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伟[1]2017年在《外商直接投资对广东省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长期以来,外商直接投资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特别是我国的广东省,率先享受对外开放战略的支持,将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劳动力、市场紧密结合,实现了地方经济的腾飞,经济增长率在全国范围内长期处于领跑地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广东省暴露出大多数企业处于产业链中低端、产品附加值不高、对抗国际经济波动风险能力弱等问题,面对国内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逆转、“民工荒”、人口红利消失、环境土地约束、产业向东南亚等成本较低国家和地区转移等问题,广东省急需加快产业升级进程,吸引利用好外商直接投资,发挥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升级的积极作用,全面贯彻落实好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做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工作。在当前经济发展态势下,广东省作为我国经济大省和改革开发的前沿地区,以广东省为对象,深入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重点借鉴国内外研究文献基础上,利用广东省和下辖21个地级市构成的面板数据进行定量研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分析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升级表现,识别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演变和产业分布、叁次产业结构和细分产业结构演变、区域城市产业同构性、技术知识创新产出等方面的典型化特征;构建产业结构偏离度指数和产业升级指数,分析广东省产业升级情况;应用时间序列分析和空间计量分析的建模方法,实证研究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形成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对广东省产业升级的影响;提出更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加快推进广东省产业升级的政策建议。本文共分六章。第1章,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可能的创新之处。第2章,相关概念和基础理论。包括对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升级两个基本概念进行界定,进一步阐述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主要阐述外商直接投资形成的理论基础、产业升级的理论基础、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升级的双重影响、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产业升级的核心机制。第3章,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表现与特征研究。以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实际数据为基础,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分析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表现,识别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的典型化特征。分析内容包括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演变、外商直接投资投向产业的分布情况、外商直接投资来源母国的结构情况和外商直接投资吸收利用形式。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规模除了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有一些上下波动外,整体吸引外资规模持续扩大;但在全国占比则整体呈下降趋势,这反映了广东省对外资的吸引优势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程度加深,逐渐被其他区域所分占的问题;广东省珠叁角地区仍然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核心区域,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显着的吸引力,但是广东省存在外商直接投资方式不合理、投资产业结构不合理,第叁产业投资项目规模小、投资行业集中单一、来源地单一等问题。第4章,广东省产业结构演进与产业升级表现。对广东省产业结构演变特征进行细致分析,包括广东省叁次产业结构和细分产业结构的动态变化;进一步对广东省下辖21个地级市的产业同构性进行分析,考虑到专利数和新产品产值变化与产业升级的密切关系,研究广东省技术创新、知识创新变化情况,观察广东省产业升级在技术进步方面的表现。发现在改革开放初期,广东省工业基础非常薄弱,服务业发展水平更为低下。随着大规模引进外资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第二产业在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日益提高,服务业也随之快速发展,叁次产业结构随之不断调整。进入新世纪以来,广东省珠叁角地区已经形成“叁二一”型的产业结构。在叁次产业结构不断调整的过程中,各产业内部结构也在不断调整。种植业在第一产业增加值中的比重不断降低,渔业、养殖业比重不断提升。第二产业内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迅速发展,成为地区支柱产业和主导行业。第叁产业内的传统服务业比重下降,现代服务业比重上升,生产性服务业超过生活性服务业。地理越临近的城市产业趋同性越高,通过逐步调整优化各市的产业布局,不同城市之间形成既相互有所区别又相互支撑的产业分工关系。第5章,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升级影响的实证研究。利用广东省时间序列数据,对广东省产业结构合理化进行测度分析,计算获得广东省产业升级指数,并分析其表现特征;利用时间序列分析建模技术,实证检验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形成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广东省的资本形成和产业技术溢出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和广东省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正相关关系,格兰杰因果检验支持外商直接投资是广东省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这与外商直接投资是广东省资本存量形成的重要部分,能够显着的提升广东省的经济增长能力的预期结论相一致,即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显着的资本形成效应。将广东省全要素生产率看作是外商直接投资和研发投入的线性函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投资的比例指标,考察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分析发现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的正向影响,存在着显着的技术溢出效应。对影响产业升级的因素进行分析,发现地区生产总值、第二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第叁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二叁产业就业人数和占总就业人数比、外商直接投资、进口额和出口额构成可以较好的代表需求因素、供给因素和国际因素,利用广东省各地级市数据形成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和随机效应面板数据模型,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二叁产业就业人员占比、出口额、第叁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个变量指标对产业升级指数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参数估计值分别为0.276、0.1、0.02和0.019。考虑空间相互作用的影响,建立空间杜宾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结果显示,外国直接投资和第叁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对产业升级具有显着提升作用,10%的外商直接投资增加对广东省产业升级产生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分别为0.187和0.3,总效应高达0.488。最后是第6章,结论与政策建议。本章对全文研究过程中获得结论进行归纳,并根据研究结论,结合广东省发展实际,提出更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加快推进广东省产业升级的政策建议。具体的,未来广东省应该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扩大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努力提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适应国家发展需要和产业升级需求,重点引进先进制造业和生产型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采取措施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在当地设立研发中心,发挥外商直接投资推动区域产业技术进步的作用。支持内资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开展多形式的技术合作,促进发挥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技术溢出效应。
