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中——汉语现代书面语演变的历史和现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书面语论文,汉语论文,现状论文,外来文化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在汉语现代书面语的演化过程中蕴含着外来文化渗入的方方面面。虽然汉语现代书面语的源头白话由来已久，但“五四”前后，随着西学的大规模引进，印欧语系各种语言的词汇、语法等无疑对汉语新的词汇系统、词法系统和句法系统的出现具有重要影响。而近代以来引入的印欧语法体系、西方语言学研究方法对现代汉语的定型和规范也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汉语现代书面语的发展也有地区差，大陆与港台之间就因隔绝等因素呈现各自不同特点。
关键词 汉语现代书面语 外来文化 演化
BORROWED CULTURE AND THE CHANGE OF MODERN WRITTEN CHINESE
ZHANG Jieming
Abstract
Some infiltrating elements of borrowed culture have made themselves felt in the change of modern written Chinese.Long as it is the source of the Chinese vernacular,alongside the large-scal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learning around the May 4th Movement of 1919,the vocabulary and grammar of various languages in the Indo-European language family exercise an unquestionably significant influence upon the appearance of new Chinese morphological structures and syntactic ones.Apart from that,the role performed by the modrn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linguistics cannot be underestimated in the formation and regulation of modern Chinese.However,regional discrepancies can be observ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written Chinese:the separation of the Mainland from Hong kong and Taiwan is,among others,a key factor resulting in the emergence of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these different places in term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written Chinese.
Key Words modern written Chinese borrowed culture change
现代以来，外来文化对汉语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虽然象上海等吴方言的口语中自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一直保有诸如“派司”（通过）“道盘儿”（两次）这样的外来语，当代又有几乎通行全境的“拜拜”“打的”“大巴”“中巴”这样的外来口语，但就影响的广泛性和深刻性来说，外来文化对汉语书面语的影响要远远超过对口语的影响，这一方面是由于汉语是以表意·形声文字而不是以标音文字作为语言符号之故，因此它在语言上有很大的时空局限。外来文化尽管对较为开放的沿海地区有所影响，但就大部分地区来说方言的传统仍然是根深蒂固的，口语除了受到书面语的一定影响外主要还是按照各区域的方言自身的内部规律发展变化着。另一方面，汉语书面语与口语发展的不同步，历史上由于历代掌握文字的只是少数上层阶级，现代则由于文盲与半文盲在总人口中的仍占有相当的比例，因此，由于方言的作用，现代推广普通话，走拉丁化拼音的道路也无法扭转从汉代以来就开始的书面语和口语的分家。而汉语书面语则不同，如果说，在明清以前它是以发展缓慢的文言形式而独立于口语的各种变化之外的话，那么，到了现代随着门户开放和外来文化的引入，它则反以日新月异的变化而独立于相对稳定的各地方言之外。