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中猛[1]2003年在《晚清新学堂与中学堂历史教育研究》文中认为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面对激剧变化的形势，先进的中国人发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自强、求富”的呐喊，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政治革新运动前后相继。教育也发生重大变革，起初为解决外交人才匮乏问题，洋务派创办了京师同文馆等语言学堂，以后又兴办了以培养具有一定近代科技知识的人才为目的的技艺学堂和以培养军事人才为目的的军事学堂。洋务派的视角虽然还局限于西方的“制器”技艺知识，但毕竟是鸦片战争后学习西方“新思潮”的深入，洋务学堂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引进了课程，拓宽了课程内容。在此基础上，维新派的学堂课程内容进一步扩大，把“西政”(包括西史)知识纳入课程体系，进一步开阔了中国社会的视野。1904年，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最终中国建立了叁级学制的学校体系，标志教育基本上完成了近代化的转型。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历史终于从经学中分离出来，成为学校单独的一门课程，外国历史课程在中学课程中的地位也第一次得到国家教育法令的承认。在救亡图存的社会历史大背景下，晚清历史教育传播了西方社会的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历程，启迪了中国人的思想。晚清历史教育，尤其是处在基础教育地位的普通中学历史教育，为推动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发挥了独特的功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历史教育也在这一过程中与近代西方教育理论结合，实现了自身的近代化转变。
姜柏强[2]2015年在《晚清士绅与直隶教育近代化研究》文中提出清朝中后期,西方列强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敲开中国的大门,西方物质生产方式及西方文化随之传入我国,清政府逐渐意识到旧有制度的弊端后实施各项改革措施以挽救困局。在教育领域,清政府通过废科举、兴学堂,建立新学制等措施开展教育改革,而那些享有科举或官学出身,且具备功名、职衔的离任、退职官员或寄居乡野有名望地位者,即士绅,又称为绅士,也积极参与其中,通过各种方式推动清末近代新式教育的发展。在晚清教育变革中,直隶省的新教育改革实践十分活跃。士绅阶层通过各种方式推动晚清直隶传统教育向新式教育的转变,在直隶省教育近代化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文以晚清士绅阶层在直隶省的新教育活动为主线,从士绅群体的视角考察直隶省学校教育及社会教育的近代化历程,揭示晚清士绅在直隶省教育近代化过程中的活动及贡献,以期对当前的教育教学活动与教育改革实践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通过采用文献研究法以及对直隶士绅严修新式教育活动的个案研究,刻画晚清士绅与直隶教育近代化的宏观与微观图景,从而得出相关结论:在科举制度废除、西学传播及清政府兴学政策引导的影响下,晚清士绅阶层逐渐分化与转型,或主动或被动投身到直隶省的新式教育活动中。他们通过捐献学堂经费、创办新式学堂、改革传统教育机构、担任新式学堂教习等方式推动直隶省各级各类教育的近代化历程,对晚清直隶的近代教育变革及社会发展贡献巨大。在士绅阶层的大力推动下,西方新式教育思想在直隶得到广泛传播,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迅猛发展,直隶省近代化的教育体系得以初步建立,教育近代化的步伐走在了全国及时代的前列。同时,晚清士绅在直隶省的新式教育活动促进了西方思想的广泛传播,培养了一批新式人才,这些新式人才广泛参与地方事务,推动了直隶社会的改革与进步。此外,晚清直隶省在各级各类学堂中设有国文、修身及读经等课程,确保了学生在学习西方新教育理论与课程内容的同时能够受到良好的国学教育,兼顾了西方新教育与中国传统教育的融合。这对当今的教育教学活动及教育改革实践提供了现实的启迪:教育现代化应当在吸收西方教育方法、思想与制度的同时,合理继承与发扬我国民族文化传统,推动儒学、经学等教育传统的现代性转化,培养具有民族文化素养的新式人才。
