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研究(学术主持人：张 旭)·
主持人语： 农业现代化一直是我国农业发展的追求目标。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将城乡融合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结合在一起进行顶层设计。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系统提出了新发展理念，尤其强调了城乡一体增强发展协调性的问题，“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合理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在实践不断取得新突破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城乡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段话是对乡村振兴战略内涵的高度概括。其中，“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
（一）构建全面的英语知识构造。《课标》提出，小学英语教师要准确把握教育教学的最新理念，研究英语语言的基本规律和阅读方法；教学方法要灵活多变，尽力激发小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教师要走在时代的前沿，掌握新型的现代化教学手段，为课堂教学带来全新的体验；教师要自觉加强自身的专业素养，以文化育人，以文化感人；教师要探索更好的教学方法，激励自己成为创新型的英语教师；教师应养成反思和总结习惯，让自己成为研究型的教师。同时，教育各部门应尽力为英语教师提供较好的学习和提升舞台，给予英语教师更多的培训和学习机会，培训的内容要具体、细致、专业，本着理论与实践相互结合的原则，改善英语教师的现有知识水平。
为此，我们组织了“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专栏，通过“山东省的农业工业化及其转型升级”、“我国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转变的历史脉络、内在机理和发展对策”、“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民主体’内涵重构”三篇学术文章，力图从“历史—理论—现实”和“微观—主体—宏观”两条线索，对乡村振兴战略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和演进趋势进行梳理与分析，以期对深化这一问题的研究和探索提供新的视角。
胶东社会发展与合作性建设
陈为雷 王文静
(鲁东大学 法学院，山东 烟台 264025；山东女子学院 社会与法学院，山东 济南 250300)
[摘要] 合作是共同体维系的前提和基础，合作的范围与程度不同会影响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当代，人们的合作意愿高，居民积极参与公共建设，以志愿服务组织为载体合作从事公益志愿服务活动。在社会层面上，人们之间的矛盾纠纷少，冲突少，社会较为和谐稳定。当代合作性也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进一步增强合作性，要培养人们的合作意愿；完善相关政策，加强群众自治组织建设和社区建设，鼓励和引导人们从事高水平和高层次的合作。
[关键词] 胶东；合作性；合作意愿；公共建设；志愿服务
一、问题的提出：共同体与合作性
社会学历来关注社会合作性问题，马克思、滕尼斯、涂尔干等经典社会学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了社会合作——生产中的“协作”问题。他说：“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作协作。”(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0页。 马克思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1页。
隧道成洞开挖时，岩体的原有平衡被打破，在地应力的作用下，围岩质点将向一定方向移动，即沿最短距离向消除阻力的自由表面，这就造成了围岩内应力重分布，形成“二次应力场”[15]。可以采用地应力自动释放法和反转应力释放法对这种应力重分布进行模拟[16]。地应力自动释理论认为：隧道开挖会导致开挖围岩的应力分布不平衡，为获得新的应力平衡，在应力场的作用下，岩体会产生相应的形变，应力平衡后的应力场与开挖前相比后产生较大的变化。从工程实际应用的经验来看，这种理论比较符合实际情况，应力的发展过程更合理，此外，在模型受力分析时，这种方法不用输入释放载荷，其实现过程更为方便[17]。
