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政府审计揭露问题数量、审计处理执行效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发展水平论文,效率论文,数量论文,地区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刘家义审计长在2008年提出建设“审计免疫系统”的科学理论。现代国家审计应当作为国家的“免疫系统”，而建设“审计免疫系统”主要应当注意把握审计的“批判性”和“建设性”功能。“批判性”是指审计揭露出问题和错误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审计查出问题的数量、涉及金额以及案件数量上；而“建设性”是指审计不仅要揭露问题，更要对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提升审计成果、促进改革体制、健全法制、完善制度、规范机制、强化管理、防范风险。提高经济社会运行质量和绩效，主要体现在审计处理执行的效率上。而我们在建设“审计免疫系统”的过程中，应当从哪些方面着手？如果要进一步促进我国政府审计“批判性”和“建设性”功能的提升，从增加审计经费方面着手是否有效？而审计经费的投入，又受到地方政府财力的制约（熊建华、李卓，2008）。也就是说，是否经济越发达或者审计经费越多，审计揭露的问题也越多？审计“批判性”与“建设性”功能更加能够得到发挥？
本文以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为研究主体，根据各地地方审计机关审计揭露的问题以及审计处理执行情况的统计数据，分别对审计“批判性”和“建设性”功能同地区GDP均值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审计揭露问题数量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比较密切，但对问题的执行效率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关系并不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我国政府审计发展存在的问题，并指出了“审计免疫系统”建设过程中应当引起注意的方面。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国家审计机关要具有“免疫系统”的功能，其不仅要揭露问题，更要对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提升审计成果，促进改革体制、健全法制、完善制度、规范机制、强化管理、防范风险，提高经济社会运行质量和绩效。也就是说，审计“免疫功能”可以分为两部分：批判性与建设性功能。“批判性功能”即审计机关在工作中能发现、揭示多少问题，“建设性功能”即审计机关在发现问题后所提出的建议意见有多少被采用执行。毫无疑问，“批判性”功能虽然是政府审计立足的根本，也是政府审计自出现以来一直具有的功能，但仅仅坚持“批判性”功能已经无法满足政府自我监督以及不断完善机制、防范风险和提高经济社会运行质量、绩效的目的。如果政府审计不能有效发挥“建设性”功能，必然造成“屡查屡犯”，审计机关忙于“救火”的局面，难以从制度层面根本的解决问题。我国政府审计的发展也将局限于“查漏”这一较低层次，难以发挥“补缺”的作用。
在我国的行政审计模式和双重领导体制下，地方审计机关发挥“免疫系统”功能，必须有足够的经费作为支撑。我国《审计法》第十一条规定：“审计机关履行职责所必需的经费，当列入财政预算，由本级人民政府予以保证。”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必然影响地方财政对审计的经费支持以及政府领导对审计的重视程度，但这种来自于行政体系的经费支撑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审计机关的独立性以及审计处理执行效率。一般来说，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财政对审计的经费支持也就越充足，地方政府领导对发挥审计的作用也就越重视。
那么，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投入能够从多大程度上帮助审计发挥作用？经济发展对审计的“批判性”和“建设性”功能分别有哪些影响？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地方审计机关揭露问题的数量以及审计处理执行效率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线性相关关系。
三、研究设计
1.变量设计。
（1）经济发展水平。本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政区划，选取了除香港、澳门和台湾以外的其余全部31个行政区划的GDP为经济发展水平的代表变量，分析中使用的GDP数据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的各地区2003-2007年GDP的算术平均数。
（2）审计揭露问题数量。本文选用各地方审计机关2003-2007年审计结果数据的算术平均数作为审计揭露问题数量的指标。各个指标的计算方法如表1所示。
（3）审计处理执行效率。选取各地方审计机关2003-2007年审计结果执行情况总数占审计结果总数的比例以及审计结果利用总数占审计提供信息总数的比例作为审计处理处理执行情况的指标。各个指标的计算方法如表2所示。
2.样本选择和数据收集。本文的样本是2003年至2007年各审计机关的审计数据统计，上述数据均来源于审计署官方网站的“统计数据”栏目，且各地GDP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根据以上设计，由于本文将审计执行水平分为18个指标，为了便于数据分析的相互比较，本文将上述18个指标再次归类为四部分：金额绝对数（指标1～5）、非金额绝对数（指标6～9）、金额相对数（指标10～14）以及非金额相对数（指标15～18）。