宋艳秋[3]2016年在《晚清历史教育思想变革研究（1902—1912）》文中研究表明历史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人类的产生,可说是其它教育的母体,历史教育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与中国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经历原始社会的共同普及氏族教育,奴隶制社会的礼乐宗法教育到封建社会的保守育民愚民教育,历史教育思想也不断发生变化。中国社会在接受了西方炮火和文明的洗礼后,中国的历史教育开始与近代化世界接轨。戊戌变法作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运动打破了传统封建思想的壁垒,清末新政继续的思想解放让数千年的封建城堡摇摇欲坠,辛亥革命用民主共和的大手将其推翻。历史教育在国民素质,探索社会发展规律,指导社会实践方面反应了社会改革的思想和方向。中国古代的历史教育经过数千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一套完善的历史教育体系。这种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分不开。原始社会历史教育开始萌芽,夏商周时期奠定了历史教育的礼乐核心,步入到封建社会,中国社会的历史教育形成以儒学为中心的经史教育。学校和社会的历史教育依托传统史学的发展,丰富历史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古代历史教育在科举制开创后成为学子取仕的附庸。传统的历史教育思想经历了明人伦、敦教化的过程。传统历史教育思想在清中期以后发展变化。由于资本主义的入侵和西方文明的传入,清王朝开始内部实行教育变革。洋务运动兴办新式学堂,戊戌变法后引进西方的教育进化论观点,清末新政进行制度改革。从器物到思想,从显性到隐性,晚清历史教育跟随国家的变化在探索出路。晚清十年作为新旧历史教育思想激烈碰撞期,提出的历史教育思想即忠君爱国,尊孔重古,尚公明理,保国尚武,导行实益在整个教育改革中涉猎广泛,影响范围巨大。西学东渐思潮兴起。历史教育体现在政府法令、历史教科书,乡土教材,期刊报纸等各方面,在封建思想的桎梏中探索新时期历史教育方向和价值。晚清十年作为新旧历史教育思想激烈碰撞期,其思想主张带有强烈的时代意义,其体现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是社会进步的表现,顺应了社会变迁和国家发展的需要,符合普通大众基本知识追求和新知的需要。晚清的假维新真改革的十年解放了封建历史教育思想。近代最初的历史教育改革和思想对全球化教育普遍开展的今日有着借鉴意义和民族国家历史教育的思考。
孙广平[4]2013年在《晚清英语教科书发展考述》文中研究说明目前的学术界,尤其是在教育史研究领域中,兴起了一股对清末民初教科书的研究热潮。在这些研究中,更多的是对清末民初教科书进行宏观性、整体性的研究,很少有针对某一学科的深入研究,并且,由于晚清教科书文本的难以收集,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初时期。本文作者从英美、日本、港台,以及国内各大知名图书馆多方收集到晚清时期所出版的七十余本原版英语教科书,以真实文本为基础,力图对晚清时期的英语教科书的发展历程进行深入研究。按晚清英语教科书的发展演变历程,本论文划分为叁个阶段共六章。第一阶段为晚清英语教科书发展的萌芽期(1807—-1840年)。在这个阶段,中国英语教科书的编写还处于无意识阶段。由中国人编写的供英语学习的材料,基于上都是洋泾浜英语文本。与此同时,以马礼逊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为中国入学习英语编写了专门的教科书,标志着中国人接受正规英语语言教育的开始。英华书院在英语教学中所使用的教科书,无疑是中国人学习正规英语的最早文本,在中国英语教科书编写史上具有开拓性的意义。但是由于英语教科书的使用范围所限,这些最早期的英语教科书对中国的传统教育的影响可说是微乎其微。第二阶段为晚清英语教科书的发展时期(18401895),本阶段分两章来阐述。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期间为前段时期。值此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首次打开,西方传教士带来了英语在中国的渐进传播。清政府首次真正认识到英语学习对提高国家实力的作用。这一时期的晚清英语教科书获得了初步的发展。由中国人自编的英语教科书,最初主要将英语视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工具,后来,随着晚清对外开放的范围不断扩大,以及外语学习风潮的不断兴起,中国人开始将英语作为一门系统的学科进行学习,中国人自编英语教科书的门类也渐渐增多,出现了英语语法、英语口语和英语翻译教科书。