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低碳经济研究动向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研究论文,动向论文,国外论文,低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低碳经济发展的背景
区域发展模式与所处发展环境紧密联系。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经历战后经济恢复，1950至1970年代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对资源，能源的需求急剧扩大，但以石油为代表的资源、能源为新兴主权国家占有，供需矛盾加大。同时对资源掠夺式的破坏性开发造成大量的环境问题。能源的强依赖性促使西方发达国家提出可持续发展思想，核心就是节约资源，节约能源，以及环境保护。在此背景下，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研究兴起，在经济地理学人地关系研究上，卡逊的《寂静的春天》、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重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在西方世界内得到局部的认同。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全球化发展促进了可持续理念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以可持续发展为代表的现代人地关系思想确立了在地理学研究中的主导地位。进入21世纪，低碳经济作为可持续发展理念与生态文明理念的具体化成为学者的关注热点。
2 经济地理研究的转向
当前经济地理研究在社会学、生态学影响下，出现制度转向、文化转向、关系转向和生态转向。1970年代，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方式由标准化、大规模化的“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向弹性专精化“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转变。以Ron Martin为代表的学者引入制度环境、制度安排、制度厚度等核心概念，研究制度环境与空间经济的关系，制度的路径依赖、技术创新及扩散的“制度空间”等，出现经济地理研究的制度转向。1990年代，经济的快速全球化带来系列的问题，以Crang、Thrift为代表的学者以“嵌入性”视角，关注文化因素对区域经济发展动力机制和空间特性的重要影响，研究微观层面的企业文化地理，中观层面的区域发展中文化因素的路径依赖与根植性，宏观层面的文化与区域发展差异的关系，出现了经济地理研究的文化转向。1990年代早期，有关跨国公司本地化战略，劳动空间分工等研究与争论促使经济地理学研究向空间与社会的关系转向，社会经济网络治理研究成为核心，以Amin、Yeung、Dicken为代表的学者对新产业区空间、学习型区域、网络关系及权力、关系的尺度等领域进行了研究，关系思考，关系视角成为这一时期西方经济地理学发展的显著特征。1980年末期至1990年代，自然—经济—社会平衡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同，随着人地关系再认识、系统科学，生态经济学和环境伦理研究的兴起，经济地理学研究展现生态转向趋势，区域可持续发展、生态经济、环境伦理、低碳经济成为研究热点。
从区域发展模式来看，不能简单的将低碳经济视为区域碳排放降低，而是区域发展模式的一种全新改变。低碳经济是区域可持续发展思想、生态文明要求的具体体现，其实质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核心内容是通过区域学习、区域创新、区域扩散机制，形成以区域创新体系为核心的新型区域发展模式，由以要素投入型发展向以技术创新型推动发展模式转变。低碳指标与创新指标一起作为衡量区域新型发展模式的核心考核指标，是外在的直接表现形式。
3 国外低碳经济研究主要方向
3.1 不同类型区域碳排放评估预测
国外学者重点研究了在未来特定时期，特定区域内，开放经济条件下，城市尺度的长期“LCS情景”(low carbon society)发展模型评估预测碳排放[1-4]。在区域尺度低碳社会的方法论研究上，Turnpenny[5]和Turnpenny[6]开发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区域发展模型，并以英国西部地区为例进行了应用性探索。他们假设了4种情景，其中3种假定通过不同的方法实现降低60％碳排放的目标。但是这些模型的主要问题是它们不能反应区域发展动态的变化过程，一些社会经济指标如人口、工业产出、交通需求等，都假定是不变的。不能实际反应区域发展的情况，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些学者创新了研究思路，首先设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模型，在此基础上研究区域碳排放水平，他们将此模型应用于日本Kyoto地区，设立三种假定，分别减排30％，40％和50％[7-8]。尽管Shimada等的模型解决了内部一致性问题，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开放的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
