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政治思想比较撮要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撮要论文,中西论文,政治思想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内蕴于内圣外王之道，而近代以来的西方政治思想渊源于苏格拉底式的智慧。前者为封建专制提供了思想基础，后者为分权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内圣外王之道作为一种哲学伦理学很富有深义，但作为一种政治哲学或政治学却缺乏经验事实的支持。我们今天的政治体制改革步履维艰，其原因与内圣外王之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建立健全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要求在政治思想上告别内圣外王之道，吸取一点苏格拉底式的智慧。
关键词 内圣外王 自知无知 民主
中西政治思想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前者内蕴于内圣外王之道，而后者渊源于苏格拉底式智慧。内圣外王之道与苏格拉底式智慧各代表着对人性的根本不同的体认。本文将通过对比考察努力揭示出对当代政治具有启发意义的东西，希望能引发更加深入系统的比较研究。
一
梁启超说：“‘内圣外王之道’一语，包举中国学术之全体，其旨在于内足于资修养而外足以经世。”冯友兰说：“中国哲学之精神”就在“内圣外王之道”，“在中国哲学中，无论哪一家哪一派，都自以为讲‘内圣外王之道’”〔1〕。这在儒家思想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历代儒家思想家皆注重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认为“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2〕。这段引自《大学》的话，可算是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源头。
君子应以修身为本，修身是为了成为圣人，力争成为圣人或已成为圣人的君子切不可忘了治国平天下的使命。可见内圣外王之道是熔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于一炉的学问。内圣外王之道离不开关于人性的“性善说”。孟子认为，人皆有善端，而圣人可将此善端扩而充之，以至于“人伦之至”〔3〕。在孟子看来，“塗之人可以为禹”，或人人可以为尧禹，也就是说，无论什么人，只要肯在修身方面勤下功夫、狠下功夫，总可以成为圣人。这一信念对儒家学说至关重要，可以说是内圣外王之道的基石。
须具备两个条件才可称之为圣人。其一，道德上毫无瑕疵。圣人的道德修养已达“人伦之至”，故心如明镜，“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用现代语言说，即圣人绝无自私自利之心。其二，认知上绝无失误。如邵康节所说“圣也者，人之至者也。……何哉？谓其能以一心观万心，一身观万身，一物观万物，一世观万世焉。又谓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身代天事者焉。又谓其能以弥纶天地，出入造化，进退古今，表里人物者焉”〔4〕。可见，圣人具有无穷的智慧， 决不至于犯认知上的错误。
这么说，圣人尽善尽美，全智全能，几乎与西方人信仰的上帝相同。但中国人所说的圣人与上帝有一根本不同点，即圣人也是人，他有血有肉，亦有喜怒哀乐，而西方的上帝是超验实体。圣人虽有喜怒哀乐，但绝不至于感情用事，“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5〕。换言之，圣人“当喜者喜之，当怒者怒之，本体虚明，对于所喜怒之物，毫无粘滞执着，所以亦不为其所累也”〔6〕。即圣人的意志、情感与理性乃至于自然规律、社会规律（道或理）已和谐一致了，达此“天人合一”之境界，立身处事便能“从心所欲不逾矩”。
二
西方思想传统有根本不同的关于人的本性的观念，自古希腊苏格拉底起就有关于人的局限性的深切体认。
苏格拉底的故交凯勒丰有一回跑到德尔斐神庙，求神谕告诉他有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智慧。女祭司传下神谕说，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智慧了。苏格拉底得知这一神谕之后，心中暗想，神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自己明白自己无知，神为什么要说他是人间最智慧的人呢？他进而想，若能发现一位比自己更智慧的人，就可以到神那里去提出异议了。于是他遍访名人智士，结果发现那些自命不凡的人只是在某些方面比他智慧，其实并不真智慧。与他自己相比较，他认为自己还是比这些人好一点，因为这些人并无智慧，却自以为智慧，而他自己无智慧，也不自以为智慧。自知自己无知，这就是苏格拉底式智慧。苏格拉底最后确认神谕是正确的，并宣称，只有神才是真正智慧的，那个神谕的用意是，人的智慧没有多少价值。神谕说苏格拉底最有智慧，只是以苏格拉底的名字作例子，意思大约是说：“人们哪！象苏格拉底那样的人，发现自己的智慧真正说来毫无价值，那就是你们中间最智慧的了”〔7〕。这种苏格拉底式的智慧对西方思想影响至深。
