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设计的价值理性之路——以市民社会结构为视角考察中国设计价值变迁与危机的根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论文,之路论文,中国论文,视角论文,理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675(2013)03-0094-08
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是逐渐“去魅”的理性化过程。马科斯·韦伯将理性分为两种：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以科技发展为核心的“工具理性”和以个人权利为主张的“价值理性”。如同硬币之一体两面，共同推进着西方社会的成熟。设计活动也形成了现代的实践方法和观念参与到社会的“理性”化过程中。西方工业革命铺成了现代设计的“工具理性”之路，而以近代工艺美术运动为肇始，相继而至的一系列设计运动则显现出其“价值理性”的成长轨迹。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工具理性逐步承担起主导的角色，而价值理性却一直纷繁混乱，并未内化为稳定的观念结构。以此反观中国近代以来对设计的认识，似乎也只停留在把其作为一种有效的工具和手段。中国的现代设计从“西学为用”和“实业救国”的实用主义背景中萌芽，后来被进一步定义为“为革命服务的实用美术”和“以消费为导向的商业美术”，在这一过程中，设计“人本”的价值动机一直未有确立，完成的只是“物化”技术的更新。直到现今，对中国设计而言，功利致用仍是目标主导，缺失自身话语与主动的社会立场也几成共识，而这与中国社会没有真正意义上完成现代化互为因果有关。
18世纪开始的人类社会，被认为是从机械团结的共同体社会到有机团结的分工化社会的转型时期，也是设计活动逐步从原先“造物”实践中分离，构建其自身价值理性的条件和土壤。本文即以此历史判断作为依据，分析中国设计价值缺失与中国近代以来社会结构不稳定之间的内在联系。当前中国仍在经历非常艰难的社会结构变革，健全的市民社会是其重要向度。本文试图论证中国设计如果要摆脱纯粹的“工具”价值判断，确立自身价值话语，当前社会结构的转型变革将是最重要契机。
一、研究视角——以近代社会结构考量现代设计价值体系构建依据
现代设计常被认为是现代社会物质创造的一种实践方法，设计的作用凝结在客体“物”的形态上，但是，主体“人”是设计的起点，也是设计的归宿，设计绝不仅作为一种合理的“工具”存在，它还与“人”的价值同构。过去，我们忽视了“人”的多元价值，这使得设计学科被也边缘化，一直停留在对“物”的装饰与美化层面。当前，随着以人为本理念的逐步深入，对设计的研究也从客体“物”全面转移到主体“人”。社会是人与人各种关系的集合，社会的基本结构形成“人”的需求取向和发展状态，也直接关系到设计活动所呈现的价值取向。传统设计往往被绑缚在社会某种非人本主义的主导结构中，“人”的设计价值也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现代社会最大的优势就是确立了“人”的主体价值，这也是现代设计价值的立足点，设计也成为参与社会改造的一种自主性的力量，而这一切都发端于近代市民社会结构的转型。因此，以社会结构转型为视角探讨现代设计价值将是一种合理的研究路径。
近代，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为了与传统的“自然状态”社会相区别，“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开始出现。黑格尔及之后的马克思进一步明确并发展了市民社会的概念：个人是市民活动的基础，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之外一切私人利益的社会关系和组织。[1]77-100哈贝马斯又将市民社会的内涵由私人领域扩展到私人集合而成的公共领域。[2]29-32最终“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包含达成共识的几个特征：(1)以市场经济为基础；(2)拥有私人活动与自主的空间并由此产生的公共领域；(3)与国家和政府权力相分离的社会领域。[3]与近现代社会结构的“市民主义”相对应，前近代社会则是具有“共同体”特征的一种社会结构。马克思认为：“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4]1-10涂尔干将这种社会结构归纳为“机械团结”：大多数成员从事相似工作，社会分工不细，基于共同经验和信念而相互结合，由团体意志主导，不重视个人需求，社会是个几无分化的同质体。[5]248传统中国社会基本上是以大共同体为本位的社会。
