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学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学科论文,民族论文,特色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积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这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对于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增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有着重要意义”。而我国的民族理论学科，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学科之一。
一、中国民族理论学科的创立和发展
中国民族理论学科肇端于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之中。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注重研究国内民族问题，始终坚持民族平等、团结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则。1928年中共六大通过了“关于民族问题决议案”，（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在党章中提出设立“少数民族工作部”。（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930年中共六届三中扩大会议组织问题决议案提出“在有少数民族区域的省委，应组织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红军长征时期是接触少数民族较多的时期，党的民族工作在实践中逐步开展起来，明确提出“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与方法，是我们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的最可靠的武器”。（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延安时期是党的民族纲领和政策趋向成熟的时期。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939年成立了党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简称“西工委”）。李维汉同志认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为武器，系统地研究国内少数民族问题并开展少数民族工作是从西工委开始的。（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940年西工委拟定《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和《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的提纲》，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基本框架。1941年中共西工委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为中共中央西北局，下设以贾拓夫为主任的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同年在陕北公学民族部的基础上创办了延安民族学院，首次招生300余人，并设立了研究部。总之，在延安开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民族研究和民族工作，从此奠定了新中国民族理论学科的坚实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后，民族理论学科经历了由创立到曲折发展的时期。1951年建立的中央民族学院是我国最早开设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的高等院校之一，50年代初已成立了“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教研组”。1956年，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社会科学目录中被正式列为一门学科。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已成为我国民族研究学科的指导思想，在其指导下进行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识别。1963年原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成立了民族问题理论室。（注：孙青：“民族理论学科三十五年”《民族研究动态》1984年3期。）但是，民族理论学科的研究和发展在文革时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低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族理论学科进入了新的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民族理论专门研究机构和全国性民族理论学术团体的建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许多中央国家机关和科研机构如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等相继恢复或新设了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部门；部分省或自治区的民族事务委员会、社会科学院、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院校也设置了相应研究机构。1987年中央民族学院成立了科研与教学一体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教科部和研究所，一直是民族理论学科教学和研究的重要阵地。1988年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成立。据统计至1995年全国民族理论研究人员已有千人，其中教授、研究员20余人，副教授、副研究员100余人。（注：杨荆楚：“民族问题理论学科现状与发展前景的调查研究报告”《民族理论研究》1995年4期。）早在1979年已成立了全国性学术团体“中国民族理论研究会”（后改称“中国民族理论学会”），1982年创办了会刊《民族理论研究通讯》（1987年改称《民族理论研究》）。
其次是民族理论学科基础文献资料的整理版。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民族问题的论述的整理和研究，党和国家民族工作文献的汇编以及民族理论教材和研究专著等。如《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列宁论民族问题》、《斯大林论民族问题》、《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87.10；1987.12；1990.4；1994.7版）；《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等。民族理论教材中，国家民委主持编写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刘锷、何润著《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纲要》（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初版、1993年二版），布赫主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党的民族政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彭英明主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四川民族出版社）等影响较大。具有代表性的学术专著有牙含章《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江平主编《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论与实践》、刘先照主编《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张尔驹主编《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与实践》、金炳镐《民族理论通论》等。（注：施正一：“应当确立民族理论在民族学科中的主导地位”《民族理论研究》1994年4期。）
第三是关于民族理论研究的学术论文大量发表，极大地推动了民族理论学科的自身建设。这些论文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民族理论学科的创立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经典作家和革命家的民族理论思想研究；民族理论学控有概念、范畴的理论探讨；民族理论学科的自身建设。（注：参见周传斌、王春华：“民族理论学科建设研究回顾”《黑龙江民族丛刊》1998年2期。）
