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字资料中的“异名同称”现象研究_武城论文

戰國文字資料中的“同地異名”與“同名異地”現象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字论文,資料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戰國文字地名資料中存在着“同地異名”與“同名異地”現象。所謂“同地異名”,是指一個地名有着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不同名稱。比如,趙國的“焛(藺)”縣(《貨系》4065圓錢、《集成》11561矛),《史記·六國年表》周赧王二年秦國欄作“藺陽”,《魏世家》武侯十五年時則稱之爲“北藺”。“同名異地”是指地名雖然相同,但所指代的並非同一個城邑。比如,燕文字中的“妐城”(《璽彙》0190)即“容城”,在今河北容城縣北,①它與今河南魯山縣南的韓國“容城”(《陶彙》6·83)②顯非一地。以往學界對此現象注意得不多,本文擬對此加以整理,並討論相關的問題。

      需要强調的是,本文所説的“同地異名”或“同名異地”關係是以地名的實際地望來加以區分的。戰國文字資料的地域性特徵比較明顯,同一個地名的文字寫法時有差異,有的差異還比較大。比如,在今河南汝州市的“梁”地(《戰國策》等書中又稱之爲“南梁”)在戰國文字資料中可寫作“

”(《銘像》17703矛,韓)、“

”(私家藏戈,韓)、“

”(《包山》179,楚)、③“

”(《包山》165,楚)、④“郎”(《清華貳·繫年》130,楚);⑤今山西霍州市的“彘”地,楚簡文字中寫作“

”(《繫年》3)、韓國文字中作“

”(《貨系》1814方足小布、《集成》11382戈)等。“

”、“

”、“

”、“

”、“郎”是地名“梁”字的不同寫法,“

”、“

”是地名“彘”的通假字或異體字,即不屬於本文所説的“同地異名”關係。⑥此外,地名用字只是增减“土、水、邑、斤”等偏旁的,或者形體减省以致形成同形字的,也都不屬於“同地異名”關係,如趙國尖足布幣“新城”省作“亲城”、“辛成”(《貨系》1074、1077)、尖足布幣“大

”之“

”省作“阜”(《貨系》875)、⑦魏國方足小布“酸棗”之“酸”省作“酉”(《古錢大辭典》150)等。爲行文方便,本文在討論“同地異名”或“同名異地”關係時,對地名用字關係的此類差異不再另行説明。

      本文主要考察戰國文字資料中縣一級的地名(兼及少量春秋晚期與秦代文字);文中列舉的地名均標明該地所屬的國别(“秦”包括戰國時秦國、秦代兩個時間段),個别情况下則依次標明地名所屬的國别、所引資料所屬的文字系别;地名的今地所在主要依據《地圖集》第一、二册,以及學者的最新考訂成果。

      戰國文字資料中“同地異名”現象表現爲更改原名、增加地名的前後綴等。下面分别舉例説明。

      1.更改原地名

      翻檢古文字資料和戰國、秦漢時期的文獻及其注解可以看到,戰國時期更改地名的情况並不稀見。比如:

      “吴縵用以師逆蔡昭侯,居於州來,是下蔡。”——(《繫年》107)

      “(惠文王十一年)更名少梁曰夏陽”,“(昭襄王五十年)寧新中更名安陽”。——《史記·秦本紀》

      “故陰晉,秦惠文王五年更名寧秦,高帝八年更名華陰。”——《漢志》京兆尹“華陰”縣條班固自注⑧

      “(長社)鄭之長葛邑也,……後社樹暴長,故曰長社。”——《水經注·河水》

      出土戰國文字資料中有着明確對應的例子:

      “州

”(《繫年》107,楚)——“下

(蔡)”(《包山》120、《璽彙》0097,楚)

      “陰晉”(《集成》11135戈、《貨系》1417橋形布,魏)——“寧秦”(《秦陶新》3249、《秦封泥集》273頁,秦)

      “少

”(《銘像》12308壺、劍,⑨魏)——“夏陽”(《嶽麓叁》202,秦)

      “長

(葛)”⑩(《集成》9452盉,韓)——“長社”(《新出》114頁,秦)“長

(社)”(戈鐏,(11)秦)

      前者是舊名,後者爲更改後的新地名,適可與上引《史記》、《漢志》、《水經注》等文獻中的説法相印證。

      戰國文字中地名更改的例子還有:在今河南濟源市西南的周國地名“向”(見於《貨系》366空首布、《集成》1349鼎等),據《水經注·濟水》引古本《竹書紀年》魏哀王四年(前315年)(12)轉屬魏國之後更名“高平”,與魏國的“

”(《貨系》2280方足布幣,在今河南長葛市東)並非一地;(13)平肩空首布的“

”(《貨系》557)就是《春秋》經傳中的“費滑”、秦漢時期的“緱氏”(《楊編》1538、張家山漢簡《秩律》456),戰國金文中又名爲“滑”(《集成》1947鼎);春秋鄭地“櫟”戰國時期改名“陽翟”(《包山》193,楚)、衛地“莘”(《左傳》桓公十六年)改名“東陽平”(《盛世璽印録》015);“邢丘”(睡虎地《編年紀》四一壹,秦)在秦代改名爲“平皋”(《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等。

