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钦[1]2003年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广东教会高等教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20年代广东教会高等学校有岭南大学、夏葛医科大学和广州协和神学校。20年代声势浩大的收回教育权运动对教会学校造成了极大的冲击，结束了教会学校在中国政府管理之外独立发展的状况，并削弱了教会学校与西方教会的的联系。此后，教会学校开始被纳入中国的教育系统，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师队伍和办学经费等各方面都进一步中国化，宗教氛围大为淡薄。在20世纪20年代，教会高校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而不得不应变图存，在行政管理、课程教学和经费筹募等各方面都有相当大的转变。迄今为止，学术界还没有对该时期广东教会高教整体情况的研究，本论文研究可以填补这一学术空白。 本论文分七部分，第一部分对广东叁所教会高校的早期发展进行简单介绍，第二、叁、四、五、六部分分别探讨了20年代广东教会高校的政府管理制度、课程设置、学业考核标准、办学经费和校际合作等方面的发展情况，主要考察它们在收回教育权前后的转变，最后一部分则是对广东教会高教的综合评述。
李兴韵[2]2003年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广东教会中学研究》文中指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近代中国民族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兴起了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并导致了中国教会教育一系列的变化和整个中国教育的深刻转折。本文通过对这一时期广东教会中学在行政管理、课程设置、教职员和学生等各方面的考察，分析各校在收回教育权运动、向政府立案、实施党化教育等问题上的对策和处理方法，反映教会中学与教会和政府关系的变化，探寻它们由独立系统转变为中国教育系统一部分的历史原因和历史过程，并揭橥这一转变在中国教育及中国历史上的重大意义。
蒋超[3]2010年在《岭南大学华人校长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基督教曾四次传入中国,第一次是唐朝初年景教的传入,后因唐武宗灭佛殃及而消亡；第二次是元朝时也里可温教的传入,但仅是昙花一现；第叁次是明清之际的再度传入,因“中国礼仪之争”,1724年雍正禁教被驱逐出中国内地,传教活动仅被限于澳门一隅；第四次是鸦片战争以降,在列强的炮舰掩护下,由于“条约政策”的庇护而大规模传播。由于文化传统的影响,教会与学校关系密切,“当差会在一个新的国家着手工作时,必须以新教徒创设学校作为它的滥觞。”明清之际,中国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广东由于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对外贸易日渐繁荣。鸦片战争以降,列强入侵,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订,广州被辟为通商口岸。广东因地缘优势,最早与西方进行接触,因而也是中国最早出现教会学校,开展教会教育的地方。岭南大学是广东的第一所大学,也是基督教在广东的最高学府,对广东的影响十分深远。由于历史的原因,岭南大学从创办伊始即为外国差会所有。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基督教的传入引起中西文化激烈碰撞,列强的炮舰政策使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反教斗争愈演愈烈,其中以义和团运动为高潮。与义和团运动的盲目排外不同,1922年至1927年的“非基督教运动”蕴含着丰富的理性因素,它是“五四”运动对中国文化认识的结果,更是国人民族主义意识高涨的标志。1922年至1927年“非基督教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收回教育自主权。“收回教育权运动”使外国在华学校开始向中国政府注册,中国人开始掌握校权。岭南大学收回由中国人自办正是“非基督教运动”,特别是“收回教育权运动”的结果。岭南大学收回自办后,陆续由钟荣光、李应林、陈序经叁任华人校长执掌校务。其间他们各自面临当时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取得办学的瞩目成就,奠定了岭南大学在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的独特地位。钟荣光是岭南大学的首任华人校长,与岭南大学有着很深的渊源,被誉为“岭大之父”。在其任上,收回教育自主权,筹措经费,创办岭南农科大学、工学院、医学院,聘请名师；在学生教育上重视爱国教育、华侨教育、爱的教育,主张学生自治,使收回自办后的岭南大学很快步入正规,实现了岭南大学的“中国化”。李应林是岭南大学的第二任华人校长,由于抗战军兴,日军入侵,岭南大学面临空前的困难,但李应林带领岭大师生坚持办学,辗转香港粤北,筹措经费,同时倡导学生自治,实行工读制,聘请名师,以一颗爱国心支持抗战,注重学生德育教育,凝铸了“岭南精神”,成为学校发展的灵魂。继李应林之后的陈序经是一位学者型的校长,他的治校方略中学者味较浓,特别注重教授队伍建设与经费的筹措。此外,陈序经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提倡学术“优容雅量”；严格管理,坚持办学民主；拓展校务,注重生源质量,进一步扩大了岭南大学的影响。