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实用主义的滥觞——新老实用主义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用主义论文,滥觞论文,新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实用主义作为美国的国家哲学，其生命力远胜于西欧各国的各派哲学。古典的实用主义在经历两个混合体（刘易斯概念论的实用主义和奎因的逻辑实用主义）之后，至七十年代又出现了新实用主义，并正在各个文化领域内蔓延开来。这种新实用主义与古典实用主义有着不同的风格，探讨两者的渊源关系及其存在的必然性，对我们了解美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是颇有助益的。
一、古典实用主义向新实用主义的嬗变
众所周知，古典实用主义（皮尔士、詹姆斯与杜威的实用主义）其发展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创立时期（上世纪末到本世纪三十年代）、概念论的实用主义（四十年代）和逻辑实用主义（五六十年代）。随着逻辑分析哲学困境的出现，古典实用主义也在七十年代被新兴的新实用主义所取代。
古典实用主义的形成是与分析哲学运动遥相呼应的。C.S 皮尔士的两篇文章——《信念的确定》、《怎样使我们的观念明白清楚》既是实用主义创立的代表作，也是分析哲学在美国的代表作。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新实用主义的出现一方面继承了古典实用主义的某些思想，另方面也是对古典实用主义的一种否定。
新实用主义之所以能在七十年代后出现在美国思想界，不但有内在的原因，而且也有外在的原因。从内在原因来看，古典实用主义从两个方面为新实用主义奠定了基础。第一，古典实用主义的本质是力图抛弃传统哲学的认识论问题，抛弃近代哲学种种解决认识真理的方法。古典实用主义主张，哲学不应当考虑心灵是否能真正认识外部世界的问题，而是应当首先考虑人们已经获得的认识即语言的意义，我们是如何获得并保持其意义的？因为，只有有意义的命题才能指导我们的行为，即只有信念才是与行为相关的。那么要获得信念就必须与行为的效果相关。这样，古典实用主义就撇开了“实在”概念，以“行为的结果”代替了“实在”。古典实用主义的哲学家们改造了以往哲学从客观对象或人的内心寻求真理的方法。詹姆斯曾说：“实用主义的方法不是什么特别的结果，只不过是一种确定方向的态度。这个态度不是去看最先的事物、原则、‘范畴’和假定是必需的东西；而是去看最后的事物、收获、效果和事实。”〔1〕这样一种方法必然会导致各种信念在指导行为过程中产生效果的差异，产生效果的时效性。因此，古典实用主义便成了一种“权宜的哲学”、一种民主的哲学。
第二，古典实用主义强调放弃远大理想而着重生活实践，从而抛弃了以往哲学的形而上性质。一般地说，实用主义是一种哲学运动，它给现代美国人提供了一个令人心悦的行动方案，“给美国人之关心实际行动而不关心崇高理想提供了一个哲学根据”。〔2〕实用主义哲学没有普遍的模式，它废除了哲学这一“理性法庭”，而诉诸日常生活；它所要解决的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却对那些理性思考以及有关人性的无用思想置之不理。正因如此，古典实用主义的思想中已经潜藏着一种否定哲学的趋势，潜藏着一个哲学的新时代的到来。它把康德的“实践理性”、叔本华的意志崇拜、尼采对形而上的否定、达尔文的适者生存、以用途来衡量善的功利主义、英国哲学的经验归纳传统以及美国本土的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融于一体，从而解决了从思辨向市侩转变的动力问题。
