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贸易互联互通实践：“一带一路”的实施效果评价

李振福陈雪邓昭史晓梅

内容摘要： “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加快沿线经济要素跨区域流动，深化沿线国家之间贸易往来，重塑“一带一路”沿线经济版图。本文在互联互通的基础上，筛选了1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并选取了2013—2017年经济贸易数据，采用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Malmquist(DEA-Malmquist)指数方法，从区域、松弛量、时空演化等方面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效率进行评价。结果表明：经济贸易效率的提高更多地依赖科技人员和科学技术要素的投入，资源的合理配置效率较低；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贸易效率总体上呈现“四周高，中间低”的空间格局，经济贸易的效率与各国家投入的资源呈负相关，整体上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贸易实施效率以37%的速度增长。

关键词：互联互通 “一带一路” 经济贸易 DEA-Malmquist

当今世界，气候变化、经济全球化、恐怖主义等使得国际社会逐渐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倡导“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五大重点工作，其中“贸易畅通”已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逐渐成为国家合作的新亮点。

截至2019年3月，中国已经与“一带一路”沿线15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近200份合作文件(刘梦，2019)。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贸易合作水平的研究引发了诸多学者的广泛关注。专家学者对“一带一路”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的钢铁、农产品、金融科技、海路运输等行业发展前景(戚亚梅，钱永忠，郭林宇，2016；杜博，2017；陆梦秋，陈娱，陆玉麒，2018；李杨，程斌琪，2018)；(2)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潜力、商品格局和整体贸易格局等贸易网络格局(黄庆波，2017；杨文龙，等，2018；陈继勇，陈大波，2018；王娟娟，2019)；(3)中国与中亚、东南亚等地区的贸易互补性、自贸区建设和双边贸易发展状况某区域或国家的贸易发展情况(杨立卓，刘雪娇，余稳策，2015；宗会明，郑丽丽，2017)；(4)制度距离、夜间灯光数据、相邻效应和交通基础设施等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许家云，周绍杰，胡鞍钢，2017；李林玥，孙志贤，龙翔，2018；张艳艳，于津平，2018)。综上，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现有研究主要从地理、行业、进出口贸易等静态角度出发，反映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贸易合作动态发展趋势的研究还相对较少，也未出现相对完整的测评体系。为此，本文构建静态和动态结合的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贸易合作评价体系，测算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15个国家间的贸易合作水平，评价“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效果。

现有研究中关于“一带一路”实施效果评价的方法，包括引力模型、协整理论、格兰杰因果、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层次分析法等方法，都是从静态角度进行研究的，忽略了“一带一路”的动态特征。鉴于此，本文使用DEA-Malmquist模型，利用Malmquist指数法对“一带一路”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并结合DEA方法，从动静两个角度反映“一带一路”实施效果的发展趋势，使“一带一路”的进展状况更直观。

一、经济贸易互联互通及其评价体系构建

(一)经济贸易互联互通概念

2013年秋，习近平总书记西行哈萨克斯坦、南下印度尼西亚，先后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2014 年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上完整阐述了互联互通的内涵，并指出：“我们要建设的互联互通，不仅是修路架桥，不光是平面化和单线条的联通，更应该是基础设施、制度规章、人员交流三位一体，应该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领域齐头并进。这是全方位、立体化、网络状的大联通，是生机勃勃、群策群力的开放系统”(邢伟，2014)。从世界发展来看，互联互通旨在从多元走向共通，以世界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落脚点，利用最少的要素交流，促进各国家经济贸易往来，造福参与国人民。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国家间存在着相互交融的利益关系，国家要想发展必先与其他国家互联互通，尤其在经济贸易方面，国家内部、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间以及世界各国家地区间合作平台的投资，贸易合作推介会的举办，各种产品的进出口，跨境贸易便利化等经济贸易活动时刻都在进行。基础设施的完善、铁路交通等的援建、大型工程的承包等都需要各国相互联通，合作共进。

(3)培养机制不利于高技能人才的培养。许多高职院校没有深化执行学分制。校企合作机制不完善，工学结合的效果不理想。为了便于管理忽视学生特性，阻碍了学生个性的发展与创新。

