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宏大的战略重新焕发活力：美国未释放的市场力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宏大论文,活力论文,力量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东和伊拉克的巨大代价以及为达成目标而激发的对美国宏伟战略的广泛讨论中，在支持改变的呼声中，有些人建议美国应该重新回到自由国际主义的原则上，比如多边主义和经济援助，这些做法都是战后美国外交在黄金时代中所采纳的；而另一些人则坚持美国的外交政策应该以一种更实用的现实主义方式重建，以此来适应全球权利的平衡并防止过分使用军事力量来提升全球的民主。
对经济力量的更大依赖能够给美国的外交政策注入更多的谨慎，同时也不会抛弃美国对全球自由和政治改革的历史性目标。美国是世界上最大、最有活力的市场，并且能够将这个市场时常同其独特的政治资产结合起来，以此来更有效地同恐怖主义和激进伊斯兰分子展开更大规模的全球斗争。单方面取消那些对打击恐怖主义非常重要的温和伊斯兰国家的进口贸易壁垒，比如孟加拉、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坦桑尼亚、肯尼亚、马来西亚、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和土耳其，这能够加强美国政府提升政治协调的能力，并在这些国家中建立起一定的影响力。
随着外国的经济和劳工开始依靠美国消费者所创造利润和工作机会以来，他们就成为了全球范围内在现代化、全球化和对那些传统、封闭和仇恨等各种力量内部斗争上的重要盟友。通过在恐怖分子藏身地创造工作机会和经济机会，同时加强自由和国内政治改革，美国消费者市场的扩张建立了一种同美国有共同政治利益国家的关系的长久基础。
为了影响力而展开贸易
像亚当·斯密、孟德斯鸠、熊彼特、理查德·柯布登（Richard Cobden）、海耶克这样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很早就认识到资本主义和全球市场的出现能够提升个人的自由、民主和国家间的和平。斯密认为新的市场机会让工业化之前的地主开始采取改革，比如通过将更多的所有权转移到农民手中来提高生产力。这些改革会产生预料之外的结果，即农民对于地主的依赖减少了，从而损害了后者的权威。同样，巨大的美国经济在诸如孟加拉和中国这样的国家所创造的纺织业工作机会反过来提升了在很多偏远地区和发展中国家里常见的男尊女卑的社会秩序中妇女的地位。
在19世纪中叶的英国，柯布登发现消除对国际贸易的保护性壁垒能够让新兴的中产阶级有能力挑战反对民主改革的政治秩序。这正是如今在中国台湾和韩国所发生的过程。此外，欧洲60年来的融合让德国和法国之间长期的敌对关系转变成了一种牢固的伙伴关系，证实了柯布登和熊彼特有关自由贸易所释放的民族压力会最终消除战争动机的论点。他们认为发达国家源自工业化中产阶级的诞生，而这个阶级根本没有兴趣发动浪费资源、花费巨大的战争。
拥有大型经济体的政府也可能用他们的市场力量来提升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影响力。经济制裁通常用来获取他国政治上的让步，通常是那些必须为其产品寻找出口的经济体。政府还能用经济利益——如给予最惠国待遇——来培养特定国家中的政治盟友。这种策略通常依靠的是获得市场准入所产生的物质利益，以及国内的压力使得一些政府愿意维持这种联系。
美国在冷战期间利用的就是这种策略。作为其经济策略的一部分，包括马歇尔计划的援助，美国政府容忍了有损贸易的货币贬值、欧洲内部的贸易自由化等，以此来稳定欧洲盟友的经济发展。美国市场对因战争而损失惨重的欧洲和日本经济的开放加快了它们的经济复苏，防止了共产主义的扩张，并在西方世界建立了公司层面上的更强的政治联系基础。
中国也是用了类似的“胡萝卜”政策来打破海峡两岸的僵局。中国政府策略性地开放了市场，以此来影响台湾岛内的争论。比如，在2005年夏天的一个政治信号中，大陆减免了对台湾水果的关税。因为水果生产主要集中在台南，那里历来是“绿营”的基地。大陆希望这些水果的出口能够让当地农民支持同大陆之间更为融洽的关系。简而言之，通过对一些关键地区来提高自己的影响力，中国利用其国内市场的准入来影响台湾的岛内政治讨论。
