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土的萌动——黑土戏剧的观念、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黑土论文,戏剧论文,观念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时期文艺以走出封闭、走向开放为总体特征。从文艺创作、研究批评的实绩看，新的思维、观念、审美意识及方法的采用，引人瞩目。
新时期黑土剧作家生逢其时。他们是新的开放的思维、观念、审美意识的直接受益者。以中青年为主体的黑土剧作家群，本就少历史因袭，戏剧创作又多始于新时期，因而较易跨越旧的樊篱，接受时代洗礼，从而获得超越的自由。黑土戏剧创作由更新戏剧观念与审美意识而达成的较高起点及而后的攀高佳绩，以群体的力度和规模，显示了新的戏剧观念与意识在黑土地的萌动。
一、自我意识
新时期的艺术家是幸运的。思想没有羁绊，创作少有禁区，自我意识得以自由伸展。
艺术家的自我意识，即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审美创造中，对个人意志、人格力量、艺术观念及审美追求的自觉、自主、自由把握，也即对精神活动及艺术实践的自我主宰，是意识上的能动和创造精神。自我意识是审美创造个性化、人格化的必要前提。失落了自我意识，也就失落了个性与人格，就会降为某种功利的工具。
自我意识不是唯我独尊，更不是自我放纵。艺术的良知是艺术家自我意识的起点和归宿，自我意识拒绝功利而皈依心灵。这是由审美创造的特质和规律所决定的。审美创造是多种矢量的集合——创造形象，创造自我，创造世界。艺术家的灵魂、生命和价值，即艺术品的灵魂、生命和价值，艺术家活在自己创造的形象中，创造形象的同时，便也创造了自我。艺术品诉诸心灵并影响心灵。艺术品是艺术家与欣赏者沟通心灵的媒介，借助艺术形象，欣赏者超越时空与艺术家达成心灵的谐振与情感的交融，艺术的力量总是挟着人格的力量注入欣赏者的灵魂，并将其提升至美的境界，就中感受美的熏陶与灵魂的净化，艺术家由此获得自我价值的最终实现。
良知是一种认知能力，即知是非、善恶、美丑。艺术的良知既是道德判断，也是审美判断，既是社会认知，也是内心认知。艺术的良知并非封闭心灵，独善其身，而是将个体的主观认知能力，化为社会性的客观认知行为，以呼唤并构建社会的良知、人类的良知。
艺术的良知要求直面生活的真诚和勇气。鲁迅说：“文艺家至少是须有直抒己见的诚心和勇气的，倘不肯吐露本心，就更谈不到有什么意识。”[①]黑土剧作家身处宽松的创作环境，也不乏直面生活的真诚和勇气，他们尽可以凭自己的艺术良知去感应并表现时代、社会和人生，因而他们的创作少禁忌，少虚饰；多正视，多率真。
艺术创造的主要对象是人，艺术良知的核心即对人的关注——对人的命运、人的价值及人性的关注。
1.对人物命运的关注
黑土戏剧每部剧作都是人物命运的画卷，命运展示各有不同，显示出剧作家艺术良知的不同侧面及关注焦点——
对人物命运的内心体验与心理感知
艺术以情感为根本传达媒介，艺术家对人物的命运、遭遇，总有自己的情感趋向、心理分析与判断，并将其渗透于人物命运的描绘中，化为审美认知。杨利民以油田为题材的一组剧作，于人物命运的展示中透出作者不同的情感倾向及心理感知。如《黑色的石头》，有对老兵遭遇的深切同情，显出作者对人的基本生存与情感需求的肯定与理解。有对柳明遭秦队长粗暴干涉的不平，背后则是对人的个性发展欲求的尊重。有对庆儿无端遭受伤害的不忿，那是对身体孱弱却有一颗爱心的有价值的生命的呵护。有对大宝子曲线进城的失望，透出的则是对权势者以权谋私的不屑以及对大宝子人生选择的遗憾。有对大黑、彩凤因相爱而横遭祸端的痛惜，表露出作者关于美与苦难常相伴随的人生思索。特别是对秦队长一生命运的描写，倾注了作者对老一辈石油工人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精神的崇敬之情，同时，也善意地写出了秦队长某些观念的僵化及工作方法的简单。这是对油田创业精神及光荣传统的尊重，也是对历史与现实两大板块间出现断裂的正视。《大雪地》，对黄子牛命运，遭遇的展示，显出作者情感的多向流动及情感内涵的多元指向：对黄子牛甘做铺路石的无私、乐观与坦然，作者的态度是于端肃中含有几分苦涩，那是对一种人生选择的尊重及时代局限的无奈；对黄子牛忍辱忍痛割舍爱情，作者的情感是复杂的，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对黄子牛爱打小报告的善意揶揄，则表现出作者对病态心理与畸型人格的叹惋；黄子牛失落自我，无望挣扎，终葬身大雪地，作者于悲悯中寄寓了理性的判断：黄子牛的悲剧该结束了。《大荒野》中老梁头的命运、遭遇，在作者给予的同情、怜悯后面，是关于一个古老的困惑即人群中的孤独的思索。