      不過,傳世文獻中關於更名的説法不可盡信。比如,《漢志》右扶風“槐里”縣班固自注“周曰犬丘,懿王都之。秦更名廢丘。高祖三年更名”,實際上戰國秦文字中既有“槐里”(《陶彙》5·332),也有“灋丘”(雲夢秦簡《封診式·遷子》、《銘像》18585弩機)、“廢丘”(《楊編》2388),並不是漢高祖三年才將“廢丘”更名爲“槐里”。《韓詩外傳》説武王伐紂“修武勒兵於寧,更名邢丘曰懷,寧曰脩武”(卷三第十三章),《漢志》河内郡“脩武”縣條顏注引應劭曰則認爲是秦時所改,但是戰國文字中既有魏地“邢丘”(雅昌網,鼎)、“寧”地(《集成》2481鼎、11633鈹),也有“懷”(《集成》11300戈,魏)、“脩武”(《璽彙》0302,魏;《集成》9939杯、《銘像》3238甗,秦)二地,儘管有的學者以大、小脩武來解釋“寧”改爲“脩武”,但《韓詩外傳》的説法未必可信。又如,《水經注·淯水》載“(淯水)又南逕宛城東,其地故申伯之國,楚文王滅申以爲縣也。秦昭襄王使白起爲將,伐楚取郢,即以此爲南陽郡,改縣曰宛”,但是湖北隨州曾侯乙墓竹簡“

”(第12號簡)、(14)荆門包山楚簡“

”(第93號簡)(15)等資料可以證明南陽之“申”縣改爲“宛”縣並不始於秦昭王,而是應提早到戰國早期。(16)

      2.地名省稱

      戰國地名資料時常可見簡稱的形式,比如秦陶文中的“曹”(《陶録》6·414·2)是“曹陽”(在今河南三門峽市西)(17)的簡稱,秦兵器銘文中的“漆”(《銘像》17284戈)、“高”(《銘像》17285戈)、“成”(《銘像》17269戈)、“樂”(《銘像》17243虎符)分别是“漆垣”(在今陝西銅川市西北)、“高奴”(今陝西延安市附近)、“成都”、 (18)“櫟陽”(今陝西臨潼武家鎮東)的簡稱,漆器中的“長”是“長沙”的省稱;(19)趙國直刀幣中的“白”(《貨系》3888)是“柏人”(在今河北隆堯縣西)的簡稱;魏國貨幣中的“言”(《貨系》1388橋形布)是“言昜”(《貨系》1376橋形布。在今陝西神木縣東,或説在綏德縣一帶(20))的簡稱,“

”(《陶彙》6·31)、“

”(《陶彙》6·33)是“邢丘”(十六年邢丘令鼎,雅昌網)的簡稱等。這種省稱造成了事實上的“同地異名”關係(詳後)。

      需要注意的是,戰國文字資料中的地名省稱往往出現在貨幣、兵器、陶文等文字載體上,原因是這些載體可提供的書寫空間有限,故某些情况下需要將地名進行省减。不過這些省减的地名在當時往往隸屬於不同的國家,一般不會造成使用上的混亂。

      3.增加前綴、後綴

      傳世戰國文獻及出土戰國文字資料中,有的地名具有前綴或後綴,從而出現了“同地異名”情况。比如“侖”(《璽彙》0341,韓)、“

氏”(《古錢大辭典》252方足小布、《漢瓦硯齋古印叢》,韓)即《水經·伊水注》、《竹書紀年》中的“綸氏”,“郊”(《貨系》1994方足小布,韓)、“郲氏”(戈,(21)韓)即《左傳》隱公十一年的“時來”等。這種以“氏”、“時”等作爲後綴或前綴的同地異名資料不在少數。

      戰國時期諸侯國之間乃至一國之内存在着地名相同或近似的情况,爲了凖确地標示某地名,往往採用增加前綴、後綴的處理方式。除了前引“藺”地又稱爲“北藺”之外,還可以舉出:

      魏國的都城大梁(“大

”,《集成》2609鼎、11330戈),戰國文字中也稱作“

”(《集成》2451鼎)。魏國之所以又被稱作“梁國”,就是都於“梁”的緣故。“梁”地名增加前綴“大”,是爲了與在今陝西韓城市南的本國“

”地(也稱“少

”,《銘像》12308壺)相區别。

      秦國占領今河南新鄭市的原韓國都城“奠(鄭)”(《集成》17339戈)之後,爲了與在今陝西華縣西北的秦國舊地“鄭”(《秦陶新》2293、《嶽麓壹》)相區分,因此增加了前綴“新”而稱爲“新鄭”(《中原文物》2003年第1期,秦陶文)。

      在今湖北監利縣東的原楚地“州”(《包山》114)在秦簡中增加了後綴而被稱爲“州陵”(《嶽麓叁》001),應該是爲了與在今河南沁陽市東南的原韓、魏之地“州(舟)”(《貨系》1220鋭角布,韓;《鑒印山房藏古璽印菁華》,魏;《楊編》2312、官印(22),秦)相區别。

      今河北故城縣南的“東武城”(《璽彙》0150,齊),一度是齊、趙兩國的邊城,曾爲趙國平原君的封地(《史記·平原君列傳》)。趙國另有一“武城”(在今内蒙古清水河縣附近),故在地名前加“東”以相區别。私家收藏的“八年武城令”弩機、“武城

(置)垍(馹)”官印(《昔則廬古璽印存》)所指的是趙國哪個“武城”雖然尚待研究,但是《商周青銅兵器》27號戈銘的“武城”(23)與“東武城”應爲“同地異名”關係。

      戰國文字中還有一些“同地異名”關係的資料,比如魏國兵器中的“

”(《銘像》17225戈)即《左傳》僖公五年的“柏”、《戰國策·韓策一》“蘇秦爲楚合縱説韓王”章的“合膊”,在今河南舞陽縣東南,(24)西漢初期張家山《二年律令·秩律》已改稱“西平”(457號簡),具體的更名時間待定;齊國都城臨淄,在齊文字資料中稱爲“齊城”(《集成》10989戈、11815戟),秦文字資料裏稱爲“臨淄”(《陶彙》3·689)、“臨菑”(《秦封泥集》第319頁),基本成書於戰國晚期的《孫臏兵法》中也稱齊都城“臨淄”爲“齊城”。(25)但傳世的戰國、秦代文獻中似乎未見將齊國都城稱作“齊城”的例子,值得注意。另外,有的被認爲是“同地異名”關係的資料,比如趙國尖足布幣中的“北兹”(《貨系》1027)與“兹氏”(《貨系》733)等,(26)還有待進一步證實。