前近代社会向近现代社会发生转变过程中，身份性、强制性和依附性的“整体”特征逐步解体，建立在社会分工和个人异质性基础上的社会联系形成“有机团结”，[5]364这意味着个人权利的觉醒，契约关系的自由人大量出现，在此基础上市民社会结构逐渐成形。作田启一将其结构的现代性特征归纳为四个基本方面：全民平等主义、个人主义、集体自治制、功能代表制。[6]208前二者明确了个人权利的社会属性和行为标准，后两者则是个人以契约形成组织的基本规范和实现方式。而个人主义和集体自治制(或说集体主义)是一对对立统一的关系，全民平等又与功能代表制则是另一对，这四个方面(两对范畴)相互制约形成稳定的现代社会价值体系的功能结构[6]215(见图示1)。明确这一原理是本文展开阐述的基点。
设计是主客体之间的实践活动，我们可以把设计价值分为客体对于主体的手段价值和主体的目的价值。设计的手段价值是判断是否符合目标和目标达成的价值依据，工具理性是最高基准。目的价值是建立在设计寻求人内在目标、信仰、趣味及多元化立场，是现代设计价值理性的重要内容。传统社会中，政治、宗教以及生态条件对设计活动具有先导和决定意义，设计以有效的手段价值符合传统“机械团结”的主体同质化的取向，较少主动介入社会价值的构建，独立的主体价值趋于弱化。而近代市民社会的“有机团结”则强调整体的物质利益联系和个体功能高度分工，这使得设计活动除了进一步发挥手段价值，也凸显其“主体性”的目的价值，同时开始介入并影响社会结构成型。最终，现代设计价值体系的构建与近代社会的结构转型整合为一种相互交织的内在联系。
二、成型的温床——近代西方市民社会与现代设计价值形成的内在联系
市民社会在欧美的兴起主要在18世纪-19世纪。英国是最早也是最典型的近代市民社会，英国也成为现代设计观念萌发的土壤。
近代早期英国发展了较高水平的货币经济，在土地、劳动力货币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市场化社会。经济自由保障了个体权利，于是“市民”的私人领域逐步从共同体的国家政治领域中分离出来。私人领域强调个人的独立存在，并按照个人意志行动，强迫个人遵循某一种信念和惯例的传统方式将不再有效。与此同时，市民按照职业、地域或共同利益及主张结合成特定团体，建立所属集团的价值标准协调个人服从团体利益，形成了集体自治的公共领域。近代的市民社会使得个体主义行为和集体自治原则之间达到了很好的互补和制衡。
这一社会结构是孕育现代设计活动的温床。与传统阶层相区别的自由“职业人”概念实际上是伴随“市民”不断细化分工而形成。设计也逐步从原先生产劳动领域中分离，形成更为独立的职业分工，设计职业人也通过归属团体来实现自我认同。19世纪中期，英国一批独立的“艺术家”以职业身份投身于现代生产，成为最早的专业设计师团体，并自发形成会社和联盟，参与社会改造和实践。同时，社会新兴的各类阶层也非常热衷通过设计活动赋予所属集团的身份认同。英国当时公关活动场所—绅士俱乐部越发专业化，伦敦的卡尔顿俱乐部是为托利党人服务，改革俱乐部是为辉格党和激进党人服务的，[7]50俱乐部的内部陈设和建筑设计是体现各自集团特色的。设计活动逐步成为个人及其阶层团体达到自己社会理想的重要途径。如果社会没有形成自由的私人领域和广泛的公共领域，很难想象设计能够拓展自身发展的空间。
市民社会的发展使得现代设计价值观念酝酿成熟。在传统社会，设计活动较少遵循个人意志，设计者是需要服从皇权或宗教的权威意志。市民社会强调个人主义，体现在设计上追求个人自主的表达方式。近代以工艺美术运动为开端的设计史就是个人开始不断倡导独立设计活动的历史。在19世纪末，英国大量设计师如威廉·莫里斯、查尔斯·沃塞、巴里司各特等都是将改造自己住宅作为最初的设计动机，他们以独特的个人风格与私人趣味对政府意志下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形成悖反。当时，设计的自我表达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力，社会也开始认识到设计的独立价值。如莫里斯私人住宅“红屋”的建成就引起社会广泛的兴趣与称颂。近代社会开始认可个人独立行为模式的价值，产生了对“人格”的崇拜，[6]2.16也对独立的设计活动有了“品格”意义上的认同。正如英国工艺美术运动的设计师认为无论是代表宫廷的奢华还是迎合工业化的折衷处理都是漠视独立“品格”的表现，虽然他们对传统中世纪的田园牧歌和哥特风格情有独钟，其实际则是强调对设计内在“品格”的要求。