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认为人生来就是有罪的，人只有终身侍奉上帝，才能救赎自己的灵魂，获得上帝的恩宠。凡俗的人绝不可能尽善尽美，更不可能全智全能。
近代以来，人文主义者和启蒙学者，一方面为争取人的解放而论证人的尊严，论证个人的自给自足，另一方面也有对人的局限性更明确的表述。在向封建等级制和神学意识形态发起攻势时，他们会以浪漫主义的笔调去歌颂人，但在为现实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谋划时，他们又有对人的局限性的深刻论述。他们往往以诗化的语言去争取人的解放，但他们用科学的方法去改造、重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
启蒙思想家大多既继承了苏格拉底式的智慧，又站在世俗的立场上承认了人的道德上的局限性。卢梭认为每个人的政治意见都受自私自利心的支配〔8〕。孟德斯鸠认为人只是个有限实体， 他是会陷入无知和错误的，正如一切有限的理智实体一样，他所具有的微弱的知识，也还要丧失〔9〕。他们大多认为人的这些局限性是无法克服的，如休谟所说的，“人们无法根本地救治自己或他人那种舍远图近的偏狭心理。他们不能改变自己的天性”〔10〕。
西方哲学传统，自苏格拉底始，经休谟，康德、皮尔士直至现代的波普，有对人的理性的局限性的越来越清晰的描述和论证。休谟首先指出人类日常生活和科学研究所不可或缺的归纳法不是可得到合理辩护的方法：康德论证人类理性所能把握的只是现象界的东西，而“自在之物”的本质是理性所无法企及的；皮尔士认为科学认识的优越性也只在于它能不断矫正自己的错误：波普则把人的局限性和人类知识的可错性当作知识论、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出发点。在波普看来，人极容易犯错误，但理性的人以不断地从错误中学习，科学正是通过不断从错误中学习而得以进步的，科学进步就表现为这样一种模式：科学家面对特定问题，以直觉方式提出猜想性假说，然后尽最大可能去挑剔其错误，即尽可能设计出观察或实验去反驳这个假说，若这个假说被观察或实验驳倒了，则科学家又面临新问题，进而要提出新假说，再进行新的检验假说的努力，科学知识就是这样在不断排除错误的努力中得以进步的。人类理性永远发现不了真理，而只能在排除错误的过程中无限接近于客观真理〔11〕。
可见，西方传统对人的本性的体认与中国传统的内圣外王之道正好相反：一、西方思想家不认为人可以成为道德上毫无瑕疵的人，洛克、休谟、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等自由主义思想家对这一点强调得最为鲜明；二、西方思想家不认为人可以成为全智全能、不犯错误的人，从苏格拉底直至波普等当代思想家都认为人是很容易犯错误的，这一点波普坚持得最为强烈，表述得最为引人注目。
三
从根本不同的关于人性的体认出发，中西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演化也表现为根本不同的轨迹。
遵循中国传统内圣外王之道的思路，道德修养达到圣人境界的人应该去治国平天下。另一方面，“政治上至高之位，必以最大之德居之，所谓天子，必圣人乃可为之”〔12〕。圣人成为君王便为圣王。圣王在道德上绝无瑕疵，故人民不必担心他会以权谋私，他道德上的完善已决定他会全心全意地为百姓谋福利，他会始终不渝地推行仁政爱民如子。圣王具有无穷智慧，所以决不至于犯决策上的错误，所以臣民跟着他决不会有错。圣王执政自然政通人和、国泰民安，所以人们不必像近代西方人那样总想着对君王的权力进行限制。现实中可能并不是圣王执政，但中国人对清明政治和太平天下的希冀总依附于对出现圣王的希冀。再加上传统儒学一向相信“塗之人可以为禹”， 即对人可通过修身而成为圣人笃信不移，所以即使在从未出现过什么圣王，也未想到要以权力制衡的办法去建立一种较为公平的社会制度。可见，内圣外王之道是中国几千年“人治”的思想文化根源。
西方人从完全不同的前提出发，有完全不同的政治思考和政治实践。休谟说：“我们既然不能改变或改正我们天性中任何重要的性质，所以我们所能做到的最大限度只是改变我们的外在条件和状况，使遵守正义法则成为我们的最切近的利益，而破坏正义法则成为我们的最辽远的利益”〔13〕。由人的道德和理智的不完善性可推导出这样的结论：权力是危险的！因为权力总是某个或某些具体个人的权力，而个人无论在道德上还是在认知上都是有局限性的，他很容易滥用自己的权力。于是，孟德斯鸠说：“我们有一条颠扑不破的经验：凡是有权力的人，总要滥用权力，非碰到限度不止”〔14〕。那么该如何避免或尽可能减少权力的滥用呢？在洛克、休谟、孟德斯鸠等人看来，“为了使人们不致滥用权力，必须作出妥善安排，以权力牵掣权力”〔15〕。现代西方思想家特别强调承认人的认知上的局限性对于政治思维的重要性。如著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所指出的，“从对个人知识的局限性的认识，以及从任何个人或一小群人都无法知道为某些其他人所熟知的事情这一事实中”，可得出一个具有重要实践意义的结论：“需要对所有的强权或专制给以严格的限制”〔16〕。既然任何个人识见都不完全，任何个人都不可能完全拥有所有他人所具有的知识，那么以制度限制掌握权力的人，以制度迫使他们倾听他人意见，且当他们一意孤行时，以制度为依据去罢免他们，就是极为合理且非常必要的社会要求了。即使掌握权力的人道德上毫无瑕疵，也不应让他握有无限的权力。这就是西方近代以来分权制的思想前提。