      戰國文字地名中的“同名異地”現象,既可以存在於不同的文字系别(27)之間,比如趙國、韓國都有名爲“安陽”之地(分别見《貨系》2458布幣、《集成》11562矛),也可以存在於同一系别内的不同國家之間。

      1.同一系别内部的“同名異地”

      三晉系文字中“同名異地”的現象比較多,有的是不同國家之間的,比如:

      “襄城”(《集成》11565矛,韓)——“襄成”(《貨系》1086尖足布幣,趙)

      “于”(《貨系》269空首布,周)——“于”(《貨系》1 068尖足布幣,趙)

      “武安”(《貨系》558斜肩空首布,韓)——“武安”(《貨系》1012尖足布幣,趙)

      “

”(聳肩空首布,趙)、(28)“坓”(《集成》11366戈)、(29)“

”(《銘像》17315戈,趙)——“

”(《陶彙》6·31、《銘像》17314戈)、“

”(《陶彙》6·33,韓)

      “新城”(《貨系》1073尖足布幣,趙)“辛城”(私家藏印,趙)——“新城”(《銘像》17676矛,韓)

      韓國襄城在今河南襄城縣,趙地襄城具體地望待考(或據《讀史方輿紀要》以爲在今河北大名縣東(30))。周國的“于”即《左傳》僖公二十四年的“邘”(在今河南沁陽縣西北),與趙地“于(盂)”(今山西陽曲縣北)顯非一地;趙國的武安在今河北武安縣,也與韓國的武安不同地。趙國的“坓(邢)”地名有不同的文字寫法,在今河北邢臺市,韓、魏國的“

”即“邢丘”,在今河南温縣北平皋村一帶,它們雖然都可以稱爲“

”、“

”,但並非一地。趙國的新城在山西朔州市南,韓國的新城在今河南伊川縣西。私家收藏的“辛城守”三晉系官印,從韓、趙兩國“新城”地名的寫法來看,可能是趙國之物。

      齊系文字資料中也有“同名異地”的現象,最典型的就是“平陽”地名:

      平昜(《貨系》3797)——平昜(新泰陶文、(31)《陶録》2·34·1)

      前者見於齊“明”刀幣背文,或推測可能在今山東鄒縣;(32)後者出土於山東新泰市一中、南關東周遺址。這兩個“平陽”即《漢志》山陽郡、泰山郡的“南平陽”、“東平陽”。齊“明”刀幣中的“平陽”是否在今新泰市尚不可知,至少不會是《左傳》哀公二十七年的鄒縣“平陽”。它們與齊系兵器中的“平

”(《集成》11156)、璽印中的“平昜”(《中國璽印類編》)的關係也待考。

      有時一國之内也存在“同名異地”的現象,比如:

      “安陽”(《貨系》2064方足小布,趙)——“安陽”(《貨系》2458三孔布,趙)

      “

(魏)”(《貨系》1409橋形布、《集成》1808鼎,魏)——“

(魏)”(《貨系》1238鋭角布,魏)

      “安陽”(三年上郡守錡矛,(33)秦)——“安昜”(《陶録》6·415·1,秦)

      從出土的方足布鑄幣範、(34)三孔布的鑄造時間(35)等因素來看,趙國存在東、西兩個“安陽”是無可懷疑的。魏國有兩個“魏”地,一在今山西芮城縣北,一在今河北大名縣西南。從出土地資料來看,鋭角布幣的“魏”地很可能是指後者。(36)秦國的“安陽”遠不止兩處(從理論上講,六國名爲“安陽”之地最終均入於秦),矛銘的“安陽”當由“寧新中”更名而來(另一處加刻的地名爲“朝歌”),在今河南安陽市,帶有“安陽”字樣的陶文則出土於山東巨野縣。

      2.不同系别文字之間的“同名異地”

      除了本文開頭所舉的“容城”與“妐城”之外,下面再列舉一些:

      “東昜”鉛質冥幣(37)(楚)——“東昜”(《璽彙》0362,燕)

      “坪阿”(《璽彙》0317,楚)——“平

”(《集成》11101戈、《璽彙》0313,齊)——“阿”(《貨系》2489三孔布,趙)

      “安平”(《集成》11488矛,齊)——“安平”(《集成》116 71鈹、《古錢大辭典》391方足小布,趙)

      楚地“東陽”在今江蘇盱眙縣東,燕國“東陽”地望待考。齊國的“平阿”也稱“東阿”,《史記·孟嘗君列傳》“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索隱》:“《紀年》當惠王之後元十一年,作平阿。”與趙國的“阿”(即《趙世家》的“葛”,也稱“西阿”)、楚國的“坪阿”顯非一地。齊國的“安平”據《田敬仲完世家》《正義》,在今山東淄博市臨淄區東北,趙國的安平在今河北安平縣(《漢志》屬涿郡)。

      “纕坪”(《貨系》2317方足小布,燕)——“襄平”(《繫年》113,齊)——“襄平”(《貨系》1109尖足布幣、《璽彙》0125,趙)

      “安昜”(《貨系》2290方足小布,燕)——“安昜”(《貨系》2507刀幣,齊)——“安陽”(《古璽彙考》第136頁,三晉)——“安陽”(三年上郡守錡矛、《陶録》6·415·1,秦)——“安陽”(《集成》115 62矛,韓)——“安昜”(《中國璽印類編》,楚)

      “中昜”(38)(《璽彙》5562,燕)——“中陽”(《貨系》1034尖足布幣,趙)——“

昜”(《包山》71、《銘像》1984鼎,楚)——“中陽”(《編年記》三三壹,秦)