正如社会结构中个人主义受到集体自治的制约，设计的个性表达也和设计团体的利益与规范相制衡。设计集团规范与共识的内化最终奠定设计行业伦理形成。行业伦理的建立是以符合行业相关者最大利益作为保障，这一现实前提就是市民社会下结社的自由与自治的权利。19世纪30年代，英国自由主义力量走向全面胜利，巩固了结社自由的权力，当时由工匠组成的互助社团就有五百家。[8]753人们是以社团组织的方式传达对于社会矛盾和自身权益的种种诉求。工业革命之后，外形粗陋且装饰矫揉的工业产品充斥市场，并开始挤压原先的手工艺行业，这种社会危机激发了威廉·莫里斯、阿瑟·马克摩多、沃尔特·克兰等一批知识分子和自由设计师在伦敦创建了世纪行会、手工艺者行会、艺术与手工艺行会等行业组织，旨在倡导新的设计价值标准，提升设计质量。虽然这批组织在观念上排斥工业化，但却奠定了设计行业独立自治自律的传统。这也影响了其他国家的设计师创办各种设计组织，如法国的装饰艺术家协会，美国的罗伊克罗伏特团体等。结社自治带来了更加实际和适应形势的行业伦理，包括行业规范、制定标准以及权利保护等内容。20世纪开始，大工业化的不可避免使得设计组织开始形成联盟，如维也纳生产同盟、德意志制造同盟、英国设计与工业协会等，行业共同体逐渐成形，开始尝试制定技术产品标准化以及建立一定的美学原则。英国在30年代成立的工业艺术家联合会由于专业的运作成为业内权威，到70年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特许设计师注册机构。设计行业自治担负起专业评判和责任管理的行业伦理，保证了自由创新的行业精神。
在市民社会中，行业自治形成的集体伦理价值与尊重自由独立形成的个体创新价值构成一种非常良性的“价值制衡”。
市民社会另一个特征是全民平等主义和功能代表制的协调制衡。18世纪思想家卢梭认为人生而自由，人作为自由存在就是平等。市民社会力图保障人的各种权利，这些权利并不是以阶级和集团来分配，而以个人为单位来分配。技术革命又为全民平等主义提供逐渐成熟的现实条件，促其成为普世的价值取向。中外的传统设计从来都是为特定社会阶层服务的，权贵能够享有更好地设计物，普通人甚至还要受到更多限制。而平等民主价值要求现代设计彻底改变设计服务的对象，为广大民众服务。[9]82近代设计运动的倡导者从拉斯金到格罗皮乌斯无一不推崇平等价值。现代主义设计所倡导使用的现代材料和没有装饰的形式以及标准化原则，就是考虑到低廉的造价能更好地符合平等与民主观念。
在近代市民社会，个人从原来家庭、村落等基础团体中分离出来加入职业集团和其他团体，人们的平等通过人们加入各个集团获取各自权益保障来实现。这些不同团体以有组织的形式拥有自己主张的渠道并以制度化进行保障，这就是“功能代表制”。[6]210这在设计活动上的体现就是：不同的设计团体拥有各自的利益诉求，坚持所服务群体的立场和趣味。二战之后，英国设计随着产业经济衰退而落后，但其稳定的市民社会结构仍促生出各种不同立场的设计团体，有奢华“高街风格”的康兰设计集团，有反商业的布罗迪等人的独立事务所，有复兴传统的贾斯帕·莫里森，马修：希尔顿等人，各有独立的设计主张和价值立场，但能并行不悖的发展。美国、意大利等国的设计也多有这样的特点。很少有一种设计是针对所有人，针对不同的阶层与受众，设计的平等民主是一种社会属性价值，不能极端贯彻到具体设计行为标准中，不然设计就会失去受众的立场，会抹杀设计的差别和创造，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工具，设计表达也最终沦为僵化和保守。威廉·莫里斯虽然一直积极倡导设计为大众提供服务，他所追随的拉斯金的设计理论具有强烈民主与社会主义色彩，但是莫里斯及工艺美术运动的设计仍然保持着知识分子的品位并且只被部分中产阶层所接受。莫霍伊·纳吉在这一方面表现地更为明显，他赞同机械化大生产以及标准化，以此来象征社会主义式的世界大同和平均主义，但同时他又认为对新工艺和新材料应进行开放性的实验和多样化的追求，保持设计的审美功能和创造性。[10]10-211西方市民社会以平等为前提倡导人的自由发展能够保证设计活动既具有平等民主的普世观念又形成不同立场引导受众。