“一带一路”倡议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为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互联互通的惠及全球的倡议，旨在实现以基础设施为核心的“五通”，促进经济要素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框架(曹云华，胡爱清，2015)。“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求和平谋发展，谋求和平与发展的国家、国际组织、金融机构和非政府组织都可以参与其中，共同谋求经济持续发展的宏大战略。

(二)评价方法

从综合效率来看(图1)，2013—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经济贸易效率均未达到DEA有效，分别为0.695、0.690、0.831、0.740、0.87。2013年、2014年和2016年各有6个国家、2015年有8个国家、2017年有11个国家与中国的经济贸易效率处在前沿。2013—2017年与中国的经济贸易效率均有效的是越南、印度、孟加拉国、沙特阿拉伯和波兰5个国家，表明中国与这些国家的投入资源得到了最优利用。总体而言，1/3的国家与中国的经济贸易综合效率为1，即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经济贸易效率达到最优，在经济上实现了互联互通。与中国的经济贸易效率处于非DEA有效的国家占2/3，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经济贸易发展还存在很大上升空间。从各时间段来看，2013—2017年与中国经济贸易综合效率最低的国家一直是新加坡，分别为0.163、0.143、0.141、0.145和0.413，远低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经济贸易效率平均水平，表明中国与新加坡的经济贸易往来并未达到理想效果，但2017年明显比前4年的经济贸易效果好。从与中国有经济贸易往来的国家来看，中国与俄罗斯的经济贸易效率呈下降趋势；中国与泰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贸易效率呈逐渐上升趋势；中国与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的经济贸易效率呈先降后升的趋势；中国与阿联酋、土耳其和以色列呈先升后降再升趋势；中国与菲律宾和巴基斯坦的经济贸易效率呈先降后升再降再升趋势。从以上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综合效率的分析可以看出，2016年中国与大部分国家的经济贸易综合效率都下降了，主要是由于2015年全球贸易总量下降所致，虽然个别国家起伏较大，但都属于实现互联互通经济发展的正常情况。

(三)评价指标选取

1.投入指标的选取

(2)两国间资金投入。“一带一路”倡议在实施过程中，两国间各行各业的发展或互补行业的经济、技术带动都离不开资金的投入，资金是发展的物质保障。唯有实现资金和技术的互通才能拉动两国经济合作快速发展。财政投入是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贸易往来的最重要的保障，包括中国实际利用各国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和中国对各国直接投资净额两个方面，两国间的相互投资也是互联互通的实践，夯实了两国间贸易合作的基石。一般情况下，中国对各个国家或各国家对中国投入的资金，对两国间贸易往来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即两国间相互投资越多，贸易关系越密切。

(1)中国对外派出人数。人才队伍的建设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重要部分，中国对外派出人员主要包括两方面人才：一是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派出人才，既包括中国各对外承包公司对外签约派出人才，也包括中国各对外承包公司承包建设的各类工程项目(含中国援外建设的成套项目和中国驻外机构的工程项目)派出人才；二是对外劳务合作派出人才，包括派出工程技术人员、工人、海员、厨师、教师、保姆及非援助性质的医务人员等。以上两种人才大部分具有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中国向相关国家提供奖学金名额、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办文化年、旅游节、艺术节等，浅层次增进两国公民间的沟通。中国企业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经济贸易合作过程中，主动融入当地社会，深层次促进两国间经济贸易发展。实践表明，拥有越多外派人员的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往来越密切，两国间互联互通程度越深厚。

随着沿线各国政策沟通的逐渐加强、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金融合作的更加深化，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更有利的契机，而对外直接投资的推进也更好地加强了互联互通。

对于制造业升级的定义或者内涵，学术界并未给出一个系统的阐述。但有不少学者已经对制造业升级进行了相关研究，并基于各自的研究视角给出了制造业升级的内涵。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学者们大多从产业结构视角与价值链视角对制造业升级的内涵进行界定。

(3)两国间交通运力。“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了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多极化、信息化的趋势，连接着蓬勃发展的亚太和发达的欧洲经济圈，符合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落脚点的互联互通的主旨思想。在新形势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区域间的互联互通、促进区域合作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交通的通达程度可以直观地表现“一带一路”倡议对互联互通的实践程度。从深层次来看，交通承载了两国间的贸易往来，贸易带动交通行业的发展，交通运力的增强为贸易的实现提供了保障，即交通运力为联通的加强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本文中交通运力指铁路、公路、航空和水运四种交通方式的交通总运输量。包括化石能源交通运力、跨境电商物流交通运力等。因此，交通运力可以作为两个国家间的科技创新中技术资源评价指标。