通过对岭南大学叁任华人校长办学思想和治校方略的探究,可以分析归纳出他们办学有如下特色：叁任华人校长在治校过程中都注重民主管理方式的应用；注重经费的筹措,开源节流；狠抓教授队伍建设,重视学术研究；坚持办学自主,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提倡爱的教育,尤重爱国主义教育。同时,他们治校过程中表现出的主观特质如优秀的品质、丰厚的学识、崇高的品格、卓越的才能,亦是他们治校能够为人所推崇的重要因素。岭南大学叁任华人校长在教会大学“中国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对岭南大学叁任华人校长的研究于当代大学发展有重要启示：一是教育的大背景对大学校长的治校方略有重要影响；是治校理念和方法的特色可为当代大学校长治校提供参考；叁是表现出的优秀个人素质是众多管理者特别是大学校长的垂范；四是大学精神是大学发展的灵魂。
孙广勇[4]2006年在《社会变迁中的中国近代教育会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教育在近代转型的过程中,存在两个互不隶属的教育系统——教会教育系统和中国人自办的教育系统,也同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教育会”组织,其一是基督教在华教会教育的代表性组织“中国教育会(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其二是中国教育界自己的各省、县市、城镇乡教育会,以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这两种教育会在各自的教育系统内都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较强的群体代表性、较完整的内部系统性和较顽强的独立性,与官办的和纯民间的社团不同,是一种特殊的社团形态。突破传统研究领域的局限,将教会教育纳入近代中国教育事业的视野,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和教育转型的大背景下,对两种教育会平等地加以研究,有助于揭示其整体特征和历史作用。 清末新政施行之前,中国的新式教育主要由传教士举办的教会学校构成。中国自身的新式教育只限于洋务运动期间建立的数十所洋务学堂。“中国教育会”是在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于1890年建立的组织,它通过“叁年会议”和各种委员会,在研究教育思想、传播教育理论、改进教育方法、出版教科书、统一科学名词和术语,以及协调教会学校内部关系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有力地促进了教会教育的专业化。到戊戌变法时期,在中国社会变革即将拉开大幕之时,从事教会教育的传教士们迫切希望能够获得中国教育变革的主导权,从而使中国国家教育系统能够有助于基督教福音的传播,并同时使教会学校获得中国政府的承认。戊戌变法期间,在“中国教育会”和其他传教士团体的组织和当时维新派人士的帮助之下,传教士们向晚清政府提出了系统的教育改革方案,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清末新政时期,中国教育界掀起了向日本学习的浪潮,不但大批的中国留学生和办学人员远渡东瀛,求新知于日本,而且有大量的日本教习到中国来传授新式教育的方法和内容。面对这种形势,“中国教育会”在失望之余,试图带领教会学校与中国自办教育展开竞争,欲使教会教育成为中国自办教育学习的典范,从而确立传教士传播“西学”的正统地位。这一时期,教会教育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并且在“中国教育会”的协调下,逐渐出现了系统化的趋势。与此同时,中国教育界的新知识分子开始集结。他们组成各种团体,以集体的力量维护和发展在其时尚属稚嫩的新式教育。在这些社团中,各省教育会以及县市和城镇乡教育会成为数量较多、组织较为完善、活动较有规律,影响也较大的一类组织。江苏省教育会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类教育会组织自身具有高度的民主性,能够聚集各方面的力量,同时由于得到晚清政府的支持,获得了来自政府的经费资助,并且具有借助行政权力的便利,因而成为整个教育系统中一个有机的部分,对于表达教育界的立场,发挥教育家和教育工作者群体的力量,推进新式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独特而积极的作用。 民国鼎新,中国的教育转型进一步深化。由于中国自办教育规模的发展,“中国教育会”
胡中波[5]2016年在《中美关系视野下的中美教育交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研究力图从中美关系的历史出发,探讨自近代以来每个时期中美教育交流和中美关系的互动情况。同时,考察影响中美教育交流与合作演进的一些重要因素,包括促进因素和障碍因素,在此基础上,总结中美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历史经验或教训,从而为排除干扰,推进当今中美教育交流与合作提供某些有益的启示,以服务于实现“中国梦”和推动建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具体内容如下：导言部分主要介绍了论文的研究缘起、以往研究成果的综述和论文写作的基本思路、文章结构、研究方法,介绍了论文所要开展的新尝试。第一章主要论述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期美国传教士的在华文教活动与早期中美关系。本章从近代中美关系的发端开始谈起,历经中美望厦条约、天津条约等重大中美关系历史事件。