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部分大企业集团破产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韩国论文,企业集团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来说，1997年是一个不堪回首的一年，这不仅仅因为它未能抵挡住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韩币贬值50%，更是因为一批被称作韩国经济支柱或中坚的大企业集团的破产与倒闭，使韩国经济遭受了沉重打击。本文试图通过透视韩国一些大财团的破产及其原因，分析韩国大企业发展模式的利和弊，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韩国大企业集团破产的原因
据韩国第三大企业乐喜金星集团所属研究所披露的研究成果显示：目前韩国30家最大企业集团中有2/3经营不善或陷入困境。1997年以来，已有七家居前30位的大型企业集团先后宣布破产或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它们是排名第8名的起亚集团、第13名的汉拿集团、第14位的韩宝集团、第19位的真露集团、第26位的三美集团以及海天集团和高丽证券公司。“大马不死”的神话破灭。
由于受金融风暴的侵袭和大集团破产的连累，韩国遭受创记录的破产风潮的冲击。仅在1997年12月29日至今年1月5日的5个交易日里，汉城就有500家公司宣布破产。韩国中央银行说，估计去年12月韩国破产的公司约有3000家。韩国财政部前不久宣布，被坏账拖累的韩国第一银行和汉城银行将公开拍卖。14家奉命中止营业的证券银行，大多数将关闭或由其他公司接管。
1997年12月初，韩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570亿美元的贷款协议。这是一项被韩国人视为经济与财政受制于人，而且将付出减缓经济增长的代价，并承受大举改革金融体系和企业集团经营模式的冲击。美国哈佛国际发展研究所所长杰弗里·萨克斯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能会使已经恐慌的局势更加恶化。而韩国1998年经济增长陡降，将会造成更多大企业集团的破产。LG公司日前许诺将关闭90个无效益的企业。三星集团也宣布将关闭在欧洲、美国和东南亚的总部。现代集团也将搁置在印尼建一个投资60亿美元的钢铁厂、汽车厂以及在苏格兰建一个半导体装配厂的计划。
在韩国，企业倒闭或破产司空见惯，近几年来每年都在一万家左右，但是这样一批位居前30位的大企业破产，却十分罕见。那么，造成这次一批大企业集团倒闭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韩国大财团纷纷倒闭的根源由来已久。
第一，大肆负债经营付出的沉重代价。长期以来，韩国的经济命脉掌握在为数不多的一些大财团手中。这些财团曾经为韩国经济起飞做出了贡献。但它们依靠政府这棵大树，大肆从银行借款，盲目地扩大投资规模和势力范围，造成举债过多过烂、呆帐堆积如山。据资料显示，韩国大企业负债率（负债总额／自有资本总额×100%）一直居高不下：真露集团高达3075%，汉拿集团2056%，起亚集团519%，其中超过500%的就有十家大企业集团。另据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统计，截至1996年底，韩国30家大企业集团中有15家企业集团的债务超过其销售额，其中包括著名的韩进、锦湖、汉拿等企业集团。另一项统计说，韩国30家大企业集团的负债额与自有资产之比一般都超过5∶1，已经倒闭的韩宝和三美两家大企业，倒闭前其自有资产仅占1—2%，其中韩宝集团为扩建钢铁厂而背上了69亿美元的债务，终因无力还贷而不得不宣布破产。有材料说，韩国30家最大的财团负债加在一起，占了全国财富的1/3。当银行再无力继续向大财团“输血”时，其结局只有一个——破产倒闭。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证实的数字，到1997年11月底为止，韩国的外债总额为1596亿美元，其中约有922亿美元将在一年内到期。
