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身体观以及人文地理学对身体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身体论文,人文地理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订日期：2015-04-05 DOI：10.11821/dlyj201506015 1 引言 在传统社会，尽管中西方的身体观相差甚远[1]，但均以压制或者漠视的态度看待身体[2]。柏拉图(Plato)以苏格拉底(Socrates)欣然赴死为例，说明身体是暂时的，精神是永恒的。或者，将身体作为表达道德准则的工具，或是实现某种目标的手段。而女性的身体更被认为是繁衍后代的工具。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女权主义对父权制社会的批判以及妇女在公共领域角色的转变，女性身体的作用被日益关注。美国的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阳具崇拜”(evey for the penis)理论进行了批判，反驳了“女性的身体结构是有缺陷的，是身体器官不完全的人”的观点，并鼓励妇女走出“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角色分工模式，积极争取自己在社会、家庭中的地位[3]。随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生活资料的丰裕以及资本主义对最大化利益的追求，禁欲苦行的宗教规制力逐渐消解，勤俭节约等传统观念受到了巨大冲击，与之相反的是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的盛行，在这样的氛围下，人们开始更加关注身体的美，自此，身体由手段、工具变成一种目的[4]。 1970年代以来，身体转向作为文化转向的一部分，在人文社会学科中兴起。社会学家布莱恩·特纳指出，当代思想对身体的兴趣和理解是“西方工业社会长期深刻转变的结果”[5]。身体转向作为文化转向的一部分，同样受到人文地理学家的关注。通过引入“身体”视角，人文地理学家的研究突破了传统的身心二元论的束缚，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身体的，身体实践和身体的物质性是建构特定社会空间和社会文化事件的核心要素。因此，许多批判地理学家，比如，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反种族主义、后殖民主义、酷儿地理学家认为身体研究是改变社会、文化、经济关系的可能途径[6]。在身体转向的影响下，身体研究逐渐渗入到情感地理学、旅游地理学、乡村地理学等众多研究领域。与此同时，人文地理学家从包括性别研究、现象学、人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引入多种理论，如表演理论、精神分析法、非表征理论等对身体进行了探讨和阐释。 2 文献分析 根据2012年人文地理学国际期刊的影响因子排名，选取了七个主要期刊，分别为《英国地理学家协会汇刊》(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环境与规划D辑：社会与空间》(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Society & Space)、《对极》(Antipode)和《美国地理学家协会纪事》(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人文地理学进展》(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社会与文化地理学》(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性别、地方和文化：女性主义地理学期刊》(Gender，Place & Culture：A Journal of Feminist Geography)。用body、bodies，embody、embodiment与corporeal、corporeality三组单词对这七个期刊的1994-2014年的文章进行关键词和标题检索，共获得259篇论文和书评。将259篇文献按照发表年限分析得出表1和图1。
图1 1994-2014年涉及“身体”主题的文献数量 Fig.1 Statistics of body related literature during 1994-2014