至今，设计价值体系在中国仍未成熟，西方现代社会建构的设计价值体系将是我们重要的比较参照系(见图示2)。追溯历史，我们会发现，比起西方原发型的社会转型，近现代以来，中国经历的后发型社会变革，面临着更多更复杂的问题：本土化与西方化、传统性与现代化、左右意识形态交织更替冲突对峙。而中国设计的基本价值关系也在经历着萌现、发展、压制、衰落、断裂的坎坷旅程。下面将从历史的脉络中找出设计价值沉浮未定的深层根源，为现代的设计价值重建提供一种规避路径。
三、近代之殇——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变革与现代设计价值的兴衰
中国传统社会以农耕为主，以大共同体的一元化控制为政治基础，有着长达千年的稳定结构。虽然不同地域的自然基础和民俗文化使得造物设计有着各自特色，但造物观念仍具有大共同体社会的统一特征：表现为设计服务于社会伦理规范，造物标准规训于权力，体现严格等级差别。因而，传统设计更多表现出作为手段的“工具价值”，单一性和封闭性是其主导特征。
鸦片战争之后，一系列军事较量失利和随之而来的口岸通商，使得西方器物强势输入中国社会。中国本想通过“中体西用”的方式将西方物质文化纳入到自身造物观念的“工具价值”体系中，然而西方物质文明的渗透却不可避免带来商业市场的开拓，最终伴随而至的是近代社会结构的悄然变化。于是，近代中国在不自觉的消费与制造“洋货”的过程中进行了自身的现代化。现代化进程产生了市民社会萌芽，体现在现代商业自治团体、知识分子社团以及现代都市阶层出现等方面。而这些社会结构的变革因素又使得设计实践逐步摆脱传统“器用”观念桎梏，具有了现代意识和价值雏形。
清末民初，借外商在中国大规模扩张之际，中国新式商人由买办起步，逐步独立运作贸易参与官营企业管理，形成不同于传统商界的“绅商”阶层，并通过“商会”这一枢纽组织逐渐形成官府以外的权力网络。商会立足于工商业阶层利益，并倡导新的社会消费，与当时新的设计活动产生了密切联系。一些地方商会为促进交通便利和地方卫生，拆除旧城规划道路，并修建公共和民用建筑。坐落于许多贸易组织之间的上海豫园就是由商会集资运作和修建。[11]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设计的现代价值形成创造条件。
民国时期，一系列行业法规的颁布增强了新型商会、同业公会的权威性和组织性。商会公会形成一股重要的社会势力，不再是以前传统会馆那种社会下层的手工业分工组织，[12]6.9.11—14扩大成为社会的中间阶层。中间阶层的地位提升强化了不同集团的自身利益，并与传统社会价值相对抗。商会组织中有着大量轻工业领域同业公会，如教育用品公会、中华布厂公会、服装同业公会、皮货商业公会、木器商会、赛璐珞制品业同业公会等，[13]5这些组织通过介绍先进技术和制定行业规范服务于社会变革，形成新的物质文化与生活方式。正如民国各种改良新式服饰流行背后有着服装同业公会的推动和经营。这使得设计活动拥有更多自由空间，服务于新的社会阶层，并代表不同团体的价值立场。
1927年，从事机器制造企业的社会团体上海机联会成立。机联会虽然推广的是国货，但更是现代工业产品，正如陈之佛所言，“其“设计”应与传统手工艺产品划清界限”。[14]140这种新货品供应时下市场，与“土货”的地域特色与阶层意识完全不同，工业化与市场化赋予产品的设计与推广更多的平等意识。
各种公会团体的兴盛也是社会行业细分的标志，催生了设计行业的各种独立组织机构。在机联会的组织系统内，设计股及广告股就是隶属服务部的独立部门，而且还设立商标法研究会、工商管理研究会。[15]30-33更为独立的设计行业组织中华广告公会、组美艺社、工商业美术作家协会等也先后成立。机联会曾要求政府准许专利权并保护意匠权，上海广告商业同业公会也在47年制定并通过各项业规，[16]这都表明设计组织与团体通过自身权益维护与集体自治管理奠定了设计的行业自律与伦理价值。