第四是民族理论教学和人才培养工作的发展。全国13所民族学院（大学）和民族地区院校、各级党校大都开设了民族理论公共课，建立了相应的教学和研究机构。全国出版了数十种民族理论教材。1985年国家批准在中央民族学院设立了民族理论学科专业，招收硕士生和本科生，1989年，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教科部及研究所成为部委级重点学科。现已成为我国民族理论学科教学、科研人才以及民族工作管理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和培训中心。
二、民族理论学科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我国的民族理论学科是一门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立学科，它产生的前提和背景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论述或涉及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文章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有360多篇200多万字，这些论述奠定了民族理论学科的理论基础。列宁、斯大林继承和发展了马、恩的民族理论思想并付诸实践。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也很早就被介绍到中国。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开始就把民族问题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总问题的一部分来认识并加以研究，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开始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指导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的实践取得了丰硕成果，是中国民族理论学科的萌芽时期。
二是中国的民族国情。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民族问题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有自己的特点，即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相比在民族问题上有较大差别。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与中国民族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不能死搬硬套。而这种认识是经历了一个阶段后才取得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在民族问题上受前苏联的影响很大，曾提出民族自决、联邦制等原则，后来随着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加深而改变了看法。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在民族工作上也是如此。1940年《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的提纲》经中央书记处批准，成为指导民族工作的纲领性文件。1941年出版的《回回民族问题》一书，是应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具体民族的典型例证。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是成功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解决中国具体民族问题的光辉范例。中国民族理论学科正是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指导解决中国具体民族问题的理论结晶，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体系的继承和重大发展。
三是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工作实践。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具体民族国情相结合的过程正是通过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工作实践来完成的。通过这种实践，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得以付诸实施并得到检验，最终得到发展。在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产生了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学科。
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成为我国民族工作的指导思想。在以上前提和背景下，新中国的民族理论学科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政治性。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民族和民族问题的政治性，把民族和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社会革命问题联系起来，从社会革命和建设总问题的一部分的高度（角度）来研究民族和民族问题。其基本原则是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从政治的高度来认识民族无疑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一大特色。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国家领导人往往也是民族理论家，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邓小平都是如此。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民族理论学科也是一门政治应用学科，与国家民族政策的制定和民族工作密不可分。
二是本土性。本土性是指中国民族理论学科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解决中国具体民族问题的结果，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更多地表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纲领、政策之中。如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个创举，而没有像前苏联一样实行联邦制。这是由中国的实际国情决定的。又如在民族概念问题上，没有照搬前苏联民族、部族的划分，而是由我国的国情出发，从法律上承认了我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此外，民族理论学科在不同时期关注的不同问题也是与我国具体社会阶段的实际相联系的；民族理论学科对历史上、国际上的民族问题的研究归根结底也是为国内现实问题服务的。
三是实践性。中国民族理论学科从建立起就具有强烈的现实应用性，是扎根于实践之中的。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工作实践之中，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的具体民族状况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学科体系。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我国的民族工作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最基本的经验，就是我们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民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作出了巨大贡献”。（注：《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第248页，民族出版社，1994。）理论与实践是互相促进的，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我国民族工作的指导思想；一方面民族工作实践又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不断创新发展注入了活力。而且，就民族理论学科的职能来说，其理论研究是为解决实际民族问题服务的，其中政策性研究的实践性目的更强。民族政策本身就是民族理论学科的重要研究内容。
三、邓小平理论使民族理论学科建设趋向成熟