从图1和表1中可知，二十年来，有关身体研究的文献数量呈波动上升趋势。2006年和2011年是有关身体研究的高峰期。有关身体研究的文献主要集中在Gender，Place & Culture：A Journal of Feminist Geography、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三个期刊，说明女性主义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是推动身体地理学发展的重要力量，且逐渐受到主流权威期刊的重视。 实际上，人文地理学者早已关注到身体研究。早在1970年代，一批包括女性主义学者在内的学者便展开了身体与空间的研究。例如，1979年David Seamon对身体移动和占据空间的方式进行研究，强调对空间和地方的理解要考虑不同的主体性[7]，但并没有认识到不同肤色不同性别下身体的意义。1989年，Johnson认为女性主义地理学对身体进行理论化，为人文地理学发展提供新的可能性[8]。1994年和1995年是身体研究从萌芽走向发展的关键时段，自此之后，有关身体研究的文章纷纷见诸西方人文地理学的主要期刊。1994年，Louise Johnson在其文章中预测身体研究会成为女性主义地理学的研究方向之一[9]。同年，David Bell在论述表演理论下的性别认同时，也提及身体的重要性[10]。Linda Mcdowell在其论文中探究了伦敦商业银行中男女性别所扮演的角色和身份[11]。1995年Robyn Longhurst在其发表的“身体和地理学(The Body and Geography)”一文中，强调了身体理论化中的若干议题，包括肉身性地方、身心二元论、生物性和社会性以及本质论和建构论二分法，并回顾了女性主义地理学中有关身体的研究，指出身体在地理学中“他者”的地位[12]。自此，“身体”作为女性主义地理学的研究视角受到重视，并且，在女性主义地理学者的推动下引起了人文地理学众多研究领域的关注。 如图1所示，2006年是身体研究的第一个高峰期，共有26篇文章出现在七个期刊中。其中，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以下简称SCG)采纳了11篇关于身体的论文，掀起了身体研究的浪潮。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也在同年吸收了5篇有关身体研究的论文。2011年共有23篇论文出现在七个期刊中。其中，SCG分别在第4期和第6期设置了两个身体研究专题，在第1期设置了一个涉及具象化(embodiment)研究的专题“教育空间：具象化维度和机制(Education Spaces：Embodied Dimensions and Dynamics)”。2011年SCG第4期的专题是“关怀身体：实践空间(Care of the Body：Spaces of Practice)”，此专题探讨了关怀地理学(geography of care)的发展热点，以及身体和关怀地理学的关系。关怀地理学既关注国家关怀、社会关怀中的空间和时间的不均衡和不平等，又关注能够促进身体关怀的空间和实践。以关怀身体(不是环境或者市场)为出发点，关怀地理学将不同尺度的空间视为相互交融、具有多样联系的关怀节点。因此，身体是关怀中的基础性空间维度，也是承载着关怀情感的重要载体。Edward Hall从关怀的商品化、个人化出发分析残障人士作为“他者”受到的排斥[13]。Sarah Atkinson分析美容手术中，个人对自我认同的再协商[14]。Janine Wiles从受关怀的脆弱性出发，讨论对具象化自我的再协商[15]。2011年SCG第6期的专题是“身体限制：边界、能力、阈值(The Limits of the Body：Boundaries，Capacities，Thresholds)”，该专题的主题是身体的边界或界限，包括时间界限、空间界限、能力界限、“人”的界限。专题中的四篇文章分别从四个新兴的与身体相关的社会现象出发讨论身体的边界问题。主要内容分别是：①地图凝视理论探讨具象化的地理编码如何建构特定的城市想象，以及主体是怎样通过地理编码的话语和实践形成的[16]。②针对搏击训练的疼痛感吸引很多富人参与这一现象，探讨搏击中的疼痛感是邂逅作为有清晰边界的完整自我的途径[17]。③探讨干细胞库的商业运作过程如何突破自我和身体一体的观念[18]。④利用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理论对攀岩者的身体分析，体现技术的攀岩设备和岩石的紧密联系，得出攀岩者是人和非人的结合体；体现了身体的可塑性，技术的强大和非人的能动性，也体现了攀岩者作为人和技术结合的混种性[19]。在SCG的推动下，2011年成为身体研究的第二个高峰期。 通过文献分析可知，身体研究已有超过20年的历史，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发展过程，其研究主体、研究话题、研究对象、研究理论也发生了众多变化。通过对文献的梳理，我们选择典型个案进行分析，考察西方学者在人文地理学中是如何对身体进行研究的，以及在该领域内是怎样进行理论建构的。 3 身体和身体观 西方对身体的认识起源于哲学领域，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相关的人文社会学科。纵观整个发展历程，可发现西方的身体观(the view of body)经历了三个阶段。 (1)压制阶段。古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早在公元前4世纪便提出，身体是“灵魂”的坟墓[20]，充满欲望的身体无法接近真理；之后的奥古斯丁(Aureliu Augustinus)则把对身体的压制带入到了基督教中。 (2)漠视阶段。以笛卡尔(René Descartes)的身心二元论为代表，身体观由压制阶段演变到漠视阶段。与压制阶段不同，在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后，哲学和科学逐渐击退神学，理性逐渐击退信仰。身体从宗教的压制中解脱出来，但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与之相反，哲学更强调意识、理性和精神的作用，认为它们是通向知识的力量[21]。