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主体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发展论文,当代中国论文,主体论文,客观论文,规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的发展是有客观规律的，而这一规律通过主体的多种多样选择表现出来。世纪之交，如何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如何在邓小平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科学选择的基础上，继续选择好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具体的道路，是摆在全党特别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面前的头等大事。
一、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主体选择的曲折性
历史发展规律中，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是最深层、最一般的规律。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这个最一般规律及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与当代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展现。
1.关于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
中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自近代始。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通过洋务运动力图实现生产技术的近代化，通过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力图实现政治制度的近代化，通过新文化运动力图实现思想文化的近代化。这些努力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有所推动，但并未获得真正的成功。中国的经济既有封建经济，又有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中国的政治，既革掉了君主专制并实现了共和，又陷入独裁统治，民主的因素偏弱，这也是一种不平衡。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社会有了质的进步，封建经济被消灭了，独裁统治也被消灭了。然后，中国很快又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但中国经济政治发展又处在一种新的不平衡之中。从经济上来说，手工生产与机器生产并存，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与非社会化的实现形式一体。从政治上来说，人民已经当家作主，实现了社会主义性质的民主，但民主的实现程度又太低。从经济与政治的相互关系讲，根本政治制度的先进性与经济发展水准的落后性又体现出一种经济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
为什么近代以来，中国经济政治发展这样不平衡呢？近代的不平衡与当代的不平衡有什么内在联系呢？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有着共同的线性规律，这就是经过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的自然经济形态，进到以物的依赖关系为特征的市场经济形态，再进到以人的自由发展为特征的产品经济形态。但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的发展道路对这一规律的体现有着巨大的不同特性。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更有其个性。如同马克思所说的，古代中国人是“早熟的儿童”，远古的血缘宗法制度，一直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成长。我们可以创造灿烂的封建文化，但从群体意识本位、封建制度特征与封建社会后期文化发展趋势上，我们不容易自发地发展向市场经济形态。中国的封建社会属于一种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与现代化是后发性的，且由外力为第一推动力的。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封建势力都不允许中国民族资本的顺利发展。在封建传统基础上和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官僚买办阶级也不允许中国民主政治的顺利发展。这是一个总体性的发展战略选择。这样，近代中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就不可避免了。
当着中国近代化运动在先进分子心目中痛苦地终结以后，中国人民在寻求新的社会发展道路。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进阶级和她的代表者，有了先进的思想武器，最终，使中国的发展道路为之一新。但中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仍以新的形态表现着。政治革命的成功，只能为经济的革命性变革扫清根本障碍与开辟道路，并不能一下子改变经济的落后状况。几千年历史形成的崇尚民本而缺少民主传统的现实状况，也不能靠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民主形式就可以很快推向现代民主。
2.关于二元社会结构演进规律
中国近代以来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表达的是客观现实的发展状况。如何深刻认识这一状况，更好地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并使中国人民幸福，靠的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的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进步集中体现为社会结构的演进。社会结构是社会有机体的基本骨架，是全部社会关系有机协调的总体形式。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有明显的不协调的二元性，即城市与农村、近现代工业与传统农业、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的严重的结构性对立。在民主革命时期，统治中国的帝国主义在华资本和官僚买办资本集中在城市，其统治的薄弱环节在农村。因而，谁抓住了农村、农民，谁就抓住了社会变革的关键。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就在于他科学选择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并不能很快解决二元社会结构问题，但它毕竟为社会转型，为中国逐步演化为现代社会结构提供了较好的基础。但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我国随后对社会主义具体模式的选择反而阻碍了社会的健康发展，在新形势下强化了社会结构的二元性。邓小平的伟大历史功绩就在于他在继承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成果的基础上，科学选择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促进了中国由二元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加速演进。值得探究的是，邓小平仍然是抓住了农村、农民这个中国社会变革的关键环节来推进社会结构演进的。
为什么中国二元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的演进，要从农村开始呢？现代社会结构是工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的社会。而临驾于中国二元社会结构之上的是官本位社会控制体系。这一控制体系的薄弱环节在农村。从当代来讲，要适合中国现有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推进初级的工业化、市场化、社会化，也只有从农村开始，从改变农村内部结构与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开始。
3.主体选择曲折历程的必然性
