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米安事件的舆论建构与18世纪中期法国的思想气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国论文,舆论论文,气候论文,思想论文,事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757年达米安刺杀路易十五，是发生在18世纪中期法国社会的一起著名的舆论事件。一名身份低贱的仆人侵害神圣的国王，举国关注，法国境内外各种新闻报刊迎合大众对信息的渴求，对案件整个过程做了大量报道。路易十五在刺杀中仅受轻创，很快痊愈重新理政，达米安事件没有像1610年拉瓦亚克刺死亨利四世那样，造成重大的政治连锁反应，因此在学术研究中多被当做微小的个案加以对待。一些学者陆续出版了这个颇具传奇色彩的弑君者的生平传记，①还有一些学者则将该事件作为典型案例，用于引申或证实自己的论题，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米歇尔·福柯的《规训与惩戒》，历史心理学方面有M.阿兰和J.R.德·福尔萨的研究论文。②这些著述很大程度上将事件从其赖以发生的具体历史环境中剥离出去。事实上，达米安案本身和它激起的公众舆论，用普林斯顿大学法国旧制度政治文化史家范克莱的话来说，“犹如黑夜里的一道闪电，骤然而明晰地照亮了法国的政治图景”，是观察18世纪中期法国政治和思想转变“出奇平静的风暴眼”。③该案与当时法国总的政治情势和社会文化现实紧密地纠葛在一起，不仅关涉18世纪50年代连绵不断的高等法院危机，而且映现了这个时代法国社会的舆论机制和观念氛围。本文利用相关文献材料，将达米安事件置于18世纪中期法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加以考察，缕析当时公共舆论机制对该事件的形象建构以及公众舆论的基本反应，希图以该事件为透视点，管窥这个时期法国社会文化与思想气候状况。 1757年巴黎的冬天非常寒冷，根据巴比耶日记记载，“这一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寒冬伴随着一股极寒之气开始，且有不断加剧之势。”④路易十五为避寒移居到相对暖和的特里亚农宫。1月5日，在参加主显节的庆祝午宴后，前往凡尔赛宫看望他生病的女儿维托瓦夫人。下午5时三刻，天已黑，在王储和廷臣的拥簇下，路易十五动身返回特里亚农宫。在国王扶着御马大总管布里昂纳伯爵(Comte de Brionne)和首席御马官伯兰根男爵(Marquis de Beringhen)准备登上马车时，达米安冲破国王卫队和瑞士百人队的警戒圈，突然闯入廷臣中间，在奔袭中冲撞到王储和阿延公爵，接近国王身边后将一把双刃刀刺入其右肋。⑤刺杀者得手后没有立即逃跑，而是退到等在现场的马车旁，“像个醉醺醺的疯汉一样”盯着国王。路易十五最初没有意识到自己遇刺，但手伸到衣服下摸到出血，才叫喊说自己受伤了，并指着达米安：“就是那边那个人袭击了我，逮住他，不要伤害他。”⑥短暂的混乱后，国王的一名男仆、一名卫兵和另外一个人将凶手按倒在地，从他身上搜出了行凶的刀子。⑦ 路易十五的伤口流血甚多，认为自己命在旦夕，“第一时间命令召来一名神甫”，听他忏悔和做临终圣事，⑧并向到场的所有人交代后事，指派王储总摄政事，并为自己私生活的不检点向王后和女儿们道了歉。但国王的伤势并不重，首席外科御医拉马蒂尼埃尔跟随王后一道，从巴黎连夜赶来。他对伤口做了仔细检查后说，如果国王“是一个普通人，那么当天就能穿着睡袍自行起床了”。⑨刀子刺入第四和第五根肋骨之间，形成一道近4法寸(约10厘米)的创口。由于天气寒冷国王穿着厚厚的几层衣服，刀子刺入不深，没有穿透胸部伤及重要脏器。人们担心刀锋上有毒，根据谋杀凶犯自己的交代以及在狗和其他动物身上试验，证明刀上确实无毒。⑩路易十五伤口迅速康复。1月8日，关于国王健康状况的报告就出现在巴黎市政厅的大门上，1月14日路易十五开始重新执掌朝政。 单从案件本身看，达米安弑君案没有造成任何直接的重大后果，对继后的法国历史进程的影响微乎其微，“不像1610年弗朗索瓦·拉瓦亚克刺杀亨利四世那样，1757年达米安不那么致命的攻击，并未导致‘改变法国历史的三十天’的局面。”(11)然而，按照绝对主义君主制的意识形态，谋杀神圣的国王，是在攻击上帝的受傅者、国家之躯的首脑——等级社会的团结和统一系于其一身。在许多达米安的同时代人眼里，攻击国王无异于谋杀整个国家，是对整个社会现存秩序和主流伦理的挑战。这种罪行无论在法律上还是伦理上都罪不容赦！意料之中的是，事件在社会中产生了巨大的心理震荡，激起了人们强烈的好奇心。当时的《阿维尼翁邮报》(Courrier d'Avignon)对此报道说：“当前发生且值得公众密切关注的大量引人瞩目的物事中，最吸引人的对象就是皮埃尔·达米安。”人们注意到，直至3月末达米安在格雷夫广场被酷刑处决，舆论的兴趣一直集中在该案的诉讼上，是所有交谈都会涉及的话题。(12)1715年出生在阿图瓦省一个贫穷家庭的达米安，成年后大部分时间都在巴黎做仆人谋生。一个如此微不足道的人，不可能与国王产生任何直接纠葛，是谁在指使他做出这样惊天的举动？这样的悬念，足以引起人们的好奇心。 在漫长的审讯过程中，达米安坚称是他“个人所为”，“没有任何人”唆使他犯这样可怕的罪行，(13)法官们最终也没有审出任何实质性的阴谋集团或同谋共犯。在案件结束之后出版的长篇审讯记录中，官方最终给出的结论是：达米安是一个孤立的狂热分子，刺杀行动没有同谋共犯。(14)既然不是受某个阴谋集团唆使，那么如此令人惊异的行为总有动机。有人将其动机归之于特殊因素，即达米安个体精神或心理失常。这种说法最早在宫廷集团中产生，他们想借此让国王安心，吕伊纳公爵是该说法最有力的传播者。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随着科学的进步和司法观念的变化，达米安成为一些学者进行病态心理学分析的典型案例。