车连滨的《蛾》，写蛾的命运遭遇：走出家乡涝洼地，却又陷入大和二精神的涝洼地。后者或许比前者更可怕，那是原始的愚昧、麻木的灵魂的泥泞——无处落脚的沮丧，被整个粘住的绝望，仿佛心也被厚厚的泥浆裹住，朦胧的希望之火，便在这阴冷、粘滑的泥泞中渐渐熄灭。作者深深赞美蛾对光明的追求，也以同等的情感力度哀惋其追求的幻灭。作者于大与二的命运展示中。凝聚着对五千年古老文明的沉重反思。
对人物命运的社会认知
社会环境，是人生舞台，与人的命运、遭际息息相关。
社会，是极其复杂并永远处于变动中的庞大系统。从时间纵向发展看，任何社会都是历史的延续；从空间横向联系看，任何社会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同时并存的许许多多形态各异的社会之一。社会的构成要素极其复杂，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按其性质有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教育的、科学的、文化的、道德的、伦理的、法律的、宗教的、民族的等等。社会环境有大环境与小环境之分。大与小，相对而言。就环境性质而言，大环境与小环境可能是同一的，也可能大同小异小同大异甚至大相径庭。而就社会环境的存在方式看，有开放的、封闭的、半开半闭的等等。
作家对人物命运的社会认知，即对影响人物命运的社会环境因素的确认及理性判断。作家面对笔下人物的命运、遭遇，其情感趋向、内心感知与对人物命运的社会认知，是同时并存且相辅相成的。
半月沟，偏僻、封闭，旧观念、旧道德仍制约着人们的思想、行为及情感。这就是黄亚贤的生存环境，也是造成她悲剧命运的外在因素。但黄亚贤与孟凡立的情感波澜，到底搅动了一池死水；封闭的屏障被撞开一道豁口。半月沟还会是从前的半月沟吗？
《北京往北是北大荒》中人物的命运、遭遇，多与社会环境直接关联，被涂上了不同的时代、政治色彩。
《淘金大船》中主人公夏金宝的命运，是个人的生命追求、理想，被环境挤压、窒息终至毁灭的悲剧。包围他的愚昧、野蛮，太古老，太沉重，以至把外来的文明消解于无形。改变古老的、落后的生存环境，改变人们精神的愚昧、麻木，远比生产方式的改革要艰难得多。夏金宝所处的环境是改革开放的中国大环境中的小环境，是局部，不应据此指责作者对改革的现状、前途过于悲观，云云。毕竟，因封闭太久而不改愚昧、麻木与野蛮，并非绝无仅有，由此造成的社会悲剧，时有发生。在这样的环境中，改革者及其改革事业会受到挫折甚至遭到失败，是可以想象的。
社会环境固然可以影响、制约人的命运、遭际，但不屈的人格力量却也可以战胜环境并改变人的命运。人的精神力量无可穷尽，不甘做命运的奴隶，不向环境屈服，正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所在，这也是作者自我意识对象化的内涵，既作者自我意识在所塑造人物身上的本质体现。《欲望的旅程》的主人公刘玉芬，是带着耻辱的印记和心灵的创伤踏上人生之旅的。苦难，一桩桩横亘在面前；不幸，一件件紧追不舍。先是政治欺诈，接着还是政治欺诈，再下来则是政治株连，险恶的政治环境左右着她的命运。但她从不放弃进取的欲望，从绝望中踏出一条希望的血路，一条走出深渊，攀上峰顶的成功之路。诚然，时世变迁，光明取代了黑暗，为她成功铺平了道路。但幸运并不眷顾无所用心、浑浑噩噩者，刘玉芬的幸运，是她从不幸中顽强挺立，认定目标，奋力前行所得的报偿。
2.对人的价值的关注
人的价值，是社会价值体系的核心。人是世间一切财富（物质与精神）的创造者，也即一切价值的创造者。追求自我价值、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作家，自会关注、尊重他人的价值，并将这关注与尊重体现于审美创造之中。这也是作家实现自我价值的必由之途。
