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西方经济理论研究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1]_经济学论文](https://www.lw33.cn/thumb/b0f760d03f01a1f81c590515.webp)
当前西方经济学说研究工作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方经济论文,研究工作论文,学说论文,几个问题论文,中应注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1978年以来，为适应改革开放的形势，对西方经济学说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对西方经济学说盲目崇拜的不良倾向，它同30年前对西方经济学说的盲目批判同样有害。这种盲目崇拜有三种表现形式，即对西方经济学说偶象化、简单化和超前化。我们必须破除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的倾向，否则，不仅在理论上造成思想混乱，而且对实际经济工作也会产生严重影响。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几年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方针的实施和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我国对外国经济学说主要是对西方经济学说的研究开辟了新的局面。在这一方面，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陈岱孙会长的领导下，我们学会一贯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对外国经济学说包括西方经济学说采取一分为二的分析的态度。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我国学术界对西方经济学说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外国经济学说的研究方针上，破除了“左”的观念的束缚，对外国经济学说，包括经济学说史上的和当代的学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作为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参考和借鉴。本来，对待古代的和域外的文化，实行“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的原则，乃是我们历来坚持的方针。但这一正确的方针，在建国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受到从“左”的方面来的严重的干扰。其具体表现是对西方经济学说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特别是当代西方经济学说更成为研究的禁区。这种情况使我们与战后时期外国经济学说的发展隔绝了几十年，在一个时期内对外国经济学说特别是西方经济学说缺乏应有的研究，这种情况既不利于我们对西方经济学中非科学成分进行批判，也不利于我们借鉴西方经济学中带科学性的合理的成分。总而言之，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
第二，通过10多年的研究，我国对外国经济学特别是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包括对西方经济学说史、当代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主要流派的研究，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与此同时，我国有的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联系中国实际，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的研究中，借鉴西方经济学中有用的带科学性的成分，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实践证明，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指引下，融会贯通地有批判、有选择地吸收当代西方经济学中反映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带科学性的成分，对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探索和制订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模式和方略，颇有裨益。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近年来，在我国学术界存在一种相当突出的不良倾向，即对西方经济学和西方世界的盲目崇拜的倾向。这种倾向与前30年对西方经济学和西方世界的盲目批判的倾向恰恰相反。从盲目批判到盲目崇拜，乃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两者都是错误的、有害的。对西方世界与西方经济学的盲目崇拜的心理和倾向，跟旧社会崇洋媚外的社会心态在思想根源上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由于经济技术发展水平落后于西方工业国家，这种对西方世界和西方经济学的盲目崇拜倾向和心理状态很容易滋生，危害性也非常之大。它可能造成双重的民族虚无主义：一是对五千年灿烂的中华文明抱虚无主义态度，二是对我国建国以来几十年特别是前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抱虚无主义态度，认为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漆黑一团，一无可取，从而丧失民族自尊心，完全拜倒在西方国家面前。
这种实际存在的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崇拜倾向，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即偶像化、简单化和超前化。现在简要地分述如下：