(15) 然而，检视官方的审讯记录，根据达米安自己的供述，18世纪50年代上半期高等法院与王权在拒绝临终圣事和财税问题上的争论，国王听不进高等法院的谏诤，对民众所遭受的灾难熟视无睹，是他起意“触动”国王的重要原因。(16)达米安的同时代人巴比耶在浏览了达米安案的审讯记录后做出这样的判断：他根本不是刺杀两亨利(亨利三世和四世)的凶手——克莱蒙和拉瓦亚克那样的宗教狂热疯子，相反倒更像是一个“高等法院狂热分子”。(17)因此，一些史学家认为，18世纪中期法国以高等法院和詹森派为一方，以教会和王国政府为另一方的宗教—意识形态论战，影响已渗透到社会下层，正是“这些时事激扬的话语”，促动达米安前往凡尔赛给了路易十五一刀。(18) 对达米安刺王案行为动机的解释，事实上很大程度取决于学者们选择的视角，很难有一种确切无疑的定论。但毋庸置疑的是，该案在18世纪中期法国的公众舆论当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历史学家在描述该案的舆论反应时说：“刺杀国王的消息在巴黎引起极大的轰动”。(19)也正是在这种公众舆论密切关注的情境中，(刺杀)“行为”得以被建构为“事件”，界定着社会公众的想象，同时也折射出公众的判断和认知。(20)因此，达米安刺杀案，犹如18世纪中期一个偶发的燃爆点，瞬间照亮了当时法国的社会环境和集体心态，为我们窥视这个时代法国的政治文化提供了契机。 首先考察达米安事件在18世纪中期法国的传播和建构机制。达米安刺杀国王案发生后，新闻报刊迅速将消息传递到法国和欧洲各地，并成为1757年前几个月舆论密切关注的热点。在信息的流播过程中，达米安事件模糊混沌的面貌特征逐步形成。1月5日事发后，巴黎官方的《法兰西公报》在1月8日率先作了公开报道。在有关凡尔赛宫新闻部分，该报以其一贯的风格，流水账般地记述了自新年开始以来国王及皇室的活动。有关刺杀的报道仅限于过程的描述：刺杀经过、国王受伤情况、伤情观察以及领受圣体祈祷上帝庇佑早日康复。报道呈典型的官方风格，行文平铺直叙，措辞毫无色彩，国王本人始终占据着叙事中心。关于凶手，仅中间交代了短短一句：“人们当场逮住了暗杀者，将着手对他提起诉讼”。(21)但这则报道是关于刺杀现场情形的权威消息源。(22)接下来，1月11日的《布鲁塞尔报》，1月14日的《阿姆斯特丹报》、《乌特勒支报》、《科隆报》，1月15日巴黎的《信息汇览》(Annonces，affiches et avis divers)(23)以及1月18日的《阿维尼翁邮报》都报道了刺杀消息。(24)事件从巴黎迅速传播到北欧，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向南欧和东欧传布，直至圣彼得堡和君士坦丁堡。 在报道内容和措辞风格上，与《法兰西公报》相比，《科隆报》1月14日刊载的通讯叙事要生动得多，报道内容基本包含了人们感兴趣的关键点。文章第一段起首直切主题，“这个可怜可恨的弑君者，雅克·克莱蒙和拉瓦亚克的凶恶而令人憎恶的后继者”，“昨天晚上侵犯了国王的圣躯”。接着语焉不详地描述了刺杀的经过，然后介绍凶手基本的身份背景：“据说是阿拉斯人，曾在巴黎数户人家做过仆人。”在交代完与案件本身直接相关的要素后，文章第二段转向案件引发的外部反应：人们前往教堂供奉圣礼为国王祈福；高等法院首席院长被召集来商讨审讯事宜；关心诉讼程序如何以及最终怎样处决这个罪大恶极的谋杀者。(25)《科隆报》的报道文本包含着一个较为完整的意群(syntagme)，它向读者大众构建了一幅从“核心”(刺杀行为)到外围(一系列反应行为)的事件图像，“该文本代表着诸多报纸总体性叙事的缩影”。(26)由此，达米安刺君行为开始与广阔的社会元素相遇聚合，共同组构成所谓的“达米安事件”。 从案发直至达米安在格雷夫广场被酷刑处死后，报纸新闻不断地往这个事件上添加新的质料。根据里昂第二大学18世纪研究中心的集体研究成果，有关达米安案的报道主题至少可以分解为五个子系列：1)国王的健康状况；2)对达米安的审讯和起诉进程；3)国王遇刺及其后身体复原消息引发的社会反应；4)有关达米安身份、家庭、亲属、生平、态度和动机等一系列个人情况；5)不同环境下的观点态度和公众关注情况。(27)新闻媒体的持续报道让达米安事件的外延不断扩大，内涵不断丰富。然而，这些信息并未如宫廷和王国政府所愿，起到“稳定民众思想”(28)的作用。相反，在“秘密运作”的专制体系下，由于审讯程序不公开，舆论的关注使事件显得更加扑朔迷离，新闻媒体则在其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从凡尔赛宫的预审开始，在各家报纸不断强调的‘隐情’的刺激下，达米安诉讼案将舆论广泛地动员起来。尽管人们猜测拘禁关押在巴士底狱时讯问已有进展，但一切都非常模糊不清，记者对此亦诉之于揣度。”(29)从达米安由国王的警卫手里移交到司法机构，由于来自官方信息披露的缺位或匮乏，新闻媒体一直重复着殊难证实的消息。 正是案情的这种“神秘性”，加之大众心理对戏剧性、轰动性、恐怖和暴力事件的窥探癖好，使人们更加急切地想知道，达米安刺杀国王的动机究竟何在，在审讯中他招供出了什么，会在什么时候处决他？对于这些疑问，没有人能够提供具有准确的权威答案。报纸上虚假新闻泛滥，乃至当时的《阿姆斯特丹报》对此哀叹道：“在大量四处流播的混乱消息中，很难分清孰真孰假。”(30) 各种听上去荒诞不经的传说在民众中四处流传，据1757年初一本题为《一名爱国者的信札》的小册子记载，荣军院院长第四助理一名年幼的女儿，1月4日在前往S.约瑟夫女校上学的路上对她的同伴说，明天国王会遭刺杀；一个居住在巴黎的鞋匠的妻子，在12月31日的一封信里说，下周四即1月6日会有令人震惊的新闻发生。(31)谣传中还有许多颇具传奇色彩，如居住在马扎然大街的一名鞋匠之妻向警察局报告，在罪恶之人达米安到达凡尔赛前几天，四个佩剑男子晚上来到她家，问她拥护哪个国王，是不是路易十五？她予以肯定的回答后，这些人对她说，好呀，您很快就不会这样了。 他们以同样的问题问过所有其他房客，得到的是同样的回答。这四个不速之客在离开时威胁道，任何人若走漏半点风声，就要了他的脑袋。