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几点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近代论文,几点思考论文,社会转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西力东渐”与近代社会转型的启动
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大变动、大转型的社会，这种变动和转型不是起因于一种“内发的力量”，而是源于“外发的压力”，即西方的冲击，这一由邓嗣禹和费正清在50年代所提出的“冲击—反应”模式，近些年虽然遭到一些持“中国中心取向”的史家的批评，但如果放弃以该模式解释中国近代全部历史的奢望，仅仅从中国社会变迁的最初动因考察，这一模式仍然是具有理论价值和说服力的。无论如何，西方冲击始终是近代中国社会大变动、大转型的逻辑起点。
问题在于，究竟如何去界定前来冲击的西方的构成，到底是西方哪一部分力量对中国形成了真正的冲击？这种冲击又是通过哪些方式作用于中国社会，引起中国文化“形变之链”（chains of trasformation）的？这类问题的探求，比简单地去评判中西文化的优劣，或一厢情愿地想把二者的优点相结合，似更具有理论的趣味和实际的意义。
值得思考的是，中西文化相会，从明清时期算起，也有两三百年的历史了，为何非要到19世纪中叶才构成对中国文明的真正挑战，并毫不客气地“以夷变夏”，一变而不可收，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有必要将东来冲击中国的“西方”（或西潮）还愿为“西学”和“西力”两个构成部分，分别讨论其内涵和外延。
“西学”一词，因晚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体用”之争，其内涵已搞得非常混乱，几乎成为西方文化或西方文明的代名词。这种内涵的混乱，直接造成中西文化接触会通中“体用”、“本末”概念的夹缠不清。其实，在原初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西学乃是西方学术文化的略称，涉及到西方精神文明的知识体系、观念体系和思想体系，是虚的而非实的。西学范围包罗相当广泛，梁启超编《西学书目表》，将其分为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天学、地学、医学、史志、法律、矿政、兵政等27门，徐维则编《东西学书目》，又将其扩展为31门，几乎囊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所有门类[①a]。需要补充的是，西方的宗教通常也包含在西学之中，且是西学传播的重头戏。西方传教士最早输入西学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教，即“为基督征服世界”，把福音传遍天下。
西学的入华，即“西学东渐”，大致可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始于明末耶酥会传教士利马窦东来，止于18世纪因“礼仪之争”而引发的清廷对天主教的严禁，前后两百余年；第二个阶段始于晚清基督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华，于20世纪初达于极盛，流风余响，至今未绝，首尾150余年。这两大阶段的“西学东渐”各有其特色，各有其成就，总的趋势，是从以西学补中学之不足始，进而分庭抗礼，继则欲取而代之，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多，本文不复赘论。
回过头来看“西力”。“西力”一词虽也屡见于时人的著述，但远不及“西学”一词流布之广，其内涵常为器物、技艺、政制、富强之术等含义稍窄的词语所限定，以至一直难以成为近代史上的“关键词”。这恐与中国传统的尚文不尚力，重学不重技大有关系。其实，在近代中国真正有资格成为第一关键词的，恰恰是“西力”以及与西力辐射相关的“西力东渐”。
所谓西力，一言以蔽之，就是西方的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但又不是一般意义的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而是特指由18世纪工业革命所造成的现代生产方式、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质言之，即西方新兴的近代大工业文明。它首先体现为人类从未拥有过的以蒸汽（以后是电力）为标志的巨大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像变魔法似地“使千百个工厂，千百根烟囱霎时拔地而起，机器的轰隆声震动大地，汽笛的尖嚣声划破长空。人成了自然的主人……大批人走出农村，走进工厂，无数人群在飞旋的车轮旁流汗劳动，农村被遗忘了，城市成了一切”[①b]。其次，近代工业文明又体现为一种很难如机器一般直观感受到的组织力。工业革命不仅仅是在新的科学知识触发下发生的技术大革命，而且是人类生产组织形式的一次飞跃和革命。工厂制的出现使人类可以通过分工和劳动集体化来大幅度增加产量，提高效率，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机器和蒸汽动力能提高生产力，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新的劳动组织也能提高生产力，这一点却往往被人忽视”[②b]。
总之，由工业革命所激活的巨大生产力、组织力、创造力，以及与之紧密相联系的政经制度、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即新的“西学”）融会成一股气势磅礴、无坚不摧的“西潮”，滚滚东来，对东方农业民族形成巨大压力和挑战，威胁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民族的基本生存方式和社会组织框架，当然也包括其千百年来所形成的农业文明的价值观念体系。有人将这一历史现象概括为两种文明和“两个世界”的撞击的确十分恰当。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中叶前来冲击中国的，主要还不是作为知识和观念意识形态的“西学”，而是直接体现和代表新的生产方式的“西力”，即近代大工业文明。它可以外在地表现为坚强的军事力，也可表现为以商品和贸易为代表的经济力，还可表现为强权政治的政治力、外交力、征服力。总而言之，正是“西力东渐”构成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真正推动力量和逻辑起点。诚如金耀基先生所言：
在这里，我必须再强调，改变中国社会的基本力量并不是西方的枪炮兵舰，而是西方的工业技能。浸入中国的西方文化（近代的与现代的）在基调上是工业的，这个工业性的西方文化逼使中国的社会结构、文化价值解组与崩溃[③b]。