      燕國的“襄平”在今遼寧遼陽市,與趙、齊兩國的“襄平”並非一地(分别在今山西、山東境内,具體地望待定)。出土文字中七國均有“安陽”地名,而且有的一國之内還不止一處,除了趙國的兩個“安陽”、秦國的兩個“安陽”,多數地望不能確定。燕、楚的“中陽”地望暫不可考,趙國的中陽在今山西中陽縣,秦簡《編年記》的“中陽”應該就是《水經注·渠水》引《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七年,鄭釐侯來朝中陽”之地,在今河南鄭州市東。

      “平陸”(《待時軒印存》,三晉)——“平陸”(《集成》11056戟,齊)

      “武昜”(《繫年》126,楚)——“武昜”(《衡齋藏印》,燕)——“武陽”(《珍秦齋藏印·戰國篇》、《集成》11053戈,趙)

      “平

”(《集成》2577鼎蓋、《貨系》1799方足小布、《璽彙》3133,三晉)——“坪

”(《貨系》2327方足小布,燕)——“平

”(《集成》157—161鐘,齊)

      齊國“平陸”在今山東汶上縣北,至於三晉官印的“平陸”可能是齊“平陸”(《韓非子·有度》説魏安釐王“加兵於齊,私平陸之都”),也可能就是見於張家山《秩律》452號簡的“平陸”(在今陝西境内,(39)地望待定)。三晉地區的“平陰”至少有兩處,一是《漢志》河南郡平陰縣(在今河南孟津縣北),一是見於《趙世家》的趙國代地平陰(在今山西陽高縣東南);齊國的“平

(陰)”在今山東平陰縣東北,燕國“平陰”地望待定。趙國、燕國的“武昜”一般認爲就是今河北易縣的燕下都,(40)不過從《趙世家》孝成王十一年武陽君鄭安平死而收其封邑、十九年燕國才以燕下都“武陽”予趙來看,趙國的“武陽”也可能不是今易縣的燕下都;楚國的“武陽”應在今河南許昌市一帶(詳後)。

      “武城”(《昔則盧古璽印存》,燕)——“武城”(《集成》10967戈,齊)——“武城”(私家藏弩機,趙)——“武城”(《包山》175,楚)

      “中都”(《貨系》1549方足小布,趙)——“中都”(《集成》10906戈,齊)

      “鬲”(《貨系》326空首布,周)——“鬲”(《銘像》16533戈,齊)——“

”(《貨系》4275金版、《包山》110,楚)

      燕國“武城”地望待定,齊國有“東武城”(《漢志》隸清河郡)、“南武城”,趙國也有東、西“武城”(分别隸屬於《漢志》清河郡、定襄郡),楚國“武城”在今河南南陽市北(《漢志》隸南陽郡)。趙國的“中都”在今山西平遥縣,齊系兵器的“中都”在今山東汶上縣汶上鎮西南,是魯國之地。齊國“鬲”地在今山東德州市南(《漢志》隸平原郡),楚國的“

”可讀爲“酈”(《漢志》隸南陽郡)或“櫟”,周空首布幣的“鬲(櫟)”地望待定,也許與“陽翟”(《漢志》隸穎川郡)有關。

      “成昜”(《包山》145,楚)——“成

”(《集成》11154戈)、“城昜”(《陶彙》3·512,齊)

      “州”(《包山》114,楚)——“州”(《集成》11298戈,魏)——“州陵”(《嶽麓叁》001,秦)

      “白”(《貨系》3888直刀,趙)——“

”(《銘像》17225戈,魏)——“白”(《清華壹·尹至》1,楚)

      楚國的“成昜”在今河南信陽市,(41)齊國的“城陽”在今山東青州市(一説在定陶縣)。包山簡中的楚地“州”即秦簡中的“州陵”(《漢志》隸南郡),在今湖北監利縣東南,魏地“州”在今河南沁陽市東南。趙國直刀幣中的“白”是“白(柏)人”的省稱,在今河北隆堯縣西,魏兵的“

”即《左傳》僖公五年的“柏”、《戰國策·韓策一》的“合膊”,在今河南舞陽縣東南,(42)而楚簡的“白”則是指“亳”地。

      部分“同名異地”資料因地名省稱而造成,比如“曹”(《陶録》6·414·2,秦)與“曹”(《集成》110 70戈)、“漆”(《銘像》17284戈,秦)與“漆”(《秦陶新》1352,秦)、“高”(《銘像》17285戈,秦)與“高”(《貨系》1434,魏)“鄗”(《古錢大辭典》210方足小布,趙)、“樂”(《銘像》17243戈,秦)與“樂”(《銘像》14670盉,周)、“褱”(戈,秦)與“褱”(《集成》11300戈,韓)等。秦陶文中的“曹”地是“曹陽”(在今河南三門峽市西)的簡稱,(43)秦兵器中的“漆”、“高”、“樂”、“褱”是“漆垣”、“高奴”、“櫟陽”、“褱德”的簡稱,與今山東曹縣的“曹”、陝西彬縣的“漆”、山西聞喜縣南的“高(郊)”或河北寧晉縣西的“鄗”、河南洛陽附近的周國之“樂”、韓魏之地“懷”並非一地。

      “焦”(《陶彙》5·309,秦)——“焦”(戈,(44)韓)

      “成”(《貨系》169平肩空首布、《銘像》1314鼎,周)——“城”(《貨系》3871直刀,趙)——“郕”(《古錢大辭典》193方足小布)——“成”(《銘像》17269戈,秦)

      “陽安”(《秦封泥集》306頁,秦)——“昜安”(《陶彙》4·29,燕)

