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本位的回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位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11—4721（2000）—01—0020—23
20世纪90年代（以下的年代，均指20世纪。为行文方便，不再注明），随着市场经济推动下的文化转型中知识分子地位的边缘化，一批中国学人站在“新保守主义”、“新理性主义”、“新批判主义”〔1 〕的立场上开始了对于80年代学术界思潮林立、主义风行的繁盛时代的深刻反省。这里的反省首先是从对于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依附性以及“精神失语”症开始的。90年代之后，曾作为现代性文化“启蒙者”的知识分子，从激进主义的热情膨胀中走出，反现和审视自身的文化角色，从中发现了自己存在方式的依附性以及由此而来的人文学术的独立话语的缺失。他们看到，长期以来，知识分子并不是在说自己的专业话语，它总是在意识形态的框架内鹦鹉学舌般重复着政治伦理之类的话语。独立的话语方式的缺失正缘于独立的生存方式的缺失。中国知识分子向来没有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始终摆脱不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制约，同时知识分子没有自身的知识话语因而无以显示自身的存在。因此，这批知识分子期待着在日趋多元的社会文化网络中，在知识分子文化日益边缘化的90年代，改变以往人文学术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知识谱系，建构自我存在的独立形态，完成一次从政治意识形态中“胜利大逃亡”的突围表演。将意识形态化的学术转换成为人文和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学术，转换为非意识形态的精神创造，逐渐成为一代中国学人的自觉追求。有的学者强调“文学理论的自主性”：“当今文学理论的现代性的要求，主要表现在文学理论自身的科学化，使文学理论走向自身，走向自律，获得自主性；表现在文学理论走向开放、多元与对话；表现在促进文学的人文精神化，使文学理论适度地走向文学理论批评，获得新的改造”。“我国文论所要求的自主性，是要从政治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获得自身的独立性，使文学理论成为文学理论，明白自身的学理”〔2〕。
于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民间性的学术空间开始形成。正如徐友渔在他的《学术范式的转换》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在80年代，人们的学术旨趣、立场观点是不大分官方民间的，上下各方的分野都是改革或保守、新与旧。现在（90年代之后）两套学术范式分野清晰而又并行不悖，两种话语体系的对应性、相互通约性大大降低，而几乎所有有意义的学术争论都以民间学术话语进行。民间性的特点是，问题的提出和争论的结局具有自发性，依自身的生命力而自生自灭……而最令人欣慰的，是没有学术之外、凌驾于学术之上的裁决者。”〔3〕（P8 ）知识分子独立空间的获得，使得人文话语真正面对人类精神文化之事物，而不再以牺牲自己的独立存在去保持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同步运转。80年代的中国学术虽然摆脱了革命大批判的裹挟，但是现代性启蒙的历史使命仍然赋予它鲜明的意识形态代言人的身份；而90年代市场经济下的文化语境消解了启蒙的对象和主体的启蒙意识，物质至上、道德滑坡的社会现实敲响了重审现代性的警钟，知识分子的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启蒙者身份也由此被取缔，严酷的现实迫使一代中国学人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方式，调整自己的方向和目标，在时代文化的边缘上寻找新的角色定位。在90年代的许多学者看来，学术的边缘化正是中国学术走向独立的开端，是学术的当行本色的回复。于是，一批没有政治背景，也不管热潮风头的中国学者，按照学术自身的惯性和法则悉心耕耘在自己的学术园地中，一种相对独立的民间学术群体开始形成。从90年代初起，北京就陆续出现了十多种以书代刊的学术刊物。它们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在80年代以前思考的前提和出发点进行了批判性反思，诸如“启蒙”、“理性”、“现代性”成为这些民间刊物冷静地检点和清理的对象。