就像以往的经验所显示的，自由贸易政策可能为美国创造重要的政治利益。美国的贸易政策不仅仅只能从丧失市场机会或工作机会的角度来阐释。开放美国市场同样应该被视为是一种提升国家安全的工具，使海外同盟对美国消费者所创造的利润和工作机会产生依赖。
这种利用经济联系来培养政治支持的策略相比目前的民主提升政策有着不少优点。最近在玻利维亚、伊朗、巴勒斯坦和委内瑞拉的选举表明，过分依赖民主提升来保证国家安全是一个挑战。民主保护那些选择自身领导者的社会，但并不保护不支持这个过程的政策。比如，最近巴勒斯坦选举给了哈马斯一个政治保证，但哈马斯公开表示对多起为追求其政治目标而施行的恐怖主义袭击负责。对全球民主化和对美国外交政策军事化所感到的沮丧被证明是敌对组织可以用来摧毁美国盟友（比如以色列）的良药。
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应该停止目前的民主提升战略。不过，它清晰地表明一旦发生政治转型，或是在没有这种转型的情况下，一个旨在提升其他社会机制改革的政策必须同时涵盖能够在当地人中赢得对美国的支持的工具。就像伊拉克的经验所显示的那样，美国不能仅仅依靠推翻独裁统治者来获得全球对其政策的支持。
国家积极经济政策的力量
伊拉克战争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影响说明，美国过分依赖军事力量来提升自己在世界事务中的利益。同样，已对外援产生抵制情绪的公众也使得在中东或非洲地区发起新的马歇尔计划变得不可能。但是，对一个战略意义重大的国家的商品来说，清除进口壁垒可以给这些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并为美国本身提供重要的政治机遇。向美国市场扩展出口会刺激增长，鼓励外国直接投资，并提升进一步的经济自由化，而可能最重要的是，接触美国消费者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培养国外政治支持的机会。
那些为了国家安全原因而希望得到美国优惠市场政策的国家主要是那些在纺织和农业上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国家。在很多情况下，减少对美国农民的补贴——如棉花种植——能够帮助提高世界的价格并刺激发展中世界尤其是西非国家的新的生产。消除纺织品和农产品关税，比如糖和玉米，会降低美国消费者所需支付的价格并提高美国的进口。
美国消费者对进口服装及纺织品的消费是巨大的。2005年美国纺织品的进口总值超过了950亿美元。这些进口中许多是来自那些反恐战争中的战场国家。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孟加拉、菲律宾和土耳其分别位列2005年纺织品进口国的第六、第七、第十、第十四和第二十一位。
纺织品生产占了这些发展中国家经济活动的很大一部分。在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纺织品生产构成了工业基础的将近60％。巴基斯坦对美国的纺织品出口2005年超过了30亿美元，占到了其GDP的3.3％，以及20％强的出口总额。对孟加拉来说，对美国的纺织品出口相对来说更加重要。2005年达到了将近25亿美元，占到其GDP的3.9％及出口总额的26％多。孟加拉对美国出口的纺织品出口每增加10亿美元——只占到美国纺织品进口的1％左右——却能够使孟加拉经济增长1.6％。同样，据巴基斯坦商务部长胡马云·阿赫塔尔·汗（Humayun Akhtar Khan）预计，巴出口每增长10亿美元，就会在国内产生20万个新工作机会。
较低的劳动力成本能够帮助这些国家的纺织品出口在美国市场保持相对的竞争力，尽管如今它们仍然面对着平均15％－20％的关税。孟加拉对美国出口的纺织品中最大的两项是男式纯棉T恤和男式西裤。T恤的关税是19.7％，而西裤则是16.6％。巴基斯坦对美国最大的纺织品出口项目——床单的关税在2.2％－20.9％之间。减免这些关税能够大幅度减少美国消费者的支出。降低消费价格反过来又能够刺激这些国家中的需求和就业机会，因为它们的经济将会因迎合新的生产需求而逐步扩张。
