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与近代文化”笔谈——康有为的修辞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康有为论文,笔谈论文,修辞论文,近代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的修辞学家，其修辞学论文是中国修辞学的宝贵史料。但现行的几部中国修辞学史和《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均未提及康有为的修辞论，也许这是一个疏忽或遗漏。
康有为的修辞论主要见于他的《知言篇》和《修词》，前者收入《康子内外篇》，后者收入康同璧、任启圣编校的《万木草堂遗稿》。
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我国古代早有“言为心声”之说。康有为继承传统的语言观，提出：“文者，心声之精粹者也。”“文”同样是表达“心声”的工具。康有为认为，文章表达的“心声”应该是精纯粹美的“心声”。这一论断，反映了康有为的修辞观主张情文并重、文质相适。
孔子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文”是文采的意思。孔子很重视文采，康有为同样如此。他写道：“有文，然后能达胸中之意；有文，然后能通意外之言。否则，一物不见，一步不行矣。”文采是对语言进行修饰加工的结果，修辞就是美化语言、增加文采的手段。康有为以“有文”强调言语表达要有文采，强调有文采的言语才能充分表达“胸中之意”，“通意外之言”。康有为还形象地比喻说：“人之有文，犹人之有四体，体不备不足为人，词不备不足成文”，把文采看得如同人的四肢一样重要。人无四肢不行，词无文采也不行。重文采是康有为修辞观的一个特点。
康有为在《修词》的开头即说：“修词之家，禀经制式，酌雅制言。”“禀经制式”，意思是以古代经典著作为规范，选定文章的体制、体裁。康有为以“制式”为修词的第一要事。“酌雅制言”，意思是按照雅洁的要求选用有文采的言词。“制式”、“制言”是修辞的两大内容。按照康有为的修辞观，修辞学就是关于说话、作文“制式”、“制言”的学问。
言辞是传情达意的。言辞达意才能进行思想的交流。“辞达”是修辞的一条基本原则。
如何把握“辞达”的标准，修辞学家们发表过不少意见。清代修辞学家的意见可以归纳为三类：一主简达。以方苞、刘大魁、姚鼐为代表。二主繁简并重。以钱大昕、魏际瑞为代表。三主繁简适中。以顾炎武、洪亮吉为代表。
康有为的繁简论另有特点。他一方面肯定“简要，欲其易诵也；繁条欲其易备也”；另一方面又强调“文章之妙，全在说而不说，说而又说”。所谓“说而不说”，就是文约义丰，词简义明，含蕴而不尽说；所谓“说而又说”，就是“必须重叠而情事乃尽”（顾炎武语），不得不繁，尽说而不含蕴。康有为实际上是主张繁简当因文而异。他认为，文章本来就是“以曲为主”，应将多余的字、句、段割截削夺以求“繁简得其中”。他认为，文章之妙，不在形式上的繁简，而在畅意尽情。写道：“文章家犹兵法家，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固不为法度所困。……文章之道至大，精鹜八极，心游万仞，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文有时尽情敷衍，必畅其意而后止，有时极简括，一宽一紧，一收一敛，一纵一横，精神团结，使读者眉飞色舞。如《项羽本纪》八千余字、《赵世家》万余字，不厌多。《颜渊传》八十余字、《仲子传》六十余宇，不嫌其短。”这是说形式的繁简应当随内容和技法而用，不必困守于“法度”。