2. 产出指标的选取

其次，创客教育是以课程为载体，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以期学生的创新能力得以提升。执教者在运用创客教育时，需合理运用课程资源，以期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1)中国与各国进出口总贸易额。贸易额是指以货币表现的进出口贸易价值，也称对外贸易值，这是反映一国对外商品贸易规模的重要指标之一，包含了两国间各行各业的贸易数额，代表了国家的开放程度，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联通的程度。互联互通的量化主要体现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总贸易额上，总贸易额包括进口贸易额和出口贸易额，进口贸易额主要由收入水平决定，出口贸易额主要由国内产出水平决定，这两个决定因素都受到“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影响。总贸易额高说明两国间贸易往来密切，或者贸易额逐年递增说明两国间贸易往来呈正向发展，两国间的通达程度加深。这些正向或反向的发展都反映了“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效果的好与差。

(2)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国内生产总值看似是衡量单个国家的经济指标，但“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加快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即近几年“一带一路”不断刷新的绩效，既加大了非合约国家的参与又促使合约中国家加快了贸易合作往来，贸易合作在联通了两国家经济的基础上加速了本国的经济发展，不仅加快了全球化的联通，而且增进了各国家内各行各业经济贸易合作的联通，实现了“小通通于国内，大通通于世界”。从世界银行数据库可以看出，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GDP都有明显的增长，说明了“一带一路”在互联互通方面实施效果良好。

(3)跨境电商交易规模。跨境电商作为一种新兴产业，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的跨境电商市场不断扩大，拥有无地域限制的全球市场，从这一角度看中国在实现无地域限制的互联互通。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下国家政策的支持力度加大，通过一国交易平台可以实现与世界各国的直接贸易，各行各业、线上线下同时进行交易，比以往单纯线下交易更具时效性、综合性，将互联互通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这种形式很大程度上拓宽了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路径(杜梦佳，朱占峰，朱一青，2018)。随之而来的是电商物流也在不断发展并与之匹配，跨境电商发展趋势日趋明显，加强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联通性，很好地诠释了互联互通。因此，跨境电商交易规模可以作为两个国家间科技创新中技术资源评价指标。

(四)数据来源

“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构建全方位、多主体、覆盖范围广的互联互通开放体系，尚未有精确的空间范围，本文根据《2017年“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从数百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选取与中国贸易总量排名前十五的国家，再依据研究内容需要和数据的可获得性将数据较难获得的国家剔除，按排名往后顺延，最终选取“一带一路”沿线15个国家(1) 15个国家分别为俄罗斯、越南、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阿联酋、孟加拉国、土耳其、沙特阿拉伯、以色列、波兰、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2017年“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李艳，2018)、《中国统计年鉴》2014—2017年各国交通运输网站、UN comtrade、World Bank Open Data、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和艾瑞统计报告。

其中，由于跨境电商的数据较难获得，处理方法具体如下：

对于单一分类器，其性能评价指标主要有训练精度、查准率、查全率、F-Measure值等[15]，集成学习方法通过对基分类器（性能较弱）通过集成融合形成强分类器，假设n个相互独立基分类器的查准率为p，那么集成学习模型的准确度为：

跨境电商进口额(某国)=中国跨境电商进口

跨境电商出口额(某国)=中国跨境电商出口交易规模×

从表1总体数据可以看出，纯技术效率呈先增后减再增的趋势，2013—2015年由0.854升至0.910，2016年降至0.813，2017年回升到0.94。在研究期内，每年与中国经济贸易往来纯技术效率有效的国家数量多于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有效的国家数量，其中2013年纯技术效率有效的国家有9个，2014年和2015年均有10个，2016年有8个，2017年12个。表明中国与这些国家进行经济贸易往来时所投入的各类资源之间的组合实现了最优，综合效率无效的原因在于其规模效率不佳。2014—2017年新加坡与中国经济贸易往来的技术效率均处于最低水平。因此，为加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贸易互联互通的程度，除了增加与新加坡合作的科技人员和科学技术等元素的投入，还应扩展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贸易规模效率。