个体的价值包括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内在价值是个体的认知能力、创造能力及人格力量等的集合，是潜在价值。外在价值即内在价值的外化、对象化，是实现了的内在价值。内在价值的实现依赖于个体的社会实践，即个体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将内在价值转化为外在价值，贡献于社会和大众。就社会和大众而言，应尊重个体价值并尽力创造、提供有利的条件、环境，使个体的价值得以充分实现。
个体价值是独立人格的体现。个体的内在价值具体化为对价值目标的选择及价值取向的确认；个体的外在价值则表现为对社会义务、责任的认同与履行，在内外价值的运行机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个体的人格。人格力量是个体价值的内驱动力。人格的主要构成是道德与责任感。个体的尊严即人格尊严，个体价值的实现即人格尊严的实现，维护自我价值即维护人格尊严；尊重个体价值便是尊重个体的人格。健全的社会应有社会整体人格的健全，应是个体人格自尊与尊重他人人格的和谐统一。
黑土戏剧对人的价值的关注，具体表现为：
关于价值目标的选择
个体选择何种价值目标，最能体现个体的心智、责任感及人格倾向。价值目标的选择，并不存在超越客观实际之上的绝对自由。个体的存在，是社会的存在，其价值目标的选择，不能脱离具体环境和条件。
对个体价值目标的判断，要看其选择的动机，实际目标的方式、手段，也要看其对社会的贡献。《黑色的石头》中的钻井工人，献身油田，无怨无悔，那赤诚，那执著，正是崇高人格力量的显示。莽莽荒原上高高矗立的井架，便是他们人生价值目标的象征。个体的价值目标与国家、民族的最高利益相一致，乃是最有价值的选择。《大山里》的汉子们，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人生目标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大局中的位置；他们的伙伴在朝鲜战场英勇献身，对他们更是震撼灵魂的精神感召，于是有生死关头的果敢抉择。
蛾的价值目标，经历了由物质到精神的嬗变。从贫困中挣脱出来的蛾，获得温饱之后，转向对精神生活及新一方天地的追求。或许她并不确切知道所追求的该是什么样子，但她知道那绝不是现在的样子。总是“奔亮儿”，哪怕于烈焰中焚毁，也绝不退步，这就是蛾——人类对自我价值义无返顾的追求的化身。《欲望的旅程》中的刘玉芬，便也是这样的“蛾”。她的价值目标选择动机是不甘平庸。面对每一次艰难的选择，她都服从这一动机而不问付出的代价。她的第一次选择是当赤脚医生，为了踏出平庸而跨出的这一步，让她付出的是少女的贞操连同纯真的初恋，从此踏入充满苦难、艰辛、甚至惨剧的欲望之旅。《欲望的旅程》，也即一个弱女子成长为女强人的血泪斑斑的追索历程。刘玉芬这一形象的塑造，表现出剧作家清醒而冷静的现代意识，即充分理解并尊重个体的价值目标选择；对个体的价值判断，并不囿于传统的道德规范，而更看重个体的人生价值。刘玉芬是备尝艰辛而终成大器的受难女性形象，为实现自我价值而不惜背负沉重的精神十字架，这正是积极进取的现代意识及精神品格的体现。
黄子牛以“一块砖”作为自己的价值目标，则反映出个体价值目标选择的历史局限。情愿做“一块砖”，甘当“驯服工具”，并非个体的主动选择，而是被动地听凭选择。个体的才智、创造力等内在价值，难得充分发挥，其外在价值也仅只如“一块砖”而已。这正是黄子牛晚年悲剧的根源所在。
《危情夫妻》中的陈子明，面对社会转型期价值观念的种种变异，陷入选择的矛盾与尴尬：想做正人君子，又想风流；想要钱，又怕失去体面；想当大孝子，又不肯做出牺牲。在当今社会，陈子明的心态确有一定代表性。他的人格分裂，是导致其价值目标选择矛盾的内因，而社会生活中的道德流失与物欲膨胀，则是外因。剧中其他人物，如陈子重，其价值目标即捞钱；子重妻的目标则是守财；晓雨虽幼稚却率真的观念中，透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剧作家对陈子明等价值目标的关注，乃是对新时期价值观念变异、价值取向多元的关注。
对人格尊严的关注
