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就业理论与宏观经济增长悖论_宏观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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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4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6X(2004)02—0005—08

自1996年实现“软着陆”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并非稳定不变,但一直保持在7%的高增长速度之上,而且平均增速达到8.1%。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令世人瞩目。但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中国出现了两个宏观经济增长悖论。第一个悖论是,经济高速增长,失业率不断攀升,就业形势严峻。尽管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低估了真实失业水平(张车伟,2003),但是城镇登记失业率在1997年以后仍连续四年保持在3.1%的水平,2001年和2002年分别达到3.6%和4%。第二个悖论是,经济高速增长,物价徘徊,走势低迷。1994年达到24%的顶峰后,CPI指数随着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而逐步降低。1997年后,各种物价进一步走低,并且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00年。物价下降在2001年至2002年再度显现,下降了1.3个百分点。商品的价格指数比总价格指数下降幅度更大,因为服务品的价格在此期间一直温和地上升。与此同时,生产者价格指数也在下降,并且在2002年前期下降幅度达到4%。图1清晰地展示了经济增长与物价、失业的走势,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两个悖论。

图1 产出、物价与失业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2)[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为什么中国经济会在1997—2002年间出现两个增长悖论呢?我们试图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尤其是微观层面来分析和解释之。全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从宏观角度阐述两个悖论存在的原因;第二部分提出微观解释的基础:有效就业理论;第三部分从微观的有效就业角度解释第一悖论;第四部分是用有效就业理论解释第二悖论;第五部分是结论。

一、两个悖论的宏观解释

(一)宏观经济关系

总供给曲线与总需求曲线是描述宏观经济关系的最理想的工具。总供给关系也可以由奥肯定律和菲利普斯曲线来替代。奥肯定律反映了产出变化与失业率变化之间的反向变动关系,即:

U[,t]-U[,t-1]=-β(g[,yt]-g[,yn])

式中,g[,yn]为产出的正常增长率(美国大约为3%);g[,yt]是产出的实际增长率;β表示超过正常增长的增长如何转化为失业率的下降,在美国β等于0.4;U[,t],U[,t-1]分别表示当期和前期的失业率。奥肯定律表明,实际产出高于自然产出,失业率下降;实际产出低于自然产出,失业率上升。

菲利普斯曲线揭示了物价变化和失业率变化之间的关系,可表示如下:

π[,t]-π[,t-1]=-α(U[,t]-U[,n])

式中,π[,t],π[,t-1]分别表示当期和前期的通货膨胀率;U[,t]是实际失业率;U[,n]是自然失业率。菲利普斯曲线可看成是实际失业率、自然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变化之间的关系。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取决于实际失业率和自然失业率之间的差异。失业在自然失业率之上导致通货通胀下降;失业在自然失业率之下导致通货膨胀上升。参数α表示失业对通货膨胀变化的影响,美国的自然失业率平均等于6.5%,α大致等于1.0,这意味着在一年内失业率高出自然失业率1%将导致通货膨胀率下降1%。

总需求关系用增长率形式表示是:

g[,yt]=g[,mt]-π[,t]

式中,g[,yt]表示产出增长率;g[,mt]表示名义货币增长率;π[,t]表示物价水平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产出增长率等于名义货币增长率减去通货膨胀率。给定货币增长,高通货膨胀引起了实际货币存量和产出的下降;低通货膨胀引起了实际货币存量和产出的增加。

因此,产出、失业、物价和名义货币供给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奥肯定律、菲利普斯曲线和总需求关系来阐释。根据总需求关系,给定通货膨胀,增加货币供给导致产出的上升。根据奥肯定律,产出的增长引起劳动力市场的调整,失业减少。根据菲利普斯曲线,更低的失业引起物价水平的上升。如果货币供给反向变动,则会产生完全相反的结果。

(二)奥肯定律失效,宏观经济关系扭曲

按宏观经济中产出、物价、失业之间的传递机制,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应该形成失业下降、物价上升的局面,不应该出现悖论中的情形。为此,我们检验了中国奥肯定律的效果,发现奥肯定律失效,并由此造成宏观经济关系扭曲,以至于形成两个悖论。

为了验证方便,我们假定农村充分就业,实际上,这与我国传统的劳动力配置制度是完全相符的。依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2)》和《中国统计年鉴(2002)》中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和实际GDP分别算出失业率变化量和产出增长率,并作散点图(图2)。图中的点分布散乱,毫无规律,表明失业率变化与产出增长之间不会有确定的关系。符合这些散点的最好的趋势线是一条几乎与横轴平行的直线,这意味着失业率变化对产出的变动没有反应。运用eviews计量软件给出该直线的回归模型为:

