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思想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反异化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家论文,现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思想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03)05-0103-05
一
老庄道家维护人的自然性情，反人性异化是其重要主题之一。《庄子·齐物论》认为人在文明社会中自出生之日始，往往就会受名利左右，在追求外物时迷失自然本性，这是极为可悲的，“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
不死，奚益!”外在功名富贵在老庄看来是一种为害不已的“人为”，它对人性造成了无
可挽回的伤害。因此，他主张返回自然，“渺乎小哉，所以属于人也；鳌乎大哉，独成
其天”。庄子理想中的“得道之人”都是顺应“自然”的“至人”、“神人”、“圣人
”。《大宗师》一篇中有一大段文字，专门描述“真人”的神乎其神的“自然性”。
如果说《庄子》内篇中多有对“理想”中的“自然人性”的描述的话，那么，在《庄子》外篇、杂篇中则主要说明了“性命之情”的道理，它认为人只要能够顺从自然本性，就是得道之人。这样，道家就为自然人性的达成设置了一条颇富“实践品格”的道路。《庄子·盗跖》中有一段盗跖质疑孔子的言说，批评了正统儒家的“人性扭曲”现象及其观念的荒谬，至今读来仍能予人启迪。
老庄道家解决人的异化问题的途径是“天人合一”。“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老庄道家持天人彼此融合论，而非天人相分、天人相胜论，从而构成了与西方哲学、思想迥异其趣的天人观念，而后者正是近现代社会人的异化问题之所产生的思想根源。
老庄道家视域中的“自然”，所表达的是不计外道，化性自为的意义，它既是对天地万物本然状态、通常状态与理想状态的一种肯定，也是一种价值判断，一种对真生命的守护[1]。这种自然观就决定了老庄道家所理解、推崇的人是体认到了人天不相胜的人，而不是以自然为宰割对象的人，人是自然之中的人而不是自然的主人；他们也反对人为物役，反对人充当自然的奴隶。
自“五四”时期开始，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就热烈地呼唤未被文明扭曲的原始人性，张扬自然的生命力，原始的强力兽性(蛮性)。如鲁迅就一再指斥中国人的被驯化问题，认为这是人性的“萎缩”与“奴化”的结果。陈独秀呼吁要将培育、恢复“兽性主义”作为中国教育的根本方针，他之所谓“兽性之特长”就是“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信赖本性，不依他为活”、“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2]，等等。毛泽东的“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主张也主要是着眼于现代人丧失了“自然本性”的现实而发言的。用原始“兽性”来改造被扭曲了的“文”化，这是“五四”时期思想先驱者的共同心声。
中国现代文学富含反人性异化的文学精神，如艾芜的《南行记》、沈从文的《湘行散记》、芦焚的《里门拾记》等作品就是如此，它们的共同点是供奉乡野文明为现代人的精神家园，多以欣赏、崇敬之心“瞻望”“流连”这种精神乌托邦。
艾芜小说中的人物大多都带有自然赋予他们的原始的强悍和顽强的生命力。《山峡中》那群生活在苍茫雄阔的山野自然中的人群，没有过多的道德负载，他们凭藉着原始野性的本能生存着。
沈从文在他的湘西世界中讴歌了原始自然的生活方式。《边城》充满了田园牧歌情调。《虎雏再遇记》写道：“一切水得归到海里，小豹子也只宜于深山大泽方能发展他的生命。”湘西边城世界中的雄强与健全的人格，与城市中缺乏生命活力的“阉寺性人格”适成对照。《渔》显示了人类生命的内在力量，在情感向度上明显偏向于自然朴拙、原始野蛮的人生。比起“虚假有余而勇敢不足”的现代文明病来，它代表了一种未被异化的自然生命精神。《柏子》表现了男女主人公放荡不羁的性行为中所蕴含的热烈真诚的情感；《雨后》再现了一种热烈燃烧的爱欲之中所爆发的生命活力；《龙朱》、《月下小景》、《阿黑小史》等写了边地世界中真挚、大胆、奔放、狂热的情欲故事，显示了未被文明异化的世界的可爱，令人不无遗憾地感叹：自然、原始的人性如今已成边地的“遗物”了。沈从文以此反抗文明世界的“异化”，湘西边城世界因其“异”于已视“异化”为“常”的城市文明的特殊景观而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存在。