康有为认为，文章的繁简，从根本上说，决定于表达者的思想感情和被表达的实际内容。他写道：“有以高简为文者，夫文岂高简之谓哉？有以详赡为文者，夫文岂详赡之谓哉？凡人有忠爱之心缠绵于中，其发于言也，必谆谆繁复，重碎叠叠，其不可已也。有裁制之心蕴结于中，其发于言也，必严简短朴，剪截刚断，其有节也。此发于心形于外者也，不可强为也。忠臣之告君，慈父之诲子，良吏之教民，若是者，岂能自已哉？英主之发诏，猛将之下令，直史之载笔，若是者，岂能使之繁复也？此仁义有所厚也。以六艺言之，《诗》、《书》、《乐》者，仁之发也，故有长言依永之神，咏叹舞蹈之节。‘参差荇菜’凡三言，‘采采芣苡’凡六咏，皆爱乐之意也。‘清庙’之瑟，一唱三叹，亦乐之也。《离骚》之文，重之乱之；《出师》之表，谆之复之，缠绵而莫解于怀也。寡妇之夜哭，如往而复，爱慕之深也。若夫《春秋》之笔，记礼之文，严重庄简，无言外之咏叹，立制裁法，尚节度义之类也。”这段论说，表明康有为的繁简论，不仅紧扣繁简本质，而且紧密联系实际，是很有说服力的。他继承和发展了杨慎提出的“文无繁简，唯求其美”的观点。
“积理”、“积词”是康有为修辞论中的两个重要概念。“积理”指学习道理，“积词”指学习言词。康有为认为“积理”与“积词”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理犹根本，词犹枝叶”。“根本”深稳，才能“枝叶”茂盛。“积理”与“积词”是为文的基础。故云：“未有不读书而能文者。”
康有为主张“积理”、“积词”必须学用结合，古为今用。他写道：“积理有二：一读书通古义；一阅世达今情。”又说：“若积词者，凡读古人之文，记其词采，记其事样，撇画时文之调，以古言为言，积词之谓也。”“通古义”，“达今情”，就是古为今用；“读古人之文”，“撇画时文之调”，就是学用结合。康有为说：“文贵适用，又宜阅世。若不合时宜，纵与上古同风，不过图书彝鼎。”并且指出：“征引古事必求其至切，写古人即是写今人，抚古思今，血泪俱迸。”这些论见说明康有为对待古代文化传统具有立足现实、古为今用，以推进社会进步的观点和立场。
“贵适用”、“合时宜”，是康有为经世致用修辞观最简明的概括，也是康有为修辞论中最具生命力的一条基本原则。
关于积词与修词的关系，康有为说：“积词后贵修词。”积词是修词的基础。修词实际上就是选择最能达意的词而用之。“情欲信，词欲巧”。只有“情”与“词”的统一，“信”与“诚”的和谐，才符合“修词立其诚”的要求。康有为认为，六朝的淫丽，秦汉的冷僻，考据家的冗曼，都违背了“修辞立其诚”的根本原则。
康有为的修辞观，主张用词要通俗易懂，为文要通畅明白。他欣赏“苏文皆畅”，批评王介甫“文笔甚好，然太拗折”。他认为，“文宜学文笔文调，深奥之字不贵也”；“若专觅字典书所无之字，浏览不终篇，人已厌矣”；“奇字奥句，虽得盛名，存终不久。钩唇棘吻，有乖辞达之意。”还认为重复字有词义浓重、更富表现力的特点。他说：“辽远阻深，重复字眼便浓厚。”
修词旨在达意。康有为认为，学古人之言，不应照搬，而应该“入己口气”，“惟古之词必己出”，做到“神理与之相合，而其迹不可得而寻”才行。至于“以词掩意，大不可也”。学古人，重要的是“师其意而不师其形”，“师其神味，必改其面目”，方能不落俗调。康有为写道：“孔瞿轩与外甥朱维轮书，《马射赋》‘落花与芝盖同飞，杨柳共春旗一色’，口颊皆香。然去‘与’‘共’二字便是俗调。故王子安套调亦不敢去。又唐人‘四周皆王母灵禽，一望皆嫦娥宝树’，若是古人，必改‘灵’‘宝’二字为‘之’，‘灵’‘宝’二字俗不可耐。”康有为又写道：“杨炯《少仪庙碑》看似寻常，然有云‘蒋家之妹，清溪之轨迹可寻，虞帝之妃，湘水之波澜未歇’。则‘未歇’二字非古人不能用。”这些例子都说明康有为主张修词必须重视词的神味。所谓神味，不仅包括词义色彩，也包括用词习惯、古今之别、雅俗之殊等。