图2 失业率变化与产出增长率

U[,t]-U[,t-1]=-0.072-0.002g[,yt]

(0.091)(0.028)

R[2]=0.000188

样本期间:1978—2001年

U[,t],U[,t-1]分别是当期和前期的失业率,g[,yt]是当期GDP增长率。

R[2]=0.000188说明约有98.12%的失业变化的变异不能由产出增长来解释。t检验结果表明,U[,t]-U[,t-1]与g[,yt]之间的相关度很低。因此,回归结果与图形显示一样的结论,即失业率变化与产出之间不存在奥肯关系。

奥肯定律除了描述产出变化与失业变化之间的关系外,还是联结宏观经济关系中产出变化和物价变化的桥梁。奥肯定律失效扭曲了宏观经济关系,以至于形成了两个悖论。奥肯关系失效,表明失业并没有随产出的变化而反向变动,以至于经济增长,失业压力有增无减。在奥肯关系失效的情况下,从产出到物价的关系经菲利普斯曲线的传递,出现了有悖于理论的结果,即经济增长,物价下跌。

二、有效就业理论

奥肯定律之所以失效,是因为中国企业的有效就业率低。在存在大量无效就业人员的情况下,企业有效利用无效就业人员,而不必增雇工人,就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增加产出,因此,失业不因产出增加而下降。

(一)有效就业率

市场配置资源的条件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按照边际生产力理论来雇用劳动力。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等于工资率。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呈现先升后降的规律,且每个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不同。如果单位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小于或等于零,那么该单位劳动力的增加不仅对企业产出的增加无裨益,相反还会降低总产出。因此,即使该劳动力因其他原因而就业,但它是资源的扭曲配置,对企业和社会来说都是一种损失。有效就业理论能很好地描述和解释这种现象。所谓有效就业是指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大于零的就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小于或等于零的就业就是无效就业。企业的总就业人员(N)可分为两部分:有效就业人员(N[,e])和无效就业人员(N[,i]);有效就业率(EER)是有效就业人员与总就业人员的比例。用公式表示为:

EER=1,表示全部就业都是有效就业,产出随劳动力的增加而增加,因此,要增加产出,必须增加就业,直到出现无效就业,同时企业的雇工成本增加。这种情况下奥肯定律有效。

0<EER<1,意味着只有部分就业是有效就业,存在部分劳动力的在职失业。这种情况下,提高产出不必增雇工人,只要充分利用已有的就业人员,或解雇无效就业人员,提高劳动生产率即可,这不会导致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这种情况下奥肯定律失效。

(二)有效就业率、劳动生产率与宏观经济效益

劳动生产率是指每个工人的产出比率,用公式表示:

式中,A是企业的劳动生产率;Y是企业的产出;N是企业的就业人数。

无效就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为零,它们的存在不会增加产出。然而,无效就业人数的多少直接决定着有效就业率的高低。在就业人数一定的情况下,无效就业劳动力越多,有效就业率越低,产出变小,劳动生产率就降低;无效就业劳动力越少,有效就业率越高,产出增多,劳动生产率提高。因此,劳动生产率与无效就业率成反比关系,与有效就业率成正比关系。

在微观层面上,生产函数一般指一个厂商利用任何给定的要素投入量所能生产的最大产量。厂商投入越多的劳动,越多的资本,产出水平也越高(假定投入被有效利用)。但是在短期,假设惟一的可变投入是劳动,资本投入和技术状态被看做是固定的。因而,短期生产函数的简化关系表示产出(Y)取决于劳动投入量(N)及劳动生产率(A)。用函数式表示为:

Y=AN

该函数式表明,短期内产出决定于劳动生产率和就业量。在就业量一定时,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出必定上升。劳动生产率一定时,就业量增加,产出不一定增加,只有当所有就业都是有效就业时(EER=1),这一结果才出现。

由于中国企业的有效就业率很低,因此宏观经济产出与企业劳动生产率息息相关。图3显示了1979—2001年间产出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二者呈现非常明显的同向同幅度变动趋势。除1988—1992年外,二者之间的差距相对很稳定。这充分表明我国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图3 产出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增长

