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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冰箱社会主义”的破产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瓦解，标志着十月革命后出现的现实社会主义从蓬勃发展到遭受严重挫折，走过了它生命中的第一个周期。关于苏联、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垮台的原因，一个颇为流行的说法是“经济没有搞上去”。这样的断言实在是过于轻率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俄罗斯是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1913年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当时美国的6.8%。在欧洲， 俄罗斯当时的人均国民收入只及英国的1／6，不到法国的1／4，主要工业品人均产量与当时欧洲最落后的西班牙不相上下。而到1985年，即戈尔巴乔夫上台的当年，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相当于美国的80 %。 斯大林时期于1928年至1937年进行的工业化运动，使苏联在短短10年内走过了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用了上百年走完的工业化道路，一跃而为欧洲的第一工业国。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劫难的苏联继续发展，终于成为能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这不能不说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奇迹之一。
如果说苏联综合国力强大而人民生活水平与之不相适应的话，当年东欧多数国家人民生活的实际水平则相当不错。以匈牙利为例，在卡达尔时期，匈牙利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人均农业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二位，十种主要食品人均消费量均在世界前十位之内，住房、医疗保健、教育水准等都居于世界前茅。当时世界银行依据汇率计算，也将东欧国家列为中等收入国家。
从经济史的角度观察，在过去的年代里，苏联、东欧国家在发展经济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从社会心理的角度观察，当这些国家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不断上升，逐步接近西方国家的时候，社会挫折感、失落感却在人民中间蔓延开来。人们日益感到不满足，日益向往西方，感觉自己穷、西方富。这种现实与心理的反差值得深思。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曾用一个简明的公式来表达社会主义：苏维埃+电气化＝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几十年过去了，在原苏联、东欧国家，苏维埃（政权）有了，电气化也有了，而社会主义却消失了。这样的问题曾引起过东欧的共产党人的认真思考。70年代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曾在党的机关报《人民自由报》上，以“电冰箱的社会义”为题开辟专栏，就此展开讨论。当时的讨论并没有产生什么结果，而今天历史终于为那场讨论作出了结论。
社会主义：满足需要还是改变需要
“电冰箱社会主义”的理论实质是将社会主义定义为——与资本主义相比较——更有效和更普遍地满足社会成员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一种生产方式及社会制度。常用的表述为：社会主义是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内在要求的、能够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制度。苏联、东欧国家始终重视发展生产，这并没有错。但是，问题在于，当强调社会主义要满足社会需求时，能不能反过来说，只要生产发展了，人民富裕了，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实现呢？
以往人们谈论社会主义的时候，常常提到“生产力的充分发展”、“物质极大丰富”，并以此作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物质前提。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就曾有过这样的论述。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分析“资本生产力”发展的极限时认为：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于是，以交换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抗性的形式。这就是说，在技术高度发展的条件下，对劳动的占有意义下降，甚至是不必要的。人们据此推论，当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使“物质极大丰富”时，社会成员对物质财富的占有也就成为多余，导致社会分化的物质前提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
在畅想占有成为多余或价值丧失的时候，不应忘记这些命题是有前提的，即人的物质需求在数量和品质上的有限性。但人们的物质欲求是没有止境的。不消除人们无限膨胀着的物欲，企图通过发展生产力、增加财富以推动人类接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犹如精卫填海、徒劳无功。若人们的物质需求不能得到充分满足，社会分化就要不断发生。