不可回避也无法抗拒的“西力东渐”，以巨大的冲击力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传统农业宗法社会原来的发展方向，使之在多少有些屈辱的方式中被迫转型，向一个未可知的现代社会过渡。生活于那个巨变时代的头脑比较清醒的中国人，已多少觉察到“西力东渐”的严重性和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根本挑战性。其中尤以李鸿章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与“数千年未有之强敌”这一著名命题表达得最为清晰和完整：
今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麋集京师及各省腹里，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机之速，瞬息千里，军械机器之精，功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④b]。
李鸿章将“千古变局”归结为遇到了“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可以说已隐约地觉察到了此“强敌”的来势非同小可，若仍以“华夷之辨”、“以夷制夷”的老法子对付，恐已难以奏效，所谓“外患之来，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⑤b]。这已依稀透露了大兴洋务运动，引进西方机器文明的端倪，尽管李鸿章当时尚不清楚轮船、火车、机器之类是与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引进机器文明的同时，必然加带引发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和伦常道德等的“形变之链”。对于这一点，与西方文明有着亲身接触，思想更为敏锐的郭嵩焘倒是看得比较清楚。
合肥伯相及沈幼丹、丁禹生诸公专意考求富强之术，于本源处尚无讨论，是治末而忘其本，穷委而昧其源也。纵令所求之艺术能与洋人并驾齐驱，犹末也，况其相去尚不可以道里计乎[⑥b]！
可见，18世纪工业革命后东渐的西力已经俨然是西方文明的本体，而非简单的“学”（知识体系）和“用”（功能体系）。西力所造成的冲击，已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实体的大碰撞，由于西方工业文明属于更为先进的强势文明，因此，在首轮碰撞中就已引起中国弱势农业文明的大震颤、大动摇，严重威胁到这个存在了几千年之久的东方农业文明赖以生存的根基，即以分散的地主制小农经济、强大的官僚行政体制和儒家意识形态所构成的稳定社会系统——“中体”。在这一意义上，时人心目中的“西学”（实际上是整体西方文化）显然是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用”的，而是要以“西体”置换和取代“中体”，把“中学”逐到“用”的位置，加以根本性的改造，以适合新的工业文明的需要。曾一度颇受青睐的“中体西用”模式，虽有它得以出台的历史契机，但根本上却是一个错误的文化模式。因为引进西方工厂制度、先进技术的同时，也就引进了“西体”——生产方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总和），同时也就为“中体”的破损和被取代埋下了伏笔。西方工业文明的东来，犹如“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之后，便释放出无法控制的“魔鬼”，最终将吃掉农业文明的“本体”，工业化意义上的西方化也是无可避免的了。
从“西力”和“西学”的关系看，西学是以西力为其基础和载体的，“学”往往借助于“力”而开辟其传播渠道。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传教总是跟随于通商和大炮之后，传教士的地位要迟迟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才日隆。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实在要靠西力——武力和经济力来加以证明，而后才能为中国士人所折服。单这一历史过程就花了两三百年的时间。
这并不是说明清之际的西学传播就不存在与之相联系的西力，而是说彼时的西力（由西方原初工业化过程所孕育）尚不足以构成对中国传统农业文明本体的冲击，彼时的中西文化交流基本上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表现为文明接触初期的和风细雨、涓涓细流。最明显的表征，就是当时在“西学东渐”的同时，还存在一个逆向的“东学西渐”，耶稣会传教士不断地而且是带有几分惊奇地把中国古老文明介绍给欧洲大陆。并且彼时西学的传播仅限于京城及沿海几个有限的城市，其对象也主要是少数较开明的士大夫。明清之际200年间，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译著西书凡437种，其中纯宗教书籍251种，占总数57%；人文科学书籍55种，占总数13%；自然科学书籍131种，占总数30%[①c]。
相比之下，近代西学输入呈现出规模空前、成几何级数急剧增长的态势。从1811年马礼逊在中国出版第一本中文西书，到1911年清朝统治结束，首尾100年，中国共翻译、出版西学书籍2291种。尤其是从1900年到1911年，中国共翻译各种西书至少有1599种，占晚清100年译书总数的69.8%，超过此前90年中国译书总数的两倍[②c]。当年的青年学子对款款东渐的西学称颂不已，简直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梁启超指出，“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者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③c]。为了求得新知西学，青年学子们甚至不惜飘洋过海，浪迹他乡。
考其原委，实在是西方在工业革命于19世纪中叶完成之后，挟新兴工业文明而东来，“西学东渐”与“西力东渐”合二为一，后者有力地促进、推动前者，前者又不断加固和导引后者，交相激荡，使中国传统社会被迫发生转型，主动产生吸纳西学的需求，为西学的源源涌入创造了前提。而以科技进步为核心的西力对西学传播的具体推动，最明显不过地表现在传播手段和传播媒介的日新月异的发展上。新的印刷技术的发明、运输工具的发展、通讯手段的改进，都使得传播速度不断加快，传播范围不断扩大。甲午战后西学的传播就是在主要通过两种新式媒体来推动的：一是新式报刊的普遍创刊和发行；二是新式学堂的普遍设立。正是借助这两种媒体，有关西方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地理、制度、科技和思想文化方面的知识以空前的规模在中国社会广泛传播开来。
西力冲击、启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现象，固然可以纳入英国史学家汤因比的“文化放射律”中讨论，即器物技术的“文化光线”（cultural ray）因并不侵害到中国士人所固守的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念，因而远较西方的宗教、民主观念等“文化光线”对中国社会文化的“穿透力”为大，成为西方文化的开路先锋。但在认同这一理论认知的同时，必须有两点限制性补充：其一，即以器物技术为代表的经济力的“穿透”，最终还是会引发对中国社会基本文化价值观念的侵害，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其二，只有当两种文明的接触面到达一定的临界点时，器物—经济层面的全面“穿透”过程（即经济转型）才会发生。在近代中国，工业革命后西方工业文明的大举入侵恰恰提供了这种“临界点”。