资料来源:同图1。

理论和经验实证均表明,有效就业率与劳动生产率正相关,劳动生产率与宏观经济增长正相关。因此企业提高有效就业率,国民经济产出就迅速上升。

三、有效就业与第一悖论

在有效就业率很低的背景下,企业通过消化无效就业人员,可以提高有效就业率,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过程的结果是,一方面由于消化无效就业人员,必然导致失业的增加;另一方面随着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总产出迅速上升。由此第一悖论出现。

(一)中国企业的有效就业率

无效就业在我国表现为在职失业或隐蔽性失业。由于历史和制度方面的原因,我国的总体隐蔽性失业情况严重。国际劳工组织和我国劳动部在1995年联合进行了一次“企业富余劳动力调查”,该调查数据显示城镇各类企业的综合隐蔽失业率为18.8%(王城,1996)。这一比率基本上等于各权威部门对城镇就业中隐蔽性失业率估算的中间值或平均值(国家计委和体改委提出为25%,国家研究机关提出为20%~25%,国家统计局为20%,劳动部为10%~12%),由于城镇就业人口中,国家单位职工一直占压倒性多数(1985—1994年的比重为20.2%~66.7%),因而国有单位的富余人员比例一直高达20%~30%左右(周长才,2001)。

新加坡大学黄朝翰和杨沐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国有企业中的冗员为职工总数的20%~30%,经过1993—1997年的裁员,仍留存有20%以上的富余人员;可以说,1993到1997年的减员并没有有效地减少无效就业人员,同时国有企业的新冗员还在不断增加(丁任重、孟庆红等,1999)。因为在九五期间,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约储备着3000万富余劳动力(谌新民,1999)。

从有关数据来看,中国企业存储了大量富余劳动力,平均无效就业率达到20%左右。国有企业冗员储备更甚,无效就业率达到30%左右。因此,企业有效就业率只有70%~80%,与美国的高达99.4%(奥利维尔·布兰查德,2003)的有效就业率相比,这一比例很低。

(二)提高有效就业率的途径及结果

1997年中共“十五”大确定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及陆续出台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为企业提高有效就业率搭建了平台;同时,市场态势的变化增大了企业提高有效就业率的压力。如何提高有效就业率呢?行之有效的途径主要有两个:

(1)削减无效就业人员、这就是减员增效。不管需求方面冲击的方向和力度如何,只要削减无效就业人员,无论是全部还是部分,企业的有效就业率和劳动生产率都会提高。因此,在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下岗人员数增大,1998—2001年全国下岗职工分别是876万、937万、911万、742万(数据来源:1998—2002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2)充分使用无效就业人员。1998年以来的扩张性政策刺激了需求缓慢增长,为应对需求上升,企业无须增雇工人,只要充分使用无效就业人员,将其转变成有效就业人员即可。只有当有效就业率等于1时,需求的进一步增加才会引致就业的增加。

在市场竞争的压力和需求缓慢增长的作用下,企业必须而且可以释放或消化无效就业人员,提高有效就业率;只有需求足够大,完全消化无效就业人员,企业的有效就业率等于1时,产出的增加才能降低失业率。中国企业的无效就业率达到20%~30%,经济增长率只有7%~9%,还不足以使企业的有效就业率提高到接近于1。因此,企业在消化无效就业人员,提高有效就业率时,一方面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总产出增加,另一方面就业增长缓慢,随着新增劳动力的快速增长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失业压力加大。

(三)实证检验:有效就业率与就业增长率

公有制企业建立伊始,就担负起失业保障和社会福利保障的职责,劳动力完全储备于企业内部,有效就业率低。非公有制企业一般是改革的产物,基于市场的调节,它们追求利润最大化,采取劳动力的外部储备形式,有效就业率比公有制企业高。

从表1可以知道,1996年以来我国经济平均增长8.1%,但是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从业人员分别以6.1%和13.5%的速度减少,惟有非国有单位提供的就业岗位每年以16.9%的速率上升。这主要是因为个体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有效就业率较高,随着产出的上升,除了迅速消化本来数量较少的无效就业人员外,还可以增雇工人,就业增长率高。相反,公有制企业的有效就业率很低,宏观经济的繁荣仅有助于其消化企业内部的无效就业,但难以增加新的就业,就业增长率低。

表1 不同性质企业从业人员增长率和产出增长率(%)