二、基于互联互通的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实施效果评价

(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贸易效率测度结果

1.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贸易效率及其分解特征

本文运用DEAP2.1软件，对2013—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15个国家进行以投入为导向的规模可变的经济贸易效率评价。

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是由著名的运筹学家A. Charnes、W.W. Cooper和E. Rhodes提出的一种以“相对效率评价”为主的非参数方法(雷勋平，刘思峰，2012)。DEA明确地考虑多种投入(即资源)的运用和多种产出(即服务)的产生，然后把多种投入和多种产出转化为效率比率的分子和分母，而不需要转换成相同的货币单位。Malmquist指数法可以进行跨时期的投入向量和产出向量的径向距离构建，将TFP(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指数的变动具体分为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指数变动。其中，技术效率进一步分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有助于结合选取指标分析各指标变动的原因(何泽军，李莹，2018)。因此，本文采用DEA-Malmquist模型进行分析，利用DEA方法静态评价“一带一路”的实施效果，利用Malmquist指数法分析“一带一路”实施效果的发展趋势。

图 1 2013— 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 15个国家的综合效率

注：当综合效率值为1时，说明DEA有效；当综合效率值小于1时，说明非DEA有效，且值越大效率越高。

资料来源：《2017年“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中国统计年鉴》、2014—2017年各国交通运输网站、UN comtrade、World Bank Open Data、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和艾瑞统计报告，由DEAP2.1软件输出后经Excel处理而得。

综合效率由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组成，其表达形式是：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对表1中2013—2017年总体技术效率和总体规模效率求平均值可以得出：纯技术效率平均值为0.875，高于规模效率平均值0.859，说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经济贸易时投入和产出的比例较一致，但是对经济贸易规模的扩大和要素的投入还不够，与个别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强度不高。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经济贸易的提升主要得益于各国之间技术的合作利用，即人才和技术的投入。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贸易情况来看，经济贸易综合效率较高的国家，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较高，而与中国经济贸易效率低的国家，两种效率的差别则比较明显。此类国家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如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阿联酋等与中国的经济贸易纯技术效率较低，而规模效率较高的国家。这些国家与中国的经济贸易总体发展效益较低，因此在经济贸易往来时科技人员及科学技术的投入相对薄弱，对投入要素的利用能力较差，经济贸易的提升主要依靠经济贸易规模的扩大；另一种如以色列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纯技术效率较高而规模效率则较低，尤其是吉尔吉斯斯坦，纯技术效率平均值0.990远高于规模效率平均值0.467，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经济贸易综合效率依然不高。所以，“一带一路”倡议应平衡发展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两个指标，做到两者齐发展、共进步，从而确保各国之间经济贸易的互联互通。

表1 2013—2017 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的经济贸易评价

注：当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值为1时，说明DEA有效；当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值小于1时，说明非DEA有效，且数据越大,效率越高。

风观测特征：塔址观测点来风以偏西风与偏东风为主，平均风速较大。静风频率较小，100 m高度至10 m高度分别为1.0%，1.0%，1.1%，1.2%，1.8%。

从规模效率总体数据来看，2013—2017年规模效率呈现先降后升的演化趋势，从2013年的0.796降到2014年的0.776后升到2017年的0.923。如表2所示，将DEA规模效率指标分为规模收益递减、规模收益不变和规模收益递增三种情况。研究期内，2/5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经济贸易往来达到规模最大；与中国进行经济贸易往来规模报酬递减的国家数量由2013的5个、2014年的6个、2015年的4个到2016年的5个、2017年的2个，而与中国进行经济贸易往来规模报酬递增的国家数量由2013年的4个、2014和2015年的3个到2016年的4个、2017年的1个。由此可见，约2/5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进行经济贸易往来时的投入要素组合已经达到最佳规模，即2/5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加强联通方面已经找到了适合两国经济贸易进展的最优模式，只需保持现状即可。而有大部分与中国进行经济贸易往来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入规模过大，减少现有的要素投入才能提高利用率；也有少部分与中国进行经济贸易往来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规模报酬递增，应根据已有经验合理扩大规模以便促进合理利用投入的要素。

