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中医哲学的科学价值(专题讨论)——1.努力提高对中医哲学重要价值的认识——2.中医哲学的“元”创性——3.中医学生命模型的特征和意义——4.论中医学的网络性思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医学论文,中医论文,哲学论文,价值论文,专题讨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7)03-0025-09
努力提高对中医哲学重要价值的认识
任继愈
(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 100081)
中国哲学是一个内蕴十分丰富的宏大架构，里面不仅有儒、释、道、法，还有独树一帜的中医哲学。在以往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人们的着眼点主要集中在儒学、中国佛学、老庄之学、明辨学和法家学说等哲学流派上，而对源远流长的中医哲学却重视不够。1956年，我和楼宇烈编著《中国哲学史》教材时，曾把中医哲学的代表性著作《黄帝内经》编入其中，但总体来说，我们对中医哲学的研究一直以来都非常欠缺。
由于中国哲学界和中医学界长期缺乏对中医哲学的研究，因此，我们对中医哲学的独特价值尚未获得充分的认识。从大的方面看，中医哲学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中医哲学作为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中国哲学的重要分支，丰富了中国哲学广博的内涵。在人们的传统观念里，中国哲学是一种政治哲学，一种道德哲学，一种伦理哲学，它的基本概念和范畴大都局限在社会伦理学的领域里；中医哲学则修正了这一偏颇认识，通过《黄帝内经》等中医哲学著作，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矗立着自然哲学和科学哲学的伟岸身影，可以说，中医哲学同儒、释、道、法一起构成了中国哲学宏大殿堂中的几座重要的柱石。
第二，中医哲学研究的对象是中医的本原问题，也就是生命的本质问题，并通过探讨生命的终极问题来“究天人之际，探阴阳之赜”。几千年来，中国医学在对人体、对天人关系的研究中，积累了异常丰富的理论，形成了中华民族所独有的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和范畴，以及所特有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为我们全面和深入地了解与把握中国哲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可以说，对中医哲学的深入研究极有可能带动起整个中国哲学研究的创新性发展。
《黄帝内经》是中医哲学的原典，也是中国哲学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黄帝内经》作为周秦以来到西汉初年中国古代医学的总集，其价值不仅在于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疗经验，并且包含着丰富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特别是对生命起源、疾病成因以及形神关系等问题的分析和论述，为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提供了重要依据。
《黄帝内经》继承了先秦的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观点，认为气(或阴阳二气)是产生一切的物质根源：“阴阳者，血气之男女也；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阴阳者，万物之能始也”(《内经·阴阳应象大论》)。这就是说，阴阳二气及其作用不但表现在万物中，人的生理现象也体现了阴阳二气运行的原则。《黄帝内经》认为，世界是由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结果，并指出：“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藏。”(《阴阳应象大论》)