滕尼斯和涂尔干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研究共同体和合作性。滕尼斯提出了共同体与社会这一对概念，他认为，共同体的生活是由本质意志发展而来的，它是一切亲密的、秘密的、单纯的共同生活。他说：“人们在共同体里与同伙在一起，从出生之日起，就休戚与共，同甘共苦。”人的选择意志是产生社会的前提，而“社会是公众的，是世界”(3) [德]费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3页。 。涂尔干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团结——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机械团结是建立在个人相似性的基础上的，有机团结是以个人的相互差别为基础。机械团结的社会整合功能“建立在包含着某种共同意识同时又受到这种共同意识规定的社会生活的基础之上”(4) [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71页。 。有机团结的社会整合功能来源于社会分工，以及由分工而产生的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他还认为：“任何合作都有其固有的道德。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现代社会里，这种道德还没有发展到我们所需要的程度”(5) [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85页。 。
基于合作性的重要性，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也对此展开了深入研究，主要关注合作性的要素和机制。约翰·罗尔斯认为，现实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是一个社会合作体系，“由于每个人的幸福都依赖于一种合作体系，没有这种合作，所有人都不会有一种满意的生活”(6) [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175页。 。差别原则为社会合作提供了一个公平的基础，使得禀赋不同的各方都自愿参与到社会合作中来。罗伯特·D.帕特南认为：“普遍的互惠产生了大量社会资本，从而支撑了合作。”(7) [美]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王列、赖海榕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5页。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提出了“自筹资金的合约实施博弈”模型，并从经验上给予说明(8) [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余逊达、陈旭东译，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2-37页。 。尼尔·瑞克曼等研究指出，贡献、亲密和远景是合作成功的不可或缺的构成因素(9) [美]尼尔·瑞克曼：《合作竞争大未来》，苏怡仲译，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 。
已有的网络关注度研究中，通常选用的数据时间段较短,主要以一年为主；同时，专门研究淮海经济区旅游景区网络关注度的成果比较少．本文以淮海经济区5A级景区2013～2016年的百度搜索指数为分析对象,对网络关注度的时空分布进行深层次的实证分析,试图解释其中的原因,并对其季节性波动和黄金周特殊时段的“井喷现象”[7]进行定量化分析,以期为景区网络市场营销决策提供参考．
在中国，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谈到，聚村而居本身有着内在的合作需求，如为了水利和村庄安全等(10)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 。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是修复和增进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团结互助(11) 马良灿：《乡土重建的社会组织基础——论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的社会学转向》，《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5期。 。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发展，出现个人原子化现象，共同体逐渐解体，合作性削弱，学者们将更多精力放在合作困境和难题上。关于农民原子化的问题，曹锦清在河南调查后提出了“农民善分不善合”的命题(12) 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66-167页。 。贺雪峰则从当前农民社会关联度低，农民成为原子化的个人，以及农民的特殊公正观等角度论证了合作能力低下的原因(13) 贺雪峰：《熟人社会的行动逻辑》，《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郭湛认为，现代生活越来越呈现碎片化的景象，而人也在与他人、与共同体的分裂中走向裂变，走向与自我的分裂(14) 郭湛：《社会公共性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2页。 。
