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邓小平理论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进行过大胆探索，提出了许多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同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方法，它们的可行性、有效性和合理性日渐被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现实成就所证明，也为全世界所瞩目。因此，突出宣传与研究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超越，具有强烈的实践指导功能、思想教育功能、信仰整合功能。但另一方面，诚如十五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党的十六大报告在强化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同时，又进一步肯定了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因而，我们在侧重研究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超越与发展的同时，不应漠视二者的内在的继承关系。其理由有三：(1)从认识发生论的角度讲，任何新理论的诞生总有其特定的思想母体，没有继承就无所谓发展，若忽视邓小平理论与经典作家科学构想间的逻辑联系与继承问题，将无法正确理解邓小平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而非别的什么“主义者”的真正内涵。(2)从理论宣传的实际功效上讲，既然马克思设想的那种社会主义至今尚未实现，而今天中国（包括前苏联）的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又与马克思的设想不尽相同，那么，此时如果不重视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科学构想之间的逻辑联系，不首先论述其继承问题，势必会使受教者陷入一种道理上的两难境地；要么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社会主义理论不是科学而仍然是乌托邦，要么邓小平理论只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其它什么主义的理论，从而背离了马克思。(3)由于以往学界普遍存在两种偏向与不足：一是只重视经典理论的现成结论而忽视结论导出的历史前提，其直接恶果是：在认识上将苏联模式视为“正统”、“天经地义”的社会主义，而实践上由于历史前提的不同又导致一次一次的“失误”；二是只注重就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本身的内容来宣传其科学性，而忽视理论创生的最初动因和它的“弦外之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其直接恶果是受教者习惯于通过比照现实而确认马克思主义的过时，从而影响着人们完整科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更无法贯通地体悟邓小平理论内在超越的思想光辉。因此，深入探讨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科学性的主要表现
（一）系统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现实的个人”为研究前提，以“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为剖析核心，指出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是生产方式的变革，从而解开了有关历史发展规律这一争论不休又困惑难解的千古之谜。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首先确立了“现实的个人”是历史研究的逻辑起点这一命题。在马克思以前，有关历史起点问题的认识大致有两个派别：一是以黑格尔（包括后来的青年黑格尔派的鲍威尔、施蒂纳）为代表，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发展到了极至成了“我在故我思”，即用某种概念、理念或精神以及“个别的、唯一的我”的作用去解释历史变迁的独断论信条，历史中的人便成了“思辨的个人”，结果历史前提要么成了主观随意性的橡皮泥，要么为寻找一个绝对的无条件的“在”，而不得不去求助于最抽象的生命的原始冲动。另一派则是以费尔巴哈为代表，将人绝对地抽象化为“类人”，舍去人的一切社会关系而终使其成为“原子式的个人”。马克思则指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想出的，它们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加以抛开的现实的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1]这里，马克思将“现实的个人”作为唯物史观的前提，确实抓住了问题的根本。它一方面确立了人的自我创造、自我生成的主体地位，从而避免了割裂具体人的纯粹的历史存在。另一方面也确立了人的历史制约性的科学根基，从而避免了割裂精神人的纯粹的自然存在，由此历史成了自然的生成过程，自然成了历史的先后嬗变。这样，现实的个人既是历史研究的逻辑起点，也是自然发展的历史初始。
继“现实的个人”为起点之后，马克思便很自然地过渡到考察“现实的个人”的生存前提，“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2]这样，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就成了从人的生存方式出发，而生存方式本身又自在地蕴含着相互矛盾的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双重矛盾关系则是通过具体的工业活动表现出来的。其中，作为体现物质变换能力的工业活动亦即生产力状况决定着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人类为了生存需要，必须发展生产力，而在发展生产力过程中又必然要发展人与人的交往关系。川流不息的历史长河正是由于生产力发展的内在欲求而不断改变人们的交往方式以及由此发展起来的其他社会关系这一动力驱役的结果。因为“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恰恰相反。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3]
（二）深刻剖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变化发展规律的《资本论》从商品的基本属性入手揭示蕴含其中的劳动二重性，进而找出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实质。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人的自我异化”现象导致的结果是在生产力迅猛发展的同时，经济振荡和阶级对立无可避免。因此，逻辑的结论是消灭剥削关系，砸碎束缚生产力的桎梏。与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的是，马克思并没有仅仅从情感、人道、信誉、道德等角度去抨击资本主义制度的虚伪性，在他确立了科学的唯物史观基础上便从充斥资本主义社会各个角落最平凡最普遍的商品开始去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进而通过剩余价值规律的揭示去表明和论证现存制度造成的“人的自我异化”性的“颠倒”性质，以说明该制度的必然灭亡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始就是用如下两个特点来表示它的特征的。第一，它是把它的产品当作商品来生产。