也就是说，无论是西力冲击本身还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都是一个历史过程，具有时间维度。在较为长期的接触过程中，两种异质文明的接触、交流到达一定程度后，即会有紧张和冲突发生，随之而来的便是文化的大碰撞、大转换，往往表现为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让步，吸纳强势文化并最终被置换。而旧的“冲击—反应”说所忽略和缺乏的恰是此点。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震破了天朝上国不可战胜的神话，持续百年的社会转型就此拉开沉重的帷幕。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五口通商时代，以大炮为后盾的商品输入已开始冲击和瓦解中国传统的农业自然经济，但来自中国社会内部的反应是极其迟钝和微弱的，西力加强对中国的冲击并引起中国社会内部较为明显的变化，主要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使西方国家开始以商品输入为主逐步过渡到以资本输出为主。19世纪70年代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已建立了78家工厂，1894年甲午战后，以企业投资、铁路投资、银行投资、财政借款等形式所体现的西力东渐更是达到空前的规模。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压力，推动中国迅速从“师夷长技”的“兵战”，转入大规模引进西方工商业组织制度和工厂制度，主动移入近代大工业文明的“商战”、“工战”乃至“学战”的时代。由经济而政治、而思想、而文化的全面文明竞争，遂凸现为时代的主题。这种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毫不协调，甚或截然相反的“求强”、“求胜”的工业文明竞争精神在古老神州大地的勃兴，深刻地说明在西潮（主要是西力）的影响冲击之下，中国社会发展已开始纳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世界一体化发展之中，成为世界市场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按照工业文明自身的逻辑，踏上了转型、过渡之路。
二、结构变迁与近代社会转型的实质
以“西力”——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撞击而引起的中国近代社会变迁，本质上就是完成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或转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所谓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实际上是一种整体性的社会结构变迁。它有两层最基本的涵义：其一，社会转型是一种社会质变过程。通常要延续较长的时间，是一个持续性的社会结构变动过程。欧洲的近代社会转型，起源于15世纪末的“原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时期，完成于18世纪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得决定性胜利之时，前后约300余年。中国古代社会所发生的由领主制封建经济向地主制经济的大转型，也是经历了春秋战国时代几百年的转型期才最后完成。而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已持续了150年之久，至今尚未最后完成。作为一种社会质变，社会转型可以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但更多地体现为量变的积聚过程，因此，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不断的调整和改革来加以完成。第二，社会转型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变动，与社会发展相联系。1.这种结构性变动不仅意味着经济结构的转换，同时也意味着其他社会结构层面的转换，是一种全面的结构性过渡。2.转型意味着在持续的结构性变动中从一种稳定结构状态向另一种稳定结构状态过渡，呈现出阶段性特征，所谓“十年一变”正是指近代社会转型的若干发展阶段。3.在结构转型期间，由于各种结构性要素都处于变动不居之中，因而呈现出极大的流动性、过渡性和不稳定性。社会分工的加强，社会流动的增加，社会参与渠道的扩大，都使人们的身份和角色处在一种变动的状态，从各个层面上表现出一种“模糊性”。这种“模糊性”往往使个人和组织丧失对自身角色的认同，陷入经常性的角色冲突中。由此便不难解释，为什么清末民初知识界的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王国维等人，一生行事，判若两人，常常是“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
从工业文明传播和工业社会成长这条历史主线看，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与世界范围内的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大转型、大过渡并无本质区别，而是属于这种世界性潮流的一部分，系近代资本主义一体化发展的一个环节、一个局部。因此，近代文明起源与演进的许多一般规律同样适合于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析。
同欧洲工业化前的过渡时期一样，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实质上表现为一个新旧社会结构的替代过程：一方面是传统农业社会旧结构的松动、萎缩、解体；一方面则是工业文明新社会结构的潜滋暗长，逐步排挤、取代传统农业社会结构。于是，社会呈现出转型期所特有的二元社会结构特征：在这一时期，传统封建主义关系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已经出现极大的危机并不断衰落，但封建法权关系却未根本废除；资本主义关系已经发展起来，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但市场经济的原则却未在法律上得到确认。这两种根本冲突的价值观便同时出现在同一社会时空中，呈现出混杂性和歧异性。旧的社会系统的解构与新的社会系统的建构构成近代社会转型的二重基本运动，近代社会的许多基本矛盾和冲突均是围绕这二重基本结构运动而形成、展开，衍生出多姿多彩的复杂曲折的中国现代化史。研究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关键就在于解读解构与建构相统一的历史运动的特殊性及其具体展开形式。