2001年美国与约旦达成的自由贸易协议展示了这样的经济可能性。2000年约旦对美国的出口总额达到7280万美元。到2005年，这个数字增加了17％，达到12.7亿美元。尽管在约旦产生的工作机会是有限的，因为纺织品公司对外国劳工的依赖性仍然比较大，不过一些人仍然预计，这样的增长能够带来将近5万个新增工作机会。创建自由贸易区同样也可以大幅提高像孟加拉、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和土耳其这样的国家相对于纺织品领先国中国的相对竞争力。纺织业的边际利润通常比较小。据报道中国的国有纺织企业的边际利润在5％－7％之间。对那些国家减免15％－20％的关税会因此将生产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地区，并减缓发展中世界中越来越大的经济增长差距。
减少贸易壁垒能够帮助那些缺乏资本的国家中正在寻找潜在机会进入美国市场的企业家得到外国直接投资。比如，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已经使得中国台湾地区政府鼓励其企业投资于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这样的国家。台湾资本希望能够疏远中国内地以此来减少同投资相关的政治风险，同时又能够从中美洲贸易合同中获得经济利益，并取得潜在地进入美国市场的机会。与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能够让全球的私有部门在那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中支持可持续的发展与民主。
通过把握进入美国市场的潜在机会而创造的经济增长机会以及更高的外国直接投资额同样也能够增加个人自由和政治发展的机会。冷战秩序的缔造者知道，如果战后重建踯躅不前，工业能力无法被充分利用而失业率居高不下，那么依赖民主作为防范原苏联向西欧扩张那该是多么的困难。共产党在法国和意大利的选举表现导致了非常真实的恐惧，并刺激了美元的流入，包括马歇尔计划的实施。最近的研究显示，民主政权的崩溃，比如60年代的阿根廷、巴西或希腊，仅仅是在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条件下所产生的。增加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鼓励了民主并使其维持下去。
此外，随着公司的管理者和雇员开始依赖于进入美国市场所带来的收入增长和工作机会的增加，他们同时也创造了一种同美国更广泛的联系。在北京进行的调查显示，较高的收入水平和对自由贸易的支持一般会带来对美国更高的友好态度。因为美国消费者、资本流入和工作机会创造能够延伸到所有的工资收入水平，也将会提升美国在这些国家中的利益。这种刺激所支撑的机会同经济“胡萝卜”，比如出售军事装备或提供外援，形成了鲜明对比。同刺激发展相反，这些资源通常都成了建立高压统治并形成民族主义或伊斯兰反对力量的工具。
此外，在这些国家中运作的跨国公司同样也能成为支持美国目标的利益组织。对当地的政治影响源自他们通过建立新厂而创造新增工作机会的能力。中国台湾公司的拥有者早已通过他们的投资在中美洲建立了相当的政治影响力。如果这些公司依赖于进入美国市场的机会来获得利益，他们同时也可以作为在这些国家中美国利益的非正式代表。
应对建议
为了建立同盟而开放美国经济不会没有任何重要的政治代价以及来自国内外的风险。2004年美国大选期间所进行的有关外包的争论证明了，这样的自由贸易倡议将会面对一个敌对的国内政治气候，使得那些CEO急于出口工作机会。民主党在2006年俄亥俄、密歇根和宾夕法尼亚州的中期选举中通过将大量的失业同全球化以及布什总统关于自由贸易的倡议联系在一起从而获得胜利。此外，在像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中，对全球化的更多参与会让当地产生抵制情绪并为那些抵抗西化的伊斯兰主义者提供政治机会。
应对外国抵制
对穆斯林世界中的这种抵制，可以通过单边的美国倡议，并允许这些国家推行其自身的发展战略来加以解决。随着全球化增加了社会的总收入，它也改变了收入分配。很简单，有些组织取得了胜利而另一些则输了。对于全球化的多数政治抵制来自于这些分配压力。尽管关税和配额的减免能够降低可交易商品的价格并因此增加大多数消费者的实际收入，大幅降低进口竞争行业的成本。
