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秀莲[1]2004年在《中国—东盟国际产业转移问题的研究——兼论广西的对策》文中研究指明国际产业转移是指国家间的产业转移，它主要是通过资本的国际流动和国际投资实现的。国际产业转移对国际贸易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对输出国和输入国有着有利和不利的双重影响，二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使得国际产业转移经历了叁次重大的变化，并正在继续影响着世界各国。本文通过对国际产业转移理论的研究以及对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各自的国际产业转移的实践和效果，提出了理论和实践对中国—东盟的国际产业转移所带来的启示。在上述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和东盟开展产业转移的现状特征，指出了双方产业转移的基础，双方的产业转移的规模有所增长、转移的方式多样化，分析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组建后对国际产业转移的影响：加速产业转移的区域内部化、加大产业转移的规模、促进产业结构趋向优化和升级等，并探讨了中国—东盟产业转移的模式；最后分析了广西在中国—东盟国际产业转移中的地位：广西由中国西南大通道变成国际大通道，广西作为中国西南最便捷的出海、出边的枢纽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并成为中国内陆地区连接东盟市场的重要通道，提出了广西在中国—东盟国际产业转移中的对策：再造投资软硬环境、进一步扩大国际产业转移的吸纳规模；大力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等。
吴世韶[2]2011年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日益为学界和政界所关注。但由于政治制度、历史文化、宗教与民族矛盾以及发展程度等各不相同,大国关系异常复杂,东亚地区以地区一体化为导向的区域经济合作困难重重。作为一种替代,次区域经济合作在东南亚地区应运而生。自“新柔廖增长叁角”发起以来,东南亚地区和中国周边的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风生水起,倡议不断——次区域经济合作成为地区各国的优先选择,尤以亚洲开发银行发起主导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成效最为显着。论文在严格界定“次区域经济合作”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对以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GMS)为代表的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进程进行研究,指出该合作的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合作地域不断扩大,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合作程度不断加深,呈现出合作的“进化”现象。接着,论文探讨了次区域经济合作发生发展的内外条件：由于地缘邻接和资源互补,次区域地区在合作各方采取开放与合作政策的环境下,经由跨境民族的跨境流动,推动边界由“屏蔽效应”向“中介效应”转变,使边境地区由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边缘成为地区经济新的增长点,实现了次区域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论文还发现：域外国际组织在次区域经济合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亚行是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发展资金的提供者、次区域合作的催化剂和中介),而域外大国在次区域地区的地缘竞争由于对次区域经济合作规范的认同而导向了地缘合作,使其不自觉地成为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外部推动力。论文在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次区域经济合作效用评估的基础上,对该合作在当前所面临的困难进行了剖析。论文指出：次区域内国家间的政治经济矛盾和次区域外国家和组织的地缘政治经济竞争所带来的利益分配问题是当前问题的核心。因此,论文提出了通过提升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地位,从国家大战略层面与合作参与各方实现利益共享,以推动我国与东南亚国家间次区域经济合作进一步发展的路径。随后,论文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经验进行了总结,认为：发展是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初始出发点,和平的周边环境与共同发展的政策取向是次区域经济合作成功的必要条件,在此基础上,建构地区认同与形成共同获益是次区域经济合作得以发展的根本原因,而中国的积极参与是次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在此基础上,论文最后对解释次区域经济合作现象的理论框架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提出了建构一个“地缘政治经济学”解释框架的观点——次区域地区各方在国际组织的推动下利用该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通过建构合作文化,推动次区域地区在不同层次和不同领域开展合作,从而建构起相应的合作规范,并引导次区域外大国和国际组织认同该规范,最终实现次区域地区经济社会的共同发展。
曹珂[3]2007年在《广西与东盟经济互动方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经济互动是指不同国家(或地区)间为发展开放型经济而利用现实的与潜在的相互依赖关系，开展多方面的经济合作，并在合作中推进相互依赖的综合动向。2002年11月，在柬埔寨金边召开的中国与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上，中国和东盟各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该协议已于2003年1月1日开始实施，根据协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于201 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和发展为广西与东盟国家发展经贸关系提供了非常广阔的前景。因此，研究广西与东盟各国如何依据现有条件，发挥各自优势，选取合适的方式，形成广西与东盟的经济互动，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本文将在分析广西与东盟实现经济互动的条件的基础上，着重探讨广西与东盟经济互动的主要方式和运用这些方式的主要领域，最后，对广西与东盟经济互动的形成与发展提出政策建议。本文认为，由于广西与东盟之间存在实现经济互动的前提，有利条件和推进因素，因此，广西和东盟可通过运用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等方式，加强区域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实现经济互动。农业、矿产资源和能源开发、制造业和旅游业，是广西与东盟实现经济互动的主要领域。政府和企业应为广西与东盟实现经济互动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