面对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和二元社会结构的状况，中国人民和她的先进分子为使中国改变落后状况，赶上世界现代化的步伐，进行了多次曲折的选择，这是历史的必然。
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受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准的局限，在实践上延缓甚至人为阻碍了二元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的演进。我们在全国广大城乡建立了国家与单位两极构造形成的“大而全”、“小而全”的社会的基本结构，并采用计划经济模式，以行政权力运作方式配置整个社会资源。我们对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进行分割管理，农民与城市人存在很强的身份差异。整个社会成层级状的组织结构功能全面而固定，就业者对单位存在着相当强的人身依附关系。
上述这样一种对体制和社会结构的选择，有它的历史根源，也曾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首先，西方列强在其现代化的过程中，把中国变成了它们的半殖民地。我们是带着痛苦与仇视心理来看待西方的。这样，我们很容易看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的一面，不容易看到这当中存在着一致性的一面。加之于当时的国际环境，我们就容易接受苏联的经济体制模式。其次，在二元社会结构的中国，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在这一条件下，生产是以既定的社会组织为前提的，经济组织同政治组织一致，生产同消费直接统一，是有传统基础的，趋向行政化管理方式也是有深刻的历史渊源的。其三，经济的落后使得我们必须防止过度城市化。这样，我们就以户籍制度来对城乡人口分割管理。当然，它对维护社会治安、控制人口过度增长等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随着年代的推移，这样一种体制与社会结构的选择，暴露出来的弊端越来越大。由于社会功能分化与社会流动受阻，社会活力就不同程度地被扼杀了。由于个体身份的固定化与城乡鸿沟的形成，人们社会需要的追求与创造精神的发挥，更是极大地被束缚了。加之以阶级斗争为纲，整个社会就趋向僵化，社会进步的动力处在被压抑的状态。
邓小平在澄清长期以来困扰我们的对历史发展似是而非的一些看法的同时，把握历史深层本质，使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科学选择与历史发展客观规律高度统一起来了。经过近二十年的实践，中国社会正在正确的道路上迅速发展。
二、邓小平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科学选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二十年是邓小平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行科学选择及其不断显现伟大成果的二十年。
1.基点选择
既然当代中国经济政治发展是这样的不平衡，那么，我们只能从这个现实基点出发来选择进一步发展的具体道路。邓小平关于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我们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这个必须坚持，因为这是人民奋斗的成果和历史的选择。其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立的，它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这样，邓小平对我国当代发展基点的准确定位，就蕴含了这样一个道理：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要能够逐步得到解决，实现相对平衡，就必须把发展经济作为社会主要矛盾，就必须维系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这一基点选择还蕴含一个道理，就是：我们所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没有现成经验可学，只能在实践中摸索。
2、方针选择
经济政治发展走向相对平衡的要求与二元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的演进，是建立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的，这是邓小平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所定的大政方针的核心。如何发展生产力？这就要通过适当的途径，来改变前述一系列不平衡的状况，这个途径就是改革。而没有维系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个稳定的条件，改革与发展就不可能取得成效。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对这一大政方针的科学选择，不但是有充分的理论根据，而且是以其一生积累为基础的。邓小平早在1975年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进行“全面整顿”时，就有了我们党现阶段基本方针的萌芽思想了。
3.体制选择
如果说改革作为大政方针有机整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它的具体取向是什么，就是这一方针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问题了。邓小平早在1979年就说过：“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36页。）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一个突破。 这当中包含一个到后来被邓小平透彻讲清的命题：“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 ）资源配置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中介。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方式，没有社会根本制度上的区别。改革的市场取向，是解决中国自近代以来一直未能很好解决的二元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演进的可靠途径。坚持这一取向，当代中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种种矛盾，终将被逐步提出与逐步解决。坚持这一取向，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就既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主线，又具有符合自己悠久历史的社会主义特色。
4、时序选择
邓小平关于经济体制的科学选择，是一个逐步的过程。这当中，包含一个时序问题。邓小平实际上是深悟中国二元社会结构问题的。他说：“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77—78页。）农村是旧体制的薄弱环节，“城市改革比农村复杂，但是有了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我们对城市改革很有信心。”（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82页。）所以，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
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也有个时序选择问题。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提出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说：“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任务”，“这个任务，我们这一代人也许不能全部完成。”（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2—343页。）邓小平是把政治体制改革看得比经济体制改革更长期、更艰巨。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笔者以为，邓小平是前后一贯主张党政分开的，但1986年12月份以后，他感到目前分开的条件不成熟，也就不大说这一条了。事实上，在当前党政工作覆盖面基本一致的情况下，强调党政分开，只会人为地加剧党内矛盾而影响决策效率。到了1987年6月份， 邓小平说：“一般讲政治体制改革都讲民主化，但民主化的含义不十分清楚。……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调动积极性，权力下放是最主要的内容。”（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0—242页。）这样，只有市场主体自主性的思想才能与邓小平这么长一段时间的思路相合拍。由此而引出的政策、措施只能是政企分开。看来，只有政企分开、政资（本）分开，以至政社（会）分开做好了，党政分开才随之可行。这也就是说，随着二元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演进的加速，到了资本社会化和大量社会中介组织涌现的时候，党政工作覆盖面就不一致了。到那时应强调，我们党不但是执政党，还是更广义的领导党，由此才应及时推进党政分开。