《黄帝内经》把人的身体结构视为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的养生规律同自然界的运行规律有密切的联系，进而提供了从自然界寻找病理的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医疗原理。《黄帝内经》说：“治不本四时，不知日月，不审逆从，病形已成，乃欲微针治其外，汤液治其内……故病未已，新病复起”(《移精变气论》)。自然界发展变化的一般原理同人体生理发展变化的原理是一致的，所以，不能把生理现象同自然现象割裂开来，这就把医疗的理论与唯物主义自然观密切结合了起来。
《黄帝内经》把自然现象、人的生理现象、精神活动统一于一个共同的物质基础，认为疾病的起因是由于人体受到自然界存在着的某种有害物质侵害而产生的，指出：“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道者，圣人行之，患者佩(背)之。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四气调神大论》)。这就是说，只要顺着阴阳四时变化的规律，适应季节的变化，人们就不会生病；违反了规律便会生病。这种规律(道)，圣人自觉地照着做，愚人却违背它。顺从这些规律可以推迟生命，逆着它则必然招致病灾。
《黄帝内经》不仅从唯物主义原则说明疾病现象，在治疗理论方面也贯彻了对症下药的唯物主义原则：“病之始起也，可刺而已。其盛，可待衰而已。故因其轻而扬之，因其中而减之，因共衰而彰之。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其剽悍者，按而收之。其实者，散而写(泻)之”(《阴阳应象大论》)。这是说，治疗时要根据不同情况，有的要补，有的要泻，有的要发汗，有的则要休息。我们在这里没有必要讲述中医复杂的治疗过程，但从中可以认识到古代医学所秉承的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态度和方法。
在中国古代，老子、荀子、韩非子对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建构作出了积极贡献，对古代宗教迷信思想给予了有力的驳斥。但对于生命的起源、精神的作用、疾病的产生尚缺乏详尽的说明。这样，必然给宗教迷信宣传留下了活动的空隙。《黄帝内经》恰恰在这一方面用当时可能达到的科学理论回击了宗教迷信思想。它对生命、精神与身体的关系作出了唯物主义的说明，认为生命、精神统一于物质的身体，身体是精神的基础，生命是身体的现象，也是自然现象，它指出：“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矣”。又说：“物生谓之化，物极谓之变，阴阳不测谓之神，神用无方谓之圣”(《天元纪大论》)。在这里，中医哲学把生命的变化、精神的作用，甚至带有超乎常人的“圣人”的能力，都给安放在了共同的物质基础之上，认为它们都是物质的变化和作用的结果。由于世界上一切事物均有着共同的物质根源，一切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阴阳二气的矛盾中发展变化。所以，阴阳二气在人的身体内维持正常的平衡状态，并经常维持精气血脉的畅通，才能保持健康，它指出：“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生气通天论》)；“阴不胜其阳，则脉流薄(迫)疾；并乃狂；阳不胜其阴，则五脏气争，九窍不通”(《生气通天论》)。《黄帝内经》的这些建立在人体各部器官有机联系上的辩证观点，利用阴阳五行的学说来说明五脏之间的关系。五行之间具有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五脏也有类似的关系，它们之间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如果某一器官发生疾病，功能不正常，必然会影响到其他器官。比如，肝脏功能不正常，就会影响到视力，还会连累消化系统不正常，还会使患者情绪容易激动。此外，《黄帝内经》还注意到身体健康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密切联系，指出：“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逆夏气，则太阳不长，心气内洞；逆秋气，则太阴不收，肺气焦满：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四气调神大论》)；又说：“忧患缘其内，苦形伤其外，又失四时之从，逆寒暑之宜，贼风数至，虚邪朝夕，内至五脏骨髓，外伤空窍肌肤，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移精变气论》)。《黄帝内经》通过五行相生相克的术语，阐述了人体内脏的内在有机联系。这种从整体看人的内脏相互关系的理论，有效地丰富了中国哲学特有的思维方式。