在笛卡尔的二分法中，身体是在空间中延展的广延物，是可以分割的；而心则是非空间的思想，是不可以分割的。“我”的本质是非广延的“思”而不是作为广延物的身体[20]。同阶段的康德(Immanuel Kant)、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等关注理性和精神，同样也漠视身体在知识生产中的作用。笛卡尔的身心两分法对西方的思想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地理学的影响也不例外。二分法塑造了地理学者对社会和空间关系以及知识生产的认识，首要表现是主体和客体、文化和自然、性和性别、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划分。 (3)身体决定论。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终结了以身心二元论占主导地位的阶段，转而提出身体一元论、身体决定论，即一切从身体出发。尼采开辟了哲学的新方向，他开始将身体作为哲学的中心，既是哲学领域中的研究中心，也是真理领域中对世界做出估价的解释学中心[21]。尼采认为身体是生产性的，即身体创造了历史。作为尼采思想的追随者，福柯(Michel Foucault)继承了身体一元论，但与尼采的主动的身体观不同。福柯认为，“历史摧毁了身体”。身体总是卷入政治领域之中，“权力关系总是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22]。福柯根据“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只能是身体的历史，历史将它的痕迹纷纷地铭写在身体上”的观点构造了自己的谱系学[21]。 20世纪以来，包括福柯的谱系学在内的三大伟大思想传统将身体拖出了意识哲学的深渊[23]，深刻地影响了社会人文科学研究。以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为代表的身体现象学提出身体性的概念。梅洛·庞蒂从肉身主体这样一种“身体性的存在”入手展开了对“空间性”的理解，认为世界是被感知的世界，也只有从身体的“角度”出发，外向观察才得以开始[24]。以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为代表的身体人类学强调个体的身体实践和反复训练，认为人体表现为场所或空间，不同社会阶层的文化实践刻写在身体之上[25]。由此，不论是在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身体均作为后现代主义者的武器，挑战了各学科内“思想至上”的倾向。 一些社会学者认为，目前社会学中关于身体研究有五大主线[26]：①作为文化象征的身体研究。研究者往往关注于作为象征系统或者话语的身体，强调身体如何被社会、权力所规训。②作为社会建构的身体研究。社会建构主义和女性主义关于身体的决定性、欲望的政治化、性别的表演性、身体的性别特质等话题都属于这一领域，此领域的工作深刻地影响了当代身体研究的发展。众多的人文社会学科中的身体研究大多遵循建构主义范式，因为他们都认可社会在塑造身体上发挥了某种影响力。③作为欲望规训的身体研究。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提出“身体技术”①的概念，认为人的一生其实就是通过训练获得为社会所承认的各种身体技术，从而表现自我并与他人交往的过程[27]。④作为社会实践的身体研究。莫斯认为身体行为的一些基本方面，如走、站、坐等，都是社会实践的结果。布尔迪厄更是通过“惯习”这一理论论述了身体社会实践的重要性[5]。⑤作为躯干肉体的身体研究。研究者关注身体的体验，认为身体的感受、经历和体验是身体的生物性和社会性共同作用的结果[26]。 三大思想传统和五大主线之间并不是相互孤立的。谱系学、身体现象学、身体人类学三者为社会人文学科展开具体的身体研究提供了认识论依据，并深刻地影响了五大研究主线的展开，比如作为文化象征的身体研究深受福柯的谱系学影响，认为身体就是权力，强调权力的规训作用。而作为社会实践的身体研究更是可以追溯到身体人类学的研究传统，强调身体实践。总之，三大思想传统和五大主线奠定了众多人文社会学科中身体研究的基本范式和主题，也同样为人文地理学中的身体研究提供了不同的研究视角和方法。由此，有关权力对身体的规训、身体政策、身体话语、身体体验的研究在西方人文地理学研究中大量涌现。 4 人文地理学中的身体研究 人都拥有身体，身体总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不需要解释的实体，但由于身体的似是而非性，关于身体是什么，以及如何使用身体和在哪里使用身体，众多学科的学者仍然在争论之中。在实体空间上，身体可以被认为是个人所占据的地方、位置和场所；在隐喻空间上，身体是社会关系和自我认同的枢纽；在情感空间上，身体是包括幸福、痛苦等各种情感建构的场所。迄今为止，对身体的理解在不同哲学流派、不同的地理学者眼中是不同的。 虽然地理学对身体和身体地理学还没有明确统一的定义，但是有关“身体”的研究已经受到重视。