先谈第一个特征，所谓偶像化是指将某些西方经济学家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奉若神明，顶礼膜拜。例如，前几年我国经济学界有一些人言必称科尔奈，将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分析奉为金科玉律，称之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伟大发展”。这几年又将科斯当作救世主，似乎鼓吹私有化的科斯定理和建立在科斯定理基础上的所谓“新制度经济学”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所必须加以遵循的经典。其实，科尔奈这位前社会主义国家匈牙利的经济学家，乃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忠实信徒，是秉承某些西方国家和某些国际经济机构的旨意，沿着新自由主义路线，使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倒退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东欧过渡经济学派的典型的代表。科尔奈多年来往来于西方国家和东欧国家之间，鼓吹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型的“改革”模式。在东欧剧变以前，他以鼓吹社会主义经济短缺论驰名东西方经济学界。东欧剧变以后，科尔奈全盘托出在社会主义国家复辟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纲领，提出建立“过渡经济学”的口号。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实质上不过是攻击和丑化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一个工具，具有浓厚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色彩，根本不是一个科学的经济学范畴。必须认识到，在客观上存在两种意义上的短缺：一种是与人们的生理需求相对而言的短缺，另一种是与人们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而言的短缺。如果是第一种意义上的短缺，则世界上任何国家包括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内，都是短缺经济。萨缪尔森也承认，如果所有美国人都过上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则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还要翻几番。如果是第二种意义上的短缺，则人们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是可以加以控制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一定恒大于供给。因此，将社会主义经济说成是“短缺经济”，是一种经不起推敲的对社会主义的恶意攻击。东欧剧变以后，科尔奈先后写成《走向自由经济之路》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两本书，将所谓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作为其变社会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两大基本纲领。说穿了，所谓政治民主化乃是取缔共产党，推翻无产阶级政权，建立资产阶级政权。所谓经济自由化，一是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二是取消国家对国民经济的管理，亦即实行私有化加自由放任。科尔奈断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可能加以改革，其唯一的出路是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如果说，在前些年的中国经济学界不胫而走的《短缺经济学》一书中，科尔奈还欲言又止，没有将其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部药方端出来，尚能迷惑一些天真的人们的话，那么，科尔奈后两本匆匆忙忙炮制出来的新著，已淋漓尽致地暴露出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因此，科尔奈之流所鼓吹的这一套，与其说是“过渡经济学”，不如说是复辟经济学。有人说，东欧剧变后，科尔奈的观点变了，但科尔奈本人却不承认这一遁词。他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本书中强调他的观点是一贯的，他1992年出版的这本书是集他多年来的著作和观点之大成。
如果科尔奈是前社会主义国家中极力鼓吹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模式的经济学家的典型，那么，科斯则是近年来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中的风云人物。所谓科斯定理认为旨在产权明晰，即在私有制的条件下，通过经济当事人之间的协商，可以解决市场经济中的一切问题，无需国家干预。科斯定理实际上反对马歇尔和庇古的市场失灵论。马歇尔和庇古作为老一代经济自由主义者，自然认为自发的市场机制能够实现经济资源的最优均衡，但同时承认市场有其缺点，如环境污染、收入分配不公、公共产品和微利无利的社会基础设施无人问津等，必须借助于国家干预，才能克服或缓解这些缺点，使市场经济保持正常运转。科斯认为，只要明晰私人产权，市场经济机制就能解决所有经济问题，包括上述马歇尔、庇古等视为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所无法解决的问题，因而反对一切国家干预，可见，他是比旧经济自由主义者还要彻底的新自由主义者。
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是我国有些人将科尔奈短缺经济分析和所谓“过渡经济学”、将所谓科斯定理和以科斯定理为基础的所谓新制度经济学，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全盘照搬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取向型模式，在产权明晰的口实下，鼓吹国有企业私有化；在节约交易费用的口实下，反对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干预和调控，鼓吹自由放任主义。在实际上，按照这一套“改革”方案，中国将不是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是走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当代世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不可能走上独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不是任何人的主观意志所决定的。