这些损失将会给自由化国内经济带来巨大的政治抵触。比如，在美国，这些全球化的代价最近发生在像纺织品生产这样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中。随着纺织品公司在诸如孟加拉、中国或越南这样的低收入国家重新选择生产地点，美国在这些行业中的就业机会减少。显然，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如更廉价的T恤——无法弥补纺织业失业工人的损失。废除贸易壁垒或关闭那些无法同私有跨国企业竞争的国有企业对于就业也会产生相同的负面影响。此外，全球化的基本政治组织，比如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常被指责在发展中世界推动这种趋势，同时忽略了经济自由化对社会所带来的巨大影响。
全球化负面影响中最大的无疑是对西方援助的看法，尤其是要求削减政府开支、资本账户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的紧急贷款。这种方式加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收入差距。美国用这种负面影响冒险，将政治和经济条件强加于他国从而换取自由进入美国市场的机会。
这样的问题可能在穆斯林世界中被混合在一起了，因为全球化已经带上了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印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谴责自私追求利益以及在资本主义下滋生并将威胁到穆斯林社会联系的腐败。要应对这些威胁，他们运用政治来支持那些能够限制同西方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换的政策。通过增加全球化参与，这种做法可能反而会加强那些美国想要削弱的政治力量。
这种倡议的单边本质可以缓解这些国家对全球化的反对。任何包含双边妥协的贸易协定都会为某个经济体带来利益和代价。一方面，出口行业能够为其产品带来新的出路，而消费者则为那些在外国更有效地生产的产品付出更低的价格。但另一方面，工资因进口竞争行业而下降了，因为像关税这样的能够保护这些公司免受全球竞争的限制性壁垒被取消了。
如果美国不强制目标国家提供任何解放其国内经济的双边妥协，为国内市场进行生产的本地行业就不会参与到同美国公司的更大的竞争之中。反全球化最为有力的一个来源，就是低效率行业中工作机会的损失会因为美国贸易壁垒的撤除而被降低。此外，追求利益并不是同伊斯兰思想冲突的。就对经济发展所提供的利益以及想要挑战世俗化的愿望早已经引起公共或私有的努力来讲，伊斯兰特征注入到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和苏丹的商业活动中，被标注为“伊斯兰经济”或是“伊斯兰金融”，这样的倡议消除了一些发达国家商业贷款中的共同利益；被提升了的扎卡特（Zakat）通过对财富或收入征税来重新分配收入；并鼓励诚实、公平、公正、平等这样的原则。同消除市场分配稀缺资源的角色相反，这样的倡议反而鼓励由穆斯林社会共同规则所控制的伊斯兰特征更多地出现在世俗的商业交换中。
单方面消除美国的贸易壁垒能够允许目标国家政府继续追求这种能够创造一个介于追求经济增长和加强伊斯兰特性之间的中间地带的国内经济政策。此外，通过提供新的市场，美国对这种妥协所作出的间接支持，在不会威胁到伊斯兰发展的情况下，能够帮助降低激进伊斯兰分子对全球化的反对。
马歇尔计划长久以来被称赞的一个优点就是在战后决定让欧洲人制定他们自己的战略以此来重建他们的经济，并且独立决定美国的援助应该以什么样的形式进行。同样，单方面取消贸易壁垒能够让政府选择是否要对国外直接投资开放其国内经济，是否要允许大量移民进入城市来利用新的制造业就业机会，或者是否要采取出口主导增长的战略。这些国家可以继续制定自己的伊斯兰发展战略并保持那些让其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机制。
解决国内的抵制
布什政府已经确认了通过依赖美国消费者来改变世界其他国家而创造的机会。它提出为中东地区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并公开批判国内那些保护主义拥护者，因为他们没有能够抓住国际贸易所带来的潜在的机会。不过，这项提议本身带有局限性，因为2／3的穆斯林人口被排除在外，像孟加拉、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这样重要的国家都未包含在内，而且布什政府最近对自由贸易的冷淡态度也让人们开始怀疑其在这项政策上的投入程度。这种对贸易自由化的摇摆态度同时也来自于美国公众支持度的降低以及党派之间的争斗。2004年和2006年的选举表明，由于工厂关闭所导致的失业激发了民主党对全球化的传统怀疑，提供了一个重新制定政治日程的机会，能够让政府将眼光从“9·11”之后就为共和党带来优势的国家安全问题上移开。同时，共和党开始越来越反对将稀有政治资源用于似乎仅仅对民主党有利的贸易自由化争端。冷淡的公众支持部分来自全球化所带来利益的分散，比如消费价格下降幅度过小而无法产生大规模的积极联盟。
