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汇#183;互动#183;交锋——2007年中国文坛热点问题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论文,述评论文,国文论文,年中论文,热点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7年的中国文坛波澜不惊，却又意味深长。随着去年年底49岁的作家铁凝当选全国作协主席，本年度各省作协相继进行了换届选举，部分新生代作家走上省作协领导岗位。与此呼应的是“80后”作家加入中国作协，这似乎意味着2007年是中国文坛具有代际传承象征意义的一年；传统的文学奖项在这一年继续吸引着大家的目光，而新设立的奖项也在争抢人们的眼球，“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华语文学传媒奖”、“小小说终身成就奖”等都有可圈可点之处；网络文学在2007年出现重大转折，“起点”作家群的出现、一批带着“起点”特色的新小说类型诞生，似乎应验了多年前网络文学研究者中乐观派的预言，构成了2007年文学的新增长点。文学和行为艺术挂钩，在去年小说家行乞、诗人裸体读诗之后，今年又有诗人杨钊“伪自杀”，并宣称“自杀是一场行为艺术”，让诗歌在新诗诞生90周年之际又成了热议对象，而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学生校园诗人、当年的《中学生校园诗报》主编姜红伟完成了“千里走单骑”，寻访40余位上世纪80年代中学生校园诗人的壮举，算不算一场真正的诗歌祭奠？“神话重述”经苏童、叶兆言，2007年以李锐《人间：重述白蛇传》的完成而告一段落，但它引发的思考刚刚开始；“二王”（王朔、王蒙）为代表的一批作家频频在媒体露脸，作家明星化逐渐成为普遍现象；顾彬的言论其实是老调重弹，但关系到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严肃问题，亦构成了2007年“焦点事件”。对2007年的文学现状做总体性扫描，我们会发现，2007是色彩斑斓的一年，也是意味纷呈的一年。
“80后”作家获主流文坛认可
2007年似乎成了主流文学界与“80后”作家的和解年。在铁凝担任中国作协主席，不少新生代作家登上各省作协领导岗位的大背景之下，中国作协张开了怀抱，接受“80后”作家入会申请。与此同时，2007年3月25日，由中国小说学会主办的2006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揭晓，张悦然长篇小说《誓鸟》上榜，似乎标志着主流批评界对“80后”作家的承认。此前“80后”作家主要依托市场，并获得了较大成功，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80后”文学对主流文学权威的排斥，反过来也刺激了主流文学对“80后”文学的偏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主流文学与“80后”文学相互对峙，甚至相互妖魔化，2006年的“韩（寒）白（烨）之争”便是双方矛盾激化的结果。
当然，代沟是存在的，但理解甚至和解并非不可能。随着“80后”的逐渐成熟，寻找精神出路的青年作家开始向主流文学界主动靠拢；同时，2007年主流批评界对“80后”表现出更为宽容和理解的态度。《南方文坛》聚焦“80后”，第二期和第四期开辟专栏集中发表了春树、笛安、李傻傻、郑小琼等“80后”作家评论小辑。在2007年5月份的作协会议上，当年“韩白之争”的当事者白烨呼吁设立青委会，着力扶持“80后”作家。
随着“80后”年龄的增长和“80后”读者阅读兴趣的分化转移，“80后”开始分化，如何走出青春文学，走出“80后”的市场光环，将是他们必须思考的问题。张悦然在《誓鸟》出版后宣称，她希望媒体不再把她归类于“80后”。她说，《誓鸟》是她向青春告别的成年礼。如果说《誓鸟》登上年度小说排行榜标志张悦然完成了个人成人加冕仪式，那么“80后”十作家加入中国作协，则是这一代作家的集体成人礼。