中国人开始参与到具有现代教育意义的英语教科书的编写工作中。这表现了中国人对英语语言、对西方文化从鄙夷到渐趋接受的变化过程,这一变化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与此同时,西方传教士大批涌入中国。他们通过引入原版欧美英语教科书、编写适合中国人使用的英语教科书等各种手段,丰富了晚清中国人的英语学习资源,也间接地提高了中国人自编英语教科书的质量。第叁阶段为晚清英语教科书的成熟时期(1895—1911)。甲午战争的失败,极大地唤醒了民众救亡图存的使命感。随着新式学堂的广泛建立以及《钦定学堂章程》的颁布,在中国的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中,教育者都把英语学习作为一门必修的主课,英语教科书也在当时强大的社会需求中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这一阶段的英语教科书之发展,呈现了与以往时期完全不同的特点。其一是中国英语教科书的来源更加多元化：既有从西方直接引入的原版教科书,又有受到日本明治改革的影响而大量引入的日本英语教科书；还有中国学者自己编写的专为中国人学习英语所使用的教科书；其二是英语教科书的门类细化：既有以往学习英语所特别重视的语法类教科书、商务英语类学习读本,也有英语口语类教科书等。更为重要的是,此时出现了由中国人编写的专为适合具有现代教育意义的中小学分年级英语教学而使用的系列课本,这在此前的英语教科书编写中是绝无仅有的；其叁是英语教科书的编写有意识地体现了当时的教育理论。当时的中国教育界,受日本教育理论的影响非常深远。通过分析此阶段的英语教科书的编写与出版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了解当时中国所盛行的赫尔巴特教育理论,以及代表先进教育法的古安系列教学法,并可以使我们了解教育改革与英语教科书的发展之间所存在的互动关系。本文通过对晚清时期所出现的英语教科书进行文本收集、整理、分析,结合历史学、英语语言教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的理论知识,对晚清英语教科书做深入的、跨学科的分析与研究,力求表现中英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相遇时,在语言接触层面中所表现出的碰撞与交融,从而再现当时的历史原貌。晚清英语教科书,作为当时民众接受西方语言文化的重要载体,反映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以及文化交流的领域。透过研究晚清英语教科书中关于中西文化的传播内容、传播方式等,为我们了解中西方文化的交流情形提供了真实的参照。
袁慧[5]2016年在《清末河南蚕桑教育与丝织业发展研究（1904-1911）》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甲午战后,兴办农业学堂,发展农业教育,推广蚕桑教育的兴农思想已成为朝野共识;同时清政府于光绪叁十年(1904)一月公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宣告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推行新学制,并督促各省因地制宜速设实业学堂,也成为豫省开展蚕桑教育的法令性要求。一方面,巨额战争赔款的摊派,以及随着新式军队的建立大量分派而来的协饷任务,使得本就贫病交加的中原地区陷入了更为困难的境地;同时清末寒冷期所带来的恶劣气候,对传统落后的河南农业生产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打击,于是广开利源成为当时豫省地方官员的首要任务。另一方面,蚕丝市场的繁荣也为豫省主动发展蚕桑提供了重要动力。不仅国际、国内两个巨大的蚕丝市场对蚕丝的需求量呈现逐年增加的态势,在清末的二十年间,蚕丝价值也在波动中持续走高,并且其价值往往比传统稻麦等农作物高出数倍。因此在豫省传统的农业生产已无法正常维持的情况下,蚕桑由于其本身昂贵的价格,以及相对稳定并持续走高的发展前景,蚕桑业成为地方官员以及诸多有识之士眼中挽救豫省经济的一项亟待发展的实业形式,得到了各府县官员,地方绅士,以及清末归国留学人士的大力支持和参与。清末十年间各类蚕桑学堂在豫省各府州县广泛建立起来,主要包括蚕桑学堂、蚕桑讲习所、蚕桑传习所叁类,叁者办学目的,办学模式,教授内容各有侧重,其中以蚕桑学堂为主,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生员最多,办学效果最为明显。