5、目标选择
要使中国由二元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演进，就要以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为参照系，同全球经济运行能逐步接轨。在我国，是邓小平首先用世界通用的国民生产总值为衡量标准判断实现现代化的程度。
邓小平为中国制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他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两个文明协调发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等等。这些说明，邓小平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选择是符合时代特征的，是全面而有计划有步骤的。
6.抗干扰方式选择
面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前途，具有各种政治倾向的人、各个社会集团会有多种选择，而一旦让错误的选择变为现实，那将严重影响中国社会的健康、顺利发展。因此，排除干扰，阻止其他可能性变为现实是至关重要的。采取什么方式抗干扰，与改革的时序选择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邓小平选择的抗干扰方式主要有这样几点：其一，不争论。这是为了争取时间干。其二，“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5页。）其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就是要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变，保证整个政策不变，对内开放、对外开放的政策不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18页。 ）邓小平关于抗干扰方式的选择，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整体。它们是方针选择的自然延伸，是对党的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深入分析的结果。我们党所确定的在维系稳定的条件下，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样一个方针，是前无古人的，在马列著作中也找不到现成答案。一争论，引经据典，容易引发教条主义，回到“左”的思潮占统治地位的做法，耽搁社会发展，拉大同发达国家的差距。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搞全盘西化那一套，只能导致中国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附庸。邓小平的抗干扰方式的选择，表现为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依据的是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组成要素的内在统一性的力量。
三、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科学选择的继承和发展
邓小平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科学选择，是建立在对我国所处历史阶段科学定位的基础上，以正确的方针来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可行目标。这是一个总体性的发展战略选择。这样，他就科学解决了主体选择与客观规律的关系问题。邓小平的科学选择得以成功，还在于他解决了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中介问题：他选准了中国改革的市场取向，把握准了改革的时序和有效地防止了各种干扰。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的是改革中期更为艰巨的任务。新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坚持并深化了邓小平的科学选择，既推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又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
1.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化了对主体选择与客观规律的关系问题的解决
党的十五大报告强调了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内涵的揭示，更强调了当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曲折道路的必然性。事实上，由二元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的演进，是生产力发展与社会进步内在要求冲破历史惰力及认识误区的过程，也是一个新体制与新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逐步建构的过程。在这样一个基点上，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完善了邓小平的方针选择，明确表述了“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选择是坚定不移地予以推进，并更加明晰化了。在经济上，中央确定了“九五”和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并进一步提出了下个世纪的“三步”目标。在政治上，中央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同时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长治久安的基本方略与目标。中央还明确提出了跨世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目标。
2.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化了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中介问题的解决办法
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而言，主体应通过一定的手段才能使客体演进为符合主体一定目标的理想客体。邓小平对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中介的选择，经过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发展，有了进一步的深化。
江泽民同志明确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的体制选择。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全方位配套改革的总体框架；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又提出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的艰巨任务；党的十五大在所有制改革的认识上又有了新的突破，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有了新的概括。这些，对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演进是一个极大的促进。我国的二元社会结构表现在经济结构方面，经过近二十年改革与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从生产力结构来说，它已演变为包含手工生产力、机器生产力和现代信息生产力在内的三元结构，反映到全国各地区，就表现出生产力水平结构的极不平衡性。在生产力的具体结构中，产业结构由传统手工劳动的农业占很大比重开始转向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结构；技术结构表现为多重技术并存与提高的趋势；基础设施结构在逐步配套以促进经济发展和为社会生活服务。生产力水平结构的优化，从宏观上讲，是在逐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实现的。从生产关系结构来说，确定以市场为资源配置的基础以后，从宏观到微观，从所有制结构到分配结构，整个生产关系在急剧地调整，逐步向社会化的方向演进，逐步同国际生产关系相容而联为一体。