赵婷婷[2]2006年在《FDI与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文中指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我国经济已基本告别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短缺经济,在经济总量矛盾得到缓解的同时,结构问题正日益突出,产业结构调整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公报强调指出:“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必须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这是提高国民经济素质,扩大国内需求,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根本性措施。”我国的“十五”规划把产业结构的调整作为主要的目标之一。目前,我国产业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叁大产业的结构偏差和各产业内部整体素质较低,这些问题都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特征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要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就不能不考虑到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目前,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战略正在从数量扩张向质量优化转变,利用外资工作面临着战略性调整的重大任务。其中引导和调整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更是“重中之重”。本文从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还存在着一系列问题的角度入手,运用大量的统计数据,具体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产业结构特点,和目前我国产业结构变动的客观效应。现在我国已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意味着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必须在国际经济环境中全盘考虑。在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还将继续扩大的新形势下,外商直接投资也将出现新的特点和趋势,并进而对我国的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产生新的影响。本文的重点在于对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探讨产业分布状况形成的原因以及对我国产业结构、产业技术、市场结构和民族产业等方面的影响,从而提出相适应的对策措施,调整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促进我国的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技术高级化、市场竞争有效化、民族产业安全性等,对于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等,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吴凡[3]2007年在《全球化背景下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产业结构优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研究目的和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其间外商直接投资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改革开放初期,外商直接投资极大地弥补了我国产业发展的资金缺口和外汇缺口,促进了我国轻纺工业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我国长期存在的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的畸形产业结构格局。外资的进入带动了技术、管理、营销、网络等各个方面一揽子生产要素的流动,激发了国内企业的竞争意识,给我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但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从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的转变,虽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依然强劲,但对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效应却开始弱化,其负面效应正逐步显现。尤其是近几年来,我国利用外资产业政策方面出现较大偏差,各地政府盲目扩大引资规模,重数量轻质量、粗放型的外资引进已给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乃至于产业安全与可持续性发展等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21世纪初,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影响日益显现,我国与外部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外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度正逐步增强,我国利用外资促进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已到了一个关键时期。如何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趋利避害,在发挥外资对我国经济的积极推动作用的同时,尽量减少外资的负面影响,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本论文的研究正是针对这个重大的现实问题,从产业结构优化效应的角度来具体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问题,选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在研究中,本论文强调将开放条件下产业结构优化的一般规律与我国特定的国情相结合,在对现有理论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构建了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相适应的开放条件下一国产业结构优化指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着重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效应。在具体研究中,本文运用大量国内外统计数据和现实案例,对外资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效应的具体表现、作用机制、制约因素、存在问题及解决对策等多个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内容较全面,资料较翔实,研究结论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尤其在针对我国特定国情的研究中,本文着力从制度建设的层面,运用数理模型和博弈分析等理论分析工具,深入剖析造成我国当前利用外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效应不佳的现实原因和制度性障碍。