如果说沈从文主要是以静态的方式，从正面讴歌了他理想中的桃源梦境的话，那么，芦焚则动态地描写了自然、原始的乡民对于“文明”侵略的反抗与仇恨。如《牧歌》所表现的就绝非湘西边城式的化外之地，而是一片正在遭受着现代文明侵蚀的土地。作家讴歌的原始生命的强力在这种动态的对抗中凸现出来。一群生活在青山白云间的猎民，啸聚山村，与勾结外国入侵者的部落首领作斗争。作品写出了原始生命强力对于“现代文明”的抗争，从其立意来看，他对异化的反抗与对自然生命的歌颂是与沈从文相似的。
二
老庄道家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素有“反文化”、“反理性主义”、“反理智主义”的称谓，其中多为贬义，但也有学者从进步、积极的意义上来理解这种“反动”思想。如毛志成给“反文化”下的定义就是：“以反取向思维和行为，切入人类的既成文化和现实文化，以揭示、指控、匡正人类‘负历史’的存在及其逆人类意志和利益的演进趋势，以披露人类文化‘负价值’、‘负增殖’、‘负积累’及其施布于人类的灾难为主体职能的一种文化类别。它的特殊品位在于：它往往出现于或辉煌于历史的革命期、进步期，文化的前进期、繁荣期，它恰恰在这种理应享有颂歌或正在享有颂歌的时代持‘反取向’，侧重于唱悲歌，说反话。”这样来看，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运动中，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一场具有高品位反文化含量的运动。鲁迅、毛泽东就是最具反文化品格的“文化斗士”[3]。
从严格意义上讲，“作为一种文化立场和价值取向的反智主义，应该理解为依据一定的价值标准对人类智性以及由此而来的知识崇拜与技术迷信的心态所表露的一种质疑和批判的态度。而这种态度的表露，通常不以取消智性为最终目的，相反，它反对的是对智性的近于偏狭的自信，而主张对人类智性的能量及其使用际限持一种谨慎的保留态度，以使人们不至于因为对智性的偏执而对人生的真正意义弃之不顾”[4]。老庄道家对于过度文化所造成的现代文明的“热昏”病实在无异于一剂清醒药。北京大学哲学系许抗生教授在回答《中华读书报》记者的“道家思想是否可以为我们今天反抗现代文明的异化服务”的问题时认为，道家思想能指导我们调适现代化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之保持协调与和谐；道家思想能指导现代人实现自我心理的调适以促进现代人心理健康的发展[5]。
当现代文学在书写“都会文化”时也敏锐地注意到了现代都会所造成的人的心灵的异化现象，他们多以批判与怀疑的姿态对都市文明发出质问，并以道家文化作为医治的药方。
中国一向是有所谓的Town，即乡镇集市，而没有西方意义的City，即真正的大都会的。在文学表现上更是如此。通过对中国文学的历时态研究，我们发现，一部中国文学史几乎没有都会写作的生存空间。就是被不少文学研究者认定为是中国都会小说写作的发端和成熟之作的新感觉派文本，其实是与真正意义上的，即为西方小说理论所厘定的都会小说经典迥异其趣的。当然，对都会小说的认定与评价我们并不能奉西方的理论标准为唯一的、绝对合理的准则。笔者的观点是，作为中国现代都会小说代表的新感觉派写作，从其问世之初就具备了东方化的特征，这就是以老庄道家文化作为思想资源对都会文化的批判。
新感觉派小说为我们描写了一种有别于传统乡土中国的都会生活，那种迷人的都会风姿，那些风流的都会女人，那种灯红酒绿的不夜城的生活，那种高速度的节奏，等等，都是此前中国文学所未曾表现的风景。
海派都会小说家都具有“根深蒂固的城乡二元倾向”[6](P328)。施蛰存在《梅雨之夕》中描绘了人的复杂的性心理，有时不惜将其荒谬性表现无遗。《善女人行品》表现了作者通过性心理的描绘开始重点拷问人性问题，从而为作品增强了某种批判性的思辨色彩。而在抗战前一年出版的《小珍集》里，作家对畸形的社会的批判出现了火辣辣的气息。《汽车路》在都会文明危及农村经济的题材中显现出作家对于文化心理的纵深开拓，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在城乡二元对立中，作家总是潜在或者显在地站在乡土文化的立场，这种对于乡土老中国的眷恋直接导致了他们对于都会文化的批判。