邓小平对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序选择，是符合当代中国二元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演进的必然规律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了改革初期的成果，继续探索并实行着中期改革的时序选择。改革初期，旧的平均主义的物质利益结构受到极大的冲击，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旧的行政权力运作方式支撑的整个社会结构并未受到根本触动。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采取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的办法，实现城乡改革相结合，微观改革与宏观改革相配套。在这一过程中，随着政企分开与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推进，随着资本的逐步社会化与社会中介组织的大量涌现，随着一步步推进政府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随着各种契约关系的普遍化与法制的健全，我国社会功能分化将加快，“大而全”、“小而全”的社会的基本结构将逐步演进为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社会结构。与此同时，公共管理的根本权力结构和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系统结构将得到改善，以更好地体现党和人民掌权。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和发展邓小平一系列科学选择的同时，更主动、更全面地进行着抗干扰方式的选择。在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指导下，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加强了社会政治结构的核心——国家政权的建设。江泽民同志特别重视可能出现干扰的首要环节——舆论工作，他提出了“舆论导向祸福论”，并进而强调“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这样，我们就进一步增强了全党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自觉性，把可能出现的干扰化解在萌芽状态。
综上所述，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了邓小平科学选择的方向，体现出对当代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进行科学选择的坚定性、完善性、明晰性、整体性，更加健康、有效地推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四、邓小平和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科学选择的哲学基础
邓小平和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之所以能够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对发展道路进行了科学的选择，是因为邓小平理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1.邓小平理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邓小平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2页。），“实事求是， 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3页。）同时，他又说：“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14页。 ）这样，邓小平就把实事求是提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这一根本思想，坚持了马克思的彻底唯物主义的、科学的实践观；坚持了马克思的实践的思维方式；坚持了马克思的批判的、革命的实践精神。邓小平说过：“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3页。 ）邓小平特别强调尊重实践，强调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9页。 ）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着眼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同时，为这一变革确定了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正是由于邓小平率先并带领全党、全国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握住新的历史条件，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使得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科学选择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高度统一起来了。
2.邓小平理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观
马克思创立了唯物史观以后，提出了科学的历史尺度，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尺度。但是，马克思主义对于文艺复兴以来的人道主义中的合理因素是继承的。马克思主义注重人的价值和幸福，并且把它放到人类历史实践的发展中去具体地看待。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历史尺度与人道主义历史尺度是统一的。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把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确立为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和价值标准。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揭示，包含了两种历史尺度的统一性是通过一个过程来实现的思想。邓小平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贯彻于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科学选择的各个方面。他摒弃了过去思辩式的思维方式，把对道路的科学选择摆到历史发展进程中。他判别道路选择得对不对，不是看别的，而是看“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邓小平关于“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是对两种历史尺度统一性的最高概括。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正是把握了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与价值观，才得以继续科学地选择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具体道路，赢得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继续推进了中国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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