(32) 确切信息的缺乏致流言蜂起，顺理成章，“阴谋论”如幽灵般游荡在公众舆论当中。1757年3月5日一本匿名小册子中所阐述的理由，典型地表达了当时法国人理解该事件的逻辑： 众所周知，他出生于并生活在低贱的环境中，唯一显而易见的是，有某种隐秘的敌人密使，将他们的狂热传播给了他。一个在社会中既无名亦无地位的人，不可能有任何强烈的个人不满，使之起而攻击国王。没有任何东西阻止他被收买或诱惑，充满蛊惑的许诺可能导致了这样一桩重大犯罪。(33) 美国文化史家达恩顿声言，“每个时代都是一个信息时代，各自有其自己的方式，传播体系形塑着事件”。18世纪的法国亦复如是，它像当今时代一样有着“密集的传播网络”，各种传播方式紧密地彼此交织叠加在一起，能够迅速有效地将各种消息传播开来。(34)达米安事件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达恩顿有关18世纪是“早期信息社会”的说法。当时，随着事件的发生和消息的传布，各种论战性小册子、私人通信、回忆录、街谈巷议、歌谣诗作和煽动性街头海报纷至沓来。不同于旧制度新闻检查体制下受到严格束缚的报刊，这些信息媒介能够自由便利地表达意见立场或对信息做出释读，在舆论制造中扮演着报刊承担不了的角色，“阴谋论”也正是在这样的传播媒介中大行其道。 首先，达米安事件发生后，巴黎街头的海报或传单到处泛滥。18世纪中期，这些街头张贴物在公众舆论动员中扮演着不可低估的角色。当时，报纸杂志的订阅价格还很昂贵，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到，但街头海报和各种布告所有人都可以看到，因此它们传达的信息能够直抵各个阶层的民众。(35)这些不具名的街头张贴物，尽管文辞不美，甚至经常伴有拼写错误，但自摄政时代以来就已是重要的信息传播渠道。“它们相互评论，相互引述，为民众近乎贪婪的信息饥渴提供食粮。它们还具有民众评价事物时所特有的那种辛辣讽刺”。(36)达米安事件中的街头海报鲜明地反映了这样的特点。 根据王国大臣达让松和巴黎平民巴比耶日记的记载：事件发生次日，在巴黎卢森堡门等数处出现了反对国王的海报和讽刺性短文。(37)1月底张贴在巴黎大街小巷的一张三行体海报，头两行对国王屡屡御临高等法院表示强烈不满：“在巴黎御临法院，在凡尔赛御临法院”，接着第三行公然诅咒他去死：“在圣德尼(国王埋葬之所)御临法院”。(38)在达米安被审判期间乃至被处死之后很长时间，类似的煽动性海报在巴黎各公共场所仍持续不断地出现。 除指责国王的行为之外，耶稣会是海报主要的攻击对象，“人们看到他们各学院门上贴着的海报，用大字写着如下词语：滚吧邻居，如果你们不想被一把火烧掉的话”。(39)根据巴比耶观察，当时整个巴黎的公众舆论都仇视耶稣会。民众普遍相信，耶稣会是达米安刺杀案的幕后指使，或他们的盲信狂热造就了达米安。在刺杀消息传到巴黎后，许多巴黎人纷纷将孩子从耶稣会的寄宿学校领回家。有个在路易大帝学院教堂门口被捕的人，把贴在教堂门前的告示“为国王祈祷”(prières pour M.le Roi)，附会作“为谋杀国王祈祷”(prières pour massacrer le Roi)，一大群人竟然相信了他的话。实际上，“M.”是先前为王储生病祈祷时留下的(prières pour M.le Dauphin)，描画工在替换时没有将“M.”完全擦拭干净。(40) 其次，围绕着达米安案的手抄或印刷小册子源源出现。不同于字数寥寥且言辞粗鄙的街头海报，小册子是知识广博、思维缜密的学者们生产出来的。根据皮埃尔·雷塔等人的研究，在达米安事件中有两种形式的小册子在民众中秘密流通：一种是手抄本，体裁主要是文字游戏和诗歌，它们对王国政治状况的险恶深表不满，同时或多或少猛烈地攻击耶稣会；另一种是印刷本，这些小册子搜罗各种证据，推测隐藏在达米安背后的同谋或阴谋，矛头同样直指耶稣会或王国政府。(41) 事发当月出现的匿名小册子《讨谋害国王人身文》和《论当前事件》都是韵文体，对以耶稣会为代表的宗教盲信狂热猛烈挞伐。(42)前者开宗明义地写道：“致命的情思，可憎的狂迷，极其残忍的错谬与分裂之子，屡屡谋害我王之生命的你，在弗朗索瓦心里幽灵再起！”后者则更加激烈地攻击巴黎大主教博蒙是“狂热的教士”，耶稣会是“伊纳斯(Ignace)卑鄙的后继者，无耻的谄媚之徒，残忍的敌人”，王国政府内支持耶稣会的陆军大臣达让松“令人憎恶”。(43)3月份，围绕着达米安案又出现了一系列小册子，其中包括《对1月5日谋害国王人身的沉思》、《一名爱国者的信札》、《对弑君始作俑者的宣战书》、《一位隐遁者的信札》等。这些小册子更为系统详尽，更具论战性，历史学家们都相信它们多出自特鲁瓦的詹森派律师格罗斯利(Pierre Grosley)的手笔。(44)这些小册子“证据”搜罗充分，推论逻辑严密，力图陈明案件背后存在不可告人的阴谋：1)刺杀背后有阴谋，并暗示耶稣会就是这个阴谋的始作俑者；2)王国政府指定审讯达米安的法官是另一个阴谋，这些同情耶稣会的法官会竭力掩盖第一个阴谋的踪迹，以便阻止暗杀的真正始作俑者在审讯过程中被挖掘出来。(45) 再次，关于街头公共场所的话语。在达米安事件中，并非如一些历史学家所说的，舆论是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事，“民众则保持着静默”。(46)相反，在阿莱特·法尔日看来，“巴黎的耳朵和眼睛、谈论和诅咒无处不在：这座城市的民众总是带着强烈的好奇心，去探查和讨论”。他们不仅对奇闻轶事感兴趣，对国家事务也非常关注，经常表达自己的意见或看法。(47)达米安刺君这样具有轰动效应的事件自然不会例外。案件发生后，民众当中物议沸腾，国王、高等法院和詹森派都是议论的对象，尤其是耶稣会士乃最猛烈抨击的目标。(48)根据美国的旧制度政治文化史家范克莱的梳理，在遭到警察追查的言论中，比较集中的论调是，耶稣会士是让国家陷入动荡不安的所有麻烦的制造者，应该被烧死或吊死；高等法院高于国王，无视民众诉求或民间疾苦的国王该杀，等等。(49)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受到舆论猛烈攻击的耶稣会并非没有反击。