打工文学崛起成底层叙事主流
“底层叙事”已经热了数年，但是，它一直摆脱不了“知识分子作家代底层叙述”的代言怪圈，也摆脱不了“底层作家价值观小资化、文学观纯文学化”的“底层写作反底层”的窠臼。2007年，打工文学崛起成为底层叙事的主流。不同于知识分子作家以底层视角描写底层生活，强调为底层代言的“底层文学”，打工文学是身居底层的打工族描写自身生活、自己为自己说话的文学。5月21日，广东东莞的“打工妹”郑小琼凭借散文《铁·塑料厂》获得人民文学“新浪潮散文奖”，这个奖项自然是小得不足一提，但是，“打工妹”郑小琼的写作立场却值得我们把她视作2007年度中国文坛的一个标志性人物。
1984年，《特区文学》杂志发表了打工者林坚的小说《深夜，海边有一个人》，被认为是打工文学问世的标志。此后，越来越多的打工者加入到打工文学创作的行列中，打工文学创作群体日益庞大，出现了安子、周崇贤、王十月、谢湘南、许强、邬霞等一批具有影响力的打工作家。但是，因其主题倾向、审美风格甚至作者身份等诸多因素得不到主流文学的认同，打工文学始终处在“文坛”边缘。打工作家对待这种边缘地位的态度也值得我们玩味：他们中的许多作者无法坚守自己的民间身份和创作立场，在文学表现方式和思想倾向上被主流文学和主流意识形态同化，造成徒有“打工文学”外表却无“底层叙事”内核的现象。
打工文学发展的瓶颈在哪里？第一代打工作家周崇贤认为，打工文学缺乏的不是文学性，而恰恰是血性。一些打工文学作者不认同自己的身份，无法以打工者的身份发声，有的甚至转向用低俗的小市民、小资文学趣味去迎合读者。评论家杨宏海认为，新世纪以来的打工文学，面临两个走向，一个走向是如郑小琼等一批打工青年在文学园地默默坚守底层写作，使打工文学走向深化：另一个走向则是庸俗化，沦为地摊文学，以迎合市场化需求。其实，在我们看来，“打工文学”的问题还不仅仅是思想倾向上的，同时也是文学观念上的，打工文学如果放弃民间的、底层的叙事策略，而被纯文学同化，同样面临失去自我的窘境。郑小琼是比较清醒的打工文学作家。东莞作协的何超认为，“郑小琼的诗和散文异常清醒和冷静，绝不是赤裸裸地展示打工的直接经验，早已超越了打工文学这一狭窄的局限。”李敬泽认为，像郑小琼这样的作家们，“他们从内心出发，回到自身的疼痛，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反抗这些格式化了的经验”。郑小琼等打工作者保持体制外写作者身份，坚守打工者自我言说的写作方式的努力，给2007年中国文坛带来了新的气息。批评界一直呼吁的“底层叙事”，似乎也在此找到了“底层自我言说”的落脚点。
网络文学在“制度创新”中新生
2007年因“起点作家群”的出现而使得网络文学在淡出当代文坛中心数年之后，又受到了人们的关注。起点中文网依靠自身的制度创新，塑造了网络文学“作家——创作——作品——读者——阅读”的新关系模式，极大地激发了网络文学作家的文学创作和创新热情。起点中文网已有的小说类型如都市、玄幻、言情等得到深化和发展，而架空、盗墓、后宫、网游、仙侠等新类型则层出不穷。
出现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以起点中文网为代表的网络文学网站在2007年完成了网络作家和文学网站合作制度的变革，网络创作、出版、收益形成新的可以和纸面出版相媲美的“模式”，网络文学网站和作家实现大幅赢利。
网络小说在世纪之交达到一个小高潮，催生了安妮宝贝、宁财神等“著名”作家，但是，此后这些作家都相继成为出版社宠儿，并纷纷倒戈反对网络，甚至拒绝承认自己是网络作家，原因是当年的网络只是游戏文学的场所，无法真正持续营收，文学创作、出版、发行制度缺乏保障，作家只能网上成名，赚稿费还要靠出版社出书。从2003年起这种情况开始转变，起点中文、红袖添香、幻剑书盟、天鹰文学、翠微居等网站和网络作家签约，网站得到稳定的作品来源，网络作家则获得了稳定的稿费来源：通过网上计算点击量，从签约网站赚取稿费。与此同时，许多网络读者又可以通过网络文学网站VIP身份获得网站关照，只要支付很低的点击费，就可以读到自己心仪的作品。