具体而言，在近代中国，受到严峻挑战的一极系延续两千多年之久、高度一体化的农业宗法社会结构。该社会结构起源于西周时期的宗法制度，中经春秋战国时期的“转型”，其后成为一种“定型”，没有发生基本上的改变。中国传统农业宗法社会结构的经济基础系小农经济，其主要特征是家庭作业、分散经营、生产规模细小、生产技术落后，经济活动以个人关系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缺乏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理性引导与市场结构、农产品商品率极低，基本维持在糊口农业的低水平。建筑于小农经济上的以宗族为核心的农村社会组织，以血缘为纽带，以亲情为经纬，通过宗祠、祖茔、族谱、族规、族长等形式，将农村社会构筑成一个紧密的社会集体。
独具一格的宗法制度不仅适应了小农经济的需要，也为大一统皇权专制制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成为集权专制主义官僚政治的基础。于是，小农经济、宗族制度、官僚政治便从经济、社会和政治各侧面组成了传统农业宗法社会的基本结构框架，这一社会结构框架具有如下明显特征：1.家国同构。一方面，国是家的扩大，国家俨然是一个大家族，君主便是这一“家族”的当然宗长，百姓均是君主的子民，君主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政治权力。另一方面，家又是国的延伸和具体化。宗族与家族祠堂具有官府衙门同等的威慑力，“国法通过家法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行使暴力镇压职权；人们则通过家法认识国法，切身感受到国家专政机器的铁拳远在天边，近在眼前”[①d]。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陈独秀曾不无见地地将东西方民族文化的根本差异之一归结为：“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并指出：“宗法社会之政治，郊庙典礼，国之大经，国家组织，一如家族，尊元首，重阶级，故教忠。”[②d]2.严格的等级制。农业宗法社会的一个本质特征，就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等级制度。所谓“礼”的规定，正是等级制度的具体体现。自君主以至庶民，整个社会由一层一层的等级构成，每个人都处于一定的等级之中，“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五常，尊卑有序，上下有别，由此形成一个等级森严、制度完备、相对稳定的政治社会秩序。3.高度的耦合性。农业宗法社会结构的各组织侧面是高度耦合、相辅相成的，具有某种“超稳定结构”的性质[③d]。同时，它又因为伦理为本位的儒家意识形态与政治和社会组织的一体化，处处渗透和表现出一种以伦理为中心的历史传统与精神，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融为一体，从而获得了长期稳定、“千年不变”的合法性思想资源。
因此，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解构，实质上就是特指上述超稳定和一元化的农业宗法社会结构的解体过程。这一解体过程，首先表现为其构成要素的逐步消解、破坏，诸如在近代商品经济的冲击下，沿海地区耕织结合的小农经营形式的破坏；因农村破产而造成的流民和隐性失业；城市化对宗族组织的冲击；中央政权的权威性和控制力削弱，等等。其次，这又表现为结构要素之间的耦合性的松动。最明显的表征，便是使农业宗法社会成为一个牢不可破的结构整体的儒家意识形态逐渐丧失其权威解释地位，不再能担当与政统和族统相配合的道统角色，遂引起整个农业宗法社会结构的合法性危机。对此，李大钊曾有过一段深刻的评论：
他（指孔丘）的学说所以能在中国行了两千余年，全是因为中国的农业经济没有很大的变动，他的学说，适宜于那样经济状况的原故。现在经济上生了变动，他的学说，就根本动摇，因为他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④d]
与传统农业宗法社会的解构相对应的，则是新的工业社会结构的建构过程，也就是现代化因素的增长过程。在近代中国，如前所述，这一结构性变动过程实际上始于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及甲午战后对西方现代化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大规模引进，即所谓“投资设厂”的热潮。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社会存在最根本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统一的生产方式的存在。而由科学技术所导致的生产力的发展，又成为整个社会存在发生变化的最根本的动力因素。“投资设厂”（即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采用工厂制度）这一小小的举措所引发的一连串惊世骇俗的历史后果，往往是始作俑者们所始料未及的。它直接将西方工业文明之“体”移植于“千年不变”的农业宗法社会，造成与小农经济截然对立的另一种经济基础，触发了现代社会结构的“形变之链”。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叶，系中国工业化的萌芽阶段，在此阶段中国共设立新式厂矿约750余家，资本额约155479千元。1914年至1936年系中国工业化的发展阶段，第一次欧战期间，中国新兴工业曾一度蓬勃发展，1902年至1920年，中国工业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率高达13.8%，整个民国时期则为5.6%[①e]。这以后由于军阀割据、内战频仍，发展速度放慢，但从1926年到1936年这十年间，中国现代化工业平均增长率仍维持在7.6%。基础工业在这一时期有较为长足的进展，1926年电力产值占中国现代工业的11.2%，到1936年已占22.2%。作为现代工业支柱的棉纺业，1922年全国共有纱锭238万枚，布机12000台，到1936年增至纱锭510万枚、布机58000台，14年间增加一倍多。
