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三落三起”和他的求实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求实论文,精神论文,邓小平论文,三落三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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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光辉灿烂的一生，就象滚滚东流的黄河，时而在宽阔平坦中度过，时而在急流险滩中拚搏；时而高歌猛进，时而迂回曲折。德国埃文维图·魏克德在《1976-1980年在中国当大使》一书中说，邓小平“的经历象圣经上的传奇故事”，具有神秘色彩。他们所说的“传奇”和“神秘”，最主要的是指邓小平一生中的“三落三起”。其实只要从历史实际出发，给以全面科学的分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落”和“起”都贯穿着一条主线：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邓小平一生中的落和起并不是由于他个人的失误而造成的，而是由于他坚持正确的求实精神而遭到的错误处理。一方面当错误意见占上风时，他坚持求实精神、正确意见，且不作半点让步，而遭错误处理，被落下来；另一方面，当错误意见被人们普遍认同后，邓小平的正确意见在和错误的对比中显得很突出，就又神奇般成为他起的根基。因此，落和起之间的神奇性完全根源于邓小平坚持求实精神的正确性这一最根本点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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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第一次“落”，发生于1933年，他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期间，他被错误地撤销职务，受到最严重的警告处分，被派到边远的安东县属的南村区当巡视员。
这次落的主要原因，是他拥护、坚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抵制王明为首的“左”倾错误路线。
邓小平的革命经历之丰富，实践活动之多样，在中国革命史上是罕见的。他于1920-1926年初，留法勤工俭学，由一个爱国主义者成长为共产主义者。1926年又在苏联中山大学留学，攻读马列主义。1927年春回国后，被派往冯玉祥部从事革命活动，后到中共中央工作，年23岁时任中央秘书长。1929年以中央代表身份，在广西发动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和右江、左江苏维埃政权。在这两年多的时间内，他坚持求实精神，和执行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路线作了坚决斗争，促使第七军于1931年7月到达井岗山，与毛泽东、朱德会合。1931年8月，邓小平调赴中央苏区后，一到江西瑞金，就深入群众，倾听呼声，了解情况。任瑞金县委书记期间，正值蒋介石调集重兵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在尖锐复杂的环境中，邓小平以果断的气魄和敏锐的洞察力，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纠正和抵制李立三、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迅速制止了乱捕滥杀的错误行为，并以很大精力投入地方政权建设，建立红色政权和地方武装，使瑞金全县局面迅速改观，有力地支援了中央红军反“围剿”战争。7月调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工作，并任江西军区第三分区政委。在艰难险恶的环境下，大力组织经济建设，组织群众搞好农业生产，恢复手工业，兴办小型兵工厂，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深受干部群众的爱戴。可是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入中央苏区后，不但将执行正确主张的毛泽东排挤出红军领导，还对抵制“左”倾错误领导、执行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同志加以排挤、打击。先是将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诬为右倾机会主义，即所谓罗明路线。后又将执行毛泽东正确主张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诬为“江西罗明路线”的“领袖”，给以撤职处分和批判。邓小平被撤职，受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后，派到边远的安县南村区任巡视员。这是邓小平一生中的第一次“落”。
这次“落”后，邓小平在组织上服从决定，但仍在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和主编《红军报》。而王明错误路线在实践中的恶果，则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撤离中央苏区时实行逃跑主义，暴露无遗。因而在长征途中，广大干部和群众以及部分中央领导，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和执行毛泽东主张的同志的正确，要求撤换错误领导，恢复执行正确主张同志的职务。因而1934年11月中共中央黎平会议后，邓小平又重任中央秘书长，帮助中央处理日常事务工作。
很显然，这次“落”和“起”，是以党中央领导的指导思想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相应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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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第二次“落”，发生于1966年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他被当作“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于1969年10月押送到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制造厂劳动改造了三年多。
这次“落”的主要原因，仍然是因为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抵制林彪等人刮起的将毛泽东个人神圣化、将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错误倾向，拥护作为科学体系的毛泽东思想，力图缩小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范围和影响。
1956年党的八大前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破除对苏联经验的迷信，从我国实际出发，全方位地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道路，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形成了八大文献和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光辉著作，作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发展生产力的正确决策。但是，“1957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①此后党的指导思想上便出现了两个发展趋向。一个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另一种是错误的发展趋向。邓小平的思想和实践的主流是属于第一种。可是，从1958年“大跃进”，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起，在林彪等人的迎合和推动下，“左”的错误指导思想逐渐占居主导地位。1959年9月，林彪在中央军委扩大会上，更是采用贬低马列的手法，别有用心地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提出：学毛著是学马列主义的“捷径”，可以“一本万利”。1960年又说：学毛著就是要背警句，“我们不要背那么多，要挑选那些最好的，背上几十句就差不多了。”康生也荒谬地提出：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标准，最后标准。”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指导思想升温加热。