本文采用双变量回归分析的方法，分析比较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审计机关在上述方面是否与该地区GDP均值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相关统计指标意义如下：
（1）Pearson Corr，即皮氏积矩相关系数。用于表示GDP和对应统计指标之间的线性相关关系。该指标的数学意义如下：0～0.3代表变量间几乎没有线性相关关系；0.3～0.5代表变量间有弱线性相关关系；0.5～0.8代表变量间有中等程度线性相关关系；0.8～1代表变量有较强相关关系。
（2）Sig表示其相关系数检验的概率P值（显著性水平）。当Sig=n时，表示可以在1-n的置信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认为两个变量之间具有线性相关关系。
（3）Sig右上角的“*”表示统计结果满足的置信水平：**表示在α=0.01时可以拒绝原假设，认为两者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表示α=0.05时拒绝原假设，认为两者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四、统计分析
1.审计揭露问题的金额指标分析。
金额绝对数的统计分析结果见表3，表中数据显示：
（1）地方GDP与审计结果中“平均应上缴财政变量”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为0.587，检验概率P值近为0.001。这表示在99％的置信水平下可以认为两者有中等程度的线性相关关系。同时，当α=0.01时，认为两者不是零相关的。
（2）GDP与审计结果中“平均应减少财政拨款或补贴”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为0.500，检验概率P值为0.004。表示在99％的置信水平下可以认为两者有中等程度的线性相关关系。同时，当α=0.01时，认为两者不是零相关的。
（3）GDP与审计结果中“平均应归还原渠道资金”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为0.658，检验概率P值为零。这表示在99％的置信水平下可以认为两者有中等程度的线性相关关系。同时，当α=0.01时，认为两者不是零相关的。
（4）GDP与审计结果中“平均应调账处理金额”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为0.651，检验概率P值为零。这表示在99％的置信水平下可以认为两者有中等程度的线性相关关系。同时，当α=0.01时，认为两者不是零相关的。
（5）GDP与审计结果中“平均应自行纠正金额”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为0.683，检验概率P值为零。表示在99％的置信水平下可以认为两者有中等程度的线性相关关系。同时，当α=0.01时，认为两者不是零相关的。
综合上述结果，关于审计揭露问题中金额方面数据与地区GDP的关系，本文有如下结论：审计揭露问题的金额大小与地方GDP有比较明显的线性相关关系，这与本文的假设相符。
2.审计揭露问题的非金额指标分析。
非金额绝对数的统计分析结果见表4，表中数据显示：
（1）GDP与审计结果中平均移送司法机关案件数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为0.504，检验概率P值为0.004。这表示在99％的置信水平下可以认为两者有中等程度的线性相关关系。同时，当α=0.01时，认为两者不是零相关的。
（2）GDP与审计结果中平均移送纪检监察部门事项数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为0.473，检验概率P值为0.007。这表示在99％的置信水平下可以认为两者有中等程度的线性相关关系。同时，当α=0.01时，认为两者不是零相关的。
（3）GDP与审计结果中平均建议有关部门处理数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为0.608，检验概率P值为零。这表示在99％的置信水平下可以认为两者有中等程度的线性相关关系。同时，当α=0.01时，认为两者不是零相关的。
（4）GDP与平均应调账处理金额之间简单相关系数为0.564，检验概率P值为0.001。这表示在99％的置信水平下可以认为两者有中等程度的线性相关关系。同时，当α=0.01时，认为两者不是零相关的。
综合上述结果，关于审计揭露问题中非金额方面数据与地方GDP的关系，本文有如下结论：审计揭露问题的案件以及提供的信息数量与地方GDP有正向相关关系，这与本文的假设相符。
3.审计处理执行效率的金额指标分析。
金额相对数的统计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表中数据显示：
（1）GDP与审计处理执行效率中应上缴财政金额中已执行比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为0.242，说明两者之间存在弱线性相关关系，检验概率P值仅为0.189，不满足显著性检验的假设条件。在很大程度上不能确认变量间的弱相关关系。
（2）GDP与审计处理执行效率中应减少财政拨款或补贴中已执行比例变量间的简单相关系数为0.283，说明两者之间存在弱线性向相关关系，检验概率P值为0.122，不满足显著性检验的假设条件。在很大程度上不能确认变量间的弱线性相关关系。