第二，经营领域盲目多元化的必然结果。那些最大型的企业都是起家于专业领域，随着规模扩大，专业化变得模糊不清，各企业集团也更加相似。在政府扶持、政策推动和竞争激烈的条件下，大企业发现增加市场份额比增加利润更重要，因此它们盲目扩大势力范围。这种现象的结果只能是经营不良和恶性竞争。如起亚集团是生产汽车的，然而它却向建筑、钢铁等领域扩张；专门生产酒类的真露集团也向自己没有竞争优势的建筑、流通、电气等盲目扩张，最终因“手伸得过长”而解体。从1997年美国《幸福》杂志对1996年全球500家最大企业的统计看，韩国12家公司进入500强，年收入增长均达16.5%，大大高于全球500强企业仅增长0.5的比例，而其利润却大大低于世界500强年增长25.1%的水平。据《亚洲华尔街日报》报道，1996年，韩国最大的49个财团净利润总和只有6500万美元，尽管他们的销售额占韩国国内生产总值的97%，而若把破产的韩宝集团包括在内，则最大的50财团1996年就是净亏损。
第三，官商一体和家族经营的长期积弊。美国《华尔街日报》认为，韩国经济的迅速崩溃，是因为独裁者、国家、计划经济与寡头集团的黑幕操作，国家缔造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称为财阀的大工业公司——一种严重依赖政府保护和帮助的寡头集团，由于它们的利润率一般低于小型公司，需要定期注入新的资金。它们靠向政客提供大量现金的手段，来换取融资价格定得很低的国家银行分配信贷。这样的大公司支持执政党的制度实际上是一种疯狂的资产交换。客观地讲，没有政府的扶持和一批大财团的崛起，韩国经济的发展，它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与地位绝对不可能达到如此地步。然而，也正是政企之间这种超乎寻常的关系，给经济的地震埋下了伏笔。韩国高级官员直接参与贷款活动，金融机构按照官员的“名言”与“暗示”，贷款给企业，企业再把巨额的利益输送给这些政府官员，韩国经济的“恶瘤”就是这样形成的。韩国的腐败向来以官商勾结为特征，以行贿受贿为主要内容。全斗焕、卢泰愚以及现任总统金泳三的儿子无不涉及这样的利益输送案。“政治勾结”、“家企一族”不仅是一种严重的社会腐败，也是一种不正当的经济行为。企业的这种发展模式使人力、财力、物力不能得到合理配置，成为金融危机的重要诱因之一。
第四，国际竞争力不断下降的使然。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公布的1997年度世界国际竞争力报告，在参评的46个国家和地区中，韩国排名第31位，这是继1995年第24位，1996年第27位后连续两年排名大幅下滑。导致韩国竞争力下滑的主要因素有：一是政府组织过于庞大，行政效率低；二是金融体系封闭落后，政府过分干预金融管理。三是技术优势不明显，产业技术含量不高。过去韩国较强经济实力主要来自于成功的出口，而现在贸易逆差，1995年达100.61美元，1996年则高达203.79亿美元。与此同时，高利率、高工资、高消费等也严重削弱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在这种“高成本、低效率结构”的“韩国病”情况下，一批大企业集团纷纷把投资转向国外，也是导致大多数财团经营状况不佳的原因之一。
二、韩国部分大企业集团的形成与特征
韩国金融风暴的直接原因是由于韩国金融体系的封闭性和不健全，但深层的根源在于其政企不分、企家不分的大企业发展模式。
韩国的大企业，也称财阀或财团，是指家族通过控股和支配经营管理权而实际掌握的一系列企业的联合体，即企业集团。韩国大企业财阀的形成是以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民族工商业为起点分三步而逐步发展起来的。
第一阶段是1930年以后兴起的企业和垄断公司。它们主要是通过掠夺土地和从事大商业经营来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并逐步扩大经营范围，从而建立起的大企业集团。如“三养”、“和信”和“开丰”财阀等。第二阶段是独立后到50年代末兴办的大企业。它们主要是借助于韩国经济复兴的良机，依靠“归属财产”、美援和政府的“特惠扶持”而发展起来，如“三星”、“禾嘉金星”、“大韩”、“东洋”等财阀。第三阶段是1961年朴正熙上台以后，在政府一系列五年计划的实施过程中，通过各种经济政策的诱导和特惠政策的扶植，私营大企业加速了资本扩张和外向发展，并迅速巩固了垄断地位。70年代初中期，在“重化工业化”的浪潮中，得力于政府优惠贷款和税收减免等政策倾斜，大批财团转向钢铁、石化、造船、汽车、电子等产业领域，形成了一批“借款财阀”如“大宇”、“现代”、“鲜京”、“双龙”、“韩进”、“东亚”等，堪称为财阀发展的鼎盛时期。据资料显示，1987年前30大财团的销售额达97.1万亿韩元，与当年的GNP（99.1万亿元）不相上下。1989年，前30家大财团的销售额达107万亿元，占当年韩国GNP（113.1万亿元）的94.8%。据一家重要的外国证券公司统计，90年代初，前十大财团占据了国民生产总值的77.3%，前50家大财团则占据了97.4%。可以说，韩国财团经济是韩国经济最重的组成部分，其发展过程是韩国几十年经济发展史的缩影。被成为“财阀”的三十大企业集团在韩国经济总量中是四分天下有其三，难怪有人把韩国经济称为“财团共和国经济”。