四
儒学的内圣外王之道，从总体上说深沉厚重、博大圆融，内蕴极其丰富。它昭示于人的是极高的精神境界，其成就主要是哲学上的，而不是科学上的。在今天东西方思想的交流和对话中，它应该也可以对人类有一份独特的精神启示。近代以来，西方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居主导地位，在这种思维模式制约下，人类总把自然当作征服对象，然而对自然的征服已使人类面对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的破坏等深重灾难。中国传统的内圣外王之道内含天人合一观念，人的精神修养的最高境界，便是天人合一境界，这种思维模式和精神追求，与西方思想中主客二分、扩张于外的模式正相反对，所以，内圣外王之道作为一种人生哲学或可对纠正西方思想中的某些错误作出贡献。若全世界绝大部分人皆极看重精神生活，勤在精神的内在超越上用功夫，并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那么消除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对峙当是不成问题的事。然而就人类的现状来看，这还只是个精神乌托邦。人类目前尚沉溺于工业文明的物质享乐之中，很少有人顾得上精神追求，更不用说追求天人合一境界了。待人类纵欲过久而又饱受自然报复的苦头之后，才可能幡然猛省，到那时儒家（以及道家）所倡的天人合一或许会引起普遍重视，就此而言儒家学说确如梁漱溟先生所言，属“人类未来文化在古代东方出现之早熟品”〔17〕。
作为政治哲学和政治学的内圣外王之道却失误较多。政治涉及公共事务和权力的运用，所以政治思维应该是科学的，来不得半点的浪漫，这与哲学不同。从科学思维的角度看，我们应对复杂的社会现象进行分门别类的分析研究。近代以来，西方思想家在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之间划出了一个界限，凡属个人生活的事，皆由个人自由选择，但对公共事业却必须谨慎从事。政教分离之后，信不信宗教，信什么宗教，采取什么人生观、价值观，信奉什么哲学，纯属个人的事，但有一条必须牢记：不可侵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公益。与此相应，西方思想家们在哲学与政治学、神学与政治学、伦理学与政治学、伦理学与法学之间皆划出界限。传统儒学的内圣外王之道与西方近代以来的思想相比，有博大圆融之优长，却无分析解剖之精确，因为它熔哲学、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等学说于一炉，重视对社会与人生的整体把握，缺乏对社会生活的入微分析。这是它在政治思维方面未达到科学水平的方法论上的原因。
“塗之人可以为禹”可作为一种精神哲学和伦理学的前提，但不可作为政治思维的基石。实际上有多少人可以达到圣人境界，是根本说不准也说不清的事情，所以古代中国人将政治清明寄望于圣王的出现，是以浪漫、善良的愿望取代或压抑了政治上的科学思维。与传统中国儒学相较，近代以来西方的政治思维就较为脚踏实地。人总有局限性，杰出人物也不例外，故任何人掌握权力都可能滥用权力，所以要实行分权制度，以权力制约权力，比较起来可以概括地说，中国人受内圣外王之道指引，其政治努力以向内的精神超越为基础，儒家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圣王执掌天下，万民和顺，自然政治清明、民风淳厚，以“修身为本”的政治是向内“治心”的政治。而西方人受苏格拉底式智慧启示，其政治努力以向外的环境改造为目的，如休谟所说的，我们既然无法改变我们天性中任何重要的性质，那么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改变我们的外在条件和状况。也就是改变人所处的社会结构，使权力的滥用和犯罪受到制度的限制，这种以法制为本的政治是外向治人的政治。
“政治上至高之位，必以最大之德居之”，这也不错。问题是如何能保证最有德行者居于政治上至高之位。解决这一问题要靠确立起一套政治制度，如民主选举制度。西方人是循着这一思路解决问题的，但不能说西方的选举制度一定能把最有德行的人选拔到最高的领导地位，选举通常也只能选拔出较好的，不见得能选出最好的。中国传统政治却更糟，本来有几人能达到圣人境界就很难说得清，更令人沮丧的是，道德高尚的人几乎不可能居君王之位。能成为君王的倒是刘邦、曹操一类阴险狡诈、善弄权术的人。这就使儒家对中国政治的指导具有极大欺骗性。历代政权实质上都是通过武力角逐而确立的，谁控制最强大的武力，谁就是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统治者多打着儒家倡导的“仁政”旗号，实施的却是“申韩之术”，此即所谓“外儒内法”。然而中国法家的一套与西方法制又完全不同。西方近代以来的思想家认为权力总是危险的，故至少在理论上他们总是站在被统治者的立场上要求对统治者的权力加以限制，对统治者严加防范，以防个人权利受到任意侵犯，在实践中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具有欺骗性和虚伪性，那又是另一回事。