李彬[4]2008年在《新形势下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对外开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得到国家的批准,发展经济和深化对外开放已经成为人们关于北部湾经济区的基本共识。随着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开发西部地区特别是北部湾这样西部较有发展潜力的地区,是实现我国经济平衡发展和共同富裕的需要。国际贸易的历史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经济实践证明,综合优势理论吸收了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的优点并摒弃了它们各自的缺陷,是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实践的理论指导。因此北部湾经济区的对外开放,必须在综合优势理论的指导之下,根据北部湾经济区的经济现状、历史机遇与挑战,采取合理的发展战略。在北部湾经济区经济发展起点低、规模小、对外开放仍处于相对落后状态这一现状的基础上,充分抓住北部湾经济区获得了国家的特殊关注、具有良好的区位优势和对外开放条件等历史机遇,应该采取合理的战略来应对国内外的政策环境、资源限制和竞争压力给北部湾经济区带来的挑战。为充分发挥综合优势,北部湾经济区应该通过精心培育主导产业、建构核心城市、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统一对内与对外开放、发展非公经济、加快走出去步伐、转变政府职能和实施科教兴国等发展战略,深化对外开放,促进经济发展,实现其历史使命。
何莉环[5]2008年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背景下的广西边境贸易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边境贸易的产生和发展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现象。多年的实践证明,在国与国之间边界封闭的条件下,边境贸易作为边境地区对外开放的窗口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在如何发展边境贸易的问题上我们遇到了新情况、新问题——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内部的边境贸易应该怎样发展?归根结底,也就是如何处理边境开放条件下的边境贸易发展问题。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背景下广西边境贸易的发展问题是上述问题在我国的延伸和表现。围绕这个主题,本文从边境贸易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研究出发,在此基础上运用科学的计量方法对广西边境贸易的现状以及这几年迅速增长的原因进行分析。从而导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引起近期广西边境贸易飞速发展的一大原因。然后重点探讨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广西边境贸易的影响,并且结合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国际上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内部边境贸易发展的经验对比以及广西边境贸易目前的情况这叁方面着重分析了是正面影响占主导还是负面影响占主导?得出的结论是:从近期来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广西边境贸易主要是起积极的促进作用;从长远来看,对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广西边境贸易和边境经济发展带来的推动作用到底有多大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和研究。同时,推翻了当前人们普遍持有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会使广西边境贸易失去原有的竞争优势,边境贸易的发展前景不容乐观”的观点。最后,本文针对广西边境贸易的下一步发展,提出了要把广西边境贸易的发展推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高度,也就是把广西边境贸易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发展结合起来,利用双边多种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来共建和谐边境经济带的发展构想,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陈文慧[6]2008年在《中国与东盟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新路径》文中提出中国和大部分东盟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在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和资源禀赋上有着很大的相似性,随着双方合作的不断深入,这种相似性极大阻碍双方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和东盟如何减少相互之间的竞争和摩擦,加强经济贸易合作,争取在产业层次上拉开距离,或者在同一层次上展开不同的专业化分工和差异化营销,实现产业升级,赢得更多的利益,是双方面临的问题。在产业全球化背景下,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不再仅仅是简单地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升级转换,而且还包含由同一产业内部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环节的升级转换。按照同一产品的不同工序或零部件的不同技术含量进行分工,就是产品内分工。产品内分工使产品的价值创造环节分散于不同国家和地区,国与国之间的优势更多体现为价值链上某一特定环节上的优势,从而导致国与国之间按价值链不同环节分工,这无疑为中国和东盟国家嵌入价值创造环节,提高生产和创新能力,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带来了机遇。产品内分工研究,是原有中国—东盟产业内分工研究在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化的背景下的继续。基于此,本论文拟从产品内分工的角度,来探讨中国与东盟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新路径。