出版地标注为阿姆斯特丹的小册子《达米安生平简史》指责，正是巴黎高等法院屡屡对抗国王意志的悖逆之举，为罪犯侵害国王树立了榜样。(50)但或许因为舆论普遍敌视他们，或许因为保持沉默是最好的策略，与极具战斗性的詹森派舆论攻势相比，耶稣会方面的反击显得非常微弱。 国王和耶稣会，在当时法国社会中两者都是至关重要的权威性力量，何以成为舆论普遍不满的对象？从上述达米安案本身的舆论喧嚣中不难分辨出最直接的缘由：耶稣会狂热与挑衅，国王轻忽民情与民意。但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法国民意对他们何以形成这样的认知？欲解答这个问题，需将达米安事件与它赖以发生的广阔社会政治环境连接起来加以考察。 1月5日当天，当审讯者问“是什么动机促使他谋害国王”时，达米安供称说是“出于宗教(原则)”。(51)在后来的审讯中，这名身份卑微的家仆曾多次重复这个说法，但他所说的宗教原则，显然不是外人想当然地认为的主流信仰天主教。据供述，他已长时间没有参加领圣体和做告解等宗教活动，(52)对宗教显然并不虔敬。审讯法官对其说法也予以了质询：按照基督教原则，国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将渎圣之手伸向国王在上帝眼里是可怖的罪行，如何说是为了宗教而犯罪。(53)检视达米安的审讯记录发现，他所谓的“宗教原则”，是另一种性质截然不同，但在他看来同样神圣的原则：其一是社会正义，“他将王国3/4民众身陷其中的苦难作为宗教原则”；(54)其二是宗教正义，他回答审讯的法官说，他非常不满教会拒绝给那些虔诚的好人做临终圣事，“使他们像狗一样入土”。(55) 如前文交代过的，达米安是个受教育不多、挣扎在社会底层的人，很难让人相信他自己能有这样的意识，因此在审讯过程中，法官再三地讯问他背后的主使(ma
tre)是谁。亦如前所述，他没有招供出任何特定的同谋共犯。而且，通过分析围绕着达米安事件的公众舆论可以看出，达米安的心态观念在当时的法国并非孤例，而是普遍地存在。也就是说，18世纪中期法国社会的集体心态业已发生了转变。引发这种集体性现象的动因不应是某种个别的或偶然的因素，而有可能是这个时代法国社会共有的经历(experience)。 稍微了解一下18世纪中期法国的历史进程即可知道，达米安所言的两项宗教原则并非空穴来风，相反正是来自当时的社会与政治现实：“这个世纪第三个二十五年之初的震荡定格在两大主题之上：宗教问题(及其政治后果)和反抗税赋”。(56)下面我们对这段历史作一简单的梳理。 1748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结束后，为了解决战争带来的巨额财政赤字，财政总监马肖·达努维尔(Machault d'Arnouville)推出税收改革方案，从1750年1月1日起，取消战时临时征收的什一税，开征“首期”廿一税(vingtième)。新税针对王国所有的臣民，不分“特权与非特权”，(57)该方案可以说是旧制度法国创建现代国家税收体系的一次大胆尝试。在轻微的抵抗后，巴黎和其他各地高等法院、等级会议省都予以同意，唯有坐拥雄厚资产的教会顽强地反对。原先坚定支持马肖改革举措的路易十五，在高级僧侣和宫廷“虔诚党”的游说下，于1751年底最终同意免除第一等级缴纳廿一税，旧制度由此失去了一次使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契机！ 与马肖对抗中表现出强大势力的高级僧侣阶层，同时在国内挑起了影响极其深远的宗教争论。(58)这场绵延半个世纪的争论，起因于1713年谴责詹森派101条主张的《乌尼詹尼图斯通谕》。詹森派是天主教会内部的革新派，被教会和王权视为“宗教和国家中的共和主义者”。(59)1750年代争论的麻烦制造者，是新任巴黎大主教克里斯托弗·德·博蒙。他要求所有的临终者都要出示教会机构颁发的“忏悔证”(billets de confession)，表明自己接受《乌尼詹尼图斯通谕》作为信仰规条，教区神甫才能给他做临终圣事。博蒙希望借此打击忠诚的詹森教徒，同时挖出有嫌疑的教士。(60)詹森派教徒进行申诉，高等法院认为这是介入教会—国家事务扩大自己权力范围的大好时机。1752年，巴黎高等法院进行了司法干预，并颁布禁令，要求神职人员不得拒绝给不能提供忏悔证书者做临终圣事；并命令他们在圣事管理方面，必须遵守王国内部的教会法和有关规章。(61)但禁令被国王取消。1753年5月，高等法院法官罢工，国王随即下令将他们流放出巴黎，直至次年9月才被重新召回。国王同时劝服他们注册了“肃静法令”，但不妥协的双方都难以“肃静”。对抗发展到1756年，王国政府甚至央求罗马教皇介入调停，但本笃十四世颁布的温和的教皇通谕遭到高等法院断然拒绝，国王与高等法院的对抗至此变得无法调和。12月13日，路易十五“御临法院”欲强行迫使后者屈服，高等法院大部分法官再次罢工抗议。 就在宗教争论臻于高潮之际，财税问题再次缠上王国政治。为了筹集“七年战争”的军费，1756年6月，王国政府宣布创立新廿一税，同时延长首期廿一税。然而，这次高等法院没有轻易俯首，他们激烈地反对新税，巴黎高等法院提交给国王的谏诤书，“明显地流露出长期累聚起来的怨恨之火”。(62)他们抗议新税的征收和使用方式，“无论丰年还是灾年，都会在首都造成一系列难以言表的不公和悲苦，并让所有的公民遭受苦难”。(63) 旧制度精英阶层的政治纷争之所以影响到达米安这样的普通民众，与高等法院的抗争策略密切相关。为了与具有天然优势的王权对抗，在1750年代的争论中，高等法院诉诸大规模的舆论宣传，力图寻求来自社会领域的支持，作为自己抗争的正当性基础。法官们将作为官方文件的判决书和谏诤书公之于众，律师们撰写小册子，抨击教会和政府，或向公众解释高等法院的立场，或深入考察历史宣称自己与国王具有同等古老的渊源，是专制主义的屏障和王国古老宪政的维护者。(64)一些律师把数百页的“司法诉状”出版发行，将反对通谕的教士所遭遇的悲苦和不公之情公之于众，激起公众对詹森派教士的同情和对通谕的反感。