网站和网络作家共赢，网站实现大规模赢利，作家可以通过网络养活自己，则是2007年的事情。2007年3月7日，盛大向起点中文网增加1亿注册资本。增资后的起点开展“千人培训”计划和“万元保障”的福利计划，给网络作者提供优厚条件，以期“优化原创网络作者的创作环境，鼓励优秀原创文学，提高原创文学质量”。起点中文网还实行月票奖励计划，新书月票榜第一名作者当月奖励1万元。读者阅读该网站VIP作品时，每阅读1000字，需要支付两三分钱的费用。该网不少作家收入相当可观，这种制度为网络文学带来了真正的新生。这使得网络写手再也不必通过纸面出版赢利，网络文学终于独立了。
纵观2007年网络小说的创作状况，三个特点是明晰的：1.创作量急剧增长；2.新的小说类型大量涌现；3.伴随而来的是网络文学读者队伍的稳定扩大，各大文学网站点击率持续上升。2007年春，《重庆空姐》在各大网站点击率创下新高，带动都市小说的阅读热。近年网络言情小说中出现“后宫小说”新类型，《后宫——甄嬛传》引发热潮，紧随其后，2007年《后宫之绝色倾城》、《弄儿的后宫》等网络后宫小说也相继问世。玄幻类小说一直是网络文学中坚，继《诛仙》、《小兵传奇》、《飘邈之旅》之后，2007年《诛仙8》、《奇门遁甲》等继续火爆。架空历史小说也随着《随波逐流之一代军师》和《楚世春秋》等优秀作品的出现而受到读者好评。盗墓类小说异军突起于《鬼吹灯》，2007年网络最热小说榜上“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和蔡骏的《蝴蝶公墓》都属此类作品。
总之，网络文学声众势大，佳作频出，但又泥沙俱下，内容肤浅、题材重复的作品不少，如何提高网络文学的创作质量，是网络作家考虑的问题，也是网站生存和发展的问题。
重述神话与“重述”的神话
“重述神话”由英国坎农格特出版社发起，是包括英、美、中、法、德、日、韩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知名出版社参与的全球首个跨国出版合作项目。重庆出版社是“重述神话”项目在中国大陆的惟一参与机构。2007年1月，继苏童完成了《碧奴——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后，叶兆言完成了《后羿——后羿射日和嫦娥奔月的神话》。2007年7月，李锐、蒋韵的《人间：重述白蛇传》出版，至此，“重述神话”中国部分告一段落。因此，在2007年中国文坛综述中对此做一个总结性描述似乎是必要的。
“神话重述”中国部分已经结束，但引发的思考刚刚开始。虽然《碧奴》首印10万册，曾一度列入畅销书行列，然而，随后的《后羿》、《人间》的销售则显得有些冷寂，与出版社热闹的宣传场面和文坛的热切期待似乎不相称。也许，在将之当作文学问题加以讨论之前，我们也有必要首先把它看作是“一项借助尚具市场感召力的作家与对现代人仍有神秘吸引力的神话的联合，以文学在全球化的消费语境中坚持对人类精神源头不断追问的名义，有条不紊地展开的文化产业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参与其中的作家如何表达他们对原始神话的虔敬之心，无论他们最后交付的产品提供了怎样的审美力量与精神价值，也无论被重述的神话在多大程度上与我们的期待相吻合或相背离，市场与消费的逻辑都应该首先被视作最有用的解码工具，毕竟我们也首先被视作有购买力的消费者，然后才是有鉴赏力的读者。
三部作品，最先面世的是苏童的《碧奴》，而有关的评论针对《碧奴》的也最多，不约而同的是，《碧奴》的评论都提到苏童不羁的想象力以及刻画女性心理的细腻，而这些评论都拿他对碧奴的“哭”的处理作例证，用头发哭，用手掌哭，用脚趾哭，用全身的肌肤以致乳房哭，哭得浓墨重彩，哭得一塌糊涂。赞成的，有张学昕认为是“自由地抒写了人类的精神童话”，是苏童唯美气质的又一次成功展示；有吴义勤以为“神话主体的诠释与重塑”与“神话意义的发掘与增殖”，从苏童给“孟姜女”改名为“碧奴”的行为中解读出“重述的合法性起点”。反对的，有冯玉雷认为“用无神论去书写神话，用无信仰去讴歌信仰，用反童话去叙写童话”的荒诞。宋红岭则借用普罗普在《民间故事形态学》中提供的神话分析结构理论，详解苏童是在“神圣叙事的颠覆”中“陈述现实的压抑之感而不是神话的飞翔感”①。