（3）GDP与审计处理执行效率中应归还原渠道资金中已执行比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为0.128，说明两者之间存在弱线性相关关系，检验概率P值为0.492，不满足显著性检验的假设条件。在很大程度上不能确认变量间的弱线性相关关系。
（4）GDP与审计处理执行效率中应调账处理金额中已执行比例变量间的简单相关系数为0.027，说明两者之间几乎没有线性相关关系，检验概率P值为0.885，不满足显著性检验的假设条件。几乎不能确认变量间的微弱的线性相关关系。
（5）GDP与审计处理执行效率中应自行纠正金额中已执行比例变量之间简单相关系数为0.202，说明两者之间存在弱线性向相关关系，检验概率P值为0.277，不满足显著性检验的假设条件。在很大程度上不能确认变量间的弱线性相关关系。
综合上述结果，关于审计处理执行效率中金额方面数据与地区GDP的关系，本文有如下结论：审计处理执行效率的金额大小与地方GDP不具有明显的线性向相关关系，这与本文的假设不相符。
4.审计处理执行效率的非金额指标分析。
非金额绝对数的统计分析结果见表6，表中数据显示：
（1）GDP与审计处理执行效率中移送司法机关案件中已立案比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为0.371，说明两者之间存在弱正向相关关系，检验概率P值为0.040，表示在95％的置信水平下可以认为两者有弱线性相关关系。同时，当α=0.05时，认为两者不是零相关的。
（2）GDP与审计处理执行效率中移送纪检监察部门的已处理比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为0.228，说明两者之间存在弱正向相关关系，检验概率P值为0.217，不满足显著性检验的假设条件。在很大程度上不能确认变量间的弱线性相关关系。
（3）GDP与审计处理执行效率中建议有关部门处理事项中已落实比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为0.151，说明两者之间存在弱正向相关关系，检验概率P值为0.417，不满足显著性检验的假设条件。在很大程度上不能确认变量间的弱线性相关关系。
（4）GDP与审计处理执行效率中提供的信息被采用比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为0.290，说明两者之间存在弱正向相关关系，检验概率P值为0.113，不满足显著性检验的假设条件。在很大程度上不能确认变量间的弱线性相关关系。
综合上述结果，关于非金额相对数本文有如下结论：审计建设性中的非金额方面与地方GDP不具有正向相关关系，与本文的假设不相符。
五、结论与启示
刘家义审计长提出建设“审计免疫系统”的科学理论，无疑为我国未来政府审计建设提供了一个正确的方向。但在建设“审计免疫系统”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通过怎样的方式进一步增强审计“批判性”与“建设性”功能，保证审计职能不仅仅局限于发现问题，而是对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提升审计成果，促进改革体制、健全法制、完善制度、规范机制、强化管理、防范风险，提高经济社会运行质量和绩效，这是在建设“审计免疫系统”过程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一个核心问题。
本文预期，地方审计机关审计揭露问题的数量以及审计处理执行效率与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因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将决定地方财政对审计经费的支持程度以及地方政府领导对审计功能的重视程度，这又将促进审计数量和质量的提高。但根据公开的政府审计处理数据发现，地方审计机关审计揭露问题的数量与地区GDP存在中等程度的线性相关关系，而审计处理执行效率则与GDP几乎没有相关关系。这一违背本文假设的分析结果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目前阻碍我国政府审计职能转变、阻碍“审计免疫系统”进程的瓶颈并不是财政对审计支持的程度或政府有关领导对审计功能的重视程度不够，而是我国的政府审计体制和双重领导模式的存在导致审计处理难以得到有效执行，政府审计仍未脱离“屡审屡犯”的怪圈。
也有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干预是影响审计处理执行效率的显著因素（郑石桥、许莉，2011）。经济发展水平高而政府对审计的干预并不一定减少，这一观点为本文的研究发现做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但导致审计处理执行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无关这一现象的原因并不局限于此，由我国政府审计体制和双重领导模式导致的一系列问题都有可能促成这一结果的出现。
本文的分析结果也为我国未来政府审计职能的转变以及“审计免疫系统”的建立提供了合理建议。在建立“审计免疫系统”的过程中，“批判性”和“建设性”功能的发挥同等重要，在我国政府审计的现状下，“建设性”功能的提升更加紧迫。而本文已经证实加大财政投入或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对增强审计“建设性”功能的作用并不明显。对审计模式以及领导体制的探索、创新以及改革才是我国建设“审计免疫系统”工作的关键所在，也是我国政府审计职能转变、发挥更加广泛作用的关键问题。
【注】本文第一作者为南京审计学院政府审计处理执行效率课题研究组，其成员为黄俊晨、尤晟、华凡、朱星云、盛小川和曹露。第二作者与第三作者分别为南京审计学院的朱恒金与陈希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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