2006年，巴尼·沃夫(Barney Warf)编著的《人文地理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Human Geography)中对“geography of body”这一词条进行了论述，阐释了地理学家对身体和空间关系的理解，即身体是社会空间关系、表征、认同的重要节点，并简单梳理了人文地理学者解释身体的若干理论，包括精神分析法、表演理论、非表征理论等[6]。2009年，德里克·格雷戈里(Derek Gregory)、罗恩·约翰斯顿(Ron Johnston)等编著的第五版《人文地理学词典》(The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5th edition))增加了“body”这一词条，简要梳理了身体研究在地理学中的发展历史，提出了身体研究的三个主题：身心二元论的解构(deconstruction of body-mind dualism)、身体是与人们最亲密的地理环境(the body as the geography closest in)、“他者”的身体(other bodies)。与此同时，一些人文地理学学者陆续提出对身体研究的见解，比如女性主义地理学家Robyn Longhurst于1995年提出“embodied geography”一词，认为身体研究诞生于女性主义地理学，身体被女性主义地理学家认为是一个抵抗的场所[12]；赫斯特·帕尔(Hester Parr)于2002年提出body-geographies[28]；2004年，琳达·约翰逊(Lynda Johnston)提及“corporeographies”[29]一词；2009年，琳达·约翰逊提出“corporeal geographies”[30]。 地理学从最初忽视身体研究，到如今“身体地理学”的逐渐兴起，经历了一个缓慢发展的过程。1960年代之前的地理学在二元论的影响下，几乎没有涉及身体研究。不同体型肤色、年龄性别特征的人均被视为无差别的空间的组成部分。1960年代，由瑞典地理学家哈格斯特朗(Torsten H
gerstrand)及其领导的隆德大学研究小组提出的时间地理学开始关注人的微观空间行为、身体移动和占据空间的方式，但并没有意识到身体的作用。1970年代这一时期的研究深受现象学影响，地理学家把身体看做可以和其周边环境相互作用的主体，然而却被批判忽视了身体的主体性和认同感[31]。20世纪70-80年代，越来越多的人文地理学家开始关注到身体。人文主义地理学认为身体是活生生的，充满情感的主体[32]，但是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者认为，身体是劳动力的再生产、是财富的原始资源[33]。 1990年代以来，在女性主义地理学家的推动下，关于身体的研究得以迅速发展，随着女性主义地理学理论的不断完善，麦克道尔等学者从精神分析法、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和酷儿理论(queeer theory)中吸取精华展开了一系列的相关研究[34]。 4.1 身体研究和性别、“他者”、情感体验以及旅游研究 4.1.1 身体研究和性别研究 身体研究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身体的性别、性征等问题上的探讨，因此性别、身体与空间之间充斥的权力统治的紧张关系，也就成为女性主义理解身体的独特视角。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认为，“性别”不只是一种规范，而且还生成受其支配的身体的规制，即性别的规制力是一种生产力[35]。社会性别和身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家、工作场所、城市不同空间尺度下和种族、宗教不同文化下塑造的身体所表演的性别，一直是身体研究和性别研究共同关注的话题[6]。 女性主义地理学者认为，身体是认识性别的关键，也同样是女性的武器[36]，对女性身体的忽视和贬低是对女性作用的否定。因此，1990年代之后，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地理学者，开始关注女性身体在知识发展中的地位和角色[37]。女性身体研究开始从批判身心二分法对女性身体的否定和压制出发，逐渐过渡到女性身体的体验，女性身体与经济活动[38，39]、孕育抚育[40，41]，种族和民族的女性身体[42]，以及健身美体[43]等方面。例如Jo Little以英国西南部的两个水疗中心的工作人员和女性消费者为研究对象，采用半结构访谈法和发放调查问卷的方法，探讨现代女性在幸福感实践和日常行为中的逃避、放松以及其他缓解压力的策略的重要性，作者认为水疗中心的自我护理逐渐成为女性健康和身体护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水疗中心为妇女提供了逃离家庭和工作的负担，获得身心放松的场所[44]。 男性的身体以及男性气概的构建也是身体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SCG于2009年第8期设置了“男子气概：交叉性和空间(Masculinity，Intersectiotality and Place)”的研究专题。其中，Clifton Evers关注了澳大利亚黄金海岸的男性冲浪者，以及对冲浪的热爱，发现男性冲浪者的身体感觉建构了他们刚硬、严峻以及不可侵犯的男子气概[45]。