工业经济的成长，必然连带引起政治制度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的相应变化；与工业化相伴随的，必是民主化与自由意识的增长。机器生产、工厂制度、民主程序、社团组织、自由意识构成一个环环相衔的有机整体，很难任意割裂或随心所欲地取舍。李鸿章、张之洞等晚清士大夫改革派的失败，恰在于顽固和错误地坚持“中体西用”的改革模式，对近代西方工业文明采取割裂的态度，只要其“用”，不闻其“体”；只用其“器”，不取其“制”。辛亥革命及民国的建立，意味着当时中国先进的社会力量试图对工业化潮流的全部结构性因素——现代大工业生产、代议制度、民主思想等首次进行全面的社会整合，并凭借先进的政治制度为工业化潮流开辟新的发展方向。尽管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这种整合的努力最终是失败了，但其开创之功却不可没。社会转型中传统与现代、农业与工业的二重社会结构变迁，虽是理论思维的抽象，但却反映了真实的历史变动过程，因而具有可归纳性和可观测性。一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为研究的深入起见，曾对这种深层社会结构运动的诸表征作了尽可能全面和高度的概括。例如，社会学家M.J.列维曾列举出“现代化社会”与“非现代化社会”在社会结构特点方面的八点区别，使“工业化”、“民主化”、“现代化”这类概念在内涵上更加具体，更具有可理解性。列维认为：1.现代化社会的政治组织、经济组织、教育组织诸单位的专业化程度高，而非现代化社会的专业化程度则比较低；2.在现代化社会，由于专业化程度比较高，诸单位是相互依存的，功能是非自足的，而在非现代化社会，亲属群体和近邻共同体的自足性比较强，缺少功能的分化；3.在现代化社会，伦理具有普遍主义性质，情感生活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而在非现代化社会，由于家庭、亲属的社会关系比较密切，伦理具有狭隘的个人性质；4.现代化社会的国家权力是集权的但不是专制，而非现代化社会的国家权力如同封建制一样，即使在权力比较分散的情况下其性质也仍然是专制的；5.现代化社会的社会关系是合理主义、普遍主义、功能有限制和感情中立，而非现代化社会的社会关系是传统习俗的、个别的、功能无限制和具有感情色彩；6.现代化社会有发达的交换媒介和市场，而在非现代化社会，交换媒介和市场尚未发展起来；7.现代化社会具有高度发展的科层制组织，而在非现代化社会，即使有科层组织，也是建立在“个人说了算”的社会关系之上的；8.现代化社会的家庭是向小家庭发展，其功能也正在缩小，而非现代化社会的家庭是多样化的，家庭功能也是多层次的[②e]。
更深入一步的研究，则是将数量关系的分析引入对经济社会结构变动的考察，通过一系列数量指标体系，寻找社会结构变迁的“临界点”。如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A·英克尔在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6个不同类型发展中国家进行大量抽样调查后，提出了现代化国家结构特征的十项指标。除一些主要经济指标外，还包括成人识字率、大学生占人口比重、人口净增率、平均预期寿命等一些公认的重要社会指标。这样，社会结构的转型不再单纯是抽象的概括、推理或客观描述，而体现为新旧社会结构在数量关系上的对比变化，具有了实证研究的可操作性。
具体到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研究，此时我们将要讨论和面对的，将是若干组体现二元社会结构替代过程的参数指标。关键是如何去确立和正确分析反映这类社会结构变动的参数，从而更清晰地观察和把握社会转型的轨迹。我们尚无法给出中国近代社会结构变迁的全部参数指标，但作为举例，至少可以通过粗略地评估传统农业经济与现代工业经济比重的变化，进而窥测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程度。工业化直接导致社会产业结构的变化，因此，现代社会转型的一个最显著的标志就是产业结构中新兴工业的比重超过传统农业的比重，使社会由农业国进入工业国。英国在18世纪末率先实现近代化（即早期工业化）之后，整个国民生产的内在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821年英国农业、渔业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比重，从1770年以前的40%下降到26.1%；工业（包括制造业、矿业和建筑业）比重则从24%上升为31.9%，超过了农、林、渔业[①f]。日本近代产业结构的变化也呈现出清晰的脉络。1885年，日本农业产值的比重高达75.7%，工业产值的比重则为24.3%；到1920年，日本农业产值的比重下降为44.9%，而工业产值的比重则跃升为55.1%，其中近代工业产值的增长占主要部分。证明日本在20世纪20—30年代已基本完成了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然而，在近代中国，农业产值的比重一直占压倒优势，19世纪80年代农业产值占国民总产值的比重高达66.7%，传统工业产值比重仅为7%，近代工业产值比重，则基本可忽略不计[②f]。1936年，国民总产值中农业产值比重仍占62.31%，近代工业产值仅占5.08%[③f]。另据吴承明的统计，到1936年，近代工业（包括全部矿业）总产值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0.8%。到1949年，中国近代工业产值还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农业和传统手工业产值比重则高达80%以上[④f]。这一组产业结构参数指标表明：1949年以前，中国基本上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社会结构转型异常缓慢，现代化程度仍非常之低。
中国近代社会结构转型的迟滞，除因中国现代化属外发型现代化过程，外部压迫因素较大，内部主动变革因素不足以及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具有诸多不利因素外，从社会结构本身看，似有两重较重要的原因：
其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三重结构因素的胶着、牵制。根据社会转型的一般规律，我们可以观察到传统与现代的二元社会结构，但在中国近代历史中，传统与现代的区分，又是以三重因素系列——传统封建因素、本国资本主义因素和外来殖民因素的胶着、牵制为其实际的表现性质，显得格外复杂多变、扑朔迷离。传统的与现代的扭结在一起，没落的与新生的纠缠在一道，很难截然划分开来。经济结构中，殖民经济、传统小农经济和本国资本主义经济相互胶着、依存的情形，在农副产品出口贸易中表现得尤为典型。帝国主义的原料掠夺性贸易极大地刺激了中国几种主要经济作物的畸形发展，加速了这些农产品的商品化过程。与此同时，围绕此类大宗出口农副产品的增长，相关的民族加工工业同步获得发展。这些行业包括制茶、制糖、榨油、轧棉、缫丝、制烟、制蛋等等。在由种植、加工和收购三个经济环节串联起来的产销网中，三种不同的经济成分似乎都暂时丧失其独立性，相互依赖，从属于统一的世界市场。传统小农经济表现出某些非传统的特征，在与殖民经济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胶着中得以延续。此外，在政治结构中，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一开始便直接移植在封建专制的国体上，极不和谐地共处着。在文化结构中，最陈腐的观念往往以最时髦的形式，袍笏登场，混淆视听。总之，在三重因素的胶着中，二元结构间的冲突有时被淡化了、稀释了，不具有刚性特征，甚至有时表现为传统元、中间元（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过渡型）和现代元的“多元结构”格局，使社会转型过程不同于西方一般工业化国家的常规性道路。