穆时英在小说《公墓·自序》中曾经抒发过令人惊奇的感叹：“在我们的社会里，有被生活压扁了的人，也有被生活挤出来的人，可是那些人并不一定，或是说，并不必然要显出反抗悲愤、仇恨之类的脸来；他们是可以在悲哀的脸上戴上快乐的面具的。每一个人，除非他是毫无感觉的人，在心的深处都蕴藏着一种寂寞感，一种没法排除的寂寞感。每一个人，都是部分地或是全部地不能被人家了解的，而且是精神隔绝了的。每一个人都能感觉到这些。生活的苦味越是尝得多，感觉越是灵敏的人，那种寂寞就越加深深地钻到骨髓里。”所以，我们既要注意到新感觉派笔下都会叙事的狂欢，同时，对其背后的“寂寞”、“苦味”、“批判”等潜台词也不容忽视。这才是完整、全面的都会写作，潜在的一面在此发出了老庄道家的“反异化”的声音。对都会生活中的人和事作这样的理解和描写，其实在作家的早期作品，如《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中就有了明显的表现。男主人公就是作家日后“小丑”系列的“元典”和“代表”，他自称是“女性嫌恶症”患者，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女人的心，霉雨的天气，不可测”，甚至在接吻的时候，还是无法驱散“上当吃亏”的感觉，然而命运却让他一次又一次地扮演一颗“朱古力糖”，“被吞下又排泄出来”，他反复领教了被当作消遣品的悲哀。即使在他“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时候，即使在他下定决心将女人看成“手杖一根”的时候，都会的诱惑始终向他伸出了贪婪的舌头。从作家的叙事中不难见出其对于都会生活的缱绻、厌倦以及对于都会人生存状况的悲悯与同情。
在海派小说家笔下，声色的都会始终没有成为浪漫激情的巴黎或者堕落糜烂的东京，我们读到了老子两千多年前的警告：“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第十二章)庄子的机诈巧智对人的自然性的妨碍的寓言，也在现代都会写作中反复出现，并具备了警世意义。
英国社会学家德·莫里斯在《人类动物园》中指出：“在正常情况下，生活在自然的栖息之地的野生动物是不会发生诸如自杀、手淫、伤害后代、胃溃疡、恋物欲、肥胖症、同性恋或者伤害同类等现象；不消说，在人类的都市居民中，这一切都在发生着。”在人类的文明发展进程中，都市是“异化”的家园。无论是郁达夫的“城市感伤”、沈从文的“城市幻觉”，还是茅盾的“城市研究”，背后其实都隐含了对城市的冷漠与批判，其反异化的思想资源就是老庄道家文化。
三
如果说现代海派文学对于都会文化的异化的批判与反思主要是从负面入手，而以怀疑与否定为主要情感特征的话，那么，以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等人为代表的散文作家，则在其散文世界中正面“构建”了理想的人生生活图式，从而标示出异化世界以外的素朴自然的人格境界，指示出了文学主体在异化世界以外的可行路径。这一脉文学与老庄道家思想的接近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周作人应用得最为得心应手的文体是小品文，也就是“美文”。他欣赏的美文就是“想到什么就纵谈什么，而托于即兴之笔者”。“美文”的自然文风就是对雕琢的异化的文风的反动。周作人在为废名的小说《莫须有先生传》写序时形容废名的行文：“这好像是一道流水，大约总是向东去朝宗于海，他流过的地方，凡有什么汊港湾曲总得灌注潆洄一番，有什么岩石水草，总要披拂抚弄一下子，才再往前走，这都不是他的行程的主脑，但除去了这些也就别无行程了。”这段评论同样也适用于他自己的散文写作。
现代“闲适”小品的另外一个共性是对日常生活的情有独钟，这种“对个人生活的小小悲欢的咀嚼”在“风沙扑面”的大时代，是很容易受到“玩物丧志”、“自甘凉血”的批评的。但也毋庸讳言，这类写作因为与人性之“常”的接近而更容易超越历史、时代的局限而成为人类精神、文化生活的“常青树”；它更容易让个体在焦灼的异化世界之中葆持住原初的自然朴拙之心。而且，笔者很怀疑世界上究竟有没有纯粹的超离了时代、远离了当下的小品文写作，按照老庄道家的“万物与我为一”的说法，个人的言动衣食起居消停，其实都与大千世界息息相关。因此，更多偏重于个人性的小品写作其实也蕴含了作家关于时代的微言大义，只是一般人难以理解其中的“闲适之中竟有说不尽的苦味”。