与之相对应的是，Waitt Gordon发现随着旅游开发的进展，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伊拉瓦拉湖从建构白人男子气概的场所，到接纳女性冲浪者加入的转变，解构了赋予空间的性别归属[46]。 4.1.2 身体研究和“他者”研究 身体研究借鉴了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认为身体特征成为了主流文化定义某种特定群体为“他者”的重要依据，因此，不符合主流文化身体特征的“他者”被贬低地定义为丑陋的、令人厌恶的、不纯洁的、不正常的群体。身体研究不仅仅关注不同群体的独特身体特征，更致力于探究文化对不同种族、语言、性别、能力的身体的建构，揭露权力在身体、性别、语言、文化、意识形态方面对“他者”实施的管制和规训，探索支配权力的形成和社会空间排异的过程[47]。例如，Catrin Lundstrom探讨了斯德哥尔摩城市中，尤其是中产阶层白人社区中拉丁裔年轻女性的社交活动，以及城市隔离过程如何生产社会差异和种族定位[48]。除此之外，一些人文地理学家也对不同能力的身体及其如何利用空间展开研究。例如，Antoninetti Maurizio发现美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大多生活在城市中，而城市环境在最初设计时并没有考虑到老年人和身体虚弱的人。基于此，他探讨了环境设计和人类行为习惯的冲突[49]。Michele Friedner分析了印度城市中残疾人士的公共空间“使用权审计(access audits)”以及在其指导下的日常行为，认为审计者过于关注技术标准，而忽视了规划和政策的重要性。除此之外，他认为审计者有必要辩证地思考“使用权”(access)的概念，寻求嵌套在其中的社会、经济、政治过程[50]。对“他者”研究最成功的当属巴特勒的“酷儿理论”。所谓的“酷儿”是对一个社会群体的指称，包括所有在性倾向方面与主流文化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性别规范或性规范不符的人[51]。而“酷儿理论”作为一个术语，则是指将性相(与欲望、性取向和性实践相关)作为研究主题，并特别致力于探究酷儿们质疑主流性道德对于性、性别、性征(区别男女性别的特征)及性相的惯常理解的发问方式[52]。受巴特勒“酷儿理论”的影响，人文地理学家也展开了一系列对同性恋的研究。Andrew Gorman-Murray认为“酷儿移民”体现了同性恋身体的认同，试图考虑身体的性征在塑造酷儿迁移过程的可能影响[53]。 4.1.3 身体研究和情感体验研究 情感地理学认为，身体是与情感联系最紧密的空间尺度。基于此，通过身体来探索情感得到重视[54]。情感地理学的身体研究涉及了身体的疾病、衰老、亲密空间，以及日常生活实践中的情感体验。 慢性疾病和残障的研究者认为情感是知识生产中的重要因素。Isabel Dyck在对工作场所里患有多发性肝硬化的女工的研究中，强调了她们在病症中苦苦挣扎的感受，尤其关注了女工在充斥着歧视态度的工作场所重建社会关系时的情感感受[55]。Pamela Moss患有肌痛性脑脊髓炎，结合自身的经历，阐述了在工作场所受到过度同情与轻视时的情感波动状态[56]。 身体研究和亲密空间同样密不可分。如Simone Dennis论述了国家霸权和心理创伤是如何根植于身体的亲密性而实现跨区域流动，从而控制身体和家中的亲密空间[57]。亲密空间不仅仅是探究空间、情感和感觉，更记录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如何表演不同身体的协调，即主客体间的协调[58]。 除此之外，身体还与情感地理学中日常行为的研究有关。日常实践包括衣食住行，其中“饮食”是将文化产品吸收进身体的途径。食物建立了空间联系，关联着食品行业的全球影响力与地方尺度具象化的身体。食物的生产和消费是一种充满情感的文化实践，其中包括快乐和爱，愧疚和焦虑，即食物的日常用途往往是用于满足和营养需求无关的内心欲望。作为心理治疗师，Colleen Heenan借鉴了女性主义精神分析法，对饮食失调的妇女治疗团体进行研究，解译人类和环境的性别关系。她的解释凸显了情感地理中复杂的、混乱的、不稳定的内部情感和外界的关系[59]。 4.1.4 身体研究和旅游研究 旅游研究和其他社会研究领域一样，也深受身心二元论的影响，将身心的对立扩展到性别对立之上，忽视了旅游活动中的实体。而将性别化的身体引入到旅游研究的认识论之中，挑战了身与心、我者和“他者”以及游客和东道主的划分[60]。Veijola等指出身体在旅游研究中几乎是空白，反映了身体在结构主义范式中的缺失[61]，尼格尔·思韦夫特(Nigel Thrift)主张通过身体媒介以及身体感官关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表演性行为，他观察到由于在旅游活动中将身体作为表征性的文本，从而使得身体被边缘化了，即仅仅将身体尤其是女性的身体表征为具有神秘色彩和充满异域风情的符号，忽略了真实的、活生生的身体的体验和作用[62]。随着对女性主义和批判社会学理论的借鉴，众多学者开始引入身体视角，试图挣脱二元论的影响。 目前有关身体和旅游的话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注重旅游活动中的多重感官体验。旅游活动一向被认为是特殊的、不受家庭工作等日常活动影响的身体表演，并且在旅游业的发展中，身体被赋予了包括自然、性感等各种话语表征，而对感官体验的研究正是对这种观点的批判。