自1904年癸卯学制实施以来,到1911年短暂的数年时间内,豫省在蚕桑教育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也对本省蚕桑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与激励作用,不仅培养了一批蚕桑方面的专门人才,在新法饲蚕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也放大了地方产业的优势,带动了一些主要蚕丝产地原本未曾受到重视的山蚕的饲养。然而当时复杂的社会历史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豫省蚕桑教育及蚕桑业的改良与进步。一方面,接连不断的宗教、会党、民众起事以及席卷全国的义和团运动,使豫省在清末十年内社会动荡,人心浮动,生产废弛;另一方面在与政绩相挂钩的考稽制度之下,地方官员急于求利,未曾考察土性、地区环境,即盲目地大量引进湖桑,导致了人力物力方面极大的浪费;此外,新学制初步建立,在施行的过程中,大的政策上始终在进行不断的调整,对地方学务的管理造成了一定的困难,而不仅新兴学科在教学方法上仍处在探索阶段,官立学堂以官领学的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堂的有效管理。
赵娟[6]2011年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小说研究》文中提出从1840年起，下限至1949年，中国教育在这百年中发生着沧海桑田般的变化，教育小说在此期间由产生发展至繁荣。这一百多年的时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是非常短暂的一瞬，但近现代中国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充满了错综复杂的事件和思潮，同时还伴随着教育制度的反复变革和教育思想的纷繁多样。纵观时人的教育小说创作，皆关注教育领域中的教育事件的生成、教育制度的发展、教育思想的演变和教育个体的成长等；而对这些教育事件、制度、人物和思想的记述，也生动地记录了教育近现代化进程中的某些珍贵片段。所以从教育的视角对这百年的教育小说进行研究，具有非常独特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论文正文包括绪论、主体四章和结语，共分叁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论述了选题的缘由和国内外研究现状、相关概念界定和一系列的研究方法，意图说明本研究的意义、研究基础，并进一步确定该论文研究范围，即选用的教育小说大致指的是以教育现象为主题或能够呈现出教育素材的小说，在这类小说中，通常会描写到教育制度、教育观念、师生生活等，具有现实主义特色。第二部分是该论文的主体部分，分为第二章到第五章。第二章从宏观的角度分析了中国近现代教育小说的发展概况，其中从教育小说的产生和发展两个角度进行剖析，描述了其产生的时代背景，介绍了封建传统教育的衰败和新教育的兴起，同时小说界革命是促进教育小说孕育及发展的直接推动力；其次勾画了中国近现代教育小说的发展脉络，叙述了随时代变化教育小说主题的演变过程。第叁章到第五章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从教育小说的题材内容入手，分别从清末民初、民初至抗战前、抗日战争至新中国成立叁个时间段内，侧重分析了教育小说中反映出来的诸多教育问题和教育的变革，教育小说中描绘的新教育实施图景，其中既有学制革新带来的冲突，也有教育机构变革中各类教育人物的反映，还有对女子教育的重视等问题；揭示了教育小说图谱中的教育启蒙历程，既有对封建旧教育的批判，也描绘了新教育理念形成的过程；刻画了在战乱年代中的多样教师形象，既有对国统区教育状况的介绍，也有对根据地教育热潮的描写。其中在每个时间段还选取了一位代表性的作家（包天笑、叶圣陶、老舍）加以分析，试图对教育小说文本做进一步的挖掘。第叁部分是结语。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之上，这一部分得出结论，探讨了研究教育小说对教育发展的促进作用以及对教育史研究的启示，并且叙述了对中国近现代教育小说的研究对当代教育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如影响当代教育对传统基础教育内容的选择取向；对今日教师社会地位引发思考；重视教育与学生群体的联系等，并尝试对我国当代教育的发展和未来策略提出科学的建议。