文化领域最重要的转折点是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这一事件影响深远，原先社会结构中知识群体单一上升的通道被切断，这一群体从既定的轨道中脱离，形成教师、编辑、记者、出版人、艺术家等多元的职业与身份，通过学校、传媒和结社逐渐形成一股新兴势力。这一阶层在社会结构转型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推动了众多设计观念的成型，这与欧洲知识分子推动设计运动开展和设计价值的探索有着相似的阶层背景。民国时期，鲁迅、孙福熙、闻一多、郑振铎等大批知识分子组建了各种文化社团，以文化出版的方式倡导不同的设计主张与立场：早期“鸳鸯蝴蝶派”的“青社”与“星社”的设计重视大众娱乐功能；早期的创造社则主张艺术的纯粹性，推崇新艺术运动的美学观念；“文学研究社”与“太阳社”等社团是要求“为人生而艺术”；后来的左翼作家联盟倡导文艺与设计为革命服务。另外，还有营造学社、决澜社、文美会等设计与艺术团体为致力不同研究领域而纷纷成立。民国还有大量由知识分子创办的私营设计教育团体，如陈之佛的“尚美图案馆”，刘君任创办的“万国美术专科学院”等，培养了大量职业化的工艺美术人才。这个时代知识阶层的活跃激荡酝酿出民国多元化设计观念，并且一定程度上形成框架性的现代价值体系，包含了平等主义观念，注重设计立场与服务利益原则，个体自由创作与职业伦理规范等内容。
近代上海自开埠以来，形成割裂的城市主权形态，这反倒释放了市场并发展出西方式的消费文化，成为中国近代最具有现代社会结构的都市，同时塑造出一批具有市民意识的中产阶级群体。这一群体以消费为导向，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与社会运行规范化的理性精神。与西方近代情况相似，当时上海中产阶层正力图尝试着一种全新的文化生活方式。于是，商业设计通过公共环境、家居布置、工业产品、月份牌广告等方面营构出一种大都市的“视觉想象”，来迎合这一阶层的需求并传布大众。而设计师也成为专门化的职业，形成华商广告公司、美术供应社、大熊工商业美术社等一批著名的设计机构。这一阶层旺盛的消费需求和对都市新文化的想象激发了设计的商业特征与构建社会的功能价值。
以上几个方面的社会结构变革因素催生了中国近代设计价值的基本框架。但是，近代市民社会结构并未成型，设计价值体系仍然脆弱：设计的平等主义价值依旧狭隘，行业伦理自治规范没有在更大范围内推进，个体创造和多元化利益表达的空间被深度压缩。(见图示3)这有着中国社会的传统根源，更多则源于中国近代社会充满深重苦难的激烈动荡而引发的“后遗效应”。
西方市民社会的渊源来自前近代小共同体本位的传统，许多人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以宗法本位，存在地缘、血缘的组织意识，这也是现代市民社会产生的基础。但实际上，中国自秦汉以来建立的一元化王权专制能够穿透一切小共同体自治，[17]350-402传统社会家族村社组织的独立性是受到大共同体国家意志的压制和束缚的。这一社会结构特征在近代受到西方势力的冲击下也未有改变，而且一定程度上，由此引发的本土化民族危机和现代化对传统乡土小社会的瓦解，更加造成了国家主义大共同体的膨胀。因此，民族和国家主义价值的不断强化一直是晚清到民国时期的主流，这也深深烙印在中国现代设计价值蜕生之初始。
鸦片战争之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经世思想支配着晚清上层社会和思想界，“制洋器”、“采西学”为的是能“船坚炮利”、“富国强兵”，解决国家面临的内忧外患。现代化的发展被限制在国家控制的军需和资源工业上，而没有像西方那样的工商业和民生土壤。虽然有了现代技术观念的依托，但脱离社会生产基本条件，设计自身价值仍没有呈现出来。
经历了晚清重大的政治波动以后，国家主义受到挫折，西方文化渗透和通商保护在中国原先稳固但僵化的社会结构中撕开一道口子，中国的社会现代化进程开始启动。但是这种社会转型是一种挑战-回应的模式，[18]156是以外来势力入侵，削弱民族和国家主权为代价。因此，市民社会发育的前提仍是国家与民族意识的提升，现代市场消费和设计发展同样成为国家民族主义壮大的一种方式。近代设计史也就成为一部生动的国货运动史。
