEMET,Le partage législatif dans la seconde moitié,cit.,p.350 ss.
(75)参见上文第四部分。
(76)此处，参见MARTROYE，La répression，cit.，p.699。
(77)比如CHASTAGNOL,La préfecture,cit.p.163 e J.VOGT,Il declino di Roma 200-500 d.C.,Milano,1965[tr.it.E CODINO,Der Niedergang Roms,1965],p.196 s.
(78)ERNESTI,Princeps christianus,cit.,p.66 s.
(79)此处可见于De obitu Theodosii,si veda ERNESTI,Princeps christianus,cit.,p.207 s.
(80)DELL'ORO,Giustiniano,cit.,p.624.
(81)参见ERNESTI,Princeps christianus,cit.,p.66 nt.261。
(82)DELL'ORO,Giustiniano,cit.,p.624.
(83)IMPP.HONORIUS ET THEODOSIUS AA.ANTHEMIO PRAEFECTO URBI.Cunctos iudices admonemus,ut ludorum quidem,quibus moris est,intersint festivitati et oblectamentis favorem eliciant populorum,verum expensarum non excedant duorum solidorum librata inpendia,nec inconsulta plausorum insania curialium vires,fortunas civium,principalium domus,possesorum opes,rei publicae robur evellant:exceptis alytarchis Syriarchis agonothetis itemque Asiarchis et ceteris,quorum nomen votiva festivitatis sollemnitas dedicavit.DAT.V KAL.MARTIAS CONSTANTINOPOLI HONORIO VIII ET THEODOSIO III AA.CONSS.
(84)ERNESTI,Princeps christianus,cit.,p.66 nt.261.
(85)ERNESTI,Princeps christianus,cit.,p.66 nt.260.
(86)与安提阿运动会相比，奥运会具有独特性及光耀千秋的名望。公元6世纪的拜占庭编年史学家马拉拉(Malala)写下了这样的片段(Ioannis Malalae Chronographia，in Corpus Scriptorum Historiae Byzantinae，L BEKKER cur.，Bonn，1831，p.224 s.，248 s.，284，286 ss.)：公元45年，克劳狄(Claudio)皇帝授权安提阿居民，从奥林匹亚的伊利斯居民手中取得在自己城市举办奥运会的权利。事实上，那只是个“等同于奥运会”的运动会，虽然与在奥林匹亚举办的运动会同样庄严。即使在公元1世纪，在这个各地都想得到这种授权的年代，人们也感到，这些运动会徒有“奥运会”之名，实为改换名称的其他运动会。参见WIESNER，Olympia(Kleinasien)，cit.，c.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