在长期医疗实践的基础上，《黄帝内经》还提出了生理现象与心理现象的内在联系，认为肝脏病和愤怒的情绪有关联，“怒伤肝”；心脏病和喜悦的情绪有关联，“喜伤心”；脾脏病和思虑活动有关联，“思伤脾”；肺脏病和忧郁的情绪有关联，“忧伤肺”；’肾脏病和恐惧的情绪有关联，“恐伤肾”。《黄帝内经》在两千多年前就明确指出生理现象和心理现象的内在联系与相互影响，指出了它们相互之间的联系。这些富有价值的辩证法思想，直接或间接地对中国哲学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医理论秉承的是一种整体的思维方式，而不是西医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例如高血压，除了心脏的问题外，情绪也会影响血压，气温高了也可以引起高血压，各种因素都会对人体产生一定影响，并非仅仅是一个血液循环的问题。即不是单个因素的问题，而是整体的问题。中医遵奉的是整体观念、整体看法，中医哲学的特点就表现在这里面，我们应该继承和弘扬这种可贵的观察问题的方法。比如过节邮寄贺年卡，中国和西方国家关于通信地址的表示方式截然不同，西方国家是把小地名放在前面，大地名放到后头，国家名放到最后；中国则正好相反，国家、省、市、县、乡、村。到外国买东西找零钱同国内也不一样。外国人是先把零钱找给你，最后找给你整钱；中国人则相反。这就是思维方式问题。西方先看见局部，然后再到整体；中国人则是先看到整体，然后再到局部。这种思维方式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世界，值得发扬光大。
〔任继愈(1916—)，男，山东省平原县人，中国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北京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研究。〕
中医哲学的“元”创性
刘长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近年来，对中医哲学感兴趣的人逐渐多了起来。一位青年友人说，中医哲学很快就会成为“显学”。我起初有些吃惊，可认真一想又感觉不无道理。因为中医哲学所阐释的不仅是当今中医学健康发展的问题，而且将要引发一场科学观的革命。
一、中医的“危机”实际是科学观的危机
自1879年清代大儒俞樾发表《废医论》之后，众多国学大师不断挺身批评中医不科学。近年更有一些景仰西学之士痛斥中医理论体系是“伪科学”，“是产生医疗保险骗局的富饶土壤”。然而，遍览所有批评，真正符合实际的理由不外是：“中医不能建立明确的因果关系”，“不能与西医解剖学、生理学对接”，“阴阳五行没有可作说明的对应实体”，“经络找不到解剖依据”，“中药没有经过‘双盲实验’”，“中药有效成分至今写不出分子式”，“中药药理不能用来自西方的药理学解释”，等等。其实，这些批评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整个中医理论体系违背了所谓的通用科学标准，与现代科学理论、思想和方法格格不入，因而是“伪科学”。
为了解决中医与通用科学标准之间的所谓“冲突”，首先应当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重新考订科学的概念，一是承认科学并非只有源于西方科学这一种类型。所谓通用的科学概念，也就是对科学的界定。事实上，那些批评中医不科学的人所秉持的科学概念，不论罗列多少规条，都是从科学方法和科学形态上来界定中医是否合于科学。如强调必须采用封闭式的实验方法、推演的逻辑方法并能以数学形式表述，必须建立明晰可靠的因果关系，等等。