个体价值的核心是人格，人格乃是人的精神品格——道德感，责任感，能力，意志力等的总和。人应有人格自尊并尊重他人的人格，这是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保持社会的活力所必需的。
人格尊严不容侵犯，这是人权应有之义。把人不当人而当作物，是对人格的不尊，对人权的漠视。一个不尊重他人人格的社会，是整体人格不健全的社会。
当艺术家的良知从重压下获得解脱时，自会在创作中表现对人格尊严的关注。把人当人看，尊重个体的价值，归回人的本体，是艺术家自我意识对象化的显现。
黑土剧作家杨利民的《大雪地》、《黑色的石头》，都表现了对人格尊严的关注。《大雪地》中的黄子牛，是人格被贬抑及自我贬抑的典型。他心安理得地把自己从人降为物，颇为自豪地自比为任人搬动的“一块砖”。那是一个漠视个体价值的时代，黄子牛的价值观是那一时代价值观的真实写照。《黑色的石头》中的秦队长，不尊重队员的人格，你不能怨他，因为他不懂。多少年来，他就是这么过来的。而柳明是新一代青年工人，当自己的人格尊严被无理冒犯时，他据理力争并毫不含糊地告诫对方要尊重他人的人格。
对个体价值的漠视，也即对其人格的漠视。《大荒野》中老梁头，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是少有的大老实人。可你愈老实，有人就愈不把你当回事，正所谓“人善被人欺”。干了一辈子的老梁头，口碑极好，却一次“先进”都没份儿。对老梁头的不公正，正是某些领导者自身人格偏狭的表现。
《半月沟》中苦守八年活寡的黄亚贤，恳求丈夫应允她与所爱的男人结合，遭唾骂，她悲恸地喊出：“你也应该让我活得像个人呐！”
《暖冬》中孟维埋怨母亲：“你应该教给我自尊自重，你不应该让我自轻自贱。”这是一个人格蒙垢受辱的女性发自心底的呐喊。
《多雨的夏天》中的老四，其价值目标是作“人上人”。为此，他不惜贬损自家人格去巴结权贵，自称“先当孙子后当爷”，自诩为韩信一族。剧作对老四价值观的形象展示，表现出剧作家对经济大潮冲击下人格异化的敏锐审视。
即使是犯人，也有人格尊严。《北京往北是北大荒》中那小勤们，用恶作剧的方式惩罚看守她们的警察臭子，便是为维护自己人格尊严所做的反抗。
《大山里》中的喜子、二忱、大凤，虽是山里的汉子和女人，却也都有自己的人格自尊，剧作更写出他们在情感冲击中人格的升华。
此外，《危情夫妻》中陈子明人格的分裂，陈子重等道德感的冷漠；《北京往北是北大荒》中，瘸子的人格自尊；《欲望的旅程》中，刘玉芬人格的复杂，李铁成的人格自重，林积广、刘贵臣的人格低下；《半月沟》中关永发的人格残缺；《暖冬》中孟母、孟维的人格畸变，等等，展示了不同的人格侧面，写出了人格的丰富的内涵。
3.对人性的关注
在过分强调阶级、阶级斗争的年代，人的属性被简单地规定为阶级性，并由此派生出人的工具属性，即人被视为阶级、阶级斗争的工具。作为人性特征之一的阶级就这样被抽离出来并加以放大，人为地与人性对立起来，其实是以阶级性取代阶级人性，而将人性奉送给资产阶级。谁讲人性，谁就是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性论。
阶级斗争的年代终于过去。人性的复苏与回归，成为艺术家重建自我意识的主要内容，也是新时期文艺的重要特征。
受新时期文学氛围熏陶，黑土剧作家在自我意识生成过程中，表现出对人性的自觉关注。
爱的欲望、权利与自由，是黑土剧作家关注的焦点之一。《黑色的石头》关于大黑与彩凤爱情的描写，自然、细腻、真实。对他们真诚、质朴的爱的交流，观众报以会心的笑声；而对他们遭遇的不幸，则发出同情与惋惜的叹息……观众的情感投入，正是对剧作意识的理性认同——褪尽矫饰的铅华，显露人性至纯的本真。
《半月沟》则展示了爱的权利、自由与传统伦理道德的冲突。守了八年活寡的黄亚贤，寻到所爱。爱从死灰中复燃，人性自麻木中苏醒。她要与所爱的人结合，过正常人的生活，还要像亲兄弟般照顾病瘫的丈夫。可她的丈夫却要面子，女儿要面子，甚至女乡长也要面子，却没人顾念她守了八年活寡，倒愿她继续守下去，守一辈子！社会进步到今天，“节妇烈女”的阴魂仍是不散。正当的人性欲求仍受到不近人情的扼杀。《半月沟》写出了封建残余绞杀人性的一幕。