面对这些错误倾向，邓小平坚定地站在实事求是的正确立场，给以科学的清醒的分析。比如，在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1960年上半年他在山东、天津、北京视察期间多次指出：要正确地学习和坚持毛泽东思想。他说：“光讲毛泽东思想，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看起来好象是把毛泽东思想抬高了，实际上是把毛泽东思想的作用降低了。”“我们党是集体领导，毛泽东同志是这个集体领导的代表人，是我们党的领袖，他的地位和作用同一般的集体领导成员是不同的。但是切不可因此把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分开，应该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党的集体中的一个成员，把他在我们党里头的作用说得合乎实际。”②在党的主要任务问题上，他认为：“革命的任务还有一部分，但是不多了。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搞建设我们还说不上有多大的本事。”③关于当时中央领导层争论激烈的怎样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的问题。他认为：“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话有一定道理。‘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试试看。”还说：“生产关系案竟以什么形式为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那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④在执政党的建设、工业管理等方面他也发表了好些正确的主张，作了好些与“左”的指导思想不相符合的独特思考。可是，这些正确意见，成了他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一生中第二次“落”的根源。
1971年林彪叛党叛国自我爆炸事件的发生，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毛泽东对其中有些问题也有所反思，周恩来等无产阶级革命家机智地工作，使工作局面有了转机。加上毛泽东与邓小平毕竟有过很长一段共同斗争的历史。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才华和人品也是深知的。1957年，毛泽东同赫鲁晓夫就说过这样一段话：“看见那边那个小平吗？他非常聪明，有远大的前程。”（转引自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东方出版社第302页）因而1972年邓小平于8月3日给毛泽东写了信后，8月14日毛泽东作了批示：邓小平同志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也没有做，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于是，1973年3月7日邓小平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当年8月在十大当选为中央委员。1974年他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系统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的政治论断。同年1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恢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职务，参加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工作。1975年1月在十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2月1日周恩来病重住院后，邓小平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这就是邓小平一生中的第二次“起”。
很显然，这次“起”主要也是因为邓小平长期坚持求实精神，有着崇高的威望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忠心耿耿拥护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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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第三次“落”是1976年4月7日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这次“落”的主要原因，是因他1975年主持党和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坚持求实精神，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整顿。从指导思想上辨明是非，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上正本清源，从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体上去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由于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对于1975年的全面整顿，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决定中作出了科学分析。决定说：在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特别是1975年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后，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短时间内使形势明显好转，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他虽然再度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但已经为粉碎‘四人帮’准备了党内外广泛的群众基础。”这次全面整顿，实际上是对党的八大正确路线和科学的毛泽东思想的恢复和坚持，同时又成为“文革”后党进行拨乱反正伟大斗争和现代化建设和理论先导。它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的伟大历史性转折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全面整顿尽管只进行短短的八个月，但却处处体现出邓小平实事求是的精神，其意义和影响巨大深远。首先在全面整顿中，邓小平从反对派性、增强党性入手，认真落实党的政策，恢复和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加强组织纪律性，并将各级领导班子的整顿作为全面整顿的核心。这些整顿，针对时弊，切中要害，反映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变乱为治的强烈愿望，受到了广泛的好评。其次，全面整顿还在党的指导思想上来了个拨乱反正，把实现四化确定为全党工作的大局，实际上就是把发展生产力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用四化建设来统率各方面工作的开展。邓小平对于林彪“四人帮”一伙，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错误倾向，从理论和实践上作了批判和纠正。