其中有最具学院气的《学人》和一批青年博士生组织创办的《原学》、《原道》；有注重思想文化史研究的《中国文化》；还有邓正来领衔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等等。他们所关注的不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旋律的东西，也不是市井的消闲文化所关心的问题，而是一些与民族和国家的未来有关的学术文化问题。他们也不再满足于80年代那种粗糙的“文化批判”，而是以一种更为深沉和严肃的态度反思传统文化，并悄悄地进行着学术文化的反省与建设。正是在这批民间学者的默默努力中，过去那种意识形态化的学术开始向人文或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学术、向非意识形态的精神创造转换。
这批学者以学术研究的方式审视、理解和反省自己的生活，并审视和反省着指导自己用以审视生活的“思维模式”。他们认真地清理自身所运用的“知识谱系”，将自己在80年代种种风潮中的信仰对象转换成为冷静反思和研究的对象。主张“以科学的学术规范”，“以探讨学术问题的方式来解决历史和现实的理论问题”，“形成一条注重学理与思想的传统”，“集中当代学人的智慧，推动中国的文化建设”〔4 〕。在这里，“退居书斋”的选择及相对独立的民间学术群体的形成，不仅大大淡化了人文学术的意识形态从属性，为在市场文化条件下无所归依的中国知识分子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停泊地，而且为90年代人文科学领域反省西学，清理80年代学风，提供了现实及学理的依据。
90年代传统文化的全面复兴，起因于中国学人对于西方文化思潮这一作为“现代性”之象征的重要的理论参照系的审视和质疑。
80年代，当中国人从“文革”的文化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中走出之际，“现代性”追求既体现着整体社会的全民意志，也成为“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文化新启蒙的鲜明旗帜。那时，随着中西方政治、经济的交往，学术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西方思想文化的新老学说也被争相“引进”，崇尚西学、摆脱传统成为80年代文化思潮的主导性倾向。现代性作为一个民族富强、进步、科学和民主的代名词，曾经是一百多年来中国的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所追求的目标。新时期以来，现代化作为中国的基本国策，仍然标志着整个社会生活的主流和方向，科学、民主作为新启蒙知识分子启迪民智的利器产生了广泛而强烈的效应。科学在全民的社会生活中被确认为第一生产力，弘扬科学反对迷信和愚昧也成为整体社会意识形态的共识。借用西方先进的现代思想文化去肃清中国传统文化的“余毒”，在当时似乎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和神圣责任。在言必称西方的西学热潮中，中国传统文化被视为一切丑恶现象之源出的“酱缸文化”遭到无情的批判。总之，“扬西抑中”构成80年代中国学界的总体理论导向及趋势。
然而，斗转星移，80年代中国社会所普遍认同的“西”味儿甚浓的现代性的价值标准，在90年代的中国学界却蜕变成为某些知识分子反思、质疑甚至是批判的对象。在有些知识分子特别是有些人文知识分子看来，现代性的单一追求最终导致了人文精神的“失落”和道德伦理的“滑坡”，知识分子面对与自己的初衷相违背的现实，其启蒙心态受到了无情的嘲讽。他们认为科学似乎是以可怕的力量“压抑”和“扼杀”人文精神，将人类置于一个物质程序化的没有诗意生命的世界；同时他们意识到以民众的导师自居的现代激进主义启蒙心态带有很大的虚妄性，并且发现西方的现代性作为西方特有的文化产品难以成为世界的共同价值和普遍法则，认为应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决定对西学参照系的取舍。对西方现代性的检示和质疑，使一些中国学人特别是“新保守主义”者重新反思和肯定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
“国学”的再次被提倡并且在90年代能够形成趋势和气候，与中国社会的整体意识形态对于爱国主义及文化民族主义的倡导密切相关。“反抗西方文化霸权”的爱国主义在90年代作为文化语境的总体意义指向，为中国社会的新的价值体系的重建以及全民意志的整合提供了必要的思想轴心和精神纽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爱国主义构成了90年代中国意识形态产生的基本背景；而它在文化含义上又是与中国传统的文化资源相互关联的。于是，某些中国知识分子的“回归国学”的民族主义选择便在这种新的历史所给定的文化语境中，得到鼓励和呼应，并显示出它的重要的文化意义。“退回书斋”的学术研究也为民族传统本位的意识形态重建，提示出厚重的文化根基和学理依据。从这个角度讲，原本想回归学术之本位、脱离与意识形态的依附关系的中国知识分子，又无意中被特定的历史语境所给定的意识形态思想轴心带入整体时代文化的思潮旋涡之中。
