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尾效”研究——兼论刘易斯拐点后的中国经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拐点论文,红利论文,中国经济论文,经济增长论文,中国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中国30多年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得益于特定历史阶段下由特殊人口结构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有研究表明中国改革开放早期的20年间经济增长的1/4是由人口红利所贡献(Cai and Wang，2005)。中国的人口红利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进入19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进入抚养率较低的人口机会期，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易形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增长态势；二是原有二元体制下，农村地区禁锢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在劳动力自由流动条件下，农业剩余人口大量涌入城镇，为工业提供了充裕的廉价劳动力，使得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资本报酬递减的假设被有条件打破，进而推动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因此人口红利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禀赋，对中国早期工业积累、经济起步以及现有增长模式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所倚重的人口红利似乎步入衰减期，连续多年的民工荒以及农民工工资上涨现象，使得低端加工制造企业越来越难以低廉的工资雇佣到足够的工人，昭示着中国经济学意义上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两组数据可以证实这一判断，一是从长期劳动力供求关系看，2004-2011年全国劳动力人口的增量逐年减少13.6%(蔡昉，2011)；二是中国以城镇常住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已由1980年的19.39%上升到了2011年的51.27%，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这标志着农村剩余人口已大幅减少。两种因素的叠加使得中国劳动力不再呈现完全弹性的无限供给，因此在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环境下，长期劳动力供求关系会日趋紧张，劳动力成本的上涨以及招工困难也将成为常态。
人口红利的衰减引发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后人口红利时代中国经济能否保持高速增长以及未富先老后的社会保障难题两个方面。本文着重关注人口红利衰减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现实影响。近年来媒体及学者对人口红利消逝后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担忧日益升级，担心中国可能会由于劳动力短缺、成本上升，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将丧失，加之技术创新有限，出现旧的比较优势消失而新的比较优势尚未显现的局面(霍侃，2011)。也有学者认为人口红利并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无需为其消失过度担忧，效率的提升才是保持经济增长的根本(叶檀，2012)。事实上，两派观点均认同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只是对其贡献的程度以及消失后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判读不同，导致这种判读分歧的关键在于双方均无法科学地给出人口红利消失对经济增长的准确定量影响。因此关于人口红利消失对中国经济影响的争论，其症结在于缺乏人口红利衰减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规范定量分析。从另一个角度讲，如果能够准确估计出这种影响程度，不仅可以平息两种争论的观点，同时也能够对刘易斯拐点后的中国经济做出更多未雨绸缪的预判和准备。由此可见，定量研究人口红利消失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本文试图借鉴Romer(2001)经济增长“尾效”模型，将人口红利视作一种特殊的枯竭型资源，研究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尾效”影响。
二、人口红利：一种特殊的资源禀赋
人口红利是人口结构演变过程中，在特定历史阶段下产生的一种特殊资源禀赋，善加利用能够对人类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推动作用。本质上看，人口红利具有以下几方面特征：一是阶段性，人口红利一般只在特定历史阶段出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结构会向低出生率、老龄化方向发展，人口红利期会向人口负债期转换，而这种阶段转换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二是资源的有限性，人口红利是一种可消耗且数量有限的资源，随着经济发展和非农产业人口增加，人口红利资源会逐步衰减并耗尽；三是不可再生性，人口红利在短期内是一种不可再生的枯竭型资源，难以通过政策手段使之再生；四是不可保存性，人口红利出现在低抚养比向高抚养比转变过程中人口机会窗口期，一般只有几十年的时间，人类社会无法通过降低使用量使其得到更长期的保存。①因此人口红利是一种特殊的资源禀赋，从经济学意义上看，其具有与石油、土地等资源相类似的作用，能够进入生产函数对经济增长产生有益推动，但从另一方面看也由于其有限性、枯竭性的特点，使得其衰竭过程中会对经济的长期发展产生束缚。