他指出：“毛泽东思想有丰富的内容，是完整的一套，”“怎么能够抓住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就片面地进行宣传呢？”“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着怎么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⑤这就点破了多年存在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左”倾错误的症结，击中了“左”倾思想的要害。邓小平坚持全面学习、宣传和贯彻毛泽东思想，意味着要用科学体系的毛泽东思想去批判“四人帮”的左倾思想，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貌，使党的指导思想重新回到科学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上来。再次，在全面整顿中，邓小平还提出了现代化建设的好些重大政策原则：如科研要走在国民经济前列；教育关系到整个现代化水平；积极开展对外经济交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军队建设“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等等。因此，完全有理由说，1975年的全面整顿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孕育和尝试。党的思想发展史已经表明，此时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已经象襁褓中的婴儿，就要堕地出生了。
正因为邓小平在全面整顿中和“四人帮”作斗争以及他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崇高威望和良好素养，准备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得以一举粉碎。不久，邓小平就在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再次恢复了原来担任的领导职务。这是邓小平一生中的第三次“起”。从此，便开始了他一生中又一次大的飞跃和超越。他成了继毛泽东之后，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创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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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邓小平一生中“三落三起”的简略叙述中，可以看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多么重要！又多么艰难！
对于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重要性，邓小平作了简明扼要、合乎实际的概括。他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⑥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长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学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才能顺利发展”。⑦这些论述既是他对我们党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正反两个方面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又是他对自身一生曲折落起经验的科学概括。
从邓小平一生的“三落三起”看，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说起来容易，真正作起来却十分艰难。做好这一点，本身就是一项高超的领导艺术和操作艺术。依我看，在这一方面，邓小平的理论和实践中留给我们的启示至少有如下几点。
第一，坚持实事求是首先要有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无私才能无畏。只有不顾个人利益得失，一心一意为人民，才能在关键时刻有力挽狂澜的魄力和勇气。
第二，坚持实事求是，要认清时代发展的大趋势，从本质上认识和把握事物，不犯判断错误。正如国外一位有影响的研究邓小平学者在专著中说：“邓小平最有传真色彩的方面之一是他有能力从失败中恢复元气……原因之一在于他很少犯判断的错误。”这个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第三，坚持实事求是要深入实际，了解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邓小平经常告诫我们：“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⑧又说：个人的智慧和力量是有限的，“改革开放中的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际中提出来的”，“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11)这既是他对全党工作经验的概括，又是他个人经验的总结，也是他一生中“落”了又“起”的力量源泉。
第四，坚持实事求是，要有坚定的原则性。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画册》第267页一幅照片旁边有一段这样的文字介绍。“邓小平从中华民族的一员而成为世界公民”，“他是一个威严的人，又是一个幽默的人。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他从来没有也决不会作出半点让步。”这是对小平同志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特有性格的真实写照。
第五，坚持实事求是，在顺利时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在重大挫折面前要泰然处之，乐观进取。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人民日报》1984年8月22日发表的《在江西的日子里》）一文所说：“我父亲为人性格内向，沉稳寡言，五十多年来的革命生涯，使他养成了临危不惧，遇喜不亢的作风，特别是在对待个人命运上，相当达观。逆境之中，他善于用乐观主义精神对待一切，并用一些实际的工作来调节生活，从不感到空虚与彷徨。在江西那段时间，他就主要用劳动和读书来充实生活，陶冶精神。”并在此基础上思考党和国家面临的新的基本问题及其对策。
第六，坚持实事求是要善于思考，善于从历史经验的总结中寻找新的办法来解决新问题。从而走出新的路子。小平同志多次指出：“深入研究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所达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作出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答案，这将是我们思想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12)还说“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念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13)邓小平其所以能从“三落”中“三起”，并且在每一次起之后，思想理论上有一个新的飞跃，就在于他不断地思考，不断地创新，从而不断地进入新境界，跨入新高度。
注释：
①⑨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5、382、291-292页。
②③④《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第269、349、305页。
⑤⑥⑦⑧⑩《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4、242、133、301、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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