黑土戏剧关注人性的表现之二，是把人性的展示置于特定的历史氛围中，通过人性的自然欲求与理性的激烈冲撞，高扬崇高的人性美。《大山里》的三位主人公——喜子、二忱、大凤，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矛盾纠葛，均由情爱所生。由情爱扭成的死结，令三人尴尬、痛苦万分。他们的亲人、伙伴在抗美援朝前线壮烈牺牲的消息，犹如一束耀目的理性之光，穿透他们迷乱的情怀，激活他们淳厚的良知，相互间的仇怨转为各自灵魂内的自我冲突。苦难可以洗涤灵魂，使人变得崇高。他们终于化解仇怨，攀上人性真善美的高度。
人性的扭曲和异化，也是黑土戏剧关注的焦点之一。人性是可以改变的，它的两个极端是真善美与假丑恶。引起人性变化的外部因素，来自社会环境、文化教育及人际关系等方面。引起人性变化的内因则取决于个体的精神及文化心理结构。透过对人性变化因果关系的剖析，即可洞悉个体精神、心理变化与外部因素影响的来龙去脉。《多雨的夏天》中的老四，由山东农村闯关东进城后，舍却初恋的情人，娶有权势背景的瘸女人；在工程项目投标中黑吃黑等，表现他的人性已发生扭曲。影响他的外部因素，是权势者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腐败。变化的内因则是他精神、文化心理的残缺——他要做“人上人”，为此而投靠权势者，所谓“先当孙子后当爷”。老四最后“栽了”，也就不足为怪。
个体因情感被他人有意或无意伤害而陷于不能自拔的痛苦中，人性也会发生扭曲、异化，其表现之一便是生出强烈的报复心。《暖冬》中孟家母女便是如此，《夕照》中女主人公亦如此。
人性向好的或坏的方面的变化，并非总是单向的、不可逆转的。老四梦醒之后终于有所觉悟；《夕照》中女主人公也终于放下复仇之剑……
人性的自然欲求长期压抑，也会导致人性的扭曲、畸变。黄子牛将梦到女人的情景说给同伴，便被说成是传播资产阶级思想，自己也以为是中了资产阶级的邪。《淘金大船》中淘金汉们与淘金地唯一的女人间性关系的混乱，则是人性畸变的另一种表现。
注重人性的展示并不是目的。黑土剧作家对人性的关注，说到底是为塑造有血肉、有情感的真实、生动的艺术形象，并通过形象的内涵揭示时代、社会的底蕴。
不揭示人性的作品必定是苍白的。
二、生命意识
生命，是造物的神奇。
审美创造便是对神奇生命的咏叹。那最能穿透心灵、富于力度、色彩与韵律的音符，便跳跃在生命形态的两种极致之间——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崇高与卑下，伟大与渺小，文明与愚昧，光明与黑暗，创造与破坏，成功与失败，辉煌与暗淡，幸福与苦难，欢乐与悲哀，荣耀与耻辱，天堂与地狱……
最动人、最具震撼力的歌便是生命之歌。生命之歌的灵魂即自觉的生命意识。
生命意识是意识到的生命存在，是对生命的意义、价值的自觉认知，对生命走向的自主判断与选择。
生命意识的内涵有两个层面，即作为创作主体的艺术家的生命意识与作为客体的创作对象的生命意识。艺术家以自己对生命的感悟，创造出鲜活的生命形象，并赋于形象以生命的个性、活力与色彩。生命之歌既是生命自身的吟咏，也是艺术家自我生命的倾诉。
黑土戏剧中流淌着生命之歌，或欢乐或悲伤，或激壮或无奈，或火爆或苍凉，或高昂或低婉……无不是从黑土地扬起的旋律——
生命，渴望在烈焰中燃烧。
蛾的生命中有一份狂野，那是蛮荒的黑土地特有的秉性。她要在燃烧他人中燃烧自己，以求得狂野的生命力的释放。她渴求灵与肉相谐的挚爱，那情如烈火的爱欲，既是一种欲求，也是一种象征——“全身心地扑奔光明”。蛾的野性，则是她于生命追寻与攀升中的个性显现，是她生命的活力与炽热情怀的本真风采。怎奈大的灵魂犹如大酱缸；二的生命则似荒原上一处点缀着花草的沼泽，诱人踏入而深陷其中。燃烧的生命需要同别个生命一道燃烧；狂野的灵魂渴盼同别个灵魂一起狂野。蛾的生命之火注定要在大与二之间熄灭……
生命，在苦难中伸展。
背负苦难、经得住苦难重压的生命，是顽强的生命；把苦难掷于脚下，倾心追求生命的亮丽者，则不仅顽强且必有一份对生命的热爱和勇气。
坚韧的生命必与苦难相伴。《黑色的石头》中的彩凤，新婚不久，邪性的丈夫即下了大狱。羞辱，未能减褪她生命的活力；苦难，也未能阻遏她生命的伸展。她既不怨天尤人，更不顾影自怜，就像路边的小草，耐得住突来的冰雹，经得住路人的践踏，依旧是长，依旧是绿，巴望着一份阳光，一份雨露，如“野蓟经了几乎致命的摧折，还要开一朵小花”（鲁迅语）。黑土地上生出的小草，不止柔韧，更懂得在冰雪到来之前，于苦涩中尽情品尝生命的甘饴……
生命，蛮荒中的洒脱。