但中国法家思想家明确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要求统治者对被统治者严加防范，以图长治久安。如著名法家人物商鞅曾说：“……国以良民治，必乱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强”〔18〕。即千万别把老百姓想得好了，应当毫不放松地榨取他们，如果他们犯上作乱就毫不留情地镇压他们。所以，中国法家思想与近代以来的西方民主法制思想完全不同，它正好在政治实践中与儒家互为表里，是为“人治”服务的。中国政治就在这种内儒外法的政治操作中恶性循环，有德者根本无法居于君王之位。原因仍在于内圣外王之道遮蔽了中国传统思想家政治思维的视野，使他们无法用科学的方法多作制度上的思考。
中国传统儒学生长不出现代民主观念，有观念上的原因，也有方法上的原因。观念上的根本障碍是内圣外王之道因专注于圣人人格的修炼而缺乏苏格拉底式的智慧，即对人的根本局限性的体认，对向内的精神超越的极端重视压抑了向外的改造社会条件的努力。方法论上的根本障碍是传统中国思维缺乏分析精神，缺乏以经验事实去系统验证理论的努力，缺乏科学与哲学的区分，在该用科学方法的政治思考方面缺乏科学的方法。内圣外王之道因重内在超越而太具有浪漫特色，它作为一种哲学是很深刻、很具有精神魅力的，但作为政治理论却因为是非科学的。所以是不可操作的。
五
邱吉尔曾说过，民主并不是什么特别好的政治，但它是迄今为止所出现过的最好的政治形式。我们不必把民主政治只理解成邱吉尔心目中的多党制、三权分立的政治形式，可以有多种形式的民主政治。但民主政治应该有一个基本特征：不容许任何个人拥有无限的权力，即民主政治与极权政治和独裁统治相对立。
中国政治变革的道路异常崎岖曲折，因为中国封建专制沿续了两千余年，已形成巨大的历史惯性，而内圣外王之道又构成通向民主政治观念上的巨大障碍。辛亥革命是中国政治由封建专制走向民主政治的第一步。五·四运动前后，陈独秀等人提出“以科学与人权并重”〔19〕。呼吁国人拥戴“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塞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认为“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20〕。然而，辛亥革命只完成了由一姓一氏的家天下到国民党的党天下的转变，并不标志着民主政治的确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确立代表着中国政治变革的伟大进步，但我们也走过弯路。改革开放之前，由于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水平的限制，由于还存在着封建残余的影响，也由于在人民民主的基本制度建立以后未能进一步切实致力于民主政治具体制度和程序方面的建设，从而影响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充分实现，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使民主遭受严重破坏。
邓小平同志于1980年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党成为执政党，特别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21〕。“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现”〔22〕。并指出：“我们历史上多次过分强调党的集中统一，过分强调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很少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很少反对个人过分集权”〔23〕。并认为，“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是导致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24〕。邓小平同志告诫全党：“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25〕邓小平同志抓住了政治问题的根本，这便是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而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关键又是如何制度化、程序化地保证“必要的分权”，保证群众对权力的监督。