人口红利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禀赋，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已有研究表明，东亚经济奇迹和中国经济30年高速增长过程中，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十分显著(Bloom等，1998；蔡昉，2004等)。关于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已有研究认为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劳动力供给因素，人口红利意味着有效劳动人口数量和比例的提高，社会需负担的供养人口降低，人口年龄结构的生产性显著增强，有利于经济增长。从中国实践看，这种人口红利的作用机制是十分显著的。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总抚养比持续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不断提高，此外原有二元经济体制下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使得中国在这一时期拥有了充沛的劳动力资源，大量劳动力由农村向城镇非农产业转移，使得劳动力供给弹性变大，普通劳动力工资上涨缓慢。这种现象非常契合刘易斯二元理论中描述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态，使得新古典增长理论中资本报酬递减的假设失效，进而实现了经济的超高速发展。二是储蓄因素，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从个人角度看，一个人一生的储蓄情况会呈现倒“U”型趋势，劳动年龄阶段的人们储蓄意愿和能力更强；从社会角度看，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的情况下，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较高，进而可以维持较高的投资率以促进经济高速增长。从中国情况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始终保持了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有学者测算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前24年社会储蓄率始终在30%以上(Louis Kuijs，2005)，虽然造成中国高储蓄率的原因很多，但户均劳动力比重高且人口抚养负担较轻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王德文等，2004)。三是公共投资因素，在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大的社会中，社会公共服务需求较低，医疗、教育、养老领域的矛盾并没有完全凸显，因此政府可以将更多资源用于生产性投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是政府主导的增长模式，公共投资在其中占重要地位，而中国政府支出多年来也呈现出“重投资、轻服务”的结构特征(吕炜、王伟同，2010)，这种情况下社会服务领域的矛盾仍在可控范围内，相当程度上得益于中国人口结构处在总抚养率较低的阶段。四是劳动生产率提升因素，发展经济学认为劳动人口从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过程中，无论转入二、三产业的人口还是留在第一产业的人口其劳动生产率均会提升。中国30多年来，始终处于人口由农村向城镇大规模转移的过程中，城市常住人口比重持续增长，这种人口迁徙带来的劳动效率提升也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见，人口红利既能够通过提供劳动力供给的方式直接促进经济增长，也能够通过影响储蓄、投资和劳动效率等间接影响经济增长，由此将人口红利称作一种特殊的资源禀赋是恰当且合理的。
恰恰由于在过去的30多年间，人口红利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禀赋进入了中国的生产函数之中，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当其逐渐枯竭时对中国经济也必然产生影响。虽然这种影响能够通过效率改善、劳动力素质提升等一系列手段加以弥补，但这种负面影响本身是不应当被我们忽视的。最为直接的影响来自于劳动力供给由过去的无限供给状态进入有限供给状态，劳动力供给弹性变小，用工荒现象开始出现，劳动力要素价格上涨，企业生产成本提高，竞争优势下降。此外由于非劳动人口比重的加大，一系列社会问题开始显现。一方面是老龄人口的增长导致养老费用以及医疗费用支出的上涨，养老金缺口的扩大导致财政负担加重，政府公共投资能力下降，在中国公共投资驱动增长模式下，将势必影响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是由于人口结构向老龄化转变，会导致社会储蓄率下降，进而影响社会积累和经济增长。事实上，上述由于人口红利衰减所产生的影响，在当前中国经济实践中均有所显现。由此可见，人口红利的衰减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也是十分显著的，而对这种抑制作用进行定量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应对后人口红利时代的中国经济。
三、模型的构建
由于人口红利可看做一种正在衰竭的资源禀赋，本文采用Romer(2001)资源的经济增长“尾效”模型测算人口红利衰减对经济增长的抑制影响。Romer提出的资源消耗的增长“尾效”假说，含义是由于自然资源的限制，单位劳动力的平均产出下降，会产生由于资源环境要素消耗所引起的“增长尾效”，进而抑制经济增长。Romer的增长“尾效”模型曾用于研究土地资源(薛俊波等，2004)、水土资源(谢书玲，2005)、能源(李影、沈坤荣，2010)等资源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尾效”，因此人口红利作为一种特殊资源，其有限性、稀缺性、枯竭性决定了其也适用此模型。
对经典Solow模型进行扩展，参照Romer在分析经济增长时引入自然资源和土地要素的做法，引入人口红利要素，即
从(8)式中可以看出，经济增长中的人口红利“尾效”影响是由资本的产出弹性(α)、人口红利对经济的贡献率(β)、劳动的增加率(n)和人口红利的衰减速度b共同决定。人口红利和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高，人口红利的衰减速度越大，劳动投入增长率越快，则增长“尾效”也越大。技术在其中的影响是中性的，说明技术进步能够抵制人口红利衰减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并不能够消除人口红利带来的增长“尾效”，因为如果没有人口红利的衰减，这种技术进步将会使得人均产出达到更高水平，因此人口红利的增长“尾效”依然存在。
四、实证分析
为测算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尾效”影响，需要对人口红利和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行估计，同时测算中国人口红利在未来衰减的速度以及现有增长模式下劳动投入增长率的大小。本文使用全国1995-2010年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重庆、西藏、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澳门除外)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资料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其中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Y)是以1990年价格为基期进行平减；各地区资本存量(K)的取值是由1990年价格为基期，利用固定资本投资价格指数平减得出；劳动力(L)用历年各地区的就业人数表示；人口红利(H)利用非劳动年龄人口比劳动年龄人口的总抚养比的负数表示，并对所有变量均做对数处理。在数据的平稳性方面，通过多种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方法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原序列均为非平稳序列，而一阶差分后均为平稳序列，因此均采用各变量的一阶差分形式进行估计(见表1)。