北大荒，文明的犁头尚未刺破蛮荒的岁月，这片冻土带上的人们，有怎样的生命形态？《北京往北是北大荒》中的窦婶，为我们展示了一种独特的生命形态，一种活法——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洒脱，滋润，甚至放荡不羁。这是置身于独特自然、人文环境中的窦婶，对生命存在与释放方式的自主选择。
处于原始的自然怀抱中的生命，更接近自然的本性，淳朴，旷达，绝少生命之累。严酷的自然条件也磨砺了生命的坚韧与乐观。能够抗衡并化解大自然严酷重压的力量，必来自生命本身的耐力与张力。
偏僻、闭塞的生存环境，“天高皇帝远”，社会制约力量鞭长莫及，边民们自是少了许多干扰与拘束。原始的经济形态，自然没有文明的赐予，却留住了生命的纯真。
北大荒，地广人稀，荒凉、闭塞，严酷的生存环境对生命构成了无形的压力；山野之中，封建礼教等传统观念本就淡薄，男女间的情事便成为排解生存压力的生命宣泄及情感慰藉。如窦婶一般女人，既无“深闺”也无“浅闺”的拘束，青纱帐、热炕头便留下她们段段风情。“在这荒天野地里，女人少男人多，男女到一块图个痛快、乐呵！人活在世上都不容易，女人别把那事看得太重了。”窦婶如是说，旷达中便隐有一种悲悯情怀。窦婶的活法自然打烙着她个人的生命印记，却也是无数代“窦婶”们生命形态的遗存。
生命，于死寂中复苏。
一弦崩而琴瑟失调。《半月沟》中的黄亚贤，由于病瘫在床的丈夫不再是完整意义上的男人，也随之失了女人的完整。一方的生理残缺，造成双方的生命残缺。原本就寡淡似水的结合，更笼罩在不幸的阴影之中。黄亚贤只是顺着生命原有的轨道和惯性，茫然前行。
枯木幸逢春。孟凡立的出现，令黄亚贤如沐春风，苏醒了枯萎的生命，苏醒了美好的憧憬，她以善良女性的热诚与挚爱拥抱生命——包括丈夫。
尽管春寒料峭，好事多磨，但对黄亚贤来说，结局也许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她抓住了生命，倾心爱过，体味过生命勃发的震颤，生命相谐的感动……
生命是脆弱的，生命更是坚韧的。
生命，没有荒漠。
大荒原，漫无边际。“草尖上顶着大圆的血红落日”，逆光中兀立着老梁头黝黑、孤单的剪影，还有那条通人性的狗。苍茫、落寞中便透出几许悲壮。
荒原外自有别样世界。但那不属于老梁头，老梁头也不属于那世界。他的世界注定是寂寞的，一如他的人生、他的心境。既没有入世的热衷钻营，也没有出世的旷达寂无。看得清世事，却看不破红尘；于世事耿耿于怀，于红尘尚怀留恋。淡漠世事，留恋生命，这就是食人间烟火的老梁头。老梁头与放牛婆各自夸赞自己的老伴，既是对己逝去的老伴的怀念，也是向对方隐瞒自己家庭的残缺——生命的残缺。孤苦相对，同病相怜。说破真相，既无哀伤也无尴尬，仅相互哂笑而已。哀伤早已沉淀为孤苦；尴尬却被理解消融。老梁头与放牛婆忘情地跳起大秧歌，那是多年孤苦的尽情释放，幸遇知音的酣畅抒怀，笑对夕阳的生命共舞。
领导电话报喜：给老梁头评上先进了。老梁头却无力承受这平生仅有一次的殊荣，生命的弦于突发的强烈震颤中猝然崩断……
一点火星，可燃成燎原大火，即使落入枯井而熄灭，也不必遗憾——毕竟驱走过一小片黑暗。
一股细泉，可汇成滔滔江河，哪怕渗入沙漠而消失，也无须怨艾——到底滋润过一小块荒漠……
生命，在追索中升华。
生命意识的内涵有两个层次，既生存与发展。
生存，即生命的存在，也即活着。生存意识是生命意识的较浅层次，其核心是怎么才能活着。
发展，即生命的进取，也即在生命本质对象化的过程中对自我的超越。发展意识是生命意识的较深层次，是核心是怎么才能活得有价值。
生命是存在的过程，生命价值的实现则是生命追索的过程。
追索，必有艰难险阻，必有痛苦磨难。惟不惧不避，敢于面对挑战，踏平坎坷，生命方能于不懈的追索中不断超越自我。《欲望的旅程》中的刘玉芬，其生命的追索始于小小的欲望——当赤脚医生。其追索过程的起点便也是承受苦难的开端，历经磨难的刘玉芬，终于在淘金汉李铁成们惊世骇俗的义举感召下，完成了生命的升华。《大山里》中的喜子、二忱，也是在与苦难的对撞中实现了生命能量的裂变，从而爆发出耀目的生命之光。《北京往北是北大荒》中的那小勤，面对生活的逆境，不服软，不认命，敢于同命运抗争，终于跃上了时代的潮头，追索中的生命便是有价值的生命。
生命，苏醒与异化。