因此，必须破除对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对自由派经济学的迷信。对诺贝尔经济学奖也不要迷信。应该认识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色彩。例如，不少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如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纷纷在70-80年代获奖。90年代初，科斯、诺思这类新制度学派经济学家亦先后获奖。此外，还有少数名不见经传的学者入选。但是，像罗宾逊夫人、加尔布雷思这样的学术地位很高、影响很大的经济学家，却被排斥在外。原因很简单，它完全是出于西方国家政治上的需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之所以纷纷得到褒奖，是因为新自由主义是西方国家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命脉、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工具。而罗宾逊夫人和加尔布雷思等人因对资本主义制度持某种批评的态度，而被视为异端。至于带有某种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激进学派的经济学家，如巴兰、斯威齐、萨缪尔·阿明等人，更受歧视了。由此当可看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不一定学术造诣就那么高，其理论更不一定对我们有借鉴价值。反之，非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不乏学术造诣很高的人，不少人的研究成果对我们倒有借鉴价值。由此可见，对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一定要具体分析，不可盲目迷信，不能将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话当作灵丹妙药。
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的第二个特征是简单化。其突出表现是对市场经济理解的片面性和肤浅性，一提起搞市场经济就将一切都推向市场，似乎“市场万能”，“看不见的手”万能。似乎只要交给市场，政府撒手不管，就万事大吉，什么问题都能够解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将市场经济作庸俗化的理解，似乎搞市场经济就是搞全民经商，全民“下海”。某些新闻报导还大肆鼓吹教授卖馅饼，学生搞跳蚤市场，并穿凿附会地说这样做是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按照这种逻辑，则工农商学兵只剩下经商一个行当，人人都变成商人了。
形而上学和片面性的另一种重要表现是一阵风，一边倒。例如在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上一会儿鼓吹承包制万岁，似乎一包就灵；一会儿鼓吹股份制万岁，似乎一股就灵；近年又鼓吹拍卖国有企业，似乎一卖就灵，似乎只有把国有企业卖掉，才能实现国有企业的保值增值。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说承包制、股份制绝对不能搞，也不是说某些无足轻重的小型国有企业绝对不能出售，而是说不能将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出路寄托在这三种方式的任何一种上面。承包制以包代替，极易引发承包人的短期经营行为和鲸吞企业利润的现象，因而与现代企业管理原则相去甚远。国有大中型企业尤其不适合采用这种经营体制。讲到股份制，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它是从私有制向集团制过渡的桥梁，反映了生产社会化的需要，使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由单厂制向集团制发展。然而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股份制却要复杂得多，不能使它成为从社会主义国有制企业向私有制倒退的桥梁（请参阅拙作《对股份制与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些思考》一文，载于《西方经济学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至于普遍地拍卖国有企业，则是从根本上取消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的改革毫无共同之处。有人说，拍卖国有企业不过是把国有资产从实物形态转变成价值形态，国家并没有遭受损失。这种说法是强词夺理。稍微有点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商品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体，而商品使用价值是商品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同样，企业包括国有企业也是企业的价值形态和企业的实物形态的统一体，企业的实物形态乃是企业的价值形态的物质承担者。企业拍卖后，变成一堆货币，企业失去其实物形态，只剩下价值形态的转形物—货币，二者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假定一国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的企业都被拍卖掉，则国家便失去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这显然是非同小可的事情。按照有的学者的逻辑，则不管出售什么都无关紧要，只要能卖到好价钱就行。那么，是否可以把全中国拍卖掉，把卖得的钱存入瑞士银行呢？这样一来，中国也就国将不国了，你能拿瑞士银行的存款去购买一个新的中国吗？同样，你卖掉一个部门，你就失去一个部门，因为一个国家支撑一个部门的资源和市场毕竟是有限的。由此可见，那种认为拍卖国有企业只是国有企业从实物形态转化为价值形态的说法，未免太天真，也太不负责了。