文体是修辞的重要内容。文体的产生有其历史的过程。康有为说：“自开天明道，垂之简册，《诗》《书》六籍，经世宰物，皆谓之文。”文即文章。至魏晋六朝，文始一分为二，即文与笔。至于骈体文讲音节对仗，康有为说：“至中唐而极靡，故昌黎子力起而振之，而骈散分焉。”文体的分类，康有为认为，从内容上划分，文可分为四体：“一曰词章，一曰记事，一曰义理，一曰奏议。”康有为又对论文提出三分法，写道：“文有三体：曰义理、曰记事、曰议论。”前者指所有文，后者单指论文。“词章”即指诗赋文学类。康有为说：“《诗》，词章之祖。”康有为认为，文体当分为词章与论文，即文学与论文两大类。这样的分类在修辞上显得简明、清楚，便于把握其本质特点。文学类重形象思维，论文类重抽象思维。在修辞上，前者以形象说话，后者以道理说话。这大概就是康有为修辞观关于文体分类的理论根据和独到之处。
康有为认为，不同体裁有不同的功能，有不同的应用对象。他写道：“古人无骈散之分，故凡文皆可，今人既分骈散，则不可混用。”“四六之一体，用之于婚启、谢启、铭谏、赞述，不可用于书启、论辨、传志。”分清文体特点和应用对象，是有关行文得体的修辞问题。
不同文体，在传情达意上有不同的特点。不同文体能相互取长，就能更好地适应传情达意的需要。康有为提倡发挥不同文体之长，以提高文章的表达效果。他写道：“能古文而兼骈体固佳：即不能古文，词章一道，亦有不废也。”又说：“然古文面肤不如骈体，骈体有气即是古文，但能得其本原，知其运意，同以义理为宗，一气相生，变化开合，起伏照应，提跌顿生，与古文同源，亦与古文同法，则得矣。”康有为在“得矣”下自注云：“以单行之气，运排偶之体。”这就是说，从修辞效果看，排偶比古文散句更有表达力，古文如能吸收排偶，其表达效果必佳。反之，骈体如能吸收古文之“气”，其表达效果亦好。康有为自己的许多文章正是这样做的，其议论往往运用排偶句式，形成排山倒海之势，使读者心潮激荡，备受鼓舞，就是最好的证明。
在写作方面，康有为虽然说过“文有自然之法，有创造之法”，但在理论上他还是承认桐城派的主张，认为文章应该讲“义法”，讲气、味、神、理、格、律、声、色。他引用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目》中的文字写道：“文之类有十三，所以为文者八：气、味、神、理，文之精也；格、律、声、色，文之粗也。始而涉其粗，孟子所谓彀率绳墨也。终则体其精而遗其粗，由有法以至于无法也。”姚鼐以神、气指文章的精神、气势，味、理指文章的境界、观点，都属于文章的内容，即“文之精”；以“格、律、声、色”指文章的表达形式，包括文章的格式、风格、音韵、词藻等，即“文之粗”。“文之精”寓于“文之粗”，人们由粗及精，由文章的形式而及于文章的内容，即由“格、律、声、色”而及于“气、味、神、理”。所以姚鼐说：“文章之精妙，不出字句声色之间，舍此便无可窥寻矣。”这是有关文章写作和欣赏的修辞理论，康有为采纳了姚鼐的论见，表现了博采兼收的学者风范。
对文章写作，康有为还提出过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如：“论文如蓄水，蓄极而泄则有势”，“文须随便下笔”，“文家无不从奥折出”，“诗文皆要有文境，文境浓奥，亦有文势”，“夫一泻无余，纵能辞达已无余味”等，这些意见凝结了作者丰富的写作经验，是对文章修辞的基本要求，也是对后学者写作的具体指导。
综观康有为的修辞论，如果用他自己的话说，那就是：“取材于经史，取理于圣人，转益多师，本之诗书，参之庄列，心摹力追，取法乎上，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而后求古义，识时势，求篇法、章法、句法、字法也。”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康有为修辞观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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