(65) 詹森派及其支持者的宣传确实激起了广泛的舆论回应。在政府取消了高等法院的禁令后，有许多传言说：“有五十多万市民愿意陪同高等法院去凡尔赛，并支持它代表国王(处理这件事)，因为国王漠视他忠实的臣民的愤怒之情”。巴黎大主教博蒙遇到一群书籍零售贩子，非常热情地兜售高等法院的禁令，同时以很不恭的言语评论乌尼詹尼图斯通谕。接着他又遇到一群普通妇女“以极其粗鲁的语言表达她们的怨愤之情”。(66)在这样的舆论气候中，身处巴黎且在多位高等法院法官家里当过仆人的达米安，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67) 达米安刺杀国王没有成功，尽管其行为本身并未造成重大的政治后果，但对于18世纪中期法国的社会和政治来说，这起事件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标志性意义。 其一，它标志着18世纪中期法国社会集体心态的转变。首先是政治方面的去神圣化。达米安刺杀国王，最直接地表明“君权神授”理论下国王的神圣不可侵犯受到挑战。而该案激发的舆论反应则进一步显示，经过50年代的宗教一财税争论，民众的政治意识已初步激醒，他们的信息渴求对王国秘密政治形成了挑战，国王的形象和权威在法国公众心目当中已遭极大损伤，君主去神圣化进程业已开始。这种思想反映在民众的行动上，与1744年国王生病时举国民众涌向教堂为之祈祷不同，尽管一些外省为国王大难不死举行了节庆活动，但巴黎没有任何游行庆祝，也没有弥撒仪式。(68) 其次是宗教方面的非基督教化。在上文中可以看到，达米安供称自己已长时间没有参加宗教活动，对宗教表现出相当的疏离；巴黎的公众舆论同样对耶稣会和教士表现出强烈的仇视。这种“非基督教化”现象的滋长蔓延，与50年代拒绝临终圣事争论无疑有着脱不开的干系。据达让松记载，1752-1754年争端的高峰时期，圣科姆(Saint-C
me)的一位神甫说，在这个拥有3000名领圣体者的教区里，过去一年仅有1200人前来领圣体。宗教人士在街头露面鲜有不遭辱骂的。(69)奥拉尔、莫尔内、伏维尔等史家在研究著作中也都认为，18世纪法国人宗教情感的大规模转变肇始于1750年。(70) 其二，它标志着18世纪中期的法国有着一套由各种传播媒介构成的公共领域。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本著作里曾提出，法国由于专制制度的强大，“缺乏发达的政治新闻业，而且也没有一个能够在这种新闻业影响下逐渐转变为人民代议机构的等级会议”，政治公共领域因此发育不全。他认为，直到1781年，财政总监内克首次向社会公开国家财政预算情况，才在封闭的专制权力体系上打开缺口；而法国大革命则在一夜之间就创造出英国经过一个多世纪缓慢演变所取得的成果，为具有政治批判意识的公众创造了一直缺少的公众舆论机制。(71)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旧制度政治文化史研究，修正了哈贝马斯的诸多论点。早在1750年代，王国的宗教—财税争论已经打开了专制体系的缺口。尽管旧制度的新闻检查制度遏制了法国新闻业的发展，但透过达米安事件的舆论传播机制可以看到，法国在18世纪中期不仅拥有由境内外法语报刊组成的发达信息网络，还拥有其他众多适合当时社会发展水平的信息传播手段。 此外，哈贝马斯将公共领域视为资产阶级精英的专属，但从达米安事件的公众舆论来看，精英与大众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互联互动。尽管精英阶层在舆论制造中扮演着无可争议的主导地位，但民众对他们的意见并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而是根据自己的经历或感受主动地“挪用”，并在属于自己的公共领域(民众聚集交往的公共场所)中传播扩散和做出评判。因此，达恩顿在描述18世纪中期巴黎的新闻传播网络时，不无幽默地说道：“如果你想要收听新闻，只管站到大街上竖起耳朵即可。”(72) ①Anne-Léon Zévaès,Damiens le régicide,Paris:Editions de La Nouvelle revue critique,1933; André Bouton,Damiens le régicide:les secrets de son procès,Paris:Monnoyer,1955; Pierre Chevalier,Les Régicides:Clémet,Ravaillac,Damiens,Paris:Fayard,1989. ②Michel Foucault,surveiller et punir,Paris,1975([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Maurice Allain & J.Rogue de Fursac,《L'Attentat de Damiens,Etude de psychologie historique》,Revue politique et litéraire,Revue bleue,Tome 47(1909). ③Dale K.Van Kley,The Jansenists and the Expulsion of the Jesuits from France,1757-1765,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5; Dale K.Van kley,The Damiens Affair and the Unraveling of the Ancien Régime,1750-1770,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与本文所关注的不同，范克莱的《达米安事件》，仅有前面两章谈论达米安事件，把该案当作引子，引申出18世纪中期新一轮宗教争论在法国政治思想或意识形态转变中的影响。 ④Emond-Jean-