其二，与自发型现代化的西方和后发型现代化的日本等国相比较，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由于在农业文明环境中达于高度成熟状态，因此，格外强韧和根深蒂固，难于实现自身的转型。正如一些历史学家和文化史学家所指出的，一种文明形象愈是成熟，其历史包袱愈重，实现变革的难度就愈大。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中国社会结构的重心在农村，农民占80%以上，但近代以来，农村社会结构的变革却最小，基本维持着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的格局，农业人口的古老的生活方式，长期没有根本性的变化。这样，使二元社会结构中，传统因素远远大于现代因素，保守的惰性往往抑制住了变革的冲动，社会结构本身缺乏内源性的转换机制。譬如，在经济结构上，中国和日本在进入近代以前虽同属农业自然经济国度，但日本的手工业和技术在19世纪有了较大发展，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已不是那么严格，各地区经济获得较大自主权，出现了江户那样“拥有一百多万人口”的大城市。“参觐交待制”的实行，又导致了全国范围公路网的形成，增强了各地的经济联系。中国虽自明清以来就逐渐形成若干商业和手工业中心，但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一带，广大内地农村的商品经济并不发达，交通也相对隔绝和闭塞。而且人口的增长速度至少同粮食产量提高的速度一样快，无法给城市和工商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剩余产品。这意味着中国的小农经济结构要比日本坚固和强大，更加难以改造和转换。
综上可见，所谓社会转型和现代化发展，实质上就是社会结构的成功转变。中国近代社会的全部历史变动，可归结为一部从一元性的农业社会结构，中经二元或多元社会结构向一元性工业社会结构的转型史。这种结构转型的历史过程具有不可抗拒性和不可逆转性，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但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特殊坚固性和高度成熟性，却使这种转型异常的艰难，呈现反复大、曲折多的特点。不合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结构非但不能加速业已发生的过渡和转型，反而成为这一过渡的障碍，并造成空前的混沌、迷离、动荡和真空。在新旧结构的胶着、僵持中，历史期待和召唤着某种强力的冲击，使受阻的过渡和转型能挣脱重重束缚，持续进行下去。结构转型的困难和尴尬，正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最突出的病症。
三、国家、社会关系与社会转型的困境
在中国近代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始终是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或许，在二者的结构和互动关系之中，便隐藏着中国现代化始终难以克成的谜底。发展是现代化的永恒主题，也是近代社会转型的目标和方向。然而，社会与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广泛的社会动员、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和社会利益的重新调整。要成功地推行现代化，实现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社会系统必须创造出新的政治体系，即用国家行为来推动社会和经济变革，为现代化廓清道路。其次，实现现代化的第二个条件，是该社会系统必须有能力将新兴社会势力成功地吸收进政治体系之中，造成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动，由此获得经济要素之外的现代化动力。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国家（政府力量）与社会（民间力量）构成推动现代化进程的最有力的杠杆，而能否在二者之间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遂成为各国现代化成败的关键。
从国家与社会关系这条主线看，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之所以显得困难重重，步履维艰，首先便在于缺乏一个国家之外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社会始终笼罩在国家的阴影之下，没有发展出自己的独立形态。
自秦汉以来，中国“霸王道杂之”，发展出一套高度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形成一个在行政意义上分工细密、强有力的帝国体系。在这一帝国体系中，君权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统驭一切，乃终极之权威。同时，这一帝国体系又实行“政教合一”的国家体制，儒家思想提升为国家意理，渗透到国家制度之中，君主不仅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而且是作为教主的“圣王”，负有解释法律、教化社会的责任。
相对于高度发达的国家行政系统，承载和支撑国家组织的社会系统却相对发育不全，基本上没有从国家概念中剥离出来。由于实行“政教合一”，中国传统政治观念中，完全不存在西方式的“耶稣的归耶稣，凯撒的归凯撒”这种政治理念，也不存在类似西方教会的社会组织形式。尽管从理论上说，存在一个与“政统”相并行的“道统”，但又如余英时先生所说：“道德是没有组织的，道统的尊严完全要靠它的承担者——士本身来彰显”[①g]。其次，在“普遍王权”的观念下，国家权力具有不受限制、不受阻碍的特征，通行无阻地贯彻于都市社会之中，这样，中国也就不存在西方式的相对独立的“自治城市”，更谈不上享有政治特权和相当自由度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一如马克斯·韦伯的分析：
和西方不同的是，中国以及所有东方的城市，都没有政治的自主性，东方的城市并非（西方）古代那样的“城邦”，也没有中世纪那样的“城市法”，因为它不是一个拥有自身政治特权的“共同体”。城市里没有西方古代出现的市民阶级[②g]。
相对于城市社会，中国广大乡村的民间社会虽然较少受到王权的直接控制，行政官僚体制仅延伸到县一级，但却间接地由“普遍王权”的政治基础——绅士加以控制。绅士本身即暂时居于乡间的“准官僚”。换言之，乡村民间社会亦缺乏政治意义的独立性。况且，中国乡村社会主要是由封闭的宗族组成，实质上是处于高度分散的无组织状态，缺乏凝聚成一个“社会”（而非“社群”）的统合能力。对这种君权至高无上、国家控制社会、不允许任何社会反抗势力存在的政治结构，唐德刚先生准确地概括为“国家强于社会”的模式，认为这正是维持中华“宇宙帝国”“一延两千余年，没有发生基本改变”的症结所在。