年份 产出

国有单位 集体单位

其他单位

增长率 就业增长率就业增长率 就业增长率

1996 9.6 -0.06 -3.97

7.38

1997 8.8 -1.67 -4.64 15.28

1998 7.8-18.18-32.55 49.94

1999 7.1 -5.37-13.05

9.69

2000 8.0 -5.49-12.41

8.35

2001 7.3 -5.95-14.24 10.72

增长率

8.1 -6.12-13.48 16.89

资料来源:同图1。

尽管非公有制企业是当前增加就业的一个亮点,但从就业存量来看,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就业人员1997—2001年分别占总就业置的92.6%,86.8%,84.8%,82.9%,81.2%(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2)》),是就业人员的最主要的工作地;并且公有制企业就业的产出弹性很小,因此单纯依靠非公有制企业的顺周期的就业,当然无法改变第一悖论的命运。

四、有效就业与第二悖论

中国的总需求(AD)、总供给(AS)曲线的形状及其变动特征意味着,供给的小幅度上升需要需求的大幅度增加才能阻止物价的下降。短期内,由于企业的有效就业率远低于1,提高有效就业率就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增加供给,推动AS曲线移动。需求尽管有所增加,但是幅度较小,不足以阻止物价下降。因此,出现第二悖论。

(一)中国的AD—AS模型特点与图形

1.较陡峭的AD曲线和较平坦AS曲线

总需求曲线AD由P→M/P→r→I→Y导出(P是物价水平;M/P是实际货币供给;r是利率;I是投资;Y是产出),其斜率由利率的货币供给弹性和投资的利率弹性决定。两个弹性小则AD曲线陡峭,两个弹性大则AD曲线平坦。中国企业融资主要来源于间接贷款融资,对贷款需求的约束不是来自利率,而是信贷可得性。这表明中国投资的利率弹性小。另外,中国利率市场化的程度很低,基本是管制利率,利率对货币供给变动反应迟钝。所以,利率的货币供给弹性小。利率的货币供给弹性和投资的利率弹性较小时,Y对P的反应不敏感,以至于总需求曲线AD较陡峭。

总供给曲线AS可根据P=P[e](1+U)F(1-Y/L,Z)中的函数关系绘制(P是物价水平;P[e]是预期价格水平;U是加成;Y是产出;L是就业人数;Z是影响失业的综合因素),其斜率决定于P对Y的反应程度,反应灵敏则陡峭,不灵敏则平坦。中国企业的有效就业率低,奥肯关系失效,宏观经济关系断裂,物价对产出变动的反应失灵,AS曲线较平坦。当产出的增加足够消化掉企业内的全部无效就业人员时,随着产出增加就业增加、物价上升,AS曲线开始变得陡峭。因此,中国的AS曲线先平坦后陡峭。如图4所示,AS曲线的E[,0]H段较平坦,H点后变得陡峭,H点恰好是企业的有效就业率等于1,宏观经济关系恢复正常的始点。

图4 陡峭的AD曲线与平坦的AS曲线

2.供求的不平衡变动

基于AD和AS曲线的形状,我们可以分析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变动态势(见图4)。陡峭的AD曲线和平坦的AS曲线表明,AS曲线的任何较小变动,需要AD曲线的大幅度移动才能冲销因供给变动导致的价格调整。例如为保持价格P不变,AS[,0]向AS[,1]的小幅增加,AD[,0]必须大幅度增加到AD[,2],否则物价就会下降。

(二)第二悖论的成因

第二悖论形成的原因是需求增加的同时,供给也增加,并且需求的增加幅度没有大到足以冲销供给增加导致的价格下调。从理论上讲,短期内资本和技术进步是固定的,供给保持不变,供给曲线不能移动;需求增加表现为总需求曲线沿总供给曲线的移动。这种总需求曲线沿较平坦的总供给曲线的向右位移会推动产出大幅增加和物价的小幅上扬。1997年以来中国总需求一直在增加,特别是1998年以后,随着各项扩大内需政策的启动,总需求增加加速。按照理论,中国应出现产出增长,物价上升的情形。但实际上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产出增长,物价下跌的一幕。其原因是,短期内不仅总需求曲线右移,而且总供给曲线下移,并且总需求曲线移动的幅度不够大到足以抹平总供给曲线下移带来的价格调整。为什么短期内中国的总供给曲线会下移呢?原因在于,尽管短期内固定的资本和技术不能推动总供给曲线移动,但是中国企业的有效就业率远低于1,通过提高有效就业率,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也随着提高,其结果是供给曲线的下移。实际上它表明,中国产出增长率的提高不仅来自于技术进步率和劳动力增长率,还可源于对无效就业人员的充分利用。