“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周作人对“无用以为用”的追求，就有老庄道家的风采。老庄论道，有“每况愈下”之喻，道“在蝼蚁”、“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庄子·知北游》)，这就说明大道的无所不在。周作人对日常生活过程的不厌其烦的赏玩与描写，寄寓其中的“道”其实就是“自然而然”，他以这种方式反抗外己的“异化”。“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正亦断不可少。”[7]这是对“现在”的尊崇，“名”、“利”、“胜业”不可抹夺“片刻的优游”之乐。从“喝茶”、“闲话”之中可以见出人生的真精神。
周作人既写“北京的茶食”、“故乡的野菜”、“酒”的酿造、“茶”的吃法，也写“乡土、民俗”、“鬼神、歌谣”、“草木虫鱼”、“风纪性学”，等等，无不体现了其对自然性的人的关切。梁实秋写散步、洗澡、喝茶、饮酒、沉默、废话、勤劳、懒馋、男人、女人等；林语堂写赤足之美、戒烟之难、裸体之妙、淡巴菇之香等，也都表现出在悠闲适度之中体味人生的“常”情的反异化的自适趋向。这种自适正是老庄道家的注重自然人生的精神。
梁实秋早年留学美国，对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情有独钟。他曾撰写《浪漫的与古典的》系列论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浪漫主义思潮多有针砭，感慨“卢梭登高一呼，皈依自然，这一个呼声震遍了欧洲，声浪不断地鼓动了一百多年，一直到现代中国文学还展转发生个回响”。他对此世界范围内的浪漫主义运动是不以为然的。梁实秋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寻找到了西方文化思潮的对应物，认为道家文化是与浪漫主义对应的，而儒家文化则与其心仪的新人文主义不谋而合，所以，他在早年扬儒抑道：“中华民族本是一个最重实践的民族，数千年来，表面上受了儒家的实践哲学的教导，而实际上吸收了老庄的清静无为的思想和柔以克刚的狡狯伎俩，逐渐的变成了一个懒惰而没出息的民族。对于这样的一个民族，及时行乐的文学，山水文学，求仙文学，当然是最恰当的反映!”由此，梁实秋指出中国“新文学运动第一件要做的事不是攻打‘孔家店’，不是反对骈四俪六，而是严正地批评老庄思想”[8](P234～237)。梁实秋这种依托新人文主义观对中国传统文化所作的扬儒抑道式的阐解，是富于独特性意义的。可是他在后来却发生了由儒入道的巨大转变。
晚年的梁实秋在《岂有文章惊海内》一文中写道：“道家思想支配我们民族性的养成，其影响力之大似不在儒家之下”，“一个道地的中国人大概是儒道释三教合流的产品了”。他自己也成了老庄佛禅的体验者、思虑者与欣赏者，在散文写作中处处发散出“一个道地的中国人”的道释传统趣味。他在观月赏雪时，“知识者”的“守贫固道”，“游心于物外，不为世俗累”的情趣渗透于字里行间。名篇《雅舍》以朴素简练的文字写他重庆郊外的“雅舍”：“‘雅舍’最宜月夜——地势较高，得月较先。看山头吐月，红盘乍涌，一霎间，清光四射，天空皎洁，四野无声，微闻犬吠，坐客无不悄然!舍前有两株梨树，等到月升中天，清光从树间筛洒而下，地上阴影斑斓，此时尤为幽绝……细雨蒙蒙之际，‘雅舍’亦复有趣。推窗展望，俨然米氏章法，若云若雾，一片弥漫。”这样一种居住空间，其实已因“主体精神”与对象的“融通为一”而变成为心灵空间了。这是一种属于传统知识分子、士大夫式的文人趣味。外在的、客观的、物质条件的鄙薄寒素无改于主体精神的“乐”趣。这就与老庄道家倡扬的“曳尾涂中”、“十步一啄”之乐颇为相似。在老庄反人性异化思想的基础上，梁实秋“形成了自己淡泊出世、独善其身的人生观，以保持自己人格的超越性、独立性，避开人世的污浊”[9]。
老庄道家的人生如梦、生死一体的观念在梁实秋散文中时常可见。如他从风筝的飘摇而上青云之中体验到“俯瞰尘寰、怡然自得”的满足与“神游八极”的怡愉，而风筝“从天上翱翔又回到匍匐地上”则令他感到失意。他说睡觉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手段”，“在这个世界活得不耐烦而又不肯自行退休的人，大可以掉头而去，高枕而眠，或竟曲肱而枕，眼前一黑，看不惯的事和看不入眼的人都可以暂时撇在一边，像鸵鸟一般，眼不见为净”(《雅舍小品续集·睡》)，等等。由此可见，梁实秋对老庄哲学有极深的体会，在其小品文写作中经常会有这种思想光芒的闪耀。梁实秋认为好的文章应该自自然然，“不自欺”，不做态：“我们写散文，首先要摈除这种习气，要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要忠实自己，不自欺方能不欺人，文章背后要有一个人，不可是个傀儡。”老庄道家一脉从来就不是冷漠、心死的代名词，它是以沉痛代替狂呼，以悲悯代替恸哭，以顺任自然抗衡任何形式的异化，以贵己为我反对为了一切异己力量而牺牲自己。