这样，从社会的一头看，中国虽能发育出一个高度成熟的小农经济社会，却与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社会无缘，缺乏向现代工商社会转型的社会组织基础。近代资本主义之所以发生于欧洲，显然既与欧洲中世纪政治结构中“政教分立”、城市与国家的二元对立等历史传统有关，同时又与14至17世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技发展等一系列社会大变动有关。简言之，是王权式微、社会束缚松动、自由意识伸张、市民社会兴起等“一揽子”（package）变化的结果。英国之所以成为工业化的策源地，有人也提出关键不在于生产本身，而在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因素。反观中国，虽然自古不乏商业、交换和区域市场，也不乏流转各地的商人，明清时期，甚至商业制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以至不少人认为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然而，由于缺乏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缺乏来自社会本身的经济冲动与变革活力，缺乏能够加以配套（package）的社会条件，因此，所谓资本主义和工业化启动始终只是水中月、镜中花，可望而不可即。
缺乏一个相对独立、充满活力的民间社会，不仅使传统中国社会难以发展出资本主义，而且由于市场发育的不充分，社会契约关系不普遍，中间社团组织的缺乏，法律意识和商品意识的淡薄，更直接造成中国社会接纳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困难。许多初期的新式企业都带有官办色彩或办得走了样，均与中国社会缺乏现代化的物质和制度准备有关。
近代许多先进的启蒙者，已经看到中国近代社会建设的必要性，故力倡地方自治与建设乡村社会。20世纪初年，康有为在其著名的《公民自治篇》中，力陈变法当从地方自治入手，以立国本：“今吾中国地方之大病，在于官代民治，而不听民自治也。救之之道，听地方自治而已。”[①h]梁启超也把地方自治看作是争民权之“第一基础”，主张“民权之有无，不徒在议院参政，而尤在地方自治，地方自治之力强，则其民权必盛，否则必衰。”[②h]著名绅商人物张謇亦强调“国家之强，本于自治”[③h]，身体力行地倡导“村落主义”，建设乡土社会，曾谓：“窃謇抱村落主义，经营地方自治，如实业、教育、水利、交通、慈善公益诸端。”[④h]这些均为提升乡村社会水平的具体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晚清城市社会中，随着自治的呼声日高，通过创设商会、商团、教育会、救火会、市民公社等社会组织和团体，逐渐形成了“市民社会”的雏形，把“独立社会”的营造推向了实践阶段。晚清市民社会雏形的形成直接受惠于19世纪以来在沿海通商口岸所掀起的商业革命[⑤h]。新的经营和管理方式（如股份制）极大地刺激了经济增长，并使市场趋于活跃。新的产权和契约关系为经济活动和财富增殖提供了一个自由度足够大的空间，并由此奠定了市民社会的经济基础。在社会等级意义上，新兴资产阶级化绅商阶层占据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中心地位，成为市民社会的直接缔造者和操纵者[⑥h]。
在组织建构上，晚清市民社会系民间社团的集合体。其具体组织形式，在若干通商大埠中显得比较明晰，在一般中小城镇则相对模糊。从史料中看得比较清楚的，一是以自治公所（初为总工程局）为主轴，以商会为后盾，进而联络各新式社团、公司、商号的上海市民社会的雏形；一是以商会为中枢，依仗纵横交错的民间社团、公司、商号的网络，尤其通过市民公社一类基层自治组织，触角伸及社会各个角落的苏州市民社会的雏形；而天津、广州、汉口等地的市民社会雏形似更接近于苏州模式。晚清市民社会雏形实质上是国家权力机关之外的社会权力体系——在野的市政权力网络。在自治职能上，这一网络拥有不完全的市政建设权、商事裁判权、地方治安权和工商、文教、卫生以及其他社会公益事业管理权[⑦h]。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晚清市民社会雏形与欧洲近代早期市民社会的区别，不能等量齐观，因为它们毕竟联系着两种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哈贝马斯著作中所论证的，乃是欧洲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如何成功地占领了欧洲专制王权遗留下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从而演化成近代资本主义民主社会[⑧h]。在托克维尔（De Tocqueville）看来，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也始终呈紧张甚至对立的状态，市民社会必须通过各种自由结社，用“独立的眼”来监视国家，以防止专制政府的侵扰[①i]。然而，考察晚清史实，中国早期市民社会雏形建成的初衷，却并不是与专制国家权力相对抗，而毋宁说是协调民间社会与官方的关系，以民治辅助官治。1908年底由宪政编查馆和民政部共同奏定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其第一条即规定：“地方自治以专办地方公益事宜，辅佐官治为主。按照定章，由地方公选合格绅民，受地方官监督办理。”作为晚清市民社会中间组织的商会一类社团，往往一开始就包孕着民间和官方的二重因素，成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纽带和中介，同西方民间社团那种纯自治的性质大不相同。这不能不影响到中国式市民社会的性质和特点。
晚清市民社会雏形在民国初期又有进一步发展。至20年代初，上海商人甚至提出“国民自决”口号，由商会出面直接组织“民治委员会”。这表明随着近代社会转型的加剧，中国市民社会雏形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如果循此下去，其政治影响力将可观。然而，中国市民社会并没有最终成形，更不可能肩负起建设民主国家的重任。1927年蒋记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家的权力得到空前增强，在频繁的内战和抗日战争环境中，中国政治进一步走向集权化，国家重新控制了社会，市民社会被排挤到了边缘，很难发挥制衡国家权力的作用，民主政治在中国仍属遥遥无期之事。
以上较多地论述了近代社会转型中社会所扮演的角色问题，是否国家政权方面的转型就容易得多？或者说中国传统政治结构包含着较多的可现代化因素，因而较易于实现其近代转型呢？历史的回答是否定的。事实上，现代型国家建设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难题。在历史资源上，中国传统官僚体制所能维持的，实际上只是较强的政治统治，简言之，即集中在“治人”或“人治”上，在经济发展方面，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和经济管理职能都是十分薄弱的。这在自然经济为主的小农经济社会中或许尚能应付自如，但在“商战”激烈的近代社会，就显得有些左支右绌，无法适应社会变迁的需要了。