其实，以方法和形态来定义科学，其本身就不科学。我们知道，方法是为科学研究服务的工具和手段，是根据实际需要而制定的，是从属的。科学形态则由所用方法、认识水平和实际规律的形态来决定。科学方法和科学形态总是随着认识的拓展、深化及研究对象的更换而发生变化。也就是说，运用某一种方法只能进入世界的某个层面、某些领域，而不能进入所有的领域和层面。世界上没有万能的认识方法和可以包容一切的科学形态，却存在着无限多样的领域和层面，故不应当用某种认识方法和科学形态来界定科学。这就像不同的运载工具通过不同的交通航道，进入一种相应的空间一样，世界上没有一种万能的运载工具可以进入世界的所有地方。因此，如果以科学方法和科学形态作为科学的概念，必定束缚科学的手脚，拘囿人类的认识，也不符合以往人类(包括西方)科学发展的历史。可见，无论多么优越的方法和形态都不能代表科学的本质。
科学是文化的一个门类，唯有从功能和作用的角度来定义，才能抓住科学的本质。那么，科学是什么？科学是人的认识活动。一切能够获得正确知识和规律性知识的认识活动及其成果，都从属于科学的范畴。人类利用这样的认识成果指导实践，就可以达到预期的目标，解决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
用“做什么”而不用“怎么做”来定义科学，将科学从处于当今强势地位的方法和形态中解放出来，强调科学是人类文化中的一个门类，于是就会顺理成章地承认，世界上各大成熟民族和地区必定有自己的科学认识的历史。因为科学作为认识活动，是一切人类生存的特有方式，为各大民族所不可或缺。
科学认识活动不是孤立的，不是纯粹客观的，而是由活生生的、具有一定文化体系的人来进行的。科学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必定受其所在文化体系的影响。而从事科学活动的人所具有的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则决定着科学认识朝什么方向发展，进入到世界的哪些层面。如西方人偏重空间，重视现象背后的实体，喜欢运用抽象思维，因而发展出在当今世界占统治地位的“物质科学”。而中国人偏重时间，重视作为事物自然整体层面的现象本身，重点在利用意象思维寻求现象本身的规律，也就是自然状态下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即老子所谓恢恢“天网”的规律，其认识可以称之为“象科学”或“意象科学”。由此可见，科学像文化一样，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存在领域的不同决定科学分为不同门类，而同一存在领域的不同层面则决定了科学的多元。
二、唯物论之外的认识路线
从中医与通用科学概念的冲突中可以得出科学多元的结论，这种情形充分说明了认识的多元性。中西科学的差异带有本原性，这种差异来自于认识之根本出发点的不同。
西方科学与唯物论哲学有着天然的联系，其基本的一致性就在于主观与客观的严格界限和对立。首先，在此前提下，唯物论认为物质存在第一性，思维、精神第二性，人的主观世界和一切认识都是对外物的反映。认识与外物是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因此，唯物论的认识论，即西方科学传统强调认识的客观性，科学性与客观性密不可分，客观性是科学性的基本条件。其次，既然主观与客观、人与外物相对立，为了精确、深入地认识世界，人在认识过程中“有权利”对外物进行控制，将认识对象与周围环境隔离开来，只让认识主体所关注的过程和关系发生作用，准确地找到各单一要素之间的因果必然联系。这就是现今普遍采用的封闭式实验方法。显然，用这样的方法所获得的规律是有严格条件的，唯有满足这些条件，它们才会以纯然的形式发挥作用。而在事物的自然状态下，它们则因被干扰而变态，或被遏制而无从显示。复次，从主客对立出发，即以空间为本位来观察世界，万物作为整体是由其部分合成的。为了弄清事物(整体)就必须将事物(整体)加以分解来研究其构成。为此，势必要采取还原的方法，把找到并弄清事物(整体)的物质构成视为科学认识的目标。这就是唯物论哲学的基本诉求，西医学所遵循的正是这样一种认识路线。它以人体解剖生理学为基础，采用控制边界条件的实验方法，以生理、病理的客观指标为诊断依据，力求找到实体病因、病灶。其治疗途径则是选取一切可能的手段，直接消除实体病因、病灶。
中国传统的认识论则不然。它的根本前提是主观与客观相融合，因此，它不是唯物论，也不是唯心论。因为唯物、唯心虽然相悖，但同以主客对立为前提，而中国传统的认识论所遵循的是“天人合一”的路线。这里需要辨明的是，主客相融、天人合一具有不同的层次。除了达于极点之外，它并不泯除主客的分别，并不取消认识的对象。许多国学研究者以为，既然主张“天人合一”，也就没有了对待，也就不可能再有认识，由此认定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科学思维。其实，这是一个大误会。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主客融为一体是指主客乘坐同一时间之舟，相伴相随，同流大化。此时，主客之分依然存在，只是不取对立、冲突的态势，故不仅完全可以进行认识活动，而且以这种方式认识世界，与西方科学相比，其所进入的则是世界的另一层面。
