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断发展的灵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断发展论文,灵魂论文,社会主义理论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开拓创新。正是靠的这种创新精神，才带来了20年来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
江泽民同志在北京大学视察时深刻指出：创新是发展的灵魂，社会主义理论是植根于实践并在实践的创新中不断发展的科学。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不仅充分反映了社会主义实践对社会主义理论发展永恒的呼唤，而且深刻展示了以实践为底蕴的创新是推动社会主义理论不断发展的巨大杠杆。如果把社会主义理论比作以实践为源头的真理长河，那么，创新就是不舍昼夜、涌动奔腾的活水，它是社会主义理论永不枯竭的生命力之根本所在。
一、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宝库的珍贵遗产
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创立者，不仅给我们留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且给我们留下了永恒的创新精神。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就是人类思想史上最深刻的创新。当19世纪40年代的历史舞台被一场亘古未有的伟大风暴震撼时，马克思、恩格斯踏着时代的大潮，踏着前人研究成果的阶梯，在揭示辩证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来源两大发现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完成了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伟大变革。1848年2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标志。
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立之初就申明它的基本理论在实际运用时，必须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因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4页），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体系。自然学社会主义产生至1895年恩格斯逝世长达47年的时间里，马克思、恩格斯始终与社会实践保持着最紧密的联系。每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新的发现，社会实践出现新情况、新问题的时候，他们都给予热情关注，并全身心投入研究、探索，及时作出有科学根据的新概括和新结论，充实到自己的学说体系中。例如巴黎公社革命以后，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分析了第一个工人阶级政权形态，认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9页），必须建立工人阶级新型的国家，以此作为对《共产党宣言》的重要补充；马克思、恩格斯穷其毕生精力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提出“两个必然”的基础上，探求未来社会主义将在哪里突破时，把着眼点始终放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他们曾经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西欧、北美那些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发生。恩格斯甚至点出了英、美、法、德四国首先和同时向社会主义过渡。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从未把他们的理论置于一端，禁锢自己的探求。从70年代中期以后，通过和俄国革命家的频繁通信来往，特别是通过对俄国等东方社会国家的深入了解和思考，逐渐把思维的触角从西方移向东方，进而提出了俄国这样的东方国家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被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所印证而又常常被人们所忽视的“东方社会理论”；恩格斯晚年还分析了垄断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的新情况，不赞成对未来社会特征的论断绝对化，强调最根本的是把“全部生产资料交给社会”，即实行公有制，主张对未来社会的发展应放在一个较长时间里考察。马克思、恩格斯用开放的创新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理论学说，深刻地启迪我们：任何科学理论都不可能穷尽真理，而只是为进一步探索真理开辟道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体系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就是随着时代的前进，实践的推移，以及认识的扩展与深化，而不断自我扬弃、自我突破的过程。这一过程始终植根于新的社会实践，始终贯穿着跌宕起伏的探求和创新。今天，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首要的是坚持以科学社会主
义奠基者的深刻创新精神对待社会主义。那种把马克思主义神化为包罗万象、千古不变的真理大全和真理顶峰，甚至抱着本本，引经据典地裁判鲜活常新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做法，恰恰从根本上违背了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发展的规律。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社会主义事业，最根本的是要继承科学社会主义创新性的内核。创新不仅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宝库的珍贵遗产，而且是一百多年来社会主义事业在艰难曲折中始终勃发生机的根本所在。
二、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断发展的内在规定性
在人类思想史上，马克思第一次创立了科学的实践观，指出过去的一切理论只是置身实践之外去解释世界，而不能置身实践之中去改造世界这一根本缺陷。阐明了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把实践的观点看作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进而自觉地把自己的理论作为实践的内在环节伴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正是基于此，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一贯坚持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具有实践性、开放性和创新性的本质特征。纵观社会主义发展史，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往往在社会主义事业遇到空前挫折和挑战的时期显得尤为突出，不断发展的实践对理论创新的需求，是科学社会主义不断扬弃，不断发展的契机。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或数国首先胜利理论的提出和成功应用，把社会主义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生命高峰。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提出和实践，以及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道路的探索，表明了列宁在实践中对社会主义认识已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从欧洲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实际出发所论述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后来斯大林所建立的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模式，而是从俄国实际出发，重视改革创新的新的经济模式，为后来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思路，给社会主义理论赋予了新的时代特征。
毛泽东同志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做了两件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大事。一件是指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第二件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在50年代中期，他提出不可教条式地对待苏联经验，提出“论十大关系”，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提出中国工业化道路等等，这些探索都是带有创新性的。但是，毛泽东的探索也出现过极为严重的失误。一是在对中国社会主义的认识上，试图采取“穷过渡”的办法，建立一个“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模式。二是在对阶级斗争的认识上，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直至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导致了10年内乱。当“文化大革命”的狂飚裹挟着批判“唯生产力论”的世纪荒诞横扫中华大地时，社会主义中国的生产力到了崩溃的边缘。