      秦陶文的“焦”地在今河南三門峽市西,也即《水經注·渠水》引《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六年,秦公孫壯帥師伐鄭,圍焦城”之地,而“鄭韓故城”出土韓國兵器中的“焦”地在今河南中牟縣南。周國的“成”地即“郕”,在今河南偃師縣西南,與趙國直刀幣上的“城”地(45)有别;秦兵器上的“成”是“成都”的省稱。秦國的陽安在今河南確山縣東北(《漢志》隸汝南郡),燕地陽安的地望待考。

      “宜昜”(《古錢大辭典》164方足小布,韓)——“宜昜”(《包山》103,楚)

      “戲”(《楊編》1898、《秦陶》1260,秦)——“

”(《貨系》2485三孔布,趙)

      “坪陵”(《包山》184,楚)——“平陵”(《陶彙》3·21、《中國璽印類編》,齊)

      韓國的宜陽在今河南宜陽縣西(《漢志》隸弘農郡),楚地宜陽的地望待考;秦國的戲縣在今陝西西安市臨潼區,三孔布幣的戲地或疑與《左傳》中的“戲”、“戲陽”(在今河南内黄縣北)有關,(46)從三孔布爲趙幣來看,此説可信度較低。齊國的平陵在今山東濟南市歷城區(《漢志》隸濟南郡),楚國的平陵或推測在今河南新蔡縣西北,(47)或以爲在今湖北丹江口市西北舊均縣北、漢水南岸。(48)

      “邸”(放馬灘簡《志怪故事》,秦)——“邸”(《貨系》2021方足小布,趙)

      “郚”(《包山》200,楚)——“郚”(私家藏戈、《集成》11229戈,魏)

      “高平”(《鑒印山房藏古封泥菁華》278、279,秦)——“高平”(《里耶壹》,秦)——“高平”(《集成》11020戟,齊)

      秦國的邸地約在今甘肅禮縣一帶(《漢志》隸隴西郡),(49)趙國的邸縣在今河北元氏、臨城一帶。(50)楚國的“郚”地應該就是《戰國策·韓策一》“觀鞅謂春申”章的“梧”,在今河南鄢陵縣附近;(51)魏國的郡(梧)地在今河南滎陽市一帶,處於韓、魏兩國的邊界,戈銘説明該地在戰國中期魏惠王時一度屬魏。秦國有兩個高平縣,一原屬淮陽郡(《漢表》注),後遷往臨淮郡(在今江蘇泗洪縣南),(52)一屬《漢志》安定郡,在今寧夏固原縣;齊國的高平據《左傳》哀公七年“成子以茅叛”杜預注,在今山東金鄉、鄒縣之間。

      “呂”(《古錢大辭典》659聳肩空首布,晉)——“呂”(《新出》第140頁,秦)

      “黄”(私家藏戈,魏)黄成(《集成》10 901戈,晉)——“黄”(《銘像》16425戟,齊)——“黄”(《秦封泥集》第326頁,秦)

      “無終”(《秦封泥集》第307頁,秦)——“亡終”(《貨系》2460三孔布,趙)

      聳肩空首布幣的“呂”地在今山西霍州市西南,(53)秦封泥中的“呂”在今江蘇銅山縣北(《漢志》隸楚國)。魏國的“黄”即《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宣公四十三年的“黄城”,在今山東冠縣南;齊國、秦國的“黄”在今山東龍口市東南(《漢志》隸東萊郡)。三孔布幣中的趙國“亡(無)終”即《漢書·樊噲傳》中的“無終”,在今河北淶源縣一帶,(54)據《水經·鮑丘水注》引《魏氏土地記》,秦國的無終在今天津薊縣(《漢志》隸右北平郡)。

      此外,“同名異地”的資料還可舉出“良”(《陳簠齋手拓古印集》,燕)與“良”(空首布,周)、(55)“

安”(《貨系》1535方足小布,韓)與“長安”(《古錢大辭典》上冊圓錢八畫二五一,秦)、“比陽”(《銘像》17203戈,三晉)與“比陽”(《楊編》1339,秦)等,限於篇幅不再一一列舉。

      考察戰國文字資料中的“同地異名”與“同名異地”現象,瞭解當時的用字習慣、地名簡稱等情况,有助於糾正地名考證、國别判斷、古籍校訂等研究工作中的疏誤。

      不注意地名省稱的情况,往往會導致誤讀地名。《徵存》0314有漢印“方除長印”,舊誤讀“方除”爲今山東魚臺縣西的“方輿”,(56)就是因没有留意地名省稱的情况,印文“方除”應是“方渠除”的省稱,(57)秦封泥中有“方渠除丞”,可爲確證。學者據秦封泥這條資料推測《漢志》北地郡的“方渠”、“除道”二縣、道應該是“方渠除”一個道名,(58)其説有待論定。施謝捷認爲,從秦封泥“巫黔右工”、“巫黔□邸”(59)中“巫黔”爲相鄰的巫郡、黔中郡之省併名稱來看,方渠、除道應是相臨近的縣、道,後曾合而爲一;漢印中有“丁方渠印”(《古封泥集成》2574)、“任方渠印”(《虚無有齋摹輯漢印》1789)、“長孫方居(渠)·長孫中卿”(《十六金符齋印存》),以“方渠”爲人名,説明“方渠”確曾爲縣名;如以“方渠”爲“方渠除”的簡省,這種命名無例可循,也會導致與《漢志》縣的總數不合。(60)