首先，以主客相融的方式认识世界，主体与客体是相互影响、相互包含的，所以，明确承认所获知识中含有主体成分。事实上，在很多的认识活动中，排除主体对客体的影响是不可能的。因此，这样的知识只强调真实性，不强调客观性。将这样的知识运用于实践，只要考虑到其主客相融的特点，进行相应的安排，同样可以取得圆满成功。以上所说的是“外观”。主客相融一体，做到深度入静，还可能实现“内观”，或称“反观内省”。通过内观可以获得许多外观和反映论所不能得到的知识。
其次，既然主客一体，相伴相随，主体就应尊重外物，不应加以控制、切割、隔离。对待外物只能采取“顺”的方式，在顺随外物自然运演的过程中，去发现它们的规律。如果做实验，也是在维护对象自然整体彻底开放的状态下进行。这样所揭示的规律属于事物的自然整体层面，也就是现象本身的规律。中国哲学和中医学所说的“阴阳”，就是天地万物和人之生命自然整体关系中最具纲纪性的关系。而以阴阳为总纲的自然关系之网，从自然整体的角度观察，难于分辨明晰的因果关系，它们处于复杂交错的互为因果的关系之中。所以，中医学和中国传统科学不以西方哲学的因果关系立论。而因果关系并非规律的唯一形式。
复次，从主客一体出发，即以时间为本位来观察世界。从时间角度看世界，万物作为整体则是一个自然衍生的过程，其部分是由整体所产生、分化、决定。因此，认识事物的重点在于研究其自然生化的过程，主要不是从部分看整体，而是从整体看部分。一切还原为物质实体构成的做法，虽然静态的部分构成清楚了，但动态的自然整体联系却被破坏而遗失了。中国传统的认识论正是要把握事物动态的自然整体联系。也就是说，中国的认识论不取物质实体方向，而着意研究事物(系统)自身内部、事物与宇宙环境、事物与认识主体之间自然存在的关系。这些关系具有无限性、变动性和随机性。因此，描述这些关系的概念体系也必须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但又不失动态的稳定性和规律性，即所谓“变中之常”。这样的概念体系，就其对自然整体之复杂动态关系网的描述，要求做到清晰、准确，但其内涵又必须留有随机变化的足够空间，因而带有极大的灵活性。概念的这种特点由事物之自然整体状态所决定，而绝非不科学的表现。
中医学正是这条认识路线的集中体现，用老子的话即“道法自然”。阴阳五行是人身五脏六腑和天地万物共同受制的规律性的基本关系，脏象经络和各种辩证法则则是人之活的生命在自然整体状态下所呈现的规律。所以，中医治疗不是去寻找和祛除物质实体的病因、病灶，而是通过调整和恢复人之健康生命的自然整体关系，激发人身自有的康复机能，使病因不在体内生存，病灶得以自然痊愈。同理，中医哲学的任务，就是要阐明并进一步开发体现在中医学中的这条中国式的认识路线。
三、中医哲学中的认识论具有不朽的生命力
毋庸置疑，发源于西方的现代科学取得了辉煌成就，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生活便利，同时也产生了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巨大负面效应。究其根源，则在于它以“主客对立”为认识的出发点和一切行为的基础。由主客对立产生了物质科学，同时也使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己的关系遭受无情的破坏。
对物质实体的发现及研究有其必要和成功的一面，但这样的认识绝不是万能的。西医学走这一条路，虽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面对奇妙的生命也遇到了许多难于克服的困难。据21世纪初报道，美国的医疗费用高居世界之冠，而化学合成药物的副作用等医疗事故已成为美国人死亡的第三杀手。
中国式认识论从主客相融一体出发，所把握的是事物自然整体层面的规律。运用这些规律可以避免上述西方科技的缺失，有望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当然，中国的认识论和科技传统也不是万能的，也有天然的局限。但是，事物的自然整体层面是客观存在的现实，从大宇宙观看，它与物质实体同样具有独立本体的意义，对事物的形成、变化和演进起着决定性作用。这种对天地万物自然整体关系的掌握方式，是以主客对立为基础的西方科学所不能代替的。