1800—1900年，中国经济明显处于衰退过程中，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一直在下降，18世纪中国的总体经济实力恐怕还在欧洲各国之上，但到1860年中国占世界制造业总产出比例跌到19.7%，到1900年仅为6.2%。大约在1860年英国超过了中国；1880年美国超过了中国；1900年德国、俄国和法国相继超过了中国，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国力仍呈下降趋势[②i]。中国近代的衰落有着多方面的复杂原因，但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具有现代化意识的国家政权（主要指中央政府）则是中国迟迟不能发动工业化的重要原因。辛亥革命前后，中国一直处在一种“国家危机”或“权威危机”（authority crisis）之中，不论是改革派还是革命派一直都在努力探索一种新的国家形式。辛亥革命及民国的建立，意味着传统集权官僚体制崩溃，但却并不标志着新型现代国家体制的建立。民国实质上是一个“军绅政权”[③i]，新的中央政府仍徒具形式，在“共和”的招牌下，国家实际陷于军阀割据和长期分裂状态，长期的政治衰退导致现代化迟迟走不上轨道。由于辛亥革命后建立现代型国家的任务并未实现，所以继起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把重建国家当作最主要的目标。1928年国民党政府虽然实现了表面的“军政统一”，但中国从没有真正统一过，中央政府的财力和精力大部分耗于连绵不断的内战和抗日战争之中，无力从事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亦随之陷入困境。
所以，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困境实际上源于国家与社会两个方面。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如缺乏一个统一的没有关卡和关税壁垒的国内市场，缺乏一个与现代社会生产相适应的法律保障制度，缺乏一个实现社会经济运行所需要的社会基础设施体系和社会组织体系，缺乏一个使经济长期发展的稳定社会局面，等等，单从“市民社会”营造或国家政权建设方面去考虑，均无法获致满意的解决，而只能从二者的互动关系中找到一种平衡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说，从中国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进程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们既需要一个强大的有经济指导和运作能力的政府，同时又需要一个充满活力和主动性的民间社会，把政府和民间的力量紧紧结合在一起，以达成最佳的配合效应。
注释：
①a 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①b 钱乘旦：《第一个工业化社会》，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14页。
②b 同上，第50页。
③b 金耀基：《中国的现代化》，《港台及海外学者论近代中国文化》，重庆出版社1978年版，第22页。
④b 《复奏海防事宜疏》，《李文忠公奏稿》卷二十四。
⑤b 同上。
⑥b 《郭嵩焘日记》光绪五年闰三月十九日，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校点本。
①c 见钱存训《近世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文献》1986年第2期。
②c 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14页。
③c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8年重印版。
①d 沈大德、吴廷嘉：《黄土板结——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探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②d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29页。
③d 参见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④d 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原因》，《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20年1月1日）
①e 章长基（John k.Chang）：《中共统治前中国工业的发展》，芝加哥1969年版，第70～74页，引自郑竹园《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进程及启示》，载《现代化研究》[台北]第1卷，1995年。
②e 转引自[日]富永健—《现代化理论今日之课题》，载《国外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
①f 见迪恩·柯尔《不列颠经济发展，1688－1859》，剑桥1962年版，第156页。
②f 见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第224页。
③f 同上。
④f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载《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①g 余英时：《史学与传统》，[台北]时报文化公司1984年版，第79页。
②g 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9年中译本，第77页。
①h 《公民自治篇》，《新民丛报》第6号。
②h 《问答》，《新民丛报》第6号。
③h 《拟领荒荡地为自治基产请分期缴价呈》，《张季子九录·自治录》。
④h 《呈报南通地方自治第二十五年报告会筹备处成立文》，《张季子九录·自治录》。
⑤h 参见郝延平：《中国近代商业革命》，加州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⑥h 参见拙著《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⑦h 同上。
⑧h 参见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性变迁》，MIT出版社英译本，1989年版。
①i 约翰·金主编：《市民社会与国家》，伦敦：Verso出版社，1988年版第55～62页。
②i 参见王绍光、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1—22页。
③i 参见加拿大华裔学者陈志让著《军绅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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