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缺乏贸易关税主权，充斥市场的西方产品几乎等同于现代化的标志，所以中国逐渐崛起的商业阶层对于西方消费商品的竞争十分艰难，而以反帝和民族主义的国货运动作为竞争策略是最有效的方式。国货运动由国货维持会等工商民营团体组织和资助，承认国内制造的西式物品也是国货，只强调产品从原料到生产是本土，将现代化、消费市场和民族主义有效地联合在一起。这种爱国消费主义形成的话语霸权主导着民国形形色色的各种商业设计与推广。近代以来，欧美和日本都尝试通过设计产品展览会的形式构建一种现代生活的视觉体验。[19]159.210中国也借鉴这一经验，不同之处是中华国货展览会、西湖博览会等工业展销会的举办，都是建立在民族主义基础上。展览活动综合了展览会、陈列馆、商店和广告，将国家意识和价值投射到商品生产、使用、宣传、销售的每个具体设计环节中。近代国货运动与中国设计发展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也推动着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形成，但同时也使中国近代设计无力摆脱作为民族主义身份建构的工具，而相应的设计多元立场却没有得到均衡的发展。
中国知识阶层的设计团体也有这一鲜明特点。俞剑华就言及图案专业的重要性仍与民族主义相关“国人既欲发展工业，改良制造品，以与东西洋抗衡，则图案之讲求，刻不容缓。”[20]12而李泽厚称之为“救亡压倒启蒙”。[21]52发育未完全的设计观念让位于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崇高价值，设计活动自身解放与独立价值无可避免的被弱化了。
上海的都市文化有着比较明显的世界主义特征。[22]318但是国民党掌政后逐渐以威权打压渗透公共领域，[18]156设计活动也受到波及，观念开始扭曲。37年之后上海的孤岛和日占时期，时局动荡，工商业开始畸形发展导致设计价值的颓靡，而后的通胀和内战，则使公共领域急遽衰败，最终结束了上海一切的辉煌。
虽然现代设计观念在民国时期有了初步的完善，但是终无法固柢深根，生长成熟。有观点认为这是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在价值观上无法调和的结果，然而，中国传统设计价值所呈现的前近代特征与西方工业革命前的价值基础并无本质不同。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化的冲突并非是中国现代设计价值无法成熟的主因，正如轰轰烈烈的国货运动倡导的是发展现代工业产品，而不是本土手工产品，人们已经普遍认同设计活动在现代观念上的转型。但是，由近代西方文化冲击而引发的巨大政治动荡，国家民族主义压倒一切，最终导致中国市民社会结构无法稳定，这是现代设计价值理念沉浮未定的根源。西方文化以“外来性”和“现代化”方式进入是一体两面的，一方面，西方现代化带来中国现代社会形态的兴起。另一方面，西方殖民主义的冲击伴随着国家本位主义的凸现及激进变革。后者较前者在中国近代更占有强大优势。30年代之后，随着局势紧张，政府权力日趋集中，国家本位主义获得更大提升，凌驾于现代社会的自我成型过程之上，更多的吞食本已十分羸弱的市民社会发展的基础，而以个人主义为起点的现代设计价值也丧失了逐渐成长和与之博弈的空间，这一阴影自近代以来一直从未消散。
四、断裂与翻转——当代中国设计的价值危机
20世纪50年代之后，中国在国家权力不断强化下逐步形成一种自上而下单向控制的扁平社会结构。在强大国家权力干预下，基本上不存在游离于国家控制之外的中间集团以及形成民间组织的公共领域。这导致社会高度“原子化”，分散的个人直接受中央权力控制，个体价值被消解，原先社会价值的平衡结构被打破。明显断裂的社会结构也对设计领域形成全面影响与冲击。
首先，高度集中的体制消除了设计在个人创造上的价值取向，剥夺设计在大工业化生产与商业活动中的参与，将设计狭隘的限制在工艺美术的范畴内，同时延续并强化延安美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传统。雷圭元先生就在《图案基础》绪论中写道：“图案设计与其他艺术创作一样……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服务，离开这政治方向，图案设计会失掉灵魂。”[23]1-4可见，设计的灵魂中已没有了个人自由创作的价值空间，文革时期这种趋势更为严重，当时“文革”的图案设计采用的是“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专家出技术”的三结合创作方法，[24]设计完全失去自身价值，成为服从于国家政治形态的工具。