姜萌[7]2011年在《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文中研究说明历史事实是唯一的,但是对于历史事实的呈现和理解会随着历史叙述模式的改变而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历史要成为受过教育的人的学问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就必须满足一个条件,即历史事实是在同一个历史叙述模式中呈现。在中国传统社会,只有一个主要的历史叙述模式,即基于儒家“叁纲五常”伦理观念构建的,以帝王将相为书写主体的历史叙述模式。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虽然有可能在具体的历史事实上有不同的认识,但是对于历史事实的呈现和理解却鲜有分歧。但是自中国在甲午之战惨败给日本之后,中国传统的历史叙述模式之权威性受到质疑,并很快被现代历史叙述模式取代。在清末兴起的中国现代历史叙述模式是在西方现代历史学影响和时势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从1820年代开始,西方传教士为了改变中国人对西方野蛮落后的偏见,开始通过创办中文报刊等方式向中国人传播西方现代史地知识。伴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侵入程度的加深,一些开明的中国士大夫开始认识到中国的不足,并且主动向西方学习。在惨败给日本及随之而来的瓜分狂潮彻底打碎了中国士大夫的“天下中心观”,树立了新的时空观念。把视野扩展到世界的中国人从西方列强的历史中寻找到了可以促使中国走向富强的经验,从其他被征服国家的历史中发现了可让中国人警醒的教训。为了推动维新变法,拯救中国,现代历史学被推上了前台,成为发动政治变革依赖的重要资源,历史叙述模式现代对传统的替代在维新人士对历史的利用中开始。现代历史叙述模式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叁个方面,一是历史进化论取代了历史循环论成为历史指导观念,一是西方现代普世价值成为历史价值观的新内核,一是历史书写主体从帝王将相转移到群体。这叁个因素只是中国现代历史叙述模式的共同因素。由于族群意识的影响,清末现代历史叙述模式对中国传统历史叙述模式的替代不是从一个占据支配地位的传统历史叙述模式过渡到一个占据支配地位的现代历史叙述模式,而是从一个占据支配地位的传统历史叙述模式演变成叁个现代历史叙述模式。在创深痛巨的外患压迫下,首先出现的是现代国史叙述模式。清末开明的知识阶层为了挽救危亡,希望通过历史书写来构建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各种族对中国的认同,达到内结外竟,抵抗西方列强侵略,振兴中国的目的,逐渐形成了现代国史叙述模式。这个模式具备四个主要特点,一是以促进国族整合为主要目的,一是以国族主义为历史价值基准,一是多种族混合的历史体系,一是书写内容重国家社会轻种族矛盾。虽然在具体的实践中面临着如何认识汉族及周边其他种族的起源、如何看待匈奴等非汉族种族对中原地区的入侵、如何定位非汉种族在中原地区建立的政权、如何评价与种族竞争有关的历史人物等这些颇为棘手的问题,不过清末的知识阶层仍然初步建构了新的中国历史体系,并且通过教科书等形式表现出来。汉族知识阶层在爱国心不能正常表达的情况下,汉族种族意识逐渐觉醒,并构建了旨在为发动反满革命进行舆论宣传的种族史叙述模式。这个历史叙述模式以汉族中心观为指导,秉持汉族主义价值基准,不仅对传统史学进行了种族主义的批判,而且还构建了以汉族为中心的历史体系。章太炎、刘师培、刘成禺、陶成章等清末着名的反满革命者对种族史叙述模式的形成、实践,都贡献了不小的力量。不过由于种族史书写的狭隘性,及其旨在发动反满革命的功利性,使它在1906年之后就开始出现了衰微的趋势。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有叁个,一是孙中山等人已经开始摆脱狭隘的种族主义,提倡国族主义；一是可资发扬汉族种族主义的材料在经过数年之后基本都已经使用,很难再找到历史书写需要的新材料；一是在多年大肆宣扬反满革命之后,汉族史书写在宣传反满革命和激扬汉族族群意识方面的功效已经开始消退。在1902年之后,随着地方自治思潮的兴起,现代地方史志叙述模式也开始出现。虽然这一模式在价值基准上既可能受到国族主义的影响,也可能受到种族主义的影响,但是它也有自身的特点：一是在世界——国家格局中寻找乡土的位置,一是从乡土认同中寻求国家认同,一是为改良地方而探寻地方特质。随着国家推行乡土教育的大潮,现代乡土史志书写在清末较快地走向兴盛。但是知识阶层逐渐认识到由于强调地域意识对加强国族认同的负面影响,以及国家教育政策的调整等原因,导致清末出现的乡土史志也很快出现了衰微的趋势。书写历史的目的是通过对过去的回溯来寻找当下的自我。在清末这个独特的时期,原本封闭的“天朝”已经被打碎,每一个对国家、种族和故乡还有感情的人,都要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难以回答但是又必须尽快回答的问题——“我是谁”?这个问题之所以难以回答又必须回答又急迫回答的原因,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之后还隐藏着一个更巨大、更关键、更急迫的问题——“中国是什么”?只有正确回答了这一个问题,中国才可以挽救危亡,才可以走向富强。由于时势的原因,清末的知识阶层对这一个问题试图从国家、种族和地方叁个视角来回答。以学术史的眼光来看,为回答这一问题出现的叁个现代历史叙述模式对此后中国的历史叙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大的影响就是导致国人在对同一历史事实的理解上出现了不能弥合的分歧。在当前的中国,要合理地解决历史分歧和展开妥善的书写历史,需要先以此前出现的现代历史叙述模式之扬弃为基础,构建包容性更强的历史叙述模式。