合作是人类的天性和本能，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保证，合作也是社会发展的条件和动力。合作关涉他人，超越个人，使人结成群体和组织，使社会组织化。合作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事实，合作的范围与程度不同影响了该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合作的范围广、层次高，可以使该地有持久发展的动力，也有利于抵抗外部冲击。持续长久合作形成了人与人之间超出个人关系的集体关系，使个体摆脱原子化的状况，重新建构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影响着诸如政治、社会、文化等制度，构成社会发展的基础。合作是如此重要，而随着社会发展合作又出现了难题和困境，因此，对此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要研究的问题是：当前我国合作性到底怎样？合作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当前我国合作性存在哪些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二、社会合作性测量指标和问卷调查
(一)社会合作性测量指标
本文主要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合作。社会学视角中的合作性主要从人与社会的角度进行研究，关注人们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中人们看起来都是单个的人，但他的行为又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在社会关系之中，尽管冲突也时常存在，但合作也同样普遍。可以从个人合作意愿、社区参与、人际层面的社会服务以及整体上社会和谐有序四个方面进行研究。合作意愿影响人们的合作行为，合作意愿越强人们越可能进行合作。人们的合作意愿可分为互助意愿和为他人和集体考虑的奉献和参与意愿。在社区层面，社区参与和公共建设是人们在同他人和组织互动中的具体的合作行为，居民可以参与公共建设，合作生产公共物品，既对个人有利也对整体社会有益。人际层面的社会服务，主要是成立志愿服务组织和参加志愿服务活动，所服务的对象既有特殊困难群体也有社区一般居民。在社会层面上，人们之间的社会合作性越好，纠纷和矛盾越少，社会越和谐。由此，本文关于合作性假设是：一个地区居民合作意愿越强烈，居民越能通过互助合作满足自己需求，在社区里越可能积极参与公共建设，合作生产公共物品(公共设施)，在人际层面更愿意帮助他人，居民之间的冲突就会越少，越有利于人与社会和谐发展。
从早上6点到晚上9点，几乎排满了各类课程和修行任务，天天如此，年年如此。寺院全年有两次假期，春节放假后，2月10日得准时回寺；6月1日放暑假后，25日得回寺。
(二)问卷调查基本情况
胶东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在胶东的青岛、烟台和威海三地做了胶东社会发展问卷调查。本次问卷调查以社区为基本抽样地位，分层抽选。为了能使所抽选的社区对整体研究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我们将社区所在的区域分为城市社区、城乡结合部(城郊)社区和农村社区三个层级，并保证每个地区三个层级发放问卷的比例达到4∶3∶3(见表1)。
表 1各地区三个层级样本量分配比例表(单位：份)
本次调查抽样分三级：第一级抽样，抽选城市社区。结合本研究的需要，选择青岛、烟台、威海三个能代表胶东发展特色的地区。问卷的具体数量分配为：青岛400份、烟台300份、威海300份，共计1000份。在市区层面，青岛市选择在崂山区随机抽选1—2个社区做问卷调查；烟台市在芝罘区随机抽选1—2个社区做问卷调查；威海市选择环翠区随机抽选1—2个社区做问卷调查。第二级抽样，抽选县级市(或城乡结合部)社区。青岛市在即墨市随机抽选一个社区；烟台市选择蓬莱随机抽选一个社区；威海市选择文登随机抽选一个社区。第三级抽样，抽取农村社区。每个地市选取4个农村社区，每个村居发放25份问卷。在样本选择上采用非随机的配额抽样法，在城市社区样本中，党政干部和普通居民的比例达到1∶1。在干部所在部门的选择上，尽量选择发改、人社等与城乡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部门。另外要考虑性别、年龄因素。三个地方分别组织学生进行培训、调查并按统一标准录入数据。调查在2017年9—10月份完成，10月底各地完成问卷数据录入，最后由山东大学统一汇总整理数据。
通过对“胶东社会发展课题”的问卷的分析，发现胶东地区合作性的几个特点。具体体现如下：
三、当前社会合作性建设状况与问题
在传统社会中，胶东合作性主要体现在邻里互助、家族合作和社区合作上。家族通过族规、祠堂、家风等制度化设施和规范整合家族成员，实现家族的合作。近代以来，由于列强入侵，胶东的烟台等地被辟为通商口岸，新的思想引入和新的组织形式建立，以宗族为基础的分工合作体系逐渐解体，出现政党组织、现代国家政体及组织系统、经济组织、文化组织等，现代组织形式的整合与凝聚力量逐渐增强，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互助合作普遍开展。新中国成立以后，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胶东也经历了合作化运动，合作范围和程度不断提高，组织动员力量越来越强。那么，当代胶东合作状况怎样呢？下面通过问卷分析来把握胶东合作性的基本状况。