从外在的原因来看，古典实用主义向新实用主义的转变受到了来自欧洲大陆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在欧洲，近现代哲学所要从事的工作就是把人类的知识运用来解决社会问题，它像是一个老处女，紧抱传统腐朽的问题与观念不放，它逃避科学，而科学则不断地从哲学中分离出来。于是，哲学就象被抛弃的母亲，心力衰竭、孤苦伶仃，它回避它应该关心的问题——人和世俗世界，蜷缩在认识论的角落。而成长起来的新的一代则明显地注视到了这种现象，并毫无顾忌地扼杀了它，以免这位年老的母亲为他们带来更多的负担与烦恼。因此，走向世俗化成了当今哲学的必由之路。德立达、海德格尔、福柯、利奥塔、鲍得里拉等人则是开路先锋，罗蒂、戴维森等人则作为美国的“新哲学家”高扬了实用主义，全面地走向哲学的反叛。新实用主义是一种后现代主义哲学，它与欧洲大陆的后现代哲学相比，显得更为实在、朴素。
二、从关注实效到关注人类幸福
古典实用主义大多关心现实生活，而对抽象的理性领域，特别是对欧洲千百年来的哲学不感兴趣。古典实用主义把现实生活作为自己的服务对象，把“哲学概念与实际效果”（詹姆斯）联系起来。这种联系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诡辩一类的思维。皮尔士说：“在我们说一种东西硬的时候，究竟是指什么呢？非常明显，它是一种不能被许多其他的物体所抓破的东西。”〔3〕詹姆斯也认为，“我们思考事物时， 如果把它完全弄明白，只须考察它含有什么样可能的实际效果”〔4〕， 根据实用主义的这些信条，任何理论只要能为生活服务，只要能在实际上使人们适合于现实的生活，那么它就是好的理论。
古典实用主义也是一种人本主义哲学，它不仅是想改造个人，使个人从思辨的形而上学的樊篱中解脱出来，而且也想改造社会。康马杰曾指出：“尽管医学和人道主义在挽救人的生命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可是20世纪以来却以个人地位下降而引人瞩目，文学忽视英雄与坏蛋，却长篇累牍地描写社会。社会史压倒了政治史和军事史，传记作家成为反对崇拜偶像的人。有关经济人的研究无人问津，而对经济危机周期的研究却趋之若鹜。”〔5〕杜威的哲学是实用主义人本主义化的典范， 他认为，哲学所要关心的主要对象是人。因此，必须关心个人的行为，关心对社会与环境的改造，“生活的形式愈高，对环境的主动的改造就愈重要”〔6〕。
然而，新实用主义者则主张把人类幸福作为追求的目标，以政治问题替代传统哲学的认识论问题，以政治民主的多样性来替代以往的哲学问题。罗蒂说：“我们应当彻底拒绝元哲学的科学主义。这就是说，我们应当让在那些认为当代民主社会无望的人和那些认为这是我们的唯一希望的人之间的争论，根据这些社会现在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来展开。”〔7〕罗蒂认为：“实用主义以政治问题代替认识论问题”， “作为实用主者，我们所认同的团体由宽容论者、多元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构成。这些人的核心目标就是，容许尽可能多的不同的个人目标得以实现，以增加人类的幸福。前实用主义传统认为人类正在越来越接近真理，接近一个对物理和道德实在的正确表象，我们实用主义者则认为，人类（或至少是进入欧洲启蒙运动的疆界并发表了一部分思想和政治自由的那部分人类）只是在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因而也是越来越多的幸福”〔8〕。在新实用主义看来，思想的开阔、自由，政治的民主宽容、 心胸开放，乃是合理地成为人类幸福的必要途径。
与欧洲大陆的后现代主义者相比，欧洲大陆的哲学家们特别是法国的“新哲学家”主张对语言进行自由研究（语言游戏），从而丰富我们的文化。但新实用主义者却认为，语言是一组声音和符号，是人们用以协调自己活动的一种方式。自然科学最多只不过是我们应付环境求得生存的幸福之工具，它并不显得比政治、文学更接近于实在。因此，无论哲学还是其它学科，就其为了人类幸福而言，是不受任何标准或事实的制约的。
三、从拒斥形而上学到否定整个现代西方哲学
实用主义的创立，其初衷是试图拒斥形而上学的思辨哲学，并提出一个说明我们如何获得真理的方法。皮尔士作为实用主义的奠基者，他的观点与分析哲学十分类似，他认为，“逻辑是关于真理、真理的性质及发现真理方法的学说”〔9〕。詹姆斯、 杜威则发展了皮尔士拒斥形而上的观点。詹姆斯把实用主义看作是一种调查方法、民主的哲学，他强调民意的决定作用。杜威则把实用主义运用于改造社会，让人们注重现实生活而放弃玄思。