周乐诗[8]2010年在《清末小说中的女性想象（1902-1911）》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初是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阶段,也是中国文人从传统士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转换的重要阶段。始于1902年的新小说,是新式士人通过赋予文学想象新的国家民族主体的功能,实现文学的现代化和自身现代化的一项尝试,也是被边缘化的文人和文学力图重新中心化的一种努力。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同样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借西方女权理论的输入,通过禁缠足,兴女学运动,也在进行中心化的努力。因此,女性在这一时期特别开阔的想象空间,为新小说努力开掘关于新的政治想象,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拓展方向。而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借助新小说也得到了超越,获得了多重的现代意义。但文学的现代转型和知识分子的身份转换并没有通过新小说完成。新小说过于显豁的功利的政治主张,反而限制了它在文学上的成就。而文学近代化过程中产生的游戏观念和商业化倾向发展出的另一种文学现代化的方向,在新小说经历了短暂的以政治功能为主要追求的阶段后,逐渐占据上风,并使新小说转向非政治化的通俗言情小说,最终以鸳鸯蝴蝶派文学作为收束。新小说时期的政治化和去政治化的过程,对这一时期的女性想象起到了很大的刺激作用,新小说本身的实验性质,也能够包容对新女性的多重想象,从而为现代文学的女性画廊增添了新鲜而多面的形象。实际上,今后一个多世纪关于女性解放的问题,也几乎在这里被悉数提出,虽然新小说还没有能力提供理想的解决方案。但晚清性别意识和性别话语尚不成熟的发展,遗憾地终结于以言情为主要特征的鸳蝴小说,并没有完成它的现代转型。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鸳蝴小说或许是文学离政治最远,离商业化最近的一个时期。晚清民初的言情小说开启了都市通俗文学的传统,比五四文学走向乡村的民间,更早地就走向了都市的民间。言情小说建立了现代文学的小传统,这或许是它最重要的意义所在。但就性别话语而言,言情小说抹煞了晚清女权运动的很多进步因素,并以单一替代了丰富。它能够透露出的晚清女权的积极信号,或许集中在对于女性恋爱婚姻自由的肯定这一点上,这是言情小说对女权本土化最成功之处。除此之外,言情小说对于性别的狭隘想象是令人失望的。这也决定了以言情小说作为收束的晚清新小说,只是文学中现代女性想象的过渡时期。本论文试图通过对20世纪初晚清新小说中的女性想象和相关问题的梳理,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中现代女性形象的形成和女性解放传统的发生做一个初步探索,并为现代女性文学形象演变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一个资料准备和研究框架的提示。第一章将主要关注在政治小说热潮中出现的一种将女性和新的国家民族想象联系在一起的新女性形象。在近代小说中,最具创新性的女性形象,或许首推以民族革命事业为己任的一系列女国民、女豪杰形象。这些形象的产生,密切配合了新小说的主张,即赋予文学以想象新的民族国家主体的使命,女豪杰、女国民即是这样一种想象的产物。和民族国家话语建构最为相关的女性形象主要有两类,一为女革命党形象,另一类就是和兴女学相关的女性启蒙者。女豪杰基本上不是对现实女性的模拟,而是超前于现实,对现实中的女性具有启蒙和示范的作用,她们因此常常被蒙上一层虚幻的或乌托邦色彩。而在写作策略的运用中,作者常常将女豪杰和传统小说中的女侠取得某种联系,以消除读者的陌生感,方便获得接受和认同。但晚清的女豪杰和女侠的相似性是表面的,两者境界有高下之分。