(一)当前社会合作性建设状况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有效问卷996份。本次调查被调查者中，男性占50.8%，女性占49.2%，男性和女性各占一半。受教育程度方面，小学及以下占12.3%，初中占26.25%，职业高中
技校中专占11.9%，普通高中占11.3%，大专高职占11.2%，大学本科及以上占27.3%。婚姻状况，未婚占11.7%，初婚占79.5%，再婚3.8%，离婚1.1%，丧偶3.8%。政治面貌，中共党员占36.3%，民主党派占0.3%，共青团员占10.1%，群众占53.4%。宗教信仰，不信仰宗教者占87.2%，信仰佛教、天主教或基督教、回教、道教者占6.3%，民间信仰或其他占6.4%。被调查者中，乡村占27.5%，郊区占12.4%，城中村占6.3%，城区占53.8%。被调查者的职业状况，务农占17.2%，务工占19.0%，务农兼务工占3.5%，个体经营占16.4%，党政机关及企事业单位干部或专业技术人员占29.0%，无业、失业或其他占14.8%。被调查者个人去年总收入均值45513.10元，中位值为30000.00元；家庭去年总收入87810.83元，中值为60000.00元。就整体上看，被调查者具有较高的代表性，熟悉本地社会发展状况。因研究需要，本次调查采用配额抽样法，城市中选择政府机构工作人员较为集中，受教育程度大专及以上学历人数较多，党员比例较高。
目前各高校基建账是按照基建财务和会计制度要求单独核算和管理的，新《规则》、新制度要求将基建账纳入“大账”核算。涉及“在建工程”与基建账中的“建安工程投资”、“设备投资”、“待摊投资”等科目的衔接问题。另外涉及各种往来款项，必须对基建账的应收、应付款等债权债务进行彻底清理。
1.人们的合作意愿较强
2.在社区层面，一半以上的居民积极参与公共建设，合作生产公共物品
表 2邻居借钱意愿情况
表3显示，若考虑城乡差别，在乡村，邻居愿意借钱的比例高达84.2%，城区则为61.3%，乡村比城区高出20个百分点。这表明在乡村，居民多从事农业劳动，手头收入往往不如城市居民宽裕，因此更多地向邻居借钱，邻里互助更为频繁。
表 3乡村和城区邻居借钱意愿情况(%)
除了向邻居借钱，人们也往往向亲戚求助。亲戚包括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和有姻缘关系的亲属。在胶东，亲戚愿意借钱的比例非常高，达到91.4%(见表4)。这表明在现代社会，胶东深受齐鲁文化影响，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亲戚仍是提供支持的重要来源，也是人们合作时考虑的重要对象。
表 4亲戚借钱意愿情况
烤鸡翅经调味、烧烤后具有外焦里嫩的口感而备受青睐。但直接用烧烤模式进行烧烤时，食物表面容易烤焦、汁液流失，口感柴、难咀嚼。然而利用真空低温烹饪不仅可以实现水分和重量最小程度的损失，还能更好的保留食物的原味和色泽，烹制的菜肴营养美味又健康[3，4]。
(2)一起参与社区管理的意愿。人们在社区中居住和生活往往碰到社区环境、卫生、治安等方面的问题，这些社区问题会给居民生活和休息等带来一定影响。针对这些问题，社区居民需要组织起来，一起参与社区管理，共同解决社区问题，保障整个社区的秩序。在传统社会，人们居住的村落一般由几个家族来处理共同面临的社区问题；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城乡居民大都受人民公社或单位的约束，只有极少数没有单位和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和无法定抚养义务人的“三无人员”由社区来照顾和管理，人们更多依赖单位。改革开放后，人民公社解体，单位体制削弱了，在农村人们又回归家庭和村落社区，在城市，单位人变为社区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同社区的关系变得紧密了。人们在社区中居住，需要一起参与社区事务和社区管理。表5调查表明，在胶东，被调查者中77.5%的居民愿意和本社区(村)人一起参与社区管理，不愿意的仅占4.5%。这表明在胶东，城乡居民大都愿意参与社区管理，而参与社区管理需要同本社区(村)人一起共事，共同参加社区服务、社区文化、社区卫生、社区环境、社区治安等事务，一起合作提供公共物品，维持社区秩序。
表 5愿意和本社区(村)人一起参与社区管理
不同类型的居民，一起参与社区管理的意愿不同。下面从年龄、政治面貌、婚姻状况、本人户口等方面分析。就年龄来看，表6表明，在三个年龄段中，41—59岁的居民愿意和本社区(村)的人一起参与社区管理占81.5%，其次是60岁以上的居民，占79.7%，最后是18—40岁的居民，占71.7%。参与社区管理需要付出时间和体力，人在中年体力较好，也有一定的时间，因此他们参与社区管理的比例最高。年轻人虽体力好，但要忙于工作和学习，时间方面不宽裕，所以他们参与社区管理的比例最低。对老年人来说，他们时间较宽裕，在体力允许的情况下积极参与社区管理，因此他们愿意和本社区(村)的人一起参与社区管理的比例也较高。
表 6年龄与本社区(村)人一起参与社区管理意愿情况(%)
注：P<0.05