论述自1784年“中国皇后”号来华开展商业贸易活动后,美国传教士随之来到中国,在中美关系的大背景下,传教士在华开展文化、宗教、教育乃至政治等方面的活动,教育活动是他们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章着力论述中美关系最早如何开始?传教士在何种情况下来华?传教士如何将宗教和教育结合起来开展活动?美国传教士在华兴办的教会教育对早期中美关系有何作用或影响?第二章主要论述19世纪中叶至1881年的幼童留美与19世纪后期的中美关系。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洋务运动注重向英、法等西方先进列强学习科学技术,其中也包括向同属西方列强的美国学习。在容闳等人的积极促推下,在清政府出于国际关系大背景的考虑下,同时,在美国对中国派人留学美国的认可和支持下,中国官方举办幼童留美计划,开始了规模化的中美教育交流活动,中美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期。本章重点考察中美两国对推动幼童留美的考虑和动机,清政府选派幼童留美与当时的中美关系甚至国际关系的大背景有何关联?美国对中国派人留学美国是何态度?有何政策?存何动机?以及幼童留美计划后来对中国和中美关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第叁章主要论述1881年至1911年的庚款留美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美关系。庚子赔款后,美国将其得到的一部分庚子赔款退回中国,并指定用于兴办教育。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款支持下,中国国内兴起了留学美国运动,学习美国先进的文化、教育、政治、经济、科学与技术。庚款留美作为中美关系中的重大事件,为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联系人士。本章除考察中方的庚款留美考虑外,重点从美方角度考察美方为何愿意退还部分庚款并用来在中国支持办学和支持中国派人留学美国?美国的这项官方决定和行动决策动因何在?第四章主要论述1911年至1927年中国北洋政府时期的中美教育交流与中美关系。中华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时期,中美之间在教育交流上有一些重大活动。本章重点考察了中美双方对这些教育交流活动是如何考虑?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决策?本章通过考察这些内容,反映此时期中美教育交流与中美关系的互动关系。第五章主要论述1927年至1949年中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美教育交流和中美关系。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标志着中国完成了初步统一。此后,围绕中国教育自主权的问题,中美在教育交流以及中美关系上都有所斗争,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美国在华教会教育不得不更加中国化和本土化。中国抗战的爆发,对中美关系和中美教育交流都有影响,特别是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参加对日作战,中美最终出于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战略合作考虑结成国家同盟,并在美国基于战后全球安排的考虑下支持中国,形成中美特殊关系。此时期,中美教育交流也呈现出新的发展局面。战争结束以后,中美教育交流出现高潮。本章重点考察了这一时期中美开展教育交流的各自考虑以及中美教育交流与中美关系的互动情况。第六章主要论述1949年至1978年,新中国成立至70年代的中美教育交流和中美关系。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美国在短暂观望后对新生中国采取长期敌对和封锁政策。同时,新中国在建国初也出于巩固新生政权等考虑实行“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建国初至20世纪60年代末中美两国关系完全封闭。教育交流方面,双方教育联系基本中断。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两国从两国关系及国际关系的大背景考虑,出于建构中美苏大叁角抗衡苏联的需要考虑,调整中美关系,中美教育交流得以发展。本章重点考察了中美教育交流的中断和重启以及与中美关系变动的关系,论述了中美双方在这一段时间内对中美教育交流和中美关系有着什么样的战略考虑。第七章主要论述1979年至本世纪初,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中美教育交流和中美关系。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中国国内也开启了改革开放进程,中美教育交流出现大发展。但是,这一时期的中美教育交流虽然发展较快,却并不是一帆风顺,它的发展也受到美国意识形态考虑的阻碍,遭遇过重大挫折。不过,在中方的积极努力下,中方坚持推进改革开放进程,推动中美教育交流,中美教育交流在20世纪末重回发展正轨。新世纪以来,中美关系形成新的战略定位,中美教育交流再次出现大发展。随着中美经济、政治等战略合作对话机制的建立,中美人文(教育)交流的合作对话机制也相应建立。中美教育交流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在中国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的背景下,中美教育交流日益向全面、双边、互动的方向迈进。本章重点考察了这时期在中美关系大背景下中美双方发展中美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政策和动机。