《亚特兰蒂斯森林》中的犴，原始森林文化孕育的原始生活形态——蒙昧，憨直，纯真，野性。来自现代文明都市的蛊，为逃脱森林土著对她的惩罚并盗取森林之宝，诱惑犴，改造犴，以作为她的工具。犴渐渐从蒙昧中苏醒，不再是父亲——森林之王魇的影子，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及自身的力量；原始的本能欲望一再被蛊挑逗而终于爆裂，宣泄而出；畸形膨胀的都市物质文明，更令他心向神往，如醉如痴，他贪婪地呼喊：“要女人”，“要这座城”。蒙昧的生命苏醒之时便也是其异化之始，原始的纯真异化为现代的贪欲；原始的宁静异化为物欲的躁动。生命失却了本真，生命的苏醒竟以生命的异化为代价。
生命，是运动着的充满活力的极其生动的存在。生命与生命，生命与自然的碰撞与谐调，造成了人类世界。生命，既具彼此相同的诸多特征，又是充分个性化的。人类世界便因生命的主宰而生机勃勃，色彩斑斓。自觉的生命意识永远是壮丽的生命乐章的主旋，是人类世界最有力的支撑及发展向前的原动力。
“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
自然赋于人们的不调和还很多，人们自己萎缩堕落退步的也还很多，然而生命决不因此回头。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人类的渴仰完全的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②]
三、文化批判意识
文化批判意识的根基是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是艺术家应有的人格、心理素质，是艺术良知的本质显现。忧患生于爱心，至纯至善至深至广的爱心，是忧患意识的前提和出发点。其纯真为赤子之心，其慈善为上帝襟怀，其深长可接通古今未来，其博大可包容世间万物。忧患意识依托于艺术家敏锐的感知能力，丰富的情感体验，高尚的人格修养，精细的审美判断等。忧患意识是艺术家通过审美创造实现自我价值的试金石。
忧患意识指向世间一切可见可知及可预见预知的不幸与残缺。忧患所及不止于蒙受不幸与残缺者，也包括制造不幸与残缺者，不止于被伤害的真、善、美，也包括伤害真、善、美的假、丑、恶。
忧患意识是深藏于内心的悲悯情怀，是对世间一切不幸与残缺的深刻、敏锐的痛苦感应。忧患意识也是艺术家真诚的使命感、责任感的出发点。对消除世间不幸与残缺的渴望，迫使艺术家以文化批判的武器，奋起铲除造成不幸与残缺的病根。
从“文革”的噩梦中醒来，便如于黑暗中重见光明。痛定思痛，艺术家们面对现实的困惑，深感历史的沉重。反观历史反思历史，便成为新时期之初文艺创作的主要特征。“反思”中深具历史意味与哲学意味的思考便是文化批判意识。
在新时期文艺家群体“反思”的大背景中，黑土剧作家以他们对现实生活的敏锐感受，对历史脉络的悉心分辨，自觉地呼应着文艺的“反思”潮流。渗透着文化批判意识的黑土剧作，便是艺术家们“反思”的生动记录。
文化批判意识，以对传统文化的冷静、科学的审视为前提，以对现实的哲学观照为归宿。咀嚼苦涩，揭出病痛，引起疗救的注意，应是文化批判意识的要义。
《蛾》的文化批判意识，明确地指向五千年传统文化的惰力、封闭、落后的生存环境，原始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低下的生存目标，鄙俗的价值观念，历千古而不改，制约着一代又一代的大和二，复制着一茬又一茬不变的生命，延续着一成不变的古老的生活方式，维系着人与自然的最原始的联系。
黑土地却也有如蛾一般燃烧的生命——叛逆传统，扑奔光明，不惜在烈焰中烧个通体透明。蛾先后与大和二的冲突，是传统的叛逆者与殉葬者之间观念与情感的爆裂。
传统文化的惰力，如一道道暗流，挟着历史的泥沙，在现实的坑坑洼洼处造成一个个漩涡。奋力击水的强者可以把漩涡抛在身后，而不谙水性的弱者则常常会卷进漩涡，脱身不得，甚至遭逢灭顶之灾。《半月沟》中的黄亚贤，便如一球蒲公英花絮，落在漩涡中无助地打着旋儿。直到有一天，孟凡立闯入了她的生活，她才于混浊的漩涡中绽开一个美丽的梦，梦想带着于苦水中萌芽的爱的种子，挣出漩涡，在坚实的大地上扎根、开花、结果。可是，来自家人、村民乃至妇女主任的阻力汇聚成的漩涡，吸力太强，她于旋转的绞杀中尝尽悲苦而难于挣脱。不过，她那美丽的梦既已绽开，又怎会听凭它寂然沉落……