就政治面貌来说，拥有不同政治面貌的人愿意和本社区(村)的人一起参与社区管理比例有差别，如表7所示，党员愿意和本社区(村)人一起参与社区管理占80.2%，其次是群众，占77.2%，再次是团员，占70.1%。对党员来说，他们积极性最高，表明他们在所居住的社区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团员愿意和本社区(村)人一起参与社区管理的比例最低，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与学校和单位关系密切，在所居住的社区的社区管理方面投入的时间和精力相对较少。
2.4 “四化同步”的新型职业农民教学体系 构建课程体系模块化、教学内容项目化、教学手段信息化、考核评价社会化的教学体系。在课程体系设计上，围绕主导优势产业，针对三类培育对象，设计三类模块化课程体系；在教学内容安排上，采用项目化设计理念，核心课程教学内容全部基于实际生产过程，做到产教衔接、农学融合；在教学手段运用上，突出信息化技术应用，采用在线课程、远程教育、多媒体、微课等方式，建立农民在线教育培训资源库；在考核评价方式上，坚持应用导向、以证代考、多元评价的社会化考核方式。
表 7政治面貌与本社区(村)人一起参与社区管理的意愿(%)
注：P<0.001
就婚姻状况来说，如表8所示，在所调查的居民中离婚者和丧偶者较少，但是他们与本社区(村)人一起参与社区管理的意愿很高，离婚者达到100%，丧偶者为88.9%；在已婚者(初婚和再婚)中，77.6%的人愿意与本社区(村)人一起参与社区管理；未婚者中愿意与本社区(村)人一起参与社区管理比例为71.0%。
《专利法》第25条第1款第（二）项和第（三）项分别规定了“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以及“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不属于专利保护客体，但是两者被排除在专利保护范畴之外的立法本意有所不同。⑭ 尹新天著：《中国专利法详解》，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第343-344页。前者是为了防止数学定理、物理定律、基础算法等人类智力活动的成果形成无边界的垄断，从而妨碍运用这些智力成果进行客观世界改造的技术创新无法得到合理的专利保护；而后者则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不能限制医生采用何种方法来救治病人的自由。当人工智能技术被用于医疗领域形成新的解决方案时，在专利保护客体的问题上，可能同时面临这两方面的考验。
表 8婚姻状况与本社区(村)人一起参与社区管理的意愿(%)
注：p<0.05
(1)互助意愿。对城乡居民来说，他们一生中较为重要的几件大事是子女上学、盖房子(买房子)和给儿子娶媳妇，一般不是一家所能解决，往往依靠亲戚朋友和邻里帮助，具有很强的互惠色彩。这些人生大事说到底都是钱的问题，此外，生病尤其大病也需要花钱。人们为应对这些大事时常要借钱，那么人们是否愿意借钱，愿意借钱的情况怎样呢？问卷中设计了“当您遇到困难事情(如生病、子女上学花钱等)时，邻居是否会愿意借钱给你？”和“当您遇到困难事情(如生病、子女上学花钱等)时，亲戚是否会愿意借钱给你？”两个问题。表2表明，在胶东，当人们碰到困难事情向邻居借钱时，70.4%的邻居愿意借钱，不愿意借钱的邻居占29.6%。
上述调查结果表明，在胶东地区，日常生活中居民邻里互助和亲戚互助的意愿非常高，而且与本社区(村)居民一起参与社区管理的意愿也很高。合作意愿要体现在外在的合作行为中才真正表明胶东社会合作性程度。那么，在胶东，社会合作行为是否普遍，基本情况怎样呢？在本项研究中可以在社区和人际两个层面观察合作行为。在社区层面，公共建设需要社区居民参与进来，共同从事诸如修桥筑路等公共工程，改善生活环境，方便自己和他人。可以说公共建设是典型的公共物品，它需要居民合作生产。本次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者中积极参与公共建设的比例占57.1%。
下面从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居住地类型等方面进一步分析。就受教育程度来说，如表9所示，在初中教育程度的居民中，积极参与公共建设的占到近三分之二，达66.0%；未上过学的居民也积极参与公共建设，占61.1%；小学、高中和大专教育程度的居民积极参与公共建设达到或基本达到上述一般水平(57.1%)，分别占58.3%，56.1%和55.6%。大学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居民中积极参与公共建设的约占被调查者的一半，为49.3%。为什么初中教育程度的居民积极参与公共建设的比例最高，而大学本科及以上的居民积极参与公共建设的比例最低呢？这可能是由于初中教育程度的居民年龄较大，不管在城市还是在乡村中，在较早年代他们参加了若干公共建设活动；而对大学本科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居民来说，他们大多处于青年和中年，在打拼事业，从事公共建设的时间和机会相对较少。
表 9受教育程度与积极参与公共建设(%)
注：P<0.05
第三，合作的水平、层次和质量有待于提升。胶东社会合作在某些领域处于弱化状态，有些领域合作的水平、层次和质量需要进一步提升。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合作从事大型工程，工程建成后发挥很好的效益，但在当代，这些标志性的合作工程和合作成绩较少，极少有体现合作成绩的载体和业绩，这不利于提升人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而且现在合作具有临时性特点，合作因人而异，难以持续，不利于形成稳定的社会交往和人际关系。