2.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贸易实施效率的区域分解特征

由表6可以看出，不同时期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贸易全要素生产率均大于1，表明这段时期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贸易效率总体处于上升阶段，各国家间的联通性不断加强。从结构上看，全要素生产率由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两部分组成，其中技术进步均值上升12%、技术效率变化均值上升8.1%，表明技术进步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贸易实施效率的促进作用较大。技术效率又可以分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研究期间，纯技术效率变化均值上升2.9%，规模效率变化均值上升5%。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贸易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程度来看，技术进步指数贡献最大，规模效率其次，纯技术效率的贡献值最小。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经贸合作时人才的投入、技术的改进对效率的提高起到主要作用，资金的投入、经济贸易的管理和资源的配置起次要作用。说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经济贸易方面还没有完全做到互联互通，资源的投入及配置利用未达到理想效果。

根据国家所处的地区，将“一带一路”沿线15个国家分为6个地区(见表3)。

表2 2013—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规模收益

注： irs表示规模收益递增，drs表示规模收益递减，—表示规模报酬不变。

表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类

资料来源：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理位置划分。

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贸易综合效率来看(见表4)，2013—2014年均表现为东北亚和中东欧>南亚>东南亚>西亚北非>中亚，2015年表现为东北亚、南亚和中东欧>西亚北非>东南亚>中亚，2016年表现为中东欧>南亚>东北亚>东南亚>西亚北非>中亚，2017年表现为南亚、中东欧和中亚>西亚北非>东南亚>东北亚。中东欧的综合效率一直保持不变；东北亚在2013年到2015年一直保持不变；2016年为0.902，2017年降为0.643;东南亚起伏波动较大，升高和降低交替出现;南亚除了2014年0.8437较低，其余年份均保持在0.9以上，较稳定;西亚北非从2013年0.566上升到2015年0.919，随后2016年下降到0.624，2017年升为0.889;中亚的效率虽然较低，但呈逐渐上升趋势，从0.255(2013年)一直上升到1(2017年)，尤其在2017年效率最好。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贸易实施效率的这种空间差异说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贸易合作存在各种因素的差异，虽然在四年的研究期内部分地区的经济贸易有起伏，但总体向好的方向发展，都属于全球经济联通发展的正常情况。

病例教学法是让学生了解、分析、思考临床案例，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能力、辨证思维能力以及解决临床实际问题能力的一种教学方式[3]。在硕士生（非中医）方剂学教学中，对疗效确切的临床常用方可采取此种教学方法。如对止嗽散的讲解，先引出病例，并提出问题，可以请前置专业为西医学的学生从西医角度进行分析，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以及对病例的认识，而后讲解中医对该病例的认识，顺利成章地引入对病例病证的治疗与所用方剂，从而从理、法、方、药方面详细讲解止嗽散。

3.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贸易的松弛量分析

在先前的高速公路桥梁施工管理养护中，管理者和具体实施者之间的关系比较繁杂，对于管理或者养护的责任不明确，而且管理模式趋于封闭使得高速公路的桥梁养护信息不能及时传达出去，这样一来就会使得桥梁的养护工作相对滞后，也影响了先进养护技术的普及和落实。由于高速公路桥梁养护制度的相对滞后，导致了桥梁存在的问题不能被及时发现并且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处理，而对于老旧桥梁的加固工作也相对落后，对于桥梁的整体养护工作缺乏规划，更没有相应的资金投入，使得桥梁的养护工作形同虚设。

表5所示试验3组血清中IgG和IgM含量显著高于试验1组（P＜0.05），其他三组血清中IgG和IgM含量差异不显著（P＞0.05）。四组血清中IgA的含量无显著差异（P＞0.05）。总体来看，试验2、3、4组血清中IgG、IgM和IgA含量都高于试验1组。

从表5可以看出，2013—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金投入冗余情况不一。其中，中国与俄罗斯、泰国、越南、印度、孟加拉国、阿联酋、沙特阿拉伯、波兰及吉尔吉斯斯坦的资金松弛变量在5年里均为0，说明中国与这些国家在研究期内资金投入利用率达到了最优。而中国与印度尼西亚(2013)、菲律宾(2014)、巴基斯坦(2014)、土耳其(2013)及以色列(2016)等国经济贸易往来时产生了少量冗余量，说明“一带一路”倡议在民心相通领域取得了很大进展及成就，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经贸合作时在资金利用效率这一指标上充分发挥了联通的作用。2013—2016年，中国与新加坡两国间资金利用情况并不理想，但冗余量在大幅减少，向好发展趋势，2017年冗余量突增，说明中国与新加坡两国间资金投入量远多于资金利用量。