其次，50年代中期之后，阶级斗争为指导原则的社会生活高度政治化，扼杀了设计活动的多元化立场和行业自治权利。当时的图案设计被认为只存有两条路线的绝对化斗争，不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就是资产阶级腐朽的。[25]而服务于无产阶级的工艺美术行业也是由国家直接控制，受手工业管理局的管理。任何所谓不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设计主张都被遏制打压，设计失去不同的受众需求。平等主义的价值属性转为价值行为的标准，表现为抹杀差别的同一化和模式化(见图示4)。文革时期的高大全、红光亮的“样板”创作，和不分年龄、职业、身份、地位甚至性别的着装就是这一设计价值的集中表现。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开始现代化转型，国家行政权力对社会的控制逐步弱化以配合开放市场和经济体制改革，国家和社会逐渐开始分离，一部分资源从国家控制中游离出来，形成自由流动资源进入社会与市场。市民社会的起步营建使得设计价值重新回归人们视野中。
设计活动原先是在国家统一调动和配置下的资源，90年代以后，传统工艺美术系统的企业和研究所相继解体，设计资源进入市场逐渐转型，需求逐渐成为设计风向标，也打破了原来狭隘的“实用品美术”和“工艺美术”的概念，设计开始具备成长自身价值的土壤。开放的市场从根本上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个人创造价值的放大使得设计个体的自由活动空间也不断拓展。广州美术学院以教学资源组建了“白马广告”等数个设计室与公司，在90年代初就拿出了一流的作品服务于社会。这一时期还成立了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和中国工业设计协会，承担资质评价、教育培训、组织竞赛等职能，形成一定业内规范。但由于30多年的社会结构断层，新一轮的价值危机又自然地被凸显出来。[26]181
首先，社会中间集团发展缓慢，使得设计团体与组织十分松散。与民国时期兴盛的自由职业团体相较而言，当前设计组织普遍缺乏立场认同与价值归属。行业协会内部权力仍难以脱离行政化影响，缺乏自主管理机制，设计行业利益保护与伦理规范没有成型。这些都导致设计在公共领域难以形成影响力。设计价值普遍体现在商品市场上的个体业绩，缺乏与之相制衡的行业自治与伦理。
其次，80年代之后，原先粗暴划分的身份阶层被彻底取消，社会阶层被进行重新分化和重组。最终，权力、经济与文化资源成为社会分层的主导。[27]12权力阶层、财富与文化精英从原先扁平的社会结构中分化出来，但这一规模较小的上等阶层仍然与普通民众形成纵式结构关系。因此，追崇上等阶层的行为特征成为在民众中逐渐构建起来的价值主导，这失去了形成设计多元化的社会土壤。中国现代设计虽然逐渐摆脱国家工艺美术系统的纵向制约，但是社会结构横向拓展的不够使得作为自由资源游离的设计活动难以介入多元化生活方式的构建，从而无法体现其独立价值。于是，设计依附于权力、成为财富象征、代表文化精英，成为普遍的现象和价值逻辑。而从拉斯金到包豪斯以来一直凝结在现代设计中的平等与民主价值受到侵蚀。
另外，当代中国介于政府权力与市场经济之外的民间公共领域仍不成熟，与西方社会相比，民间组织与社团的自主和功能性特征还不明显，[28]58使得设计活动很少可以摆脱商业目的的驱动，形成多元的观念与立场，真正参与解决各种社会问题。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建国后，我们所经历的设计价值的缺位与危机的社会根源。改革开放前，设计活动纳入国家统一控制，设计无法介入社会，形成其独立的“行为”价值，被整合在同一化和模式化的平等主义与集体意志的社会“属性”中。改革开放后，国家和社会分离，松绑后的“原子化”社会释放了个体主义，但是中间阶层仍然无力，因此，平等民主理念与行业伦理规范的“属性”价值被弱化，设计价值完全体现在“行为”业绩价值中，表现为以个人利益为中心和为利益阶层服务的行为特征(见图示5)。五十多年的社会结构断裂与翻转重建，使得当前社会仍处在复杂的过渡转型阶段，其中重要的向度之一就是逐步向成熟和谐的市民社会发展，只有以此为基础才能重建完整的设计价值体系。
五、转型之途一一“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展望