……这种生产方式的主要当事人，资本家和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作为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也不过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体现、人格化……特别可以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标志特征的第二点，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作为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在这个特殊的形式上，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是当作资本的、与劳动者独立无关的力来发生作用，因此直接与劳动者本身的发展形成对立。”[4]由第一个特征可引伸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一个“颠倒”，即由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关系的颠倒而反映的人与物的关系的颠倒，价值与货币的力量成了统治人的异己力量。由第二个特征可引伸出第二个“颠倒”，即作为活劳动工人的劳动与作为死劳动的资本关系的颠倒，工人的活劳动成了一切价值的源泉，也是资本家不断地改进技术扩大再生产的原因所在。但是这样的结果又导致了另一类相互关联的结果：一方面资本家的财富不断积累，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另一方面雇佣工人的贫困积累，个别企业生产的有序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本来由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反过来成了发展生产力的桎梏，本来由创造财富的工人反过来被迫沦为资本的依附者。出路只有一条：变革生产关系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同时无产者自觉团结起来去反抗剥削阶级。《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无产阶级的根本任务也就成了无可避免的现实了。
（三）标志科学社会主义正式诞生的《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旨在通过论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虚伪性，公开表明共产党人的立场，提出了工人阶级的根本任务和斗争方式，并就未来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等诸方面作出了种种设想。以往由于无产阶级斗争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人突出宣传了《共产党宣言》的战斗性与实践性的一面，这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为还其全貌和马克思恩格斯写作的初衷，我们在今天仍需要从既定的历史条件出发去重新审视它的理论价值。《宣言》作为一个战斗纲领，它重点是从阶级斗争的视野出发，从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虚伪性、残酷性入手，公开表明共产党人的立场、观点，解决当时工人阶级运动中众多迫切需要解决的斗争方式和选择未来道路等问题。因此从理论构架到行文措词均具有明显的鼓动性和战斗性。其实，《宣言》中的观点完全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必然结论。后来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曾系统地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前两种理论的逻辑关系，以弥补《宣言》中理论叙述的不足。因此历史地分析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断，共产主义作为历史的必然，并不是他们二人的有意杜撰，而是他们依照唯物史观，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事实出发得出的结论。“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自己无能驾驭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5]上述论断即使在今天，不少资产阶级学者也都是承认的。熊彼特曾多次重复过马克思已作过的结论：“资本主义体系有一种固有的自我毁灭的趋势。”[6]美国一本流行的社会学教科书也曾高度评价过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精辟分析，认为“现代社会里没有人在世界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远景历程中曾有过如此有力的影响。”[7]
三、邓小平理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由上可知，马克思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前提是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所起过的“非常革命的作用”，即实现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资本主义的灭亡，社会主义的诞生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再也容纳不了它所创造的物质生产力的结果，因此确认生产力状况的“逻辑在先”，肯定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是经典理论的立论基础，它预示着任何形式的现实社会主义如果违背了这一前提终将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其二，经典社会主义理论创生的最初动因和弦外之音是为了谋求人类的全面解放，说明作为人类社会最终归属的共产主义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王国。所以无产阶级革命也好，发展生产力也好，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它预示着任何形式的现实社会主义如果忽视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忽视了精神文明建设也将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邓小平也正是从这两方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
（一）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进而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旨在确认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是贯穿邓小平理论的一根红线，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也是邓小平的一贯主张。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没有能在中国的大地上充分展开，生产力水平低下，物质财富匮乏使之天然地远离马克思经典理论的历史前提。这样，一方面历史要求中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搞倒退；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又先天不足，只有具备较资本主义更强大的生产力，社会主义应有的优越性才能体现出来。初级阶段理论提出的伟大功绩之一便是原则地继承了马克思有关社会发展方向的思想，为明确我国现阶段一切工作的方针、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纵观邓小平从第二次复出到92年南方讲话的十多年间，他的一系列报告和谈话内容虽然相当广泛，如有关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的论断，有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阐述，有关市场与计划都是调节经济的手段，不是区别社会制度的根本标准的认识，有关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的教诲，等等。但贯穿邓小平理论始终的，也是他一再重视、反复强调的问题是中国要发展生产力。如果说毛泽东继承的是马克思有关无产阶级的革命方式和历史使命的原则的话，那么邓小平则是结合我国初级阶段的实际，继承的是马克思有关社会主义取得胜利必须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历史前提这一原则。他曾反复强调，“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8]