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我国经济体制已取得重大突破，经济建设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相比之下，政治体制改革却显得步履维艰，原因是相当复杂的，但观念上的原因似乎与传统的内圣外圣之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根据我们一贯的话语系统，党政领导人应该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人民公仆；应该一身兼有革命家和理论家的品质，即既具有丰富的现实斗争和实际工作经验和高超的工作能力，又具有非凡的理论洞见力；还应该谦虚谨慎，不夸大个人作用，不文过饰非，善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26〕。具有这些品质的人，虽不能说是传统儒学所说的圣人，也可算是道德上的完人。对这套话语的正确理解，必须有对“应该”二字的特别重视，我们必须时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党政领导人应该具有这些品质，不意味着实际中每个党政领导人已具有这些品质。否则就仍未摆脱内圣外王的思维模式，从而很难把“必要的分权”真正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从伦理学角度出发，我们不仅希望每个党政领导人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尚品质，而且希望每个公民都具有尽可能高尚的道德品质，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要求和理想目标。但从政治学角度出发，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不能以“人人可以为尧舜”作为出发点，应该以对人的局限性的体认作为出发点。即便党政领导人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他们也不可能是永远不犯错误的全智全能者，所以，对他们的权力进行限制和监督也是必要的。就此而言，我们亟需苏格拉底式的智慧。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结束了以政治统帅一切的做法，解除了种种不合理的禁令，市场搞活了，但确实出现了道德滑坡现象和腐败加剧现象，故有颇多人哀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持极左思想的人认为“再使风俗淳”的唯一办法是重振阶级斗争之纲，实际上唯一的出路是坚定不移地迈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或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面对今天的国际国内形势，我们的道德思维可以批判地继承内圣外王之道中的具有生命力的内容，以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但在政治思维方面却必须告别内圣外王的思维套路，借鉴西方苏格拉底式的智慧。
收稿日期：1995—07—25
注释：
〔1〕转引自杜维明著《人性与自我修养》序，第2页，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
〔2〕《大学》。
〔3〕〔6〕〔12〕参见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上册，中华书局，1961，第160页，第163页，第149页。
〔4〕邵康节《观物·篇》。
〔5〕程颢《定性书》
〔7〕Plato,Euthyphro Apology Crito Phaedo Phaedrus,london,William Heinmann LTD,1938,P.80.
〔8〕参见罗素著马元德译《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82，第240页。
〔9〕〔14〕〔15〕参见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78，第3页，第154页，第154页。
〔10〕〔13〕David Hume,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Oxford,Atthe Clarendon Press,M DCCC XCVI,P.537,P.537.
〔11〕参见波普尔著傅季重等译《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16〕哈耶克编著贾湛等译《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第16页。
〔17〕梁漱溟著《东方学术概观》巴蜀书社，1986，第14页。
〔18〕《商君书·说民》。
〔19〕〔20〕《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第9页，第242—243页。
〔21〕〔22〕〔23〕〔24〕〔25〕《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1983，第289页，第281页，第289页，第289页，第289页，第293页。
〔26〕参见李秀林、王于、李淮春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第409—4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