(三)第二悖论的微观经济基础

企业为什么要提高有效就业率,扩大产出呢?在低有效就业的条件下,企业扩张产出的成本不变,尽管物价下降,但只要产出增加的幅度大于物价下降的幅度,利润空间就会扩大,于是企业有了扩张产出的欲望。

1.低的有效就业率导致平坦的边际成本曲线

在存在大量无效就业的情况下,企业产出的增加无须按比例增加就业,完全可以通过充分消化无效就业人员来应付生产的扩张,直到有效就业率等于1。自从就业的那一刻起,企业已向无效就业人员支付了工资,因此充分使用无效就业人员不会额外增加工资成本,即边际成本不变,这样边际成本曲线中的一部分就变得平坦。西方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对企业在平均产出水平上以大致不变的边际成本运行这一点形成广泛的一致(奥利维尔·布兰查德、斯坦利·费希尔,2003)。这主要是以就业和产出之间短期关系为基础的:企业在短期能够以小于按比例增加的就业,提供更多的产出(Gordon,Robert,1979)。这个事实表明,存在着长期的劳动剩余,因而出现低的(可能是不变的)边际成本,直到企业开始充分地使用它们的劳动力。中国企业的无效就业人员达到20%~30%,在未充分消化之前,足以使边际成本不变。

2.边际成本不变激励企业扩大产出

企业的经济利润等于总收益减去总成本,当成本不变时,收益增加就会扩大利润空间。利润空间的扩大激励企业扩大产出,消化无效就业人员,提高有效就业率,企业一方面可以保持劳动力的边际成本不变,另一方面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产出。产出增加,如果物价不变,则总收益上升。产出增加,如果物价下降,但只要产出增加的幅度大于物价下降的幅度,总收益仍然上升。在成本不变的条件下,总收益上升必然使利润空间扩大,因而企业就有了扩张产出的冲动。如果一个企业预见到市场上它的产品价格会下降1%,与此同时也预见到在保持成本不变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会提高3%,也就是利润空间会有2%的增长,那么该企业就会在物价走低时仍会扩大产出。随着需求的缓慢上升,企业不断释放无效就业人员,提高有效就业率和劳动生产率,因而在物价下降的通道中供给保持增长态势。另一方面,尽管产出增长迅速,但就业压力不减,劳动力边际成本不变,这增加了物价上升的压力。

总之,通过消化无效就业人员,提高有效就业率,企业可以在保持劳动力边际成本不变的条件下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推动较平坦的总供给曲线向下移动。在总需求没有得到足够大的提高的时候,总供给的少量增加导致了产出增长和物价下跌。

五、结论

学术界已开始关注两大宏观经济增长悖论,并分别寻找各自的成因和提出对策。本文试图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找出两个悖论的共因。

第一,在宏观上,产出对就业、物价的作用可用奥肯定律和菲利普斯曲线来描述。奥肯定律失效,无法正常传递产出对失业、物价的影响,以至于出现了产出增长,就业压力不减,物价走低的状况。

第二,在微观上,本文提出有效就业理论,并试图以之为基础来分析两个悖论存在的共因。首先,企业储备了大量劳动力,有效就业率低,导致奥肯定律失效。其次,企业在提高有效就业率时,释放或消化大量无效就业人员,劳动生产率提高,因而出现产出增长、失业上升的第一悖论。最后,提高有效就业率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增加了总供给,推动总供给曲线向下移动。在总需求没有得到足够大的提高的时候,总供给的少量增加导致了产出增长和物价下跌,形成第二悖论。

第三,无论是宏观的奥肯定律失效还是微观的低有效就业率,究其根本原因是就业制度决定的劳动力的企业内部储备形式。因此,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必须继续大力改革就业制度、企业的用工制度,破除阻碍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建立现代化的劳动力市场。

第四,中国非公有制经济比较符合市场经济的规范,企业内的有效就业率很高,对劳动力的吸纳是顺宏观经济周期的。在经济快速增长中,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成为主要的新增就业渠道。因而,在提高企业有效就业率过程中,更应该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以便减轻巨大的就业压力。

第五,宏观经济关系能否恢复到理论上的正常取决于有效就业率的高低。由于企业有效就业率很低,导致奥肯定律失效,宏观经济关系扭曲,并出现了两个宏观经济悖论。当企业的有效就业率慢慢提高到接近于1的时候,随着产出的增长就业按比例增加,奥肯定律发生作用,两个悖论消失,一切宏观经济关系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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