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的第三个特征是超前化。例如，在价格改革问题上，有的学者简单地将价格改革与价格放开相等同，鼓吹自由放开价格，包括自由放开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的价格，例如，粮食、棉花的价格。实际上我国粮食、棉花特别是粮食生产远远没有过关。1984年以后，人均粮食产量一直不能恢复到400公斤的水平，还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不及前苏联人均粮食产量的一半。据科学家研究，人均粮食占有量要达到较高的膳食结构水准，即部分粮食转化为肉、奶、蛋等动物性食物，并且后者在膳食中占有一定的比重，要求人均粮食不能低于700公斤。前苏联人均800公斤粮食，每年之所以须进口以千万吨计的粮食，主要是人均800公斤尚不敷转化为动物性食品的需要，只好大批进口饲料粮。我国多年徘徊的人均300多公斤的粮食产量水准，是低水准，经不起风浪。稍有风吹草动，发生中等程度的水、旱、虫、病灾害，便有供不应求之虞。因此，我们粮食的生产、分配、流通，必须置于国家的强有力的管理之下，不可有丝毫的麻痹和懈怠，而且，这种管理要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要达到比较宽裕的水准，将人口增加的因素考虑在内，总产量至少应为目前的2-3倍。这显然要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其中一个根本的条件是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在这以前，很难说已具备粮价放开的物质条件。粮食是如此，棉花、油料等重要农产品也是如此。一般地说，基本生产资料、基本生活资料和基本劳务大致如此。对于基本生产资料、基本生活资料和基本劳务的价格，国家必须进行管理，这在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发达工业国家，都是通例。但我国有些学者却不然，一味鼓吹价格放开，反对国家加强宏观调控，反对对上述基本商品进行价格管理，认为国家加强对粮食、棉花和重要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流通的管理，包括价格管理，就是倒退，就是走老路，就是回到改革开放前的时代。这种观点在理论上显然是错误的，在实践上则是有害的。应当指出，近年来我国政府加强对重要商品的价格管理，并不是采取过去那种对所有商品实行指令性价格的作法。同时，对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也不能全盘否定，对于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体制来说，改革的核心是完善和科学化的问题，而不是全盘抛弃。各个发达国家（特别是日本、法国、加拿大等）不是都设有专门政府机构加强经济计划管理吗？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来看，不是回到过去的重商主义和自由放任时期，而是国家干预经济的逐步强化。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高级的和综合的形态，跟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体化”进程是相吻合的。超前化的另一个典型例子是鼓吹“三产热”。第三产业是要发展的，但第三产业发展的前提是第一产业的现代化和第二产业的发展。西方工业国家的发展史表明，第三产业的长足发展是所谓服务业革命的产物，但服务业革命以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的率先发展为前提。西方国家主要是欧洲国家的农业革命即农业现代化发生在18世纪上半叶和中叶，为期约50年左右。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下半叶，完成于19世纪。至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发生服务业革命。农业革命为工业革命奠定了充裕的农产品供给和农业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的巩固基础；工业革命的结果使第二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和就业量方面均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压倒优势的比重；而服务业革命的结果则使第三产业的就业比例逐渐超过第二产业，而在国民经济中居于第一位，其生产总值亦逐渐赶上和略超过第二产业。中国现阶段农业人口尚占总数的70-80%，既没有实现农业现代化即农业革命，也未完全实现工业化，当然也就不可能具备服务业革命的必要而充分的条件。近年来，有些学者片面地机械地照搬西方工业国家的产业结构，主张超前发展第三产业，即置农业现代化于不顾，置物质生产领域于不顾，超前强制发展第三产业。而在第三产业中，又不是着力发展交通运输、通讯和教科文卫事业，而是片面地鼓吹房地产热、股市热、期货热，实际上是鼓吹投机经济，结果不仅造成畸形的泡沫经济，还严重地冲击了物质领域生产。因大量挪用和沉淀生产基金而使大批工厂停产，大量农田被圈占，尤其严重的是使教、科、文、卫部门即第三产业的精华部门因人才大量流失而后继乏人，受到极其严重的打击，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而极少数人凭借各种条件在房地产热、股市热和期货热等投机经济中钻国家政策的空子，侵蚀国有资产，盗窃国库，而大发横财，成为新的暴发户，扩大了社会两极分化。
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崇拜，说到底是对西方世界特别是对美国的盲目崇拜。在某些人的心目中，似乎“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其实，战后时期特别是60年代末以来西方社会经济矛盾成堆，日子并不好过。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其近作《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1993年纽约版）一书中承认，头号资本主义大国美国存在着经济衰落、资金短缺、国际收支逆差、社会道德沦丧、教育危机、种族矛盾、吸毒贩毒、精神空虚等20个社会经济难题（译见该书第104-107页），正面临着严峻的有形与无形的挑战。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看好，方针政策如果保持目前的发展势头，他认为在21世纪中国将成为世界第四经济大国。当然，只要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对头，经过几十年持续高速发展，我国在21世纪完全可能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因此，我们在考察世界经济发展大势，研究西方社会经济发展时，应当看到问题的实质，不要为表面现象所迷惑。要看到西方经济的全局，特别要注意南北问题的日趋严重，不要局限于一隅。总之，我们要破除那种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崇拜，这一问题如不及时解决，不仅在理论上造成思想混乱，在实际经济工作中也会产生严重的影响，将后患无穷。
注释：
① 1994年11月12日在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六届年会上的发言，发表时作了些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