论文共分为四部分展开:首先通过对中国与东盟国家产业结构现状及其特点进行研究,指出长期以来双方产业结构上存在的问题,强调了产业结构调整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其次介绍产品内分工的界定、基本内涵和发展现状,探讨产品内国际分工形态下的产业升级含义;再对中国与东盟国家产品内分工发展现况进行实证研究,表明目前中国与东盟国家国际分工模式正向产品内分工演变,而分工模式的转变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最后,基于产品内分工视角下,文章深入探讨了提升中国与东盟国家产业发展水平的新路径与对策。目前,中国与东盟国家正积极参加国际产品内分工,促使本国的产业结构趋向合理化和高效化,减少双方之间业已存在的竞争和摩擦,从而有效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本论文的研究成果对拓展和深化中国与东盟国家区域分工,促进双边贸易可持续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阎晓东[7]2005年在《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沿海地区是我国参与国际产业竞争的主力军,是我国经济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后,沿海地区产业发展进入关键时期。世界新一轮产业分工、国内消费结构升级和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等为沿海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创造了机遇。沿海地区也存在外源性经济大而不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薄弱、人才的素质结构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区域发展不平衡等困难与挑战。 本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从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动因和外部影响因素出发,重点研究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中的演进模式与发展战略选择、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劳动力市场建设、区域经济合作等关键环节。通过分析当前沿海地区产业升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借鉴国际经验,提出了促进沿海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对策建议。 本文认为,沿海地区应突破雁形演进模式的束缚,实施竞争优势战略,通过建立健全技术创新体系、提高劳动力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加强沿海地区与内地的互补合作,促进沿海地区实现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周映萍[8]2010年在《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环北部湾海陆统筹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海陆统筹是近年来一些沿海省市制定海洋区域规划时提出的一个发展战略,它是指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综合考虑海、陆资源的特点,系统考察海陆经济功能、生态功能和社会功能,在海、陆资源环境生态系统的承载力、社会经济系统的活力等基础上,以海陆两方面协调为基础进行区域发展规划、计划的编制及执行工作,以便充分发挥海陆互动作用,从而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和谐、健康发展[1]。环北部湾地区位于我国东、中、西叁大地带在南方的结合部,是我国与东南亚经贸合作的基地和桥梁,是西南与珠江叁角洲、港澳、华南经济一体化的纽带,是华南经济圈新兴的中心地域和大西南经济腾飞的龙头。环北部湾区位优势明显,海洋资源丰富,海洋经济发展迅速,同时,由于历史和客观因素的影响,环北部湾区域至今仍是经济欠发达的沿海地区。选择环北部湾地区进行海陆统筹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党的十六届叁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即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我们党以邓小平理论和“叁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的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蕴含着深远的理性思考和崭新的思维理念,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征,这为新时期、新形势下环北部湾区域海陆统筹问题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本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运用区域可持续发展等理论,系统研究环北部湾海陆统筹的现状和问题,提出了环北部湾海陆统筹发展战略的对策措施,这对于海陆统筹战略的实施将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文章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为绪论,从科学发展观视野下阐明环北部湾海陆统筹发展的背景、现实意义,并对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和评价,以及研究的主要方法、思路框架。第二章介绍了海陆统筹的相关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区域协调发展理论为指导,运用系统论、区域经济联系理论、增长极理论、梯度转移理论等构建了环北部湾海陆统筹的理论框架。第叁章分析了环北部湾海陆统筹的有利条件与机遇。第四章指出了环北部湾海陆统筹的问题。第五章提出了环北部湾海陆统筹的对策。第六章,结论。