十五大报告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马克思主义开始与中国具体的民族情况相结合，诞生了中国民族理论学科。但是，虽然1956年民族理论已被列为一个单独的学科，其学科建设却仍十分薄弱。这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早期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更加重视解决现实中的民族问题，理论研究还没有充分展开。其次，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成为民族研究的指导思想，民族学与民族理论的分野不明显。在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过程中，民族学和民族理论是结合在一起的。而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族学日益转向更加重视文化研究，民族理论学科的独立性和特色也因而日益显露出来。再次，新中国民族理论学科刚刚建立，就受到左倾路线的干扰，特别是在文革期间，稚嫩的民族理论学科一度陷入停滞状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民族理论学科才真正在学科建设上日臻完善。正是邓小平理论的若干基本原则指导了民族理论学科建设的科学性。
从指导思想来看，民族理论学科经历了由孕育荡立再到发展、成熟四个阶段，即：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阶段→列宁主义民族理论阶段→毛泽东思想民族理论阶段→邓小平理论中的民族理论阶段。前两个阶段的理论发展为中国民族理论学科提供了理论来源和基础；毛泽东思想阶段是中国民族理论学科创立的时期；邓小平理论阶段是中国民族理论学科趋向成熟的时期。正如十五大报告所指出的，“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它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研究者们认为，邓小平民族理论是一个整体结构，由四个相关联的层次构成：核心层次，是民族发展；基础层次，是民族问题的基本论点；中心层次，是政策和制度保障；目标层次，即最终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注：参见金炳镐等著，《邓小平民族工作思想》第二章，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邓小平理论中的民族理论思想是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中国民族理论学科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核心。
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以邓小平民族理论思想为核心的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学科的建设取得了以下几方面的成绩。
一是确立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核心，因此也是邓小平民族理论思想的哲学基础。这一基本原则的确定，使民族理论学科摆脱了左倾思想的干扰，重新审视中国民族的实际，从而也摆脱了以往“注解式”的纯理论演绎，而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重视应用研究，从而最终促进了民族理论学科具有时代精神的自身建设。
二是确立了以民族发展为研究重点。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从理论上看，民族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揭示民族产生、发展、消亡的一般规律，提出解决民族问题、协调民族关系的纲领和政策，最终促进民族共同发展繁荣。从现实来看，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民族发展不平衡，发展生产力是现实要求，少数民族地区尤其如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导下，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同时指出了经济工作是新时期我国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80年代以来，民族理论研究者们陆续提出把民族发展作为民族理论学科的研究重点，这对新时期民族理论学科的体系框架有重要影响。（注：参见王春华：“民族发展理论研究回顾”《黑龙江民族丛刊》，1997年3期。）
三是确立了以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为根本目的和任务。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现阶段我国的民族问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民族理论和政策的研究成果通过民族工作付诸实施，从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做出贡献。
四是引入了新的概念和范畴。概念和范畴是人的思维对客观事物普遍本质的概括和反映。任何学科的理论体系都是由特定的概念、范畴构成的。研究者们认为，民族理论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民族和民族问题是其基本概念和范畴。80年代以来，研究者们除对既有概念、范畴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外，还引入一系列新的概念和范畴，充实了学科理论体系。如民族属性、民族结构、民族素质、民族发展等，都已成为民族理论学科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给民族理论学科注入了时代精神和活力。
五是完善了学科的体系框架。构建民族理论学科体系的实践肇端于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教材的编写。80年代以来全国已出版了几十种版本的民族理论教材，初步形成了理论体系和编排框架。教材体系的特点是理论与政策两部分并重，内容上按“理论—国情—政策”三大块布局，其局限性是理论发挥不够，体系的整合性不强。80年代以来，民族理论研究界展开了关于学科建设的讨论。1986年12月和1987年5月，中国民族理论学会召开了两次青年民族理论工作者座谈会，集中讨论了学科建设问题。据不完全统计，80年代初至今专门探讨民族理论学科建设的学术论文已发表了近90篇，还出版了《民族理论通论》等一批专著。总之，在学科建设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民族理论学科的理论体系和框架已基本形成。
四、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学科面临的新任务
实践证明，民族理论学科已经并且正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贡献。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仍将是我们的主要任务。表现在民族问题上，就是各民族发展的不平衡仍将长期存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仍将是民族工作的重点，而且市场经济中的竞争机制给民族工作带来了新问题。这些问题无疑需要民族理论学科进一步研究和探讨。也就是说，我国民族问题的实际又向民族理论学科提出了新的要求。
面对这种要求，民族理论学科需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笔者认为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加强理论建设，包括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建设。这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民族理论学科自身发展的要求。
2.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实践与理论的互动关系是民族理论学科活力的来源，这是由民族理论学科自身的特点决定的。
3.加强应用性、可操作性研究。要求引入其它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使本学科的研究成果更具有实践意义。
4.加强研究队伍和人才培养工作。这是民族理论学科存在和发展的一个前提条件。
5.加强民族理论学科的政治参与度，为政府民族工作和政策制定提供必要的参考和意见。这是民族理论学科能够走向实践的重要前提。
6.加强与相关学科的交流和借鉴，特别是政治学、政策学、人类学、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因为民族理论学科本身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
总之，在民族理论界的协同努力下，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学科必将以崭新的姿态步入21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