总体说来，《碧奴》强化了孟姜女传说的神性思维方式，复原和填补了传说的语境，强化了传说本身具有的民族特征；《后羿》的叙述方式借鉴了古希腊罗马神话，它以人性去解释神性，将神话历史化、常人化；《人间》的构思精细缜密，然而它站在现代性启蒙的立场上，批判传统民间思维，不重重述传说，而重批判国民性，是它的特点。
作为行为艺术的诗歌与寻找诗歌史上的失踪者
2007年3月，继“裸体读诗”事件后，物主义代表诗人苏菲舒又表演了一次诗歌的行为艺术：诗歌论斤卖。同月，为纪念中国新诗诞辰90周年，14位诗人在哈尔滨签署《天问诗歌公约》。这是诗人自律、诗歌自救的行动还是作秀？2007年10月5日，新疆诗人杨钊“伪自杀”，他和他的朋友们事后宣布“自杀是一场行为艺术”，其行为颠覆了所有的深度、价值和意义。与此“伪自杀”行为艺术对应的是诗人余地抛弃刚刚出世的一对双胞胎儿子自杀身亡，余地之死引起一片唏嘘，但诗人形象也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诗歌变成了行为艺术，诗人疯了，还是诗人死了？这是2007年诗歌界必须回答的严肃问题。2007年是中国现代诗歌诞生90周年，步入耋耄之年的诗歌，是选择自我亵渎还是选择以死相拼后的凤凰涅槃？2007年的诗歌无聊还是悲壮？
反抗，是新时期诗歌的主题。朦胧诗反抗政治抒情诗，口语诗反抗朦胧诗，口水诗、梨花体反抗精英意识形态，下半身写作反抗上半身写作。反抗的目的就是争夺诗性，然而以反诗性的方式争夺诗性，最终却常常使得诗歌走向无聊。也许，诗歌要做的就是反抗无聊，然而如何反抗无聊呢？难道用无聊来反抗无聊？这个时代还要不要诗歌和诗人，诗人如何写诗，这不仅是诗人和诗歌的问题，也是一个时代的话题。
与此对照的是“寻找诗歌史上的失踪者”活动。去年年底，上世纪80年代中学校园诗歌运动领军人物姜红伟在网上发出《〈中学生校园诗报〉创办人姜红伟关于寻找当年诗友的启事》，“意图通过网络寻找到我失散了整整二十年，让我魂绕梦牵的兄弟姐妹们”。接着，姜红伟当年诗友纷纷响应。江熙、南岛、葛亚平、叶宁、左靖、郁舟、夏季风、徐玉昆、北极、景旭峰、邱华栋、洪烛、周劲松、马萧萧、欧宁、苏婷、雷霆、李作明、李阳泉、师永刚、田晓菲、毛梦溪、叶斌、符马活、左春和、周瑟瑟、邱正伦、曾蒙、袁遐、赵立群、海啸、半岛、冯桢炯、洋阔、叶剑峰、小海、他他、郝建荣、高峻、裴戈、陈东、汤松坡、陈亚军、周兴顺、朱浩等一大批上世纪80年代校园诗人纷纷撰写回忆文章，一时“寻找80年代校园诗人活动”形成较大声势。截至2007年末，姜红伟已经完成了他的“千里寻访活动”，行程千里，历时数月，拜访诗人40余位，同时编辑“80年代中学生校园诗歌纪念专辑”两期，完成了大型纪念文集《寻找诗歌史上的失踪者——八十年代中学生校园诗歌运动备忘录》的编撰。
20世纪80年代中学生校园诗歌运动是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启蒙运动经历了由“高层知识分子”而“大学”、“中学”进而“全社会”的铺展过程，20世纪80年代中学生校园诗歌运动处于新启蒙运动全民化过程非常重要的环节上，为新启蒙思想的传播及基本队伍的扩张提供了有力的组织支持和运作形态，它为“新时期文学”的诞生和转型提供了最广泛的读者群体，它更是新时期文学变革和实验最早、最忠诚、最积极的参与者和支持者群体。事实上，这个群体诞生了一大批诗人、作家，影响了中国新时期、后新时期诗歌乃至整个文学创作的面貌。对20世纪80年代中学生校园诗歌运动指认与重访，对丰富和完善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体系和框架结构具有相当价值，同时更是一次诗歌精神的缅怀和重访，上世纪80年代中学生校园诗人们对那场校园诗歌运动的怀念，实际显示的是人们对当下诗歌现状的不满以及对诗歌真精神的渴望，是从诗歌内部生发出来的自我拯救的小小努力。