蒂姆·爱德森(Tim Edensor)认为旅游就是日常生活，旅游活动中充斥着日常生活中不假思索的日常行为和习惯，同时也存在着追求奇异的渴望[63]。苏珊·弗罗利希(Susan Frohlick)以新西兰的“100%纯运动”和哥斯达黎加的“天然元素”两个旅游宣传活动为例，研究了旅游品牌塑造中的身体和地方如何被共同建构以及异性化，从而成为异性恋向往的天堂的[64]。在这两个旅游地塑造旅游品牌时，运用常见的景观修辞，包括自然、纯净、野生和逃避等话语，并赋予地方和身体以自然、独特性和浪漫的符号。Frohlick则试图通过话语背后的日常体验的分析，挑战话语表征霸权[64]。二是，对旅游话语中男性权威的解构。Jonnston通过对新西兰和悉尼的两场同性恋游行进行观察、访谈和文本分析，认为这两场同性恋游行是对二元论的夸大和破坏。在游行中，异性恋纷纷加入游行是对旅游活动中主客、自我和“他者”、生物性别和社会性别二元对立的破坏[60]。对旅游领域中二元对立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探究旅游活动运行过程中的权力、意义、话语机制。同时，也使得研究者更加关注于旅游活动中边缘化群体的研究。 除此之外，身体研究还渗入到宗教地理[65]、乡村地理[66]等研究领域，涵盖了身体与地缘政治[67]、身体与外形[68]、身体与流动性[69]、身体与主体性[70]等众多议题。总而言之，地理学中的身体研究方兴未艾，从最初的身体和性别研究，已延伸为包含多种议题的研究领域。身体概念的引入为人文地理学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4.2 对身体研究的相关理论 在尺度理论的基础上，人文地理学者从包括性别研究、文化研究、社会学、现象学等在内的众多研究领域借鉴了多种理论来研究身体。尺度理论将身体纳入到尺度层级结构中，并将身体理论化，从而形成了地理学中身体研究的理论依据。从心理学引入的精神分析法赋予了身体“边界”的涵义，在这里身体是自我和“他者”的分界线；从性别研究中借鉴的表演理论挑战了将身体属性归结为生物或者社会的二分法的传统，认为身体是生物属性和社会结构共同作用的产物；非表征理论侧重世俗的日常行为和感觉塑造身体以及地方的作用，使得更加关注真实的身体体验和情感[71]。无论是精神分析法、表演理论还是非表征理论均为理解身体是什么，身体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以及人类怎样使用身体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4.2.1 尺度理论(scale theory) 身体是最小的空间尺度，是其他空间尺度的基础，也是连接着不同地方的网络节点。身体作为空间尺度，有其他尺度所不具备的特殊性，即其他空间尺度均是社会所生产的，而身体却兼具生物和社会两重属性，这就意味着个人的生物特征，同时也被社会条件所建构和塑造[32]。因此，身体参与了社会生产的全过程，渗入到家庭、城市、区域、国家以及全球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正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认为的那样，资本下的身体既是创造价值的源泉，也被全球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运作所规训和塑造[32]。同样，Andrew Herod认为，全球化过程也许是由个体推动发展的，但是这种过程也是对全球尺度上成千上万个体的社会、生物关系的再加工[72]。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南非为了销售出口到欧洲的柑橘组织了一系列的促销活动。在当时，南非选取年轻美貌的南非妇女，对她们进行训练，并把她们送到欧洲的主要超市以及街角商店销售非洲的柑橘和葡萄柚，要求这些女性销售员戴着橘色的假发、穿着橘色迷你衫和热裤。基于这种现象，Charles Mather研究了食品是如何嵌刻到年轻女性的身体上，以及身体是如何参与到跨国商品贸易中的[73]。尺度理论将微观的身体尺度视为地理研究的尺度等级的基础，为分析和探讨不同尺度空间的联系以及背后的资本、权力机制提供了由小见大的视角，也为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切入点。 4.2.2 精神分析法(psychoanalytic theory) 一系列阐释精神分析理论的著作，比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处女的禁忌》、《女性气质》，雅克·拉康(Jaques Lacan)的《阳具的意义》，南茜·乔德罗(Nancy Chodoeow)的《精神分析视角下的社会性别、性别关系与性别差异》为后来的性别、身体研究奠定了相当关键的理论依据[74]。21世纪以来，精神分析法理论被包括西方人文地理学在内的人文社会学科广泛接纳[30]，人文地理学者通常用精神分析法的客体关系解释特定的群体感到恐惧和厌恶的原因，以及这种对待文化差异的态度是怎样在空间里表现的，尤其关注了这些群体被空间隔离与管制的机制。精神分析法有利于人文地理学者理解人类和社会、主体性和认同是如何在社会和空间上被边缘化的，学者们关注于权力的地域排他性，在人们的潜意识中，某些身体在特定场所是“格格不入”的，由此身体被视为区别自我和他人的标志。