自1840年至今，许多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鸦片战争的失败是中国文化的失败，是中国传统科学落后的结果，甚至根本否认中国有自己的科学，因而力主全盘西化。然而，从中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角度看，这一观点是极其片面的。鸦片战争的失败只是清政府的失败，绝不能以此来全面否定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科学。以战争的胜负或一时的兴衰来判定某种文化和某种科学先进与否，是一种比较的错位。中医哲学昭示我们，文化是多元的，科学也是多元的。不同元的文化与科学，各有其特殊价值，不能相互取代。历史实践证明，包括中医学及中医哲学在内的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科学，依然具有不朽的生命力。
〔刘长林(1941—)，男，北京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研究〕
中医学生命模型的特征和意义
张其成
(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人文学系，北京 100029)
中医哲学首先要研究中医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这个问题研究好了，对认识论、方法论可能是一个革命。中医为什么要用整体综合的方法，而不是分析还原的方法？中医为什么要用象数、阴阳五行来构建藏象学说、经络学说、体质学说、病因病机学说、证候学说以及药物的四气五味学说、方剂的君臣佐使学说？中医学的这套认识方法究竟有没有意义？按照这种认识方法究竟能不能揭开生命的秘密？这是中医哲学应当研究的重点问题。现在占主流的哲学家认为，认识的主体和客体应该分开，但中医认识生命却要内求、内视、内观，主客体合一，这种认识方法千百年来被证明是有效的，这对哲学认识论是不是一个挑战？
中医哲学研究的另一个重点问题是中医的本体论和生命观。中医关于生命的一个重要学说是“气”，中医将生命分成精气神或形气神三个层面。“气”是生命的本原，是精和神的中介，介于有形和无形之间，并偏向于无形。在“气”的层面，还有很多现代科学所解释不了的地方，而这一点恰恰是中医的精髓。儒释道哲学偏重于社会政治层面，而中医则偏重于生命科学层面，这在异常生命的认识上大大丰富了中国哲学的内涵。
中医学与西医学的生命观截然不同，中医采用虚性的“思维模型”方法，西医采用实性的“物质模型”方法，这正是中西医的本质差别之所在[1]。笔者认为，中医学的生命模型可以概括为“气—阴阳—五行”模型。
一、“气—阴阳—五行”模型是中医学最基本的生命模型
“气”在中医学中不仅是表示生命本原的范畴，而且是一个表示生命构成的模型。“气”字在甲骨文中已经出现，原指气体状态的存在物，如云气、蒸气、烟气以及风等。到了西周时期，“气”已从表示有形可感的实物转变为无形的抽象概念。中医学的“气”虽然有的场合具有实指的意义，但气非形体却是形体之本，“气”成为生命实体的初始化模型，具有超形态性和功能性，是中医学生命模型的基点。
“阴阳”在中医学中除了表示物质实体外，主要是一种思维模型。“阴阳”原本是指阳光照射不到与照射得到的地方。后指相互对待的两个实体，如日月、天地、水火、血气、魂魄、男女等。到西周时期，“阴阳”指无形的二“气”，这一抽象和无形的“气”，初步具有了哲学意味。在《黄帝内经》中，无论是作为生理学、病理学基础的藏象学说、经络学说，还是作为诊断学、治疗学基础的四诊、八纲、证候、本标、正邪等学说，均是阴阳思维模型的运用。中医运用“阴阳”以阐释人体生理功能，人体病理变化、疾病的诊断辨证、治疗原则以及药物的性能。用阴阳的对立制约、互根互用、消长平衡及相互转化来阐释人体生命现象、生命活动的客观规律以及人体与自然相应的整体联系。阴阳模型是中医的最基本模型。