社会主义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并通过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来巩固和发展自己。但是，人的需要是现实的。这就要求我们要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研究和认识人的需要的现实性。人的需要具有二重性：自然性和社会性。需要的自然属性是人的动物性需要，即满足人的生理方面的需要，本质上是物质性的，物质财富的多寡决定其满足的程度。需要的社会属性反映了人的社会性。它在本质上是精神性的，意味着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物质财富的占有与运用仅是其形式而已。迄今为止的历史中，人类表现出的对物质财富的强烈欲求，既有自然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物欲，既是自然的又是社会的。从社会原因方面看，人类需要的满足方式是交互的，但在私有制条件下，相互掌握着需要对象的人们却在财产关系上被彼此分割，每个人客观上掌握着他人的需要对象，主观上却只关心自己需要的实现。这样，人们就要将所掌握的他人的需要对象——生产资料、产品等，变成满足自我需要的手段。这时，如果某个人单方面地关怀他人需要，就会立即丧失自我。生存竞争由此成为私有制条件下人与人关系的实质。生存竞争使人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尽可能地多占有，否则就会一无所有。无限膨胀的物欲并不是人类的自然需要的表现，而是“社会地生产出来的需要”，确切地说，是私有制的社会关系制造出来的需要。
在现代西方社会中，人类需要的异化被推到极致。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深刻改变着人类的需要方式和行为，消费变成了满足生产的手段，人不是消费的主人，而是消费的奴隶。人的需要中的精神因素正丧失殆尽，精神文化需要正在蜕变为物质需要的形式，它的一切内涵都要用金钱这个“一般等价物”加以衡量。正如马克思所说：“不仅商品间的质的差别，会在货币上面消灭；货币，当作彻底的平均主义者，还会把一切的差别消灭。”一旦占有不再是手段，而变成了目的本身，一切精神与价值就统统被扼杀了。实际上，“人”已经死了，剩下的只是贪得无厌的消费动物。
社会主义不仅要满足人的需要，它更深刻的本质在于改变人的需要。不去改变需要本身，就永远谈不上物质的丰富。物质相对困乏，公平分配终究难于实现。人类的什么样的需求能得到充分的满足？显然，在社会生产力获得较大发展后，人类的自然需要是有可能被充分满足的，而需要中传统的社会性因素则无法满足。因此，社会主义要消除物化，使人类从无休止的物质追求中解脱出来，恢复人的需要中的精神性质，在满足自身的自然需要之外不再追逐物质的占有和享受，从注重物质生活向注重精神生活转变，在创造性劳动和审美中实现自我价值。以公有制为主要特征的生产关系的建立，为消除物化、改变人的需要创造了条件。公有制使客观上掌握他人需要对象的人们，在主观上也关怀他人的需要成为可能。但是公有制提供的还仅仅是消除物化、改变需要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社会主义的实现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深刻的社会变革，政治革命、经济革命仅是这场变革的表面层次。在此之后，必然要进一步推进精神领域中的革命，以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创造出道德与美学的新天地。
在落后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面临着消除贫困、发展经济的艰巨任务，集中精力发展社会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满足需要与改变需要不能彼此分离，它们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须使人们的主观世界也得以改造，否则就不能算是社会主义。
人们通常将苏联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遭受的挫折视为“斯大林模式”的失败。然而这种模式究竟是什么？人们时常提及的诸如：广泛的国有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等，还只是这一模式的具体形式。“斯大林模式”的实质在于：运用国家政权力量，以高度组织化方式进行社会动员和管理社会生产，实现国民经济的超常规发展。在30年代苏联工业化的高潮中，斯大林提出了“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两个口号。斯大林的“口号”与列宁的“公式”是一脉相承的，它们共同构成了“斯大林模式”的两个基本要点：专家治国和发展优先。
开端蕴涵结果。“斯大林模式”使苏联及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从一开始便陷入了“赶超”的陷阱。如果说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中有什么教条主义的话，恐怕最大的教条主义是认为：只要有了社会主义制度，一个国家在经济上就能超过资本主义，特别是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逻辑上讲，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应当比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更有效率。但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实际因素远不止于制度。在当代，西方已经垄断了全球的大部分资源与市场。在现在的世界经济格局不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在经济上全面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原社会主义国家过分强调制度因素，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赶超目标。为实现目标，不得不尝试各种方法，政策左右摇摆不定。特别是迫于自上而下的社会动员机制难于持久的情况，转而以调动个人对自身物质利益的关心，作为社会动员补充机制，更导致了经济政策与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背离，以致这一模式出现了严重的内在矛盾。
从经济的绝对增长角度看，由于经济总量终究无法赶超西方发达国家，政权作出的基本社会承诺必然落空，而在这种模式下政权的合法性恰恰在于保障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所以最终纷纷在道义上破产；从相对增长看，由于不是改变而是鼓励个人对其物质利益的关心，物欲不断扩张的社会成员得到的不是满足感而是挫折感，进而导致了经济实际上在发展，社会却越来越不满意的社会主义型的“相对贫困”现象。苏联、东欧的实践，实际上演变成了把西方式的、资本家的生活方式扩大到全社会的尝试。这样的“社会主义”难免破产。
历史发展：决定的还是选择的
历史的变迁是否在遵循着一种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长久以来人们为此争论不休。而当代社会主义实践再次将这一问题凸现出来。