2006年夏天多哈贸易回合谈判的失败证明了如今美国政策中贸易提议所面临的政策阻碍。多哈回合谈判是特别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而举行的。缩小全球贫富差距的政治目标将农业放在了多哈谈判议事日程的首要位置。尽管农业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建立相对优势的关键来源，但它同样也是发达经济体中最后一个被特别保护的部门。因此农业成了发达国家在致力于全球经济开放的多边贸易谈判中最后的筹码。
市场准入的问题，尤其是美国农民的市场准入成了综合协定最大的障碍。尽管美国在农产品上的关税要低于许多欧洲和亚洲国家，美国却对农产品生产成本和风险实行了补贴。这些项目提高了美国农民在全球的竞争力和生产能力，同时也相应提高了全球供应，降低了价格。美国政府的贸易谈判代表不愿意在这些项目上削减开支，从而导致了多哈回合的失败，也未能够使美国农民进入那些被保护的市场，即欧洲市场。大多数的关键参与方都指责华盛顿不愿取消补贴是导致2006年谈判失败的主因。同巴基斯坦、菲律宾和西非的自由贸易协定同时也威胁到对国内糖和棉花生产的支持，这些协定很可能会从美国农业利益的角度激起类似的政治抵制。
这种不愿意牺牲美国农民的利益而获得多哈回合更大突破的想法并不是美国国内反对更加开放贸易政策的唯一原因。全球化的代价也让美国的纺织业感触颇深。国外廉价劳动力的诱惑，以及无法同中国制造的廉价纺织品竞争，导致了美国公司不是选择到这些国家外包其劳动力密集型业务，就是简单地停止生产。北卡罗来纳州的纺织品公司支付给员工每小时12美元，根本无法同那些每小时支付给员工少于1美元的孟加拉、中国和巴基斯坦公司相竞争。
由于地理位置上的集中，美国的纺织品利益阻止了低成本竞争者的蜂拥而上。布什政府授权制定一系列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最初是基于参院215票对214票的决议，而这样的投票要求对美国联邦国会纺织品委员会做出重大的妥协。同样，在“9·11”之后，纺织品行业也提供了经济上的鼓励，因为布什政府协助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进行反恐斗争。考虑到纺织品生产对于其经济的重要性，巴基斯坦最初要求减免关税和提高配额。来自纺织行业游说组织的压力使得布什政府仅仅只答应了提高配额的要求，而未减少关税。这个例子表明在政治上鼓吹为全体美国人带来廉价T恤和内衣，并以此为代价失去一个产业，并不能给美国工业带来革命性的发展。
鉴于如此的国内限制，有关将两个关键原则融入全球化利弊讨论可能会帮助在这个新的、以贸易为基础的大战略背后建立一个稳定的两党联盟。首先，自由贸易的好处不应该仅仅只从经济方面考虑，比如更廉价的T恤和内衣。撇开相关进口竞争和出口行业的利弊，进入世界上最大的消费者市场能够为那些在更广大的反恐斗争、对付激进伊斯兰分子和反美主义的过程中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创造巨大的政治利益。
马歇尔计划的缔造者相信，公众对如此巨大的援助的支持应该通过强调战后欧洲重建在反东方斗争中的中心位置而产生。考虑到后“9·11”时期美国在国家安全方面的政策，同孟加拉国、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肯尼亚、马来西亚、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坦桑尼亚和土耳其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也应该被放在类似的地位，通过提高穆斯林世界的自由、民主、和平和繁荣来加强美国自身的国家安全。