最后结语部分总结了中美教育交流与中美关系的互动及其启示。教育交流关系是国家关系的晴雨表,教育交流关系的发展受到国家关系发展的影响和制约,教育交流关系反映着国家关系或紧密或封闭或平淡等的状态。但是,另一方面,教育交流也可以通过人才培养和教育合作,培育构建两国关系的长久基础,有利于国家关系的持久向好和不断紧密。通过制订符合国家发展战略的教育文化对外交流政策,可以为实现“中国梦”和推动新时期建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贡献力量。文章附录了中美关系历史发展变化和中美教育交流历史发展变化的互动大事记以及中美关系史上与中美教育交流有关的重要文献及中国幼童留美、庚款留美等人员名单,为把握、理解和审视近代以来长时段的中美教育交流和中美关系的互动关系提供概貌。
王小丁[6]2007年在《中美教育关系研究（1840-1927）》文中认为教育是一个开放系统,任何国家的教育只有在与世界教育的交流和融合中才能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美两国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784年的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来华。以后的46年间,中美双方在教育上的接触几乎为零。直到1830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受美国公理会的派遣来华,开办了中国最早的教会学校——贝满学校,拉开了中美教育关系的帷幕。传教士来华的主旨是基督征服中国,中西文化的碰撞打碎了他们的梦想。在对中国文化和教育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对传教的困惑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之后,他们转向了教育,借办学传播福音,中国教育的衰落也给传教士办学留下了地盘。中国在向西方学习的热潮中开始了艰难的教育现代化进程。双向的冲突和回应始终伴随着中美教育关系的发展。美国传教士在批判中国传统教育的基础上,掀起了办学的高潮,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初,发展成了以教会小学、教会中学、教会大学为主体的教会教育体系,它为中国教育提供了参照,特别是为中国高等教育提供了参照,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就是最好的样本。但教会学校始终没能进入中国的教育体系,宗教性和教育的“话语权力”是最重要的因素。美国传教士与中国的留学教育有直接的关系,容闳就是在传教士布朗推举下于1847年1月赴美留学,中国留学史上翻开了新的一页,学成归国的容闳经过艰苦的努力和斡旋,终于促成了幼童留美,掀起了留美第一次高潮。经过约30年的沉寂之后,留美第二次高潮——庚款留美兴起,其中有较为复杂的历史原因,经过中美双方努力,按照美国的意图,终于达成协议。中国的外交官梁诚和美国总统罗斯福起了关键作用。美国对中国的“文化投资”战略初步实现,但并没出现他们所期望的结果。归国留学生把美国教育思想、大学模式与中国教育实际相结合,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并在中国教育模式从指向日本向美国的转换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教育变革进一步深化还需要理论和实践的指导,以留美学生为主的中国教育界邀请杜威、孟禄等美国教育家来华,杜威通过讲演把他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体系介绍给中国,并设计了一幅以实用主义教育为底色的中国教育蓝图。孟禄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对中国教育问题进行了“诊断”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两位教育家关注的重点是中国的基础教育,对当时的学制、课程、教材、教学方法等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推动了中国的教育实验热潮,克伯屈的“设计教学法”、柏克赫斯特的“道尔顿制”、麦柯尔的教育测量等纷纷在中国展开,加快了中国教育的科学化进程。以陶行知、黄炎培、晏阳初、陈鹤琴为主的中国教育家群体,开始了中国新教育之路的探索,对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本土化改造,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生活教育、平民教育理论并成功运用于实践。胡适是中美教育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深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哲学的影响,杜威教育哲学中的实用性、科学主义、思维方法等体现在他的高等教育观、文学革命等方面。他对中美教育交流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纵观中美教育关系的全过程,充满了变数、矛盾,体现出非均衡性的典型特征,这种非均衡特征正是研究中美教育关系的逻辑起点,以比较的方法,从教育的视角去研究中美教育关系,正是其价值所在。