关于区域碳排放评估预测，国外学者研究重点在构建区域宏观经济社会评价模型以及评价指标的选择。学者关注重点不一样，模型选择重点也不一样，劳动力模块、人口模块、产业发展模块、消费模块、建筑模块、运输模块以及能源模块等，或者全选，或者部分。特定区域主导发展的核心促进因子不一致，评价指标大不相同。整体来看，西方学者的预测模型研究主要是针对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主要碳排放影响因子结构稳定的特定区域，与发展中国家城市、经济快速发展，主要碳排放影响因子结构不稳定，变化大的特点不是符合。
3.2 不同尺度的能源与碳排放评估模型应用研究
经济与能源系统关系的长期预测包含系列不确定因素。目前已经有很多评估能源与气候变化政策关系的模型，全球尺度的[9-10]，国家尺度的[11-14]。其中有两种较为广泛的技术路线：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者的区别在一个强调能源系统的技术基础，一个强调内生市场的综合调节[15]。近年来，模型类型越来越集中[16]，能源模型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于政策的讨论和制定中。特别是近年来，能源模型被直接应用于政府的降低碳排放的长期规划中[17-18]，并且与其他基础模型一起用于全球气候变化政策的制定和讨论[19-20]。一部分基于自上而下的模型已经被综合的应用于评估全球
排放稳定性的模型假设[19，21]，还有部分模型对比分析了全球碳减排中政策创新、技术创新等核心要素的构成及其作用[22]。如E3MG模型(Environment Energy Economy Model at the Global Level)，一种基于区域工业投入产出结构基础上的宏观经济动态混合模型，模型综合考虑国际不同政策，企业和消费者行为的非均衡变化，以及创新等因素，评估区域预定年限内的碳排放水平[23]。
西方发达国家应用模型对气候保护模式与政策进行模拟计算。欧盟、美国、日本都通过政策模拟研究了对它们有利的气候保护模式与政策。以SRES模型为例，IPCC构建了SRES模型(Special Report on Emissions Scenarios)，但SRES模型把世界技术进步水平设定为同一标准，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相对落后的技术现实。同时，SRES模型形成于2000年前，不能准确反映当前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与特点，内容没有涉及碳交易、低碳技术采用，特别是如何保障经济增长的平稳，避免经济问题等内容，且基本上是针对气候变化经济影响评估的被动型分析模型[24]，与目前国际上的以宏观经济动力学模型为代表的主动型模型研究趋势不符。
3.3 碳补偿机制及其治理研究
碳补偿，碳交易以及其他关于缓解全球气候变化的研究引起经济地理学者的关注，特别是国际碳交易引起科技、国际政治、企业文化、媒体焦点、消费指数等各方的改变，成为研究重点[25-27]。关于碳补偿的地理学研究，主要集中于碳补偿机制及治理方面[28-35]。Bulkeley认为环境治理应该将政府和非政府的管理结合形成多样化的综合网络[36]，Liverman研究了自然的商品属性，认为从经济地理学的角度出发，环境治理的新模式应包括消费者、企业、环保组织等成员，核心是跨国合作[37]。
碳补偿的地域差异涉及复杂的空间关系，补偿的地理特性是温室气体在全球范围内增加又可以在任何地方实现减排。碳减排与其他很多资源和商品一样，在发达国家的“生产”成本高，而在一些工业化程度较低，森林碳汇资源丰富，清洁能源成本低，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更容易“生产”。碳减排作为一种资源，它的空间分布和应用价值具有特殊的环境、社会、经济和政治特质，这些特质被深入的发掘[38]，却很少关注碳排放在哪里减少，碳减排又是怎样转化为具有市场价值的商品，又是在哪里消费。
Adam和Liverman[39]探讨了国际碳补偿的治理，分析了治理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从规则和链接的复杂性两个角度，具体从碳减排，区域发展，“累积脱碳”能力三个方面对比研究了清洁发展机制和自愿碳补偿机制的治理结构的差异，以及碳补偿如何在国际市场上针对气候治理实现资本累积战略。他们介绍了碳补偿的环境经济地理学意义，包括碳补偿的起源，成为国际商品的过程。其中关键包括，碳补偿标准的确立，减排的量化，额度的分配，法律合同以及碳减排作为一般意义商品的市场价值。Adam 和Liverman重点研究：正式的CDM(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机制和非正式的VCO(Voluntary Carbon Offsets)市场机制。他们指出，补偿的政治经济学内涵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涉及排放额度、承担国际义务，获得补偿性的碳减排项目等方面出现极大的不平等(见表1)。
CDM机制由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主导，等级结构严密，背景知识复杂，且运行成本高，主要被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大国采用。具体由国企、大型碳排放交易企业，以及欧盟和其他国际和地区组织领导下的机构与企业实际运行。VCO方式规则简单，技术特征明显，在广大的地域空间内，个人、中小企业以及社会中其他致力于实现碳减排的个体都可以参与，具有大众性和网络的特征(图1)。
整体来看，两种机制对碳减排的附加利益和发展利益界定不清，剥夺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出售碳排放信用额度的权力，以及缺乏透明度和权力的共享，受到很大的争议。为了减少这些争议，必须建立规范的稳定的补偿市场，确立战略方向，制定CDM机制最高标准，确保VCO机制下自愿减排企业实际碳减排效果并获得减排利益。在英国，消费者的困惑和媒体的推动已经促使政府采取第一步措施引导国内VCO的发展[40]。