在此基础上,提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利用外资的战略选择、制度建设和相关产业政策等方面进行战略性的转变与创新。这些研究对指导我国当前科学利用外资、促进外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高效发挥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二、研究思路与逻辑结构本论文的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唯物辨证法为指导,充分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分析框架,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本论文研究的基本思路是: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以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效应为研究中心,沿着“研究背景---理论基础---理论分析---实证研究---存在问题---原因剖析---政策建议”的逻辑结构来组织全文。文章首先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结构优化内涵的新变化入手,在系统探讨了一国产业结构的演变规律和决定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在全球化开放条件下产业结构优化的新内涵和评判指标体系。然后,集中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下影响一国产业结构优化的一个重要国际因素:外商直接投资(FDI)。并在探讨了21世纪初外商直接投资的新发展和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浪潮的新特点的基础上,进一步缩小研究视角,集中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尤其是发展中东道国)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问题,拟从理论层面来深入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产业结构的优化效应、作用机理及制约因素等问题。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立足于我国的特定国情,重点研究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现实问题。本部分运用了大量国内外相关统计数据,从实证的角度来阐释全球化背景下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影响,这包括外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效应的具体表现、影响程度以及存在问题等多个方面。之后,着重从制度建设的层面,运用数理模型和博弈分析等理论分析工具,来剖析造成我国当前利用外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效应不佳的现实原因和制度性障碍。最后,在以上分析的结论上,基于提高利用外资产业政策有效性的考虑,从如何提高我国利用外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效应的角度,对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利用外资的战略选择、制度建设和相关产业政策等方面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叁、主要内容及观点基于以上的研究思路,本论文共分为八章:第一章:导论。在介绍本论文写作的基本思路、逻辑结构、研究方法、选题意义、创新与不足等问题的同时,本章重点介绍本论文选题的理论与现实背景,和外商直接投资(FDI)促进东道国产业结构优化问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在此背景介绍和文献综述的基础上,确定本论文研究的理论起点和基础。第二、叁章为全文的理论基础部分。第二章: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结构及其优化。本章从产业结构的概念、演变规律与变动决定因素入手,来分析产业结构优化的涵义、主要内容、机理模型与优化评判标准等问题;其后结合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特征与趋势,重新阐释了一国产业结构优化的内涵与主要内容,并根据该创新点构建了一个与经济全球化发展相吻合的新的产业结构优化评价指标体系。第叁章:国际直接投资(FDI)与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浪潮。本章从国际直接投资(FDI)的概念、发展历程与理论渊源入手,着重研究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直接投资的新发展、新特点,以及在国际直接投资推动下愈演愈烈的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浪潮及其影响。这两章内容一方面是对外商直接投资(FDI)、产业结构优化相关观点与理论的梳理,另一方面也强调创新,重点在于探讨全球化浪潮对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以及在此影响下的新发展、新特点,为以后各章节的分析打下理论基础。第四章:FDI促进东道国产业结构优化的效应、机理与制约因素。本章是在以上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从理论上来具体研究FDI促进东道国产业结构优化效应。本章首先分析了FDI对东道国产业发展的若干经济效应,如产业资本形成、技术转移与溢出、国际产业转移以及就业、贸易促进与国际收支平衡等;在此基础上,运用图示与实例来剖析FDI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及其作用机理,重点在于分析作用传导机制,这包括资本、技术、产业关联、竞争与示范等多种作用渠道,直接或间接对东道国的产业结构产生增量或存量调整与优化。最后,本章还探讨了制约FDI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发挥的若干因素,这主要从东道国与跨国公司两个方面来思考的,前者主要包括:东道国的产业结构与产业转移承受能力、当地市场与企业禀赋状况、市场结构与市场竞争状况、外资政策选择与管理等;后者主要包括: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策略与产业控制、海外投资项目产业关联程度等。第五章:全球化背景下FDI对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章立足于我国的实际国情,具体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问题。本章首先从对外开放的角度来研究我国产业结构在全球化趋势中的演变情况;然后从实证的角度,运用大量统计数据和现实事例,从FDI的产业资本形成与促进效应、技术转移与溢出效应、竞争与示范效应等方面来具体探讨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及其影响程度。最后,对当前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产业分布和区域分布的特点与演进趋势做了较深入的分析,以探讨当前外资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绩效状况。第六章:当前FDI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中存在的问题。FDI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具有明显的双重性,它既可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也可能加剧我国产业结构的偏差,制约我国产业的长远发展。本章着重研究了当前FDI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中存在的叁个主要问题:第一是FDI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局限性问题。外商投资方向选择与我国引资目标的错位、外商对先进技术转移与溢出效应的严格限制是国际产业资本逐利本性导致的必然结果,也是导致我国利用外资优化产业结构效应不佳的客观制约因素。第二是FDI流入陷阱的产业结构效应问题;低质低效外资的过度流入我国必将带来严重的产业结构问题,这包括产业结构转换缺口、产业结构同构化、过度竞争与寡头垄断并存的二元市场结构等问题。第叁是外资对我国产业安全和可持续性发展的危害问题。当前我国对外资的过度依赖和在国际产业转移中的被动接受导致了外资对国内企业的产业压制、市场垄断以及环境危害等严重问题。第七章:引资博弈与FDI数量型扩张:基于制度层面的原因剖析。制约在华FDI产业结构优化效应有效发挥的因素既有外商投资者的因素,更有我国制度建设不完善方面的因素。本章从制度层面,主要运用博弈分析方法,来剖析导致我国利用外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不佳的现实原因和制度性障碍。在我国现行的地方政府及官员的政绩指标考核体系下,不可避免地产生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目标的多元化、短期化与功利化等问题;出于政绩与地方利益的考虑,地方政府热衷于引资优惠政策的竞争与博弈。