例如，Leslie Kem研究了多伦多绅士化中的女性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女性是如何参与到绅士化进程中的。她收集了绅士化中的女性身体出现的售房海报，并对多种职业的女房主进行访谈，强调通过想象和经历，女性的欢乐和恐惧被商品化了。研究结果认为后工业城市的复兴政策或多或少地与城市恐惧、威胁相连，而这些情感通过绅士化被刻写在城市建筑和空间中，最后研究认为自由和恐惧，兴奋和焦虑之间的动态张力，彰显出城市的“新自由主义改造”中的性别化建构，和塑造当代城市生活的父权关系。Leslie Kern的研究是典型的对精神分析方法的运用，透过女性身体符号的运用折射出女性的恐惧心理，从而反映出女性如何被卷入以父权权力为主的新自由主义改造运动中[75]。Pile则借用精神分析法探究了城市中具象化的经验[76]，这些研究反驳了一些学者对精神分析法是个人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批判，并强有力地证明了社会文化环境如何通过个人行为进行具象化和个体化，以及人类生活的无意识方面如何在社会世界体现出来[30]。 4.2.3 表演理论(performance theory) 表演理论是理解蕴含于规则和规范产生过程中的权力机制的重要手段，并拥有多种分支。其中，巴特勒的表演理论挑战了传统的身体生物和社会二分法，对身体研究的影响最大。巴特勒强调性别是通过多样化主体的仪式化行为表演出来的，即性别化的身体没有本体论状态(ontological status)或者固定的特质，甚至人的生物性别也是被生产出来的，在这种意义上而言，人的性别规范被身体物化[33]。此外，在表演理论中，空间不仅仅是身体的背景，相反，在建构和表征社会关系中起着重要的地位。例如，Tan对新加坡的一个俱乐部每周举行的“女士之夜”进行了观察，发现俱乐部在宣传和举行“女士之夜”时将女性塑造为苗条、机智、时尚的形象，并强调女性的表情、消费风格和独立。显然在俱乐部的“女士之夜”这样特定的时空下，所表演的性别特质异于传统的女性气质，所以认为俱乐部是性别表演的悖论空间[77]。表演理论成为地理学者思考权力关系的新方式，这就意味着身体同时占据中心和边缘。例如，男性和女性、异性恋和同性恋、年轻人和老年人等。表演性的身体和空间是新兴的“情感地理学”分支的核心。但是，巴特勒的表演理论仍面临着一些批判，一些学者认为表演理论下的主体是在特定时空下，被设想在纯粹的话语和非物质世界，缺少能动性的主体[78]。 4.2.4 非表征理论(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 1970年代，Kitchin等相对于人文地理学中盛行的表征理论，提出了非表征理论。非表征理论强调日常生活中具体的、被感知的、情境化的以及不可避免地通过语言和对象而技术化的实践[30]。近些年来，地理学家对非表征理论的兴趣激发了对行为、实践和感知的探讨。与表征理论相反，非表征理论较少考虑表征和文本话语，侧重世俗的日常行为和感觉对身体和地方的塑造作用。在身体研究中，非表征理论不再关注身体的结构和象征，转而关注身体的存在；不再关注身体是什么，而关注身体可以做什么；除对视觉的关注外，更关注身体综合感官感受。近些年，旅游研究领域也逐渐关注到身体在旅游体现中的非表征研究。Xavier Matteucci认为，在旅游中，身体不只是“看”，还涉及了综合感官的体验；旅游者用多种多样的方式使用和感受身体[79]。Pau Obrador-Pons关注梅诺卡岛海滩上男性的裸露行为，研究了赤裸的感受和赤裸现象如何被他人体验，肯定触觉在海滩上的优越性，认为触觉对理解海滩难以捉摸的体验、裸露主义的表现力和道德品质、身体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提供了新的机会[80]。 如果说，对“凝视”的关注可以促进人们理解身体是如何被规训的，那么，关注语言和表征不能表达的事物，有利于人们理解很少被关注却不断表演出实践经验的普通人。近些年，大量的关于人们跳舞[81]、运动[82]的研究开始涌现，这些研究试图通过身体姿势、衣着方式、饮食行为来研究身份的表演，将具象化的“自我认同”和“认同发展”的理论，与身体被集体经验和权力关系所包围的想法相结合，即这类研究试图将抽象的身体理论运用到真实的身体之中[67]。然而，一些学者批判地指出，没有什么行为是可以脱离其历史情境的，非表征行为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对位表征，超越表征不应该否定表征的、历史的、地理的力量在建构世界中的作用[30]。 总体而言，表演理论、非表征理论均超越了表征的视角，从身体出发描绘人们真实的情感和具体的日常实践，并且探析了主体性的形成。和非表征理论一样，精神分析关注情感以及潜意识的肉体力量如何处理和复杂的主体间联系以及多种表征的关系。而尺度理论则从将身体纳入到空间尺度的垂直等级系统内，关注不同空间尺度的流动。这些理论虽有所侧重，但共同推动了身体地理学的具体研究。 5 结论与讨论 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西方社会理论学家对身心二元对立和现代性的反思，以及当代的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现象学等理论影响的不断扩大，身体成为众多社会理论学家对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双霸权进行批判和解构的有力武器。