（二）立足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状况，旨在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从哲学的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提出在私有制条件下，“生产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达到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有关系下只能带来灾难，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因此，只有用革命的方式“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以及这些阶级本身”[9]，才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邓小平的高明之处正是继承了马克思的这一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他所领导的新时期中国改革运动恰恰是这一理论的实际运用。建国以后，我国由于照搬苏联模式，并将之视为天经地义的正统社会主义，片面强调计划手段调节经济的唯一性，片面强调统一规划、统一领导、统一管理，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忽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的有效性，结果政企不分，权责不明，企业缺乏活力，效益低下，平均主义严重，大大压抑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不仅从理论上多次重申改革的必要性，将其视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早在1978年10月，他就提出，为了“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10]。后来又多次强调，“我们要发展生产力，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是必由之路”。[11]“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12]“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化成功，”而且“经济体制也搞不通。”[13]如果说初级阶段理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和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只是邓小平突出强调了我国现实的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绝对必要性的话，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与实践则是邓小平在对我国原有体制弊病的痛斥基础上，对在初级阶段如何发展生产力的具体方法上进行大胆探索了，而这又正是对马克思经典理论的忠实继承。
（三）立足我国社会人们的物质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在确立了“三步走”的战略和消灭贫穷，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的同时，将精神文明建设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旨在确认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两个文明”同时发展。谋求人自由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理论探索的根本旨归。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以对人的真正的、符合人的类本质的劳动的认可为思想前提，借助“异化劳动”概念，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人与其劳动产品的异化、人与其劳动的异化、人与其类本质的异化和人与人的异化现象，旨在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非人道性；[14]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又分析了分工和私有制条件下形成的生产力和交往关系的矛盾，指出私有制条件下生产力使“个人丧失了一切现实生活内容，成了抽象的个人”；[15]在《资本论》中经济学地分析了剥削制度对人的摧残的隐秘性与残酷性；在《共产党宣言》中则展望了作为自由王国的未来社会中人性的真正复苏和全面解放。虽然邓小平没有象马克思那样对人性、人的本质、必然与自由的关系等问题进行过纯学术的理性反思，但他立足我国社会人们的物质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精神文化的健康发展视为检验一切工作成败得失的标准之一，因此不能不说这同样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我们知道，有关“三步走”的战略部署正是以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为指标而加以规定的，经济发展的三部曲落脚到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上便是从“温饱”到“小康”，再到“比较富裕”。在总结农村改革的经验时，邓小平指出，最大的好处是农民得到实惠，“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广大农民购买力增加了，不仅盖了大批新房子，而且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四大件’和一些高档消费品进入普通农民家庭。”[16]他在会见李政道时又指出，“我们搞改革就是要解放穷人。现在可以说，中国解决了温饱问题……。总之，我们有我们的责任，要对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负责，要发展经济，使他们生活得更好。”[17]在谈及社会主义本质时，他又明确将“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视为当然内容。由于人的需要不仅仅囿于物质生活的满足，因此，在注重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邓小平十分重视精神文明的建设，从建国30周年正式提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到十二大的报告和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中心问题就是要“坚持两手抓。”他多次指出，我们要“把注意力集中到团结人民、充分发挥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上来，集中到满足人民的文化和精神需要上来，集中到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上来。”[18]只有把精神文明建设纳入到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之中，并提到战略高度来加以立论，社会主义才能是完整意义上的文明社会。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邓小平继承了马克思经典理论中有关人的真正解放的原则立场，并将这一科学构想开始付诸社会主义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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