      同樣,也不能把全稱誤爲省稱。《十鐘山房印舉》二·五十七收録有“召亭之印”秦官印,後被收録於《徵存》卷三394號。陳直認爲印文中的“召”是縣名,(61)裘錫圭推測印文“召”也許是《續漢志》河南郡垣縣“邵亭”或者《左傳》杜注“扶風雍縣東南有召亭”之地,也有可能是漢代已改名或廢除的秦縣,但不會是“召陵”之省文。(62)今按,“召亭”即召縣所在的都亭,印文的“召”可能就是《左傳》襄公二十三年的“邵”,也見於居延舊簡等資料。(63)西漢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年)“邵”地被分封爲代王子侯國,從代王國析出並别屬上黨郡,後遷徙至山陽郡;(64)天漢元年(前100年)邵侯國被廢除(《漢書·王子侯表》)。

      《璽彙》0147齊官印中的“啺”地,或讀爲“唐”,即《春秋》隱公二年“公及戎盟於唐”、(65)隱公五年《傳》之“棠”,《春秋大事表》以爲在今山東省曹縣東南,《讀史方輿紀要》認爲在山東魚臺縣舊治東北的“武唐亭”,諸説均誤。今魚臺或曹縣一帶戰國早中期屬於宋國的領土,齊國只在齊湣王滅宋之後短暫地占據過這一帶。從“啺”與“不其”同鈐於一件陶器(《陶彙》3·649)上看,不其位於今山東即墨縣西南,“啺”地似乎不應遠在曹縣一帶。齊國璽文、陶文的“啺”應讀爲“棠”,《左傳》襄公六年“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杜注:“棠,萊邑也,北海即墨縣有棠鄉。”地在今山東即墨南部附近。(66)

      無獨有偶,秦、楚、齊文字中也都有从“陽(昜)”得聲的地名,比如《新出》第124頁有秦封泥“陽丞之印”;《包山》163、銅貝有“

”地,(67)是楚縣名或封君的封邑名;《集成》10945有齊兵器“陽右戈”等。楚文字中的“陽”舊多讀爲“唐”,(68)在今湖北鍾祥西北與宜城交界的漢水西側或今河南唐河縣,(69)《繫年》105“陽”即文獻中的“唐”國可證實此説可信。齊兵器中的“陽”地在今山東沂南縣南(或據《左傳》昭公十二年“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於陽”,以爲在今河北完縣西)。秦封泥的“陽”地,或以爲《漢志》城陽國陽都縣的古陽國之地,(70)但古陽國所在的《漢志》城陽國陽都縣之地戰國時期已不稱“陽”,所以秦“陽”縣不會與之有關聯。學者或據北大藏秦簡《水陸里程冊》改定在今河南南陽市東南,疑與天星觀楚簡“陽令”之“陽”、《包山》169的“

邑”之“

”爲一地。(71)今按,此説有明顯的疏忽之處,一是没有注意到“同名異地”的因素,相家巷秦封泥中的“陽”縣既可能是包山楚簡中的“

”,也可能是指齊兵器銘文中的“陽”,甚至是另一處未知的“陽”地,北大藏秦簡、秦封泥中的“陽”縣對應於哪一處“陽”地尚待確定;二是傳世文獻與古文字資料中,楚國縣的長官稱“公”或“尹”,天星觀楚簡“陽令”的“陽”不一定是地名,與之並列的“集脰尹”、“宰尹”等職官名稱都不是“地名+職官”的組合結構。“陽令”或釋爲“陽之縣令或主管某事之官員”。(72)《左傳》昭公二十七年有“陽令終”,是楚昭王時的中廄尹,從《漢書·百官公卿表》説秦官太僕的“屬官有大廄、未央、家馬三令”來看,不惟秦漢時期廄的長官可稱作令、丞,戰國時期的楚國已然如此。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天星觀楚簡“陽令”不能理解爲“陽”縣之長官。

      清華簡《繫年》第二十三章記述楚聲王時“城犢關,寘武陽”、悼王時“魯陽公率師救武陽,與晉師戰於武陽之城下”,齊國援軍行至嵒地,得知楚國戰敗而還師。整理者推測“武陽”在今山東陽穀縣西,齊師救楚所到的“嵒”地在今山東聊城市北的“攝”。(73)從楚與韓、魏兩國的形勢來看,戰國早期楚國的勢力只是短暫地進入今山東境内,今山東陽穀縣一帶多數時間襄屬於齊國,楚國無由在此築城。上古音“武”在明母、魚部,“鄦”在曉母、魚部,古音相近,傳世文獻、古文字資料中也有二者相通假的例證,(74)這個“武(鄦)陽”在今河南許昌市一帶的可能性比較大,而齊師救楚所到的“嵒”地應該是《左傳》哀公十二年宋、鄭之間“隙地”之一的“嵒”,在今河南通許縣一帶,與山東的“嵒”不是一地。

      2013年10月一稿

      2014年7月三稿

      本文在撰寫過程中,吴師振武先生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見,復旦大學施謝捷先生以及周波、蔣文、馬孟龍博士等也先後給出中肯的建議,謹此一併致謝。

      引用資料簡稱:

      《貨系》——《中國歷代貨幣大系·1先秦貨幣》,汪慶正主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集成》——《殷周金文集成》(1—18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中華書局1984-1994年;修訂增補本(1—8册),中華書局2007年。

      《璽彙》——《古璽彙編》,羅福頤主編,文物出版社1981年。

      《陶彙》——《古陶文彙編》,高明編著,中華書局1990年。

      《楊編》——《新出封泥彙編》,楊廣泰編著,西泠印社2010年。

      《地圖集》——《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一、二册,譚其驤主編,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年。

      《新出》——《新出土秦代封泥印集》,傅嘉儀編著,西泠印社2002年。

      《徵存》——《秦漢南北朝官印徵存》,羅福頤主編,文物出版社1987年。

      《銘像》——《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1—35冊),吴鎮烽編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秦陶新》——《秦陶文新編》,袁仲一、劉鈺編著,文物出版社2009年。