就居住地类型来说，如表11所示，乡村积极参与公共建设的居民占65.7%，城中村居民为62.3%，城区居民为54.1%，郊区居民为49.2%。乡村和城中村居民积极参与公共建设比例高于郊区和城区，这说明乡村和城中村更多通过合作生产公共物品。
成武县委、县政府始终把创森工作当作乡村振兴战略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在实现产业兴旺的同时，实现生态宜居，伴随工商资本的引入，通过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增加群众收入，从而实现共同富裕。
表 10政治面貌与积极参与公共建设(%)
注：P<0.005
表 11居住地类型与积极参与公共建设(%)
注：P<0.05
3.人际层面，胶东居民以志愿服务组织为载体合作从事公益志愿服务活动
上文从社区层面探讨了居民积极参与社区公共建设的基本情况。在城乡居民的日常生活中，人们不仅忙于劳作和工作，人们在工作之余也愿意贡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帮助他人，从事公益志愿服务活动。志愿服务组织是人们合作共事的一种载体，组织通过这种载体把人们联结在一起，参加者根据组织的安排从事志愿服务活动。本次调查结果显示，37.1%的居民参加过本村居的志愿服务活动，而没有参加过和不了解的则占62.7%。可见居民参加志愿服务活动水平还较低。
第二，城乡有差别。在胶东，城乡差别总体上看已不大，但在社会合作方面还表现出一定的差别。在乡村，乡村居民多聚族而居，村落中的同一姓氏有或近或远的血缘关系，人们处在这种紧密关系网络之中，而且由于房屋多为独立瓦房，串门方便，所以交往比较密切，合作也较多。在城市，人们与工作的单位联系紧密，与居住的社区往往联系较少，社区参与和归属感较低，这就使得交往联系较少，合作也相对少得多。
表 12受教育程度与参加过本村/居的志愿服务活动(%)
注：P<0.001
就政治面貌来说，表13表明，党员参加过志愿服务活动的比例为42.7%，比共青团员和群众高。团员参加过志愿服务活动的占28.6%，低于平均水平。与此前参加公共建设一样，这部分人多忙于学业和求职或者刚工作不久，学业和工作压力大，闲暇时间多用来充电进一步提升自己，较少有时间从事志愿服务活动。
表 13 政治面貌 与参加过本村/居的志愿服务活动(%)
注：P<0.05
就居住地类型来说，如表14所示，居住在城中村的居民参加志愿服务活动比例为45%，比居住在其他地方的居民为多。在乡村、郊区和城区中参加志愿活动的居民占调查居民的三分之一左右，分别为34.1%、31.1%和38.9%，其中城区居民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比例接近四成。
表 14居住地类型与参加过本村/居的志愿服务活动(%)
注：p<0.05
就年龄来说，如表15所示，在三组不同年龄的人群中，60岁以上的居民参加过本村/居志愿服务活动的占48.4%，没参加过的占42.6%，不了解的占9.0%。在41—59岁的居民中，参加过的占41.2%，没参加过的占50.2%，不了解的占8.6%。在18—40岁的居民中，参加过的占26.4%，没参加过的占61.1%，不了解的占12.5%。这表明年龄影响居民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年龄越大参加志愿活动的比例越高。志愿服务是志愿者不以物质报酬为目的，利用自己的时间、技能等资源，自愿为国家、社会和他人提供服务的行为。不同年龄的人所拥有的时间和技能不同，老年人拥有较多的时间，他们愿意在老年阶段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发挥余热，服务社会；中年人正处于干事创业的阶段，在事业或工作中有一定的成就，也拥有一定的技能，在工作之余他们中的一部分也愿意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对青年人来说，需要考虑学习、工作和家庭，时间和精力有限，所以从事志愿服务活动的比例最低。
表 15年龄与参加过本村/居的志愿服务活动(%)
注：p<0.05
就婚姻状况来说，如表16所示，丧偶的受访者参加志愿活动的比例最高，占64.9%，已婚者(包括初婚、离婚、再婚)参加志愿服务活动比例达到37.4%，而未婚者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比例最低，为26.5%。丧偶者多为年龄较大者，子女已成家，他们丧偶后失去平时生活的另一半，少了倾诉对象，他们更愿意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在志愿服务活动中认识别人，同别人交往和帮助他人。未婚者多为青年，忙于学业和事业，较少有时间从事志愿服务活动。
表 16婚姻状况与参加过本村/居的志愿服务活动(%)
注：P<0.005
就宗教信仰来说，如表17所示，尽管信仰宗教的居民数量少，但在有宗教信仰的居民中，49.2%的居民参加过志愿服务活动，在不信仰宗教的居民中参加过志愿服务活动的占36.1%，民间信仰或其他居民中参加过本村居志愿服务活动的占39.7%。这说明宗教信仰对参加志愿活动有显著影响。宗教信仰一般有教义、仪式和组织，其教义中一般有服务社会和服务他人的内容，这使得信教居民往往把从事志愿服务活动作为信仰宗教的重要内容。