由于实用主义拒绝了欧洲过于形式化的哲学，所以也就意味着对普遍理性的否定，乃至对整个西方形式化哲学的否定，而使自己成为过程性的哲学，也即是说，实用主义引导人们去关注历史性，与过去的传统决裂，抛弃传统的方法，摒弃一元论而尝试多元论，相信宇宙是开放的多元体系。
然而，古典的实用主义毕竟对人们的思维仅仅起着导向的作用。三四十年代后，欧洲大陆哲学长驱直入美国，使美国的实用主义接受了严峻的挑战，一时，美国本土的实用主义面对欧洲技术性很强的玄思哲学显示了其不敌的一面。因此，新实用主义的兴起是对欧洲哲学的反动，是美国实用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在新实用主义中，我们明显地看到了欧美两种文化的抵触与冲突。
首先，新实用主义全面地对分析哲学进行了反攻，它把分析哲学送进了坟墓。分析哲学家们认为，分析哲学的形式是对传统哲学的挑战，是一场用新哲学代替旧哲学的革命。但是，在新实用主义者罗蒂、克里普克等人看来，分析哲学仍未摆脱传统形而上学的羁绊，仍然是以笛卡尔以来认识论为中心的哲学，分析哲学的目的仅仅是改造传统哲学的方法，却并未能根本改变问题本身。因为，传统观念把哲学作为一切理论之基础，如果我们不改变这种哲学基础论，那么我们就不可能解决任何在这一前提下提出的问题。分析哲学把语言当作世界的反映的观点与以往经验论把心灵看作世界的镜子的观点并无二致。所谓分析哲学的革命是注定要以失败而告终的。罗蒂说，“逻辑分析”的运动本身是自我反驳的，“在维特根斯坦哲学、日常语言哲学、奎因、库恩和塞拉斯对所谓‘科学词汇’的批判中正经历着一场慢性自杀”〔10〕，分析哲学的前景甚至比逻辑经验主义还要短命。
其次，罗蒂等人对美国本土哲学家们的作用倍加赞赏，作了高度评价，特别是对杜威的人本主义、塞拉斯的科学哲学的反基础论、库恩与费耶阿本德的相对主义科学哲学观作了高度评价，他从这一系列哲学家思想中援引了工具主义，赋予实用主义以新的内容。他自己将其本人的哲学称为“后分析哲学”。
但是，罗蒂的新实用主义并不是替代分析哲学的另一种新哲学体系。在罗蒂看来，哲学在尼采反叛理性的旗帜下正在走向死亡，或者正在与历史学、文学、语言学、考古学和政治学等各种文化的具体形态融合在一起。这种哲学已经丧失了原来的意义，“‘哲学’不是这样一种学科的名称：它面临着一些永恒的问题，却不幸不断错误地陈述它们，或依靠笨拙的论证工具批评它们。宁可说它是一种文化样式，一种人类谈话中的声音”。〔11〕
再次，新实用主义预示了当今时代精神发展的方向。当代西方哲学的主流是所谓的“语言转向”，特别是维特根斯坦以来，直至法国的新哲学家们，都把研究语言看作哲学的重要任务，而新实用主义则认为“…哲学中的‘语言转向’是表象主义的最后避难所”〔12〕。新时代的大写的哲学已经死亡，所剩下的是私人化的小写的哲学，现在和将来的多元主义文化“将把尼采和詹姆斯看作重要的开路先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为我们更自由和更幸福的方式重新描述我们的生活——的工具。”〔13〕
四、从探究真理的意义到全面批判认识论
古典的实用主义是一种“彻底的经验主义”，其最大的特点是改变了近代哲学获得真理的方法，用实际生活中的行动结果来代替传统认识论中的“与实在相符合”的观点，用生活实践中的经验来代替西方哲学中抽象的经验概念。
古典实用主义者皮尔士认为，真理是与信念相关的，真理不是独立于研究过程的信念的性质，这个概念要通过一种永无止境的探索、试验活动来理解，最终被确定为真理的是大家所赞同的意见，而构成真理的这种见解其全部作用在于产生行动的习惯。皮尔士的这种观点显然已经偏离了传统哲学认识论的本质主义，即偏离了把本质与现象区别开来，认识以本质为基础的观点。
传统哲学的认识论是以经验论占居支配地位的。在经验论看来，认识必须以经验为基础，必须借助“实在”这一阿基米德点。他们把经验看作是由一些支离破碎的感性材料所构成。而在古典实用主义者们看来，经验是一个川流不息的“生活之流”，经验不是物理实在，而是我们人进行实践活动的各种相互作用的东西之总和。詹姆斯说：“我把我的世界观命名为‘彻底的经验主义’。大家知道经验主义是和理性主义相对立的，理性主义趋向于强调共相，把整个放在部分之先，无论是在逻辑的次序上，抑或在存在的次序上都是如此。相反，经验主义把说明的重点放在部分、元素和个体上，并且把整体视为一个集合，把共相视为一个抽象。”〔14〕
古典实用主义的这些思想深受新实用主义的青睐。新实用主义者们高度赞扬海德格尔的历史主义，但却反对海德格尔等欧洲哲学家们所谓“终极语言”的存在。