      《陶録》——《陶文圖録》,王恩田編著,齊魯書社2006年。

      《包山》——《包山楚簡》,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編,文物出版社1991年。

      《清華壹》——《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李學勤主編,中西書局2010年。

      《清華貳》——《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李學勤主編,中西書局2011年。

      《嶽麓壹》——《嶽麓書院藏秦簡(壹)》,朱漢民、陳松長主編,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年。

      《嶽麓叁》——《嶽麓書院藏秦簡(叁)》,朱漢民、陳松長主編,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年。

      《新蔡》——《新蔡葛陵楚墓》,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大象出版社2003年。

      《里耶壹》——《里耶秦簡(壹)》,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文物出版社2012年。

      《漢志》——《漢書·地理志》,(漢)班固撰,中華書局1962年。

      ①吴振武:《〈古璽彙編〉釋文訂補及分類修訂》,常宗豪主編:《古文字論集初編》第490頁,香港中文大學1983年。

      ②何琳儀:《鋭角布幣考》,《中國錢幣》1996年第2期,第6頁。

      ③徐少華:《包山楚簡釋地十則》,《文物》1996年第12期,第62、63頁。

      ④劉信芳:《包山楚簡近似之字辨析》,《考古與文物》1996年第2期,第80頁。

      ⑤董珊:《讀清華簡〈繫年〉》,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網站,2011年12月26日,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752。後收入《簡帛文獻考釋論叢》第108、10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⑥戰國文字資料中地名用字的異同情况將另文詳談。

      ⑦(清)李佐賢:《古泉匯》,1864年李氏石泉書屋刻本。

      ⑧譚其驤認爲“志所謂更名,意義很含混,有的只是單純换一個名稱,有的是更名同時又置了縣。此條前後二更名而無置縣之年,可能前一更名的意義就是包括了置縣的”,説見侯仁之主編:《中國古代地理名著選讀》第一輯,第60頁,科學出版社1959年。

      ⑨湖南省常德市文物局、常德博物館、鼎城區文物管理處、桃源縣文物管理所、漢壽縣文物管理所編著:《沅水下遊楚墓》,文物出版社2010年,下册圖版一六六·2。

      ⑩李家浩:《談春成侯盉與少府盉的銘文及其容量》,饒宗頤主編:《華學》第五輯,第153頁,中山大學出版社2001年。或以爲“

”字的右半部分从巳,本文不贊同此説。

      (11)見盛世青銅論壇兵器車馬器版塊2007年9月3日laogui跟帖。

      (12)揚寬認爲《史記》誤把襄王的年世當作哀王的年世,據《竹書紀年》、《世本》,魏國並没有哀王一世,説見:《戰國史》附録《戰國大事年表中有關年代的考訂》第723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13)何琳儀:《魏國方足布四考》,《文物季刊》1992年第4期,第65頁。

      (14)趙平安:《戰國文字中的“宛”及其相關問題研究》,張光裕主編:《第四届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第531頁,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2003年。另,蕭聖中據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拍攝的紅外照片改隸之爲“

”,説見:《曾侯乙墓竹簡釋文補正暨車馬制度研究》第64頁,科學出版社2011年。其説待定,但並不影響“宛”地更名時間需要提前的意見。

      (15)陳偉:《包山楚簡中的宛郡》,《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6期,第106頁。

      (16)吴良寶:《包山楚簡釋地三篇》,中國文字學會、河北大學漢字研究中心編:《漢字研究》第一輯,第521、522頁,學苑出版社2005年。蘇建洲:《〈清華貳·繫年〉中的“申”及相關問題討論》“七、關於‘申’與‘宛’地名的演變”,第四届古文字與古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臺北,2013年11月。

      (17)俞偉超:《秦漢的“亭”、“市”陶文》,《先秦兩漢考古學論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

      (18)吴鎮烽:《秦兵新發現》,廣東炎黄文化研究會、紀念容庚先生百年誕辰暨中國古文字學學術研討會編:《容庚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古文字研究專號)》第566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

      (19)李學勤:《海外訪古記(一)》,《文博》1986年第5期,第21頁。

      (20)裘錫圭:《戰國貨幣考(十二篇)》,《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8年第2期,第79、80頁。后曉榮:《秦代政區地理》第161、162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

      (21)余也:《典故紛紜説趙戈》,《中國收藏——報國寺收藏市場10週年特刊》,2007年11月,第84、85頁。吴良寶:《武城令弩機與郲氏令戈考》,中國文字學會《中國文字學報》編輯部編:《中國文字學報》第四輯,第139頁,商務印書館2012年。

      (22)施謝捷:《新見秦漢官印二十例》,《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八輯,第560頁第08方印,中華書局2010年。

      (23)裘錫圭認爲,從古越閣藏戈銘中的“武城相邦”是“畋(田)”氏來看,是“東武城”的可能性較大,説見:《商周青銅兵器·序》第23、24頁,臺北古越閣1993年。

      (24)吴良寶:《東周兵器銘文四考》,張光裕主編:《第四届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第169、170頁,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2003年10月。

      (25)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著:《銀雀山漢墓竹簡[壹]》,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240號簡。

      (26)何琳儀:《尖足布幣考》,《陝西金融·錢幣專輯》1991年第16期。

      (27)李學勤《戰國題銘概述》(《文物參考資料》1959年第7—9期)按地域將戰國文字分爲“齊國題銘”、“燕國題銘”、“三晉題銘”、“楚國題銘”、“秦國題銘”等五個範疇。黄盛璋《三晉銅器的國别、年代與相關制度》(《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輯)、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中華書局1989年)都將戰國文字劃分爲齊系、燕系、晉系、楚系、秦系等五個系别。本文採用系别的劃分,每個系别裏不止一個國家。