“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冷峻思索。思索之弦被一场真理标准大讨论所强烈震动。这是一场让亿万中国人怦然心动的大讨论，这是一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和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确立而告结束，中国由此拉开了全面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帷幕。实践的突破有待于理论的突破，实践的发展有待于理论的发展。以新的社会实践为基础，邓小平同志总结150年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历史发展和实践经验，在社会主义建设史上首次成功地突破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某些论断和设想，以及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并对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任务、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实质和经济体制、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等五个过去没有搞清楚的问题，进行了科学的论述和全新的概括，开辟了一条从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和观念向现代新型的社会主义模式和观念转变，实现社会主义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全新道路，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划时代的新贡献。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标志着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一个新阶段的到来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一种崭新形态的出现，充分体现了创新是社会主义理论不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本质规定，深刻展示了其鲜明的实践特征和创新魅力。
三、创新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能动继承
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总是循着继承和创新这一铁的规律不断发展，人类一切精神文明的成果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创立的，继承是科学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的必然要求。然而，科学社会主义又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发展体系，脱离创新的继承就会割断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血脉。当我们运用辩证唯物史观研究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时，就会从历史的客观现实中看到，作为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担任最高领导人达31年之久的斯大林，尽管其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具有开拓道路的历史功绩，但是由于他对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目标模式陷入了教条化的理解，并加以僵化、教条地继承，因而，其理论的总体框架和实践的总体思路是企图完全按照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目标模式来建设社会主义。这种继承拒绝改革，拒绝创新，其结果不仅形成了僵化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而且斯大林还把这种僵化模式当作社会主义的标准模式，认为偏离这个模式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离经叛道，就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因而束缚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严重影响了国际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经验教训在于：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基本原则是功不可没的，但绝不能对社会主义封闭的、一成不变的教条化继承，必须把社会主义看作开放的、不断发展更新的社会有机体，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的前提下，抛弃那些对某些本本的教条理解，抛弃那些对社会主义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抛弃那些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需要与可能的错误理论。在不断改革创新中，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精髓进行能动的继承，才能在理论和实践上使社会主义永远焕发出生机和活力。
由此可见，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既是信念问题，又是学风问题。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这段话，可以认为是关于继承和创新的经典性表述，它给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创新赋予了深刻的辩证内涵，充分揭示了创新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能动继承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观。科学社会主义作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核心，也必然沿着这一辩证唯物主义发展观的轨迹运行。
对科学社会主义是否继承，并不在于是否引证或绝对固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和结论，而在于是否把这些基本理论与瞬息万变的社会实践相结合，以“敢为天下先”的理论勇气，研究新问题，根据新成果，形成新理论。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王明曾言必称马列，在大段大段地引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述的同时，彻底背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同志引证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话并不很多，而他和他的战友们却正确回答和解决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即中国的建国问题，把马列主义发展到了毛泽东思想的新阶段。同样，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并没有从根本意义上继承毛泽东思想。恰恰是推翻“两个凡是”的邓小平同志，紧紧抓住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实践遇到空前挑战和机遇的现实，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对社会主义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真理发展的规律警示我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教条式的、墨守成规式的继承，无异于对社会主义事业生命活力的窒息，是从根本上对继承的自我否定。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使我们更深刻地感悟到，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不是为了印证其正确性而去进行社会主义实践，而是为了成功地推进社会主义实践而去创造性地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在全新的实践中创造崭新的理论。实践——创新——再实践——再创新这一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蕴含着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最能动的继承和最深刻的发展。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能动继承的典范。在当代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毫不动摇地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在开拓创新中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
当然，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也有一个学风问题，因为邓小平理论同样没有穷尽真理，没有结束对社会主义的探索过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许多问题有待探索，许多矛盾有待解决，许多内容有待丰富。正如十五大报告向全党提出的：“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它向世人昭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已经清醒自觉地意识到，在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21世纪全面推进的过程中，必定伴随着新的探索、新的创新、新的突破，中国共产党已经确立了以邓小平理论的深刻创新精神来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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