Barbier,Chronique de la Régence et du règne de Louis XV(1718-1763),Ou journal de Barbier,Tome 6,Paris:Charpentier,Libraire-
diteur,1866,p.424. ⑤Pièces originales et procédures du procés fait à Robert-
Damiens,tant en la prév
té de l'H
tel qu'en la cour du parlement,Paris:Imprimeur de Parlement,1757,pp.xix-xx. ⑥Pièces originales et procédures du procés fait à Robert-
Damiens,p.xx. ⑦Emond-Jean-
Barbier,Chronique de la Régence et du règne de Louis XV,T.6,p.427. ⑧Duc de Luynes,Mémoires du duc de Luynes,sur la cour de Louis XV,1735-1758,Tome15,Paris:Firmin Didot Frères,Fils et Cie,Libraires,1864,pp.357-358. ⑨Duc de Luynes,Mémoires du duc de Luynes,sur la cour de Louis XV,1735-1758,Tome15,p.357. ⑩Barbier,Chronique de la Régence et du règne de Louis XV,T.6,p.428. (11)Dale K.Van Kley,The Damiens Affair and the Unraveling of the Ancien Régime,pp.10-11. (12)Pierre Rétat(dir.),L'Attentat de Damiens,Discours sur l'événement au XVIIIe siècle,Lyon: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Lyon,1979,p.78. (13)Pièces originales et procédures du procés fait à Robert-
Damiens,no.134,p.131;no.135,p.378;no.321,p.146. (14)Dale Van Kley,The Jansenists and the Expulsion of the Jesuits from France,1757-1765,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5,p.65. (15)关于“心理失常说”的建构过程，参见Pierre Rétat(dir.),L'Attentat de Damiens,pp.333-335。 (16)Pièces originales et procédures du procés fait à Robert-
Damiens,pp.131,328,378. (17)Barbier,Chronique de la Régence et du règne de Louis XV,T.6,p.509. (18)Jean Egret,Louis XV et l'opposition parlementaire,Paris:Librairie Armand Colin,1970,p.82; Dale K.Van Kley,The Damiens Affair and the Unraveling of the Ancien Régime,chapter I. (19)Felix Rocquain,L'Esprit révolutionnaire avant la Révolution,1715-1789,Paris:E.Plon et Cie,Imprimeurs-
diteurs,1878,p.202. (20)既定环境下发生的行为，通过信息媒介的文字描述和传播机制，它产生的条件、环境和影响才显露出来。孤立的单个行为正是借助媒体的居间建构，然后传播给大众，在大众头脑里形成有具体形象的事件，参见Pierre Rétat(dir.)，L'Attentat de Damiens,pp.37-43。 (21)Gazette,du 8 janvier 1757,no.2. (22)后来的报纸、回忆录和小册子等各种传播媒介在讲述该案现场的情形时，都援引《法兰西公报》的描述。如1月14日的《科隆报》在补充报道部分，对该报道作了全文引用。 (23)Annonces，affiches et avis divers是18世纪法国众多出版物曾用过的刊名，这种报纸一般每周出版1次，只有8～10页，开张相当于现在的A5纸大小，是各种公告布告的总汇，内容庞杂，既有新闻和书评，也有大量的广告性信息，如地产出售、房屋租赁、寻物启事、兑换利率，等等。 (24)Pierre Rétat(dir.),L'Attentat de Damiens,Discours sur l'événement au XVIIIe siècle,p.38. (25)Gazette de Cologne,du vendredi,14 janvier 1757,no.4. (26)Pierre Rétat(dir.),L'Attentat de Damiens,Discours sur l'evénement au XVIIIe siècle,p.25. (27)Pierre Rétat(dir.),L'Attentat de Damiens,Discours sur l'événement au XVIIIe siècle,pp.17-18. (28)Gazette de Cologne,du vendredi,14 janvier 1757. (29)Pierre Rétat(dir.),L'Attentat de Damiens,Discours sur l'événement au XVIIIe siècle,pp.78-79. (30)Gazette d'Amsterdam,du vendredi,1 avril 1757. (31)Letter d'un patriote,p.19. (32)Letter d'un patriote,p.22. (33)Réflexion sur l'attentat commis le 5 janvier contre la vie du roi,pp.5-6. (34)Robert Darnton,"An Early Information Society:News and Media in Eighteenth-Century Pari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05,No.1(Feb.,2000),pp.1,7. (35)Daniel Roche,Le peuple de Paris,Essai sur la culture populaire au XVIIIe siècle,Paris:Fayard,1981,p.298. (36)Arlette Farge,Dire et mal dire:L'opinion publique au XVIIIe siècle,Paris:Seuil,1992,p.99. (37)Barbier,Chronique de la Régence et du règne de Louis XV,T.6,p.442; D'Argenson,Journal et mémire du Marquis D'Argenson,Tome 9,Paris,1867,p.389. (38)Pierre Rétat(dir.),L'Attentat de Damiens,Discours sur l'événement au XVIIIe siècle,p.193. (39)Gazette de Cologne,du mardy,25 janvier 1757,no.Ⅶ. (40)Barbier,Chronique de la Régence et du règne de Louis XV,T.6,pp.441-442. (41)Pierre Rétat(dir.),L'Attentat de Damiens,Discours sur l'événement au XVIIIe siècle,p.171. (42)Vers sur l'attentat commis contre la personne du Roi,le 5 janvier 1757,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département littérature et art,YE-1643; Les Vers sur les affaires présentes,1757,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département littérature et art,YE-34.627.本文涉及的小册子均来源于http://gallica.bnf.fr/ (43)Ignace指耶稣会的创建者伊纳斯·德·罗耀拉(Ignace de Loyola)。 (44)「Grosley」Réflexions sur l'attentat commis le 5 janvier contre la vie du Roi(le 5 mars); Lettre d'un patriote(le 11 mars); Déclaration de guerre contre les auteurs du parricide tenté sur la personne du Roi(le 22 mars); Lettre d'un solitaire(le 28 mars). (45)参见小册子Letter d'un patriote。 (46)Felix Rocquain,L'Esprit révolutionnaire avant la Révolution,1715-1789,p.203. (47)Arlette Farge,Dire et mal dire:L'opinion publique au XVIIIe siècle,p.94. (48)Felix Rocquain,L'Esprit révolutionnaire avant la Révolution,1715-1789,p.202. (49)Dale K.Van Kley,The Damiens Affair and the Unraveling of the Ancien Régime,pp.228-232. (50)Histoire de Robert
Damiens,Contenant les particularites de son parricide et de son supplice,Amsterdam:Chez Jaques la Cazf,1757. (51)Pièces originales et procédures du procés fait à Robert-
Damiens,no.11,p.45. (52)Pièces originales et procédures du procés fait à Robert-
Damiens,no.15,p.46. (53)Pièces originales et procédures du procés fau à Robert-
Damiens,no.136,p.131; no.18,p.330. (54)Pièces originales et procédures du procés fait à Robert-