韩国财阀是在非常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又是韩国社会经济中一个独特的现象，与欧美的财团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它有以下一些特征：
第一，政企合一：政治权力与垄断资本高度结合。韩国财阀是在不完善的市场程序下和政府强有力的“擒”与“纵”之间形成，是韩国政府推行扶植、鼓励政策的结果，带有浓厚的行政秩序的色彩。正如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政府实际上是大财阀的缔造者，“在韩国大企业中，政府是事实上的董事局主席，而商人只有一些董事席位”。很多外国人称韩国经济为“韩国株式会社”，说“韩国经济之船”上划橹的不是企业家，而是政府官史。
第二，家族经营：所有权与经营权结合。从历史上看，韩国财阀多是以“三缘”即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其中尤以家庭经营为中心的垄断色彩浓厚。在财阀内部，其创办人既是所有者，也是经营者，有最大的权力，而且这种权力依家族世袭制而延续下来。即便是实行了股份制的企业集团，其所有权和经营权也牢牢掌握在创办人家族手里。据资料显示，财阀家族的成员几乎占据了“财阀公司中75%的总裁和经理董事职位”。在61家大财阀中，家族的财产占有率以及交叉占有率大约占到了46.9%。目前韩国多数财阀的主要股东是个人及其家族。同时，由家族控制的核心企业，通过法人持股的方式占有其他企业，是韩国财阀集团化的基本模式。
第三，规模膨胀：企业发展的巨型化和多元化。经营规模巨型化是韩国财阀的一个显著特点。在韩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政府的引导和援助，加之各企业集团本身的扩张动力的推动，各大企业集团的规模越来越大，而且逐步垄断生产和资本。经营领域多元化是韩国财阀的另一个显著特征。韩国财阀实力膨胀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对社会经济各行各业的盲目渗透。这些财阀不仅是生产和经营的主体、对外贸易、投资的中坚力量，而且集人事、金融、原材料、产品、管理于一体的企业王国。财阀所从事和经营的领域十分广泛，囊括了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所有领域。各大财阀所经营的项目几乎无所不包，而且在许多产业部门居垄断地位。可以说，大企业财阀几乎垄断了韩国经济的各个领域。
三、韩国大企业集团破产给我们的启示
通过对韩国一些大企业集团破产现况和大企业发展模式的分析，结合我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实际，我们可以得到一些非常有益的启示：
第一，企业负债规模有没有一个度。据国资局材料显示，1980年我国国有工业利息支出19.3亿元，占当年利润3.4%；1993年则高达480亿元，占当年利润72%；1994年国有工业企业利息支出已相当于利润的105%了。据经济日报1994年11月5日报道，国有资产的负债率为74.3%。如果按1990年的利润水平推算，国有企业即使将全部利润用于还贷，也需要18年才能还清。借钱发财、借鸡下蛋本是正常事，但也负债总有一个限度。韩国大财团之所以纷纷落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借钱过多，同时钱又没有发挥应有效益，造成资金浪费，最终只有破产一条路。我国国有企业负债率虽没有韩国高，但也不容乐观，因为除了债务以外，还有多少巨额的坏帐、呆帐、烂帐没有算清呢？试想，如果中国的银行体系放开，拒绝向那些严重亏损的企业继续贷款，中国会有多少大中型国有企业和银行要倒闭呢？这决不是耸人听闻，而是再简单不过的经济常识，因为严重的债务问题不解决，国有企业和银行就潜伏着破产和倒闭的危险。