而在以兴女学为主题的小说中,虽然作者都大力提倡女性应接受教育,但教育理念大多与保守的传统女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女学的目标指向也大多不在女性自身,女性自我意识的培养被忽视,女性的社会发展没有得到充分的鼓励。这些小说还常常不能正视现实中兴女学的艰难过程,对出现的诸多问题多采用幻想性的解决。在这些女子爱国小说中,女主人公都自觉地以女国民自任,强调合群的集体意识,不惜压抑和牺牲个人。但是,以“天下兴亡,匹妇有责”自任的女性,为后来的女性打开了一条广阔的发展道路,整个20世纪女性的发展中,参与国家民族建设成为女性最重要的发展方向。晚清中国女性走出了可贵的第一步。第二章将主要关注从狭邪小说传统中发展出来的女性的现代因素。晚清新小说时期不仅出现了像女豪杰、女国民这类之前文学史中没有过的新女性形象,也有从传统中翻出新意的新女性形象,狭邪小说中的妓女形象就是突出的一个类型。她们既是旧时代的产物,又带着破坏旧秩序的能量。她们不为旧所容,也不为新接受。当时社会上一批被贬义地称之为新女性的人,其参照对象,就是青楼妓女。贬义的“新女性”意味着,像妓女一样放荡。20世纪前后狭邪小说中的妓女形象,常常脱离男性的驾驭,引起男性的不安和恐惧。她们对于自我感情的主张,经济的相对独立,社会能力的发展,都有着鲜明的个性解放色彩,具有超越时代的超前性和先锋性。但这些积极的因素并不能为当时的人们所能认识和接受,她们在小说中基本上作为负面的新的女性形象,被贬低和丑化。她们和正面的女豪杰形象成为一种对照,形成了一种内在的冲突。但这两类女性也常常存在交集,女豪杰常常会以妓院作为活动空间,以妓女身份作为掩护;而妓女则是晚清参与社会活动最积极的一个女性群体,个别有追求的妓女,甚至积极介入政治活动。妓女和女豪杰具有共同的女性解放的意义。在之后整个20世纪的文学中,女性的民族解放和个人解放的结合和冲突的问题,始终伴随着女性解放的历程。这个问题其实在晚清已经被提出了。狭邪小说也是晚清民初言情小说的滥觞。狭邪小说的衰落和写情小说的兴起,是一个交替的过程。两性关系和情感的想象,在女性主人公由妓女转为良家妇女后,从勾心斗角的紧张变为温情缱绻。言情小说通过对女性身份和两性关系的纯洁化来迎合市民的口味,使两性关系的书写完成了一个转折,开启了带有商业色彩的通俗言情文学传统。前面两章讨论的都是晚清社会女性中的特殊群体。其中,女豪杰更多是当时文人对新的理想女性的一种想象,在现实生活中,像秋瑾这样的女革命家其实很少。而妓女虽然是现实存在的一个女性群体,却是越过女性生活常规的社会身份特殊的女性。她们都不能代表大多数一般女性的情况。当然,所谓一般女性也是有差别的,城市和乡村的女性、中上层和下层的女性,她们本身所处的社会环境有比较大的差异,对社会变化的感受度和反应也有很大不同。20世纪初维新思想家对女权的提倡,更多地影响到城市中上层的女性,新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的改变更多地在她们身上得到体现。因此,本文对女性新的现代因素生成的考察,会比较多地偏向这部分女性。晚清女性既处身于一个不得不新的局面,又有许多不敢新的约束。女性面临一个重新审视自己,重新定位自己社会身份的过程。从外表到内里,传统女性的行为规范被全方位地重新界定。她们要比那些可以肆意试验新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妓女有更多的因袭负担。由于这些女性形象和现实更加接近,她们和基本上虚构的女豪杰新得很干脆利落相比,从旧到新的蜕变过程也要琐碎和困难得多,新旧因素参差地消长渗透着整个过程。但即使是一步叁回头,她们开始了种种新的尝试,开始了从外表、气质到生活方式,以至文化观念的重塑。这种重塑发展了女性的社会性别,为现代女性形象的形成勾勒起初步的轮廓。第叁章将考察女性想象在女性新的社会身份、道德规范、文化观和婚恋观建立中的相关问题。第四章将探索女性在20世纪初寻求社会发展最初的努力在小说中的表现。女性形象被重塑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女性开始了社会化的历程。但在晚清,即使对于城市中上层女性来说,走向社会也是一种有限制条件的活动,女性的社会发展总体上是很初步的。但毕竟,女性在社会交往、自我表达和主张、职业意识等各个方面,都有了进步。这些女性发展的足迹,也在晚清小说中留下了痕迹,尽管它们多是从男性作家的视角来表现的,扭曲和虚构的成分难免掺杂其中。晚清突出的新旧冲突引发的思想混乱,在表现女性的新和变中也非常明显;生活方式的改变和思想观念的滞后引发的脱序,鲜明地表现在对新的女性形象的塑造中。在晚清最后十年,也有个别女性开始了小说创作,在文学中发出了女性自己的声音。这本身也是女性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果。本章还将通过对女性创作小说的分析,探寻女性解放起步阶段女作家的思想轨迹,探索女性意识的形成和时代对女作家的局限。