由于资本对总产出的影响可能会产生滞后影响，我们分别估计了考虑资本滞后项和不考虑资本滞后项的两个估计方程，并分别给出了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两种方法的估计结果(见表2)。
从估计结果看，调整后
统计量均在0.97以上，且t统计量表明主要变量的估计系数均在统计上显著，表明模型整体估计效果良好。由于资本滞后项的估计系数并不显著，同时对其他估计变量的影响不大，说明资本滞后项对总产出影响有限，且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因此我们主要讨论不考资本虑滞后项的固定效应估计结果。资本投入(K)对总产出的贡献率α为0.6031，表明资本投入是中国经济增长近15年来的主要推动力量；人口红利(H)对总产出的贡献率β为0.2734，这与Cai和Wang(2005)等人对中国改革开放早期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估计是一致的，表明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人口红利始终是推进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这也从另一侧面表明，如果人口红利资源快速衰减，必将对中国经济产生显著负面影响。
对于人口红利衰减速度b的测算，需要对未来中国人口结构进行预测。由于中国的人口红利来源于低抚养率和农村剩余人口两个层面，考察中国人口红利衰减速度，需要同时考虑两方面因素。本文分别采用已有研究关于中国未来城市化率与总抚养比的预测数据，作为测算中国人口红利衰减速度的依据(见表3)。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按照预测的中国城市化率发展路径，在202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到59.2%，8年间的年均增长速度为2.01%，由于城市化率的提高意味着农业人口的减少，因此我们可以将城市化率提高的速度近似看做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的速度，进而在一个层面反映中国人口红利衰减的速度。按照预测的中国总抚养比变化情况看，未来40年中国均呈现总抚养比上升的状态，劳动人口比重持续下降，年均下降速度为1.31%，这可以从另一个层面反映中国人口红利衰减的速度。此外，对中国劳动力投入增长率，我们采用中国2000-2009年间总就业人口的年均增长率计算，为0.879%。
至此，我们可以具体计算中国人口红利衰减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将上述α、β、b、n的数值代入公式(8)计算得出，在以城市化率作为人口红利衰减速度的情况下，人口红利衰减对经济增长的年均抑制影响为1.99个百分点，而在以总抚养比作为人口红利衰减速度的情况下，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年均抑制影响为1.51个百分点，因此我们可以做出结论，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衰减，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在年均1.5～2个百分点之间，这种影响的显著存在值得我们关注与提前应对。
五、进一步的讨论
前文研究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人口红利是内生于中国现有增长模式的重要资源，对中国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推动作用，而在人口红利逐步衰竭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着来自人口红利消逝带来的1.5-2个百分点的负面影响。从现实中看，由快速的城镇化以及老龄化进程催生出的人口结构变化已十分明显，同时伴随着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且农业部门生产率的提高，中国经济学意义上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已不可避免，劳动力价格上涨趋势也会愈发明显，传统经济运行模式将面临巨大挑战。这种挑战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适当放缓的压力，由于存在人口红利每年1.5-2个百分点的增长“尾效”，在经济结构没有有效转型的情况下，中国维持8%以上的年均增速将非常困难；二是结构转型带来的阵痛，后人口红利时代，中国必须实现由劳动密集型经济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经济转变，而这种转变意味着相当部分的中小企业需要被淘汰，转型的过程必将面临一段时期的阵痛期；三是劳动力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上升压力，劳动力作为基础性生产要素，其价格上升会推高产品价格，进而抑制消费需求，降低社会总产出。这些因素的相互叠加会对中国经济增长以及现有经济运行模式产生巨大影响。而如何避免人口红利衰减对中国经济产生严重影响将是未来中国经济面临的一项严峻课题。
事实上，Romer的增长“尾效”模式已经给出了我们应对之道，应对人口红利衰减带来影响的钥匙在于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经济运行的要素结构，降低人口红利、资本投入在经济增长中的份额。因为人口红利衰减对经济增长产业影响有一个基本前提，即保持中国现有经济增长模式不变，各种生产要素的贡献率维持现有水平，才会出现上述局面。但在经济生产中，生产要素之间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当一种资源趋于减少，可以由替代要素加以弥补。现实中，中国经济可以通过结构调整、技术进步、效率提升等要素来弥补人口红利衰减带来的经济影响。如果这种替代弹性大于1，则人口红利衰减带来的影响则会被完全抵消。为此中国应当稳步推进经济结构调整，逐步减低经济增长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程度，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人口红利的衰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每年1.5～2个百分点的增长“尾效”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容忽视，但我们也无需过分担心人口红利衰减带来的负面影响，因为这种负面影响并非无解，中国正在实施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均是破解后人口红利危机的有效路径，期待中国能够顺利实现这次重大转型。
注释：
①当然，这里强调的仅是数量意义上的人口红利，通过普及教育、提升人口素质仍可对人口红利进行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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