表 17宗教信仰与参加过本村/居的志愿服务活动(%)
注：P<0.005
可以发现，在胶东，无论是志愿服务组织状况还是居民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状况均处于一般水平，这是有待加强的地方。
以上调查结果表明，当人们碰到困难时，邻居和亲戚都有较强的提供帮助的意愿，表明人们有较强的意愿合作，通过合作解决难题，这是人们从自利的角度进行的合作。
4.合作越好，矛盾越少，社会越和谐
(1)矛盾纠纷少。一般来说，居民之间合作越普遍，合作水平越高，人们之间的矛盾就会越少。即使存在矛盾，也会通过相互协商的方式解决。如表18所示，90.2%的居民表示跟邻里没有矛盾纠纷，只有9.8%的居民跟邻里有过矛盾纠纷。
表 18是否有过矛盾纠纷
(2)有矛盾纠纷也主要通过合作协商解决。调查结果表明，居民首选的矛盾纠纷方式中62.5%的居民自己协商解决，17.9%的居民选择用法律方式解决，找村居有影响的中介人占8.4%，找政府和其他方式分别占5.6%和5.5%。通过对胶东地区社会合作性基本情况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胶东，人们互助合作的意愿较为强烈，人们也有较强的意愿同本村居居民一起从事社区管理，在较强的合作意愿的驱动下，在公权力影响变小的情况下，人们积极参与社区公共建设，共同生产公共物品，这种物品具有很强的普惠性，从而惠及广大居民。同时，在胶东，许多居民也在从事既有选择性又有普惠性的社区志愿服务活动，不过相对于前述合作意愿和合作生产公共物品来说，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水平一般，有待于宣传和发动。在胶东，正是人们合作性强，人们之间的矛盾纠纷少，在有纠纷的情况下人们更愿意自己协商解决，从而使得冲突少，社会较为和谐稳定。
(二)合作性建设中的问题
胶东地区整体上社会合作性较好，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际层面，为他人和社区提供志愿服务活动有待于加强。有组织的志愿服务活动体现了人们之间合作服务于他人和社会的目标及愿望，志愿服务活动的对象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社会事业。在胶东，爱心和慈善是城市的标志，早在20世纪80年代SOS儿童村就落户烟台，在胶东的某些县市区志愿服务活动开展得红红火火。还应该看到，在总体上烟台志愿服务水平一般，志愿服务组织数量和居民参加志愿服务活动比例还不高，同南方一些地方相比还具有一定的差距。
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居住地类型、年龄、婚姻状况、宗教信仰等与参加志愿服务活动有密切联系。就受教育程度来说，如表12所示，大专学历的居民参加过志愿活动的比例占49.1%，比整个人群超出12%；小学、初中和高中学历的居民参加志愿活动的比例相差不大，分别为40.8%、38.6%和39.2%，均超出了一般水平；而在学历的两头未上过学和大学本科及以上的居民参加过志愿服务活动比例分别为27.8%和28.1%，比一般水平低10个百分点左右。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员大都在城市的党政机关中工作，平时忙于工作，闲暇时间少，所以他们参加志愿活动的比例低；未上过学的则基本在乡村，且年龄大，他们往往是需要照顾的对象，没有精力或不知道如何参加志愿活动。
就政治面貌来说，表10显示，在党员中，积极参与的占63.9%，这表明党员身份影响公共建设。被调查者中的群众积极参与公共建设占55.2%。而共青团员积极参与在三类人群中所占比例最低，占41.%，这大概是由于这一部分人群年龄小，社会、国家尚未要求其承担社会责任，且由于它们主要在求学和工作阶段，与其他人群相比较少有时间从事社区公共建设。
第四，合作受合作者自身和外在环境因素的影响，合作的机会和载体变少。在农村，人均耕地面积少，人们普遍拥有机械设备，这使得像传统社会中的搭套合作等行为减少。人们在生产之余多到城市打工，大大增加了家庭收入。此外，村民分散单干，村民在自家的果园干活，“一家一个天”(15) 侯风云、徐冰：《“一家一个天”——牟家疃村的文化变迁研究》，齐鲁书社2013年版，第52页。 。自身收入高，以前需要合作处理的事务现在大都自己能解决，而且由于国家政策、市场的发展，外来的指导性合作的机会变少，从而使得胶东的社会合作存在弱化态势。
微服公访本质上说就是调查研究，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而调查研究最忌讲派头、造声势、摆场面。因为是微服，不显身份，是普通社会一员；不要随从，尤显平易近人；不端架子，和百姓零距离，叔叔阿姨、大爷大妈，能听到真话、实话、掏心窝子话，免被假象迷惑。这样的微服公访，让大量的社会实情了然于胸。以往各种汇报、材料、总结一般都是“二手货”，“别人嚼过的馍”，是平面的东西、改造过的东西，不能代替自己的耳闻目睹、亲历亲为。有志于获取真知者，在调查研究问题上是不能偷懒的。