张立程[9]2006年在《西学东渐与晚清新式学堂教师群体研究》文中认为西学东渐是近世中国与西方世界交流的总体趋势。晚清新式学堂的兴起与西学东渐有着莫大的关系。在西学的冲击下,传统学术开始了近代的嬗变,与学术有着密切关系的教育体系也随之发生变革。书院、官学逐渐衰落,采用西方分科教育的学堂开始逐步建立。教师是教育体系中极为重要的因素。在清末,教师作为一个群体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而产生,在近代社会的变革和西学东渐的文化交流总态势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本文以晚清新式学堂教师群体为研究对象,力图对这一群体形成的背景、过程、标志、群体结构、意识、行为、特点以及群体地位进行系统研究,重点探讨其在中外文化交流、近代化进程以及社会变革中的地位和作用。基于以上分析,文章分为如下七个部分:一、西学东渐与晚清新式学堂西学东渐,是自16世纪以来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发展过程。西学东渐在明清之际便已形成,西学在宫廷中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晚清西学东渐分为叁个阶段:鸦片战争前到1860年,西学进入中国,并有一定发展;1860年到1890年,西学大量输入中国;1890年到20世纪初年,西学东渐开始与本土文化融合。西学东渐的过程体现出文化交流的普遍趋势:由量变到质变的传播过程。新式学堂的出现和兴办,起源于1863年的京师同文馆。新式学堂的兴办是传统科举制度没落,书院私塾教育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必然结果。传统教育制度日渐腐朽,陷入危机,表现在教学内容空虚、无聊,脱离实际;书院教学、管理从属于科举考试;科场舞弊时有发生,且贿赂公行等方面。晚清新式学堂的兴起,还与清政府统治陷入内外交困的统治危机有关。鸦片战争的惨败,使中国被迫步入了近代社会。但洋务运动并未使中国真正富强,甲午战败,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迫使知识分子开始走上历史舞台,维新变法思潮应运而生。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志士企图通过变法来挽救岌岌可危的国势,为此在教育领域里进行了废八股、改策论、兴学校等诸多改革。虽然“百日维新”被保守派镇压,但教育改革的浪潮一经掀起,便一发不可收拾。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清政府被迫改弦易辙,于1901年颁布上谕,宣布实行
郭书愚[10]2013年在《为“旧学应举之寒儒筹出路”兼彰“存古”之义:清季豫、湘、赣叁省因应科举停废的办学努力》文中提出1905年晚清中央政府谕令立停科举,但暂时保留优拔贡考试和举贡保送考职。此后河南、湖南、江西等省皆有因应上述政令"兼彰存古之义"的办学努力,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后来保存国粹学堂的兴办进程。过去对此研究相当不足。重建上述办学努力的相关史实,可从一个与科举停废直接相关的视角,增进对清季官方保存国粹努力这一复杂历史图景的了解。而对科举停废后若干办学方案的比照研究,或可推进对清季"学堂办法"与"书院考课"区别的认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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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晚清士绅与直隶教育近代化研究[D]. 姜柏强. 河北大学. 2015
[3]. 晚清历史教育思想变革研究（1902—1912）[D]. 宋艳秋. 河南师范大学. 2016
[4]. 晚清英语教科书发展考述[D]. 孙广平. 浙江大学. 2013
[5]. 清末河南蚕桑教育与丝织业发展研究（1904-1911）[D]. 袁慧. 河南师范大学. 2016
[6]. 中国近现代教育小说研究[D]. 赵娟. 河北大学. 2011
[7]. 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D]. 姜萌. 山东大学. 2011
[8]. 清末小说中的女性想象（1902-1911）[D]. 周乐诗. 上海大学. 2010
[9]. 西学东渐与晚清新式学堂教师群体研究[D]. 张立程. 中国人民大学. 2006
[10]. 为“旧学应举之寒儒筹出路”兼彰“存古”之义:清季豫、湘、赣叁省因应科举停废的办学努力[J]. 郭书愚. 社会科学研究.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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