Damiens,no.320,p.146. (55)Pièces originales et procédures du procés fait à Robert-
Damiens,no.150,p.379. (56)Emmanuel Le Roy Ladurie,The Ancien Régime:A History of France,1610-1774,trans.By Mark Greengrass,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 Ltd.,1996,p.395. (57)Marcel Marion,Histoire financière de la France depuis 1715,Tome 1,Paris:Librairie Arthur Rouseau,1914,p.171. (58)Van Kley,The Religious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 Jean Egret,Louis XV et l'opposition parlementaire，pp.50-83.亦可参见洪庆明：《宗教争论与18世纪法国的政治转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范克莱在他的一系列论著中，研究罗马教皇1713年谴责詹森派的《乌尼詹尼图斯通谕》所激起的宗教争论，认为正是这个绵延长达半个世纪的大论争，从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为大革命准备了条件。 (59)Ladurie,The Ancien Régime,p.387. (60)Jean Egret,Louis XV et l'opposition parlementaire,p.50. (61)Jules Flammermont,Remontrances du Parlement de Paris au XVIIIe siècle,Tomel,Paris:Imprimerie Nationale,1888-1898,p.498. (62)Marcel Marion,Histoire financière de la France depuis 1715,Tomel,p.181. (63)Flammermont,Remontrances du Parlement de Paris au XVIIIe siècle,Tome 2,pp.116-117. (64)Keith Michael Baker,Inven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Essays on the French Political Culture in Eighteenth Centu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65)关于司法诉状和公共领域的研究，可参见Sarah Maza,"Le Tribunal de la Nation," in Annales:Economies,Sociétés,Civilization,42e année,na.1(1987),pp.73-90;David Bell,Lawyers and Citizens:The Making of a Political Elite in Old Regime Franc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66)Van Kley,The Religious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p.174. (67)Dale K.Van Kley,The Damiens Affair and the Unraveling of the Ancien Régime,pp.44-49. (68)Felix Rocquain,L'Esprit révolutionnaire avant la Révolution,1715-1789,p.203. (69)D'Argenson,Journal et mémire du Marquis D'Argenson,Tome8,Paris,1867,p.35. (70)Alphose Aulard,Le Culte de la raison et le culte de l'être supreme,1793-1794,Paris,1892；Daniel Mornet,Les origines intellectuelles de la Révolution
,1715-1787,
édtion,Paris:Librairie Armand Colin,1933([法]丹尼埃尔·莫尔内著，黄艳红译：《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1715-1787》，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Michel Vovelle,La Mentalité révolutionnaire,Paris:Editions Sociales,1985. (71)Habermas,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Cambridge,Mass.:MIT Press,pp.67-70. (72)Darnton,"An Early Information Society:News and Media in Eighteenth-Century Paris",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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