“国学”研究在90年代之所以能够形成热潮，原因还在于历史对于80年代“文化批判”之矫枉过正倾向的一种修正和制衡。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清醒地看到，将中国现实中的一切丑恶现象都与传统文化挂起钩来，是对传统文化的莫大误解；传统文化中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不仅不可以否定，而且是应当大力弘扬的。正如张岱年所指出的：“国民性中有劣根性，是否也有‘良根性’呢？”他强调“中华民族也有自己的民族精神”——“一方面是自强不息，永远运动，努力向上，决不停止；另一方面也要包容多样性，包容不同的方面，不要随便排斥哪一个方面”〔5〕。庞朴也表述了与张岱年相近的思考， 他在《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论纲）》中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为本”、“天人合一”、“人人在道德面前平等”、“反功利主义”、 “情理结合”的人文精神〔6〕。老一代理论家对于传统文化的重新估价引发了一批青年学者的呼应。陈平原在他的《林语堂的审美观和东西文化》一文中就感悟道：“彻底西化是不可能的……中国人迟早总得向传统回归。”他认为“林语堂批判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与政治理想而颂扬中国传统的生活态度和情感方式”的选择是很值得研究的〔7〕。 李书磊则在他的《温和的主义》一文中指出：“我们不能不承认用激进的方式来改造旧文化是失败的……我重新估价新文化运动中这被长期忽略的另外一派：温和主义。温和主义也是一种宽容主义……也许只有温和主义才能给新文化带来最后胜利。”〔8〕产生于80年代后期的“重新发现传统”、“理解传统”、 “捍卫传统”的呼声，表达了中国学者面对“反传统”思潮挑战所采取的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价值立场。他们也从学理上阐释了传统文化的不朽性和当代性，从而努力为90年代传统文化的复兴提供文化及学理支持。
中国知识分子复兴传统的意向一方面受到了来自海外的“新儒学”的启发，另方面又得到了海外“新儒学”的呼应，从而拥有了较为复杂的时代背景以及历时的和共时的文化蕴涵。亚洲“四小龙”崛起所引发的关于“儒家资本主义”的讨论，开启了建构新文化的新思路；而国内现代化进程中西化倾向所带来的问题又在不断唤起中国学人的思虑；同时由对80年代“扬西抑中”以致否定传统文化的倾向的反弹所引出的90年代的“国学热”，也愈来愈显示出传统文化研究的意义。于是，复兴传统的文化思潮开始浮现于中国当代文化格局的风云际会当中，以一种温柔敦厚、中和宽容的长者风度去消融“反传统”思潮的偏激。传统的文化典籍以及学界的“钱钟书热”、“陈寅恪热”也随之悄然升温。关注和研究传统文化尤其是复兴和弘扬儒家学说被90年代大陆学者作为经世致用、促进中国现代化和解决现代性困局的理想途径。摆脱西方语境，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话语的文论自觉也正是在此复兴传统的文化思潮中逐渐蔚成景观。
然而，仅仅“回归国学”、“捍卫传统”，就能够找到解决现实的文化问题和文论问题的出路吗？如果说80年代某些学者的“扬西抑中”具有片面性；那么90年代某些学者的“扬中抑西”就正确吗？其实，我们认为当下最需要的是立足于90年代的社会现实、文化现实、文学现实、文论现实，进行中西融会、古今结合的研究。研究中国的学术文化，离不开与西方的学术文化的关系；同样，研究西方的学术文化，也离不开与中国的学术文化的关系。叶秀山指出：“中国的现代社会，总是在不同的方式下，或不同的程度上和西方的世界产生各种交流、交往，西方的学术文化冲击着我国传统的学术文化，我国传统文化迎接着西方文化的挑战，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大形势、大事实。这种文化上的撞击，加重了中国学者的任务：研究中国学问的，要懂得西方学问，研究西方学问的，也要懂得中国学问，而两边的学问都是浩如烟海，源远流长，现今的学者比起古人来，有着双倍任务。实际上，我们的老师这一代学者，像冯友兰先生、金岳霖先生、贺麟先生等等，都是学通中西、兼学中西的。”〔9〕
收稿日期：1999—09—20