还有，更为严厉的批评认为以补偿的方式通过他人而非自己来实现减排是不道德的，应该是所有的个人、企业或者国家通过自身行动和技术进步来减少消费或者使用低碳技术。这种观点与在发展中国家可以实现更快，更经济，更多的减排，且具有更高的经济和生态意义的观点相对，否定了技术转移的作用，否定了落后地区潜在的可持续发展和减排项目的边际效应[41]。一个关键的问题是碳补偿是否可以被视为一种多元化发展的表现，在经济全球化，环境治理全球化背景下允许发展中国家或者地区选择符合自身发展要求的减排项目，在保障发展和利益的同时实现减排。
3.4 低碳经济的政府治理机制
在过去10年中，西方发达国家地方政府在促进城市社区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在政策制定中逐渐形成一种共识，地方尺度的项目能更有效的利用社会、经济和文化中的积极因素，这些因素肯定了居民在可持续能源使用方面的积极贡献，促进了居民更深入地参与关于可持续居住方式的政策的讨论[42]。因此，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社区尺度的碳减排措施比国家尺度的“顶层”设计的措施更有效果[43]。但Heiskanen认为社区主导的应对气候变化措施有着很多不确定因素，社区的行动存在更为广泛的制约因素，政策制定者不能制定一个同时兼顾社区日常管理与凝聚社会推动力的实现更可持续生活方式的理想的治理框架。此外，Redclift指出好的治理不仅仅需要顾客，更重要的是积极的“碳政治”的参与者。在社区内，在政策层面有效地兼顾需求的多样性与优先权的多样性是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核心挑战。
社区参与的理论基础是“社会资本”[44]。社会资本包括三个关键组成部分：社会网络，社会标准和社会认可。高社会资本作为社会信任和合作的一种形式，包括一系列内涵，如低犯罪率、良好的教育水平，政令畅通等。相关社会标准以及社会学习和说服理论(learning and persuasion theories)认为从社会网络，社区组织的内部凝聚力和动力机制中可以发掘很多促进区域发展的积极因素[45-46]。在社区通过现有的社会网络扩散信息，能有效开展诸如能源基础设施保护等项目[47]。这些积极的影响因子在社区向可持续和低碳的生活方式转变过程中起到关键的作用。Ebi和Semenza[48]认为可以通过制定和实施合理的社区尺度的碳减排项目，组织个人加入邻近的社区小组，使不同的小组联合起来，再与政府职能部门对接。通过鼓励集体参与的方式来加强社区尺度的“社会资本”，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整体来看，西方国家在低碳经济的治理模式上存在着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种思路，以自下而上为主，社区尺度的碳减排在整个国家的减排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对此，必须看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主要碳排放来源的差异，西方发达国家首要碳排放源是居民住宅建筑、其次是交通，然后才是产业经济活动。因为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已经发展到后工业经济阶段，加之全球范围内的高排放生产转移外出，单位GDP的碳排放量少。而在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首要碳排放源是产业经济活动，其次是交通，然后才是居民住宅建筑，这是由于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和企业主体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位置决定的。
3.5 碳税体系研究
关于碳税的研究，国外学者重点研究了不同国家的碳税体系特点以及实际的碳减排效果[49-51]。除此之外，学者研究了碳税对产业或者企业竞争力的影响[52-55]，碳税对国家或地方政府税收分配的影响，以及对环境的影响[56-57]，对碳税有效性的争议[58-60]。其中Ellerman和Joskow认为相对于贸易体系，碳税缺少政治可接受性，碳交易体系比碳税更能直接表现利益的改变，使补贴或者其他成本相关机制发挥作用，抑制成本上升。碳交易体系可以通过拍卖排放额增加税收，补贴低收入消费者。
碳税与其他政策的互补作用，也受到学者和一些政府部门的关注。政府为了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实现全面的碳减排，除了碳税政策，还有一些辅助性政策(见表2)。如农业或者贸易规则等。例如挪威碳税体系覆盖了68％的排放，占全部温室气体的一半。同时，挪威加入欧盟碳交易计划(ETS)，将其35％—40％温室气体纳入交易范围，使部分气体减少一半以上[61]。瑞典、芬兰加入欧盟碳交易计划，同时使用ETS和碳税[62]，另外，芬兰制定了建筑编码管理规则，废物治理政策，交通工具税率基础管理和年度税收管理规定。
3.6 碳足迹的界定与评估
目前国外碳足迹研究主要关注特定产品、企业或者组织的碳排放量多少，且在多数研究中碳足迹等同于，但对于碳足迹的概念界定还没有统一。Geoffrey[63]指出碳足迹的特性实质是个人或者行为产生的“碳重量”，Haven认为碳足迹是产品在生命周期里，包括原料、生产、运输、使用和回收，产生“碳重量”的综合。Eckel[64]则认为在此基础上，还应该加上每一个环节交易过程中产生的“碳重量”。除此之外，一些企业、咨询机构，政府部门也给出了他们自己理解的碳足迹内涵。在英国，政府明确指出产品的碳足迹只包括与产品直接相关的投入、产出以及生产过程，而间接联系的碳排放，如工人上下班过程产生的碳排放不包括在内[65]。在其他一些碳足迹评估方法中，以产品的生命周期进行评估的思想受到肯定。有学者[66]指出，在全球足迹网络中，碳足迹是生态足迹的一部分，被认为是“化石能源足迹”的一种表现，是“土壤”(储备)的一种客观要求。后者作为形成生态承载力的条件，吸收化石能源燃烧形成的。