在短短的数十年历史中，随着与西方的文化交流，现代书面语的发展是惊人的，王力先生曾说“拿现代书报上的文章用语和鸦片战争以前的文章用语相比较，外来词语恐怕占一半以上；和‘五四’时代的文章用语相比较，恐怕也占四分之一以上。”①岂只是词语，外来的语言形式可以说已渗入到包括相对比较稳定的语法等汉语的每一个环节中，今天的人们已不记得1934年沈雁冰、叶圣陶等人针对“欧化文”的倾向而发起的大众语运动，我们也已经很少能够辨别哪些语言形式是中国古有的，哪些是舶来品，无怪乎，王力先生在说了上述那段话后又接着说：“谁还能觉察到呢？它们和汉语原有词汇已经水乳交融了”。是的，时至今日，欧化语文已经深入到汉语的血脉之中了。
鉴于此，作为研究对象的外来文化对现代汉语的影响，主要是指外来文化对现代汉语中的书面语的影响，这不仅是因为只有书面语才是超方言的，它与文字的结合使其始终成为涵盖全部汉语使用者的通用语言，还因为现代书面语确实蕴含着外来文化渗入的方方面面，具有这一研究课题的本体属性。
二
现代汉语书面语的主要源头是白话。现代人们一般都认为宋元话本及其以后的小说已具有现代汉语书面语主要特征。②但若寻根究底，或许还有更早一点的，六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以及19世纪末在敦煌发现的大量的唐代讲唱文学变文都已见有明显口语性质的白话的端倪。但现代汉语书面语真正形成和发展则是与近代以来社会历史和文化的深刻变化休戚相关。晚清时期，在西方文化、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下，在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等内忧外患的刺激下，广大有志之士要“开民塞，启民智”，兴“洋务运动”的同时，也出现了以梁启超、黄遵宪等为首的白话文运动，竭力推行“新文体”，黄遵宪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③主张“我手写我口”裘廷梁、陈荣衮则明确提出“白话文为维新之本”，“开民智莫如改革文言”。④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的冲击则无疑从根本上动摇了文言文作为书面语的统治地位，为以白话文为基础的现代书面语的形成起了决定作用。
“五四”以来现代书面语的得以确立，其过程固然充满着与文言文的此长彼消的斗争：就对立的人物来说，当时就有林纾、严复等顽固派，五四以后，又有学衡派胡先啸、梅光迪、吴宓和甲寅派章士钊等为代表的复古派。就对立的领域来说，文艺领域首当其冲，报章文、应用文和学校教育领域也都有过激烈的斗争。但一如汉语的变化发展从来就与历史上历次中外文化交流和汉民族与周边其它民族的融合以及佛教的东传是分不开的，外来文化对“五四”前后的现代书面语的形成也有不容忽视的作用。明末清初和清末两次西学东渐，随着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陆续传入中国，大量西方语言成分被汉语吸收；延续到“五四”前后，源自印欧语系各种语言的词汇、语法成分随着西学的大规模引进形成了“五四”后有明显欧化倾向的汉语新的词汇系统、词法系统和句法系统。黎绵熙后来曾回忆：“五四以后，风气突变，不论教育性的书刊，文艺文和理论文，白语文都成了正宗货。又陆续出了大量的白话翻译作品，吸收了许多外来语和欧化的造句法，新的语言形式和新的思想内容是互相伴随着而来的”。⑤从词汇系统看，这一时期的汉语增加了大量源于日语、英语、俄语、法语、德语的有关哲学、政治、经济、科学、文学上的名词术语。这种名词术语尤以借用日译和自造意译词居多。借用日译有的是日语把古汉语词借去，给予新的涵义，用以翻译印欧语的术语。如“思想”（王朝《与许文休书》：“闻消息于风声，托旧情于思想”原意悬想），“同志”（《国语·晋语》：“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同今义）。有的是日语借用汉字又符合和接近汉字的原义的。如“哲学”“宗教”“民族”“调整”等。这些借用日译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构词和汉语相同，意义多半可以从汉字上求得解释。至于自造意译词，又有借用汉语旧词予以新义的。如“价值”“总统”“医生”等。还有用外语本词相同的构成方式拼成汉语新词的“摹借”法，如“铁路、机关枪”“足球”等。除此以外，此期的外来音译词也比以往任何时期更多，成为现代汉语书面语重要的一族。语文教材中如夏衍《包身工》中就有“拿摩温”（工头）等音译词用法。⑥总之，“从词汇的角度来看，最近五十年来汉语发展的速度超过以前的几千年”。⑦