林语堂更多地是从心理需要与情感补偿的角度来理解老庄道家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价值和意义的。他在《吾国与吾民》中说：“生活于孔子礼教之下倘无此(道家)感情上的救济，将是不可能忍受的痛苦。所以道家是中国人民的游戏心态，而儒家为工作姿态。这使你明白每一个中国人当他成功发达得意的时候，都是孔教徒，失败的时候则都是道教徒。道家的自然主义是服镇痛剂，所以抚慰创伤了的中国人的灵魂者。”为了向西方人介绍老庄道家的方便与通俗，他时而把庄子称为“中国的尼采”，时而把庄子与亚里斯多德相类比：“雅典民族倘没有亚里斯多德，精神上不知要贫乏多少；中国倘没有庄子，智慧的遗产也不知将逊色多少”，“自从有了庄子和他的著作，一切中国政治家和强盗都变成幽默家了”。中国绝大多数文化人都具备儒表道里的人格结构，“像中国俗语说法，读书人都在孔夫子门槛翻筋斗。他们都轻视庄子，却人人都读《庄子》，庄子为毁谤孔氏学说的伟大著作家”。而老庄对中国文学艺术产生了更为重大的影响，道家自由自在的游戏精神成就了中国的文学艺术，“这种游戏三昧的精神，既为中国画中一种特质的来源，这个特质叫做‘逸’……这个‘逸’，或是浮浪，或是幽默的特性被视为士大夫画的灵魂，而它是从游戏精神来的。仿佛道家精神，它是人类想摆脱这个劳形役性的俗世的努力，而获得心情上的解放与自由”。林语堂概括的中国画的“逸”的特质，等同于老庄道家经典中的“游”。由此，他推崇《道德经》为世界文坛上第一部“俏皮哲学”。这是一种对老庄道家思想的理性认知，而在其小品文写作中，他则以形象、情感的表达方式处处发散这种老庄道家式的情趣。
以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等为代表的所谓“闲适派”散文写作，其反异化思想的共性就是主张回到“常识”，不悖于“常态”，不夸张不过分，本乎“自然”。
“回向常识”的思维方式的实质，从思维品质上来看就是所谓的“庸见的崇拜”，这是一种从日常经验出发的思维方式，批评者或许会詈骂它是庸俗的经验论者，浅薄的常识执迷者，但是，当我们经常在宏大叙事、国家理性中迷失自己，当我们被种种“先设”的“逻辑推理”或者抽象的归纳演绎弄得晕头转向以后，我们会发现“逻辑”、“理性”的虚妄与异化，也会发现“庸见的崇拜”的现实合理性。
这种本源于“日常生活经验”的“庸见的崇拜”正是老庄道家的思维方式，“日常经验”也是老庄道家思想的起源。在林语堂看来，“庸见的崇拜”显然是一种超离了抽象逻辑形式而存在的诗意的直觉，它超越了度量与计算，它高于技术逻辑，而直接将质朴的道理从具体的感性经验中剥离出来。它是从火炉中凭空跃出的金丹，它是一个发生在人们日常经验之外的奇迹，它的思维方法与推演、归纳的逻辑两异，“执理者必趋于一端，而脱离实际，庸人则不然，凭直觉以断事之是非。事理本是连续的、整个的，一经逻辑家之分析，乃成断片的、分甲乙丙丁等方面，而事理之是非已失其固有之面目，惟庸人综观一切而下评判，虽不中，已去实际不远”。这种直觉、整体的思维方式正是老庄道家式的，老庄在典籍中有“穿凿”的寓言，有“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的警告，乃是着眼于整体性的浑沌，而反对人为的“设定”、“规划”之类。合乎常情，合于常理，就是不悖于本性、自然。
以老庄道家顺任自然、反对异化、注重日常生活、大“道”无处不在等思想作为理论支撑的现代文学创作，呈现出与当时主流价值迥异其趣的边缘性价值，而其反异化的共同趋向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备了独特的意义。反异化的文学创作以其自身的独特方式参与了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建构，丰富了处于急剧发展变化中的现代文学的艺术精神和表现形态，是一座在文学精神上成功地连接了传统与现代的桥。
收稿日期：2003-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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