这些博弈包括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外商投资者之间的多个层面。博弈的结果是外资的数量型扩张,低质低效率外资的过度涌入,导致地方社会福利的损失。在以上博弈分析的基础上,本章进一步运用统计数据和计量分析工具,对FDI的绩效拐点区和我国引资的适度规模做出相应的推论,以进一步佐证我国当前引进外资的数量型扩张特征。第八章: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利用外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政策。本章首先分析了我国现行的利用外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政策及其有效性,着重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来探讨提高我国利用外资产业政策有效性的政策创新。然后,立足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提出了我国利用外资产业政策进行战略性转型与创新的相关政策建议,主要包括:实施自主型引资战略,引导规范外商投资方向;规范外资优惠政策,建立健全市场竞争机制;有效利用国际产业转移,培育我国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加强法制建设,实现产业安全和可持续性发展;加强配套制度建设,改善外商投资软环境等。四、主要创新1.在对现有理论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将开放条件下一国产业结构优化的一般规律与我国的特定国情相结合,力争在研究视角上有所创新。针对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效应这一具有交叉性学科特色的研究对象,着重从作用机理的角度来深入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效应的相关问题,具有较强的理论性与时代性。2.构建了一个全球化视角下的产业结构优化指标体系。传统的产业结构优化评价体系主要包括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与合理化两大方面,更多强调一国产业结构的自主演变模式。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以及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浪潮的互动效应,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原有的产业结构优化评价指标。本论文在传统优化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不仅赋予了产业结构高度化、合理化指标新的内涵,而且构建了一个以产业结构的开放化为基础、以高度化、合理化为主干、以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为核心、兼顾产业安全化与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结构优化指标体系。3.对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机理做了较深入的分析。从FDI的资本促进效应、技术转移与溢出效应、产业关联效应、竞争与示范效应等方面来剖析FDI产业结构优化效应的作用传导机制与制约因素,在研究中注重辩证地看待FDI的双重效应及作用途径,并运用相关图表予以清楚表示;然后运用该分析结论来进行中国的实证研究,实证中运用了大量的统计数据进行引证,这与现有的研究多偏重于某一个问题或某一个侧面的定性分析有所不同。4.将竞争博弈模型引入到招商引资策略研究中,通过模型分析对其中博弈各方的行为及绩效进行剖析,对当前地方政府利用外资中的主要经济现象做出一定程度的合理解释,为后期的政策建议奠定了理论分析的基础。在分析地方政府引资行为扭曲和引资博弈问题时,运用了投标博弈模型(Bidding Game Model)来分析在有限理性、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不同质的地方政府之间的引资博弈及其后果。现有文献对地方政府引资行为及其扭曲的原因分析比较笼统,本论文从制度约束条件下的有限理性经济人的角度来探讨地方政府的引资投标博弈行为及其后果,分析比较深入。5.在具体的制度建设与政策建议研究上,本论文基于制度基础建设的层面,来探讨制约我国利用外资产业政策有效性的制度性障碍及其解决对策,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我国利用外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政策的战略性转型与创新问题,这种研究视角在现有的文献中并不多见。
杨安[4]2013年在《FDI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相关性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涌入促进了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但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从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的转变,虽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依然强劲,但对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效应却开始弱化,其负面效应正逐步显现。目前,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影响日益显现,我国与外部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外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度进一步增强,我国利用外资促进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已到了一个关键时期。如何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趋利避害,在发挥外资对我国经济的积极推动作用的同时,尽量减少外资的负面影响,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十二五”期间,我国将加快经济转型,大力推进“转方式、调结构”,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要加快转方式、调结构,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就必须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服务业,促进一二叁产业协调发展。但金融危机后,国际投资环境普遍低迷,如何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改变本国的产业结构,又怎样合理利用外资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在准确把握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基础上,按照“理论阐述——FDI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机理分析——FDI与产业结构调整现状分析——FDI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实证分析——国际经验借鉴”这条主线,将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产业调整理论结合起来,采用理论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FDI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相关性做了系统分析,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具体来讲,主要研究内容有叁部分：第一,FDI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机理分析。本部分首先在分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内涵的基础上认为产业结构优化的机理可以描述为“调整影响产业结构的因素——产业结构得到优化——产业结构优化的各种效应发挥作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这样一个过程,同时指出产业结构优化的主要内容为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其次,构建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测度指标。由于产业需求结构决定了产业供给结构,而国民收入由产业供给及其结构所支撑,故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存在一一对应的路径,因此产业结构升级可由经济增长来测度。最后,从关联效应、传导机制等方面分析了FDI影响东道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机理,认为FDI的引入和其带动的市场竞争以及政府引导规范可以分别从高度化、高效化、合理化叁个方面来提升产业结构；第二,FDI与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相关性的实证分析。