从词法系统看，主要是受欧化的影响复音词数量的据增。其中有把外来词翻译成并列结构双音节词所致的，如Consider“考虑”，action“行为”等；有词组的词汇化倾向所致，即先把西洋的一个单词译成汉语的一个词组，以后又凝固为词汇，如animal“动物”、truth“真理”等。汉语构词法的发展是循着单音词到复音词的道路前进的，而“中国语自欧化之后，由某一意义说，它已经失去了单音语的资格了”。⑧此外汉语代词“性”（他、她、它）的分化，名词、代词“数”（们）的发展，动词“体”（着、了）的发展，缩语、简称的频繁使用，副词和连词的来源和用法的扩大等都是印欧语和翻译的影响所致。
在句法上，则是在欧化的影响下主语、判断词的增加，并列成分、并行结构、插语补足语的频繁运用，它既引起句子结构延长，关系复杂化；也同时产生了句子结构的简练化。这一切，都使现代汉语的句子结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密性。并都以大量的国外各种著述和文艺作品的译介为媒介，影响了几代人的书面表达，并逐渐溶入到传统的汉语方式中，不易被人察觉了。
然而，现代汉语是从古代汉语发展过来的，在其书面语的形成过程中文言文的影响也从未消失过，相反现代书面语吸收了很多文言文中有生命的有表现力的东西，最突出的就是表现在对成语的利用和改造上，如“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物制宜”（词“务实”—“务虚”与此同）。最近十年来，在学术论文里，为了表述的简练和“雅”，同时也受海外华文的影响，文言有所增多，如“如是观”“是书”把英语in other words“换句话说”普遍写成“换言之”和与此相似的“简言之”、“质言之”等。而一些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方言也已逐渐成为司空见惯的书面语，如上海方言的“垃圾”“货色”等，北京方言的“摆色”“棒”“甭”，东北方言的“哭鼻子”“耷拉”“唠嗑”等。国内的中学语文教材如孙犁的《荷花淀》、老舍的《在列日和暴雨下》（《骆驼祥子》节选）、周立波的《分马》（《暴风骤雨》节选）⑨多有此类方言词汇。正是多方因素的滋养，才使现代汉语书面语跟上了社会和人的思维发展的步伐，适应现代人表达和交流的需要。
三
如上所述，外来文化对现代汉语书面语影响可以说是多方面的、全方位的。但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以往常常被忽视，这就是近代以来引入中国的印欧语法体系、西方的语言学研究方法对现代汉语定形和规范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上，《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一直被认为是“奠定中国现代语法学体系和方法的开山祖”。马建忠是一个与洋务派干系很深的改良主义者，在他的《马氏文通》中他虔诚地模仿整个拉丁文法来构筑汉语语法体系。他的这种以“西体”改造“中体”的文化探索，虽然在当时及以后都招致不少反对，但此后出现的各种文法著作也大致走的与马建忠相似的道路，陈承泽、杨树达的语法书和马氏体系放在一起“一眼就可以看出他们是至亲”，⑩刘复的《中国文法通论》和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等一、二十种文法书也大多照搬英语语法。四十年代，王力《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高名凯《汉语语法论》赵元任《国语入门》，到五十年代丁声树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也大多取法叶斯丕森、布龙菲尔德、勃吕诺，房德里耶斯及描写语言学等西方学者的理论。张志公先生积一生汉语语法研究和教育的切身体验一语中的：“从《马氏文通》直到今天，对汉语语法的研究，从概念、术语到方法，基本上都是从国外引进的。”(11)
五四前后，这一现象与白话文运动相伴作为文言文的对立面，它冲破的是作为经学附庸的“小学”这一传统语言学的统治地位，具有革命和进步意义，故革命领袖孙中山和后来的左派知识分子如翟秋白、鲁迅都支持引入欧化方法。孙中山说：“中国向无文法之学……自《马氏文通》出后，中国学者乃始知有是学”(12)鲁迅曾说：“仍要支持欧化文法，当作一种后备”(13)。因此，中国现代的语言学也就肯定对现代汉语书面语的欧化倾向产生了反作用。“五四”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使语言理论带有科学和民主色彩而为人所崇尚，汉语自身意蕴丰富而缺乏形态和制约的特点又为欧化语法词汇大量涌入提供了有利条件，对汉语来说不合理的句法编码由于其本身的极大弹性而得以容忍。一代代语言学家套用西方各种语法模式来分析汉语，其对整个语文界的导向是使汉语日趋精密化、逻辑化，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句法的严密化”一节的结尾虽说：“现代汉语句子结构的严密化，并非单纯地由于西洋语法的影响……如果说没有西洋语法的影响，今天汉语可能会产生另一些新的结构，那是不错的；但如果说没有西洋语法的影响，汉语的句子就不会像今天这样严密，那就不对了。”