      (28)吴良寶:《平肩空首布釋地五則》,《中國文字》新二十九期,第112頁,藝文印書館2003年。

      (29)李學勤:《北京揀選青銅器的幾件珍品》,《文物》1982年第9期,第46頁。

      (30)馬孟龍:《西漢侯國地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10頁附録第205條“襄成”。按,這個“襄城”偏離尖足布幣的主要鑄造區域,且戰國早中期處於趙、魏的交界地帶,是否與幣文有關,待定。

      (31)劉延常、張慶發、孫英林:《山東新泰市出土的大批齊國陶文》,《中國文物報》2004年7月16日。

      (32)裘錫圭、李家浩:《戰國平陽刀幣考》,《中國錢幣》1988年第2期。

      (33)承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蔣文博士提供資料信息,謹此致謝。

      (34)李逸友:《包頭市窩吐爾壕發現安陽布範》,《文物》1959年第4期,第73頁。

      (35)裘錫圭:《戰國貨幣考(十二篇)》,第76頁。

      (36)周波:《中山器銘文補釋》,劉釗主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三輯,第206、207頁,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

      (37)中國嘉德2004秋季拍賣會《錢幣·銅鏡》,第188頁第4118、4119號拍品,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2004年11月7日。承北京程紀中先生惠賜資料,謹此致謝。

      (38)吴振武:《古璽合文考(十八篇)》,《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輯,第268、269頁,中華書局1989年。

      (39)周振鶴:《〈二年律令·秩律〉的歷史地理意義》,《學術月刊》2003年第1期,第47頁。

      (40)李學勤:《談武陽三孔布》,《收藏》2003年第4期。

      (41)徐少華:《包山楚簡釋地十則》,《文物》1996年第12期,第61、62頁。

      (42)吴良寶:《東周兵器銘文四考》,張光裕主編:《第四届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第169、170頁,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2003年10月。

      (43)俞偉超:《秦漢的“亭”、“市”陶文》。

      (44)郝本性:《新鄭“鄭韓故城”發現一批戰國銅兵器》,《文物》1972年第10期,第36頁。

      (45)裘錫圭:《談談“成白”刀》,中國錢幣學會編:《中國錢幣論文集》第三輯,第91頁,中國金融出版社1998年。

      (46)裘錫圭:《戰國貨幣考(十二篇)》編校追記,《古文字論集》第452頁,中華書局1992年。何琳儀:《余亡布幣考》,《中國錢幣》1990年第3期,第12頁。

      (47)顏世鉉:《包山楚簡地名研究》第70、155頁,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1997年。

      (48)馬孟龍:《西漢侯國地理》,第424頁附録第276條“平陵”。

      (49)李學勤:《放馬灘簡中的志怪故事》,《文物》1990年第4期,第43—45頁。

      (50)李家浩:《戰國貨幣考(七篇)》,中國錢幣學會編:《中國錢幣學會成立十週年紀念文集》第89頁,中國金融出版社1995年。

      (51)吴良寶:《包山楚簡釋地三篇》,《漢字研究》第一輯,第523頁。

      (52)馬孟龍:《西漢侯國地理》第356、357頁。

      (53)鄭家相:《中國古代貨幣發展史》第50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8年。

      (54)朱華:《略談“無終”三孔布》,《中國錢幣》1987年第3期,第45頁。

      (55)《中國錢幣大辭典》編纂委員會編:《中國錢幣大辭典·先秦編》第171頁,中華書局1995年。

      (56)劉釗:《釋兩方漢代官印》,《北方文物》1996年第2期,第31頁。趙平安:《秦西漢印章研究》第5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57)彭浩、陳偉、工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圖法律文獻釋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81頁注釋(105)按語。馬孟龍:《西漢侯國地理》第27頁,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年。

      (58)周天遊、劉瑞:《西安相家巷出土秦封泥簡讀》,《文史》2002年第三輯(總第六十輯),第42頁,中華書局2002年。

      (59)周曉陸主編:《二十世紀出土璽印集成》中册,第423頁,中華書局2010年。

      (60)此條承復旦大學施謝捷先生通過電子郵件提示。

      (61)陳直:《漢書新證》第139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二版。

      (62)裘錫圭:《嗇夫初探》,中華書局編輯部編:《雲夢秦簡研究》,中華書局1981年,第297頁注釋(185)。

      (63)《居延漢簡甲乙編》19·36、303·40、509·30等名籍簡中數見“昌邑國邵”縣的内容,勞榦《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之部》等誤釋“邵”爲“

”、于豪亮《居延漢簡釋地》誤以爲《漢志》山陽郡“橐”縣,當以《居延漢簡甲編》釋“邵”爲是。

      (64)馬孟龍:《西漢侯國地理》第316、318頁。

      (65)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第86頁,中華書局1989年。

      (66)孫剛:《東周齊系題銘研究》第286、287頁,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年。

      (67)楊鳳翔:《前所未見的“

”字蟻鼻錢》,《文物》2001年第9期,第96頁。

      (68)李零:《包山楚簡研究(文書類)》,南開大學歷史系先秦史研究室編:《王玉哲先生八十壽辰紀念文集》第99頁,南開大學出版社1994年。

      (69)何浩、劉彬徽:《包山楚簡“封君”釋地》,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編《包山楚墓》附録二五,第574、575頁,文物出版社1991年。

      (70)傅嘉儀:《秦封泥彙考》第218頁,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

      (71)辛德勇:《北京大學藏秦水陸里程簡册初步研究》,李學勤主編:《出土文獻》第四輯,中西書局2013年,第244頁注釋⑥、245頁。

      (72)石泉主編:《楚國歷史文化辭典》(修訂本)“陽令”條,第172頁,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年。

      (73)《清華貳》第197頁注釋(三)、第200頁注釋(三一)。

      (74)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會典》第926、927頁。王輝編著:《古文字通假字典》第126頁,中華書局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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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文字资料中的“异名同称”现象研究_武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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