罗蒂认为，“对实用主义最好最纯粹的表达……是杜威与载维森，当他们批判传统二元论（柏拉图、笛卡尔、康德）的时候，他们几乎完全排除了寻找阿基米德点（阿基米德点是基于现象与实在区别的“实在”一边的），相反，正是从这一点上开始发动了他们的批判。”〔15〕罗蒂认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语汇，终极语言“并非是实在的表象，……也非某种力量的工具或某种目的之手段乃至对超越存在物的自我创造责任的逃避。”〔16〕罗蒂更喜欢用讥讽的自由主义来描述后哲学的文化观，在这种文化中，任何人、任何学科在任何时候都有一套它所喜欢的词汇，在不同词汇之间的选择并不是根据一套元语言，而只是为了满足语言游戏竞争的需要，是创造的需要。因此，一切作为基础性的普遍性的东西都发生了解构，民主先于哲学，自由先于科学。传统的哲学塌崩了，但私人化的哲学还存在，这种哲学不是为了制定认识的基础、准则，不是为了探求真理，而是为了激发人们去创造词汇、丰富语言，发展多样性的文化。
综上所述，新实用主义是一种后现代主义，它既是对分析哲学乃至整个西方哲学传统的批判的结果，也是古典实用主义在新时期的复活。新实用主义的兴起是与当今美国经济中的新自由主义、政治中的新保守主义思潮相适应的。它虽然不是美国人民精神颓废的表现，但却是美国政治的无能，丧失集中性、权威性与制约性的表现，是整个社会涣散无统一性的反映，也是劳动大众要求发挥自己创造性才能的一种反映。
新实用主义的出现是美国社会在意识形态方面争论的衰落之表现。美国社会特别是现代美国社会，并没有自己独立的民族精神或哲学，在思想文化上它一直受着欧洲大陆的侵蚀，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为外来文化牵着鼻子走，以致在许多时候使美国文化陷入了形而上的争论。这就迫使美国思想家们摆脱外来文化之影响，形成一种诸文化形式都能接受的精神要素，既有利于开拓前进，又有利于巩固已有的文化成果。
诚然如此，一种后哲学文化对市场经济蓬勃发展而精神滑坡的我国来说，并不能从混沌中达到有序。尽管新实用主义与古典实用主义一样从实际生活的需要出发来解决问题，但是，由于其本身的多元主义的限制，其结果必然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任何问题有其多元的解决方法，产生多元的结果，而我们对多元的结果又能作出何种统一的评价呢？
注释：
〔1〕〔4〕詹姆斯：《实用主义》第31、27页，商务印书馆1983。
〔2〕宾克莱：《理想的冲突》第20页，商务1983；
〔3〕转引自怀特：《分析的时代》第145页，商务印书馆1982。
〔5〕康马杰：《美国精神》第147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
〔6〕杜威：《哲学的改造》第45页，商务印书馆1958；
〔7〕〔8〕〔13〕罗蒂：《后哲学文化》第47页、序第5—6、1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9〕转引自穆尼茨：《当代分析哲学》第51页， 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
〔10〕R.Rorty:The Consequences of Pragmaticism,P227,Minneapolis 1982。
〔11〕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第231页，三联书店1987。
〔12〕〔15〕John Murphy:Pragmaticism:from Peice to Davison,"Introduction"(by R.Rorty),Westview Press 1990。
〔14〕詹姆斯：《彻底的经验主义》第2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
〔16〕R.Rorty:Contingency,Irony and Solidarity,P114,Cambridge 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