其次，由于国家安全利益牵涉到所有的美国人，它的代价不应该仅仅只让那些在农业或纺织业中工作的人们来承担。这些产业中的大量工作可能会因为进口的猛增和补贴的降低而消失。忽略这种政治抵制情绪会在美国产生一种保护主义的回潮，从而逆转这种提议。这些行业能够通过提高国内贸易经济利益、降低政治风险以及最终提高美国工人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而得到补偿。
一个支持这种策略的两党联盟可以通过建立国内援助来实现，而这些援助被用于补偿那些因为美国经济的单边开放而需要承受转变代价的群体。任何补偿都可以以多种形式实现，这使得民主党和共和党都能够从他们自己的角度满足传统的需要。比如，民主党可以保证在贸易转变协助上有更多的联邦支出，其中包括健康保险、收入保险以及再教育利益，以此来补偿那些因全球化而被重新安置的工人。两党也可以从广泛的偏远地区发展提议中得到政治上的胜利，这样的发展计划同人们对有关外包的考虑是直接联系的。
最近在美国公司中出现的一种趋势是将生产和运作转向国外。由于发现在管理上的难度、法律问题的延误，因为文化和语言障碍而引起的客户服务问题、旅行支出和难以在不同时区进行公司内部运作，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在美国的偏远地区寻求低成本的“离岸”选择。公司通常能够得到当地的税收减免和地价降低的鼓励政策，而且它们也总是能够通过较低的员工工资和房产价格获益。这种趋势开始影响那些需要客户呼叫中心和制造工作的信息技术公司。
鼓励这种向美国偏远地区而非中国或印度进行外包的联邦倡议能够为那些从农业和纺织业失去工作的人们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最近一项有关信息技术在偏远地区落户的调查显示，同当地的大学结成合伙关系对于这些公司的成功非常关键。所有这些可能性结合在一起显示，如果对移向偏远地区的公司提供联邦税收鼓励政策，再同支持当地的公立大学奖学金相结合，那么就能大幅帮助增加工作机会并提高美国这些地区工人的全球竞争力。
共和党可以用税收减免来鼓励那些移向偏远地区的公司和个人，而民主党可以拨出更多的联邦教育经费来协助这种新的竞争力倡议。这样的倡议会在那些偏远地区得到广泛的支持，因为那里通常是农业补贴最为重要的地区。除了补偿那些员工，这样的联邦项目本身也带着一种对美国劳工的长期投资，使得他们能够在一个中国和印度崛起的全球经济中保持竞争力。
这种倡议的政治代价同其他外援项目或是派驻军队到中东和中亚去稳定当地的政局和提升民主相比要小得多。不需要更多的军费，或是为伊拉克的重建买单，或是因为外国政府的腐败而无法充分利用外援，美国的税收可以被用于推行国内政策，以此来提高美国工人的竞争力，同时也能培养美国在反恐战场上的影响力。
国会官员对这类项目的支持可以被视为是同伊斯兰极端分子斗争的计划：首先加强国内，然后再帮助伊斯兰世界改革。那些反对者投票反对的是一项能够为他们的州或是选区带来上百万联邦资助并建立战略意义重大的国家项目。
在反恐战争中利用消费者
单方面开放美国市场在美国的历史上并不是没有先例的。在冷战早期，杜鲁门政府认识到将美国市场向瘫痪的欧洲和日本经济关闭是非常危险的。如今会被认为偏向保护主义的“不公平贸易”政策当时因为要同原苏联抗衡而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考虑到在伊拉克的战争成本，以及全球范围内恐怖主义网络的出现，美国的宏伟战略应该利用目前它能够利用的所有的经济和政治资源来转变那些将会进入战争或是试图摆脱战争的社会。单方面开放美国的经济能够释放那些被束缚的市场力量，而这样的市场力量能够帮助达到多种目标。在国内，实际收入会随着可交易商品成本的降低以及对美国工人竞争力的新投资而提高。能够进入相对拥有较高消费水平的美国市场能够帮助美国在像孟加拉国、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这样的国家建立对美国利益的支持，同时也证明美国在穆斯林世界的利益并不仅仅局限于石油。最后，将美国消费者纳入更大规模的反恐、反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战争中，能够建立巨大的市场力量来鼓励发展、民主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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