李森[7]2017年在《近代教会中学的本土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世纪后,基督教大规模入华,特别是鸦片战争后国门大开,教会势力在中华大地快速传播开来。为了配合其宣教目的的实现,教会重视事工建设,尤其重视兴办教育以宣扬宗教。各级教会学校在中华大地遍地开花,快速发展起来,具有强烈宗教特色的教会教育盛行于近代中国社会。教会中学创立之初,由于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传教士们就注重迎合中国社会,其本土化随之发展。随着国族危亡的加剧,近代社会发生一系列剧烈变革,民族主义思潮盛行。20世纪20年代以来,被视为文化侵略的教会教育开始面临非基督教运动、收回教育权运动的猛烈冲击。社会舆论与知识界对教会教育的大肆批判,政府收回教育权的强制要求与学校内部反教力量的增强,使自我缓慢调适中的教会中学的本土化不得不加速。以立案为标志,教会中学在教育宗旨、课程设置、生源与经费、师资队伍与学校管理等方面发生重大变化。通过对开封教会中学相关文献档案的深度挖掘及对史料的分析和论证,可以看出,开封教会中学的本土化受到内部趋力和外部压力的共同作用,展现出主动融合和被动调适结合的特点。其本土化就是世俗化与中国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开封教会中学迫于内外压力不得不淡化其宗教色彩,迎合社会教育的需要,并不断为国家权力所渗透,以适应时代巨变中的中国社会。而新政权建立后对教会中学的接收,使教会中学的本土化进程戛然而止,教会中学在中华大地快速消亡,其本土化的努力也归于终结。从开封教会中学的发展进程中,今人可以看到近代中国教育发展中的某些缩影。同时,教会中学顺应时代潮流而进行的本土化改革,则为我们当前的教育发展与改革提供了历史思考与反省,对于当今中学中的德育教育和教会本土化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夏泉[8]2003年在《明清粤港澳基督教教会教育研究（1552-1911）》文中指出本学位论文以“明清时期粤港澳基督教教会教育”为研究对象。长达叁个半世纪(1552-1911)的教会教育发展史，以明清政府对基督教的不同政策和态度为主要依据，大致可以划分为叁个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即“容教”阶段(1552-1806，以明清之际澳门的天主教教育为主)，“禁教”阶段(1807-1842，以嘉道年间的新教教育为主)，“护教”阶段(1842-1911，以鸦片战争后条约制度下的粤港澳天主教、新教教育为主)。 学术界对明清粤港澳基督教教会教育的研究，一向比较薄弱，对明清之际天主教教育的专题研究尤为缺乏。笔者旨在通过对这一课题的探讨，弄清自晚明以降直至1911年，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在粤港澳的布道、办学活动对叁地社会经济发展和中西关系所产生的独特影响。 明清之际的天主教教会教育是基督教第叁次在华传播的产物。传教士在澳门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教会学校和第一所西式大学圣保禄学院，以及培训中国传教士的基地圣若瑟修院。“禁教”政策和“护教”政策下的教会教育，是19世纪以降基督教第四次在华传播的产物。嘉道年间的新教教会教育，囿于清朝的“禁教”政策只能在南洋华侨社区及穗澳兴办，但已呈现出从中国本土外围推进至穗澳再至沿海和内地的发展态势。鸦片战争后教会教育的兴办，受到了清朝对基督教被迫采取“驰禁”和“护教”政策的影响，具体而言，广东的新教教育影响较大，澳门的天主教教育持续发展，香港则是天主教、新教教育比翼齐飞。经过几个世纪的布道、办学和其他宣教活动，基督教业已深深植根于粤港澳社会，对这一地区的思想文化教育活动乃至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产生着至深且巨的影响。
虞宁宁[9]2008年在《“立案”前后中国基督教高等教育的变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基督教高等教育扮演过重要的角色,曾为中国提供了最早的近代高等教育模式。其院系组织、课程设置、管理模式、学位制度和校园文化建设都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社会极度动荡的一段历史时期。政治上,清朝灭亡、民国建立、军阀割据;经济上,近代工商业与传统小农经济并存;文化教育上,中国传统教育、西方科学教育和教会宗教教育相互交织。伴随着西方炮舰政策而兴起的教会学校教育逐步向高等教育发展,对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在这一历史时期,基督教高等教育经历了迅速发展、短暂消沉、全面调整和重新发展几个阶段,其中“立案”是一个标志性的转折点。来自异质文化的基督教高等教育,在中国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之后,便与中国社会现实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与冲突。这种冲突主要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后期。其间,基督教教育者迫于压力,对其教育教学行为和中国政府的立案要求都作了认真的反思,并进行了积极的全面调整,以至在获准“立案”之后,基督教高等学校大都获得新发展,并取得了丰硕的教育成果。毫无疑问,对这一历史过程进行认真梳理和研究,对于正确认识基督教高等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历史是有重要价值的。本文通过对中国基督教高等教育在立案前后(上溯到19世纪末,下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发生的变迁进行梳理、分析和归纳,力图揭示导致这些变迁的内外诸因素。本文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中国基督教高等教育的起源及其在1900-1923之间日渐完善与发展的原因和表现,论述基督教教育者基督教化中国的自信。