本部分借助于单位根(ADF)检验、向量自回归模型(VAR)、脉冲响应分析、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VEC)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计量方法实证分析了我国各次产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叁次产业结构的影响,同时根据构建的产业结构升级的测度指标体系实证分析了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各产业外商直接投资对本产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差异,FDI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具有一定滞后性,外商直接投资能够有效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第叁,FDI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东盟经验借鉴。由于东盟国家引进外资的结构变化与我国引用外商直接投资结构相似,即东盟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外资在第二产业中的比重有所增大,20世纪90年代后第叁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增大。因此,本部分主要是对东盟国家利用外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成功经验进行简要分析与概括,并通过评述,提取对中国有利可行的实践经验。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了以下突破：第一,深入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本文在定性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和我国产业结构现状的基础上通过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各次产业结构的影响,得出了有意义的结论；第二,深入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本文从关联效应、传导机制等方面分析了FDI影响东道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机理,同时将后金融危机时代下一国产业结构优化规律与我国特定情况进行结合,构建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测度指标,实证分析了FDI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机制以及作用效果；第叁,借鉴国际经验提出了创新性的政策建议。本文基于制度建设层面,给出了我国外资产业政策有效性的建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利用外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战略性转型问题,这种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本文研究发现从我国现阶段国情来看,FDI能够直接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具体如下：外商直接投资推动了我国产业结构由劳动、资源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升级；各产业增长主要得益于经济增长的惯性,外商直接投资对本产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存在差异：不同产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本产业的影响具有滞后效应,即短期内第一产业、第叁产业利用外资会推动第一产业、第叁产业增长,而外商直接投资对第二产业增长的拉动作用需要一个很长的阶段才能实现；从吸收外资能力来看,第叁产业和第二产业吸收外资的能力较强；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系数R和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在短期内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较大影响,但长期内影响作用有限。
袁飞[5]2009年在《外商在粤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实证研究》文中认为在经济开放度越来越高的现今,一国或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已不仅仅依靠内部力量的推动,外部因素同样重要。改革开放叁十年以来,广东省凭借独特的地理优势,先是大量吸引香港、澳门等地的投资,之后随着政策的逐步放开,广东省吸引外资的地区和国家越来越多。在外资的作用下,广东省经济发展迅速。通过外部资金的投放、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模式的正的溢出效应,外商直接投资直接或间接带动了广东省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与此同时,由于外资来源中主要是香港投资,外资在广东省分布及产业分布的不均衡,也对广东省产业协调发展乃至产业结构更进一步调整与升级造成一定影响。本文的分析从广东省的实际情况出发,借鉴新加坡成功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经验,给出今后广东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建议。论文的第一章首先对本文研究的背景、目的、意义及相关内容作了介绍,通过对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相关的国内外文献进行综述,从中引出本文的创新点。第二章主要对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内容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和理论进行说明。第叁、四两章则主要是详细分析了广东省吸引外资的概况以及外资的进入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第五章从实证的角度来验证外商直接投资对广东省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结合第四章得出结论:外商直接投资对广东省产业结构有促进作用,但是也存在负面影响。第六章引入新加坡的例子,分析新加坡利用外资成功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经验以及对广东省的启示。第七章根据前面几章的分析提出广东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建议。
王璐[6]2008年在《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吸引外资已经被看作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起着直接推动作用。与此同时,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活动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新一轮产业转移浪潮正在形成,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我国经济发展已经逐渐开始由速度型向效益型转变。即不仅重视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且注重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业结构的升级将是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而产业结构的变化与投资结构密不可分。在我国现阶段,外商直接投资发展迅速,产业结构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可是仍然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如何更好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服务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已经成为一项重大课题。本文采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回顾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调整的研究成果出发,考察了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的现状,进而总结了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特点;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于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机理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并且通过实证分析进行了验证与定量研究;最后,在总结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不合理的原因的基础之上,给出了政策建议。