中国人历来讲“面子”。在传统文化中，“面子”的包容实在太丰富、太复杂，也太沉重。在“面子”后面，有多少正剧、闹剧、喜剧、悲剧轮番上演！《半月沟》即是“面子”重压下酿成的悲剧。《暖冬》也是由“面子”引发的悲剧：孟家母女俩，竟以不断相互撕扯早已破碎的面子来发泄彼此的怨恨。孟母怨恨女儿孟维坏了孟家的面子；孟维怨恨母亲为了孟家的面子而把她推向火坑。结果是人情扭曲，人成为非人；亲情异变，亲人成为仇人。
《大雪地》则是一个时代的反思。“做驯服工具”，曾是一个时代的口号，一种价值标准，一种行为准则。既是“驯服工具”，一切的一切是只要唯命是从便是；个体的自我意识、主动精神及创造精神，必不可免地受到抑制，甚至遭到扼杀。黄子牛即是“驯服工具”的样板：他的合理的愿望、欲求被漠视；他的特长被埋没，他的情感受到伤害……他都“驯服”地承受下来。提倡“驯服工具”的时代终于成为历史，黄子牛做“驯服工具”的一生也已成为历史。历史家也好，哲学家也好，文学家也好，他们的使命不是埋葬历史，更不是粉碎历史，而是将历史的辙印如实拓印下来，让今人、后人看到，历史的车轮曾怎样在中华大地上滚动；滚动的车轮曾怎么影响、制约着那一时代人们的命运。其中自有拓印者们的思考与评价，而这正是他们作为历史家、哲学家、文学家之价值所在。
《亚特兰蒂斯森林》的哲学思考，有对历史的回眸，对现实的观照，也有对未来的揣度，而贯穿其中的理念便是文化批判意识。剧作于神秘、幻化的氛围中，展现了现代都市文明与古老森林文化的渊源、差异及冲突：人类的生命及文化均起源于绿色的丛林。人类从愚昧走向文明所付出的代价令自身深陷困境——物欲与物质一道膨胀，物质令精神变得苍白，在物质与物欲的碾压下，人性的本真被异化，原始的纯真、宁静荡然无存。蛊作为现代都市文明诱惑的化身，一方面不择手段地欲盗取森林之宝，在唤醒犴的自我意识的同时，蛊惑起犴的贪婪的物欲；一方面又为犴失去人性的纯真、宁静而深深哀叹。人类原始的蒙昧与纯真本融为一体，难以分离，蒙昧中透出纯真；纯真中显出蒙昧。人类由蒙昧向文明的进化过程，即原始的纯真褪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纯真的褪化与文明的进化同样不可逆转。
张明媛的《紫藤》，（1993年全国广播连续剧评奖唯一一等奖获奖剧目），展示了母亲雨真及女儿木菊、水仙各自不同的情感经历、生活遭际，可说是一部女性悲剧。雨真敢于从没有爱的婚姻中挣脱，得到了她应该得到的那份爱。她是反抗旧传统的成功的叛逆者，却也因此失落了对一双小女儿的母爱。木菊则像黑土地上传统的女性一样，从未意识到自身对生活的选择权利，世世代代的女人们咋活，她便也咋活，“搓苞米，抽烟袋，永远坐在那面土炕上……”活着，不过是被动的生命过程，没有希望，没有失望；没有追求，没有失落……却于突来的横祸中葬送了年轻的生命。水仙，敢爱敢恨，情感热烈；敢闯敢拼，生性要强；不甘于重复小屯里女人们世代不变的命运，于荆棘丛中踏出了一条新路。作者把理解与同情给予雨真，把怜悯与叹惋给予木菊，而把赞许与希望给予水仙。其中便渗透着作者对传统观念的否定，对现代意识的褒扬。
黑土戏剧中的文化批判意识，不仅表现在对历史传统的审视中，也渗透在对现实的观照里。如《危情夫妻》中陈子明，在传统美德与现代诱惑之间的矛盾心理及可笑行为，透视出处于转型期的中年男人文化心理的畸变；子重妻唯恐遭人抢劫的恐惧症，暴露了暴发户的变态心理；晓雨针对父母间无休止的争吵所发的议论，貌似调侃，却颇为中肯；而对港台歌星的狂热崇拜则让人发噱。晓雨这一形象表现了当代少年于成长中的自然却并不谐调的心理特征——早熟的现代意识与幼稚的偶像崇拜。又如《黑色的石头》中秦队长，挖苦柳明留长发、穿牛仔裤、贴“裸体画”《泉》，激起柳明理所当然的抗争，则展示了新旧文化心理的冲突。《暖冬》中孟维恨极而发的呐喊：“要放一把火烧掉这个家！”不啻是现代青年对阴冷得令人窒息的封建、小市民心理的战斗宣言。
现代意识、观念，对于现代社会、现代人，必不可少；现代意识、观念，对于现代戏剧，必不可少。黑土戏剧中渗透的现代意识、观念，虽尚在萌动之中，却给人一份欣慰、几许希望……
注释：
①鲁迅：《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鲁迅全集》卷4，第147页。
②鲁迅：《生命的路》；《鲁迅全集》卷1，第3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