第二部分,论述20世纪20年代中期中国基督教高等教育的彷徨与消沉。主要包括叁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基督教教育面临的危急形势,使基督教教育者感到彷徨;二是基督教高等教育的消沉;叁是基督教教育者的深刻反思。第叁部分,论述基督教教育重新定位于服务中国的策略,及其展开全面的调整的动因。其中“调整”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基督教大学向中国政府申请立案;二是基督教高等教育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调整。第四部分,分析了基督教高等教育融入中国的努力,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教育主权回归中国;二是基督教高等教育在立案后获得新的发展。最后是结语,笔者认为,异质教育在一定的条件和范围内能以特定的方式彼此融合,相互借鉴。
马修进[10]2015年在《民国时期华北地区商业教育研究（1912-1937）》文中认为商业教育是近代兴起的一种教育形式，它将商与学结合起来，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现代商业知识，并掌握新型商业企业经营管理方法的专门人才。在中国，传统的商业教育主要以学徒教育为主，学徒制在传统社会经济体制下数千年的传承下来，在人类教育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十九世纪以来，尤其是鸦片战争后的几十年间，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急剧变化，列强的纷至沓来使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随着经济近代化的展开，对新式商业人才的需求被重视起来。近代商业教育起源于清末，在清政府推行的新政中，癸卯学制作为教育改革的重点对近代商业教育体系进行了初步的设计。进入民国，华北地区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华北各城市近代化进程亦随之加快，历届政府颁布各种法律法规，完善商业教育制度，并对商业社会教育进行积极鼓励引导，一时间华北地区的商会、商人、政府、教会、民间力量等众多力量汇聚合力，积极推动华北地区商业教育的发展。但由于民国时期内外交困的社会环境，办学经费的匮乏等种种原因，华北地区商业教育并未在社会各阶层得以实施和传播，学徒教育作为传统商业教育的基本形式仍以其强大生命力与近代商业教育体系并行存在。文章以民国时期华北地区商业教育为研究对象，考察华北地区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出现的新式商业教育及其发展。文章第一部分首先对民国以前商业教育进行了简要回顾，具体分为传统商业教育、近代商业教育兴起的背景、近代商业教育体系的初步建立等；第二部分则从商会角度入手，着重介绍了商会及商人兴商学的活动，并对商会所办商业教育进行了简要评价；第叁部分重点分析了实业教育系统中的商业教育，分为正规学校教育和社会补习教育两大方面，通过对华北地区部分商业学校进行个案分析，指出了实业教育体系下商业教育的特点与不足；第四部分重点论述了普通教育系统中的高等商业教育和中小学系统中的商业教育，并对高等商业教育进行了着重探析；第五部分剖析了国外各宗教差会及其他团体在华北创办的商业院校，以个案分析的方式考察了其于本土创办的商业学校的不同之处，指出其独特之处；第六部分则分为叁部分，一是描述了传统商业教育在华北地区的延续，二是对民国时期华北地区商业教育进行了反思，指出商业教育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及其带来的启示，叁是将华北地区放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考察，将其与中国其他地区的商业教育作一比较，指出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商业教育发展规模和速度的不同。文章从原始档案和史料入手，着重运用区域性研究和个案研究方法，采取纵横结合的方式，通过对华北地区商业教育进行宏观与细化相辅相成的考察分析，力求清晰勾勒华北地区商业教育在1912-1937年几十年间的发展历史，为我国当代商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启示。
参考文献：
[1].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广东教会高等教育研究[D]. 陈国钦. 华南师范大学. 2003
[2].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广东教会中学研究[D]. 李兴韵. 华南师范大学. 2003
[3]. 岭南大学华人校长研究[D]. 蒋超. 暨南大学. 2010
[4]. 社会变迁中的中国近代教育会研究[D]. 孙广勇. 华中师范大学. 2006
[5]. 中美关系视野下的中美教育交流研究[D]. 胡中波. 华中师范大学. 2016
[6]. 中美教育关系研究（1840-1927）[D]. 王小丁. 河北大学. 2007
[7]. 近代教会中学的本土化[D]. 李森. 广西师范大学. 2017
[8]. 明清粤港澳基督教教会教育研究（1552-1911）[D]. 夏泉. 暨南大学. 2003
[9]. “立案”前后中国基督教高等教育的变迁研究[D]. 虞宁宁. 山东师范大学. 2008
[10]. 民国时期华北地区商业教育研究（1912-1937）[D]. 马修进. 山东师范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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