“五行”模型是中医解释人体生命的分类及相互联系的模型。中医按照五行模型将人体生命作“五”的功能分类和概括，并用五行的生克乖侮、亢害承制来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现象及其变化规律，进而说明诊断、辨证和治疗原则。在五行模型中，五行与五脏的配属为中心，五行是个纽带，将器官(五官)、形体(五体)、情志(五志)、声音(五声)以及方位(五方)、季节(五时)、颜色(五色)、味道(五味)、生化(五化)等纳入其中，以此说明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人本身的整体性。五行的生克乖侮是事物联系、人体功能活动联系的法则。在生理上，五行相生、相克说明脏腑之间正常的资生与制约的联系，五脏中每一脏都具有生我、我生、克我、我克的生理联系，这种联系把五脏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黄帝内经》将“气”模型、“五行”模型与“阴阳”模型相结合，共同构成阐释生命现象和生命规律的综合模型。“气—阴阳—五行”是一个三级合一的思维模型，三者之间具有互换性。气、阴阳、五行互为补充、互为印证。从气的角度看，阴阳是二气，五行是五气；从阴阳角度看，气是阴阳的未分状态，五行是阴阳的分化状态；从五行角度看，气是五行的起点，阴阳是五行的基础。气—阴阳—五行是一个逐渐生成和分化的过程，是三个不同的层次。《黄帝内经》根据人体的实际情况对阴阳作了有限的划分，其中“三阴三阳”是中医的发明。从某种意义上说，五行也是阴阳所化生，五行就是两对阴阳(水与火、木与金)加上中土。
二、中医学生命模型的特征
1.“气—阴阳—五行”模型是超形态的功能模型
“气—阴阳—五行”模型具有虚实结合、以虚为主，体用结合、以用为主的特征，从本质上说是一种非实体的、虚性思维模型，已从物质实体转变为功能实在。虽然“气”“阴阳”“五行”最早都表示特定的物质实体，而一旦成为一种思维模型，成为一个哲学范畴，并被中医广泛运用时，就不再指有形态结构的物质、实体，而是指超越形体的功能和属性。如在《黄帝内经》中，“气”的主要功能是：气是天地万物的本原，是生命的基本条件，是天地万物感应的中介。“阴阳”从单纯指背阴、向阳的实体转变为两种相反、相对的功能属性，凡具有推动、温煦、兴奋、发散、上升的功能，则属于“阳”；凡具有静止、寒冷、抑制、凝聚、下降的功能，则属于“阴”。“五行”从五种实体的元素材料转变为五种基本功能属性、五种分类原则。《黄帝内经》建立的五藏系统，是五行模型作用的结果，表示人体生命五类功能体系。按照这一模型，中医建立的五藏并不是人体解剖形态上的肝、心、脾、肺、肾五个形态脏器，而是具有五种相关功能的多个脏器的组合，这样组合起来的“五脏”显然是超形态的。
2.“气—阴阳—五行”模型是关系性思维模型
“气—阴阳—五行”表示的是关系实在，属于关系性思维，它注重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事物内部部分与部分的关系，超过了注重事物的形体及事物的内在构造。如“气”往往表示联系万事万物、联系每一物体内部各部分的中介。物体与物体之间、每一个物体内部都充满了气，在气的作用下，万物相互感应，相互融和，才成为一个合一的大整体，每一个事物才成为一个内部互有关联的整体。“阴阳”也是一种关系，阴阳的关系有：阴阳互根，阴阳互动，阴阳消息，阴阳交感，阴阳互制，阴阳争扰，阴阳转化，阴阳胜复，等等。“五行”更是一种关系模型，五行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五行生克、五行乖侮、五行胜复、五行制化等。笔者认为，与西方的“四行”(水、火、土、气)、印度的“四大”(地、水、火、风)相比，“五行”为什么更为高明、流传更久？其原因不是比“四行”多分出一行就更精细，而是五行建构了彼此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就是说，五行的价值不是体现在分类学上的，而是体现在思维方式上的。
3.“气—阴阳—五行”模型是相对性模型
“气—阴阳—五行”模型是一个相对性模型。如“阴阳”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首先，“阴阳”随着比较标准的改变而改变。阴阳是通过比较来确定的，单一方面无法定阴阳，没有比较标准也不能定阴阳；比较标准不同，所作出的阴阳判断也不同。其次，阴阳随着关系的改变而改变。阴阳并非是实体，也不是事物所固有的本质，阴阳表示的是事物之间的关系。如在男与女这组关系中，男是阳，女是阴；而在父母与子女这组关系中，女(母)则为阳，男(子)则为阴。复次，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因为阴阳是层层可分的，阴阳中复有阴阳。如昼为阳，夜为阴；昼中，上午为阳(阳中之阳)，下午为阴(阳中之阴)；夜中，前半夜为阴(阴中之阴)，后半夜为阳(阴中之阳)。再如“五行”，同样要随比较标准和彼此关系的改变而改变，同样具有每一行兼含“五行”的现象。至于“气”的相对性则表现在其动态性上，《黄帝内经》中的“气”具有运动不息、变化不止、连续不断的特性。气的运动形式称为“气机”，气机必然产生各种变化，从而化生天地万物，称为“气化”。气无形质而可以渗透、贯穿到一切有形质的事物之中，无处不入，无时不入；同时，气又可以吸收其他事物的成分而组成各种各样的气。