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西方的身体研究已成为显学，其研究主题多样、视角新颖、视野广阔、成果丰硕。与此同时，在“文化转向”和“身体转向”的影响下，西方人文地理学也展开了对身体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探讨，并从身体与性别研究，逐步渗透到情感地理学、旅游地理学、乡村地理学等众多人文地理研究领域，拓展了空间、社会和文化的研究视角。 身体不仅是一种话语符号或者隐喻，还是能动性的基础和实践的主体。与之相应地，对身体的研究不只是探讨身体所承载的社会关系、权力政治、情感、文化等多维度的意义，还关注行动者日常生活中鲜活的、直观的、能动的身体实践。身体可以从实体空间、情感空间、隐喻空间三种维度进行解读(图2)：①在实体空间上，身体是个人所占据的位置和场所。②在情感空间上，身体是与情感产生最紧密的尺度，即身体是情感的载体，被情感影响也反之展现个人与社会、空间的情感联系。③在隐喻空间上，身体是资本、权力、社会关系流动的媒介，是在历史、社会、文化中被建构起来的，研究身体除了研究其生理性的肉体与心理性的情感、意识外，还要研究身体建构背后的机制。基于此，以身体为视角，涉及性别、“他者”、日常生活、旅游活动、话语表征等多种话题的研究大量涌现。为了更好地解释身体现象，在尺度理论的基础上，西方人文地理学者从包括性别研究、文化研究、社会学、现象学等在内的众多研究领域和学科借鉴了多种理论。尺度理论解释了身体渗入到家庭、城市、区域、国家以及全球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机制。精神分析法有利于地理学者理解人类和社会、主体性和认同是如何在社会空间上被边缘化的；表演理论挑战了将身体属性归结为生物或者社会的二分法的传统，认为身体是生物属性和社会结构共同作用的产物；非表征理论侧重世俗的日常行为和感觉塑造身体和地方的作用，使真实的身体体验和情感更加受到关注[67]。这些理论有所侧重，但又共同为身体地理学的具体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
图2 人文地理学中身体的研究框架 Fig.2 Research framework of the body in human geography 自改革开放以来，消费文化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中国也呈现出“肉体社会”的某些特征，身体研究在西方崛起的现实因素，在中国已经形成。2000年以来，随着大量西方身体研究著作的相继翻译和出版，身体人类学、身体社会学、身体现象学、身体美学等方面的研究在中国日益繁盛。反观地理学，关于身体的研究仍处在起步阶段，身体作为微观空间尺度的研究意义还未引起地理学家的重视。实际上，身体是包括身体、家、社区、城市、区域、国家、乃至全球尺度等级中的基础，首先并最直接地渗入到了家庭、社区、城市、区域、国家以及全球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因此，身体地理学作为新文化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其研究视角并非局限于身体这一微观尺度，“身体”被辩证地看作一面放大镜，身体研究透视出蕴含于其中和其上的丰富内涵和意义，折射出宏大的社会机制与主体能动性之间的互动关系。 现代性与城市化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两大主线[83]，形塑着身体的不同遭遇。现代性使身体摆脱了传统伦理和秩序的统治，但同时也使得身体进入新的被压抑以及逃避的情境。例如，生活在现代都市中的个体，在公共领域通过理性至上、务实态度的手段顺应现代性的需求，但在私人领域却通过冒险、旅游、服装等多种身体体验来逃避现代性所带来的压力和焦虑。同时，在现代性的进程中，身体作为自我身份认同和群体认同的重要性愈加凸显。比如，具有鲜明身体表达特征的跑酷族、二次元群体、杀马特、文艺青年等亚文化群体的涌现。城市化的过程其实也是身体实践和身份建构的社会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个体深深地嵌入到异质性的城市空间生产之中，身体实践在对抗压迫、协商正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些年来，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大规模的流动人口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而身体地理学“以身体为切入点，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这样一种独特视角，无疑为“人的城市化”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总之，在中国社会剧烈转型的过程中，地理学即将展开的关于身体的探讨，必将鲜活地叙述当今中国社会在人地关系中所发生的一切印记和变化。 ①身体技术是人们在不同的社会中，根据传统了解使用身体的各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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