从晚清到现在，中国社会结构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动荡变革与兴衰变迁，这使得现代设计“价值理性”的发展也被持续阻断。当前的社会转型是由不稳定的社会结构向稳定健全的市民社会过渡，是一种不断进行局部转换和整体调整的过程，这避免了原有社会结构的休克性颠覆，不再是革命的断裂与阵痛，同时又具有长期性与艰巨性。对于现代设计价值的重建而言，无疑是逃脱其不断被切断的历史魔咒的最佳路径。
考察近代设计价值变迁，唯一延续并不断内化的因素是其始终受到威权主义的引导，成为某一主导性意识形态的工具，这也是中国近代设计独立的“价值理性”始终未能成熟的根源。当前，现代设计价值体系的重建将与社会结构转型形成一种相互影响转化的共时进程。未来设计领域将更为主动和活跃，以其本身独有的主体实践力量参与到社会转型之中，促进多元化社会的壮大，从而进一步巩固本身的价值体系。
成熟的设计价值体系在于价值取向的结构化合理，不是倡导某个价值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而是构建多个价值因素相互牵制对立，从而形成结构性“价值制衡”。当前设计价值过于强调现代社会的“行为”本位，强调设计价值在个体业绩行为中的体现，形成个体为最大利益方服务的原则，而设计在现代社会的“属性”本位，即平等民主与行业伦理价值则被弱化。因此，需要强调“属性”与“行为”两种不同价值本位的互为条件与制约：以多元立场及行业规范来保证设计个体的行为自由，以平等民主价值作为设计利益与需求的基本认同(图示2)。设计价值体系的结构性合理是制约当前“工具理性”过分扩张，改变设计为权力和商业利益服务的根本途径。当前，由于网络平台成长为更为自由的公共领域，使得设计价值在网络环境中日益显现。面向多元受众的“长尾化”网络市场给予业余设计和独立设计更多的生存空间[29]，设计不再追逐大品牌的迷梦，有品质的设计将为更多受众群体服务。这一趋势也会逐渐在现实社会形成影响力。现代设计价值体系的成型将作为设计“价值理性”的量度，也是衡量中国设计成熟的标准。
设计价值体系重建最重要条件是市民社会中间群体的壮大和多元化立场的形成，从网络社会的发展可以预见中国社会发展这一必然趋势。而市民社会是否健全又取决于设计能否独立自治，引导多元需求和参与社会改造，这将是两者互为条件，共同发展的进程。上世纪末，中国政府开始大力鼓励民间结社并增加民间组织的自主性，一定程度让渡政府权力。[30]设计行业应该借此机会更加大力发展自身行业机构、协会、商会以及学术团体的规模，争取自身权利和独立空间，形成行业内部的评价标准和行为规范、保护设计师权利、协调设计与社会的关系，增强设计行业社会竞争与介入能力。国外有着大大小小各种设计组织机构，发挥着较大的社会影响。例如英国设计师与艺术总监协会(D&AD)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非官方设计教育与慈善机构，组织各种D&AD赛事活动搭建青年人才与优质客户的沟洽平台，致力于推动设计与产业的良好转化。美国设计管理协会是非营利的独立组织，通过其会员计划、学术研究、教育培训等活动将“设计管理”进行卓有成效的推广，建立起设计在各行业中的战略地位。当前中国，虽然各类设计行业协会也发挥着一定作用，但仍缺乏多元化的立场与自主自治的能力，组织力量分散，普遍没有形成权威的话语权。这些问题主要来自于制度环境，[31]73但设计行业利益共同体的自身成长仍是关键。另外，设计需要以自己的力量介入到社会团体和各类社区服务中。社区社团组织是社会自发和自主的力量，是公共领域中代表多元化利益和立场的实体。设计只有介入到诸如环保、女权、劳工权益、社区管理等这些公共领域的建设中，解决多层面的社会问题，满足多元化需求，才能体现自身的独立品格与价值。柯布西耶、帕帕奈克等人身体力行诠释的“设计改造社会”的理念，也应该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土壤中生根开花，这是体现设计平等民主“属性”本位的根本途径。
因此，对于设计的研究，我们不能只是放到物质生产、商业运作或是艺术审美的狭小格局中，我们需要将设计介入到社会的社区建设、法团结社、公共关系以及与国家的关系等领域。设计具有自身独立的社会价值功能，才能不再完全依附权贵和消费主义，而形成自己的“价值理性”。设计的价值理性之存在也是我们整个社会每个人的幸福价值之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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