4.“气—阴阳—五行”模型是全息性模型
“气—阴阳—五行”模型具有全息性、整体性、普遍性。仅以藏象学说为例，五脏的整体性表现为两方面，一是五脏一体，二是人天一体。五脏中的任何一脏都蕴藏着其他各脏以及人的整个生命体的信息。中国古代即有五脏互藏之说。如明代张介宾的“五脏各具五行之妙”和“五藏各兼五气”，周慎斋的“各脏皆有脾胃”，清代何梦瑶的“五藏各具五行”，都说明每一脏都包含了五脏的信息。除此之外，每一脏腑还蕴涵宇宙自然的信息，这是天人相应、天人合一思想的反映。
“气—阴阳—五行”模型还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思维模型，“气”至大而无外，至小而无内，充盈宇宙万物之中。《黄帝内经》认为：“气始而生化，气散而有形，气布而蕃育，气终而象变，其致一也。”(《五常政大论》)气不仅生成万物，而且充斥于万物生长化藏的整个过程当中，连贯而不间断。天地万物皆含阴阳五行之气，阴阳五行作为特殊的分类方法，则可以运用于世界万事万物。
5.“气—阴阳—五行”模型是重时轻空的模型
“气—阴阳—五行”模型具有时序性特征，时空合一，重时间属性，轻空间属性。“气”的运动变化具有时间属性，“阴阳”的对待、转化、流行也具有时间属性。“五行”常用来表示五类事物之间的排列次序和变化过程。《尚书·洪范》“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的次序，被后世用来说明事物发展的节律和周期。但五行的次序并不固定，如何排列往往与社会历史、一年四季相配合，并用来说明各自的循环周期和兴衰变化。不同的五行次序往往反映不同的宇宙发生观和事物运动周期观。《黄帝内经》也用了多种次序，有的用相生次序，有的用相克次序。五脏模型具有很强的时序性，依据五行空间方位规定，五脏的空间部位是心(火)上，肾(水)下，肝(木)左，肺(金)右，脾(土)中央，这种空间排列显然不同于人体解剖生理学上的脏器排列，而是一种时序性排列。《黄帝内经》早就提出“四时五脏阴阳”之说，近代名医恽铁樵也说，五藏“非血肉之五藏，乃四时之五藏也”。五脏功能系统实际上反映了自然界四时的阴阳消长变化的时间节律。
三、中医学生命模型的意义
人体生命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气—阴阳—五行”模型有助于揭示生命的整体性、动态性、开放性、自相似性、自组织性的本质。
“气—阴阳—五行”模型从整体出发，立足于整体来分析部分以及部分之间的关系，通过对部分的分析来达到对整体的理解，如五行—五脏模型揭示了脏与脏、脏与腑的复杂关系，说明五脏是不可分割的，五脏之间彼此联系才突现生命功能的新质。此外，五脏还与时间、空间等体外信息相互对应，构成了一个内外沟通的有机整体。五脏学说的最大特点是把人看成是动态的“活系统”，五脏之间的生克制化维持人的动态平衡。五脏之间的乖侮逆行打破人的动态平衡，中医就是调整五脏模型，使之从不平衡到相对平衡。五行—五脏模型，可以说是最优化的结果。为什么不把人的功能结构系统分为六脏、七脏，而最终选定五行模型？这固然有文化观念的因素，但也是古人在经过理性选择、临床验证之后的最优化选择。所以，五脏模型是对人体功能的简化和理想化产物。
总之，西医采用生物医学模式，而中医则取大生态、大生命的医学模式。在思维方法上，西医采用纵向的、机械的、还原分析的方法，导致对人的认识从器官、组织、细胞到DNA、RNA，注重生命微观的纵深探讨，在形态、结构、细节上达到相当的高度。中医采用横向的、有机的、整合的方法，从整体、宏观、功能、动态、联系上认知生命，因而在对生命复杂现象的直觉观测、灵性感悟、整体把握上具有较强优势。
〔张其成(1959—)，男，安徽省歙县人，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人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和中医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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