张娟娟[7]2012年在《FDI促进山东省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研究》文中认为在全球经济发展进入低速期，产业结构面临新一轮调整的背景下，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研究课题。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也提出了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改造提升制造业的建议，制造业结构升级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随着国际资本流动的加快，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日益扩大，质量不断改善，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力量。在中国加入WTO以来，全国近70%的外商直接投资投向了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对制造业结构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而山东省作为中国的经济大省，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经济条件，积极引进外资，实际利用外资的规模和质量都得到很大提高。山东省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不仅促进了全省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且有利于制造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本文以山东省为例，希望通过分析山东省制造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情况对其他省份乃至全国起到借鉴作用。本文在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理论基础之上，着重分析了山东省制造业及其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然后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就FDI对山东省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进行深层次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山东省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外商直接投资对山东省制造业结构的技术溢出效应大于资本供给效应；外商直接投资对山东省制造业内资企业产生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最后，在总结前文的基础上，就山东省制造业利用外资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促进高新技术制造业发展、优化引资质量和引资来源、扩大产业集群、积极诱导外资企业的技术外溢、提高制造业自主研发能力等措施进一步促进山东省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张程[8]2018年在《人民币汇率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影响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以及市场的逐渐对外开放,我国逐步展现出经济发展快速,外汇储备增多,与世界各国联系紧密,生产效率提升,产业结构开始出现由资源、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等趋势,但相较于经济发展的速度,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速度仍相对缓慢。现阶段,我国经济处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重要阶段,而经济的高质量增长依赖于以研发人才、先进技术等为代表的高质量产业结构。同时,随着各国参与全球化,各国市场的逐渐开放,使得汇率成为了连接国内外经济市场的纽带,汇率的变化成为影响国内外宏观经济的重要因素。本文综合运用了货币银行学、投资学、国际贸易学、产业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理论知识,研究了人民币汇率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理,讨论了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变动、波动和错位现象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叁条途径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指标(Moore结构变化值向量夹角和产业结构年均变化值)的影响。通过系统的研究,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章,绪论。阐述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现状,人民币汇率走势,产业结构现状,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现状。梳理了现阶段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提出了目前研究中可能存在的不足,并确定了本文的研究路线和主要研究内容。第二章,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机理研究。本章首先阐述了汇率、FDI与产业结构,汇率、OFDI与产业结构,汇率、国际贸易与产业结构影响途径的相关理论。随后基于理论分析,推导了人民币汇率通过FDI、OFDI和进出口贸易途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理。得出人民币汇率变动必然会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渠道、对外直接投资渠道和国际贸易渠道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基于东道国的角度分析,人民币汇率升值会造成外商直接投资或退出市场释放资源、劳动力,实现生产要素的再分配,或增加产品竞争力,实现产品升级,这些都会通过要素的合理配置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基于投资国角度分析,人民币汇率升值会使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或转移过剩产能、或获取更多的资源、技术,或拓展市场,这些会通过技术逆向溢出效应,产业关联效应等优化投资国产业结构。基于进出口贸易的角度分析,人民币汇率变动会直接影响进出口商品或劳务的价格,进而影响生产要素的分配,进出口企业或提升产品自身竞争力,或转而生产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进而使得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第叁章,人民币汇率变动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实证研究。本章首先针对人民币的水平、错位及波动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名义有效汇率指数、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分析我国汇率水平的变动情况。采用行为均衡汇率测算方法计算人民币均衡汇率,并与实际有效汇率比较测算人民币汇率错位程度。采用GARCH(1,1)模型的条件方差反应汇率波动的剧烈程度。然后,选用Moore结构值和产业结构年均变化值表示产业结构升级的测度指标,分别对全国数据和各省数据进行测算。最后,运用全国层面数据构建测算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产业结构升级间相关关系的VAR模型,从脉冲响应函数的结果可以得出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产业结构升级有反向抑制作用。第四、五、六章,人民币汇率、FDI与产业结构升级,人民币汇率、OFDI与产业结构升级,人民币汇率、进出口贸易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研究。首先分别阐述现阶段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的各区域发展现状。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随市场开放,由东部沿海地区正逐渐向中西部地区扩散;对外直接投资区域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东部地区充分利用沿海优势,在进出口贸易区域结构中比重较大。