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顾彬事件及其影响
2007年3月26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汉学视野下的20世纪中国文学”圆桌会议上，德国汉学家顾彬的发言再次成为焦点。他直率地表达了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不满，批评中国当代作家盲目自信，认为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差别如同“五粮液”和“二锅头”：第一，中国的文学从现代到当代的发展处于倒退状态，即所谓的从“五粮液”到“二锅头”；第二，中国现代作家具有精通多国语言的翻译家视野，而当代作家几乎不懂外语，缺乏睁眼看世界的勇气，由于忽视语言的重要性，导致中国作家大多沦为业余作家；第三，中国作家盲目自信，他们看不起自己的文学，却认为中国的作家最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结论是：中国当代作家害怕沉默，不懂得文学创作是一项辛苦的工作。
顾彬的发言引起轩然大波，许多知名学者纷纷发表看法。余秋雨表示，他不同意现代文学比当代文学高贵的说法。蔡翔认为，顾彬是站在西方文学的立场上看待中国文学，其价值立场值得怀疑。陈平原反击最为激烈，他认为顾彬只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过客，并不了解中国的创作实际，他的批评是大而化之。况且，作家的价值靠作品来判断，而不是外语。“顾彬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批评是哗众取宠，根本不值得认真对待”，“不是学者的发言”，“因此，中国作家也没有必要太在意。”但也有学者显示了相对的冷静，学者肖鹰认为陈平原的反应过激。他认为，顾彬的发言切中了当代文学的要害，我们应当认真对待。当前中国文学的低俗化趋向，无疑与当代作家轻视语言和滥用语言的态度有关，更为重要的是，在其背后深藏的是对作家的轻浮心态。评论家解玺璋提出，我们首先要反思，为什么我们只有恐惧而缺乏勇气。诗人王家新表示，顾彬可能是在强调写作的专业性质。作家北村同意顾彬的某些判断，但是以懂外语为标准确实偏激。作家陆天明承认，中国文学确实存在危机。
实际上，顾彬的当代文学“垃圾论”也好，“二锅头论”也好，只不过是当代文学的又一份悼词而已。顾彬的言论其实是老调重弹，了无新意，但他提出的问题确实是一个真问题，而国内学者的反应却似乎更值得我们反思。中国文学若想走向世界，必须要考虑一下，我们对世界文学作出了什么贡献，尤其是在人类精神的成长和世界文学的进步方面，我们又做了些什么，而不是仅仅对某些评论耿耿于怀。因此，以此为契机，冷静思考一下中国文学的问题，比义正辞严的反驳，更令人欣慰。
“学者作家”、“明星作家”以及2007年作家创作实绩
2007年，中国文学创作实绩，从量上看丝毫不亚于往年。这一年许多作家推出了自己的中长篇新作，有代表性的，如王安忆的《启蒙时代》、格非的《山河入梦》、贾平凹的《高兴》、关仁山的《白纸门》、张炜的《刺猬歌》、里程的《穿旗袍的姨妈》、肖克凡的《机器》、潘小平、曹多勇的《美丽的村庄》、邱华栋的《中国屏风》系列、骆平的《爱情有毒》、毕淑敏的《女心理师》、安妮宝贝的《素年锦时》、蔡骏的《蝴蝶公墓》，此外如冯积岐《村子》、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聂华苓《失去的金铃子》、程庸《官窑美女》、叶广芩《青木川》、李佩甫《等等灵魂》、盛可以《道德颂》、储福金《黑白》、池莉《所以》、徐坤《野草根》、孙惠芬《吉宽的马车》、阿来《荒芜》、范小青《女同志》、姚鄂梅《摘豆记》、王手《本命年短信》、袁远《一墙之隔》、李铁《安全简报》、邓一光《天堂》等等，《村子》、《白纸门》等是农村题材佳作，《黑白》、《官窑美人》等是文化小说中的上品。