张国军[9]2016年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变迁与中国对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中国要"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强双边多边经贸合作"。2012年11月,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中国要"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动同周边国家互联互通"。十八届叁中、五中全会进一步要求,立足周边,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形成辐射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2015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第一份关于自贸区建设的战略性、综合性文件——《关于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的若干意见》,从顶层设计了未来自贸区建设,明确提出了具体目标和措施。中国对推进自贸区建设工作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而对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变迁进行系统、深入研究有助于正确判断国际和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环境,找准中国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定位,有助于我国更好地实施和推进自贸区战略。基于此,本文研究了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变迁、主要参与方利益博弈及中国对策。本文认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若以1997年和2008年为界限,大致可以划分为叁个阶段:第一阶段(1989—1997年),这一时期以APEC为主导。APEC在这期间处于发展的鼎盛时期,确立了组织形式、宗旨、目标、合作原则等,提出了发展目标——茂物目标,对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和促进经济技术合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第二阶段(1997—2008年),这一时期以东盟为主导的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为特征。东盟建立了一系列"东盟+N"机制,包括"10+1"、"10+3"、"10+6"机制。东亚地区也因此形成了"小马拉大车"的合作格局。第叁阶段(2008年—至今),这一时期,美国遭受全球金融危机的重创,奥巴马上台后,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凭借TPP介入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自此,东盟主导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程被打破,东盟提出RCEP应对TPP的冲击。继之,在中国的倡导下,亚太各方于2014年APEC北京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决定对FTAAP进行联合战略研究,并一致同意尽快启动FTAAP进程。这样,亚太地区形成了 TPP与RCEP两大机制并存,同时酝酿推动FTAAP的局面。本文分为七章。第一章为绪论,介绍了选题背景及意义,有关研究概念的界定,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研究内容和论文结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创新和不足。第二章运用经济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结合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整体演变,分析了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形成及变迁。第叁章至第五章分别分析了 TPP、RCEP、APEC/FTAAP的发展演变及其对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变迁的影响。第六章结合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主要参与方的亚太战略,探讨其相互间的利益博弈,判断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未来发展趋势。第七章论述中国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现状,并结合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变迁情况及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中国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对策。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具体如下:第一,对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变迁的原因进行了国际政治经济分析。首先,亚太地区主要经济体在亚太地区的权力角逐引发了该地区经济合作机制的变迁。其次,全球金融危机打破了东亚和美国家之间既存的生产和消费的关系。美国强势推进TPP,搅乱了东盟主导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程,推动该区域经济合作机制进一步发生变迁。再次,APEC存在的问题致使其集体行动成本增加,运行效率低下,陷入了集体行动困境。各成员无奈之下转向其他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最后,亚太地区各国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伴随着多机制并存,竞争性合作。第二,厘清TPP、RCEP、APEC/FTAAP对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变迁的影响。TPP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赋予了新的元素,推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朝多元方向发展。TPP冲击了现存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催生了 RCEP,两大机制相互制衡;RCEP将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东盟主导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建设。RCEP加入门槛相对较低,为发展中国家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机会;APEC停滞不前引发了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变迁。FTAAP的提出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整合提供了目标。第叁,结合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主要参与方的亚太战略,分析其相互间的利益博弈,判断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未来发展趋势。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主要参与方的利益博弈表现在对东亚和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主导权的争夺上。