其次运用全国层面数据分别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人民币汇率滞后一期、外商直接投资(或对外直接投资、或进出口贸易)、以及产业结构升级变量间相关关系。最后细分汇率变化为:人民币汇率水平变化、汇率波动、汇率错位;采用Moore结构值向量夹角和产业结构年均变化值,双指标验证产业结构升级;分别再引入汇率滞后一期与FDI、汇率滞后项与OFDI、汇率滞后项与进出口贸易的交乘项,构建相关影响途径的模型,运用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测算。可以总结出以下结论:通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渠道,实证得出:当人民币汇率水平提升1%,Moore结构值向量夹角减少0.606%,产业结构年均变化值减少28.47%,即人民币汇率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抑制作用,但由交乘项系数0.0822(Moore结构变化值向量夹角)和0.8925(产业年均变化值)得出,汇率水平通过FDI渠道对产业结构升级有反向调节作用。这说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长期单向调节并不会持续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即汇率水平上升(人民币贬值)有利于东道国利用FDI获得相对竞争优势,从产品输出国的角度看,在产品输出国进行FDI,会获得比出口更多的利益,吸引东道国在我国进行FDI,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人民币汇率错位1%,我国产业结构Moore值向量夹角变化2.494%,产业结构年均变化3.683%,交乘项系数分别为-0.419和-0.5874。人民币汇率波动增加1%,Moore值向量夹角变化0.584%,产业结构年均变化13.3825%,汇率滞后一期与FDI交乘项系数表明均反向抑制。通过实证结果可以得出,人民币汇率错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产业结构升级有促进作用,但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渠道会产生反向调节作用。这是由于汇率波动、汇率错位的变化程度过大会导致FDI投资企业认为我国经济发展不稳定,降低投资动机,不利于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在之后的第五、六章,针对人民币汇率变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对外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渠道的实证验证得出相关结论。第七章,结论与展望。对本文的理论推理和实证检验的结果进行整体总结,依据结论针对人民币汇率、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国际贸易方面提出管理建议。总结了研究中的创新点,并结合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提出未来对人民币汇率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研究方向的展望。在系统性分析该问题之后,论文存在如下创新点:第一,论文运用均衡汇率模型对人民币均衡有效汇率进行测算,发现人民币实际汇率与均衡汇率之间存在长期错位现象;第二,产业结构变化方面,用Moore结构值向量夹角和产业结构年均变化值作为产业结构优化的代理变量,发现人民币汇率单向变动对产业结构升级起抑制作用;第叁,汇率波动、汇率错位、汇率水平等变量决定人民币汇率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方向。
左大鹏[9]2006年在《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文中研究表明自十一届叁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外商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我国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困难。长期以来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叁次产业比例失衡、内部结构失调。我国优势产业主要集中于劳动力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多数产业为“叁高一低”产业,即劳动密集度高、能耗高、污染高、附加值低的产业。党的十六届叁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我们要用科学的发展观来指导我们的工作,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外商直接投资是一种企业行为,它追求的是企业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外商在我国的投资主要是看重了我国廉价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这就导致了与我国产业政策和中长期战略规划的背离。有鉴于此,本文选择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这一论题展开论述和研究,探讨如何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促进我国技术进步,通过技术进步带动产业的发展,进而形成产业结构的升级。论文在篇章结构上分为五章。第一章为外商直接投资及其相关理论,首先界定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含义,然后从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输入国两个角度分别阐述了外商直接投资理论。第二章对产业结构进行了阐述,首先界定了产业结构的含义,然后分析了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因素。第叁章为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研究,从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两个角度阐述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并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传导机制。第四章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并以香港、台湾、日本、美国为例分析了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华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第五章在第四章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金艳清[10]2012年在《FDI对中部地区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自“十二五规划”出台以来,国内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中部六省人均GDP都已超过3000美元,中部地区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产业面临升级。加快中部地区产业升级,促进经济快速稳定发展,对实现中部崛起尤为重要。在促进产业升级的因素中,外商直接投资(FDI)是一种有力的外部力量。随着中部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和“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中部地区FDI规模迅速增加,至2010年,FDI流入量已达到全国的近四分之一,增速更是超过东部和西部。在带来机遇的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提出,使流入中部的FDI规模和质量面临挑战；独资化程度日益提高,使FDI的技术溢出受到阻隔；FDI规模增大,但行业分布极不合理；外商污染行业投资的规模不断增大,使地区资源生态利用和环境保护压力增大。这一切都意味着怎样利用FDI促进中部产业升级是一项极为重要而又复杂的课题。本文主要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中部地区产业升级的影响,以找出引进外资方式方法或政策上的不足,从而改进策略,让其更好地服务于中部经济。本文指出要想解决好怎样利用FDI促进中部产业升级问题,关键是从自身出发,主要解决好叁方面的问题：首先,增强自身吸收能力,吸引更高质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中部地区产业升级；其次,增加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从而提高中部地区内资企业的竞争力,这是核心；最后,合理规划,加强政策导向,提升外资对中部产业升级作用。本文共七章,第1章详细阐述了选题背景、选题意义、研究内容。第2章界定了FDI、产业升级等概念,阐述了外商直接投资理论与产业升级理论,对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归纳与评述。