表4 2013—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综合效率

注：当综合效率值为1时，说明DEA有效；当综合效率值小于1时，说明非DEA有效，且值越大，效率越高。

资料来源：根据图1综合效率数据及表3地区划分计算得出。

(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贸易效率的时空动态演化分析

1.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贸易实施效率的时序变化趋势

2013—2016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贸易TFP指数分解可以动态地反映研究期间内，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贸易实施效率的时序变化。

老人在这里已经是三代同堂了，十九岁入疆参加工作，辗转乌鲁木齐、焉耆，随后按照组织安排，挺进塔里木，在昔日“风头水尾”的十四团扎下了根，从此再也没有离开。

由于本文研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贸易往来的实施效率，故在各项投入要素中只对各国家资金的投入松弛量进行分析，根据资金投入的松弛量为中国与该国家以后的投资提供参考，以全面了解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贸易往来资金的利用情况。

1.1 一般资料 2016年11月3日至2018年9月6日以纸质问卷和电子问卷形式调查国内眼科临床医师对临床指南的认知和应用情况；眼科医师的年龄、性别、工作年限、职称、医院级别及地域等不限。指南定义为国内外权威机构如中华医学会、美国眼科协会等机构正式发布的指南。

表5 2013—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贸易往来资金投入的松弛量

单位：美元

注：投入资金松弛量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金投入冗余量，冗余量小，说明资金利用率高，否则，说明资金利用率低。

资料来源： World Bank Open Data，由DEAP2.1软件输出后经Excel处理而得。

表6 2013—2017年不同时期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贸易TFP指数分解

注： TFP指数分解值大于1，说明该指标在一定时间段内呈上升趋势，等于1说明该指标在一定时间段内未发生变化，小于1说明该指标在一定时间段内呈下降趋势。

2.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贸易效率变化的空间分异特征

(1)聚光器自身光学性质及接收器内工质吸热升温的熵增造成损失，导致集热子系统效率远低于本身热效率。

2013—2016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贸易TFP指数分解可以动态地反映研究区域内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贸易实施效率的空间变化。

由表7可以看出，2013—2017年间，泰国、越南、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阿联酋、沙特阿拉伯、波兰和吉尔吉斯斯坦10个国家与中国的技术效率、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指数均大于1，表明四项指数对经济贸易的全要素生产率都有所贡献，经济贸易投入各个方面稳步推进，发展趋势向好。俄罗斯和以色列两个国家与中国经济贸易的全要素生产率均小于1，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与这些国家在进行经济贸易往来过程中技术进步指标在下降，表明其投入资源利用技术未得到有效提升。其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经济贸易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指数均大于1，其中新加坡和吉尔吉斯斯坦两个国家与中国经济贸易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得益于技术效率的提高，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菲律宾和波兰主要来自于技术进步，而印度、巴基斯坦、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与中国经济贸易全要素生产率则源自于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的双因素。这说明技术进步是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贸易实施效果的关键因素。

表7 2013—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同国别经济贸易TFP指数分解

注： TFP指数分解值大于1，说明2013—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该指标下呈上升趋势，等于1说明2013—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该指标下未发生变化，小于1说明2013—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该指标下呈下降趋势。

按照表3对国家的划分，将所选15个国家的TFP指数统计为区域TFP指数。

⑥Rauhofer，Judith，“Privacy Is Dead，Get over It:Information Privacy and the Dream of a Risk－Free Society”，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Law，17(3)，2008，pp．185 ～198．