将人类历史发展归因于人类的生产活动是马克思学说最基本的观点之一。苏联的哲学教科书又将其进一步演绎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发生学的意义上看，这些也许都是对的。但是，谁也无法否认，社会与自然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领域，而其根本区别就在于社会历史活动是具有主体参与的活动。主体性以及主、客体辩证关系的存在决定了社会历史领域与自然界有着性质不同的运动发展规律。
历史的面貌是由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构成的，是客体和主体在不同层次上产生与发挥作用的结果。历史是主客体的统一。在社会领域，人类拥有的物质生产条件、生活方式等，为社会历史的发展变迁提供的是基础性的因素，但没有直接构筑与描绘历史的图景。直接的构筑与描绘历史图景的是作为主体的人，是人的思想意识与行为活动。在历史领域，所谓的客观必然性，实际上是以可能性的形式提供的——因为，物质基础只能限制主体的活动而不能直接支配主体的行为。物质基础的决定作用表现为：它可以决定人不能做什么，但它却不能直接告诉人们能做什么。物质条件提供的可能性与人们的行为之间并没有一一对应的因果关系，这就为人们的主体性活动留下了一个可能性空间。历史面貌的最后决定是主体在客体提供的可能性空间范围内活动和选择的结果。
人们谈论历史规律的时候，常常提及客观物质条件的第一性问题，即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仅从发生的意义上看，当然一切都来源于物质世界，一切都由物质生成、演变而来。历史进程是主客观的统一。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一般来说，当客观条件尚不具备的时候，客观条件对历史发展起决定作用；而当客观条件具备之后，主观条件具备与否就起决定性作用。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中，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物质基础是生产的社会化。作为物质基础的生产社会化及其程度制约着实行社会主义的历史主体无产阶级的活动范围和水平；当生产社会化条件尚不具备、尚不成熟的时候，就搞不了也不能搞社会主义。但是，当生产社会化条件具备之后，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逐渐转向取决于各国无产阶级的主观条件了。在类似的客观条件下出现不同的结果，显然是主体性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
物质基础提供的历史发展可能性空间与人的主体性是一个对立统一的整体，二者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个对立统一体内部矛盾的主要方面随着历史发展也在发生着变化。历史的长河冲刷着客观世界，也激荡着人们的主观世界，历史也是主体性发展成长的历史。人是一种否定性的社会存在，主体性的本质就在于，人的否定意识，对现实的批判意识。这是人类在实践中创造自我、发展自我的主观方面的原因。
主体性成长意味着人们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能力的加强，进而意味着主客体关系的改变，意味着历史发展的可能性空间被主体“撑”大——历史进程中的客观因素作用下降，主观因素作用上升。在主体性的幼年时期，人被自然与物质生产、生活条件紧紧地束缚，生活在必然王国之中。物质生产条件所能提供的可能性空间极其狭小，人的选择性极小，甚至无可选择、极其被动。极小的可能性空间中出现的现象是：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那时代表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石器、青铜器、铁器等生产工具，甚至可以直接标志着人类的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马克思就曾视蒸汽机为资本主义时代的标志。然而随着主体性的成长，那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严格对应关系便逐渐被打破，社会主体调节社会矛盾的能力日益加强。今天人们甚至看到封建君主制、资本主义议会制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并存于生产力水平大致相当的同一时代的历史奇观，这是主体性发育成长的表现。我们已经亲身感受到了主体性因素对社会历史发展影响作用在上升，我们也许生活在一个历史角色转换的时代，历史舞台上传统的主角——客观性正让位于主体性、主观性。这一点是否由于现实社会主义的挫折与失败变得更加清晰了？
卢卡奇深有体会地说到：“构成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决定性区别的，不是历史解释中的经济功能的重要性，而是总体性的观点。”的确，马克思曾热情地呼唤主体性——“以往的哲学家用不同的方法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经济决定论也许具有解释历史的功能，但它的视野中绝没有马克思所讲的那种“问题”，物质在幕后操纵着一切，世界在按自身的规律变化，何须改造？然而，历史之树毕竟不依自然而春华秋实，它要靠人们的热情和奋斗来培育。现在是摒弃那种缺乏辩证观的决定论的时候了。脱离具体的社会实践与历史进程，谈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是十分空洞的话题。它实际上把历史唯物主义引入了一条死胡同，将其演化为一种泛物质主义。物质，变成了冥冥之中按其面貌改变操纵一切的另一位“上帝”。泛物质主义的实质是否定主体性，否认历史发展中的偶然性。当然它也对主体性、偶然性网开一面——将主体贬为客体的木偶，把偶然当做必然的幌子。然而，一幅新的历史图景正展现于我们面前——日益扩张的可能性空间正在变成主体性的圣地，正在变为偶然性的乐园。
未来人类：改造自然还是改变自己
发展生产、追求增长是人类传统的基本价值标准。人的主体性表现为对抗与超越客体。迄今为止人类发展史是一部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历史，人在挣脱自然的束缚中，发育了自己，塑造了自己。对于物质财富的追逐是发展的动力，而科学技术则是发展手段。由现代科学技术装备起来的人类日益强大。在适应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主动性，这一切使得现代人洋溢着乐观情绪。