(14)但其在此前所述的汉语句子结构严密的基本要求恰恰又肯定了西洋语法对现代汉语的影响。我们知道，传统汉语并不符合“主谓二分法”，无主语、多主语、动词集结是随处可见的常态，而王力先生却说：“五四以后，汉语的句子结构，在严密性这一点上起了很大的变化。基本的要求是主谓分明，脉络清楚，每一个词，每一个仂语（即词组）、每一个谓语形式、每一个句子形式在句中的职务和作用，都经得起分析。”(15)五四以来诸如词的“性”“数”和“体”，指代词“那”和疑问词“哪”及助词“的”“得”“地”的分化和规范，都是首先由外来语影响，后由我国语言学家分析、鉴别并逐渐规范，并最终为现代汉语书面语所通用。而这些，我们今天已感觉不到它们的“舶来”的历史了。可见，语言研究和理论的导向不可忽视。当年人们也许并不习惯“她是来享受，她不能，不肯，也不愿，看别人的长处”（老舍《骆驼祥子》）这样成分共用法，这在英语、俄语中都极为普遍，而语法学家对汉语中出现类似句式，或标以“省略法”或标已“简练化”(16)加以肯定，今天我们看到象“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仍将是”“爱过和正在爱着”“已经证明并必将继续证明”等句式见怪不怪了。这是否就是傅东华当年那句“只要不是叫我们的语文去迁就文法”的话不幸言中了？君不见近年来就有人自造汉语例句来适用英语语法分析吗？—这是不足取，但理论对实践的影响又是母庸讳言的。
四
近十年来，随着大陆的开放政策，港、澳、台以及新加坡等海外华语区的汉语与大陆的汉语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人们已经注意到彼此虽同源却因多年的隔绝而存在语言上的差异。但回顾历史，由于政治的原因，今天我们所见的彼此语文上的差异，并非全自49年以后开始。早自三十年代开始，白话文在苏区和以后的解放区就与当时当局统治的地区出现了分流，无论语文教材和报章政论及公文、应用文，前者似乎都比后者更注重白话文的应用的推广。有人曾就“五四”以来四十年报章的语言变迁和从梁启超新文体—大公报社论—新华社社论的语言作了比较考察，看出其中白话增长和文言减退的总趋势。(17)但这种总趋势是因总的政治倾向相悖而不平衡。49年以后，港台语言与大陆语言的差异，也许正是过去就存在的差异的延续。
49年以后，大陆努力使白话文书面语规范化；一方面并不排斥吸收文言文中有生命力的成分，但文言文主要已经作为祖国的文化遗产，退到语文的基础教学中去了，日常应用日渐减少。另一方面对外来词力求译名的统一，新的借用日译的现象已基本消失，除专用名词以外尽可能将原有的音译词汇改成意译词。同时又新造了大量与意识形态和政治相关的外来词和意译词。但港台的汉语在这一时期基本上是自然地延续了49年以前大陆的汉语的现状。但似乎也不能把香港（澳门）与台湾一概而论，虽然港澳地区在保留文言文和对外来语的处理上总的趋势与台湾相似，如香港报章、公文、公函使用文言文的频率要比大陆高得多。香港函件中的类似“敬启者”等用语常为大陆年轻一代所不解。对外来词中大量沿用音译词（士多store）和音译加类名词（保龄球bowling）也与大陆除专用名词外尽量用意译不同。但香港毕竟一直与大陆保持着交往和联系，近十多年来，随着大陆的改革开放，整个东南沿海随着与港澳的交往增多，语言中也出现了相互吸纳的现象，香港和广东的词语日趋融合，有些原产生于香港的译词和新词语，开始在粤方言中流传，继而传播到全国，如译词：托福（TOEFL原合于香港盛行的“美好音译法”，有祈求好运之意）、T恤(shirt)；新词：举报、共识、心态等现都为大陆通用。
而台湾的情况就与香港不同。49年以后与大陆隔绝四十年固然是台湾与大陆语言差的主要原因，但台湾还有其自身的历史和地域方言的特殊性。甲午战争以后，台湾被日本占领，从此和大陆往来中断了五十年。日据时代，日本对汉语、汉文加以限制，并企图以日语、日文取而代之，故台湾直到1945年光复后（1946年成立“国语推行委员会”）才推行国语，起步晚。尽管如此，但台湾的国语推广成绩斐然，到1959年“国语推行委员会”撤消时，国语在台湾基本普及。至今据说台湾95%以上的人口都能用国语讲话和书写。(18)在这一点上，台湾要远远超过港澳地区；甚至超过大陆许多地区。在大陆，方言跟普通话越接近的人越不愿学普通话；四川人走遍天下总是讲一口“标准”的四川话。但由于分离和政治、社会制度的不同使台湾和大陆的书面语虽彼此能读懂仍差异明显，其中尤以词汇最显而易见。具有浓烈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词语自不待言，就总的趋向来说，台湾国语在词汇上显示了更多传统性，对外来语的处理也与大陆不一致。具体表现为：
（一）台湾书面语中保留了较多国语旧词
大陆普通话的词汇，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式上已有了部分改变，过去使用的词语，现在已被新词所取代。台湾的国语虽也是以三、四十年代北方官话为基础，但由于当时印刷、出版业的中心在上海，一流现代作家江浙人不少，因此留存在文学作品中的吴方言，台湾仍有不少沿用至今，如：