第五，工业化、城市化和人口老龄化给乡村居民的合作带来一定困难。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使得亲属关系淡化，村里村外其他亲属家里有事，能不参加则不参加，或者由父母代为婉拒。有村民感叹现在“门户”(家族)的观念淡了许多，办事的时候没有人“靠前”了。此外，当前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阶段性及结构性短缺的问题也凸显出来。农村留守老人与妇女由于体力有限，对生产技能的掌握也不全面，因此并不能完全承担起所有农业生产工作。到了每年的农忙时节，他们有可能出现人手不够的情况，另外如灌溉、运输等耗体力和需要技能的农活儿，他们干也是有困难的(16) 刘华芹：《变与不变——21世纪一个中国村落的民族志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1、97页。 。可以看到，一方面亲属关系淡化，互助合作变少，另一方面由于人口老龄化和农业劳动女性参与度提高，又提出了加强了家庭、邻里以及其他村民合作的需要。
模型制备次日，将模型制备后存活动物根据制备顺序随机入组，分别为模型组和注射用雷贝拉唑钠1 mg/kg组，动物开始尾iv给药，给药体积5 mL/kg，模型组给予等体积的0.9%氯化钠注射液，连续7 d，每天上午给药1次。
四、结语：合作性重建
社会学家涂尔干说：“任何个人都不能自给自足，他所需要的一切都来自社会，他也必须为社会而劳动。”(17) [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85页。 合作能满足个人和共同体需要，增进个人和共同体幸福，促进社会稳定协调发展。为了促进经济社会稳定健康发展，满足人们多方面需要，需要重建合作性。
1）在BIM平台中建立的信息化模型能够对传统民居的每一个构件进行分类汇总，无论是它们的数据还是材质都可明确直观的通过明细表的形式表达，减少了数据分析的工作时间，可以随时对传统民居进行环境模拟，直观地对建筑室内外环境进行合理的分析并调整相关方案。既提高了相关工作的准确性，也减少了统计分析的工作量，提高了整体的工作效率。
首先，深入挖掘合作传统，培养人们的合作意愿。中国传统社会有深厚的合作传统，在当代人们也有较强的合作意愿。需要进一步挖掘并激发人们的合作意愿。针对农村空心化和老龄化的现实，发现日常生产和生活中的合作需要，进一步增强人们之间的联系，提倡邻里互助和社区合作，帮助老年人和有关家庭解决生产和生活困难。
其次，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出台有关措施，切实保障人们的生活，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创造年轻人照看父母、回乡团聚和居住的条件，吸引年轻人心系家乡、心系父母，并吸引成功人士积极贡献力量，创办企业，举办公益事业，造福村庄社区的广大居民。
再次，鼓励和引导人们从事高水平和高层次的合作。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和志愿服务组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给予一定支持，增强它们的能力，使它们进一步发挥凝聚人力、汇聚资源、提供志愿服务和专业服务的作用，从而实现更大的社会价值。要进一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吸引各类人才深入基层、扎根基层、服务基层，切实解决人员队伍能力低的问题。
最后，进一步加强居民自治组织和社区建设。政府要加强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建设，多方筹措资金，给予经费支持，发挥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在居民合作中的指导作用。发动和组织居民参与社区服务、社区卫生、社区环境等社会管理活动，增强人们的社区意识和社区归属感，增强居民之间、居民与其他群体和组织之间的合作互动，提升合作水平。
收稿日期： 2019-04-05
作者简介：
陈为雷(1974—)，男，鲁东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主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
王文静(1981—)，女，山东女子学院社会与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发展与社会保障。
（5）成孔后清底夯实、夯平，夯实次数3～5击，成孔后进行孔重心位移、垂直度、孔径、孔深检查。检查合格后进行吓到工序，若成孔后不能及时施工，必须对齐进行覆盖保护。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时空社会学：拓展与创新”(项目批准号：16KSH021)、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慈善事业整体性监管体制研究”(项目批准号：17FSH014)、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从政策到实践: 进城务工女性的空间融合研究”(项目编号：17CSHJ02)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 C912.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4145[2019]08-0073-09
(责任编辑：陆影)
标签：胶东论文; 合作性论文; 合作意愿论文; 公共建设论文; 志愿服务论文; 鲁东大学法学院论文; 山东女子学院社会与法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