唯物主义的真谛在于它说明了自然界规定着人类活动的界限。尽管主体性扩大了人类活动的可能性空间，然而这个空间毕竟是有其最终边界的，那就是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生态平衡。以追求物质生产和消费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不断推动着人类向自然进军，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喝令高山低头、河流让路。在这种价值观念体系中，是否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是否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是衡量社会进步与否的根本标准。但是，在人类文明史上始终居于主导地位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体系，遇到了有史以来真正的挑战——人类的经济活动已经触及到了自然的极限。事实上人类正在改变和破坏着自身赖以生存的环境与生态。在一定程度上，今日之人类正在“透支”未来。传统意义上的发展已经走到了尽头，或者说人类的发展走到了一个转折关头。
科学技术能够拯救人类和人类传统的价值观念吗？决定论者乐观地认为，科学技术可以解决，或者最终能够解决包括环境与生态问题在内的人类发展中出现的一切难题。他们说：人类过去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但是，理论的推导还需实践的检验，过去的经验未必能说明今天的问题。我们必须正视一个基本事实：人类依靠科学技术发展解决资源、环境与生态问题的速度，远远低于现实的生产、消费活动对资源、环境与生态的损耗和破坏的速度。出现的新问题远比解决了的旧问题多。如果不彻底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人类一定是科学技术进步与生态环境灾难的时间竞赛中的输家。
市场经济曾使人类获得了一次解放，获得了一种自由。同时市场经济也将人类置于增长的陷阱之中。市场经济将人的异化推到了极致。市场经济本身是人类主体性的极大张扬，却又使人类的生产活动丧失了目的，需要附属于生产，生产源于竞争。人为物役，主体缺失。市场经济使人类与自然处于战争状态。由异化了的需要推动的无限膨胀的生产活动，通过破坏和毁灭自然环境与生态平衡，也在破坏人、毁灭人类本身。现代生产活动已经严重地构成了对人类自身的威胁，贪婪的人类恰恰是他自己的敌人。人类难道还不应该改变自己吗？！人类不改变自己，还能改变些什么？
从总体上看，目前生产水平已经可以满足全人类物质生活的自然需要。在目前世界范围的经济活动中，需求对生产的拉动作用日益减小，生产越来越依靠制造需求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基本事实已经表明：人类的生产能力已经接近，甚至在一些方面超过了满足其自身的自然需要的临界点。目前人类的贫困与社会差距问题是相对意义上的，而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人类亟须通过改变社会关系和建立新制度来解决这类问题。企求更大的“蛋糕”是徒劳的。“蛋糕”已经够大了，而且不能再大了。人类应当做的，也许还来得及做的，是改变自己。
漫长的进化与发展的历程中，人类长期面临的主题是挣脱和反抗自然的束缚和压迫。人定胜天的信念鼓舞着人类前进。人类一直希望通过自身的发展与强大最终战胜自然，进而弥合人类之间的分歧与对立。在自然环境与生态所能允许的可能性空间内，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已经获得充分发展之后，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体系便最终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它促使人类在自然界提供的可能性空间中获得了最大程度的自由，又将人类推至毁灭的边缘。建立新的价值体系是全人类无法回避的课题。未来的新价值体系的具体而周详的内容，我们还无从知晓。但这一新价值体系的基本取向是确定无疑的，即主体性指向的变更：从改造自然转向改变自己。以往人们也在改变自己，但那是为了适应于改造自然的需要。在现在和未来人类面临的主要任务将是改变自己，即人类亟需与自然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
人与自然的和谐，将是未来新价值体系的核心概念。未来的人类既不再是自然的奴仆，也不可能主宰万物。和谐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的建立。新的和谐关系建立的起点，是一场改变主流价值体系的观念革命，它将解放人类的思想，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决定论的窠臼；它将促使人类重新审视自我，重新估价历史，重新定义幸福。社会进步最终总要表现为人的觉醒，人性的进化。历史一再表明：命运只掌握在人类自己手中。
人与自然的和谐，对人类社会关系的和谐提供了新的合理性。人与自然的和谐，又将成为设计和建设未来理想社会的重要理由。我们理解的社会主义正在于：它的使命是改变人类的传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认为社会主义的思想理念仍然在为人类指明未来。因为，从另一方面看，社会关系的变革与社会和谐的实现，又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关系最终建立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实现社会和谐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第一步。只有消除人类之间的生存竞争，消除人的物化，才能对整个社会生活及经济活动作出自主与自觉的调控；才能实现人类的自我克制，自我超越，返璞归真；才能引导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和谐，曾是一种古老的社会理想。在经历了漫长的不和谐的发展之后，今天的人类终于又开始重新关注这个古老而又迫在眉睫的问题。因为和谐还是毁灭，已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或者说这一问题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现实和紧迫。于是，和谐作为一种新理性再次出现于人类思想的地平线上，面向未来的人们已经望见了新理性的曙光。实现人与人的和谐、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人的解放，是人的复归。和谐，意味着人类最终摆脱动物界上升为人；意味着人类从物质生活领域的异化中解脱，向精神生活领域复归；意味着升华人类生活，进化人性。和谐，将为未来的人类开辟道德与美学的广阔无垠的新天地，那里将是人的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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