第3章描述了中部外资利用和产业升级现状。第4章提出了利用FDI促进产业升级的基本路径；对中部和东部吸收能力进行了测算与比较,找出了两地区的差距；研究了FDI对中部经济增长的作用,验证了FDI资本效应的存在性；研究了FDI对中部技术进步的作用,验证了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第5章从产业间、产业内及产业生态化叁个角度对FDI与中部产业升级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估计并分析了FDI对产业升级的直接和间接效应；第6章提出利用FDI促进中部产业升级的建议和对策,第7章是结论和研究展望。本文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1.依据结构方程模型思想,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与验证性因子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建立并验证区域FDI吸收能力指标体系,对东、中、西部地区吸收能力进行测算和比较。本文认为区域吸收能力主要体现在技术吸收能力、制度吸收能力与基础吸收能力叁个方面,影响其大小的因素有15个。建立吸收能力指标体系的结构方程模型,并利用ULS方法估计后得出：当前我国各区域FDI吸收能力主要影响因素是制度和技术。经过测算发现,近些年来东中西部吸收能力都呈现提高趋势,东部吸收能力明显高于中部地区,中部与东部吸收能力的差距呈先扩大而后缩小的趋势,这与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可能有关。但同时也发现缩小差距的主要原因是中部制度吸收能力的提高,中部和东部地区在基础吸收能力与技术吸收能力方面差距并没有缩小,反而有扩大趋势,这对高质量外资的吸引和吸收是很不利的。2.利用协整理论思想,建立了FDI与中部经济增长的计量模型,对FDI与中部经济增长之间长期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建立FDI与中部经济增长的VEC模型,对FDI与中部经济增长之间短期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经过实证研究发现,长期来看,FDI对中部经济增长的确具有稳定促进作用,根据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FDI是中部经济增长的原因,同时中部经济增长也是FDI流量增大的原因,它们相互促进。但从短期看,FDI的变动对中部经济增长的作用会逐渐少,且有可能变成负作用。同时也发现相对外资,内资对中部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大。由此可以判断,FDI的质量值得关注。3.根据索罗经济增长模型,采用岭回归方法确定中部各省生产函数,并对中部地区历年技术水平进行计算；建立FDI与技术水平之间关系的面板数据模型,利用计量分析方法进行实证研究。本文研究结果显示,1991年以来中部各地区技术水平在不断提高。FDI对中部地区技术水平的提高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且溢出效应明显。进一步分析还发现“中部崛起”战略提出前FDI技术溢出明显,战略提出后溢出效应不明显。同时还发现“中部崛起”前财政科技拨款、对外开放水平和产业结构对中部地区技术水平的提高都有促进作用,但战略提出后产业结构对技术水平的提高具有阻碍作用,这说明中部地区产业升级已迫在眉睫了。4.建立FDI与产业间升级关系面板数据模型,利用计量方法对FDI与产业间升级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建立二叁产业的FDI与产业间升级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采用路径分析方法研究FDI对产业间升级的直接和间接效应。本文经过实证研究发现,FDI规模的扩大的确促进了中部地区产业间升级。但是其主要的作用是促进了第二产业的发展,对第叁产业的发展反而起到了阻碍作用,因为FDI对产业结构水平(以第二产业生产总值占GDP之比为指标)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都为正,FDI对产业结构水平(以第叁产业生产总值占GDP之比为指标)直接效应为正,间接效应却为负,且间接效应绝对值大于直接效应。独资化程度的提高对中部产业间升级具有阻碍作用,来自港澳台的外资能促进中部产业间升级,而德美日的资本却不能。简单的二叁产业FDI占比的提高并不能促进中部地区产业升级。由此看来,外资的行业分布结构不合理对中部产业间升级影响很大。5.建立FDI与产业内升级关系面板数据模型,利用计量方法分析FDI与工业及服务业产业内升级的关系；建立高技术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FDI与产业内升级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采用路径分析方法研究FDI对产业内升级关系的直接和间接效应。本文从产业本身的素质提升方面探究了产业升级问题,实证研究结果显示,FDI规模的扩张阻碍了中部地区工业产业内升级,促进了服务业产业内升级,外商投资的独资化对中部工业产业内升级有明显的阻碍作用。发达国家FDI的提高对中部和东部地区工业产业内升级的确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且东部地区作用远大于中部；同时也发现,发达国家FDI对中部地区服务业产业内升级有明显促进作用；中部地区外商高技术产业投资对中部工业产业内升级有阻碍作用,但生产性服务业的外商投资对服务业产业内升级却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FDI对工业产业内升级和服务业产业内升级的直接效应为正,但间接作用却为负。这说明中部地区技术吸收能力急需提高。6.建立区域产业生态化水平指标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和变异系数法确定权重,并对中部地区产业生态化水平进行研究。本文在产业生态化水平定义基础上确定区域产业生态化水平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产业资源生态利用、产业生态环境保护及产业经济生态发展叁个方面,经过测算发现,2005年以来中部地区产业生态化水平明显提高,与东部还有一定差距,但差距明显缩小。分析发现,差距缩小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近些年来中部地区环境生态保护水平提高较快。7.建立FDI与产业生态化升级关系面板数据模型,利用计量方法对FDI与产业生态化升级的关系实证研究；建立工业中污染行业的外商投资与中部产业生态化升级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采用路径分析方法探究了外商投资对产业生态化升级的直接和间接效应。本文以产业生态化水平作为衡量产业生态升级的指标,实证研究发现,FDI规模的扩大阻碍了中部地区产业生态化升级,促进了东部地区产业生态化升级。FDI独资化程度的提高对中部产业生态化水平有促进作用,港澳台资本占比的提高能促进中部产业生态化升级,发达国家FDI投资占比的提高对中部和东部地区产业生态化升级都有明显的阻碍作用,污染行业投资的增加可能会阻碍中部地区产业生态化升级,但并不显着。不同污染行业外商投资对中部产业生态化升级的作用不同,采矿业外商投资对中部地区产业生态化升级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用都为负；制造业中的高污染行业外商投资直接效应为正,间接效应为负；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外商投资直接效应为正,间接效应为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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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DI与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D]. 赵婷婷. 河海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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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研究[D]. 王璐. 西北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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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人民币汇率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影响机制研究[D]. 张程.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2018
[9]. 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D]. 左大鹏. 天津大学. 2006
[10]. FDI对中部地区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D]. 金艳清. 南昌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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