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谋取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主导权,东盟推进"大国平衡"战略维持其在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主导权,日本在中、美之间搞平衡,角逐东亚乃至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主导权,韩国致力于成为连结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关键链条,印、澳、新积极融入亚太权力体系,期冀分得一杯羹。2015年,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明确指出,TPP和RCEP是未来实现FTAAP的基础。TPP、RCEP两大机制未来发展趋势存在叁种可能:RCEP逐步并入TPP后融合为FTAAP;TPP和RCEP趋同后融合成FTAAP;TPP和RCEP纳入FTAAP谈判。然而,未来的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如何发展,主要取决于主要参与方的利益博弈和亚太地区的现实发展需要。第四,基于中国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现状和之前章节的理论分析以及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中国未来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对策。使用综合贸易份额指数、拓展后的贸易密集指数、HM指数分析了中国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主要参与方的贸易依赖程度,结合现有的关于TPP、RCEP、FTAAP对中国经济影响的CGE模型分析结果以及之前章节的理论分析,提出中国未来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对策:多层次、全方位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建设高水平自贸区,推进自贸协定深度一体化;妥善处理中美关系,积极探索双边合作途径。
陈锴[10]2009年在《中国—东盟地缘经济关系研究》文中提出地缘经济是在特定时代的生产力条件和地缘空间影响之下,由经济行为体通过地理环境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各种地缘经济关系有机组合而成。从广义来看,地缘经济是以特定地缘空间范围内的国家为行为主体,研究行为主体之间经济关系的地缘学科。从狭义来看,地缘经济是指特定地缘空间内的国家行为主体,通过经济互动来谋求国家利益的地缘关系。本文研究的是狭义范畴的地缘经济。由此推究,地缘经济关系是国家行为主体之间以地理要素为纽带,在地理空间中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国际经济关系。具体而言,本文研究的地缘经济关系在客观上可以分为叁个层次:其一,自然毗邻国家之间的地缘经济关系;其二,次区域毗邻国家之间的地缘经济关系;其叁,基于陆地接壤而形成的边境贸易投资关系。此外,从战略层面来看,对于特定地缘空间内的国家行为主体而言(例如中国和东盟),基于特定的陆路或水路战略通道(例如马六甲海峡)会形成相应的地缘经济战略关系。本文共分为九大部分。前言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意义,即从地缘经济角度为中国地缘经济研究提供重要案例并推动21世纪初中国地缘经济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关于本文的基本研究方法,以和平发展和新安全观为基点,汲取西方地缘政治经济理论(例如批判性地缘政治学和边缘地带理论)以及区域经济学非均衡发展理论(例如增长极理论、点轴理论和梯度推移理论)的可取之处。在第一章至第叁章,本文回顾了中外学界在地缘经济领域的研究成果,并总结了前辈研究的不足之处。其中,西方学者以权力、利益为研究基础,关注大国经济竞争,兼顾国内利益集团的研究;中国学者偏重于构建以和平发展为导向的地缘经济理论,东盟学者侧重于次区域地缘经济合作模式的研究。其中多数研究成果借助西方地缘经济理论,着重研究区域层面的大国地缘经济关系,尚未出现系统的原创性理论。本文认为,争取在中层或微观层面实现地缘经济理论创新更符合该理论的发展现状。在此基础之上,本文分析了美、日、印等大国对于亚洲地缘经济政治结构的影响,结合中国和东盟所处的地缘环境,分析双方存在的地缘经济优势与地缘政治劣势,继而从地缘经济视角阐析中国与东盟地缘经济合作的动因。在第四章至第六章,本文从区域层次、次区域层次以及边境地区等叁个不同层次切入,阐析中国-东盟地缘经济合作在贸易、投资、金融等不同领域的相应体现。与此同时,本文剖析了中国—东盟地缘经济合作面临的诸多机遇和挑战:从经贸合作层次来看,人民币的区域结算货币地位仍有待巩固;从金融投资层面来看,双方需要进一步完善区域金融合作监督机制并改进区域贸易结算机制;从次区域经济合作层面来看,主要问题在于维持次区域内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突破资金、技术方面的瓶颈。第七章至第八章,本文针对中国-东盟地缘经济合作前景展开分析。本文认为,东盟与中国具有稳固的共同利益基础,这是双方地缘经济合作的支点。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概括了中国-东盟区域内地缘经济关系的总体表现特征,同时结合中国-东盟地缘经济合作的发展趋势提出适用于中国-东盟边境层次、次区域层次以及区域层次地缘经济合作的建设性构想。
参考文献：
[1]. 中国—东盟国际产业转移问题的研究——兼论广西的对策[D]. 陈秀莲. 广西大学. 2004
[2].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D]. 吴世韶. 华中师范大学. 2011
[3]. 广西与东盟经济互动方式研究[D]. 曹珂. 广西大学. 2007
[4]. 新形势下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对外开放研究[D]. 李彬. 广西大学. 2008
[5].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背景下的广西边境贸易发展研究[D]. 何莉环. 中南民族大学. 2008
[6]. 中国与东盟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新路径[D]. 陈文慧. 广西大学. 2008
[7]. 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研究[D]. 阎晓东. 福建师范大学. 2005
[8]. 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环北部湾海陆统筹问题研究[D]. 周映萍. 广东海洋大学. 2010
[9].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变迁与中国对策研究[D]. 张国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6
[10]. 中国—东盟地缘经济关系研究[D]. 陈锴.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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