近年来，在王安忆、贾平凹、红柯等知名作家纷纷到大学担任教职的同时，越来越多的高校教授、学者涉足文学创作。大学教授作家化，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学者作家在2007年获得了较大的创作收获。2007年9月，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汪应果的长篇小说《海殇》和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杨剑龙的长篇小说《汤汤金牛河》出版。朱栋霖认为，教授作家化现象值得提倡，也值得认真探讨，这个现象在国外很普遍，而在五四时期身兼教授和作家两种身份的人很多。现在一些文学教授忙于文学理论研究，离文学创作越来越远，中文系的学生不会写文章的现象很普遍，反映了中国文学教育存在问题，教授作家化会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扬扬认为，从事文学研究的人，身边的文学创作氛围越来越稀薄，他呼吁更多的青年学者拿起笔从事文学创作。施战军认为，身兼两种身份，意味着可以用多种眼光观照人生，有利于文学作品的丰富性和思想深度。王纪人认为“教授小说”也存在不足，如有时理性的介入太强，学者本人的思想观点常常突兀地出现在行文中等。郜元宝则认为，我们应以更理智、平静的心态，看待“教授作家”现象。时下的“教授小说”的命名，与过去的“工人作家”等提法来源于同一种模式，都太强调创作者的身份。郜元宝还指出，我们应更多地注意到教授学者们在非小说领域创作中的贡献，事实上，近年来影响较大的“文化大散文”的领军人物，大多是教授。
与学者作家化现象相比，作家明星化倾向也得到大家的关注，王蒙、王朔、郭敬明、韩寒等，既是作家，同时也是媒体关注的明星人物，2007年郭敬明的《悲伤逆流成河》、韩寒的《光荣日》、王朔《千岁寒》等都引起了较大关注。
上述种种，我们大致勾画了2007年文学发展态势。2007年中国文学呈现出边缘和主流交汇（80年代生作家和主流文坛、网络文学与纸面文学、两种底层写作置换）、中外交锋（中西学者对话）、文学创作和批评互动、作家身份置换（学者作家与作家学者）、市场和纯文学交响等特点，然而，什么都不能阻碍真正的作家，他们在喧嚣中保持自身，在市场中回归自身，他们在2007年获得了出色的成绩。但是，点击率、关注度、销售量成为许多作家追求的目标，导致文学创作越来越浮躁，这也是事实。在某种意义上，顾彬的言论或许切中了当代文学的要害。
2007年度，记者吴怀尧制作了两份中国作家榜单，一份是他邀请朱大可、张闳、谢有顺等评论家推荐后制作的中国作家实力榜（实际是提名榜）；一份是他按照当年作家版税估算的中国作家富豪榜。榜单是否反映了真实情况，又是否有价值姑且不论，让我们就以这两份榜单结束本文，细心的读者从这两份榜单的排序和差异上，还是可以看出2007年中国文学的一点微妙意味的。
中国作家实力榜（提名前10）：莫言、史铁生、余华、阿来、贾平凹、北岛、苏童、王安忆、阎连科、北村；中国作家富豪榜（排名前10）：郭敬明、于丹、易中天、郑渊洁、饶雪漫、王朔、杨红樱、曹文轩、王跃文、余秋雨。
注释：
①参见张鹏《飞翔的现实 舞蹈的想象——评苏童的〈碧奴〉》，《名作欣赏》2007年第6期；张学昕《自由地抒写人类的精神童话——读苏童的长篇小说〈碧奴〉》，《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1期；吴义勤《“戴着镣铐跳舞”——评苏童的长篇新作〈碧奴〉》，《南方文坛》2007年第3期；冯玉雷《重述的误区——苏童〈碧奴〉批判》，《中国比较文学》2007年第3期；宋红岭《“神圣叙事”的颠覆文本》，《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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