由表8可知，2013—2017期间，东北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中东欧、中亚与中国经济贸易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平均值分别为0.935、1.53、1.164、1.47、1.367和1.762，中国与各地区经济贸易效率变化区域分化明显。各地区经济贸易效率不同年份之间出现上下波动状态，其中东北亚、东南亚和中东欧与中国的经济贸易效率呈现先升后降再升趋势，南亚与中国的经济贸易效率呈先升后降趋势，西亚北非和中亚呈先降后升趋势。除东北亚与中国的经济贸易效率总体平均值小于1，说明经济贸易效率呈下降态势外，其余地区与中国的经济贸易效率总体平均值均大于1，说明其经济贸易效率总体呈上升趋势。经济贸易实施效率变化的空间分布显示出中国与不同地区间经济贸易往来程度与投入资源利用能力的差异，从侧面说明了中国与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和中东欧互联互通效果较好，中国应加强与中东欧的联通合作。

三、结论与讨论

贸易互通是“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工作，基于此本文采用DEA-Malmquist模型测度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贸易实施效率，从而解析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贸易互联互通实施情况，研究结论如下：

表8 2013—2017年各地区经济贸易TFP指数

注： TFP指数值大于1，说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在一定时间段内呈上升趋势，等于1说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在一定时间段内未发生变化，小于1说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在一定时间段内呈下降趋势。

资料来源：《2017年“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中国统计年鉴》、2014—2017年各国交通运输网站、UN comtrade、World Bank Open Data、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和艾瑞统计报告，由DEAP2.1软件输出后结合表3整理而得。

从静态分析来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综合效率均未达到DEA有效，且呈现先升高后降低再升高的态势；纯技术效率高于规模效率，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经济贸易效率的提高更多的依赖要素的投入，但对资源的合理配置利用效率较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贸易效率总体上呈现“中间低，四周高”的空间格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贸易投入松弛量的分析与主观判断相吻合，即经济贸易的效率与各国家投入的资源呈负相关，说明各种投入资源优化配置的上升空间还很大，互联互通的实现任重而道远。

从动态分析来看，基于Malmquist模型得出的2013—2017年间的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贸易实施效率的全要素利用效率为1.37，即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贸易实施效率以37%的速度增长，但增长速度较慢；从空间分布情况来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贸易效率变化地区性差异明显，表现为中亚>东南亚>西亚北非>中东欧>南亚>东北亚，这与DEA得出的结果不一致，说明中东北亚国家与中国在经济贸易资源利用率上低于其他地区，因此国家应适当调节对东北亚国家地区资源投入以促进其与中国的经济贸易往来时的资源利用率。

根据本文研究结论，提高中国与“一带一路”经济贸易效率一方面要加强技术人才和科学技术的投入，做好技术推广，深挖经济贸易潜力。技术进步是制约经济贸易效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关键，因此应推进中国与各国之间的技术交流，增加经济贸易技术投资力度，优化投入资源生产要素配置，积极把握国际形势的变化契机，实现全球化的和合之美，相通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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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ive Power of Economic and Trade Practice :Effect Evalu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LI Zhenfu CHEN Xue DENG Zhao SHI Xiaomei

(College of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

Summary :The initiative of the Belt and Road is committed to accelerating the trans-regional flow of economic, deepening trade among countries, and reshaping the economic map along the the Belt and Road. Based on interconnection, 15 countries along the the Belt and Road is selected in this paper, and chosen the data of economic and trade exchanges from 2013 to 2017. DEA-Malmquist was adopted to deepening evaluation of the economic and trade efficiency from the aspects of region, relaxation quantity and space-time evolu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economic and trade efficiency depends more on the inpu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ersonnel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lements, but the reasonable allocation efficiency of resources is low; In addition, Economic and trade efficiency generally presents a spatial pattern of “High around, low in the middle”. The efficiency of economic and trade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resources invested by various countries, but on the whole, the efficiency of economic and trade implementation between China and countries along the the Belt and Road increases by 37%.

Keywords : interconnection；the Belt and Road；economic and trade；DEA-Malmquist

[课题信息] 本文受大连海事大学重点科研培育项目(3132019307)的资助。

[作者信息] 李振福，大连海事大学航运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雪，大连海事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邓昭，大连海事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史晓梅，大连海事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

通讯作者：李振福，电子邮箱：lizhenfu863@163.com。

JEL Classification: F15,F19

(责任编辑：李秀婷)

标签：互联互通论文; “一带一路”论文; 经济贸易论文; DEA-MALMQUIST论文; 大连海事大学航运经济与管理学院论文; 大连海事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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