幼稚园级任老师新闻纸原子笔劲道拉倒笃定灵光娘娘腔爹声爹气
台湾国语中还有些大陆不用或词意已改变的词汇如：
先生太太国语塑胶大少爷（大陆有贬意）爱人（大陆指配偶）书记（大陆指党团负责人）
（二）台湾书面语中保留较多的文言词语
大陆许多文言词语已逐渐被现代汉语新词代替，但台湾国语词汇中，仍保留大量的文言词语或带有文言色彩的词语，如：
于归（出嫁）执柯（做媒）貌寝（其貌不扬）社会公器（新闻事业）异数（待遇异于一般）
还有半文半白的词语，如：
罄目瞑鞋履午寐成效不彰
即使是外国电影的译名，台湾也常用文言作意译，如把海明威的“The sun alsoRises”（大陆译为《太阳照样升起》）译成《妾似朝阳又照君》。
（三）对外来词缺少统一规范，处于自然和混用状态。
首先，台湾保留大量日据时代遗留下来日语词汇，有的是音译词，有的是直接借用，如：
欧桑（太太）奥巴桑（祖母、老太太）阿吉桑（老大爷）便当（盒饭）塌塌米野球（棒球）电球（电灯泡）卒业（毕业）车掌（售票员）料理（饮食）福祉（福利）坪（土地面积）课长（科长）族（们、人们；“暴走族”、“上班族”）
文学作品也常出现借于日文的词汇的含义，如“这个月的业绩落后了些，下个月要加点油呀？”（许芗君《迎—野阳光》）这个“业绩”与大陆的“成绩”同。
其次是对外来人名的翻译尽量采用汉姓，并有趋简化的倾向，这一点，似乎比大陆处理得更显传统。如：
余契尔夫人（撒切尔夫人）史达林（斯大林）施诺汉（西哈努克）谢瓦纳兹（谢瓦尔德纳译）史考克罗（斯考特罗夫特）艾森豪（艾森豪威尔）
再次是对外来生活性词汇直译和音译，如作秀（表演show，“秀”在港台有广泛使用，另有所谓“脱衣秀”“脱口秀”Talk show）、新鲜人（freshman大一学生）、康密勒（Commission佣金）、迷思（myth神话）。
此外，台湾国语中产生大量的缩略语，本质上也是受外来语的影响。王力先生《中国语法理论》中说把“军事委员会”简称为“军委会”把“粮食管理委员会”简称为“粮管会”，这种“简称法是中国本来所罕见的”18，都是欧化后受西文里简称法的影响所致。大陆也有不少缩略语如“三包”（搞卫生，门前三包），“四化”（四个现代化）。而台湾的缩略语不仅有与大陆缩略不一致的情况，如震央—震中（大陆），现况—现状（大陆），彩视—彩电（大陆）等，而且在运用上要比大陆普遍得多，如：
关爱（关 爱护，大陆黄伯荣等主编的《现代汉语》第13页把它作为生造词）、汰换（淘汰更换）、掌珠（掌上明珠）、商誉（商业信誉）、主因（主要原因）商展（商品展览）、训勉（训导勉励）、美备（优美完备）、光昌（光明昌盛）
还有目前已在大陆流行的：共识（共同的认识）、体认（体验与认识）等都属缩略语范围。
至于台湾现代国语语法上的特殊主要是受台湾当地方言的影响。具体表现在比大陆汉语多一些象“仔”“啦”“哇”这样的词尾和语气词及诸如ABB、ABCC、AABB重叠式，还有象“比较”“刚刚”等副词的一些特殊用法，在此不再详述。
本文来稿日期：1994年11月20日
注释：
①王力：《白话文运动的意义》，见《中国语文》，1979年第3期，第162页。
②(13)(17)北京师范中文系汉语教研室编著：《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1959年12月，商务印书馆，第2、15页，第二章。
③转引自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一）1979年，第3页。
④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见《中外大事汇记》，《论说》卷三，1898年，广智报局。
⑤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序》，1952年商务印书馆，第1页。
⑥中学《语文》，高中第二册，1991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第10页。
⑦(14)(15)：《汉语史稿》下册、上册，1980年，中华书局，第525页。第484、479页。
⑧(18)王力：《中国语法理论》，下册，1954年，中华书局，第268、337页。
⑨中学《语文》，初中第三册，高中第四册。
⑩陈望道：《“一提议”和“炒冷饭”读后感》，1938年《语文周刊》，第20期。
(11)张志公：《关于建立新的教学语法体系的问题》，见《教学语法论集》182年，人民教育出版社。
(12)孙中山：《建国方略：以作文为证》，见《孙中山选集》上卷，1956年，人民出版社，第129页。
(16)见《中国语法理论》第334页，《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第162页。
(18)周有光：《中国语文纵横谈》，1992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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