3.7 低碳城市的发展模式研究
国外不同学者对低碳城市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学者研究了城市生活与能源消费结构的关系[67-68]。Edward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城市的碳排放量计算模型及其应用分析，从碳排放的经济学角度对美国10个典型大城市中心与郊区单位家庭采暖、交通、空调及生活能耗进行了实证研究。Chris以英国家庭为例，把生活支出及各种物质的消耗定量化，并转化为排放，以数据形式展示了家庭生活碳排放的未来情景及低碳化生活方式的迫切需求。在城市碳排放综合构成方面，学者探索了城市主要的碳排放来源[69-70]。他们立足于本国现实条件，从城市碳排放构成要素角度系统分析了不同国家，不同城市的碳排放构成，从经济发展与能耗之间的关系分析制约城市低碳发展的4个关键要素：建筑、交通、产业、消费的碳排放趋势，运用情景分析法预测未来发展的可能模式。Sadownik和Jaccard指出通过城市土地利用、建筑设计及交通引导政策的执行，可以实现城市排放量减小到预期情景。
同时，碳排放与城市密度与城市空间结构密切相关，相关研究集中在交通及城市密度有关的能耗及排放上。交通对城市碳排放量所起的关键作用，城市社区结构与密度对城市碳排放量所起的关键作用，已经被大量城市蔓延的定性研究所证实[71]。交通与距离有关，而城市密度与土地利用有关，土地开发的高密度及通勤距离的缩短必然要求城市空间的紧凑发展，但不同的社区发展中，城市中心高密度混合化社区与城市郊区低密度单一功能化社区对于小汽车交通的需求、城市基础设施及生活消耗完全不同。城市集中或紧凑到一定程度，会带来聚集不经济，交通能耗增加、生活成本及基础设施的使用成本提高。
综合来看，学者的研究在分析交通能耗与城市密度的关系上，在检验城市结构、功能分区以及产业结构分布上，对于高密度发展多大程度上能够达到综合碳排量平衡，并没有给出具体的研究方法及量化指标[72]。对于高密度状况下的城区，交通拥挤造成的多余能耗及排放相与远距离汽车交通的排放的比较，以及城市空间紧凑与综合排放的降低之间的关系没有说明[73]。对于城市密度与城市环境影响程度之间的关系缺乏定量的研究[74-75]。
4 评价与展望
4.1 评价
国外低碳经济的研究表现出以下特点：重视实践研究，西方学者基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广泛共识，低碳经济是可持续发展思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深化，对低碳经济的理论探讨较少，更多的研究是针对国际、国家、区域不同尺度地区的低碳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具体探讨。在研究的方法论上，大量应用各种数量模型，但当前区域低碳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研究应用的预测模型，能源模型以及建立在这些模型基础上的制度设计、政策制定主要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能正确反映当前世界经济新格局下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与特点，模型、政策、机制的适应性存在一定问题。在具体研究对象上，侧重于低碳经济的某一特定领域，而对于基于低碳的区域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整体讨论较少，具体研究内容偏重于区域模拟、制度设计、政策制定以及具体区域的低碳建设，对低碳技术的创新与扩散关注较少，对狭义低碳产业关注较多，而对广义的低碳产业体系关注较少。
4.2 展望
研究设计符合发展中国家国情的区域碳排放评估预测模型，能源与气候变化政策关系模型等。预测模型与政策模拟研究是分析区域低碳发展基础与目标的关键，主要发达国家都通过政策模拟研究了对它们有利的气候保护模式与政策，在全球气候谈判、机制与政策设计中占主动。而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需求的模型设计与政策模拟，以及与发达国家的平衡是今后关注的重点。区域可持续发展是一个综合性研究命题，低碳经济对于区域发展模式产生怎样的影响，影响的机制及途径，对于新型发展模式的评价指标的构建，以及低碳经济对经济地理学传统理论，如区域发展动力机制、跨区域合作理论、城市空间规划理论等带来的影响及其可能的理论重构成为关注的热点。低碳经济作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思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深化，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是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西方低碳经济研究表现出明显的学科交叉性，研究中涉及非地理学的知识和技能运用，涉及社会学、生态经济学、系统科学、环境科学、伦理学、区域公共管理等不同学科知识，涉及能源、工程、建筑等不同领域，多学科、多角度的综合集成研究是低碳经济研究的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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