第二，政府的作用如何发挥。在韩国财阀崛起的背后，有一只巨大的政府的“手”在支撑着，不仅政府直接扶持和支持财阀的形成和发展，而且政府强有力的作用统统直接渗透到财阀的重要管理和运作之中。正是在政企的亲密合作中，韩国经济得到了高速发展，但是也产生了“政经勾结”、“权钱交易”的社会弊端，给经济社会进一步埋下了祸根。应该说，韩国这种在政府主导下实现企业和经济发展的模式对于我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是有重要借鉴意义的。在我国现阶段，要做到完全政企分开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应该做的是如何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换句话说，如何把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有机结合起来，把政治权威引进经济运行，把行政秩序揉入市场秩序，使二者各自的特长在一个有机体中得以充分发挥，是我们改革面临的新选择。而我们目前存在腐败问题令人担忧，看来要避免重蹈韩国的覆辙，我们惟有加快民主与法制进程，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第三，企业规模越大越好吗？韩国采取的是“高层建筑”型的产业发展战略，即重视扶植“据点企业”，以财阀为中心推进工业化。这种大企业就是政策，对于资金和资源严重缺乏的国家来说，不失为一种有效政策，这能有效地动员和利用有限的资金和资源，促进经济发展的规模化和产业结构的现代化、高级化。韩国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问题是不要因此而向另一个极端。韩国就是走入了盲目扩张和多元化的误区，在现代企业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企业规模越大，就越难驾驭，风险也就越大。我们现在提出“抓大放小”本身没有错，但企业大小与否，应完全由市场定夺，而不是政府说了算。“抓大”不是“归大堆”、“拉郎配”；“放小”也不是置小企业生死而不管。我们认为，并不是像有所说只要把1000家大企业集团搞好，中国的经济便迎刃而解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韩国大企业集团破产的另一原因就是中小企业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由于大财团几乎贷出了所有的银行资金，中小企业可用资金所剩无几，使整个经济活力丧失。我们可以从韩国和台湾的企业发展模式以及它们在抗击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得到非常有意义的启示。韩国是大企业的天下，而台湾是中小企业的乐园，为什么韩国如此外强中干弱不禁风，而台湾却如此稳定健康，持续发展。道理很简单，大企业投资高，战线长，调整慢，风险也就大。相反，中小企业投资少，适应性强，调整快，风险也就小。这就是大与小的辩证法，企业并非越大越好。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启示：即我们在要搞好公有制企业的同时，不要忘记促进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在搞活大型企业的同时，不要忘记推动中小型企业的发展。
第四，技术与人才作用能被忽视吗？这次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国家表面上看只是货币贬值和经济下滑，其实深层的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不合理，产业技术含量不高。韩国大企业是政府和家庭的保护伞下发展起来的，对人力和技术开发的原动力不高，造成国际竞争力不断下降。韩国对美国、日本的技术依赖性很大，1962年至1993年对美日技术依赖度为76%，1994年为70%，1995年则达到85%。在亚洲各地遭受发端于泰国的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为什么台湾经济继续健康发展呢？台湾外汇储备非常高自不待言，但台湾以高技术为中心，谋求产业结构改革，甚至被称作是电脑岛或硅岛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产业结构转变”，“年轻有为的人才”、“决策快”等三点似乎是被称作硅岛的台湾快速健康发展的秘密。因此，如何适时调整经济结构，加快产业升级，提高技术水平，是我们企业发展所面临的一个永恒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